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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斗地主中我的胜局任务那颗心老闪，我的任务也完成，说有一银宝箱，可是宝箱在哪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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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源：CFP图新闻背景： 骆家辉要走了。明年初，他将告别中国。 自从2011年3月被奥巴马提名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骆家辉一直成为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东方的外表下，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的奋斗经历被认为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他又喜欢，甚至推崇东方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中国民众寄托了两种情绪。一方面，中国的网民称赞他清廉，并以此鞭策自己的官员；另一方面，骆家辉对中国的批评引发抨击，也有人怀疑他在作秀。 在喜爱和敬佩、猜测与指责等复杂的情感中，骆家辉这段充满争议的大使之旅即将结束。回顾两年中国之行，他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骆家辉的告别来得如此突然，几乎毫无征兆。 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骆家辉还发了言，“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6天之后传来了他的离讯，据中新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于11月20日上午发表告别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骆家辉表示，自己明年初就将去任——事实上，骆家辉早在面见奥巴马时便告知他，自己决定2014年年初卸任，回到西雅图，与家人团聚。 骆家辉在声明中称，担任驻华大使是自己一生的荣耀，他向奥巴马致以感谢，感谢其给予自己在北京的机会。“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是第一个担任此职位的华裔。为美国帮助管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一个巨大的、有回报的挑战。代表美国在中国居住对我的家庭也是令人激动的特权。” 骆家辉日出生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祖籍广东台山，1997年至2005年曾出任美国华盛顿州州长，2009年5月至2011年8月任美国商务部长。2011年，奥巴马在骆家辉作驻华大使时就曾表示，作为一位中国移民的后代，骆家辉是“继续推动美中合作的恰当人选”。 骆家辉称，“我对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人员在中国的工作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在一起代表美国人民共事，为中美关系作出贡献”。 他对其任期内的工作充满自豪：“我们致力于通过提高美国对华出口来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为美国企业打开更多的市场，增加中国在美投资。通过将签证获取的等待时间从历史最高的70至100天降至3到5天，我们得以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到美国的商务和观光旅行的数量。”。 离别之际，这位华裔大使对中美外交的未来寄语祝福——我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增强。尽管我们的双边关系相当复杂，我相信两方的领导能够处理好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为不仅仅是中美两方，而是整个世界带来益处。 11月14日，北京举行的一次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骆家辉正在发言。来源：新华网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年前。 日，骆家辉作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抵华，顿时成为当日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记者云集。此前，骆家辉到来的消息已经钓足了中国媒体的胃口——登机前，骆家辉拿着优惠券，背着书包，牵着孩子在机场星巴克买咖啡的照片，早已通过社交网络传遍中国。更何况，这次穿越半个地球，近9000公里的飞行，骆家辉全家坐的都是经济舱。 当晚，走出机场时，骆家辉身着休闲装，装着双肩包，一家五口人各提行李……面对扑面而来的镁光灯，骆家辉略显惊讶。 首次引发关注，骆家辉凭借的不是职务上的表现，而是个人风格。 此后，骆家辉在媒体面前一直保持着轻松、随意的风格，一种“美国式”的简单。 到中国后不久，骆家辉便跟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起，到北京街边的小吃店品尝。一边吃着小吃，他还不忘跟中国民众唠唠嗑。 同年9月，骆家辉邀请童话大王郑渊洁一起，看望打工子弟和孤儿。见面会上，骆家辉和郑渊洁向他们赠送《童话大王》，还鼓励打工子弟继续接受教育。 骆家辉带着全家去长城游玩。他们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混迹于普通游客间，游长城、坐缆车…… 骆家辉的每一次出场都受到了关注。让人们尤为惊叹的，是2012年4月骆家辉参加海南博鳌论坛时，他拒绝入住会议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原因是：该酒店价格超出了美国政府所允许的差旅费用3倍。 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时事上。2012年起，美领馆开始每天发布自己测出的PM2.5数据，这对PM2.5监测进入中国客观上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对此，骆家辉自己的解释是：美领馆提供PM2.5的信息，是为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还有其他在北京的美国人。 然而，这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意。“我认为是中国人把PM2.5的数据传播开来。很多人发微博，全北京都知道了，也传遍了全国。”骆家辉说。 曾经代表亚洲人向奥巴马发问的央视记者芮成钢，则调侃地询问骆家辉：“乘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美国欠了中国的钱？” 向骆家辉提问前，芮成钢就曾发微博称，骆家辉在有意地展示自己，“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后来，芮成钢把这番言论解释为幽默。当然，在幽默背后，藏着人民对“官吏清廉”的渴望。 有评论认为：如果说，骆家辉把自己塑成了一面镜子，那么透过这个镜子，中国人看到更多的是自己——官员必须乘坐公务舱、走VIP通道，而且以之为应然和正当的背景，才会显出一个大使乘坐经济舱的可笑。 至于骆家辉的风格，到底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自然风格的体现，至今仍有争论。但无论如何，他作为一个国家代表体现出“去官化”特征——重要官员以轻松的生活化方式出场，这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宣传。 2011年8月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携妻儿出现在北京的大使馆官邸。来源：CFP图。 骆家辉之所以引发如此的关注，与他的华裔身份分不开——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与美国驻华大使身份间的反差，让中国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化学反应。 作为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他会一点粤语，但普通话不行。他上了两年中文课，因为常把粤语和普通话搞混，老师很生气，他考试也没通过。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被要求说几句中文，骆家辉都会拒绝：“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否则）我绝对不会说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严谨的外交官，其奋斗历程也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他出使到这片祖先的土地，（却）认为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好处：“我不会说普通话的事实或许能提醒人们，我代表的是美国。” 在美国政坛，骆家辉被视为“温和派民主党人”。不少民主党人士曾经批评他接受共和党所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包括“不开征新税种”和“减少州府开支”等。 此外，骆家辉亦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较“亲商”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在削减公共经营开支的计划书中则有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解雇数千个州政府公务员、削减州立医疗保障范围、冻结绝大多数州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以及减少疗养院和残疾人士发展计划的数目。 然而，他又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者。 他的办公室里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墙上挂着孔子第73代孙的墨宝，上面写着繁体字“龍”；鼠标垫上，依然是龙的图案；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件瓷盘，盘子四围以及盘底，都画着龙。 此外，还有中国画屏风、大如意摆件、竹简上书孙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书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中国元素充满整个空间。他的书架上甚至有“考古”字样的书籍。 骆家辉说，自己以身为华裔为荣，几千年来，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指南针、钟表、印刷、火药……他为此感到骄傲。 与他对话时，你能随时感觉到他对中国的关心。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他说：“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骆家辉口中永远挂着美国梦：“我是个美国人，我也为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希望、机会、平等，为我们的创新、民主以及美国为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就像两种文化的联合展示。” 骆家辉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很旧的风筝。这是1988年骆家辉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买的。骆家辉一直把它挂在办公室，2011年又把它带到中国。25年过去了，风筝已经褪色，绸子也开始皲裂，但骆家辉依然舍不得扔掉它。 明年初，骆家辉又将带着这只风筝一起回到美国，留下的，是一道熟悉而陌生的背影。 日，骆家辉回到故乡台山市水步镇吉龙村，在祖屋门口，与村中的叔伯婶姆、父老乡亲合影留念。来源：《江门日报》,导读我叫闫峰，呼和浩特人，今年37岁。18年前，因为一起奸杀案，我和工友呼格吉勒图一同被警方问话，之后不久，呼格吉勒图被枪毙了。 多年来，我从来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好兄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那时候一定死死拽住他，不让他去报案。 我从来不信他是杀人犯，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案子有个真相，还我兄弟一个公道。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日，呼和浩特天气不错，我和呼格吉勒图在厂里，当天班次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图同一批进入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做卡烟工人。晚上8点多的呼市，挺冷，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我们穿着蓝色牛仔工作服，一块去小饭馆，点了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一人喝了一个二两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钱。那时，我俩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关系特别好。吃完饭，我让呼格吉勒图去买两块泡泡糖遮遮酒气，我先回厂子。没过多久，呼格吉勒图回来了，扔下两块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机床，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呼格吉勒图又折回到我的机床说，“跟我出去一趟。”“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别问了，走吧。”我没多想，就跟着他走出工厂，一直到毛纺厂的女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说，刚才回家取钥匙，路过女厕所，听见有人喊里面出事了。我比较内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诉呼格吉勒图，“天这么黑，厕所也没灯，巷子也黑，咱俩就别进女厕所了。”正当我们商量的时候，有两位老太太进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俩老太太就出来了。我告诉呼格吉勒图，她俩什么事都没有，肯定里面没事儿。呼格吉勒图说肯定有事儿，非要让我跟他去看看。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喊了俩嗓子，听见没动静，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露着下半身的女尸。我俩吓得掉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站我身后，跑的时候在我前面。跑到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说，“快别报了，咱们回吧。”呼格吉勒图坚持进了治安岗亭，拉着警察走向女厕所。当时治安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俩老太太也去报案了。呼格吉勒图就让我回厂帮他请个假，我就回车间了。把情况向烟厂领导汇报后，我回到了车床和同事聊这个事儿。大概10点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来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带走了。上了警车后发现，呼格吉勒图也在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呼格吉勒图安慰我说没事儿，我当时啥话也没说。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挺麻烦的。”到了新城分局后，我们就被分别带进相邻的审讯室。警察开始问我事发经过，。一名警察问完后，又来了一名警察，详详细细地再问了一遍。最后同一问题，大概问了10来遍。警察给我递了一根烟，虽然我口袋里装着烟，但我当时害怕得一动不动，更别提掏烟了。他问我看没看过黄色录像带，我回答说没看过。当时太害怕了，就算我看过，我也会说没看过。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我隐隐觉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脑子都要炸了，头发也立起来了。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个屋子睡觉。我睡在沙发上，披着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图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请示领导之后，警察告诉我说先回去，以后随叫随到。我从新城分局出来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图家，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一遍。头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说下，当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挨打了，第二天拷起来了。她妈听完焦虑得不行，念叨着“你管这些闲事儿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2.“我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他跟我说啥。”在那之后没多久，这事见报了。（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大篇幅报道，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称呼就是真正凶手）。整个卷烟厂都轰动了。当时我的亲戚都在卷烟厂的领导部门工作，见到我就说，“你是愣还是精明？你看你身边天天处的啥人，还跟着去瞄女厕所。”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稿子里说“（呼格吉勒图）有三四次藏在厕所的后坑里，看过女人拉屎拉尿……”但厕所的化粪池有2米多深，谁会没事跳进去偷瞄。稿子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进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的？我一遍遍地向亲戚、朋友解释，报纸上都是瞎写，跟当时的事情经过都不一样。我把我的经历原原委委说了一遍，但没有人相信。从那以后，我在工作时，就会有别的车间人跑过来问，“哪个愣货跟人家去瞄女厕所？”我再没见过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庭审、公审乃至执行死刑，我都没去看，我怕到了现场心里难受。死刑执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活在压抑之中。我曾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道他跟我说啥，我就感觉到他活着。第二天梦醒了，我就特别难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场，或者去朋友家或者当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场。 3.“这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卷烟厂的工作是亲戚介绍的，出事了人们指指点点，我感觉对不住亲戚，那年5月份，我从卷烟厂辞职了。这让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机遇。虽然那时在厂里是临时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图都是最早一批的临时工，每个月能赚200多元钱，比一些单位的正式工的工资还要高，月底烟厂还会发10元一条的钢花和20元一条的大青山。要是能转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元，奖金能拿四五百，发4条钢花、2条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图当时特别羡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结果出了这事，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人生，辞职后，我四处打零工：在浴池给人当服务员，工地上当苦力，玻璃厂做工人……现在我在物业工作，快40了还在单身，一个月赚2000多，基本都贴补了父母，几乎没有积蓄。有时候想想，这种活法还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丢下我爸妈。我妈妈小时候赶上脑膜炎，打青霉素过敏损害了听力和表达能力。现在老两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爷姥姥家。这么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在卷烟厂的时候，我和呼格吉勒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吃饭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时候会结伴去录像厅看录影带，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看洪金宝的武打片。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我俩现在最起码已经是正式工，一个月赚七八千，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现在没事儿干就领着孩子坐在一块喝点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过得多幸福。现在想这些也是白想。这些年，我见到警察都躲着走，“好好的做人，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抢劫了，只要我身上没受伤，我都不会报警。尽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烦。 4.“人生能重来，我一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去报案。”我记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当年的事重问我一遍。他问我，“最近有人找过你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来找你，你有啥想法没？”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就反问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案子闹错了？”警察沉默了一下说，“你回去吧，这件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有啥事还会找你。”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日，一个名叫赵志红的连环杀人犯落网，据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烟厂附近一个旱厕奸杀一名女性。我当时一下就蒙了，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发生两起一模一样的案子。一年后，赵志红主动写了《偿命申请书》，承认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凶手。知道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呼格吉勒图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我也被误会了这么多年。那时候，只有几家媒体过来采访，影响力不如现在，但是周围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这事。我当时特别高兴，以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没想到一拖这么长时间。直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审的消息。这次的媒体力度真是太大了，现在手机上、电脑上，到处都是消息。除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得到关注，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但媒体的报道太多，也会有一些困扰。有家媒体来找我做视频采访，我说把脸部打上马赛克，但他没给遮，就播出了，我常去的理发店老板就把我认出来了，“你就是网上那个人吧？”网上说啥的都有，有说我该要赔偿，要说我没想过赔偿的问题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让官方公布呼格吉勒图案真相。对我来说，这件事在心里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再提起来，确实挺委屈的。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还他们家一个公道，问问当年这些警察为啥要这样做，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我没被抓是因为出卖了呼格吉勒图。我想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要瞎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闫峰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出卖过呼格吉勒图。难道我说把谁枪毙，警方就把谁枪毙了？当时主要证据不在于我的口供，而在于指甲里的血迹和他的口供。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还要和呼格吉勒图做好哥们，但那天我一定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进女厕所，不让他去报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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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我叫闫峰，呼和浩特人，今年37岁。18年前，因为一起奸杀案，我和工友呼格吉勒图一同被警方问话，之后不久，呼格吉勒图被枪毙了。 多年来，我从来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好兄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那时候一定死死拽住他，不让他去报案。 我从来不信他是杀人犯，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案子有个真相，还我兄弟一个公道。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日，呼和浩特天气不错，我和呼格吉勒图在厂里，当天班次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图同一批进入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做卡烟工人。晚上8点多的呼市，挺冷，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我们穿着蓝色牛仔工作服，一块去小饭馆，点了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一人喝了一个二两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钱。那时，我俩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关系特别好。吃完饭，我让呼格吉勒图去买两块泡泡糖遮遮酒气，我先回厂子。没过多久，呼格吉勒图回来了，扔下两块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机床，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呼格吉勒图又折回到我的机床说，“跟我出去一趟。”“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别问了，走吧。”我没多想，就跟着他走出工厂，一直到毛纺厂的女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说，刚才回家取钥匙，路过女厕所，听见有人喊里面出事了。我比较内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诉呼格吉勒图，“天这么黑，厕所也没灯，巷子也黑，咱俩就别进女厕所了。”正当我们商量的时候，有两位老太太进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俩老太太就出来了。我告诉呼格吉勒图，她俩什么事都没有，肯定里面没事儿。呼格吉勒图说肯定有事儿，非要让我跟他去看看。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喊了俩嗓子，听见没动静，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露着下半身的女尸。我俩吓得掉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站我身后，跑的时候在我前面。跑到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说，“快别报了，咱们回吧。”呼格吉勒图坚持进了治安岗亭，拉着警察走向女厕所。当时治安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俩老太太也去报案了。呼格吉勒图就让我回厂帮他请个假，我就回车间了。把情况向烟厂领导汇报后，我回到了车床和同事聊这个事儿。大概10点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来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带走了。上了警车后发现，呼格吉勒图也在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呼格吉勒图安慰我说没事儿，我当时啥话也没说。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挺麻烦的。”到了新城分局后，我们就被分别带进相邻的审讯室。警察开始问我事发经过，。一名警察问完后，又来了一名警察，详详细细地再问了一遍。最后同一问题，大概问了10来遍。警察给我递了一根烟，虽然我口袋里装着烟，但我当时害怕得一动不动，更别提掏烟了。他问我看没看过黄色录像带，我回答说没看过。当时太害怕了，就算我看过，我也会说没看过。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我隐隐觉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脑子都要炸了，头发也立起来了。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个屋子睡觉。我睡在沙发上，披着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图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请示领导之后，警察告诉我说先回去，以后随叫随到。我从新城分局出来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图家，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一遍。头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说下，当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挨打了，第二天拷起来了。她妈听完焦虑得不行，念叨着“你管这些闲事儿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2.“我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他跟我说啥。”在那之后没多久，这事见报了。（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大篇幅报道，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称呼就是真正凶手）。整个卷烟厂都轰动了。当时我的亲戚都在卷烟厂的领导部门工作，见到我就说，“你是愣还是精明？你看你身边天天处的啥人，还跟着去瞄女厕所。”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稿子里说“（呼格吉勒图）有三四次藏在厕所的后坑里，看过女人拉屎拉尿……”但厕所的化粪池有2米多深，谁会没事跳进去偷瞄。稿子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进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的？我一遍遍地向亲戚、朋友解释，报纸上都是瞎写，跟当时的事情经过都不一样。我把我的经历原原委委说了一遍，但没有人相信。从那以后，我在工作时，就会有别的车间人跑过来问，“哪个愣货跟人家去瞄女厕所？”我再没见过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庭审、公审乃至执行死刑，我都没去看，我怕到了现场心里难受。死刑执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活在压抑之中。我曾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道他跟我说啥，我就感觉到他活着。第二天梦醒了，我就特别难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场，或者去朋友家或者当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场。 3.“这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卷烟厂的工作是亲戚介绍的，出事了人们指指点点，我感觉对不住亲戚，那年5月份，我从卷烟厂辞职了。这让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机遇。虽然那时在厂里是临时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图都是最早一批的临时工，每个月能赚200多元钱，比一些单位的正式工的工资还要高，月底烟厂还会发10元一条的钢花和20元一条的大青山。要是能转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元，奖金能拿四五百，发4条钢花、2条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图当时特别羡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结果出了这事，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人生，辞职后，我四处打零工：在浴池给人当服务员，工地上当苦力，玻璃厂做工人……现在我在物业工作，快40了还在单身，一个月赚2000多，基本都贴补了父母，几乎没有积蓄。有时候想想，这种活法还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丢下我爸妈。我妈妈小时候赶上脑膜炎，打青霉素过敏损害了听力和表达能力。现在老两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爷姥姥家。这么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在卷烟厂的时候，我和呼格吉勒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吃饭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时候会结伴去录像厅看录影带，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看洪金宝的武打片。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我俩现在最起码已经是正式工，一个月赚七八千，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现在没事儿干就领着孩子坐在一块喝点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过得多幸福。现在想这些也是白想。这些年，我见到警察都躲着走，“好好的做人，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抢劫了，只要我身上没受伤，我都不会报警。尽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烦。 4.“人生能重来，我一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去报案。”我记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当年的事重问我一遍。他问我，“最近有人找过你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来找你，你有啥想法没？”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就反问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案子闹错了？”警察沉默了一下说，“你回去吧，这件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有啥事还会找你。”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日，一个名叫赵志红的连环杀人犯落网，据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烟厂附近一个旱厕奸杀一名女性。我当时一下就蒙了，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发生两起一模一样的案子。一年后，赵志红主动写了《偿命申请书》，承认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凶手。知道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呼格吉勒图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我也被误会了这么多年。那时候，只有几家媒体过来采访，影响力不如现在，但是周围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这事。我当时特别高兴，以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没想到一拖这么长时间。直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审的消息。这次的媒体力度真是太大了，现在手机上、电脑上，到处都是消息。除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得到关注，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但媒体的报道太多，也会有一些困扰。有家媒体来找我做视频采访，我说把脸部打上马赛克，但他没给遮，就播出了，我常去的理发店老板就把我认出来了，“你就是网上那个人吧？”网上说啥的都有，有说我该要赔偿，要说我没想过赔偿的问题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让官方公布呼格吉勒图案真相。对我来说，这件事在心里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再提起来，确实挺委屈的。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还他们家一个公道，问问当年这些警察为啥要这样做，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我没被抓是因为出卖了呼格吉勒图。我想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要瞎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闫峰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出卖过呼格吉勒图。难道我说把谁枪毙，警方就把谁枪毙了？当时主要证据不在于我的口供，而在于指甲里的血迹和他的口供。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还要和呼格吉勒图做好哥们，但那天我一定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进女厕所，不让他去报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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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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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11月29日晚，台北市八德大楼国民党中央党部。采访区内，媒体早已架起各式长枪短炮，等待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出现。 当天早些时候，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当选的22个县市长中，民进党拿下13县市，无党籍获得3席，国民党则大溃败——由原来的15席降为6席。 相机的快门声猛烈响起，马英九身着深蓝色西装、蓝黑条纹领带，率领国民党高层在发布会现场鞠躬致歉，“此刻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方案，回应人民诉求，我不会回避任何责任。” 4天后，马英九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12月3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请辞国民党主席。这已经不是马英九第一次请辞国民党主席一职。日，台湾“高检署”认定，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将1117余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21万元）“特别费”存入私人账户，涉嫌贪污。检方遂以“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起诉马英九。当晚，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第二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马英九“特别费”案作出三审宣判：马英九被判无罪，全案定谳。那一次请辞，并未对马英九的仕途造成实质上的影响——2008年，马英九成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在第二年以93.87%的高得票率，强势回归国民党主席。对提振经济的美好承诺，成为马英九在竞选路上畅通无阻的主要筹码。然而，马英九并没能兑现他的承诺——当选后开出的“六三三”许诺（经济成长率6％、人均GDP3万美元、失业率低于3％）至今未能实现。马及其行政团队虽祭出扩大公共投资、发放消费券、开放陆客赴台等措施，但台湾经济依然急转直下，就业萎缩，失业率飙升。此外，马英九政府宣布“油电双涨”方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方案大幅调涨岛内油、电价格，力图改变长期以来“中油”和“台电”把控下的油、电定价方式，让油价、电价恢复到市场正常水平。但是作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油、电价格的大幅上涨，增加了民众的日常支出。一家餐厅小老板曾在媒体上刊发《给马英九的一封信》——“万物皆涨、消费恐慌、掀倒店潮”。除此之外，马英九推行的“证所税”——对炒股、炒期货赚钱的人进行征税，也让其民望大跌。这项本意针对富人、力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一出，却令台湾股市3个月内蒸发2.63兆新台币，平均每位股民损失29万新台币（5.7万人民币）。一些股民大呼当初不该投票给马英九，“现在想到马英九，血压就升高”，甚至在同一阵营内，马英九的经济政策也饱受批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采访中表示，值此经济成长迟滞之际，任何现任官员顶多只是“丐帮帮主”而已。 2.“不哭、不撒娇、不碰女生”马英九的“丐帮帮主”生涯，和蒋经国的提拔密不可分。1950年，马英九在香港出生，两岁随全家来到台湾定居。父亲马鹤凌曾在国民党任职，教子之道素以严厉著称，不准马英九哭、懒惰或撒娇。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回到台湾，被蒋经国选为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从此步入政坛。工作中，马英九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34岁那年，马英九被蒋经国破格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兼“总统府”秘书，风头一举盖过了当时国民党内中生代的领军人物钱复和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成为历来最年轻的“部会级首长”，很多人形容其升迁之快“就像坐直升机”。1993年，连战出任“行政院”院长，马英九受邀出任“法务部”部长，由于办案力度过猛，马英九成为党内的箭靶，当时李登辉曾言：“差点把国民党搞垮！”但是，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内的表现，成为其在台湾政坛崛起的重要资本。“法务部长”任上，马英九频频在台湾电视中以现代“包青天”的形象表露锋芒，大力提倡“反毒”和“肃贪”，并提倡狱政改革，允许犯人携带小电视、收音机及语言学习机进班房，甚至亲睡牢房以体验牢狱生活。这个表面上强硬的“政客”背后，却一直隐藏着一个“书生”马英九——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国传统的“书生”特点屡屡显现。马英九曾在采访中说，每天上午进入办公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向敞厅的孙中山铜像行礼，并回想孙中山一生志业。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应存诚去伪，以拙朴取代虚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在他看来，“政治不该是勾心斗角、权谋而已，应该要有更多的诚意、格调及信任。”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笃信法律是现代人应该遵循的高于情和义之上的唯一最高行为准则。“许多人批判我不够权谋，太过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认为，台湾过去的混乱，正是由于部分政治人物太过权谋，把法律当成可以恣意操纵的权力工具的结果。我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与那些在国民党长期独裁体质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权人格”特征，大异其趣。在“政客”和“书生”的双重作用下，从政30多年来，马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健康、清新、廉洁、改革的形象，曾深入民心。为保持这一形象，他慢慢地成了“不粘锅”：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凡有女“粉丝”请他在衣服上签名，他一定会高悬手腕，以免碰到对方身体；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在庆功会上，他“一个箭步跳到旁边”，就是不让女同事们接近。在曾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看来，马英九有着严重的道德洁癖。早在任职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期间，龙应台就和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共事。在一次“总统”大选时，龙应台深夜接到一通告急电话，对方希望她能为候选人写一篇文章，随即被她拒绝。之后才得知，自家阵营也一直要马英九给其压力，希望她帮忙辅选，但马英九立刻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试都不必试”。政治上的道德洁癖，让马英九在政坛很难交到朋友。在2004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凭借“两颗子弹”翻盘。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愤而率领群众包围了陈水扁的官邸。此时的马英九，却以台北市长的身份，下令出动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和铁丝网驱散群众。也许正是看出了马英九的道德洁癖，2005年，连战在交接国民党主席一职时，曾告诫他“独木难撑大厦”、“别一心只想着2008”。然而，马英九在就任国民党主席后，立即着手清退党内“多余的”工作人员。很多为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一辈子的人，在收到一个装有遣散费的信封后，就被“清”出了党部大楼。马英九优柔寡断的性格，常常备受诟病。去年11月，国际知名期刊《经济学人》亚洲版发表题为《Ma the bumbler》的文章，被译为“笨蛋马英九”。随后，该杂志称，标题意指马英九行事犹豫不决。此言一出，就有人笑称，马英九的“犹豫型人格”已被“国际认证”。2006年5月，陈水扁一家涉嫌贪污腐败的黑幕层层曝光，国民党其他大佬纷纷批扁，泛蓝群众也打进电话希望马英九“硬起来”，但马却一直态度暧昧不出声。直到6月初，“倒扁”民众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扔臭鸡蛋时，马才改变主意。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曾对马英九寄望颇深，特意送给他一套《倚天屠龙记》，希望他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无忌那样，率领群雄重振明教。但马英九却表示，他不想当明教教主，因为张无忌感情太丰富。他的偶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可惜，郭靖虽是一个成功的大侠，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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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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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3月7日下午，刚刚履任环保部长仅10天的陈吉宁将迎来部长生涯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陈吉宁刚一上任，就被环保学者们打上“专业性”的标签，被环保系统内部人士和外界观察者们寄予厚望。与此相对的是，长期以来，环保系统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曾有媒体用六个字评价环保部：“有义务，没权力。” 在这个举国关注环保问题的时刻，这位学者型新部长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经表决通过，任命陈吉宁为环保部部长。51岁的陈吉宁成为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部长，也是唯一一名60后部长。被正式任命为环保部部长仅48小时，陈吉宁便首次公开亮相，主动与媒体见面：3月1日下午2时，身穿浅灰色休闲西服的陈吉宁走进会议室，并主动与在座的记者们握手，脸含微笑。据新华社报道，在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选择了那段时间互联网最热门的话题，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作为切入口。“我昨天晚上完整地看了，今天上午给柴静发了短信，向她表示感谢。”陈吉宁说，“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作为环保领域专家，陈吉宁对环保类的著作信手拈来，他将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同环保史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相比，该书由女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我想这片子也对唤起公众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特别赞赏这件事。”陈吉宁说。上任之初便接洽媒体，这昭示着新任部长的环保新思维。对此，陈吉宁也谈到，环保部要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有信心解决环境污染，“而环保部如何与社会公众互动，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清华大学校长调任环保部，公众对这位学者型官员保持了热切的期待。与前任不同，这位以环境研究经验著名的大学校长，此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从未有过在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然而，他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环保工作的第一线，业界对他毫不陌生。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吉宁曾多次参与过国家应急环保事件的处理。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汶川地震救灾……陈吉宁每每出现在环保事件的第一线，为政府和环保组织提供最专业的咨询。2006年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举国震动，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专家，陈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2008年汶川地震时，时任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带队组成的清华大学抗震救灾专家组，作为第一个高校专家组飞抵灾区。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陈吉宁是顶级的环境领域权威专家。陈吉宁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环境系统分析、不确定性优化，这种专业背景也正符合中央对环保部职能转变的规划。“有些高层缺乏深入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陈老师会从根本上分析存在的问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位环保专家认为，陈吉宁会给中国环保领域带来新气象。 2.“激进”校长在清华大学工作、任职期间，“敢于挑战、不拘一格”是同事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刚刚担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时，这位有着十年海外经历的海归学者曾引发争议。大家都觉得，他升得太快了。但很快，陈吉宁就给出了完美的答卷。他利用自己的海外经历，引进了一系列从前不敢想象的人才，并做出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环境系内外师生的瞩目。一位清华环境系老师回忆，当时系里教学楼空间狭小，但盖新楼需要学校批钱，流程非常麻烦。为了尽快改善系里的办学条件，陈吉宁并没有拘泥于旧流程。他找到了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智能楼项目，由意大利出钱，清华出地，将环境学院大楼设计成充分利用太阳能、自然光的绿色节能生态示范楼。如今，这幢教学楼成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2006年，42岁的陈吉宁就被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校长。6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第18任校长。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陈吉宁曾公开赞许学生“捍卫PX词条”。媒体赞许了陈校长的这一举动，称赞其为“激进”校长。在2014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陈吉宁特别对几位捍卫PX词条的学生表示赞许。在2014年，清华曾有几名学生在环境领域成为热点——该年4月2日到4月4日，因为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对二甲苯）毒性的描述被人由“低毒”改成“剧毒”，清华化工系近10名学生自发昼夜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在持续3天的拉锯战中，“PX”词条被反复修改36次，最终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准确描述上。日，清华举办毕业典礼，陈吉宁特别提到此事。他当众表示：学子们体会的不只是真理的可贵，还有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我更相信，你们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各种大赛上，收获的不只是知识、分数和名次，还有创意创新创业的创造者精神，这种精神将伴随你们一生”。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陈成功推动了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赢得了外界的肯定。清华大学内部认为，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和清华教改，尤其是去行政化方面，都为清华大学做出了大贡献。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代所长许振成曾与陈吉宁在滇池污染控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过不少接触。在许先生看来，清华校长或许与陈吉宁的新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管环境当然是个顶端的众口难调的组织协调活。” 3.“肯定是铁腕治污”曾经，在清华大学校内，学生们经常会看到陈吉宁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这是他为了倡导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的行为。这一举动每每获得清华学子的点赞。从今以后，陈吉宁的身影不会再经常出现在象牙塔内。取而代之的是数亿关注中国污染问题的眼睛。新形势下，环保部的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环境积累的问题，已经接近极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经济放缓、下行的形势下，再提环保，压力、阻力会更大。陈吉宁本人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早有心理准备——在四年前的一次环保问题论坛上，陈吉宁曾表示，如果没有“十倍”的技术进步的话，那今天所有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治理模式都将很难成功，今后必然会遇到问题。四年之后，他成为环保部的部长，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环境问题：北京、河北的雾霾、遍及中国的白色污染、蔓延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履新的陈吉宁，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对于环境的决心很大。这为他治理环境提供了新机遇。新官上任，陈吉宁概要讲述了四项工作计划。他表示，过去的环保部门，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过松、过软，企业不守法是常态，这种状况何谈环境保护。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切实贯彻实施新《环保法》，让守法成为底线和常态。作为环境学界最权威的专家，陈吉宁刚刚完成了从学者到官员的转型。此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曾提出过不少主张。其中就包括重拳治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会上，陈吉宁惜字如金。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他淡定地表示：“肯定是铁腕治污，这没什么可说的。”3月7日下午15时30分，他迎来部长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公众们期待，中国环境治理将自此迎来新节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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