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蒋粉“蒋打不赢毛的原因是已经消耗了蒋的实力”的帖子，忍不住要说几句。蒋为了保主自己的“龙兴之地”上海，把大量的有生力量填到日本的优势舰炮、飞机之下。日本当时的两种声音，一个是快速占领中国，另一个就是几集中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前者日本没做到，但是后者——很荣幸，蒋该死配合得太好了！最惨烈的时期，早晨上去一个师，晚上撤下来时仅剩一个营。怪毛么？这好象不是GCD怂恿的吧？蒋该死一路逃篡，偏居一隅，中原战场一个完整编制的国军团都找不到，不全是GCD顶住了日军的攻击？没GCD，蒋该死早就被撵进野人山去爬树摘梨了。GCD的抗战，完全得不到的补给，所以是靠自己发展起来的。在承受着比蒋该死更大的损失之后，发展得比国军更顺利。而蒋该死此时不但没有大规模投入兵力对日作战，反而灭了。这种，蒋粉们是不会算进去的。及至抗战结束，国军精锐基本清一色，无论总兵力、装备、，当时的蒋军都比GCD高了N倍。凭心而论，同等兵力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败绩。但是，为什么GCD能把蒋该死撵过东边的海峡让他当了“蒋岛主”？这难道都是日本人消耗的？要说消耗，GCD比蒋军消耗可大多了，而且还没有补给。GCD打了5、6年，蒋该死养了5、6年。对比是明显的，效果是显著的，成绩是突出的。GCD就该得天下，蒋该死就该死！本文内容于
12:33:43 被chg9999编辑
您可能对这些帖子感兴趣
这就是将该死得不了天下的原因。天下逐鹿，蒋以初期明显的优势而落败，道理是明摆着的。
1、在进行中原突围之际，中原解放区外的国民党军有多少？2、国民党方面的《剿匪手册》到底发下去没有？什么时候发的？3、苏联援助了武器都是笑话，600架飞机，4000门大炮？如果有这东西，林彪何苦被赶的到处乱跑？4、为什么说美国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只引抗战时的资料？5、美国遭受珍珠港攻击与中国“直接有关”？搞笑吧？那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只能说是美国反对法西斯的侵略而作出的反应而已，租借法案的出台也是因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肆虐，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后来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而已。6、当说到中国内战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杜鲁门？1945年罗斯福在任上逝世，杜鲁门接位。在二战胜利后不久，丘吉尔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开始。杜鲁门后来发表14点计划，正式决定消灭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援助希腊剿灭共产党。然后大量开始美援中国，支持国民党打败共产党。7、马歇尔是来调停，但国民党不听他的。在国共和谈时，中共内部有一种判断，认为要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建国了，当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指示，认为与蒋和平是有可能的。当时中共军队开始复员，毛也准备把中共中央搬到淮阴去，以离南京近些，有事好商量。但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打消了这个乐观情绪。仅仅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就严峻了起来。8、关于苏联帮助中共打内战。实际上，苏联当时要求已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撤出大城市，撤出交通线，因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只能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而不能交给共产党，所以后来共产党只能撤退，当然中共不愿意，但没有办法。既然斯大林要支持共产党打内战，为什么还要示共产党撤出大城市，撤出交能线？不知道这些地方对战争的支撑力，在争取民心士气方面比农村要好得多吗？为什么要叫东北民主联军？因为共产党不能在东北活动，所以共产党只好起了这么一个名字。9、美国越的巴黎和谈是中国的支持下召开的。越南是白眼狼，谁腿粗就抱谁的，看着胜利在望就投奔苏联去了。10、“8月，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本人发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斥责他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进行“凶残的暗杀”，“ 使用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达到本党的目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蒋介石中国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恶感”，如果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舆论就 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贵国。”看这段，杜鲁门的照会是因为蒋“凶残的暗杀 ”了自由派人士。那么问题来了，杜鲁门会把共产党叫做自由派人士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一段与共产党无关。相反证明了蒋介石统治的残暴，所以才会有的后来的，美国把中国革命叫做真正的革命，是人民推翻腐朽统治，而不是权力集团的争权夺利。
4月18日，回美国述职的马歇尔回到中国，他走以前的和平局面已经被“马歇尔勾结蒋介石挑动内战”搅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从美国的利益需要出发，一个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的就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都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因此，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联合中共实现中国的代议制联合政府；杜鲁门总统给中国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如果美国 “扶蒋反共”，早在共产党更弱小的1943年，还往前，1941年1月便不会要挟蒋介石让他容纳共产党。日，以蒋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 志，内战爆发。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宣传中所称美国给予国民党的9亿战争剩余武器其实并非武器，只是小型船只、车辆、建 材、空军补给品、通讯器材。美国收款1.75亿美元。8月，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本人发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斥责他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进行“凶残的暗杀”，“ 使用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达到本党的目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蒋介石中国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恶感”，如果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舆论就 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贵国。”美国并开始撤退原来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从2.5万人减少到1.2万人。甚至在1946年7月底，美军车队在北平南部遭袭击，打死若干美国士兵，马歇尔除了认为这是延安方面对美国的最终告别之外，并没有借此事件发难。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毛泽东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于是在中国只有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请求派出军事顾问团。这个顾问团仅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和向 蒋介石本人提供作战意见为目的，后来增加了监督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的使用情况的任务。这个顾问团限定编制915人，（陆军750人，海军165人。）除徐 州装甲学校和天水骑兵学校有少数教官之外，该顾问团被严禁参与长江以北的任何训练活动。因此，《中国现代史词典》、《民国史大词典》等所谓“1948年底 扩大到1万人”，“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类，毫无事实根据。至今没有任何证人、证言或者书面证据证明美国军人介入过任何战斗。1948年11月，来 日无多的蒋介石一反当年坚决拒绝史迪威调遣中国军队的态度，几次向美国呼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官来华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 （Lovett）不客气地回答说，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接替指挥中国军队是毫无道理的。正相反，11月26日下令限期撤出顾问团所有人 员。至日，美军顾问团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部撤离中国。由以上情况得知，美国政府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扶持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历史事实。相反，美国一直企图撮合国共两党，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并使军队完全国家化；执著于实现代议制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以稳定亚洲局势。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头子，因为美国确实是以强大的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 张。直至1970年代，中国大力援助越南反美，阻止了越南方面对美国的和谈建议的响应。到1973年，越南党和政府接受苏联建议，不顾中国的劝说，自己决 定同美国举行巴黎和谈。终于使美国撤军，并很快就最后获得解放南方的胜利。由此，越南共产党认定中共支持他们同美国打仗是别有用心，使越南蒙受不必要的重 大牺牲和损失。而苏联才是越南的真正朋友。越共中央委员黄松1976年7月在瑞典对记者发表谈话：“今天同苏联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 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直至今日，越南的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好感远胜于对中国的好感。那些闭着眼睛为当年的反美政策叫好的人，并不理会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伤害。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共说话为标志的。美国的态度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很关键的。在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之前的1940年冬季，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已经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皖南事变之前的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计划“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 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电刘少奇、黄克诚：“听任东北 军与韩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军事安排后电告叶挺、项英：“苏北即须进行一个局部战斗，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地区，隔断韩、霍两军，打通苏皖联 系。”苏联对毛的这些举动也极其不满，苏联驻中国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宣称，自1940年9月“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而当时苏联给蒋的军事援助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因为担心对新四军的反攻会导致苏联援助的中断，犹豫了一阵，但他毫不怀疑 美国的援助。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苏联与中共之间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 战的惩罚。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20日毛致电周、彭、刘：蒋介石 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 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 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共产党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内政”了。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 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 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 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 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在这种时刻罗斯福的明确表态，对蒋而言是 出乎意料的。为了避免同时与苏、美翻脸，导致中国的抗日战争失去国际援助，蒋不得不顺从美、苏的压力。1月底，蒋在河南发动一次抗日攻势，日本集中五个师 团与国军激战豫东南，又调动六个师团从豫北进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主力撤至豫西。毛立即于2月2日电令“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面动态（情报）》上加按语：“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国民 党的内部矛盾，中间派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经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象征。”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 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 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 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 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 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 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讲话：“我们已到了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的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了。”8月9-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9月6日日本 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 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 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美国遭受攻击，与它对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日下午2时5分至4时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 攻美国。这次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 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 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 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这个命令对苏联的描述是：“帝国相信如果不进攻苏联，苏联也 不会对我们开战。”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人会说：“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废话！难道中国抗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国家首先必须为自己的 利益而战，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顾或者伤害别人的利益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这个时期美国是支持正义的。这些必然“只惟上”地回避甚至颠倒黑白地歌颂斯大林， 难道斯大林承认满洲国、低价卖给日本中长铁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停止对华军援、撤回援华航空队等反倒是为了中国的利益？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月7日美国国会又 批准国民政府获得5亿美元财政援助；因为美国的压力，英国也借贷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超过国民政府全年预算。罗斯福还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 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决心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建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战后制约日本的强大力量。我 们不认为美国是纯粹为中国决定政策，美国制定政策为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是一种帮助。美国完全可以与苏 联一样只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协，甚至与日本结盟。如果那样做，世界上没有人能击败日美军事联盟，美国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在对日战争中，美 国牺牲了92540人，战伤228182人；击毙日军1587814人，击伤日军60872人。被击毁舰艇133艘；击毁日舰324艘。损失商船98艘， 计519772吨；击毁日商船2259艘，计8141591吨。损失飞机21555架；击毁日机43125架。以上数据均采纳损失国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而且，美国自1941年起，就已经完全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完全了解日本的进攻美国的企图。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采 取正义立场：“站在被侵略国家的一边。”罗斯福总统宣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470亿。而它 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2940亿美元。如果美国也像斯大林一样要求加入德意日联盟，世界又将如何？退一步说，假设美国如同斯大林一样，与 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我们又将会如何？我们继续开头的话题。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共产党的力量更多地是来自国民 党的错误。”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Davies）为史迪威（Stilwell）准备的备忘录更是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确保他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尽 可能保存实力而指望美国或者俄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因此只有在确定对日作战消耗的军事装备会有更多补充时，他才可能发动对日攻势；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资 都囤积起来而不是用于对日作战。美使馆参赞文森特（Vincent）预言：国民党领导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中国，因为“他们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 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从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以上意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于是罗斯福同意对中共情况作深入了 解。1943年1月，美使馆二秘谢伟思（Service）提交《国共形势》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已经无法战胜共产党，如果 忽视中共，不顾一切支持国民党将妨碍中国抗战并妨碍战后中国的和平及重建。戴维斯报告更称国民党“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和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 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他认为国民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挑起内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派驻军事观察团 ”。面对如此之多对蒋政府不利的外交报告，美国国务院1月下旬考虑由美国大使馆派一名军官访问中共控制区；2月远东司建 议：“有必要对这种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 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罗斯福认为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943年9月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说：他认为，战后最 麻烦的地方是中国，因为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范围和危险性都将比西班牙内战更严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预防 措施。但向共产党地区派驻美国政府官员，会被认为是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举动，但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顾国民党的面子的。中共对美国外交官的反映是欢迎的。周恩来1943年3月对戴维斯说，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到陕北、山西等敌后根据地 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而蒋介石对此则愤怒异常，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称：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 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满心希望美国与之建立官方性质的关系，毛泽东后来甚至提出访问美国见罗斯福本人；而美国则 不可能背离中国政府去与反政府势力建立官方联系的，这是一个外交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不肯失去美国军事与财政援助。更何况罗斯福正在 魁北克会议、莫斯科会议竭力说服苏联、英国，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地位。1943年1月开始，在美国的表率和压力下，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11国全部与民国政府签约，正式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 权。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终于成为四大强国领袖，尽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绝参会。罗斯福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发挥稳定东 方局势的作用。对这点，他已经在发布《大西洋宪章》时已经与邱吉尔争辩多时，他明确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邱吉尔勃然 大怒：“我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罗斯福并不退缩，他宣称：“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早在年初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就已经宣布：“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 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 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在开罗，罗斯福与蒋不仅谈论抗日战争，而且讨论战后的马来亚、缅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在战后不应该回到亚洲。这使蒋介石兴奋异常。但老蒋不知道，罗斯福对他并无好印象，认为蒋夫妇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 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罗斯福还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 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 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让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蒋介石的“同意”显然是应景的，在中国，只要蒋的领袖地位存在， 联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话。但老蒋毕竟要对罗斯福表现一下，回国后他就承诺：在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罗斯福 日致电蒋：美国需要立即派遣一个军事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华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工作。老蒋不予答复，但只得让一步。下旬蒋解除了对共产党 根据地已经实行五年的新闻封锁，正式批准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正是美国的压力，外国新闻界自1939年就没有到过的延安，现在可以去了。当罗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蒋接受延安组织联合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官们更直接地提出类似主张。戴维斯首先上书国务院，主张美 国出面迫使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美国大使高思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国务卿赫尔也致电高 思：总统和我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 导之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 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 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 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 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 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只是军事需要，它纯粹是为阻止国共关系恶化的一种措施。美国国务院给陆军部长的公函明确指出，派这 个观察组的原因：A.国共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利；B.如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即内战；C.并且可能在将来引起 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基本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则明白 无误地告知中共中央：观察组不仅仅收集军事情报，它还将调查共军对美国援华军备的需求情况。以上一系列举措，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说，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是在“扶蒋反共”或者“挑起内战”。毛泽东当时自己也说：“防止中国发生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8月中下旬，谢伟思在与毛、周的谈话中介绍了美国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毛、周虽 然很兴奋但仍存犹豫，担心会过分刺激国民党。8月18日周恩来致电驻重庆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能否获得各党派的响应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同 情？23日毛与谢伟思谈话时依旧回避联合政府问题。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回电对这个建议表示很乐观，于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 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 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 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下旬毛泽东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 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 546-54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 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专制统治，而是企望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 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 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日从昆明致 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 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 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罗斯福并非对中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 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拉进联 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共产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 是史迪威领导的。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 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 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 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 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 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美国的态度终于使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 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讲话，宣布要在抗日和维护领导权两条战线作战，并警告外国别干涉 中国内政。这里的“外国”显然指美国。然后蒋告知赫尔利说：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干涉。1972年，一本据说是 蒋介石授意的《史迪威事件》在台湾出版，书中详尽地述说美国当年在中国是“扶共反蒋”。只是尚未得以阅读此书，不知老蒋授意是如何描述的。赫尔利马上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 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2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国；高思大使辞职。高思对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罗 斯福11月17日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他的战时对华外交遇到空前绝后的挫折。这事不能说与他对中国统一失望没有关系，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也不可能对 次年2月雅尔塔协议轻易同意斯大林要求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如果认为中国已经不甚可能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罗斯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也不奇 怪了。我觉得，如果蒋能用毛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罗斯福，雅尔塔的秘密协议也许不会存在了。日，罗斯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总统继续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 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它们联成一体。”但赫尔利确实没有起到良好作用，不但美国官方普遍抱怨这位夸夸其谈的蹩脚外交官，杜鲁门总统也早想罢免他。 11月15日，杜鲁门召回赫尔利，当赫尔利提出辞呈并以为总统照惯例会挽留他时，正中下怀的杜鲁门马上批准了他的辞职。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投降之前，所谓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不成立的。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立即用缴获的日本武器以及部分苏联、捷克武器，还有德国武器，（例如莫文骅将军 就曾经警告傅作义，他所属的部队每个师都配备了两门世界上最大的大炮。这种炮是德国制造的。还有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美制武器，无确实证据，不提。）据苏联档 案数据，提供了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 步枪30万枝；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苏联、捷克武器。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日本已经投降， 这些武器肯定不会用于打外战的。斯大林显然不象美国人那么迂腐，他一边在公开与中华民国政府调情，另一方面却用大量武器装备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并直接 使用东北的苏联军队，帮助这个势力控制东北。其根本目的就是苏联的利益需要。至于中国的内战，他是不希望消失的，同样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此时斯大林一方 面必须考虑同美国的表面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扶持中共获得更多地盘和更强大的武装，为的是获得在联合政府内更有利的地 位。这与他在欧洲的方针也是一致的。他几乎是强迫毛参加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是不情愿的，但又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指示。后来他耿耿 于怀一生的“斯大林不准革命”，就是指的这半年时间内中共服从“和平民主新阶段”差一点放下武装进入联合政府。而斯大林1948年承认错误，也同样是为这 个阶段给毛施加压力，强迫他与蒋介石合作。美国始终在一相情愿地撮合中国的联合，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驻华军事部门的限制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 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 残杀的内战”。这条训令明确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任何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马歇尔在1945年12月下旬到中国来调停，为了给马歇尔调停以支持，杜鲁门总统于12月15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美 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但美国深知这个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把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容纳国内 其他政党，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之在中国国民政府得享公平有效 的代表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杜鲁门还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个诱饵：美国愿意提供5亿美元的贷 款，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接受和使用这笔贷款。如果说，在1945年8月以前毛泽东还处于弱势，美国以压蒋和谈尚有一线希望的话，在苏联暗中帮助下，不但有了足以装 备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还已经在东北站稳了脚跟的毛泽东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奇怪的是，以如此巨大数额的军火支持中共的苏联，从来没有人说它在挑 动中国内战！无论如何，美国援助的还是合法政府，苏联援助的是反政府势力；援助合法政府的在挑动内战，援助反政府势力的反倒在维护和平了？马歇尔调停被说成是帮助国军吃掉共军，更不知从何说起。12月20日马歇尔抵上海，刚进入国泰饭店，就给魏德迈阅读的 美国政府指示纲要：“你的使命是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三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 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常驻中国的魏德迈明确告知马歇尔，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党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的权力；而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决心要夺 取全部权力。“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来。那个指示行不通。”因此分歧，马歇尔与他的老部下魏德迈长久以来形成的亲密关系到此结束。22日马歇尔抵重庆，23日周恩来等即前往拜访；毛、蒋、马成为三方最高决策人。决定成立军调部执行处，通过共产党提 议：国民党放弃对赤峰、多伦的要求，仍由共军占领；共产党同意国军开进东北接收主权；立即停战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 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分别发布停战令，毛亲自签署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意整编全 部中国军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协议允许国军“为重建中国主权的目的”继续进驻东北。中共中央1月21日给重庆代表团、27日给东北局的指示都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源于苏联的压力。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无 论如何不要作战”，否则将引起“把美国部队引进满洲的极大危险。”这样做的好处是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实际占领地区，最后将实行“民 主选举”。确实，周恩来1月17日转给毛的苏共中央意见：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空军会压下 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之下，国共合作现出一片曙光。毛泽东要求苏联、英国都参与调解，但斯大林拒绝参加。毛泽东在这一段 时间内心情是不舒畅的，于是他称病告假，让刘少奇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始终决策着中央的重大举措，2月1日，通过周恩来向蒋传达他关于军党分立、长期 合作的意见，并表示愿意亲自参加联合政府。马歇尔提出整编方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 归中共领导；海军、空军均接受中共部队，不少于总兵力的30。按马歇尔的方案，中共控制的军队将占三分之一，而且进入从未有过的海、空军。蒋介石勃然大 怒，竟然破口大骂。经他修改过的方案共军只占五分之一，而且没有海、空军的份额。不过这个方案也于日政治协商会议以《关于军事问题的协 议》通过了。马歇尔主张按照军队化的原则，主张混编国共双方的军队成立国家的国防军。毛于2月6日复电周恩来：“马歇尔所提主张按 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经过11天的争 吵，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还是于2月25日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草签的方案规定：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每个师 不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军队为18个师，分驻华北、华中、东北等地。中共军队除整编者外，还可以以保安队形式存在。毛泽东2月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3月4日，马 歇尔抵延安，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各界热烈欢迎。毛在宴会上致词夸赞马歇尔道：“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 也感谢各位是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3月11日马歇尔回美国述职并张罗因和平而给的贷款，并 组织美国军事顾问来华充任整编国共军队军官的教官。其实真正在中国挑动内战的正是斯大林。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把中国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实际上却 要求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毛泽东在重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该大使告诫：“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 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日，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卫斯别夫（其他文电又译为贝 鲁罗索夫中校）赴延安，并接彭真、陈云等回到东北。造成国共争夺东北的局面。仅马歇尔调停告一段落时，日，即毛泽东夸赞马调停之第四 天，共军即进攻秀水河的国军，歼灭五个营。中国的内战是世界东西方局势趋向紧张的直接结果。在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强迫毛泽东、美国紧逼蒋介石，国共双方出现了 短暂的缓和。时间从1945年8月中旬到1946年3月上旬。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准革命”正是这个时期。这个“不准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对中共的扶 持，恰恰相反，他给予中共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火和物资援助，以及积极主动的扩张地盘的要求和援助。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 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下旬，斯大林命令东北苏军通知中共东北 局：过去苏联顾虑世界和平，态度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部队进东北，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 北。3月8日，苏军突然撤出抚顺、吉林，将政权交给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也将不向国民党 移交，一切苏军撤退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均指示东北局，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去接 收。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等地，我不能让。这其实也是毛泽东13日电周恩来时的指示：“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苏军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并强调：凡苏军撤退 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 方都不驻兵。3月15日毛致电周，并转告东北局：“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请在谈判时注意不要答 应国民党。”同日出席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16日致电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 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领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批评周恩来。17日致电东北局并转 周恩来：“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18日林彪攻克四平 街，歼国军三千人。
我想，如果我们在使用史料前，先经过这样一番质疑，恐怕就会发现，那些深合我意的史料，其实未必可靠。
美国的一份白皮统计书说，1946年国军是300万。46年底是260万国军，47年初是250万国军，150万战斗部队，100万后勤部队。47年末是 270万国军。这些国军部队，作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对中共作战的战场，那么在战场上真正与共军对峙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点五比一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稍微熟悉一下内战史的人应该对这个比例不会有多大疑义。这还是在内战初期的兵力对比，国军有优势，但形成了不了绝对优势，到中期，大概就是1点3到1比1的比例，到后期，基本上就是倒过来了。一句话，内战中国军与共军的兵力对比远非宣传的那样，在兵力上国军处于绝对的优势， 中共处于绝对的少势。第二个误区：国民党获得大量美援，国军大部分为美式装备，比共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请看看下面一组资料。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 6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的装备及费用。 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被中止。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祇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共军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府美援8个月。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实际上，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祇是在抗战后期美国援助的36个与美国正规师装备远远不能相比的简陋版的美械师。共拥有36门155榴弹炮，弹药紧缺得不到补充，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另外还有400多门105榴弹炮，炮弹也相对紧张。而终其内战始终，我们没有看到过国军能有什么炮兵旅，充其量有炮兵团；而共军，在关内粟裕就有装备重型武器的特纵了。关外林彪的部队就更不用谈了，早就成立有炮纵了（共军一个纵队相当于军的建制）。国军基本上大量地还是依靠日械来装备，例如十分能战的也算是国军主力的黄伯韬的整编25师就是日械师，其他一些非主力甚至是杂牌的国军的装备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日械装备，也多半是轻武器，而很少有日式重武器来装备，例如150榴弹炮，才装备了一个团。至于攻城拔地的利器坦克，在战史中看到国军对战斗产生重要影响成规模地运用也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其所有家当不超过三个团。除此之外我们就很少能看到国军能用坦克来参与作战。倒是能看到一些国军突围时指挥官们坐着坦克逃跑，例如黄维和胡琏。那么共军的装备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小米加步枪？国军与美援几乎成了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而共军其实也有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那就是苏援。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苏联对中共，特别是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并在该作中，有一个根据前苏联档案公布的保守不全面的数字，即70万支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这个数字就已经够装备共军上百万人了。另外东北的兵工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当时东北的工业区是仅次于美英苏德之后排在世界第5位的，尤其是在苏联庇护下的大连军工厂对中共军队战力的帮助之大不可想象。这里说一个插曲，当淮海战役硝烟散去时，有记者让陈毅对战役简单总结一下，当时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接着真正指军该战役的粟裕补充道，“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关于共军的火力装备到底有多强大。从政治和组织上看国民政府为什么成了内战失败者一是政治妨碍了军事。先说一下国府抗战胜利后的优势。抗日战争虽然对我们本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但也同时打造了一个应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一个权威中央政府自民国初造的乱象之后得以真正确立，至少在国统区，政令军令能够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得到执行。虽然还有各派势力的存在，如桂系，还有如阎锡山的晋军，但总的来说已不存在民国初期意义上的那种分裂割据的军阀势力了。残存派系至少承认在一个权威中央的法统之内进行政治上的争斗，而不像抗战前那样是不承认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央而分庭抗礼。权威的中央政府能够达到成意志集中，行动有力，对中共来讲是不利的。但是国民政府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在军事上独断独裁，政治上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民主和专制融合在一起。随着抗战后国民大会的召开以及总统选举等等宪政化的举措，民主化的成分日益增多，对军事行动形成了掣肘。可以这样说，民主化的不合时宜的推进对当下的戡乱时局有百害而无一益，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国民党的民主化搞早了，共产党的民主化却是晚了又晚。国民政府戡乱剿共之军事成败受制于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放弃东北显然是明智之举，但出于东北的政治得失，国大代表中的一些东北籍国大代表对政府施压。主政者蒋介石意识到在东北已成孤立之态的国军必须撤回关内，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由于卫立煌的阳奉阴违而错过了时机。假如关外的精锐国军能够在辽沈战役发起前退守关内，国府保住半壁江山应该是有极大可能的。这样政治上的得失考量影响了军事上的行动成败，在内战中还有很多例子。辽沈战役结束后的华北剿总所属国军，傅作义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不是把主力向唐沽等沿海地区集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撤向察绥这样的军事死地，坐等失败，令人扼腕叹息。在中共的宣传上，常常把蒋介石形容为一个军事上无能无才的人，国军失败的重要原因缘于他的瞎指挥。其实不然。还是说东北，还有华北，在共军取得战略优势之后，他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极力主张把国军撤守，他的一些战略举措即便不是说有远见，至少不能说昏聩。反观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前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之所以成功，在上述意义上来讲，应该得之于一个不完善的军人政权（军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很少兼顾民意（当时蒋介就不顾国内抗日舆情的高涨，致力剿共），得以使政治无法干扰军事，从而达成目的。二是组织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史界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国共之争。让我们对民国初建后执政团体的组织性程度高底作一个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进化链。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朝代是军阀当政，组织性十分孱弱，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忠诚，类似于江湖上的兄弟义气，每个军阀相对他的部属来说就相当于江湖大哥，早期孙中山的会党会盟与此类似，其基层多半是当时洪门中人，江湖义气深重。这种组织性非常脆弱，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忠诚就不堪一击。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最多的就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军阀。取代它的就是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蒋氏靠黄埔军校发迹，黄埔学生对他以校长相称，蒋与他的下属或学生的维系靠的是封建伦常关系，一种变相的礼教，有那种学生对校长的类似于一种君臣名分的荣誉感廉耻感，所谓他大力提倡的礼义廉耻、杀身成仁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还包括有一定理想的东西在内，例如在当时危机重重的中国，蒋代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振兴，以及再加上三民主义的理念杂揉其间。那种靠个人之间相互忠诚的军阀组织关系一旦碰到这种比他更胜一筹的以封建伦常而且还有一定的理想性在内的蒋氏军队自然不堪一击，纷纷落败而逃。让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蒋氏与军阀开战时，更多的是用收买的手段战胜之，而那些军阀如此地容易被收买，反映了一个组织性高下的问题，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蒋氏为什么能够打遍军阀无敌手。从这个认识出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先从思想性作一个比较，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远比三民主义庞大严谨，从其所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可望而不可即来说已经类似于一种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要有一个天堂的存在，而共产主义把这种天堂通过它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搬到了地上。马列主主义能让信仰者产生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在信念上无疑要比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坚定得多。在信念上蒋氏的组织性强度就要比中共弱。可以这样说，从政治组织信念的强度上作对比，军阀政治组织追求的是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蒋氏则是追求一种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共产党则是追示一种地上的人间天堂。军阀的组织性强调对个人的忠诚，蒋氏的国民党强调对团体的忠诚，共产党的组织强调的是对信仰的忠诚。这种组织性的进化强度是一个比一个强，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的一个视角。理想与实践总是有落差的，军阀蜕化为对利益的忠诚，国民党蜕化为对个人的忠诚，共产党蜕化为对组织的忠诚。这里还谈一下一个组织的活力问题，军阀组织不用谈了，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活力很容易得到满足，很快就能够消亡，脆弱的组织关系也就不存在。中共由于马列主义给它提供的一种未来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所以它的组织就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并愿意为此而献身。这在组织性又比国民党提供了更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能使政治追求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谓之为执行力。一切政党都是为追求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而国民党在它的执政期，虽然没有什么像中共的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在它的鼎盛期也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维系凝聚力和执行力，那就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我们可以从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蒋中正那里强烈地体察到。一旦这种民族使命感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8年抗战结束，国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和政权就很快沉沦堕落和腐败了。共党也是如此，一旦它取得政权，它的组织活力也就很快枯竭。这里我提出两个关于组织性问题的相对立的概念，就是“革命化”和“世俗化”或者“日常化”。中共的理想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使它使它能够保持一种革命化状态，中共一旦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一旦赢得抗战胜利，它们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世俗化，而在世俗化的常态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必然主导的人的思想行为，这是人的本性。中共的政权和国民党的政权都没有解决好与世俗化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迎接世俗化或是日常化，而所谓民主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和施行，就是一整套维护保证世俗化政权能够正常存在的基础，最终也就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去约束人的不良的本性。共产党政权是从来没有想搞民主化或是根本就不想搞民主化，所以在它必然到来的世俗化时期，它必然会腐败盛行，这是它必然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也有腐败，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它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合时宜地搞了民主化的建设，在1946－49年间，国民党政权祇是从革命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过渡期，当时的现实情势，决定它祇是一个半革命化半世俗化的政权，因为国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由于中共的割据还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世俗化，因此一旦民主化制度建设起来，这种世俗化的政权必然会接受不了一个革命化的政党组织中共的挑战，一个活力和凝聚力远比它强大得多的组织的挑战，它的戡乱军事行动必然会受到民主制度的掣肘，导致它败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许多历史现象得到一个合理或者是另类的解答。例如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从一般的历史结论中，我们看到是因为毛为了权力而打倒刘邓，如果仅仅祇是这样的简单的原因，那么就有许多现象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毛打倒了刘邓，大权在握，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而且为什么还要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毛泽东始终是处在一种革命化状态中的政治领袖，他始终无法接受一个世俗化或是日常化的中共组织和中共政权的现实并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度和定位，把自己从一个革命领袖转变成一个世俗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并为共产党主宰的世俗社会制定一个常态运行的政治规则。古巴的格瓦拉与卡斯楚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格瓦拉是一个革命领袖，但却在一个取得政权后世俗化的古巴社会无法扮演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官员，赢得政权后的古巴社会不再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做革命领袖的环境，否则就会引起骚乱。所以他要做革命领袖必须离开古巴，而卡斯楚却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果实，满足于做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革命化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贴牌艺术。共产党间谍问题让我们回到国共内战的主题。共谍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它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的人事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共谍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公开，仅见的也祇有海外及台湾方面的资料，因为政治上的倾向性不能全部予以采信。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显然是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共谍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消息。还有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通共行为。我们有必要谈一下辽沈战役的经过。通过这个经典战役的解剖我们能从中看出国民党为什么会完败于中共。在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曾有一次很重要机会完胜中共。那就是日至5月18日国共在东北四平的展开的一场大战，中共在精锐国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东北共军在此打击下几乎面临崩溃。这场四平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东北共军的头子林彪当时已经有了要在东北中苏边境一带打游击的打算，可见其处境之惨。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距离东北共军的首府哈尔滨祇有100华里之遥，哈尔滨可以说唾手可得，东北全胜之局也可说在须臾之间拿下。要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东北陷日期间并没有中共势力，不像关内有长期建设的根据地，有共产党基层武装和党组织，当时中共在东北并没有扎下根来，并没有群众拥护的基础，如果趁四平之胜穷追猛打，有极大的可能赢得东北。而当时的国防部部长白祟禧此时正在督战东北，根据他多年经营广西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对中共是致命的举措，那就是在东北正规国军之外，再编练300万民团。充分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中共致胜的法宝，如果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抢得了先机，掌握了群众，中共东北武装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充其量也就祇能是像林彪所说的那样在中苏边境打游击。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夺力下，于同年6月6日颁发了第二次停战令。给中共赢得了喘息之机。让我引述下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祇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下面一段话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的沉痛检讨。“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教训，而这种在最后关头放对手一马的错误在蒋氏身上总是一而再地发生。例如第五次围剿，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剿灭中共组织及其红军但是都错过了。例如西安事变前，就有许多征兆和可靠的情报表明张学良的东北军消极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时的中共已是奄奄一息，不过人疲马乏的不到两万红军武装局促于陕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围而不剿，中共也无法支撑多久。用蒋氏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已到了剿共的“最后五分钟”，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偏信偏听，坚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够影响部属，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巨错。第二次停战令的颁布，在我看来其缘由不祇是来自己美国的压力这么简单，蒋氏身上对客观形势的错判是应该是摆在首位的原因。这次四平之战，他再次相信中共在受此惨重打击下已无起死回生的可能，纵使存活，也祇是骚扰性质的治安问题。我一直不理解，蒋氏当政期，这种数次能够置中共与死地的机会，每每却到最后杀手之时，放其一条生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蒋氏败守台湾之前对中共的组织性的认识上没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以他当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游戏的准则就是“有实力者有天下”，这种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军事实力，而蒋正是靠拥有军事实力而获得政治实权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实力政治的崇拜，使他对中共的认识一再犯了主客观的错误，没有真正意识到在军事实力之上，还有会有一个组织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他祇是把中共简单地看作是军事叛乱集团。在蒋氏讨伐军阀时期，一旦那些军阀组织手中的军事实力被摧毁，那么寄生在这种军事实力之上的政治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中共的组织之不同，恰恰与那些民初军阀相反——政治组织性祇是军事实力的派生物，或者说是寄生物。而中共的军事实力则祇是他们政治组织的一个派生物。军事实力是寄生于这个政治组织下的产物。不能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祇要不把中共的组织予以彻底的摧毁，即使它的军事实力受到巨大的打击，祇要留有喘息之机，祇要组织性的活力还在，祇要它的党组织还健全，这种军事实力迟早会获得重生的。四平之后的东北中共武装的发展可以说是很好地应验了这个道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搞地方政权建设，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中扎下根来，让东北的物力为其服务。反观国民党却无所作为，在东北祇是一个象征性军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设为零，本来东北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中心，但是东北的国军军事开支却无法取自于当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开支，当时东北战事的军费开支已占军费开支的40%，加剧当时及后来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到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军力还是基本上完整的，我们可以国军5大主力的存在来说明，在整个内战中，祇有国军整编74师遭受到共军沉重打击，其余4个王牌主力，整编11师，第5军，新1军，新6军，都几乎战力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三大战役之中，还有次5大主力，例如52军，71军，桂系的第7 军，48军，傅作义的35军等基本上也都战力健全，就是说在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处于崩溃状态，到了不堪一击的处境。通观整个内战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三大战役发起前，中共始终都没有解决好如何把它在战场的局部胜利的累积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从战略态势上来看，关外东北，国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以内，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关内基本上还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战略态势上国军还处于一种相对优势。中共军队在战役上战术上胜过国军，但始终无非把这种局部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对国军战略上的优势。西北战场，中共彭德怀的军队与胡宗南的国军处于一种谁也吃不了谁的对峙状态，双方谁也无法能有效地进攻并占领对方的统治区。华中战场粟裕的共军在战役战术性质赢得的胜利更多，但也无法达成战略的优势，虽然在局部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之中，但在战略上国军仍然可以集结重兵集团对其发动致命性的打击。中原战场上刘邓部队则在大别山地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2万人的部队减员到了6万人左右，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无法获得，分散的部队无法集中对国军作战役性质上的进攻，在国军的追剿之下处于一种游击状态。华北战场上国军的优势更为明显，聂荣瑧的部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局部战役中都无法对傅作义的部队造成打击，处于完全的守势作战状态之中。祇有在东北战场上的共军是处在战略优势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战役首先是在东北打响。在我们的正统宣传中，蒋介石基本上被描绘成一个在军事上无能，至少算是平庸的。这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态度对历史的是不负责的。平心而论，如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英明之处的话，那至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平庸之处。至少在内战中他对军事形势还是看得比较清晰，如果他有什么不足，那就是他的决心不足，顾虑太多，优柔寡断，这对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是致命的。前面说过，远在辽沈战役发起前，当年3月在林彪的中共军队发起的冬季和春季攻势后，国军已完全失去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蒋就认识到东北国军不仅不可能获胜，而且有可能完败，决定撤回关内，但处于各种政治的顾虑，决心不够坚决，没有做到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干扰，错失了良机，酿成不可挽回的巨错。如果当年在东北的精锐国军能撤回关内的话，那么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了。即使国军未能撤回关内，辽沈战役也并非是全输之局，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卫立煌的消极甚至是破坏举措，一是卫立煌援锦百般阻挠，迟迟阻挠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而廖耀湘在西进之后，也抱消极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大军缓缓前进望等锦州失陷，如果是大胆进取，不计得失，辽沈战役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想不到的是，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之领导人候镜如竟然也是个双面人，与中共有私，同样也是消极作战。这辽沈战役怎么还打得下去。一直以来在未得知卫立煌的通共行为之前，辽沈战役始终是一个谜，那就是为什么要先打锦州。当时中共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完全的战略优势，完全没有必要冒有可能全军尽墨的风险去先攻锦州，使自己的运输生命线被拉长并完全暴露在国军的攻击下，如果是赢了当然是好，但输了可就满盘皆输。而这种风险不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取代的，但毛泽东却偏偏选择这种冒险的方式，让林彪去攻锦（林是不赞成的，而且还一再抗命，但是最终因为攻不下长春，才被迫执行毛的命令）。后来在在《南方周末》看到了关于卫通共的报导，心中之惑才大解。辽沈战役之败，一败民政的失败，不能使战力取自于当地。二是用人失措，三是共谍的破坏。这三者其实都可归因于组织建设的先天不足。蒋原来的内战策略是“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政治以及外交的干扰下，例如美国同意船运5个国军到东北，他的这一正确策略便被放弃了，国共内战之失败，蒋无疑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屡屡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了主张又不能亲自督促贯彻执行之。重庆精神与重庆教训第四个原因是重庆教训。说起重庆教训应该先提一下重庆精神，这个词是国民党政治话语中常用的一个辞汇，中共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辞汇就是延安精神。什么是重庆精神，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8年抗战中面对强敌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什么是重庆教训？这是我总结的一个政治语汇，就是中共利用在野党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政党，通过所谓对民主政治的提倡，获得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正确性，赢得了对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的话语权从而能够主动地主导社会主要意识形态及舆论，左右影响当时及以后的政治格局。当然在政治宣传的同时，共产党在它的统治区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创造一定的宽松的政治气氛，如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选举，三三制，减租减息等等，政府相较国民党清廉。祇要我们看看当时中共在重庆开办的《新华日报》的社评，其关于民主的言论比起今天的民运来说都不逊色，甚至可以不严肃地说，民运的肇始很可能就脱胎于当日在野的中共。中共的这种成功造成了这样几种后果。一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威，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保守、焕散，不思进取，极其腐败的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祇要国民党主导政权，中国将不会有民主政治，祇要蒋氏当政，政府就祇能是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等等，尤其是让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观瞻极其不良。二是让美国对其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和定位，认为中共祇是一个主要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并且十分热衷并接受民主化的政治及政治体制。这种错误的认识的后果十分严重，使美国后来的停战效果极大地不利于国民党的政府，使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下因为美国调停的干扰而失去军事获胜的机会，而且对国府的美援也采取一种消极态度，美援时断时续。1946年的四平之战可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又例如，抗战后的裁军问题，因为国民党按照美国的要求大量地栽减了兵员，不仅使国军内战的兵力不足以剿共，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利的后果，造成国军上下失和，军心涣散。三是凭它塑造出先进性和正确性，吸引大量的优秀青年投入到他的怀抱中来。四是成功赢取了其他一些政党和民主力量同情和支持，并用这种同情和支持来干扰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计画和行动。抗战之前，中共及其统治的苏区的极左措施以及在它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的暴政和民不聊生的景象，经大量媒体以及一些学者社会观察者的报导，给国人的印象很为恶劣，使相当一大部分国人及学者对中共实行的共产主义抱有相当的恶感，认为中共之乱是国家之祸。但在抗战后中共汲取了过去的教训，接受了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来对它的根据地进行改良主义的统治，逐渐地转变了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祇有一些很清醒的学者对中共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不为表像所蒙蔽。但这样的学者太少，而更多的具有社会话语权的学者，却是如此的健忘地对中共唱起了赞歌，当然这也源于中共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也是构成重庆教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重庆教训的后果是十分深重的。在我看来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就造成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偏见并最终抛弃了它。抗战结束后的中国国穷民尽，可以说美国的援助与否在经济方面决定了国府的兴亡，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不仅取决于军事上的失利，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济上破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恰恰在最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它却对国府的危局弃之不顾，甚至到最后连一个廉价的口头上的支持国府的声明也不愿意发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府失之于美。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共总体战国共内战初期，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共的总体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其虽能在战场不断地击溃中共的武装，但是却剿而不灭，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都不能配合军事行动，每每攻掠其中共根据地之后，由于不能立即进行民政配合方面的管治，其民力物力不能为军事所用，反倒会成为拖累，需要政府方面的接济。一方面国民政府做裁撤军事之准备，例如裁军，复员，优先安排占用大量军用资源来遣返日俘日侨，并不合时宜地结束训政时期走入宪政等重大政治举措都是与当时的军事形势背道而驰的。中共则不然，在其统治区是一切为了军事，一切为了前线，军政一体，开展对国民政府的总体战，其对战争的动员性很快能达成，调动一切资源投入它的军事行动中。国军早期的军事指导思想也有所失当，祇以规复失地为目标，而不是摧毁中共之政治组织及政权为作战目的。国民党政权在30年代对中共红军之围剿成功，很大一部分就得之于其能够实行总体战，能集中国家之一切资源专一于剿共，甚少军事之外的政治干扰，以总体战对总体战，那时中共之势力祇局限于南方不多之几个根据地，未能成势，故共军处于不得不败之境地。在抗战结束后，中共及武装扩大发展已非昔日可比，占有华北华东之大片土地和人民。国府不但未能汲取过去剿共的成功经验，而且祇采用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指导方针来剿共，一开始便无重点，采用全面进攻，虽然初期连战连捷，但随占领区的扩大，本来就不处优势的兵力就日渐稀薄，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从而让中共武装抓住战机，以多打少，以众打寡。很快全面进攻就遇到了挫折，方才决定采用重点进攻。其实国共内战失败的种子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种下，日本投降，远在西南的国军主力无法及时接收，华北华东的日占区大多数都被地利之便的中共武装接收而变为其根据地，当时蒋氏为尽快收复失地，拟决定用空运及海运的方式抢先占领沦陷区的各大城市，李宗仁认为不妥，如此一来，国军面对中共则必陷于孤立，而主张采取从南往北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方式来达到收复，虽慢但却能达到战略目的。但蒋氏未能采用，殊为可惜。在我看来，采取李氏策略之优点，其行动虽慢，但却更具实效，在于能以国军之面，对共军之线、之点，形成战略上的高压，所谓取势也。而蒋氏之举措，其结果最终是以国军之点之线对共之面，形成战略上的孤立与守势。尤其是山东战场表现最为突出，国军对大城市如济南的占领，徒具象征意义。蒋氏在抗战后对中共之策略即采取，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但由于受美国答应船运国军到东北之诱惑，逐放弃此一正确之策略。蒋氏退台后对此也懊悔不已。战端一开，国军在具体军事部署上也连连失措，没有做好分工，做到攻击兵团与守备兵团之分，在战争之初尤其如此，形成每攻一地，必分兵予以把守，所以攻掠愈多，占地愈多，则兵力越弱，形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之势，而没有象中共军队那样有正规军与地方部队之分，正规军专事与国军作战，而地方部队则负责维护地方政权的保守及后勤的保障以及补充正规军的战损兵力之不足。国军正规部队则要负作战，后勤，地方守备及治安。虽然每每在战略战役态势与中共武装相比处于兵力上的优势，但在实际的战术战斗中则处于劣势，中共之所以能以多打少，实在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国府始终没有认识到应大量成立地方保安部队作二线兵团及地方守备力量之使用，并作为正规军作战的有效补充。国军虽然也有保安团和保安旅，但与正规部队之比例严重失调。严格说来，保安部队因为不仅担负军事任务同时也要担负地方政治的维持，在人数上理应多正规国军，就像中共武装一样，其地方民兵与正规军的比例大于二比一，而在实际中，我们看到国军作战，通常是一小部队保安部队如一个保安团或旅配属于一个整编师或是军来行动，而保安部队在当时看来，应该说是主要担负政治任务如新占领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及维持，以及民政措施的训练保障等等。不如此，国军每攻掠一地，没有地方保安部队的配合作对中共地方政权的清剿根尽则不能巩固，变为国府的可用之地，可用之民，可用之物。结果是国军能攻一地则不能占之，能占之则不能用之。愈加增加国府本就贫困的经济的重负。每占一地，国府的剿共军事开支不能因之减少反而是因此而加大，最后酿成不能承受之济通胀。
而中原解放区是中共表示要迅速撤出的8个解放区之一，在等待8个月之后政府军“进入”该地，中共却视之为挑动全面内战，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
高树勋的进攻尚可解释为途经此地到太原或石家庄受降或进驻两地（毕竟当时中共还不敢接收这些大城市），仍属名正言顺；而中共向绥远进攻有什么正当理由？难道傅作义部是伪军？而中原解放区是中共表示要迅速撤出的8个解放区之一，在等待8个月之后政府军“进入”该地，中共却视之为挑动全面内战，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