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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资本家:做不做地主，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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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冒险家 谁是新农业
创业家与资本家掀农业造富运动 新农业公司三标准
15:16:17　来源: (北京)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30年来，土地问题重回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它已远超农业范畴，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围绕土地问题，各类新农业公司商业模式花样繁多。坐拥最大规模土地的新农业公司一定是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基地王”吗？未必。
新农业征途上的三块“巨石”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什么是悬在所有新农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土地流转新政下，新农业热浪滚滚。奔波两月、跨越六省，访谈企业家、投资者、官员、专家学者、农民87人，《中国企业家》杂志探寻谁能成为新农业“基地王”。
所谓“基地王”，不是以土地规模论英雄，而是看，谁能够在集中土地的基础上完成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这样的公司或许将是新农业长征路上跑得更远的选手。
事实上，揭盅时刻远未到来，现在的新农业战局甚至还达不到春秋水平。惟一清晰的是，这场农业产业革命前夕，各路诸侯“成王”之路上有三块巨石需要跨越，它们是：基地的控制力（对规模与管理的控制），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农民的管理。这些问题都围绕土地而生，恰恰是悬在所有新农业商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若不得破解，总有一天，各种纠纷会如同大浪冲洗沙滩，冲销所有小心翼翼培育的果实。
规模并非王道
“得基地者得天下”？这种思维随着新农业的发展而渐渐隐去。一方面，土地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土地越多，与土地并存的风险也在膨胀。
“这是我的地。”马承榕自豪地指着一片大棚说，四野低矮的绿，大棚像一座城堡。
拥有“我的地”并不容易。
马承榕是福建利农集团董事长，他在全国有12个基地，种植蔬菜，多数土地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你去看了就知道，地谈一块要费多少精力，一千多亩地可能属于几千户人家，我要每家签合同，按手印，然后去做公证，这个地才能变成我的。”马承榕说，他在南方拿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销售增长。
“过去农民种地谁愿意靠马路？马路边有树，灰尘又多，庄稼长不好。”河南郑州一位匿名农企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不一样了，都愿意要靠近马路的地，他觉得这以后可以搞，和别的地怎么能一个价？”以流转为名，行转性之实的土地违法屡见不鲜，转性的巨额土地级差收益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口袋，他们必须将博弈放在前端，这变相抬高了真正想进入农业者的土地成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土地确权概念，“这意味着农民的地和城市的房子一样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总经理张炎夏习惯激烈武断的结论，“过去只有城市有‘钉子户’，现在意味着农村也要有‘钉子户’了，而农村‘钉子户’的概率5000亩地至少有一个，以后大规模土地流转已经不可能了。”
拿地难，拿到地后踏踏实实种植更难。
企业自然希望土地流转年限越长越好，否则建设施不合算，最好能达到15年－20年，对多数农民和地方政府来说，却希望年限越短越好，因为土地升值的趋势日趋明显。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农业大省，许多农户都没有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为土地调整太快。原则上，农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许多地方三年一调，有的村庄甚至要推倒重来。承包权的稳定程度，与村委会换届频率直接相关，外来资本最大的错误莫过“拿村长不当干部”。
大棚建好了，土地平整了，机井也打好了，村里要提高租金，否则就要把土地收回，这是屡有发生的故事。“再完善的合同，只要发生集体矛盾，企业肯定要让步，镇里会劝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农民是弱势群体。”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诉苦，“但有意见的往往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村干部，他也是村里的大户，一挑头，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起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先要和村长书记把关系搞好，物质上、感情上都要投入一点。”
马承榕在北方也有4个基地，张家口固原基地面积达3500亩，并非从农民手中租赁，而是当地政府的荒地整理项目。不过，北方大片土地的产权是个悬疑。退林还耕、退牧还耕的土地由县农开办管理，但按政策县政府不应该有地，肯定要归属于某个乡镇，可如今不好划分，真到了非分不可的时候，往往两个乡拿条绳子一穿，这边归你，那边归我。
出于种植考虑，农企喜欢里面的地，但不流转靠近马路的地，产品就运不出来，上文中匿名的企业家就遭遇过麻烦，扼住“咽喉要道”的农户常常在他收获季节把两辆马车赶到路口。“我想把他的地也租过来，他就漫天要价，能把我要黄了。”
“也不能怪农民，他们最纯朴，被骗也最多，防范心理特别强。”在云南文山包了8万亩地种植三七的张然说，“农民离开土地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干吗不谋求流转的利益最大化？”
对个体农户而言，土地具有收入和社保的双重功能，南方注重前者，北方注重后者。因此南方地租高，利农惠东农场租金为460元/亩，北方的固原农场不过110元／亩。但在北方，就算基地里打口机井，也要与土地原来的主人谈半天。
“凭什么打在我地里面，地早晚要还我，有口井我的种植面积不就小了？”利农北方农场曾面对这样的诘问。
新农业公司不是电影中的怪兽哥斯拉，胃口越大力量越强。对农企来说，风险伴随基地规模扩大而累加。究竟要不要做大规模？如何摆平企业与土地的关系？企业要不要承担与土地伴生的所有利益与风险？每个新农业企业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有的选择艰难的吃下一块又一块的土地，有的则彻底放弃了与土地生死与共的观念，找到了新农业的轻资产之路。
土地效率当先
新农业公司耗费更多心思琢磨的，是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而不是规模。
“靠扩大种植面积来扩大产量，进而放大销售额，这个阵法过时了。”一位匿名的新农业公司负责人借用电影《赤壁》的台词，“这句话让我得罪许多老前辈了，但几年之后，土地更难拿时，他们就不会骂我了。”
提高亩产的新农业做法是这样的：马承榕种蔬菜，要求亩产越高越好，种叶菜，农民一年两茬，他能做到十四茬，植株密度能达到18万株，可谓密不透风。当地农民种蔬菜每年利润不足2000元/亩,马承榕能做到10000元/亩。
张炎夏种水稻则完全是相反的思路。当地亩产平均1000斤，而他的地不超过700斤。水稻并非特色农业，他减少产量不是为控制市场，而是提升附加值。亩产千斤的地，产出的大米2元/斤,可赚2000元。他生产的大米11.8元/斤,可赚8260元。
还有更剑走偏锋的玩法。文山本草有机三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然，不希望看到大丰收，一旦增产，收购三七的药厂就要压价，“特色农业要保持供小于求，本来农民投入1万元，种两亩，赚1万元；现在投入5000元，种1亩，同样赚1万元。”
新农业公司对土地效率的挖掘,不仅超越小农经济,即使老资格的农业龙头企业也对它们艳羡不已。
马承榕提出判断农业基地运营良好的标准之一是，任何季节都不能有荒地，同一个农场应该看到作物不同生长周期。“要是看到一大片空地，这个企业可能不怎么样。他等于一次性全收获了，然后再育苗，再把这所有地一次性种满。土地规模再壮观，也缺乏合理配置。”
同时，马承榕还钻研怎么回避与基地附近的农户“抢饭吃”。他创业第一年在东北种了1800多亩西兰花，当地信息闭塞，农民不懂西兰花种植。那年天帮忙，产量高，价格好。但第二年就不行了，以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种植西兰花并不困难，周边农民一看赚钱蜂拥而上，马由此撤出东北。
但效率的提升除了有赖于新农业企业家在运营上“挖空心思”，还有赖于外部营商环境的改善。
要让土地听话，需要高投入。“800多万投进去就没影了，农业就是这样，投多少钱表面都看不到。”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章祝说，他刚在大连种了600多亩蓝莓。和多数新农业企业家一样，他希望能得到金融体系支持。
张然曾和银行频繁沟通，“难，协调了很长时间，银行需要质押，但()怎样定价？”她后来选择和信用社、村镇银行谈，几大主流银行再没找过。尽管农业银行是政策性银行，顾虑也很多。
对农业科技项目的扶持资金，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级配套。中央财政偏重于西北、东北等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农业很少补贴。发达地区财政虽然宽裕，不过农业税取消后，农企对地方的贡献有限，更倾向于补贴能带来实惠的工业。而在欠发达地区，扶持新农业是耀眼政绩，只是囊中羞涩，少截留中央财政拨款已算扶持了。
“也就是10%的地区能对扶持政策执行下去。”上文中匿名的河南农企负责人说。
农民往哪儿放？
新农业起锚后，如何安排一直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农民？迄今为止，谁也不敢说找到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投资做农业，首先要学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农民。”（马承榕语）
将农民变为工人，领工资，正常上下班，多数人不敢尝试。
“农民和农民工不同，为家庭劳动和为你的积极性完全不一样。”张炎夏说，“人民公社都做不成的事，农业公司更做不成。”
王林也有类似联想，“人民公社不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因为农民很难考核、控制、奖罚。”
传统农业季节性强，农忙时地里全是人，农闲时只有大地一片白茫茫。农企要保证生产连续性，一种方案是临时雇工，另一种方案是变农民为工人。
临时雇工要根据生产节奏，例如拔草时多雇些人，施肥时少雇些人，但这就决定雇工多来自本地，而如今在农村，农业缺乏“劳动力蓄水池”，何况还要回避与农民自己农时的冲突。
更困难的在如何改变延续千年的耕作习惯。
“新农业公司种植标准很高，如果采用订单农业，一开始农民一算收入能翻几倍，热情百倍，但真到了种的时候，标准越高风险越大，完全执行你的标准他可能颗粒无收。”张然说。
王林将培训农民称为“苦中苦”，想起来就头大，“第一次培训效果很好，能接受培训内容的30%-40%，第二次就差一点，第三次，农民就排斥，说都会了。这时候要说都会了，我的菜就容易出问题。”
农村是个人情社会，民风民俗是马承榕选择基地的一个标准。他的广东惠州农场，与当地相处还算融洽，偶尔有人偷几根菜，自家亲戚都会偷偷跑来告诉农场。但在另外一个基地，半夜曾有村民开着卡车进去偷菜。
与周边农民要保持微妙的距离，广东另一家蔬菜企业负责人的经验是，尽量不在基地附近招工，更不让当地农民参与基地管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吃过亏，请当地人进来，渐渐把我甩开自己做，给我买的农资都特别贵。”
“什么叫新农村、新农业，我现在迷迷糊糊。”王林感叹，他“务农”16年，如今也找不到方向，“农业效率越高，农民越可能进入半失业状态，如果农业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吸纳农民的速度，将是一场灾难。”
“政策大调整下，新农业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走就要与传统农业发生很大冲突。”开信创投是利农投资者之一，其总经理曾之杰对所青睐的行业不无担心。
曾之杰担心，“利农手中有2万亩基地，短期内目标是达到3万亩，在最需要的市场，地还不够用，比如广东。如果像那样，一年实现几千亿美金销售收入，我就不止需要3万亩，而是30万亩，甚至300万亩地，到哪里去拿这些地？做到这一步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我们一个人可以管理几亩地，过去是几个人管理一亩地，那些流转掉土地的农民怎样安排？都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遇到的问题与200年前的英国有几分相似，当时英国耕地切得很细碎，每个农民都有小块耕地，耕作效率差，农业收入低，成为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梗塞，后来通过圈地运动和对外移民，才重塑经济秩序。
然而，那是个血腥痛苦的过程。中国农村、或者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势必需要稳定优先。
接下来，读者将看到三个新“农民”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从南至北次第展开。由于地域不同，他们的经历正是中国农业多元化变革的一面镜子。
马承榕是从头到尾一把抓的重型“基地王”，在土地关系、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方式都能自信写出答案。
张炎夏是截然相反的轻资产“基地王”，自称能一分钱不花玩转一万亩耕地。
吴章祝则形成了轻重混搭的模式，充满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遇而安随机而变。
( )、超大、龙大等老牌农企相比，他们尚羽翼未丰，但对土地效率的理解远在前辈之上。不自觉中，他们都是政策的产物：在年之间成立，那恰是国家为完善土地二轮延期承包，频繁出台政策的土地确权动荡期。
案例1:马承榕：农业“工厂主”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市场为神。发达地区的工业铁律，在农业中同样适用。”
北纬22°56’。广东省惠东县平山街道办事处大布村。
关于幸福的定义，“泡杯好茶，看NBA。”利农集团董事长马承榕说。他对NBA浩如烟海的数据库颇为着迷，“你看人家数字管理多到位，每个球员每节得分，篮板，抢断，能否成为领袖，都预计得差不多。”茄子、辣椒、西红柿们，就是他的姚明、科比、阿泰，他也希望时刻掌握自己“球员”的状态。
在马承榕的“植物工厂”里，土地成了机器，农民成了工人，作物成了标准化的产品。未来几年他计划将“工厂”主要选址在福建、广东一带。把东南农村千家万户的零散土地组装成“机器”并不容易，但相对于适宜的气候和庞大的市场，是个值得面对的挑战。
土地滚雪球
山泉滚落，自三个方位环绕着村子，放眼望去，视线内没有一根工厂的烟筒，风卷过来，裹着湿漉漉尘土的味道。2005年一个冬天的上午，马承榕第一次来到广东惠东，暗赞一声。
一年前他创建利农。资本对农业的热情，利农可以作为一个样本。沈南鹏投了第一轮，这是红杉中国第一个非科技项目，华登投资紧随其后，“我们追求了‘利农’很长时间。”曾任华登投资的合伙人曾之杰说。投资者欣赏马承榕的模式，更希望看到它迅速复制。
然而，获得一片土地的信任需要耐心。
在大布村，野草没腰的野地随处可见，地里吃草的牛比干活的人多。“全村3351亩地，利农来之前，有800亩荒在那里。”大布村副书记李祝辉做了8年村官，“年轻人都去深圳、广州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的。”
马承榕心中有数，荒地并不意味着他会被敞开的怀抱接受。他需要先做一个示范项目，把钱砸下去，然后才能像滚雪球一样把面积扩大。
利农惠东农场副场长钟树茂，负责与农民和地方政府沟通。钟树茂也是农民，懂得如何运用农村的语言。第一个地块有500亩，过去属于另一个外乡来的承包大户，承包期还没到，转包给利农。钟树茂先去游说乡长书记，把这块地整体拿下来，建大棚，挖沟渠，引电。
拿周边土地时，钟在一个小学教室，把各家户主请来开会，大会小会一周开过十多次。每次别人把烟点上，钟树茂站在讲台上开始聊，他直截了当：大伙都看到利农干的事了，这么多钱投进去；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地，地包给我们，过几年还给你时，“瘦地”就能种成肥地，而且绝不拖欠一分钱地租；地给了我，愿意来利农打工的优先考虑，但要遵守我的规矩。
村里选派村民代表与利农谈条件，几个回合下来，估计能说服80%的人，然后再请他们去说服剩下的20%。每一户农民都同意才算过关。有的人不愿意，利农为了连片，不出现“插花地”（别人的地插在自己的地中间）妨碍规模种植，宁肯用周边的好地去交换。有争议处往往在水源，利农就承诺先让农民灌溉，或者不共用一个水源。
一片一片谈下去，越往后就越容易。
“地也不能全给利农，总要留一点儿。”在自己稻田里埋头插秧的李兴元说，他们家共四亩地，留了五分。儿子和女儿在东莞与虎门打工，如果想回家种田，可以和利农商量，再划出一块地来，这是合同中写好的。但李兴元清楚，儿女们不愿意再回来了。去年每个星期都有工厂歇业或倒闭，全村回家耕田的也不过4个人。
利农对“瘦地”和“肥地”都出一个价，前五年460元／亩，之后以500元为基准，按照2004年稻谷收购价调整。土地租期都在10年－15年之间，“我这么多设施投在上面，租期短了划不来。”马承榕说。自己种田，李兴元一年算下来每亩地能赚300元就是运气。
800多亩地丢荒，一年就是30多万的损失，如今全村没有一亩荒地，还有90多万的收入。2006年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相继取消，村官们一大烦恼是办公经费，李祝辉感到幸运，利农每年每亩地给村里交10元管理费，18000元算不上大数字，可也让他喘一口气。
农民变工人
重庆姑娘张树群，裤腿一挽，60多斤茄子轻轻松松扔到肩头。她搞不清楚自己是农民还是工人。在利农，她像工人一样接受管理，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住集体宿舍，但她做的都是农民的活计：播种、施肥、剪枝、采摘。
“我是真正的扶贫。”马承榕说，惠东农场300多农民，大部分来自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山区，属于落后省份的最不发达地区，其中还有聋哑人。这符合马承榕的要求，一线员工，越单纯越好。
“素质高点的农民都跑到工厂去了，我这里只要按规定来做。别人教十遍，我教三十遍，没问题，只要学会了就很稳定。”马承榕说。
张树群是农场中素质比较高的，至少能说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大多数农民只会讲也只能听懂方言。农场靠近马路有一个水塘，夏天许多人脱得光溜溜去里面洗澡。管理人员反复说白天不能去，不管用，钟树茂没办法，拿出一百元钱，连说带比划，意思是警察抓住钱就没了，再没有人去了。
在农场工作，农民没有保底收入，都是计件工资，月底结算，基本一个月能拿到元不等。因为计件，有的人就带着饭去地里吃，比种自己的地还勤快。“收入比附近鞋厂要高，还不用担心工伤。”张树群说，她已来了三年，吃住都归利农解决，挣的钱一分都不乱花，每月发工资时放一天假，去附近的信用社寄给家里。
利农有硕士、博士，但都负责后勤、销售与数字管理。地头农民直接由小组长管理，小组长之上是技术员，然后是技术总监、场长。和钟树茂一样，他们都来自农村。“管理他们，处理事情不能像对待写字楼的白领，和制造企业也完全两样。”马承榕说。“在中国投资做农业，首先要学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农民。”
他一直努力塑造农民管理者的绝对权威。过去来到农场，他四处转转，看到农民就随便聊聊：最近怎么样？师傅对你好不好，伙食好不好？没想到这样一来天天有人找他投诉，最后技术总监和场长们都劝他：下回来能不能别聊这些？搞得我们没法管理了。马说，好好，来这儿就你最大。
最令马承榕头疼的是改变农民管理者的技术观念，他在上面花费的精力比拿地还要多。地头呈现的简单劳动，需要复杂的格式化过程，诸多方面都是对传统农业理念的颠覆。技术人员经常对马承榕说：你这个搞法不对，和我们过去做的不一样。
钟树茂跟着马承榕十多年，马从之前的农业公司辞职后，钟树茂也跟出来。但因为理念一直换不过来，两人曾经一年没说话。这是马的策略，他对下属的农民管理者很少批评，清楚强迫对方会遭到无声的抵触，因此通常先把对方晾一晾。他每天采用电话管理，一天要打三个小时电话，所有部门打一遍。几天接不到他电话的人，内心中就会觉得有点不妥。同时马擅长用数字说话，为了有说服力，种一棚菜马让他们填四十多张报表。师傅们文化水平不高，烦得要命。软磨硬泡，马承榕一个个“战胜”钟树茂们。
“现在最多扭转过来80%，”马苦笑着说，“开会的时候都明白，一下地看到绿枝红果，还是忘了。”
“四个”下乡
利农能将农民像工人一样雇用，就在于马承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随意性。在他的农场，每天早晨都能出菜，一年四季没有荒地。作物如刀削般整齐，他看一眼地，报一个数字，收获后一称，差距不会超过两公斤。
土地到了马承榕手里，他是这样用的：
所谓新农业流派很多，但不管怎么分，做好的话我认为要有四个下乡：资本、信息、理念、技术。
为什么资本要下乡？如果还是一亩三分地，爱种什么种什么，靠天吃饭，收了菜就在水塘里浸一下拿去卖，这种农业，神仙都没有救。天时、外部因素无法控制，就需要靠资本进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比如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来要平整、规划、深耕；然后用有机肥改良，一亩地要20吨有机肥，施肥和浇水全部是地下的；还要加大棚，不同的作物要用不同的棚，比较好的棚，投入一亩要四万多。一亩地算下来，每个月的投入要在块钱，还不包括大棚折旧。
这些钱投进去的结果就是90%的天灾都能屏蔽掉。有大雨或者台风，我就让菜在地里多留五六天，等我出菜的时候别人出不了，我的价位高，所以有设施的人最喜欢刮风下雨。有设施还能做到差别化生产，不和当地农民抢饭吃。本地人种不出来的品种我能种出来，就赚钱。我有一批新大棚建完到今天整整70天，卖了12000多块钱，一亩大棚相当于十几亩露地的产值。
我刚从日本回来，开车跑了一千公里，就为买几粒西红柿种子，折合人民币1.7元一粒。我找了整整五年，多少钱也要买，值，只有高投入，才能做到在最小面积内高产出。
为什么信息要下乡？对产品的价格需要前瞻性，不说全国，至少要了解区域内价格。如果不能了解，什么季节种什么值钱，那种出来的东西可能都得倒掉。信息不能靠坐在家里登陆网站点点鼠标就能获得，这样的信息没有指导性，它告诉你甜椒1.6元／斤，但甜椒有很多种，就是同一种甜椒，海南的和山东的价格也不一样。我们在批发市场都有自己的人员，每天获取最有代表性的信息。
农场怎么建不是我说了算，都是市场来决定。先要研究农场将来面对的市场在哪里，比如惠东农场市场在深圳、广州，就先把这些地区批发市场全年消费量前二十名的蔬菜，每个月的销量与单价罗列出来，然后交给技术部门筛选一下，哪个品种在什么季节种价格最好，要种多大量，倒回头推算基地要多大，种什么，要什么样的设施，不是一拍脑袋就一万亩。
为什么理念下乡？不改变农民对传统种植技术的依赖，有再好的设施，再准确的信息还是走回老路。
做农业要大气，看到还有果挂在藤上，舍不得砍，就是理念问题。我们现在重要的是提高正品率，提高大果率，提高在最有价位时段的产量。例如种西红柿，大棚里能长到七盘果，但最后几盘果口感和外观都不理想，售价也低，因此收获到三四盘果，后面都不要了，挤出来时间种叶菜。生长一盘果要一个月时间，省出两三个月的时间种几茬叶菜，投入没变，产出每亩地多赚几千元。但对农民来说，把还挂着果实的植株拉秧无异于摧毁收获的快乐，这一点，最难改。
为什么技术要下乡？好像不用解释，但我指的不是学院派技术，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需要的是适用、打包、集成的技术，就像傻瓜相机，拿来后就能用，操作越简单越好。
我的植株密度非常大，一亩地叶菜能达到18万株，第一次见的人都吓一跳。在南方种菜最大缺点是高温高湿，病虫害厉害，如此高的密度控制不了我就完了，而我实际的农药用量连普通农场10%都达不到，这就涉及到核心技术了。
你不可能把农场所有技术人员都培养成一流的，掌握核心技术。实际中国的农民技术员多数局限在工头的水平。每个农场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总监就够了。总部把二十道工序简化成两三道，每一个片区的技术员能严格地监督农民按照模块来做就行了。
利农现在有12个基地，北方有4个，未来两年时间内，北方基地不会扩大，马承榕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广东、福建一带，要实现200公里左右有一个农场。他觉得北方操作有局限性。大家种地的路子差不多，偶尔也能赚钱，长期看会有难度。“就只南方，我10年都做不过来。”
马的农场不太讲究“形象”，路上垫的都是沙砾，没办法，沟、渠、路、电都要自己搞。在中国做新农业很辛苦，从头到尾全部自己一脚踢。马承榕觉得未来中国农业一定会走向细分，经过这段历练，利农倒可以做“农业咨询公司”，给别人提供解决方案。
他也没有去费力申请农业补贴，“常有做农业的问我，你能拿多少补贴，我跟他讲，如果有这个想法不要做农业，否则一门心思不在农业上，绝对做不大，只靠补贴就死定了。”
案例2：张炎夏：不做地主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我在美国明白了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
北纬30°41’，上海金山区廊下镇。
张炎夏有个梦想，在稻田里挖一眼温泉，泡在温泉中看稻浪滚滚。他喜欢水稻的真实理由没这么浪漫，稻穗是他财富的源泉。
马承榕创业的同一年，这位大学教授也开始了土地上的游戏。但马“植物工厂”的模式和“只靠政策就死定了”的思想，于他可能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摸索如何不改变小农经济的同时实现规模农业，而利用好农业政策，正是全部试验的前提。
在财政实力雄厚，土地集中度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农业是个精致的点缀，并不遥远的财政扶持放大了新农业企业的机会。
“资本家”
“他们是‘地主’，我是‘资本家’。”张炎夏敲着地头的一株榆树，讲述自己与马承榕们的区别。
张炎夏也做过“地主”，险些血本无归。
廊下人均耕地只有1.28亩，2004年，廊下镇负责土地流转的一位干部忽然找到张炎夏，告诉他有2000多亩退林还耕的土地可以承包。
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算，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流转给张炎夏这样的农业企业家。
省去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的麻烦，廊下吸引了大批农企。张炎夏只包了500亩地，算不上大手笔，但他在这500亩地上种植的作物却着实醒目，就是当地常见的水稻。
他要支付每亩地250元的租金，而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补贴，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张每亩地能拿到350元。
尽管没有为土地支付成本，2004年张炎夏还是攥了一把汗。每天瞅着稻苗担惊受怕不说，收获时，他的地离公路有两公里，已经收割的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运过去才能用车装走，偏逢连雨天，土地泥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只能依靠人力往外扛。7万包稻谷，就算每人5分钟走一个来回，不吃不睡也要600天人工。稻子不赶紧晾晒就会霉烂，张炎夏急得眼前发花。
幸好他在当地驻军有朋友，调来了两个营的士兵，几百人用炮车把稻谷拉到公路上，不要钱，只管饭就行。张炎夏精于计算，那一年他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二十万元。张由此得出结论：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农民的风险和土地成本全都揽过来。
2005年，他去了美国、日本考察农业，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他希望将类似的方法调整后引入国内。
2006年，他的“基地”一跃为8000亩，但此基地已非彼基地，没有一亩是流转得来。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找专业的人承担。种植交给各乡的种粮大户，由他提供种植标准，合同一年一签。
几次倾向农民的政策变化，反而令他更加坚信土地流转是块烫手山芋。2006年农业税取消，“有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企业，希望企业承包我的地，否则我出去打工，每年还要交税。现在没人包就算了，荒在那里还等于上一年绿肥。”廊下农民赵吉民说。
张炎夏指着赵的背影，颇为无奈，“再去找他们，价格会抬得更高。”
谁是“尖头把戏”
“没有基地，我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收成不好，产量低了，这个损失不是我的，是农民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海，农民损失了，国家不会见死不救，而我损失了，国家一定不会管，只要我避开损失，农民是不会有损失的。”张炎夏毫不隐讳自己与农民的微妙关系。
在廊下，张所能雇用到的农民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令张炎夏头痛。
承包500亩地时，张炎夏有两个播种方式选择，直播或插秧。直播即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直播节约人工，产量还高，而插秧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当地农民习惯插秧，张炎夏不顾所有农民反对，坚持直播。他请专家给自己雇的农民上课，传授如何在直播情况下仍能缩短生长期，专家刚讲了一半，老农就说：我们都懂。搞得对方不好意思多介绍。回到廊下后，老农们用药水浸一下稻种就要直播，险些大大延长生长期。
在当地农民眼中，张炎夏仍然不懂种地。“张老师是穿着皮鞋下田的人。”农民冯小娣说。
当地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千斤，为了保证口感，张炎夏不需要亩产越高越好，而是控制在亩产500斤左右。亩产超过700斤以上的稻谷他拒绝收购，而且他都是在稻谷成熟前收割，因为此时麦芽糖还未完全转换成淀粉，口感好。他的金山博士米在上海超市可卖到11.5元／斤，而普通大米不足2元/斤。但对农民冯小娣来说，这不过是“尖头把戏”（上海方言，意指善于钻营）。
张炎夏觉得农民的“尖头把戏”也不少，农民给自己的地拔草，拔过一次就不再长了，给他的地拔，张炎夏按天算工钱，发现拔完之后草还长，需要再拔，原来草根都留在地里。如果按地块算钱，一天又拔不了多少，他一估摸拔草花的钱远远超过减产的损失，后来索性连草也不拔了。
为了便于和农民打交道，他请来农民技术员老陈做帮手。2004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子叶片发黄，看起来像缺肥，此时应该排水降温，但周围农民没几个明白这道理，反而拼命施肥，不但无济于事，反因肥料太多以致水稻疯长倒伏，而老陈早已让农机站把张炎夏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张炎夏的稻子结结实实，农民纷纷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此刻放水等于扔钱。张炎夏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贼笑：“谁让他们过去不服我呢？”后来又悄悄地告诉张：“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流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咱们的田里了。”张炎夏哭笑不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但真正会施肥的没几个。”张炎夏感叹。
高进高出的空手道
“你现在不就是搞‘订单农业’吗，有什么新鲜的。”有专家对张炎夏如今的8000亩基地不以为然。
“你完全错了。”他不客气地反击，“‘订单农业’是低进高出，赚的是‘批零差价’，企业要和农民争夺利润，我是高进高出，农民才有合作积极性。”他与农民签订的合约规定，水稻收购价会在国家挂牌价格基础再上浮20%。
8000亩稻田虽然不属张所有，但他对稻田的控制力远远超过“订单农业”。他要求农民“必须要听我的”，必须使用他的种子，必须按照他的方法，必须使用他的肥料。
他实现了“规避风险”的目标：整个过程不用投一分钱进去。播种时把稻种按30元／斤卖给农民，稻种他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己培育，成本不足10元/斤，但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肥料团购，85元／袋，卖给农民95元／袋，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他也不需要农民先付钱，收割的时候再付，而他对厂家也是赊账。收割的时候，农民请收割机90元／亩，他在网上8000亩地一起招标，差不多能吸引上百个收割队来竞标，成交价通常在40元／亩，与农民按60元／亩结算。到这时，七七八八，他已经赚了70元/亩。此时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自己需要时拉走。农民的钱不能拖，稻谷一收割要马上付清，他用350元/亩的政府补贴，再加上之前从农民身上赚的钱加进去，基本不需要自己再花钱。
这几近于“空手道”，但农民并无不满，因为把稻谷卖给张炎夏，自己利润可以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翻了两番。这套“空手道”能甩得开，张能以规模争得政府支持是其中关键。
“说实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张教授，万一按他的要求种了，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但是乡政府是给他做了担保的，就可靠多了。”冯小娣说，签种植协议时，张炎夏直接找各村村委会，然后约定收获后按照5分/斤给村委会交纳管理费，“村委会也缺钱，给他们报酬，能把那些不想和你合作的人也打个包都捣鼓进来。”
上海曾是马承榕的畏途，由于气候原因，在福建一年能种十二茬的菜，在上海只能种两茬，他左算右算不愿进入。但最近与上海某区签订了合作意向，原因还是能获得政府支持。
张炎夏的模式并非毫无破绽。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最初大股东为区政府，但2008年张炎夏与之发生摩擦，目前双方已分家，张成立“海洋农业公司”，这令人担心是否还有一只巨手支撑他。不过，他自称仍有把握获得上海对农业支持的“普惠”，2009年计划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
为塑造品牌，他买了两架农用飞机，建起机场，是华东地区惟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尚未启用的办公楼设计时尚，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顶层有日式榻榻米，住在里面可以数星星。
“你看，这足以唬住所有客户，对吧？”他兴奋地说。不过他从来没在榻榻米上数过星星，一直住在门口的保卫室里，那儿更舒服。
案例3:吴章祝：混搭土地模式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张宁
“见招拆招的土地模式看上去混乱无章法，却可能更适用于更传统更粗犷的北方农村。”
北纬39°40’，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吴章祝生于香港，受英国教育，曾在欧洲工作，2006年开始，职业身份是中国大陆“农民”。
与马承榕偏重广东、福建不同，他的基地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河北。“我打的是有机概念，喜欢去偏远的地方，越是贫穷的农村，资源优势越好。”站在空旷荒原上，吴扶了下被风吹歪的眼镜说。
他自己也搞不清有多少亩基地，在北大荒有20万亩大豆与杂粮，在大连有1500多亩水果，在张家口有3万亩枸杞……合作形式不一，怎样才是“自己的地”，需要复杂运算。这种“混乱”还标注在企业架构上，他是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黑龙江还有个公司叫华通，马上要开业的西安公司叫八维。
也许这种“混乱”，正是为适应北方土地广袤、种植粗犷、政府强势的风格。
长长链条牵来的土地
渐向北行，早春颜色迅速褪去，到达蔚县已近黄昏，四野零星的牲畜缓缓向各自的村庄移动，烟尘稀淡散在上空。
吴章祝来拜访当地人余海龙，他们在张北地区合作了3万多亩枸杞项目，现在吴希望在蔚县试种100亩西班牙甜椒，如效果不错，明年准备扩大到3000亩。
蔚县的支柱产业是煤矿，2008年一次震惊全国的矿难后，民营煤矿被全部取缔。余海龙也是矿主之一，他早早转型，投资农业，五个股东过去也全是矿主。
蔚县人均3亩地，一户有10多亩，属于小盆地山区，种不了高档作物，但没有病虫害，更没有大工业，农民很少用化肥，基本不用农药，天然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吴章祝看中了这里，但他知道，虽然租地容易，若无余海龙这样熟稔地方关系的人协助，投资无异一场胜算不大的赌博。
余海龙请南杨庄乡牛大人庄村的赵生代种这100亩辣椒。赵生是种植大户，包了500亩地种烟叶和蔬菜。“大的土地流转很少，多数承包的都是邻居的地。”他用脚搓着黄土。最初在2004年，他从别人手里转包了220亩地，人家包的时候30元/亩，他以100元/亩包过来，过了几年再包，就成了120元/亩。
在北方，土地和农民血脉相连，企业必须小心碰触。利农在南方把可以把承包的土地轻易打掉田埂，连成一片。但在其张家口固原基地，农民就不同意。地方政府出面协调，田埂还是要取消，否则影响机械化种植，地界可以铸水泥墩，然后画好图，标注上每家地的位置。
“像南方那样，把地都包出去，自己屁股一拍什么也不管就去打工了，我们这儿不行。”蔚县农业局副局长赵孝说，“农民总觉得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周边劳务市场少，今年把地包出去了，明年没处打工了又想种地怎么办？”
从余海龙到赵生，吴章祝虽然层层剥离了土地带来的风险，不过这个长长的链条也不容易把控。他还走“高层路线”，与县政府接触，请其出面协调，替他和农民与合作社谈，帮他找合适的土地。“农民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让政府出面给我施加压力，我的目标不能兑现，也可以通过政府。政府是重要的第三方、公正方、协调方。”
9点半，冯亮披着衣服出来，阳光一小步一小步迈过树梢和屋顶，整个上午他都晒着太阳远远看在地头抽烟的赵生。
冯亮的午饭和早饭连在一起，一般在中午11点吃，照例要喝点酒，酒是与邻居合着买来的，不用瓶也不用桶，而用小推车，一次够喝半年。要是这场酒喝得舒服，一直到下午4点多，可能晚饭也连上了。
如果赵生要雇冯亮干活，能否成功，取决于冯亮的酒有没有喝光。
实际上，赵生很少有机会雇到冯亮这样的壮年男子，他雇的多数是妇女，而且一般要算准农闲时用工，比如种西班牙甜椒，不是提前下种，就是错后下种，否则到时候一天要雇150个人，哪里找得到。“年轻一点的，就算闲在家里的，有几个愿意摸锄头？”
“北方农民很实在，很多地区过去只知道种玉米和杂粮，现在告诉他们种什么挣钱，他们就种什么。”吴章祝说，但令他头疼的是雇工，他不能像马承榕一样保持生产连续性，如何保证人员接济得上，是个大麻烦。
利农北方基地所用农民大部分还是从南方基地调过来。“我们在北方曾想建立相对稳定的队伍，招了30多个人，选了当地人做工头。当时想慢慢适应吧，大家互相有个磨合期，但一直忍了两年都不行。”负责利农北方农场业务的孙连荣说。
南方农场的职工只有一个念头：挣钱，玩命挣钱，只要有补贴，巴不得加班。但在本地招的工，给多少钱加班也不干。当地民风豪爽，交朋友喝酒没问题，但要用制度来卡不行，管理一严转身就走。他们愿意做体力活，耕地、装车都是把好手，但偏偏利农有许多精细活。播种时，南方职工猫着腰，500米几下就过去了，一天能挣80多块，北方职工块头大，坐在小板凳上向前蹭，一天能赚30块钱就不错，还累的浑身骨节疼。
吴章祝很羡慕山东，“山东已经有很好的北方农业操作模式，企业与农民磨合了很多年，效率高。”
但山东泰安亚细亚集团董事长王林也有吴章祝的烦恼。为稳定生产节奏，王林也尝试过吴章祝的方法，找到赵生这样土生土长的“能人”合作，组织生产，他遇到的是另一种麻烦。
他和某村商量想搞个合作社，书记自己不愿操心没同意，王林在村里找了个“能人”，书记也支持。搞了两年“能人”带领村民赚了不少钱，农民都听他指挥，这时村支部快换届了，书记影响选举结果，不断打击“能人”，最后气得人家到外面打工了，亚细亚也只能从这个村撤出来。
土地模式见招拆招
按照吴章祝的时间表，第一年做项目，开发产品，第二年扩展经营规模，筛选淘汰不好品种，第三年进入深加工领域，第四年整合，把几个公司和好的合作伙伴组合到一起成立集团，第五年考虑上市。2009年是第三年。
他走过不少弯路。2002年，他在黑龙江试水，“公司+合作伙伴+基地”，租了5000亩地种大豆。吴提供资金、生产资料、机械，租下土地，交给当地人管理，结果地里草比豆多，投资100万元，预计回收130万-150万左右，结果只回收30万。
正式创业后，他开始尝试“公司+农户”，这种方式曾在北方广泛使用，但通常并不持久，因为必须保证农民永远是赢家，公司要承担几乎全部风险。他做有机水果，往往第一年很愉快，到第二年，一个月内要调4次价格。“尽管涨价，如果有竞争对手进来，农民也不一定卖给我。”
于是他慢慢转向“公司+基地”，直接投资，计划、管理，农民参与，租赁土地，聘用人员。
最终他选择了“混搭”。有比较可靠的合作伙伴，生产特殊的产品，还会用“公司+合作伙伴+基地”，例如与余海龙共同合作的枸杞项目。如果种植量大附加值低的作物，需要大量劳动投入，就采用“公司+农户”。对于附加值特别高的产品，他会采用“公司+基地”。在大连庄河，他租了600亩地种蓝莓，已经投资800万，“附加值越高风险越高，不是自己的基地不放心。”
吴投资的逻辑并不像他的模式看上去那么混乱，与马承榕所见略同，他也希望通过市场引导基地发展。“我们的优势在于对国际食品企业和市场信息掌握得比较好。”出口将是一个主要方向，他按照海外客户的需求评估市场有多大，有多大增值空间，然后与客户敲定总量，再把这个总量放在中国，看哪个区域有比较好的资源。
吴章祝不像马承榕或者张炎夏一样，他没有太多地域顾虑，他不是仅种蔬菜或只种粮食，“许多农企在某个领域很成功，而我以出口为主导，整合资源，可以到各地方寻求合作、投资企业加工或建设基地，把资源变成我们的生产力，变成有价值的商品。”
现在，为了适应北方，他需要有个好酒量。
“在南方，上午谈合作，下午就飞走了。北方谈完还要喝酒，你喝酒，一顿饭下来都没话说，好不容易谈成，隔天又要重新做工作。我们不能改变他们，但能改变自己，尽量迎合人家。”
VC/PE 看农业
农业投资的“前农庄主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投资人只是一个教练，他不可能是球队队员。现在对农业来说，缺少踢球的人。”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将从农业开始。”在北京积水潭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一位PE抬高了声音。这家PE公司就坐落在这个四合院里。我们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会议室里端坐着。这似乎是一个暗示，现代的VC/PE资本与古老的农业，就犹如这个古老的四合院和现代化的办公室一样可以融合。
这位PE用投资人特有的憧憬力给我们展望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憧憬。自从去年10月份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持此论调的专家、学者很多。人们将中国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看成是划时代的土地革命。
怀着这种共识，几乎所有的VC、PE一夜之间掀起了一股农业投资热潮。一位PE感叹道：“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些农业投资会议，几乎所有的PE都去了。”清科集团创始人倪正东也看过好几个农业项目。3个月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农业投资会议上，记者见到了经纬创投、联想投资等这些惯常投资TMT、消费领域的VC。甚至一些房地产投资者也成了“麦田守望者”。
没有几个VC、PE直接冲着土地流转制度而来，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公开案例，某个人或农业企业因流转了一大批土地，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一个“外行人”可能有这种认识：土地和农民的生产关系变革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可模仿的路径似乎也很清晰：一大片的农庄，现代化的机械，规模化的生产。不过，VC们用熟知中国国情的头脑来看土地流转时，看到的并不是大片大片的农庄。
“农民把土地流转了，几年以后，他又来要（土地），你怎么办？”一位PE问道，“农民没了土地，他们以后的就业和社保问题谁来解决？”
受访的VC们均持以下判断：“中国的大农庄时代还为时尚早，土地集约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土地流转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取决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要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出路问题没解决，土地流转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让少部分农民演变为农庄主，大部分农民演变成农庄主手下的产业工人，这个设想并不被投资界看好。很多VC担心自给自足过惯小农经济的农民能否具备一个产业工人的素质？对于不具备此素质的农民，该怎么解决他们的生存后顾之忧？VC对农民变身农庄主和企业家的顾虑则更多。“农民去做企业家还很难。不是说农民不好，而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眼光，让他去管一个千万、亿万资产的企业会很难。”倪正东说道。现有农业企业里，最出名的是()的刘永好。刘虽在农村发家，却是地道的大学生。仅凭VC带去资本，手把手去辅导农民，并不现实。“投资人只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一个副驾驶。他不可能是球队队员，不是踢球的人。现在对农业来说，缺少踢球的人。”
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差异，也导致了在中国做农庄主比较难。“一个中国农民，他既要懂得化肥，也要懂得种子，还要懂得农药，他要懂很多东西，然后他又要会种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你是个农庄主，有专业公司来给你来打农药，有专业收割的公司为你收割，所有的东西都专业化分工，你只是在做管理监督的职能。”现在，对于“公司＋农户”这种“变通”地实现土地集约化的商业模式，很多VC不是很看好，它具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三聚氰胺是一个警钟。”一位VC说道。
撇开农庄主的美梦，土地流转还让VC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稀有土地资源的垄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些特定的动植物在特定小环境中会有特定的附加价值。山茶树、田七、人参等都有这个特点。“你获得了垄断资源，就拥有了高议价能力。”一位PE说道。资源垄断者还可能向下控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议价能力就可能带来产品的高溢价，这是PE和VC们所看重的。比如深圳创新投在云南投资的花卉和普洱茶，软银赛富在东北投资的有机大米等都有地域资源的特点。
“前农庄主时代”并没有完全浇灭VC们的热情。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目前，他们青睐的是养殖业以及农药、种业这些不是很依赖土地资源的细分农业。比如软银赛富投资的一家农药企业、达晨创投投资的一家鸡养殖企业，高盛投资的双汇。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点，拥有产业的议价能力，覆盖了产业链的诸多关键环节，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们或是通过商业模式或是通过技术赢得了规模和一定程度的垄断。
目前，对于农业，投资人还是看得多，投得少。不过农业又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中国的孟山都、中国的嘉吉、中国世界级的现代农业企业很可能在下一个30年中诞生。农业也在考验中国VC的耐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是说寻找一个爆发性的机会，然后就像互联网和太阳能产业那样，一夜之间诞生出一家大公司。”
解密成都“新土改”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成都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渐入快车道。而真正的“还权于民”，使得农民土地与工商资本的有效对接不再成为奢谈
4月末，正该是成都平原农田上油菜结籽、小麦抽穗的季节。然而，这样的景象已是过往。
道路两边是荫翳的藤蔓，望不到尽头的绿色长廊，偶尔散漫出几朵鲜红的月季。车到双流县彭镇，只有墙壁上“少生快富”的标语，能让人想起这里是农村的现实。司机告之，这一片是产业资本投资建设的集生产、观光为一体的“四川红”葡萄生产基地。
双流县昆山农业园区所在地，4年前，还叫“南泥沟”，现在已经建成标准化园区，不过园区内不生产电子产品，而是台商、浙商等投资建设的农业企业和它们的种植基地。农业园区边上，金桥镇新安村七洞桥桥下，小茶馆里，农民们悠闲地喝着一元一杯的花茶，或搓麻将，或摆龙门阵。
这番农业产业化图景，如今在成都平原，随处可见。显然，它不全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中国企业家》记者行处，因为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确权工作的日渐深入，以及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强力支持，城市工商资本投资的现代农业产业，在成都已成气候。更多的农民们盼望着土地确权，盼望着土地确权之后，能给自己带来更高比较收益的土地流转。
关于成都现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坊间有两个传闻，一是因为土地确权测绘需要，成都的皮卷尺都卖完了；一是与全国很多地方失地农民的上访相反，成都双流等地的农民一度举着标语，要求土地流转。
“此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产业是关键、致富是目的。”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对于“新土改”的路径，给予了清晰的描绘。
还权于农民
时近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灾区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安详。
鹤鸣村，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的“点中点”，最早的破冰区。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民已将1100亩土地租给了通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农民每家每年根据流转土地的多少，能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公司又反过来聘请村民干活，一部分农民还能打工挣钱。村民称之为，“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
4月下旬，当记者到达成都时，鹤鸣村，已经不是成都完成农村产权改革的孤例。全市14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实测和确权颁证工作。11个乡（镇）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工作，379067户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2个乡（镇）完成土地确权方案公示工作。同时还有97个乡（镇）正在开展测绘工作。另外154个乡（镇），也落实了测绘队伍和测绘经费，准备开始行动。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成都、重庆为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指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要找到改革的突破点。”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成都全市开始调查研究和讨论“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春节前后，成都市委更是在市委礼堂连续召开了4次常委扩大会（各县、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300多人参加），分组讨论，专题研讨。
最终形成共识：必须在土地产权制度上形成新的安排。第一，还权。把本来就应该是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第二，赋能。赋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形成对农村市场微观基础的再造。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生产方式未有任何变化。尽管农民拥有了一定期限的土地物权，但国家并没有从法律层面形成农民的产权边界，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物权权益不能体现。农村、农业的主体激励机制因此缺失，年复一年简单重复再生产。”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专家组成员、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家泽深知改革面临的复杂局面。
“土地产权改革，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成都大小官员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还权于农民，隐含的主角是政府，“新土改”的阻力正在于此。“区县政府的主要顾虑，第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后，征地拆迁制度将有重大调整，会造成政府政策前后之间有差距。农民的想法很现实，去年（征地）补偿2万元，今年5万元，去年的农民就不干了。第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确权太难，工作量太大。30年来所有沉淀在农村的问题几乎都要解决……”分管农业工作的新津县常务副县长王海军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最初，他对于农村产权改革确实有所顾虑。
成都市领导带着专家组成员到下属若干区县调研，离成都主城区很近的一个县的领导提出，“土地‘确权’，前期工作都可以做，但能不能适时颁证？”
“你讲的‘适时’是什么概念？是一秒钟，还是一万年？”调研时，陈家泽担心“硬改革”碰上“软钉子”，忍不住质问。
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政府，最缺少改革的动力，都说没办法确权，或者提出仅确权到组，而不到户。“成都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比较快。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可以很容易地上马工业项目，满足GDP增长，同时还有财政收入。如果确权到农民手里，按照《物权法》，政府就不能再随意去左右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陈家泽认为这是成都乃至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不过，成都市领导决心很大，不惜将手握着的“城乡统筹”改革的尚方宝剑挥向了自己。
2008年2月，鹤鸣村农村产权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始。3月，包括20多个律师在内近200人的农村产权改革工作小组进村。5月12日，汶川大地震。18日，成都市委原定在都江堰召开的农村产权改革评价会议，没有取消，只是改到离都江堰不远的温江召开。所有与土地产权改革相关的部门、人员悉数参加。
2008年9月，在都江堰农村产权改革试点基础上，成都又启动了双流、温江、大邑和优先发展重点镇的农村产权改革。
2009年3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成都全市推开。“今年我们要基本完成农村产权确认和颁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吸收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进入农村，开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局面。”李春城在4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上要求。
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大局已定。现在的陈家泽，已经可以自由接受媒体采访。此前，政府规定专家组不能接受媒体采访。成都市委党校的农村产权改革培训教材，都列为了机密文件，编号管理。农村产权改革工作组每周的工作简报，也曾规定不允许通过网络传输。
“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农村产权改革确实存在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空白。同时，新左派学者大力鼓吹土地确权流转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振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都自下而上的改革非常可能得不到自上而下的认同，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改革需要大智慧，但是更需要大勇气。”陈家泽回望成都已经走过的农村产权改革之路，感叹。
卖方的热情
成都天府大道南延线的高新孵化园内，耸立着许多城市现代、后现代的建筑。进行了多年企业资产、股份、技术等产权交易的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置身其间。
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晚上，成都市政府把一块写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了起来。已经确权的成都农民承包的土地，作为可以流动的市场要素，跟着进入了这个城市工商资本活跃、出没的场所。
“项目编号CDNJ-08-0097
标的名称 万春镇承包土地
所属行业 土地承包经营权
标的区位 温江区
流转面积 1900亩
参考价额 1200斤大米/亩·年
流转方式 出租
流转期限 19年”
4月24日上午9点，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一楼交易大厅，上百条类似的成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信息在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来回滚动显示。这些交易信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近40家产权交易机构同时发布。还有48家投资、法律、评估、会计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为农村产权交易的买方和卖方提供服务。
在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秦仕魁看来，把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到联合产权交易所，是政府想借联合产权产易所的经验、人才以及市场资源一用，把农村产权交易进行得更市场化一点。
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农民回乡，农村产权交易卖方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自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立以来，已收集了800多个、近10万亩有流转意愿的项目，最终经过审查，符合流转条件（土地确权、农民愿意）的土地项目560个，近60000亩。不过，买方市场还不如预想的活跃。截至本刊发稿，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才成交121个项目，6000多亩土地，占储备项目的1/10。
在彭镇沿河村五组，村民方卫清指着远处的葡萄地，对记者说，“巴不得自家的地，也能流转出去。”其他村民流转出去的土地，每亩每年可以拿到等价于900斤大米的钱，一年费时费力地种，每亩也赚不到这些钱。这时，村干部路过，低头端详记者的名片，抬头，“你也帮我们介绍点企业家过来搞搞农业嘛。”
“现在很多农民不愿意种土地，农民打工，或者自主创业，收入更高。同时，通过规范组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企业，在土地上产出比较高……今后这一块市场非常大。”
秦仕魁解释“交易还不活跃”的原因，“到农村投资，有这种想法的很多，咨询的很多，但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对农业的投资回报不了解。”
秦仕魁决定“放水养鱼”。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最初设定的是对转让方——农民免费，对受让方工商资本征收千分之二的中介费。“农业类项目投资能够上千万的很少，上百万的也很少。一个项目收一两千块钱没有多大意义，后来干脆就不收了。对转让方、受让方都不收费，培育这个市场，扩大我们的影响。”
同时，秦仕魁已经不满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的角色。“我们这里还相当于一个农业投融资平台。对投资者，可以有包括融资等一些延伸服务，而不光是交易，这样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农村金融，市场比较大，但受政策影响，农村房屋产权不能抵押，农村承包地不能抵押。我们也在积极探索……”
对于确权后的土地流转，颇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失地农民没有保障，将影响社会稳定。陈家泽倒是不怎么担心。“一切都是市场的事了。农民只要拿到那个本，你就不用操心了，他自己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你想去破坏它，那你要付出的成本会很高，风险要很大。”
“任何人违背农民意志要求农民流转自己的土地，或者侵犯了农民流转土地的利益，确权拿证后的农民，都可以按照《物权法》进行起诉，农民的权益可以依法得到保护。”同为成都农村产权改革专家组成员的四方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世亮解释，确权后的农民，完全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物权。
新土改 新希望
新津县郊。新厂房。空气里四处弥散着酱菜的味道。4月，投资5000万元、生产酱腌菜的成都民生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公司大门口外白墙上蓝字醒目地写着：“我公司按季收购时鲜蔬菜”。
“蜀人善烹，好美食”。全国80%的酱腌菜都在四川生产，这里有充足的原料供应，还有良好的气候条件。一年前，成都本土企业家李宪进入食品加工行业，他觉得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民生的蓝图是3年内实现3万吨蔬菜加工能力，5年内实现加工能力6万吨。以一亩地年产蔬菜4吨计，3年内，民生食品需要8000亩蔬菜生产基地，5年后，需要16000亩蔬菜种植基地。
“我们最近新建了500亩基地，主要是企业实验室基地，研发培育蔬菜新品种，试种试生产，然后再大面积推广种植。”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不过，未来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得到生产原料，还没有最终确定。
“现在，起步阶段，我们还是采取订单模式。将来，可以从小到大的建基地。千家万户种植的产品，质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企业，要按照企业的标准来生产。自己建基地是最理想的。”记者还没来得及问，民生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德杰就自己说开了—
“要搞自己的基地，政府的相关政策一定要了解。我们成都是试验区，现在正在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去没有搞的，现在正在搞。一旦农民的土地，从一家一户退（流转）出来后，他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我们购买（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有可能。或者将来如果有专业的种植公司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出现，我们直接收购也可以。”
如果没有民生食品这样的公司，去经营农民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改革能使农民得到的实惠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所说的，“产业是关键”。所以，政府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更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
为了更好地调动社会资金投资现代农业，新津出台了“新津县现代农业发展与投资招商促进办法”。对于流转土地500亩以上的规模化业主，每亩奖励100-300元，连续奖励三年。同时，力推农业担保公司，降低风险。新津常务副县长王海军略有夸张地称之为“什么都可以担保”——农民流转土地，业主垮了怎么办？可以给流转行为做担保；农民不履行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的合同，怎么办？也可以给企业担保……
民生食品这样的农业企业，像春天的树叶，正在新津不断生长。得益绿色，投资1亿元，生产方便米饭，出口美国；希望集团投资2亿多建了希望农业博览园，从事农业观光旅游；浙商也承接了流转出的4000亩土地，投资天宝农业，种植杨梅……
王海军介绍，新津县农用地23.56万亩。农村产权改革，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已完成近80%。流转的土地达11万亩，接近50%。去年农业产业投资额2亿元，今年将达4亿元。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不久，刘永好兄弟辞去公职，回新津县农村创业。经过30年时间，打造出中国最显赫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之一—新希望。
夜色中离开新津，丘陵上的点点灯火倒映于岷江中。记者问同行的新津农发局官员，这一次“新土改”，新津能不能产生下一个“新希望”？农发局的官员反问记者，如果当年，刘家四兄弟不曾辞去公职，他们的现在将会怎样？
与刘氏兄弟当年创业的孤独相比，成都的“新土改”，从秘而不宣，到大张旗鼓，似乎已经到了揭蛊之时。 (本文来源： 作者：何伊凡 张宁 陈建芬 潘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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