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载]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调查
15:38:33 发布在&&&
&&&&&&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调查&
&&&&&&&&&&&&
[b[s[font=楷体]ize=22]][b]余习广[/b]
[/SIZE]&&[/font]
2012年5月初到荥经县，调查荥经惨案，20多天，跑了8个乡的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83人。
&&我将整理并陆续发出采访记录，争取在年内出版《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幸存者图集》。[img]/Upload//60521.jpg[/IMG]
石明香&&原荥经县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社员。荥经惨案中一家5口，饿死、因饥饿致病死4口，剩下她为孤儿。
1959年9月，荥经县“更大跃进”运动中，刮起反“瞒产私分”的“十二级台风”。她父亲石炳阳为联明生产队队长，因报不出公社领导认可的“高产”，受到批斗，并打入伐木队“劳动改造”。1959年底，饿死于伐木队，时年60多岁。1960年~1961年，其5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10岁、一个12岁）饿死。
时间：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同心村第4组石明香家地里；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石明香，女，72岁,原宝峰公社田坝大队联明生产队社员。
余：大娘，您好！您叫啥子名字？今年多大的年纪了？
石：我叫石明香，今年72岁。
余：哦，72岁还在种地呀！您是这个地方的人吗？还记得人民公社时候的事吗？
石：我娘家是宝峰乡联明村的。人民公社我记得嘛，到死都不会忘的。
余：当时您是宝峰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的社员？
石：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的社员。哪个大队的记不清了（回忆5分钟，也说不清，作罢——编者）。
余：大娘，吃食堂、过细粮关，您家有人饿死吗？
石：过细粮关，我娘家五块（方言，口，下同——编者）人死光了，剩了我一个。我父亲石炳洋是联明生产队长，59年反瞒产，公社要他报高产粮，他报不出来，就斗争撤职，送到山里头开荒。
&&先是我老汉（方言，父亲，下同——编者）死了，在山里头弄的火匣子，挖个浅坑坑，就那么埋了。59年下半年死的。后来我妈也死了，那是59年底，队上把我喊回去处理。
&&当时食堂一天半斤粮食，人哪天死了，哪天队里食堂就没她的粮食。那时是5天一发粮食，那天她吃了一天，应该还有4天的指标粮食，队上都没发给我。好伤心哦！
&&我饿得没一点力气，人都走不动路，没法把我妈弄出去窖（方言，埋，下同——编者）。看家里还有一蔸齐儿烟（烟草打芽去叶时除下的烟叶——编者），我就把这蔸烟给人，请了队上一个有点力气的人，把我妈用绳绳绑在颈坎（方言，脖子，下同——编者）上拖出去。我就到地头用锄头挖个沟，人饿得没点力气，连坑洞都挖不起了，用张围腰帕把我妈的脸一蒙，我用泥土扒来把她蒙起埋了。
余：你村里的人家，是一个姓吗？队上的人怎么不帮忙埋你妈呢？按说同姓人应该帮你一把嘛。
石：村里全都是姓杜的，只有我们一家是姓石的，我家是从外地到联明落脚的。外来户落脚在别人的地方，两手空空，没得点基业的，日子过得就穷嘛，平常在村里多少要受大户大姓人家的欺负嘛。土改工作队发动我父亲起来斗争，也是这个原因。
那时家里啥子都没有了，铺的盖的加一起只有一背篼，原先老汉当队长，家里有个铁炉子，打烂了卖了，啥子都没收了。吃的没办法，偷两苞玉米来，都是生的啃了吃。
&&后头食堂就没粮食了，几十天断粮，上头把粮食都收走了，食堂断粮没吃的，我带两个小的，挖野菜，吃蕨鸡根、鹅香草、猪婆菜、藤子根根，连泥巴都吃。到60年公社办起孤儿院，我也实在没办法，就把两个兄弟送到孤儿院去，结果没想到，两个兄弟都饿死在孤儿院了。想不得，想起好伤心！
余：过细粮关时，你家里死了几口人？
石：父亲、母亲、2个弟弟，都饿死了，我家饿死了4块。
&&别人出去偷啊，弄啊，搞点吃的。我父亲当过队长，当过队长的，又是犯错误被管制的，他不敢出去弄，饿死了。父母死后又饿死了2个弟弟，一个10岁、1个12岁。家死了4个，只逃了我一个人。想起来就惨啰。那时我十六七岁，父亲死的时候60岁，母亲就50多岁。[img]/Upload//03652.jpg[/IMG]
石明香在细数她家死亡人口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15:44:19 编辑过]
延伸阅读：
|&&|&&|&&|&
21:06:07 && 跟帖回复：
&& [b] 大饥荒中的浮肿病医院与乱葬坑
原荥经泗坪公社浮肿病医院看守现场诉说（1）
&&&&&&&&&&
张月清在描述浮肿病人腿肿有多粗
时间：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68岁，原泗坪公社浮附肿病医院看守、秦永大队第六生产六队社员，大饥荒后调整为第七生产队队社员。
余：大爷，您家土改前是什么成份？几口人？土地情况？
张：我家是佃中农，原先有六口人，自己家没有土地。佃的就是这街上（泗坪的小镇街上）陶克成家的地。
我老家是汉源的，我老汉（父亲，下同——编者）那一辈过来荥经。佃了朱驼子家二十亩地，还租了点水田。交五五租，收下玉麦、稻子，我家一撮箕，他家一撮箕，这个印象蛮深的。要给东家客气些，明年好再租的嘛，所以粮食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时是一季高杆，水稻打四百四五十斤，旱地大、小春打四五百来斤，还要种油菜、胡豆。所以一年收大、小春七八千斤，谷子六千多斤。
交完租后，我家留下谷子、麦子、玉麦五千来斤，有几百斤菜籽打油，日子还可以，过年杀大年猪的嘛，我老汉、母亲在公社化时经常想起那段日子，给我们讲。
父母节俭勤劳，家里六口人，每年吃两千多斤粮，是够吃的，我家没饿过肚子。菜子打油卖了换钱用，多的粮卖钱。种菜子、胡豆地的租子，拿粮食顶帐。
余：你们东家叫什么名字，为人怎样？
张：东家叫陶克成、陶大云两弟兄，为人不行，不是东西，杀人、流痞，就住在这镇上那边头的。他们的妈和我妈关系好，认干亲的，他们就不敢碰，欺负别家，对我家不碰。但我家也按规矩做，杀一根（条，下同——编者）猪，送人家半根。
余：您还记得民国时期交捐税的情况吗？
张：民国时候，上面摊派下来烟金，我老汉当这片的头，甲长。到各家收烟金，就是鸦片烟税，收不起来，自己拿钱顶帐。
他是信佛的人，心好慈善，看到哪个没吃的，有困难，总要救济，所以大家推他出来，应付政府交捐税。乡长派狗腿子下来收烟金，收不到烟金，就撮一口袋谷子搭起走。这个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楚的。
他自己说是为子孙积福，我家里的粮食，就这么掺进去不少，我老汉替乡亲们抗起的。
泗坪乡的乡长杨三幺，歪（坏——编者）得很，捐税逼得凶，旧社会就是捐税那一套。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土地？
张：土改把陶家打垮了，把陶克成、陶大云他两兄弟抓了，枪毙在那边河滩上的。
我家分了二亩三分田，三亩多地，打千把斤谷，千多斤苞谷、小麦、油菜籽，日子勉强够吃的。交完公粮后，比以前租人家的田来说，日子不大好过。
余：还记得统购统销交粮情况吗？
张：说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国家征购下的任务重哦，农民活不了啰。
当时上级规定的，农村人口每个人留口粮。遇到积极点的干部，他要超额完成任务，给农民留的口粮还要少。
记得我家里水田的任务要交四口袋谷子，一口袋一百二三十斤，要交五百斤谷子；还要交旱地的，要交五百斤玉麦（玉米，下同——编者），五十斤豆子。当时我家没种豆子，买豆子交，比交地主地租高得多，逼得农民买的法子想。
我家留点谷子，小麦不多，剩下的留玉麦。玉麦只能打出一半粮（50%出米率——编者）的嘛，磨粗点出的多，家里就吃玉麦馍，不够吃的。
我家老汉以前做生意，也攒下些钱，就自己掏钱买粮食吃。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农民闹粮、闹退社的人多嘛。
余：实际上当时的产量，水稻四百五十斤左右，玉麦产三百多斤，你家二三亩水田，产千多斤；三亩旱地，产苞谷九百多斤。交五百斤谷子，五百斤玉麦，这个征购就厉害了。
张：交征购的，粮食不够就交钱。那时候干部狠喽，没粮食，干部逼着拿钱！我老汉还有些存钱，抵粮食任务，家里多留点粮，春荒就开始饿肚子了。
余：那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那你还记得公社化是怎么搞的吗？
张：公社化时候，我家是最后入社的。入社就要一切共产的嘛，他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钱财，不愿意一家人打散搞集体生活，不愿家里的粮食、油料、锅盆碗盏，连桌子、筷子都共产。
我老汉顽固，干部动员他，他死活也不入社。最后犟不过，东西都交给生产队，喂的一根猪都让生产队赶走了。老汉难受，也没得法，家也没有了，东西和钱都没啰，全共产啰，他咋不难受嘛。
他是老实肯干的农民，没土地，没有家，那些年自己劳动好不容易攒点粮食度荒的，也让生产队挑走了，日子咋过下去嘛？农民只有自己的家，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他是不相信那些虚的。
&&&&我家是架子屋，大办钢铁，屋子都拆去烧了的，木架子，木板壁，烧了炼钢铁嘛，老汉咋不伤心呢？啥子都没有毬啰！
&&&&我队好些户人家的架子房，都拆去铁厂炼钢铁和食堂烧锅啰，人都没住的。
余：讲讲过你们那个地方吃食堂的情况？
张：吃食堂，开始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杀猪，共产来的社员家养的猪。巴掌大块的肉，社员吃的流油，敞开肚皮吃。
食堂做的馍馍，一个半斤，火灶蒸出来，蒸笼里大馍馍，社员也高兴，放开吃，吃不完的就扔，吃了再拿，浪费的多，山坡上，水沟里都扔的馍馍头。
没好久，我们食堂的粮食吃完啰，食堂断粮。当时喊共产主义天堂，国家调拨嘛，一个公社的，这里没粮啰，就从那边队里调。调的粮也吃完了，就恼火啰。调来调去，都调完了，都没得吃的，一起挨饿，死人也是一起死，哪里的粮食都共产吃光了，哪里都跑不脱的。
后来就没粮啰，到58年底就饿肚皮了。59年秋收下来，就过细粮关了，那个时候，到处死人！
余：59年秋收，粮食收下来哪里去了？为什么秋收后马上断粮？
张：我那时十五岁，看到队上的干部他们报粮的嘛。
收粮前，公社干部就下来了，公社干部带大队干部、积极分子组成工作队，他们带队上的干部到地头喊产量，队上报这块田三百斤，他说是“右倾”，喊产量七百斤，边上拿本本的干部就记下来了。实际上一亩只打的两百多三百斤。
那时候的干部，也蛮认真的，真的把一块块田土转下来，把产量记下了再一汇总，那就不得了！
收粮时候，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到生产队来再开会。今天只打得四千斤谷子，开会时队干部就喊打了五千斤谷，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不干了，说你是“右倾保守”，“瞒产私分”。他喊到把千斤，逼队上干部认账。然后按田块算帐，把你生产队交粮的任务一下定下来。
收下来的粮食，先国家、后集体，先交定了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才能留粮。当时粮食不准留队上，要交到管理区。国家任务定得高，管理区也没得那么多粮食，完不成任务。
所以哪个队都是割下粮食，晒干就背到粮站了。
交来交去，总交不够任务，还差一大截。公社压管理区，管区干部压生产队。粮食交完了，任务没完成，就搞“反瞒产”，各个生产队开展“算帐”运动，逼队上交“瞒产私分”。搞不出来就找社员要算“偷青”的粮食，抄家搜粮，好恼火哦。
余：泗坪公社哪个管理区交粮任务最重？
张：整个泗坪公社，粮食任务最重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秦家大队，一个是民胜大队。这两个大队，也死人最多。
余：你把食堂断粮的情况讲一讲。
张：我们食堂断粮有几个月，一点粮食都没有，食堂的灶头还不准断火。就是天天烧一大锅水，放一点盐。开饭时候社员打一点咸水喝。
余：没粮食，为什么要烧盐水？社员为什么还来食堂打这点盐开水？
张：食堂烧水，表示公共食堂没有断火，断不得火哦，断火就是诬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攻击“三面红旗”。那时候，人饿病了不准喊饿，病了不能说是饿得病的，要不然就挨批斗，抓坏分子。
余：社员完全没有粮食吃了，那他们吃啥子嘛？
张：哎，讲起来就伤心哦！那时候政策是最不好的时候！
食堂断粮了，社员家里还不准冒烟。干部看到家里冒烟，就进来把砂罐端走，砸啰，那时候没得锅的，大连钢铁砸了，
死的就死了，活的人就接着遭罪。人饿不过，爬出去搞点猪鼻孔、野芹菜、鹅香草、蕨鸡根回来煮吃，干部发现就打。没吃的，人就只有饿死，得病的人就多。
余：公社化的时候，秦家管理区有多少人？大饥荒饿死了多少？
张：秦家管理区有七百多人，我们那个食堂是六队和七队两个队合在一起的，当时有三百多人。
我听袁忠如讲过，他现在八十多岁了，就住在桥边的，他记得很清楚。他和汤玉华，对大队的事清清楚楚，有时候还在摆龙门阵的。
他说两个队饿死了三百多人，饿死的人一半还多。62年分地，队上有活着的人数，大队一汇总，就晓得死了多少，活的多少。
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我原来是六队的，公社化的时候，六队有两百人出头，到散食堂，饿死了一百几十人。
七队原来是二百八十几块人，解散食堂时还剩了一百二十多人，死了一百六十多人。
&&&&人死了都没得人埋，就甩在沟沟、坑坑里头。我屋后头有一个大红苕窖，光那个窖里就甩了七八十人，河滩上也甩的是死人。
余：队上食堂断粮，人饿死那么多，为啥子不出去逃荒呢？
张：逃荒？旧社会穷人没吃的了，还有逃荒讨口的，走到哪家，别人多少要施舍点，施舍行善积德，我自己来世结个福缘，为子孙求个平安。上门讨口都不舍，那别人背地是要骂心狠作恶的。新社会不时兴那一套了。过细粮关的时候，天下的食堂，哪里都是一般黑，哪里都是没得粮嘛，你走到哪里，又讨得到一口吃的？比旧社会都不如哦！
那些老人带娃儿出去讨吃的，老的小的一齐饿死在路上，摊在那里没人埋，发臭。河滩上多的是死人，近前不得，好臭呵。
我还看到路上一个小伙子，死了趴在地上，手往前摊起，手里还捏一把鹅香草，好惨哦！
余：过细粮关，你家死了几口？
张：我老汉是饿死的，他叫张绍堂，是59年下半年死人最凶的时候饿死的，死时不到六十岁。我妈叫张啥子氏，名字我忘了，也是59年底饿死的。
&&&&大妹丁丁，当时读三年级，也是饿死的。小妹才七岁，是饿死的。父母饿死了，家里没一点吃的，她们搞不到吃的，饿死了。
我姐嫁到新建，活下来，我是调到公社，才保条命。
余：你父母饿死的时候情况你还记得吗？
张：记得哦！那时喝面茶汤，清水一碗，没啥子粮食的。饿得大人喊，小人哭的。实在没办法了，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买了块野牛皮，摆在家里好看的。这皮子“共产风”没有没收。过细粮关时候，我家就今天割一块，明天割一块，悄悄地煮在砂罐里，煮软了就吃。牛皮吃完了，人就饿得抗不动了，父母都肿了。
&&&&那天我母亲喝了半碗面茶汤，就倒床了。我出去偷点玉麦，搞点猪草回来煮吃，不煮吃不得，煮了又怕干部发现。一冒烟，干部就来了，捉到要挨打，吊起。家里不敢冒烟，我母亲倒床十来天就饿死了。
我也是搭帮荥经县公安局的高德民，他在区武装部，我跟他关系好。高德民是志愿军，入过朝鲜打美国兵，转业下到荥经县公安局。60年他见到我，要我不要在生产队，说在屋头命都要掉，劝我出来。
我先到区里，发我一枝枪，十发子弹，我说玩不来，他说我教你，在河坝那边教我打枪。后头回公社，公社把我调到到病号医院，去当看守，那时我16岁多，是基干民兵。
余：你到哪个肿病医院？
张：是泗坪公社办的肿病医院，肿病医院又办了两个，一个重病医院，一个轻病医院，叫泗坪公社肿病医院。
熊家那边是轻病医院，死好多人呢，死了一百多个。重病医院在桥基，也死了两百多。
余：你怎么那么清楚肿病医院的情况？
张：我当然清楚嘛，当时要我在肿病医院当看守，天天死人的情况我都要报公社的，那些人是我埋的，我的任务就是干那个。一个红薯窖里头就埋了两百多块！
余：那地方在哪里？你能够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张：可以嘛，我带那么去。
余：好，一会我们就去。再说你们队上，社员没有吃的，饿死人，那几年怎么活下来的？
张：主要是挖野菜、吃草根，还有就是偷青吃。社员偷青吃，干部捉到就要挨打，有的人没有饿死，却被打死。我队上就有人偷麦子挨打，打得死去活来。
余：哪个偷青挨打？
张：打人的干部叫张贤分，这个人现在还在，在荥经，老得路都走不动了，那就是原先作恶作多了的报应，瘫子了。
晚上他自己在伙食团煮东西吃，社员偷青他就打，哪家冒烟也打。
王万章的老丈母是七队的。她在菜籽田里扯鹅香草，打点黄菜叶，豌豆巅吃，逮住了，张贤分就把她的头发挽住扎起，绳索穿过去，吊到屋梁上打，脑壳上的头皮都扯掉了碗口大，血淋淋的，人摔在地上，当时摔半死，脸上都打得紫皮红烧的，干部拳打脚踢扯头发，脑壳顶上的头发都揪完了。
还有谷朝平，饿得实在受不住了，晚上的地里偷麦子吃，被干部发现了，挨打，打得他瘫倒起不来，后来饿死了。
好惨哦！狗日的日本鬼子整中国人，也没这些干部整得狠。
姜文仪是区上的干部，在我们队上当工作队，捉住偷麦的人就打，那个人打人下毒手。
三合乡的陈业周，是公社武装部的，我们两个斗过把（斗气，——编者）的。
一个农民到公社，顺手拿一个小玻璃瓶子走了，可能是想装啥子东西吧。陈业周把他逮住，打过后抓来交给我，要我处理小偷。
我那时候是管专政的。我说他偷啥子东西呢？他说偷的瓶瓶在这里。我说哎呦，一个瓶瓶值几分钱嘛，打成小偷要关起的，不值当嘛。
他恼火了，抡起枪来砸我一枪把。我解下背着的枪来，也给他一枪把，两个人都火了，把枪口对准对方的脑壳，子弹都上好了的。高登云看到了，赶紧把我们拉住，就算了。这个事才过去。
余：你队上有饿极了吃死人肉的吗？
张：有噢，袁光福，当时三十岁，他是杀猪匠。过细粮关，他饿极了，把死人的屁股、大腿肉割回去煮吃。
工作队看到屋头冒烟，进屋看他煮吃的，切成一坨坨炖在砂罐里。姜文仪进去闻到是煮肉，先吃了两坨。还说他是偷集体的，要他交待。
袁光福没得法子了，交待说：这是死人肉，我这也是饿得没办法的，吃的死人，也没犯法。
张文仪听到，心里太难受喽，跑到墙角吐半天，吐也吐不出来，不过已经吃下去了，就把他的砂锅扔了。
余：你队上有杀牛的吗？
张：有，是两个小伙子，王和兴和吴劲治。他俩个饿很了，想搞吃的，把个半大公牛赶到岩坝上头，推到山沟里头摔死了，剥皮割肉煮吃。这两个人是我亲自抓住的，逮到公安局去法办了的。
&&&&队上牛不见了，吃过牛肉的身上有气味，我闻到一起做活路的吴劲治身上有牛气味，当时没做声。我回队上去，找到工作队周绍云汇报，就把他两个抓到队上，我审的他，那时候我的枪还没交。我说：你赶紧老实交代，今天不说你要受罪。他交代了。后来就抓到公安局去了，罪名是杀牛。那是62年，不大饿了。
余：你们那里大饥荒闹到啥子时候？
张：饿死人到62年上半年，上面政策下来，生产自救，允许社员自家种地、开荒了，那年收小春就好得多。不过，年底反私开乱占，把社员的地和收的粮食没收了。搞阶级斗争了，农民的生活，一直难过。
余：六七十年代，公社时，你家粮食够吃吗？分多少口粮？
张：一个人口粮三百几十斤，不够吃的。
余：你家是啥子时候粮食才够吃的？
张：82年，我们队上搞承包，分田到户了。我家分了一亩多地，七分田，打了两千多斤粮食。我就一个人，打的粮食吃不完。
21:40:08 && 跟帖回复：
余习广随张月清去找埋藏数百人的乱葬坑；
&&张月清说：当年经他亲手扔在这个乱葬坑的死人，即达220人之多！
这个乱葬坑，原为放“卫星”时挖的红薯窖。病人死后，就扔在红薯窖里。
时间：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乡桥基原泗坪公社重病医院废址；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
张：这个地方就是原泗坪公社的重病医院，这个地方原来叫桥基；这个院子，原叫格基黑头崖，是个大屋场，有四合围的大屋，原来是一个大姓人家十多户人住的。后来公社化搞共产共居，这边上的房子改成大队仓库，这正面的屋是住人的，当时住了上百块人。
过细粮关的时候，饿死、浮肿病的人太多，公社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公社的重病医院了。
我当时在肿病医院执勤，死多少人，每天都归我回公社报，这里重病号叫“特殊病人”，轻病号在熊家那边医院。
余：爬这么大的山坡，这里就是张月清所说的原泗坪公社肿病医院的重病医院现场，现在是屋倒房毁，一片废墟，改成菜地了。张大爷，你把当时肿病医院的情况详细说说看看。
张：先安排我到桥基重病医院。我去了每天晚间值班、放哨，不准病人乱跑，不准任何人乱进出。白天，我就看押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小偷小摸的，公社在这个地方搞了个劳改队，怎么看押他们的。我就专门看押他们，他们帮医院背水背粮，种种菜，搞杂务。
余：轻病医院在哪里？
张：就在这个山坡那边的熊家，我当时是两边跑。
余：1960年3月底，全国粮食极度紧张，毛泽东开始转向，承认政策上处理问题。为运动中为抓典型，李井泉来荥经，发现饿死人太多，随后处理荥经事件，后来工作队随着他叫“五九事件”。这时候上级开始从西昌调粮，向荥经发救济粮，各个公社、大队办起肿病医院，接收浮肿病人。
既然发救济粮，肿病医院怎么还会死人那么严重呢？
张：当时国家是把救济粮拨下来了的，病人本来就饿惨了，一个人一天六两不够吃，还是饿嘛！饿得那么很的病人，接着挨饿，你说会不会死人？！不过就是比一点粮食都没得吃要好一点，有的能够活下来，有的就饿死了。
更何况那时候医院里头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太严重了，把病人的粮食和医疗补品贪污了，死人就多嘛。
余：你把这个肿病医院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病人粮食和医疗补品的情况说说好吗？
张：肿病医院的干部、医生，哪个不多吃多占嘛，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也来跟着吃。国家是发了救济粮的，还拨的黄糖、消瘦丸，就是红发丸，用黄豆、麸子和糖掺和的。那个红糖两百斤一麻袋，那些劳改队的人，从这个山下一袋一袋背上来的
他们一两百斤一袋的红糖，都背回去吃。病号尝都没尝到；粮食多吃，还往家里拿。
护士也是些没学过医的，就是些和干部关系好的社员，有的是干部家属，离家又近，你偷我也偷。
当时肿病医院是毛成方当院长，他是荥河人。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又不管病号死活。
当时规定一天吃两顿，一餐吃三两，医生他们要占一两多，恐怕还不止，病号吃面汤汤。
病人拖不下去了，一天要死两三个，我亲自拉去埋的。拉到那儿埋的，就是那边没好远的坎坎下，有一个红薯窖大坑，埋的尽是死人。用绳索套在死人脖子上，我拉过去，一窖一窖甩在那里的。
余：您刚才说死了二三百人，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张：晓都不晓得人就死啰，医院的贪官污吏，把病人的东西吃了。上面拨下来三两粮一顿，要克扣一两，病人吃二两，是饿死的！
&&&&那时候，三天来一回救济品，200斤一包的糖，都是我从山下背上来的，院长他们几个人下手都分了。
余：病人死了怎么处理的？
张：病人死了，由我拉出去，就扔在那边的坎坎下，还有那个大红苕窖里，用绳索拴在脖子头，拉过去。
余：你亲手埋过多少人？
张：我一般待在上头熊家那边，这里死人太多不愿意待。这边死人了，一个电话打上去，我从上头下来，把人埋了，再到公社去汇报死人数字，告诉他们今天又死了几个。
我一个人埋过的死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我亲手拖了几十口，一个人拖出去的20多块，和人家一起拖出去的有220块，和其他劳改队、医院的人帮到我一起埋过的人。
桥基这边重病医院死的有二百二三十人，熊家那边的轻病医院有七十多块。
那里有一个大红苕窖，是五八年大跃进挖的，有四米多深，下肚口能并排码20块死人，上肚口小一点，那窖里头起码扔了两三百人足有，男的女的都有。
病人死了，拉出去扔，再进新病号，这里总保持两百来人的规模。
那时社员没粮吃，病院里多少有点粮食熬稀饭，比外面好得多。外面的人，也不晓得病院的情况，只听说医院里头有病号饭吃，只想进来，没关系的进不来。哪里晓得这里就是鬼门关！
余：你亲眼见过病人死亡的情况吗？
张：见过嘛！那天天冷，一个老奶奶冷得受不住，要我和她挤到睡，她喊我：“小兄弟，天冷，你挨到我睡嘛，暖和些”。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睡到半夜醒来一看，她死得冰冷啰，第二天把她拉出去扔了。
余：病号睡床还是睡地上？一个屋人住的多吗？
张：哪里有床哦，冰冷的地上打地铺，当时重病医院收180人，轻病医院收二百几十口。一个屋里挤四五十口。天冷，好人都受不住，何况是病人？好些人挨不过又冷又饿，死毬啰！&
（张带我们来到埋死人的红薯窖前）张：哦，地方都变了啰，现在冲起土都把坑坑埋起啰。这里就是那个红薯窖。现在年头太久了，原来这里是个大坑，不是这个样子的。上面修了个水库浇地的，从上头流下来，水土流失，把这个地方变了样子了。人肯定都在下边埋起的。
这个地方，我不死就不会忘。那些导致人吃人的，应该惩罚他们。
这里头埋了二百二三十块。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纪大的有六七十岁的。都是没得吃的饿得病了，想到肿病医院吃点粮食，治下病的。不晓得会死在这里，埋在这个坑里头，太惨了！
余：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张：到61年下半年吧，县上发觉了，病院死的人太多啰，就找区里和公社，三方开会，决定把肿病医院攒开（方言，搬开，下同——编者），攒开后死的人就少了。61年底攒开的，到区上办了第四病区。
到区上病院里病人自己煮饭，吃的干饭，就好多了。
余：你对刚才说的那些残害农民的贪官污吏怎么看？
张：后来整风整社，把这些“五风”干部抓起，我还看守过他们的。三合公社武装部长陈银舟，这些干部都是我抓的。那次运动，一起抓了二十多个公社、大队书记关起的哦。就关在肿病医院旁边，我看押过他们的嘛。白天让他们上山打柴，给重病医院烧柴，晚上开会批斗，检讨错误。我天天在这儿看守他们。
余：这些在运动中挨整的干部，他们一直喊冤，“文革”后还平反了，你认为他们冤吗？
张：他们就不冤哦，像李家同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他婆娘是荥经公安局股长，他违法乱纪，反瞒产，致这么多农民死亡，我们公社死了几千人，他们该不该负责？
五九事件，陈银舟他参与了的，捆人整人，用枪托子打人，致人死亡。所以运动来了要抓他嘛。
&&院长毛成方，肿病医院死人太多，也逮起的。贪污、多吃多占病人的粮食和救命的物资，害死那么多病人，你说该不该抓他？
不过，后来平反的时候，他们都平反了的，农民是不服气的。
&|&&|&&|& 0:45:19
&& 跟帖回复：
字字血，声声泪，控诉这个惨无人道的社会，足令子孙万代以警醒，勿蹈历史之覆辙。
&|&&|&&|& 1:14:58
&& 跟帖回复：
你咋没死呢？哎，连lz都没死这也太没天理了！
23:04:55 &&
荥经惨案调查之
&&&&&&&&&“熬过粮食关，逃出鬼门关”&&&&&&&&&&&&&&&
&&&&&&&&&&&&&&&&&&&&
口述者田久芬
&&&&田久芬口述：金星队生产队在在刚吃食堂时有300多人（当时包括童家山），1962年剩余100多，人口死亡超过一大半；畜牧队120几个人，死70多口，只剩下40多人。全村死绝邻居人家多，但当时年纪小，具体户数记不清了。只记得童志秀家9口，饥饿及因饥饿致病死7人，只剩两姊妹；邻居杨仕发家9口，饥饿及因饥饿致病死6人，只剩三人。邻居杨兴芬嫁到烈太乡自强队，婆家十几口人，死剩她一个，逃回金星队.
&&田久芬口述：全家经历荥经大饥荒，主要得力于大哥找到一条偷管理区（大队）仓库粮食的路，还要感谢家乡人口传中在成都“当大官”的姑姑接济了给了大哥几十元钱、10斤粮票，全家人才免于饿死，逃出性命。
田久芬，女，生于1950年，原荥经县双江公社光和村金星队社员。“熬过粮食关，逃出鬼门关”
——大哥救全家的法门
&&&&&&&&&&&&
（田久芬口述，吴阿宁整理）
我家原住花滩坝，田家虽是大族，但我家这一房却没什么田产。爷爷教书，奶奶还要靠推豆腐、做挂面卖添补家用，但“土改”仍然还是划为地主（田家一个捡来的孤儿，跟着姓田，当长年守门，叫田芳普，也划为地主）。
1953年，我家被撵到“大寺上”（双江乡光和村），全部家当只有一口挑箱，一床铺盖，一个马桶，筷子都没有一双。五口人分给庙里一间火炉房。在那里只住了一夜，没法生存，于是把二哥抱养出去，把我丢给家婆。
当时正开辟108线，伯伯（注：荥经方言叫父亲伯伯）、妈、大哥（八岁）就长住李家岩一带锤石头挣钱，挣了点钱买起了锅口碗盏、锄头、背篼、弯刀等，才重新回到大寺上。
庙里和尚见我们造孽。送给我们一根板凳和几块木板，木板搭成唯一的一间床。
分的田地又远又高又瘠薄，伯伯、妈白天帮人做庄稼，妈晚上还要给别人做针线，所得工钱主要是吃的：米、面、馍馍、腊肉、青菜等等，我们经常要等大人回来才有吃的。他们有时背煤炭到花滩卖，一天能挣一升多玉米。
大哥久耕10岁就去拖煤炭。第一天从早干到晚，挣2800元（2角8分），后来慢慢能挣到一万元（1元），赶场时终于敢吃一碗面。拖煤炭每天要发一亮壶子清油作照明，约老称2两。为了赚点油回家，他一进槽门就把灯吹熄，完全赤身裸体摸着黑在炭槽子里拖船子，快出槽门才点燃，不然被管事发现就不发给油了。为此，他的额头、背上撞得新伤压旧伤。
油拿回来，根本舍不得点亮，全部用作滋锅、做馍馍、弄菜。家里根本就没有灯，要照亮就点干竹篙。除了油，他每天还可以带一小背篼烧火炭回家，这样，生活稍微改善了一些。记得他第一次回家全身漆黑，只有眼睛在转，把我吓得大哭起来。
穿的全是从成都嬢嬢处拿来的旧衣裤，旧衣裤的少部分归我们穿，穿得补丁重补丁；大部分要拿去换吃的，妈背着衣物钻山沟走人户，换回一些洋芋、豆豆。
最恼火的是从54年开始伯伯的脚就溃脓腐烂，无钱医治，经常痛得呼天叫地，基本上就不能劳动了。后来他那只脚的五个脚趾全部烂掉，只剩脚掌。但一直到他61年因此去世，也没有去医院正经医过，基本上就是我们扯些草药来敷，最好的医治就是买几包“渴龙奔江丹”。所以，里里外外、大大小小事情基本上是妈一个人在操持。
我原来还有个弟弟老三，样儿长得特别乖，但因为长期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得了胆道蛔虫。送到县医院7天得不到治疗，因为正逢58年“反右”，医生一天到晚开会，说是不敢单独给我们这种成分的处方，活活痛死，死时嘴巴鼻孔到处爬出蛔虫。
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妈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和条件就坚持要我们上学读书。四姊妹上学虽是断断续续，总算成绩还不错，而且都小学毕了业。为此，每当开斗争会时都是一大罪状（因为许多贫下中农的娃娃都没有读书）。
开斗争会是那个时代“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自土改以后不久，伯伯因为脚痛残废，后来大多数时间在几个煤厂守厂，很难回家一趟，所以每次斗争会都是妈去抵倒。她去挨斗常要背个娃娃（比如我），
别人见是女的，又有娃娃，打也不凶，多是跪磁瓦子、带尖尖帽、游街之类，最远游到花滩坝。
到了59年“反右倾”、“反私分瞒产”就逐渐凶险起来，各公社普遍发生干部违法乱纪，打死人的事情。
按惯例，不管开什么斗争会都要拉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陪斗。特别是有段时间，斗争会由光和村与大理村两边的人交换斗，于是互相报复，经常打得血肉横飞。
一次，那些人说大哥“叫得很”，一定要抓他和妈一起斗，妈就把大哥藏起来，自己一人去了。那次被斗的13人，后来活下来的只有3
个（另两个是杨成功和邓绍刘）。妈年轻时个子高又漂亮，头发又黑又长，在脑后挽个很大的纂纂，那回全被扯光。当时按军事化管理，我们被安置住童家山，她不知爬了好多个钟头，天快亮时才爬到门槛外敲门。大哥一步从竹楼上跳下来，把妈拖进火炉房，跪在地下把头磕得咚咚响，哭求老天一定要救妈的命，我们都不敢大声哭，怕被别人听见。妈除了没有头发，整个脑袋肿得像个“大头和尚”（一种演出的道具），鼻子眼窝肿平，一直昏迷了三天。我们每天把她的嘴撬开，灌些稀饭汤汤进去，完全没有用药，想不到她居然活下来。&
田久芬20岁照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3:07:27 编辑过]
23:11:52 && 跟帖回复：
田久芬的母亲，为荥经惨案中极少的逃出鬼门关的“地主分子”之一。
荥经流传一句民谚：“过得寅卯年，赛过活神仙”。说寅卯年就是59年，“59年”这个词，一直到现在都是荥经县的忌讳。全县到底饿死了好多人我不晓得，听说国内国外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我只说我家的事。我家基本存活下来，全靠大哥卯着命到处偷吃的才让一家人苟延残喘。
1959年下半年，公共食堂每顿半碗米汤也不能保证了，有时去迟饭开过了，每人发三颗发胀的玉米籽。最要命的将近一个月完全不开伙。我们金星队原来300多人，迅速减少到140几个。畜牧队120几个剩40多个。
大哥满山挖藤子根、蕨基根，或者到很远一个叫“天星眼”的煤炭厂旁挖观音土，四乡的人都来这里挖来，弄回家去做粑粑、下团子吃来充饥。
观音土好吃不好屙，个个胀得惊叫唤，互相用竹棍撬。有屙出来的，硬得像石头，支部书记去踩都踩不烂。
幸好那年的鹅香草长得特别好，救了许多人的命。我天天在门外干田里寻鹅香草，四弟久康专门负责爬在门槛上盯住我，一旦我被田坎遮住，他就要大声喊“姐姐，你出来嘛！”这是因为我身上虽然很瘦，但脸上总有点胖而且红，家里人生怕我被人偷去吃了。
太平坝抱养二哥久耘的宋家，11口人，饿死9口，只剩一个老奶奶和二哥。
老奶奶是私藏了一些粮食在夹壁里，私下自己偷偷吃，终于活下来。
二哥是得力于他放牛。他每天一上山，就到处掏各种根根烧来吃。但终于有一天还是饿昏了。那牛是他从小喂大的，很听话。二哥叫它趴下然后爬上去，那牛把二哥一直驮到公共食堂停下。
大哥闻讯去看他时，他已经骨瘦如柴，走不动了。大哥想把他弄回家，但毕竟还年幼，背不动。于是赶紧回家三天两头给他送些藤子根、蕨基根、野菜做的馍馍（我也去送过）。叫他把这些食物藏在牛栏房的玉米壳堆里，晚上偷偷拿出来吃。直到他吃得能够走路了，才与一个家门中的舅母（也是光和村人）连走带爬回到家。到家时连门槛都翻不进，见了我，叫一声“妹儿”，一头从外面栽进来。
眼看一家人实在活不出来了，妈就叫大哥去成都嬢嬢处求救。他身上只揣了2角钱就出了门，说：无论有无办法最多一个星期一定赶回来，大家就伸长颈项望他。
一星期后的下午，我接他一直接到十几里外的花滩坝，最深的印象是至今没有见过那天那么大的鹅毛雪。老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个大包袱，一耸一耸地在风雪中走来。
我大叫一声“大哥！”冲上去。大哥二话没说，飞快解开包袱，抠出一小块红糖就按在我的嘴里。然后欢天喜地一道去花滩仓库，用粮票买粮，当时1斤粮票可以买5斤碎米子，我们买了几斤粮票的。两姊妹高兴得无法形容，说说笑笑回家，老远就看见妈扶在门框上望我们。
大哥讲，他出门后一路步行、爬车，第三天在邛崃遇上个好心的“陈师傅”，直把他带到成都。
嬢嬢是早年读书走出荥经，在成都上学时参加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的。共产党打下四川不久，她就任当了成都市东城区委书记。在家乡人眼中，她是了不起的“大官”。
嬢嬢正开会。大哥对查问的区委门卫报了家门，警卫通报，嬢嬢会议完毕来见了他。大哥当时穿的是姑爷前些年送的旧棉军装，又大又脏又黑，一副叫花子样。
嬢嬢把他带回家，先拿出一块萨其马充饥然后做饭。
嬢嬢虽是高级干部，但每月口粮也只有1
3斤，抗战时就当了主力团长、却因在此后内战中与立身国民革命军的自己亲哥哥交战败手、受到疑问审视而郁郁不得志的姑爷已去世，留下三个表弟，负担也很重。
她给了大哥几十元钱、10斤粮票、一些吃的、衣物，一再叮咛家人要千方百计自保。
那时供应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而止咳糖浆不要，嬢嬢就买了好多瓶，图的就是那里头有个甜味，叫他带回来。大哥怕家里死人，不敢久待，急着走，嬢嬢只好买了车票，叫他赶回来救急。&
其实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而是有粮不敢放赈救灾。我们住的大寺上就是管理区（大队）的仓库。58
年虚报浮夸亩产几千、上万，接下来自然是高征购。征来的粮食除了堆在县仓库、区仓库外，很多管理区也设了仓库（太平坝盐店头也有）。但得不到特批，谁也不敢动这些粮食，后来61年开仓放粮都没有吃完。
邻居童大仁有四个娃娃，却没有一个饿死。
大哥注意观察，发现他原来是偷仓库，于是就尾随他，他分了七八斤给大哥封口。
大哥得到门路，后来就自己干。他身体小，钻得进仓库底下的虚脚，在仓底钻穿一个姆指大的小洞，每次偷一点点，然后用个小木塞塞住，伪装好。
在这条生命之路上，他前后爬了一个多月，全家由此得救！有一次他偷出粮食来，正遇上喊“捉贼”，不敢回家，连人带粮食一齐藏在古墓里，在古墓里睡到天亮才出来，一看自己的“枕头”，竟然是一个骷髅。那次抓住另一个偷粮的，是童大发的女婿，命大，没有被打死。
大哥最冒险也是最精彩的一笔是杀牛而没有被发觉，当时一旦发觉，必死无疑。试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不要任何帮手，独自一人半夜起来，偷出一头被人看守着的大黄牛，捆绑，杀死，割肉，掩藏，其胆量和智慧真是非比寻常（听他讲细节惊心动魄）。
其他也有偷杀成功的，但往往“会偷嘴不会抹嘴”，死于非命。
童志友的哥就是偷杀牛，被人发现，干部将他毒打致死的。
伙伴柴友明一起偷保管室红苕，几天后被清查人发现砂锅上的残渣，他老子被打死，但至死没有咬出大哥。
大哥还偷过保管室的花生油、盐巴，自制过“金星食堂”假饭票。
偷回的东西就藏在家里一个小地窖里，一直到过完粮食关都没有被发现。挖地窖都在晚上，大哥用一把木匠的凿子一点一点地撬，撬出来的泥巴用书包挎出来分别倒在邻居们的茅坑粪水里，一点也不显眼。半夜三更煮东西吃，面上煮一大锅野菜，各人藏在被单窝里悄悄嚼。
这些事我们现在讲起不觉得丢人，如果哪个荥经农民说他59年没有偷过，那他一定有比偷人更凶险、更见不得人的手段存活。
61年开仓救济，办肿病医院，伯伯就在医院里去世的（主要是因为脚痛）。
后来政策松动，允许社员种点自留地，又准许在田边地角增种。玉米、红豆子的种子卖到几分钱一颗。当年秋后大丰收，所有活下来的人，终于
“细粮关”， 逃出鬼门关，修炼成了“活神仙”。
62年，大哥到太平坝“上门”（入赘）后，妈、二哥、我和四弟都已是劳动力，粮食分得多，还要分钱，回头接济大哥了（他娃娃多起来）。饥寒算是解决了，但“运动”仍然是一个接一个。
“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成分的人过的日子有多恐怖就不细说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了万恶的“阶级斗争”，我们才过上与贫下中农平等的日子。
13:18:45 &&
&&&&&&&荥经惨案调查之
&&&&&&&&&&大饥荒中的太阳湾&&
说明：到荥经调查中，结识了一批对于当年家乡所发生的大饥荒惨案，有着念念于兹、着手蒐集、以醒后人的朋友。
荥经的朋友、网名石丰纲兄，在我离开荥经后，买来摄影器材，开始下乡走村，对荥经惨案进行调查搜集。据他告知：他在这一个多月中，已经独自进行了一百多幸存者的调查。这是他去太阳湾调查的材料。
&&&&&&大饥荒中的太阳湾
太阳湾在５８－６１年大饥荒时期属于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大队）十二生产队。是复顺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处于复顺公社海拔最高的山区，近两年才通公路。据说这里在大饥荒中死亡人口很多。
９日，我来到太阳湾，在太阳十二队进行采访。十二队是最高的生产队，现在只有几户人家还在这里住。都是老人小孩。没见年轻人。
这里住的两位老人，是宋云才夫妇，他们住在公路尽头，大山最高处。房子已破烂不堪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老两口。&
&&宋云才８０岁，妻子杨正芬７６岁，据老人讲，５８年大战钢铁，队里的劳动力都去大山上砍窑柴了，生产队里只留下些老弱病残的人，勉强收点庄稼起来，都又背到管理区去了，５８年农历６月２０开始成立公共食堂，每天事务长到管理区去领粮来做饭，到１０月间，就没粮可领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而且长达三个月之久，大家只好吃青草、厥基根，枇杷皮，甚至吃泥巴，还有吃人肉的。老人说到孙ＸＸ的妈就因饿来没得法，把死了的小孩掏起来把肉拼（割）来煮来吃死了。这家人原来是一大家人，有二十几口人，最后死来只有剩她一人。
老人说生产队里饿死一多半，随口说了几户：夏连王家６人死来剩一个女子，夏明才家二十几个人死来剩夏连珍一人，宋金朋家七八个人死来剩宋金花一人，宋唐氏家死完，夏连发家６人死来只有夏连发一人．．．．．．
&&宋云才老人说：他家在细粮关的时候，饿死两个小孩，大女儿叫杨德英，死的时候５、６岁，儿子叫什么名字两位老人争论了一阵也没记起来，只知道死的时候大约两岁多，宋云才老人当时在高山上大战钢铁，听说娃娃死了，回家来，已经埋了，第二天又去大战钢铁去了，老人说他当时在工厂上还是很忙。
&&当问起这些死的人怎样安葬时，老人说，有些死了七八天都没人埋，都发臭了，有些生产队安排人去埋，参加埋人有五两谷面，当时大家都饿来走路都走不稳当，都要杵棍棍，哪来的力气埋人。为了挣那五两谷面，他和另外一个社员把三具尸体弄来重叠在坎边上，从上面随便掏点泥巴下来盖一下，管他盖倒没有，主要是把口粮混倒。
&&临走时，我提出帮两位老人照张标准照，冲洗出来后给他们带来。两人很高兴，忙去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出来，并说这是平生第一次照像，对我很感激。
&&宋云才老人说到的二十几口人死来只剩一人那户，几经周折，我在县城找到了夏莲珍老人，他已在十几年前搬进县城随儿子一起居住，现住在严道镇康宁路石材第三开发区内。山上的老房子已很久没人居住，已将成废墟
&&老人已八十岁，前两月，突发脑梗塞，险些去逝，虽捡回一条命，但现在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全天候照料。好在还能说话，基本的交流还没问题，说起五九年，还滔滔不绝。据老人讲，她家公社化前还算是大户人家，生活还很富足，当时的房子是三合头房子，即三面合围住了二十几口人，现在大部分房子已垮塌，但从房基来看，当时应该是有一定规模。房子里是一大家人，具体是：小妈家有几口人，夏莲珍属于大妈家的，还有哥哥家也有几口，这三大户共有二十几口人。
&&具体有二十几口，老人已算不过来了。只记得一个侄儿开头胖来像猪一样，饿来不行了，捡院坝头的虫来吃。最后弟弟妹妹、侄儿男女、哥哥嫂嫂、老的小的全饿死，那房子周围全是埋的坟，有一处还是她妈和她妹妹两人一起埋的。她本人要不是到肿病医院，都怕是不在了。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13:36:31 编辑过]
13:48:40 && 跟帖回复：
收到荥经朋友发来的一篇文章，好惨！特发出在本博，与朋友共享心酸！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
&&&&&&&&&&&&&&&&王文灿[/b]&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
&&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
&&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
&&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样，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着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
&&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
&&一天，一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着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的泪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b]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一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一同去。
&&一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一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着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
&&“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着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一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到母亲说，你父亲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一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一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
&&我在学校欠了一笔伙食费，学校给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一顿。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个田，约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
&&后来听到一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你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一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还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一幕：
&&当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着。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和一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一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一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
&&我走进隔一层壁头的另一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着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一涌而来）。
&&母亲轻轻挪动一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着眼睛，头斜在一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
&&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10:12:31 && 跟帖回复：
&&&&&&&&&&&&&&&&&&&&&&《我的家人与家乡》&
时间：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桂苑农家乐茶社；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季思全，72岁，原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第三生产队社员。
&&&&&&&&&&&
余：大爷，我想调查一下您所经过的荥经大饥荒。您还记得当年合作化、公社化、吃食堂、饿死人的那些事吗？
季：哦，记得嘛，一生一世都不得忘记的！我们谈嘛。
余：好的，那我们慢慢地摆下龙门阵。您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还记得公社化时候，你们村叫什么名字的生产队吗？
季：我叫季思全，今年72岁喽，原来是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大队3队的人。
余：自古以来，农民依族而居的，基本上每个村子都是同一个姓人家多哦。土改前后和公社化的时期，你们3队，是这样的情况吗？
季：是的，3队的人全姓许，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只有我家一户是外姓，是村里最穷的。
我家原来是天全的人，我父亲是两兄弟，上辈子人传下来有田有地的，两兄弟种起。抗战初期，民国政府要修天全的路，就把我父亲拉夫去修路。大伯心黑，等他修完路回家，说是地我已种了，你现在种不起，你另外找生活吧，就把他赶出屋门。我父亲到荥经来找生活，最后落脚在桂花。单门独户的外来户，所以家里穷。
余：你家土改是什么成份？
季：土改我家是贫农。解放前我父亲靠租人的田，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父亲、母亲、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家租的是林石氏（当地习俗，妇女出嫁随夫姓，下同；林石氏为村中寡妇——编者）家的地，租了2亩多田和地。
余：我插一句，问您一下：还记得地租是多少吗？
季：我那时还小，不过交租还是记得的，50年就是10岁了嘛。记得水田收成要交一半，旱地的收成要少些，大春加小春，大概一亩那时候也就是打下个八百多斤粮食；一年我家收下来一千多斤不到两千斤粮食，交租后，家里只有六七百斤粮，光靠种地不够吃的。
父亲农忙下田，农闲时背背子（竹编的背篓。当时四川山路崎岖，荥经更是交通极为困难。当地人大多用竹编背篓背运物资，并有部分穷人靠背背篓、运输物资赚钱一贴补家用——编者）走茶马古道，背到康巴、缅宁，赚钱养家。
我娘在家里种菜，养点家禽等副业，补贴家里人。
日子过得苦，常年吃大米饭少，吃玉麦（玉米，下同——编者）那些杂粮多，菜菜汤汤的，勉强吃得饱。土改前，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要找人借粮。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田？日子过得怎样？
季：土改我家4口，分了3亩多田，那两年日子好过多了。
我们算嘛：一亩田大、小春收七八百斤，3亩多田收两千斤出头，交公粮每亩一百多斤，剩下两千斤，收了粮食，不愁吃了，一家人吃的是有了。有点地种油菜，打出一年的油。父亲农闲时还是背背子，不过压力就小多了。
余：那你家交完公粮，每年还剩两千来斤，除去种子，每个人还有四百多斤的口粮。日子是好过了。
季：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原来家里没房，砍树搭棚子，住的茅草屋。土改分了富农两间旧房，虽说是旧房，但那是好瓦房。
父亲是文盲，又是穷人。土改工作组进村，要发动穷人起来斗争，村里的人不好发动起来斗同姓人，都是连得起来的亲戚嘛，抹不下那张脸来。工作组就发动我父亲，发展他当积极分子。
我家是外来户，一直多少要受村里人欺负的。他听说打倒欺压穷人的地主、老财，分田分地，这下当然要起来斗争，剿匪、土改，他都是积极分子。后来入党、提干，当干部了。
余：你还记得统购统销的情况吗？干部对你家定亩产、定公粮、定余粮的情况怎样？还记得交完国家征购任务后，你家留粮食的情况吗？
季：讲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干部定产定得多，产量定高喽，交的多、留得少，卖了余粮，家里就所剩无几了，没的吃的了，家里拿钱到街上买馍馍吃。有的人家还要买粮去交余粮。这么说吧，统购统销以前，农民生活改善，经常吃米饭、麦面馍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常年吃杂粮，吃不饱就搞野菜吃。
余：合作化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我们那里合作化是55年搞起来的，56年还是初级社，57年高级社，58年成立人民公社。
问：当时你们那里有没有农民闹退社的事情？您还记得吗？当时农民闹退社、喊缺粮，有的打成“乱言份子”、“坏分子”，严重的是要被抓的。
季：是这么回事。当时哪个喊缺粮，政府就说你是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是会道门下去煽动农民不满的，所以当时农村主要是抓这种人，搞得人心惶惶。
余：当时农民缺粮闹退社，主要是统购统销闹的。也有极少数的是被镇压的道、门、会、教众，利用农民不满，进行反共宣传、煽动，是实情。而政府则将农民不满、退社，打成反动会道门作乱，进行镇压。农民亲自参与和目睹了土改镇压地主及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听说是反动组织，害怕被镇压；加上政府在农村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乡、村大抓“乱言份子”、“坏分子”，农民的不满第一次反抗被打压下去。
后来公社化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公社化记得更清楚。57年高级社时，桂苑村是3个初级社，合成一个高级社。桂苑村是山里，搞起集体生产，集体出工，农民很不方便，到58年9月公社化，4个村变成4个管理区，合成青龙公社。
7月份大战钢铁，修小土炉，当时中央要“超英赶美”，搞1070万吨钢，农村劳力都去砍树炼钢。原来青龙公社是原始森林，大的树有合抱粗，小的碗口粗，大炼钢铁，全砍光。
58年秋收，村里没劳力，都调出去上工业战线了，村里尽是老婆婆、老汉、娃儿，又是秋雨多，结果秋收粮食没收上来多少。
余：你讲一讲你队办食堂的情况，好吗？
季：大办公社开始，一个队或几个队合成一个食堂，大家一起打饭吃。公社化后，开始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半供给制”，说是农民像工人一样发工资，一个人劳动一个月，要像工人那样发工资，说得农民好高兴。整了几个月，整不下去了。饭也没得吃，工资也没得发。
余：那当时桂苑管理区办了几个食堂？你们3队办了几个食堂？你们是怎么过“吃饭不要钱”日子的？
季：当时3队、4队两个队，合在一起办了一个食堂，三百多人一起吃，有的翻山越岭十几里，吃饭走半天。害人哦。
余：公社化时，干部刮“五风”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干部浮夸风，民建公社把20亩田的物产，都算到一块田里，放亩产12000斤大卫星，《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记者都来采访过的，以后就全县铺开了。现在，这些放卫星的书记，人都还在嘛。
余：大饥荒饿死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怎样？
59年秋收后搞反瞒产，粮食上面征完了，食堂断粮，社员没办法，吃野菜。当时政策规定农民家里还不准生火冒烟，干部发现就说“诬蔑三面红旗、反对公共食堂”，进屋砸砂罐，抓住就打。农民没饭吃，一是吃野菜，树皮、草根、泥巴，几个月下来，都吃完啰。二是去偷青吃。每个人都偷，不偷就会饿死在屋里头。
余：有饿死人的情况吗？
饿死的人多嘛！当时我在上荥经县一中，上学、回家，来来往往看到的，活着的人饿得面无表情，麻木的像根会动的木头，人人衣衫褴褛，枯瘦、浮肿的人遍地都是，路边、崖坎边到处是死人啊！
余：当时你们3队、4队两个队合在一起办的食堂，这两个队有饿死人吗？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这两个队死了多少人？
季：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早出晚归在上学，只是看到村里的死人太多了。人死的多，他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天灾，主要是人病。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就是58年秋天雨水多一点，我是早出晚归，也晓得一些情况，没饭吃的，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余：你家里有人饿死吗？
季:我家6口人，过“粮食关”，饿死了5口。
我父亲，季天云，死于59年腊月初六，死的时候才41岁。他原来是高级社社长，公社化后是大队书记。59年反瞒产，他到县里去开会，上级要他报高产、高征购，产量指标定得高。他报的实在达不到上级的指标，说这个产量达不到，打成“右倾”，“小彭德怀”，把他放到公社石灰厂劳改队，劳动改造。
那时候，到处的粮食都征购国库了，社员到处饿死倒路，石灰厂劳改队的“右倾”份子更是没得吃的。他饿得看到自己要死啰，就想办法给我打电话，我从县中学赶到石灰厂，把他背回家去，他那时候的人，饿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到家一两天就死了。死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彭德怀都遭罪啰，我算什么。
公社化后的办法，是粮食收到管理区，由管理区发到食堂的。队上的粮食都上缴了，食堂不开伙了。我妈季李氏，带我3个弟妹，一天天没吃的，搞点吃的要把给小孩子吃，最后她也是饿死的，死时41岁。那个时候，只有偷点才能活下来。可是她是个正统人，在她思想里，觉得偷、抢是丢人的，不愿偷，活活饿死了。一天她饿狠了，捡了一片地上的黄叶子吃了，她都觉得是耻辱，硬是活活饿死的。
我两个兄弟、一个妹妹都是饿死的，都是在父母死后不久死的。没法子，父母亲都死了，我在县里上中下，几个小的在家里找不到吃的，才饿死的。老二季思轩，死于1959年12月，饿死时12岁；还有一个弟弟季思红，死时10岁；妹妹季思芬，也是饿死的，死时才四五岁。
因为我读高中，学校每月有17斤指标的粮食吃，才没饿死，也饿得浮肿，脸肿得像面盆，腿肿得如同象腿，我要是在家也就饿死啰。
好惨喽！我全家饿死5口人，就我读高中在学校吃饭，保一条命。
余：你家里人死了，是怎么埋的？
季:当时干部吃的饱，有力气，其中也有心好的。我父亲死后，有个干部好心，就把楼板吊下来，打成匣子，把我父亲放进去，我俩就抬起，到屋边原来的自由地里，放在坎子边，挖个浅沟沟，把土往下一扒，就埋了，也没力气挖坟去埋啰。
妹妹死的时候我不在家，她那时小嘛，死了往外弄起，朝野草地里一甩算了，别人帮我往山上甩了。两个弟弟是我埋的，挖了一个浅沟，土一掩就埋了。
余：你知道自己全家人死完了，当时是什么感受？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季: 全家死绝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没法，心里反想：干脆我也死了算，一齐饿死算逑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