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功夫基本功扎马步怎么练习最好_最好的武术学校_新浪博客
少林功夫基本功扎马步怎么练习最好
中华武术的各个门派都注重对手和腿的修炼，尤其是少林拳术。一提起少林拳的基本功，很多人的意识里就出现了“马步”等字眼，确实，“马步”在少林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很多初学武术的学员来说，学好这些基本功对以后的武术练习将会大有裨益。那么少林拳基本功的马步怎么练习才好呢?河南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是直属于少林寺旗下，由少林寺亲自承办的国内大型功夫人才训练机构，由少林弟子亲传正宗的少林功夫，我们请嵩山少林寺武校教练为大家讲解少林拳基本功里的马步该怎么练。
据河南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的教练介绍，在少林拳的习练中讲究马步要“落地生根”，“扎马”的意义不仅仅是锻炼了下盘马步的稳定性，而且通过“扎马”初步整合了全身的劲道，懂得了内外合一的道理，锻炼出了手与脚的力量，同时全身上下具备了初步抗击打的能力。拳谚有云“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在武术的攻防运动中，要想击倒对手就必须力从根(脚)发，通过全身上下的合劲，以手为载体发放力量来击倒对手。因此，没有稳定的马步首先自身重心不稳，其次无法整劲发力，何谈能爆发巨大的力量来战胜对手?因此马步的练习在少林拳术中相当重要。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扎马”又是一件枯燥无味的运动，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练习者的恒心与毅力，而青少年朋友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黄金阶段，通过练习马步等武术基本功，不但能打下一个坚实的武术基础，还能在练武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耐力、体力等身体各方面的素质，同时养成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武术德操，对将来个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河南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以传承和弘扬正宗的少林禅武功夫文化为宗旨，以传授正宗少林功夫为已任，帮助众多武术爱好者完成学会少林武术的梦想，成为国内知名的少林功夫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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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徽章：正常人的舌苔应该什么样，亚健康的人又应该是怎样的？舌苔分红、黄、白、黑色，偏红、偏黑都不是健康的
正常人的舌苔应该什么样，亚健康的人又应该是怎样的？舌苔分红、黄、白、黑色，偏红、偏黑都不是健康的舌苔。太红就没有舌苔，这种舌苔如果不是癌症，肯定也是最严重的病。黑色苔最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在中医看来，舌代表什么？按照《内经》的理论，舌相不仅是五脏六腑、阴阳的集中表现，更能代表内机能的寒热虚实。所以看舌苔要长期的积累，红到什么程度，黑到什么程度，这是最关键的。正如中医学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能否正确认识现象。
&&&&正常的舌苔呢，应该是粉红色的，有一层薄薄的白苔，均匀地分布在舌上，这就是正常的。但是很少见，因为五脏六腑里面略有风吹草动，舌苔就有变化了。如果舌苔偏白，是偏寒之相。如果整个舌苔都是白的，但是有薄薄的一层似有似无的苔，这种体质是最好的。一般情况下，红红的没有苔和厚腻苔自己都能看出来。舌苔越厚，五脏六腑机能运作失常的程度越高，舌苔厚，直接就说明内机能的废水、废物多了。如果整个舌苔都很厚，说明整个体内都充满着多余的水分、营养、热量，这种舌苔主要是表现体表发散不好，下面排泄不好，这种情况夏天少见，春天、冬天很容易出现带有这样舌苔的人。还有一种舌苔红红的，就是火相，特别是舌尖红。不是没水，是机能运作失常严重，这种表现是胃或肝因为湿气重而火盛。这个时候怎么调整呢？很容易，平时多吃点苦瓜、青菜，最好吃白萝卜。因为这种肝、胃火盛，从生理上来说，是细胞里面的水分少，少的原因不是因为体内没有水，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需要的没办法到位。这水在哪里？就是因为肠胃的功能过于旺盛，掠夺津液，水一喝下来马上吸收，肝脏马上排出去，没有停留。这种一部分是糖尿病患者，一部分是高血压患者。像这种人就要多吃点苦瓜和青菜，去一下火，尤其要针对大肠的热度，这时候要多吃青菜就行，少吃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肠胃功能旺盛？就是饮食不对，饮食偏颇，有利于肠的东西吃的不够。你给它的东西不够，它也亢进，就像老板不发工资一样，没有恰好到位就要造反。可是，肠喜欢什么东西？猪肠、牛肠等肠类，一定是吃什么补什么！要多吃点肠类，用它来煮汤喝。我治疗肝病的时候，就要用猪肝煮药，这个药就是治疗肝病的药引子。再说舌苔厚，主要是肝脏里面的湿气太重，有湿发不出去，主要是体表发不出去。就是出汗少，运动少的人容易这样，所以这种人就要喝一点酒才好。喝酒时加点生姜，但是这也要把握个度，过了也不好。早上起来用生姜、薄荷、葱煮粥食。舌苔胖大，有齿痕是肝的问题。第一说明肝功能不协调；二呢，肝脏里面营养、水分、热量超标，这两个是肯定的。有人认为是脾虚的问题，可是过分的健脾问题就出来了，健脾十天、八天一定很舒服，可是这个舒服就是为肝病做准备的。为什么？脾属土，肝属木，健脾过度就会克肝，肝就更不得舒缓，肝气难舒，所以这种情况下健脾是暂时把问题压下去了。还有一种地图舌，这个很危险，这种表示血液循环严重失调，它是整体失调，不是某一方面，这是最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舌头两边代表什么？左边缘代表脾，右边缘代表肝，中间代表中焦，前面最主要体现地是血液，舌根属下焦。舌根部没有舌苔是什么相？是伤阴过度，就是下焦火盛。为什么舌根没有苔的女人很难受孕，或者孩子留不住？因为她的下焦已经很受伤了，不是刀枪杀伤，是她里面的机能受到障碍，已经到了极度了。
&&&&10.“烈火掌”+生姜酒，中风面瘫不发愁
&&&&比如说那个人刚才还好好的，突然中风，倒了，这是因为风；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哦哦”说不出来了，嘴歪了，这也是因为风。
&&&&中风的人多数是阴虚阳亢的体质，尽管内功能失调，水分不足，但是决定发病的因素还是风。我们茂名市的一个政协委员，也是我的亲戚，1995年年底，全家都从外面回来了，她很高兴，大家喝酒聊天，12点才睡。可是第二天她的老公和孩子一看，她的身体已经不能动了，只有眼睛能动。她就是夜晚着凉、着风导致的。情急中她的老公说送医院，可她死心塌地的要我看。但是大年初一我是不看病的，怎么办？我就跟她说不用怕，听我的话就行了，用半斤生姜捣碎，加半斤酒蒸开，用毛巾包住，来回熨烫整个脊柱，再喝点姜汤，不要吃糖，不要吃肉，医好了也不会有后遗症。就这样的一付药，连服了两次，晚上自己就能坐起来了。第三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自己能从床上起来。到第六天，又服了一剂药，结果就恢复了正常，到现在没有任何后遗症。
&&&&如果是面部中风，一边脸发硬，嘴角歪斜，第一时间马上在相反的脸上使劲打上一巴掌，起个名字叫“烈火掌”。之后再喝姜酒汤，再用热姜酒熨烫脸部，就会恢复过来。要抓住第一时间，这个非常关键，时间长了就要治十几天，如果打了葡萄糖，再要恢复正常就不容易了。
&&&&现代人对风没有认识，他不知道少穿一件衣服，忘记带帽子，或者窗户缝里透出点儿风……这些生活里的小事儿无形当中已经给了风可趁之机，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杀机”。现代医学是颠倒过来的，它说要通风，有风吹着才是科学。切记风生百病，尤其体弱状态下的人，年龄大一些的人，一定要牢记“防风如防贼”，受一点风，就容易引发大问题。
中医的医德观认为，治病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所以，当面对着需要帮助的“社会的人”，首先要回答的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
&&&&为医者，首先要立德。由于受到儒家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医的医德把“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以“仁学精神”为基本内涵和特征的医德观。把医学定位为“仁术”，把医生良好的德行称为“仁心”，把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
&&&&从传说中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历代名医在医德方面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三国时期，福建有一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被后人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在诸多关于董奉传奇般的事迹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在庐山行医济世的故事。据《神仙传》卷十记载：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轻病治愈者，只需栽一颗杏树，所以四面八方慕名前来求治的病人不计其数。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换成粮食用来接济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两万余人。后来还传说有老虎镇守杏林，以防不肖之徒偷杏子，故又有“虎守杏林”之说。正是由于董奉在行医济世中展示了他为医者的高尚品德，而赢得了百姓的敬仰。董奉羽化后，庐山一带的百姓便在杏林中设“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祭祀这位仁慈的医生。后来董奉家乡的人们把当地的一座山命名为“董奉山”。从此“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后人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德的苍生大医。
&&&&唐代医家孙思邈，被后人尊为“药王”。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其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开宗明义地指出医生除了高超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把这部著作，命名为《千金方》。明代著名医家陈实功是《外科正宗》的作者，他对为医之道提出“五戒十要”，堪称后世楷模。1978年，美国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医家五戒十要》列为世界古典医德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陈实功指出：“若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否则有药无伙食者，命亦难保也。”
&&&&“救人比治病更重要”，是中医基本价值观之一，它不仅是中医医德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作为一个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何理解“治病救人”这一天职呢？中医的医德观认为，治病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所以，当面对着需要帮助的“社会的人”，首先要回答的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先帮助患者还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先为自己谋取钱财还是先帮助患者解决生活困难？如果为了治病，而用尽了患者和家人维持生活的物质基础，以至于病家倾家荡产甚至离婚、自杀，这样的“治病”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曾经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都像你这么说，医院还能办得下去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因为，这就是中医！古人就是这么教的，也是这么做的！
&&&&10年前，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经济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低收入的家庭来说，每天5～6元的药费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由此造成的精神负担对疾病的治疗显然是不利的。那年有一位患者对我说，他因患有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前些天，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抗高血压药，很方便，每天只服一颗，但需要5～6元。每天当他拿起等同于全家人一天伙食费的那颗药片的时候，心就怦怦直跳，因此，虽然买了药回家，但尽量省着吃，只要不觉得特别难受，能不吃就不吃，因为省下的钱就够全家人一天的伙食。即使药物过期、坏了，他也舍不得轻易扔掉，因为扔掉一盒就是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钱！
&&&&许多年前，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患者，他曾经是某一县城的退休职工。问诊交流时无意中发现他的经济条件不好。他说每月的退休金384元，他和老伴两人平时节省一点还可以维持生活，可是，一旦生病，生活就没有着落，所以有病尽量不去看。出于好心，我随口对他说：“老伯，你以后看病就不用挂号了。”没想到老人感激地说：“李医生，你是好人！两块五我可以买3斤橘子！（当时挂号费是2.5元）”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难过，这2.5元对医生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生活有困难的人，2.5元就是挺大的数字！老人恳求我每次开药都开十帖，他自己到药材市场按批发价去买，然后自己逐一分开，这样可以省一点钱，比如茯苓买150克，再每包分15克，我只好满足他的要求。打从那以后，每年春节后我上班的第一天，他都在“国医堂”门口等我，对我说一句：“李医生，新年好！”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就是最高的奖赏。几年后，他得了一场重病，临终前一定要让儿子用藤椅抬着他来看我一眼。他说：“我知道，李医生可能救不了我，但让他看一眼，我走了才放心、才甘愿！”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此，我每到一个班级上课都会要求同学们记住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挽救了他的生命，而夺去他维持生命的源泉，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这场手术支付出八十几万的医药费，换来的是不到一个月毫无质量的生命……我不敢随便猜测他如果不做手术还能活多久，但至少他原来还能走、还能吃、还能和家人说话！我再次怀疑：这样的治疗是否有意义！
&&&&有一个同乡找我，说是体检时发现患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胸膜粘连且有广泛淋巴结转移，我建议他保守治疗。他家里人问我：“中医能治肺癌吗？”我回答他：“如果要杀死癌细胞，中药肯定不如化疗药。”他又问我：“那为什么那么多癌症病人吃中药？”我告诉他：“中药可以调整机体平衡，可以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他同意了。但是，几天之后，我突然收到一张会诊单。到了医院一看才知道会诊的病人竟然就是我那位同乡，他已经做了手术，遗憾的是人已奄奄一息，因为气管切开，只能微微张嘴。我问他的家属：“为什么又选择手术？”他说：“因为医生说要手术！如果做手术可能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不做手术绝对没有希望。”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周围的胸膜和心包膜，所以特地从省外请了专家，在专家指导下将大部分的肺叶、粘连的胸膜和心包膜切除，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据说“切除得很干净”。为了这场手术支付出八十几万的医药费，换来的是不到一个月毫无质量的生命……我不敢随便猜测他如果不做手术还能活多久，但至少他原来还能走、还能吃、还能和家人说话！可现在呢？我确实回天无术，然而愧疚之余，我再次怀疑：这样的治疗是否有意义！
&&&&无独有偶，那天翻了一下《海峡都市报》，一个标题映入我的眼帘：“福州一妇女不堪医药费负担跳江，丈夫随同跌入滔滔洪流闽江中。跳江者的儿子说，母亲得了妇科病，花了2000多元（确认数字）的医药费，却始终没能治好，她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才选择了跳江。”另一则报道是：“上周福州市鼓楼区一老太太，因身患多种疾病，且无依无靠，三次跳安泰河自杀，前两次均被过路人救起，这第三次终于了结人生走了。”
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想一想，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所以，作为一名医生（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应该务必记住的是，治病是为了救人，人没有了，治病就失去了意义，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救了凤凰卫视女主播的“王牌”安宫牛黄丸退了她父亲的高烧，也使她更加坚信中医药的神奇力量！
&&&&自从有幸考入中医学院，我的老师常说：“你们这辈子能学中医真是三生有幸！”刚开始并不觉得什么，慢慢品来，却真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感到特别庆幸！&&
&&&&刚入学的时候，学校给每一位同学发了一件白大褂，手捧着它，大家都觉得无比的神圣。从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起，我就经常偷偷地对着镜子乐，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医生，能解人一时之病痛是何等高尚，更何况救人一命！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师长学生或者素不相识的患者，我都尽自己绵薄之力，虽然多投入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我总热衷于此，也从中得到了许多满足感。
&&&&2008年夏季的一个中午，天气酷热。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后回家，走在树荫浓密的小路上，突然耳畔传来一阵轻轻的话语，我情不自禁回头一看，“谢谢您！老师，我父亲的烧退了，您救了他的命，也救了我们全家。”一个胆怯而又坚强的小女孩站在我身后。望着她，十天前那一张焦急而带着几分童真的脸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父亲因颅脑外伤手术后昏迷不醒又高烧不退，医院用尽各种办法都毫不见效。亲人的不幸和昂贵的医药费给她的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也带给了她本不属于这个年龄孩子所应有的恐惧，所以她显得有些紧张地对我说：“老师，您能为我父亲开个方吗？”。仔细了解病情后，我轻声问道：“你会辨证吗？”“会！”小女孩坚定地回答。“是寒证还是热证？”“热证。”“是脱证还是闭证？”“闭证。”于是，我给她开了方并让她买一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通过鼻饲管给患者服下，高烧不退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她父亲的神志也渐渐清醒。我再次想起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因车祸受伤被诊断为“脑死亡”后，起死回生的“王牌”不就是安宫牛黄丸吗？现在她能下地，能行走……“老师！没想到中药这么管用！”女孩的话打断了我思绪，我心里感到一丝的宽慰。“小同学，我也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信任中医！”望着女孩激动而又有几分自信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沿着坎坷的杏林大道坚定地往前走。古往今来，有多少名医是在自己或家人身患重病受惠于中医之后，走上学医之路的。我在想“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张良拜师”成为千古佳话，为黄石老人捡鞋、穿鞋、捡鞋、穿鞋，是如此简单的动作，但大多数人却不愿为之，这就是张良的可贵之处。张良对老师的那种虔诚和求知的态度最终感动了老师。中医的“师带徒”过程，也正是老师对徒弟品德考察的过程。
&&&&中医学对学医者素质的要求很高，品德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金匮真言论篇》指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否则就会“泄露天机”，这是古人对“学德”要求的一种体现。“立业先立德”这对于一个学医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我们把学德修养转化为一种行为习惯，机会就在自己手中。用现代人讲的一句话就是，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张良拜师”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绝不是因为张良的天资聪明，而是因为张良对老师的那种虔诚和求知的态度。如果说张良的成功是因为路过邳邑遇到黄石老人，并授得《太公兵法》的话，那么他的这次巧遇便是他日后成功的基础。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便不难发现：为黄石老人捡鞋、穿鞋、捡鞋、穿鞋，如此简单的动作，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但大多数人却不愿为之，这就是张良的可贵之处。历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程门立雪”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拜师求教的故事，也是继“张良拜师”之后的体现“学德”的一段佳话。
&&&&在中医院校创办之前，学中医主要是采取“师带徒”的模式，拜师学艺，一开始必须从学徒做起，先是扫地、打水，药材的加工炮制，站柜台，然后才能跟师临证。俗话说“路遥知马力”，这个过程一方面是锻炼基本功，另一方面则是师父对徒弟品德的考察。这一点与学武者有相似之处，古时候学武也往往是从身体素质、基本功锻炼开始，如挑水、劈柴、扎马步、站桩等等，达到一定程度后，师父才开始传授武功。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学德”特有的考核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介绍了扁鹊和淳于意学医的故事。扁鹊是上古时期的名医，传说他年轻时当旅馆主管时，遇见住客长桑君，扁鹊觉得他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很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一般人，有心把绝技传授给他，于是出入旅馆考察了10余年，最终才把秘方传给他。淳于意是汉代名医，首创“诊籍”，是世界上最早记录病历的人，他年轻时就喜欢医术，但所学的方药临床应用多不灵验，后来他求教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认为他过去所学的不正确，让他完全抛开，才“悉以禁方予之”，淳于意听从他的话而后成为名医。从《史记》这段记载来看，拜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除了像扁鹊那样真诚地尊师重道外，有时还要像淳于意一样虚怀若谷，勇敢地否定自己，才是求学的正确心态。虽然只是传说，但中医学对“学德”考察的做法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这一点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不说每天先到一步替老师打水、扫地，就是上课、上班迟到也是面无愧色，所以，就现代教育模式下的中医人才培养，要做到量德施教、因材施教是很困难的，难怪有些老师感叹自己满腹经纶竟然是后继无人。“学德”对于求知者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绝招”，另一方面却又拿着一根“科学”的尺子去度量老师的经验，在继承之前先“改良”，只能是“形似”而非“神是”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当地的一名“赤脚医生”，他长期坚持用中医中药为民众治病。少年时他为了拜本县一位老中医为师，费尽周折，但老师坚决不收。年仅13岁的他凭着自己的毅力，烈日下每天骑车2小时赶到医院，先扫地、擦桌子，然后站在老师身后静静地看着、听着、记着，一站就是一天。有天中午，老师下班时已经很迟了，回头看到站在身后汗流浃背的小孩，心里有些不忍，叹了一口气说：“跟我回家吃饭吧，明天别来了！”小孩回答说：“谢谢您！我明天还来！”就这样，一连2个多月从未中断，他的真诚终于感动了老师，最后同意收他为徒。3年后他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诊所，屡屡效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敬和欢迎。30多年来他一边为群众看病，一边刻苦钻研，一有机会便四处拜访名师。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执著的精神得到了当代几位著名中医学家的好评，而且有几位还收他为徒。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学术交流会，看到一位老中医行动不便，就主动上前搀扶他，当老人家的拐杖掉到地上时，他就帮他捡起来，并扶他下楼。此后，在临床上或学习中遇到困难，他就主动向老人家请教，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老人把他当作得意门生，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可见“学德”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在许多青年学生学中医有热情，很想成为名医，但是却放不下身段，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小事不愿意做，哪怕是汤头歌诀的背诵，也是投机取巧或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一方面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绝招”，另一方面却又拿着一根“科学”的尺子去度量老师的经验，在继承之前先“改良”，结果只能是“形似”而非“神是”。前面提到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和游酢二人当时已经四十岁了，而且考上了进士，他们去拜会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二人恭敬地站在一旁，一直等到先生醒来，门外的雪已积了一尺多深。二人堪称是尊师重道的典范。我的老师俞长荣教授曾经说过：“不要光想着成为‘名医’，首先要想着成为‘良医’，从一个合格的学生做起。”说得也是“学德”问题。的确，在旧社会，医生的“绝招”通常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传给别人的。把命根子传给一个不信任、不可靠的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这可能也是很多流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绝招”、“秘方”失传的原因之一。&我经常对学生说：“一个好的医生是让病人在走出你的诊室的时候，病就已经好了‘三分’。
&&&&病人生病了，求助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医生不是万能的，除了个人的专业素养外，还有整个医学认识水平的局限。特别是现代医院里中医师所面对的患者经常是一些疑难杂症，有的甚至是四处求医、几经周折无效的，这一类患者多是满怀希望而来，期望值很高，当然也有一些患者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面对各种各样的疑难病例和临床难题，医生不是都能解决，这一点患者务必要理解，这也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在对待治病的问题上，《内经》就有比较辨证的看法，“言不治者，未得其术也”，而对于患者则强调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信巫不信医者，病必不治”、“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所以，医生的道德操守固然重要，患者的道德水准也应提高，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医疗环境中，就难免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而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中医认为，医学的服务对象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无论是诊断、预防或是治疗都应当强调医患和谐，因人制宜。因此，提倡医生拥有高尚道德的同时，有必要树立一面提倡“患德”的旗帜。只有医患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信任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果患者就医时怕医生不负责任，医生接诊时怕患者找茬，那么本应相互配合的医患双方就可能相互戒备猜忌，一旦稍有不如意，就可能发展成为对立关系，医疗纠纷也因此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普遍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医生则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这是极不正常的。由于失去了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础，治病救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些人到医院看病希望找熟人，无非是希望找到责任心强、水平高的“好医生”，或者希望主治的医生能特别关照，这里固然有考虑到技术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希望建立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不管中医、西医都是如此。这种心理是人所特有的，对疾病的诊疗过程和疗效均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心理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客观化、量化的，所以，如果忽略“人”这一特殊对象，去谈医学就难免会有偏差，这也是医学的“人学”特征。我经常对学生说：“一个好的医生是让病人在走出你的诊室的时候，病就已经好了‘三分’。”这句话不是很“科学”，但是很管用，病人找我们不就为了治好病吗？其实，在诊疗过程中，医生的出发点和病人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将更好的方法藏而不用，能治好的病故意不治好。当然，要处理好医患关系除了医生的诊疗水平之外，责任心和交流沟通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点正是医学生亟待加强的。
&&&&记得许多年前实习时，我们科收治了一个关节痛的患者，这个患者长相比较特殊，有点“狮子脸”，鼻子和耳垂比较大，脸部皮肤有些凹凸不平。一位医生走过病房，看了一眼后说：“你那个新入院的患者的脸有点像麻风病人的脸。”当时麻风病患者已经极少见了，许多人只是在书上见到麻风病患者的照片，正因为这样，在场同学听说来了个“麻风”病人都跑过去看，甚至还把其他小组的同学也喊过来，但由于害怕传染又不敢走到跟前，一群人在门口比比划划（其实麻风病也没那么大的传染性，著名麻风病专家马海德教授生前曾多次视察“麻风村”，同病人握手交谈，更何况这并不是麻风病患者）。结果这位患者很伤心、很生气，带着一肚子怨气走了。这件事情给医院和实习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医生是不合格的！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有爱心，对病人要一视同仁，更不能因为有美有丑而另眼相待。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所说：“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黄帝内经》对学中医的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和自然是相适应的，这就叫“身心合一”，“天人合一”。
&&&&医生服务的对象是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的人。人身最宝贵的是“精、气、神”。“神”是生命，“精”是人体形成的原始物质，有精才能生神，所以把生命活动能力叫做精神。大家想想，面对一个患者，其家人和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他今天的精神好不好，如果精神不错，说明身体状况比较好。而“气”是生命的动力，有气才能有色，我们通常说“气色”就是指健康状态的外在表现；有气才能有神，所以把生命活动旺盛称为“有神气”，精充气足才能神旺。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场上展示一些中医诊疗仪器，包括色诊仪、脉诊仪等，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离中医越来越远了！”有人不解，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通过现代的电子成像技术和图像分析技术，判断一个人的面色是黑是白并不困难。但是，张飞的脸是黑的，关羽的脸是红的，刘备的脸是白的，你说谁的身体好？谁的身体不好？秦琼和武松都是黄脸大汉，但他们身体都很好。”周围的人都笑起来。所以，望色的关键是“泽”而不是“色”，《内经》说：“有气不患无色。”再比如脉诊仪，以现在的技术手段要为各种脉象画一个图，然后检测各种脉图的频率、周期、波峰、波谷、主波夹角等并不困难，但是脉象最重要的“胃、神、根”该如何体现？如果诊脉不诊“胃、神、根”，那还有多大意义？中医学中所说的“色贵有神”、“舌贵有神”、“脉贵有神”，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形体，形体固然重要，但必须“形与神俱”才能称之为人，这就是人体和尸体的区别。所以，人体生病以后，医生如果忽略了“人”，而仅仅盯着疾病或病变的某个器官或某个细胞，那么这本身就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相背离。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医学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着医学向纵深发展，然而，在医学模式上仍然坚持静态的、钟表般机械的观念，其出发点依然立足于“病”而不是“人”简单地说，西医学所关心的是“生什么病？”而不是“谁生病？”由于忽略了人作为生物体之外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其局限性便日益突显出来。在医疗实践中，有许多问题是很难从生物学指标上寻找答案的。例如，有的病人长期失眠，但经过一系列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医生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没什么“问题”，明摆着病人最大的问题竟成了医生口中的没问题，试问这时候医学发展的意义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再看看有些人冬天到北方就流鼻血，回到南方就好了，你能检查出是什么问题吗？这些都是机体功能失调或机体与自然不相适应的结果。由于人不是机器，所以注定了医生们不能像修理机器一样修理我们的身体。于是，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医学模式的问题，从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展到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等等。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模式”，但是越往下走，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现代医学不断完善的模式不过是逐步回归到几千年以前就已然存在的中医整体观念的正道上来。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面相学”通过观察面相来判断人的运程。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臆想或迷信的成分，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面相学是望诊在社会学的应用。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五官和谐，天庭饱满，面色红润，表情自然，是健康的标志，说明他气血旺盛，这样的人，必然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工作效率高，容易取得成绩。反之，如果印堂发黑，面色晦暗，满面倦容，说明他精气亏虚，体力不足，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成绩。再比如，一个女孩，牙齿长得不好看，可能影响她的自信心，不敢在人前开口，不敢主动与人交往，就可能因此失去一些机会。但当她采取一些措施，牙齿矫正之后，就可能带给她自信，此时心情愉快，自然是事半功倍。可见，身体的健康会影响事业，事业成败又直接影响健康，这些都是望诊的重要内容，并非糟粕，作为中医师不能不知。&&中医治病看的不仅仅是生病的人，还应该看到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仅仅是看到某一个患病部位而是要看到整体。但遗憾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的许多医生，已经把整体观念全部还给老师了。
&&&&联想起前几年，在“非典”流行之始，有的地方出现了抢购“白醋”和“板蓝根冲剂”的现象，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你们中医说的！”我回答他：“至少不是我们这些中医说的，因为中医从来不认为，外邪侵犯人体可以用喝醋或喝清热解毒药来‘预防’。”
&&&&中医治病看的不仅仅是生病的人，还应该看到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仅仅是看到某一个患病部位而是要看到整体。例如，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会产生影响，因此，人要积极地适应自然的变化，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以维持人体自身的协调平衡。其实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冬天天冷、气温低，人体不仅依靠自身产热，还应该多穿些衣服以达到保暖的效果，这便是人积极适应自然的表现。其次，通过调动和提高人体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就能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即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现在有些人过度依赖药物，甚至把药物当作“护身符”，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药物的作用是有限的，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正气非常重要。即便是用药，其出发点也在于调动人体的正气以抵御病邪，所以，医生必须根据人的体质特点、所处的地域条件选择相应的药物，目的是为了让患者自身抗病能力增强，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产生相对的平衡协调。如果仅仅立足于从病人身上寻找诊断的证据，再根据病变的部位进行治疗是不够的，这就是中医的巧妙之处，也是中医的难学之处。&&&如果出一道考题：“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相信绝大部分学中医的人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从我们进入中医院校的那一刻开始，老师们就反复强调，中医学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那么，什么是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就是要在整体的、联系的高度看待健康和疾病，站在这一高度就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体现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理念不仅是中医的标志和特征，而且贯穿于中医保健、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各个环节。举个例子，福州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湿热比较重，这里的人容易“上火”，因此，人们平时总喜欢喝些“凉茶”来降火。可是对于一部分有胃病的人，往往不能承受过多的寒凉药，喝了“凉茶”之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或出现呕吐、泄泻等。所以，中医用药就必须从整体考虑，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西医学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许多重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的防治方面，当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个体化治疗”时，这才恍然大悟：1800多年来中医学所倡导的整体医学理念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个体化治疗”？“个体化治疗”实际上就是“因人制宜”，除此之外，中医还有两招，就是“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
&&&&遗憾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许多中医师，恰恰在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们抬头仰望着“个体化治疗”的光环的时候，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抱着金饭碗要饭”，在医疗和科研实践中彻底地把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思想丢掉了，追求的是，针对某一类疾病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或协定的中药处方，甚至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推广使用。试想，这样的“中药”还是中药吗？在丢弃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灵魂而仅存着“中药”外壳的防治中，中医人还能够昂首挺胸地说中医在防治重大疾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吗？显然，由于偏离了中医的基本思维，中医特色和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SARS疫情，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老医书中就已经有所预言！虽然不能说中医可以预测未来，但他确实指明了大自然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安徽中医学院的顾植山先生曾经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过名为《2003年SARS与五运六气的关系》的一篇文章。他引用《素问遗篇&刺法论》说：“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三年变大疫。”《素问遗篇&本病论》中更具体指出：“假令庚辰阳年太过……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意思是如果庚辰年的年运“刚柔失守”，三年以后将出现大的瘟疫。庚辰年刚柔失守的表现为天气干燥，气温偏高，并出现寒水来复的变化，此后三年化生的大疫名“金疫”。快的话到壬午年，慢的话到癸未年，“金疫”就来了。顾先生进一步分析：2000年正好是经文提到的庚辰年，当年出现全国大面积干旱，年平均气温偏高，而11月份又出现月平均气温20年最低的现象，符合“庚辰刚柔失守”的运气特点，按“三年变大疫”之说，正好应该在2003年发生大疫情。经文说“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实际情况是广东最早发现SARS在2002壬午年，北方大规模流行在2003癸未年，而且经文明言发生的是“金疫”——肺性疫病，其预见的准确性已超出一般想象！2003年以后SARS就几乎没有再出现。
&&&&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说明中医可以预测未来，更不是说用《内经》的理论就可以取代现代气象医学，而是说明大自然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古人就认识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与人体的相关性，认识到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等因素对人体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如《内经&金匮真言论篇》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意思是春季属木，位于东方，所以春天多东风，引发肝的病变，病邪常从颈项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头部；夏季属火，位于南方，所以夏天多南风，引发心的病变，病邪常从胸胁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内脏；秋季属金，位于西方，所以秋天多西风，引发肺的病变，病邪常从肩背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肩背；冬季属水，位于北方，所以冬天多北风，引发肾的病变，病邪常从腰股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四肢。也许有人会质疑，中医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可靠性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准确率多高并不重要，好比农民种田，要准确预计每年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性并不大，但关键的是要把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要意识到这些因素可能对作物生长产生的影响。因此，临床诊疗过程中，如果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对中医的诊断和治疗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感冒咳嗽的患者找医生看病，他仅有咳嗽，无发热、恶寒等其他症状，舌象和脉象基本正常，拍片结果提示“气管炎”。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他所处的环境、季节和气候条件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辨证结果就有很大的随意性。而我们周围有几个中医师在面对类似患者的时候，能自觉地考虑这些因素呢？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只要感冒咳嗽就开“感冒灵”或“止咳糖浆”！或因为“气管炎”就开鱼腥草、黄芩之类的药物，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中医了！现在高等中医教育的培养目标中，虽然强调中医学生的辨证思维和临床能力的培养，但实际教学中往往忽视了中医的整体思维。还是以“感冒”为例，因为教科书上将感冒分为“风寒”和“风热”两型，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教学生如何从患者的临床表现中为辨“风热”或“风寒”寻找证据。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除了这些证据外更重要的还有：在什么季节、什么地区发生“感冒”；发病时的气候变化情况；周围是否有人一起感冒，症状是否相似；患者的体质状况如何；女性患者月经周期如何、是否怀孕等。这些因素对于诊断和治疗都是十分重要的。
&&&&又如，《内经》提到“凡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这说明在暑病和温病的辨别过程中，节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同样是因于外感的热病患者，如果发生在夏至之前就成为温病，夏至之后就成为暑病。然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学会标准”中，有哪些“辨证、诊断标准”真正把地理、季节、气候环境等因素作为辨证、诊断的依据之一呢？&从西医的角度看，手术治疗胆结石时胆囊可以被切除，但中医认为胆主决断，与人的勇怯有关，如果中医的“胆”与西医的“胆”一样的话，那么把“胆”摘除了，人岂不很容易被吓死？
&&&&整体、联系的观点还体现在对脏腑的认识上，到底中医的脏腑跟西医的器官是不是一样的？
&&&&有的人说是一样的，慢性肾炎病位在肾，慢性胃炎病位在胃，所以研究“肾阳虚”模型的时候，折腾的肯定是老鼠的腰子；研究“脾胃湿热”采用的依据大部分是胃镜检查。有的人说是不一样的，例如“脾”，在中医看来，脾是后天之本，人生下来之后，营养的来源主要依赖于脾，可见脾对人的后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西医的角度看，在某些特定的疾病或外伤时，脾脏却是可以切除的。又如“胆”，手术治疗胆结石时胆囊可以被切除，但中医认为胆主决断，与人的勇怯有关，人们常说的“胆大包天”、“胆小如鼠”、“胆战心惊”、“提心吊胆”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中医的“胆”与西医的“胆”一样的话，那么把“胆”摘除了，人岂不很容易被吓死？
&&&&“胆”不会有两颗，这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中西医认识角度的不同。打个比方：同样一个皮球，可以从外形、尺寸、质量等描述它是圆的、球形的、有多大，但也可以从明暗变化、投影、与周围参照物的对比判断它就是一个皮球。换句话说，中医看到的“人”是整体的人、联系的人、动态的人、社会的人，而不是局部的人、孤立的人、静态的人、生物的人。话虽如此，在临床和科研实际工作中能够分清中西医脏腑或器官概念者却是为数不多，这样一来不仅把老百姓搞得一头雾水，甚至连一些中医的基本概念都被搞乱了。
&&&&中医是怎么认识脏腑的呢？我们的祖先真的连起码的解剖常识都没有吗？先不说“庖丁解牛”，就是“大宋提刑官”宋慈的《洗冤集录》也足以说明这一切。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脏腑是一个实体，是客观存在的。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而关于人体五脏六腑的度量，跟现在解剖结果基本一致，包括古人对心、肝、肺等的描述基本上都有一个形态学的依据。例如《灵枢&胃肠篇》中记载的食道长度与下消化道长度的比值是1：36，与现代解剖学的数据1：37是非常接近的！这说明《灵枢》中的胃肠的数据是经过实测的，而且是准确的。中国民间有个习惯是“吃什么补什么”，如吃猪心可以补“心”，吃猪腰可以补“肾”，就是建立在对解剖器官认识的基础上的。再比如说，骨伤科的“正骨”，也必须建立在一个相对准确的解剖形态上。大家可能在博物馆中见过宋代王唯一的针灸铜人，古代医生考试时，铜人身上的穴位先灌入水银，再用蜡封住，穴位被扎中后水银就会流出来。王唯一在制作铜人的时候，对针灸穴位的度量肯定是以人体实际尺寸为基础的。所以，不要认为中医脏腑的概念是主观臆造的。
为什么古人不顺着这条思路构建脏腑理论呢？因为，单纯的解剖方法无法说明机体复杂的联系和动态变化。通俗一点说，脏腑搁在一起并不能构成生命，所以，中医学就从“气”（功能）的层面上去构建对五脏的一种理解。从这点意义上讲，一个中医的脏腑可能包含了几个西医器官的功能，一个西医器官的功能也可能分散在几个中医脏腑之中。例如：心的功能，它除了心主血脉之外，还包括心藏神。心藏神指的是心具有主宰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可能有人会问：“精神、意识、思维不是大脑的功能吗”？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说“小心”、“专心”、“当心”，而不说“小脑”、“专脑”、“当脑”呢？事实上，外国人也这么说，比如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如：“My
heart is broken” （心碎）、“broken heart”（破碎的心）、“warm
hearted”（热心的）。这里所讲的都是把心的功能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联系起来。所以，不要觉得只有中国人不懂解剖才讲心藏神，“懂解剖的”外国人也讲心藏神。可见，脏腑离不开功能，没有功能，它只能叫脏器。正因如此，中医学把功能称为“气”，人和尸体的区别就在于“有气”或“无气”，中国人把人死了叫做“断气”。我们常在电视剧中看到：一个人奄奄一息，当旁人将手置于他的鼻孔前感受不到气息的时候，就判定人已经死了。
&&&&仅仅有了对实体和功能的认识是不够的，作为医学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体的健康状态、疾病状态、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治疗效果等对内在脏腑及其功能作出判断。中医的整体观念决定了必须通过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内在脏腑的功能状态，这种由内及外的表现称为“象”，而这种认识方法称为“司外揣内”。所以，中医认识脏腑的更高层次就是一种“象”，我们称之为“脏象”。它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象”来理解脏腑，通过这个“象”来进行临床鉴别，通过这个“象”来指导药物应用，通过这个“象”来判断临床疗效。例如：因为脾主运化，气血生化才能有源，脾不健运就会出现食少、腹胀、便溏，通过食少、腹胀、便溏就可以判断是脾不健运，经过健脾治疗后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说明脾的运化功能改善了。所以，中医的脏腑学说，至少应该从实体、功能和脏象这三个层面去理解，而站在每个层面去理解，中医的脏腑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医脏腑与西医器官不是一回事，它们怎么可能不是一回事呢？你总不能说，中医的‘眼睛’不是西医所指的那个‘眼睛’。”我告诉他：“这就是认识层面的不同。‘眼睛’当然是‘眼睛’。但是，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受血而能视’。眼睛之所以能看见东西，从中医角度看是因为脏腑精气上荣和血的濡养，而西医则认为是因为视神经支配。所以，一旦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医和西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我常把中医比喻成书法，书法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个性化特征。如果规定每一笔的粗细长短轻重都相同，那么书法的价值就不存在了。中医泰斗蒲辅周老先生有一句话，“中医治病有一绝招，就是一病一方”。这也正是中医个性所在。
&&&&中医是从宏观上看问题，“天人合一”的观念贯穿始终，所以说中医是“风水师”。这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不仅要见到树木，见到森林，还要见到与树木、森林相关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也要站在整体的高度上。在诊病的过程中，要从整体上把握健康和疾病，把不同的病证有机联系起来，避免顾此失彼。
&&&&一位患者患“口腔溃疡”多年，主要表现为口舌生疮，舌尖红，四处求医，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仔细查阅了他以往病历，所开的药方大多数是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或滋阴降火之类。正在寻思着如何辨证之际，患者突然悄悄告诉我：“医生，我还有阳痿。”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心肾不交”吗？心火独亢于上，故出现口舌生疮，舌尖红，不能下温肾水而致肾水寒于下，故出现阳痿，于是处以交泰丸（黄连、肉桂）加导赤散（生地、木通、竹叶、甘草梢），三剂而愈。患者很惊讶：“这么多年效果从来没这么好！”我告诉他：“因为你告诉了我详细的病史。”他还是很困惑，实在想不起阳痿与口腔溃疡有什么关系？
&&&&整体的认识方法重视事物的共性，但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事物的个性，中医学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换句话说，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事物之间有区别。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试想事物之间如果没有区别，首先我们就得感叹，怎么自己和别人都一样呢，连家里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办？接着再想想，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区别，社会也不可能发展，人人都相同，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古人称之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容如“调羹”一样，羹之所以美味是因为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如果水和水调在一起永远也调不出美味的羹。
&&&&我常把中医比喻成书法，书法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个性化特征。如果规定书写过程中每一笔的粗细、长短、轻重都必须相同，写出来的字少了那份独特，便成了电脑打字，那么书法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当然，电脑打字是很重要的，但书法也同样重要，关键是两者的意义不同，所以两者都要同时存在，不能因为有了电脑打字就否认书法存在的价值。我们现在有人强调中医药规范化，或者认为中医是以“证据”为主的医学，符合循证医学的特征，这些提法值得三思。例如：现代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这种方法的核心点是忽略了事物之间的区别，所以通过大样本随机对照的方法对每个对象、每个事件逐一进行规范。而中医恰恰强调的是事物或现象的个性特征。中医泰斗蒲辅周老先生有一句话，“中医治病有一绝招，就是一病一方”。&&&前面说过，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中医临床思维和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所以，我们现在试图研究某一种中药（中成药）能治什么病，然后采用客观统一的模式对号入座，这实际已经不再是中医、中药了。有个学生告诉我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位男士到门诊看病，医生辨证为肝气郁结，肝脾不和，患者要求给他开中成药。谁知取完药后，患者又急急忙忙回头找医生，询问是否开错了药。一问才知道，那药盒上的主治中明明白白写着治疗月经不调、痛经等。原来，这药就是有着“妇科第一药”之称的逍遥丸，这真是让医生哭笑不得。逍遥丸原本就是疏肝理气，调和肝脾之品，广泛用于各科的肝郁之证，并非妇科专用药，所以用在男性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这位患者是外行情有可原，但有些“内行人”估计也好不到哪去！例如，现代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治疗范围之广，可涵盖各系统疾病达435种，近20个科别”，有的人为此而觉得欢欣鼓舞，有的人又以此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这都只能说是不懂中医造成的。
&&&&《吕氏春秋&察今》有一“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楚国有个人乘船渡江，到河中央的时候，他的剑一不小心从船上掉进了水里。他急忙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说：“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靠岸后，这个人顺着船舷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船已经走（行驶）了很远，而剑还在原来的地方不会随船而前进，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疾病是动态变化的，即使是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季节时令、不同的机体，所表现出来的证候特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试图制定统一、规范的方法治疗某一种特定的病，这本身就不符合中医基本理论和思维特点，与“刻舟求剑”又有什么两样呢？如果站在整体的角度看待健康，真正“无症可辨”的情况并不常见。
&&&&现在讲亚健康、“治未病”是一种时尚，很多人都很“重视”。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么一种现象，有些人体检后发现某些指标异常，比如血脂偏高、血压偏高、血糖偏高或脂肪肝等，尽管病人没什么自觉症状，但往往自己对号入座，扣上“亚健康”的帽子，然后找医生要求“调理调理”。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中药副作用少，调理是中医的优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中医（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体检中心的常规服务项目）。许多中医师也认为这是发挥中医优势的大好时机，因而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也应运而生。
&&&&现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一幕是：中医师面对着一大沓的体检报告和“没有症状”的“病人”，想到的就是“无症可辨”。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只能根据现代的研究成果，根据那些或高或低的指标，参考现代临床研究报道的结论从肾虚、血瘀、气虚或痰阻的角度，进行治疗。因为病人本身没有症状，所以治疗的效果如何也就没有人关心了，反正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肯定有“好处”，医生也是乐观其成，中医整体观念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一来，不仅真正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影响了中医的声誉。
&&&&真的“无症可辨”吗？如果注意一下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饮食习惯等，感觉就大不相同了。例如：病人生活在南方，居住环境比较潮湿，气候比较热，平素喜欢荤食、高粱厚味及饮酒等，这些因素提示机体容易产生湿热或痰证，再加上有的人体型比较肥胖、困倦等等，有了这些信息，辨证的结论就明确了。可见，真正的“无症可辨”是极其少见的。相反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不计，单凭病人目前所谓的没有症状，辨证必然产生偏差。
&&&&一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那年他39岁，事业如日中天，生活条件相当优裕。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说：“近段时间来老是感到很疲惫，提不起精神。”自己觉得“体虚”，于是想方设法进补，冬虫夏草、人参、燕窝、哈士蟆应有尽有，总不见效，只好求助于当地医生。医生听说“体虚”，就给他开了白蛋白和氨基酸点滴，没有见效；另一位医生说这是“肾虚”，就给他开了六味地黄丸，结果“病情”越来越重，甚至感到心悸胸闷气憋，有几次差点透不过气。我向他：“你觉得‘体虚’，有什么感觉？”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应酬也多，经常觉得力不从心，只有当跑跑步出一身汗后感觉轻松一些。”我给他诊完脉后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血都快粘成一团了，还敢吃补药！”他很惊讶地说：“你很厉害，一摸脉就知道！今天上午抽血检查时，护士也说‘你的血太浓了，快抽不出来了’。可是补药大多也是医生开的！”边上的学生问我：“老师，神疲乏力不是气虚的表现吗？您怎么判断他不是虚证？”我告诉他，“动则耗气”这个道理一般都能理解，气虚的人可能经常感到疲倦乏力但往往活动后加剧，而活动后减轻则说明不是真正的气虚证。更何况40岁的男性，正值身体强壮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的人虚证相对少，或者说这个年龄“肾虚”的概率比较低。所以，作为一个医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诊断过程除了考虑“阳性症状”之外，还要注意“阴性症状”。例如，“年龄40岁”并不是一个“症状”，但是，它对辨证有参考意义。&&&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或者当饮食习惯改变、生活规律被打乱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出现疲劳、困重、腰酸背痛等情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状态”。但在中医看来，大部分“亚健康”的患者已属于“已病”状态。
&&&&现在把人的健康状态分成三类：健康、亚健康和疾病。这样的分类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把健康问题绝对化，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健康是100%的，否则就是“亚健康”。而实际上，绝对健康的人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可能把“亚健康”问题扩大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就可能因此把自己感觉到的“不舒服”和书上或网络上所说的相关疾病对应起来，形成“疑病症”，医学院校学生对此有一种戏称，叫做“医学生综合征”。随着各种健康媒体的不断普及，这种现象有普遍化的趋势。初进医学院校的学生，刚接触一些医学知识，如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等等，很容易往自己身上套。老师上课说肾虚可能表现为夜尿频，于是，夜里多上两趟卫生间就怀疑自己肾虚；老师说脾虚可能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于是只要偶尔觉得胃口不好就给自己诊断为脾虚。高年级的同学给它取了一个特殊的“病名”叫“二年级医学生综合征”。随着对疾病认识的深入，这种综合征也就不治自愈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特别是中老年人，甚至是一些中青年人，有的人从电视里看，网络上找，四处打听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等等。最令人费解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生活好了，身体差了”。为什么呢？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或者当饮食习惯改变、生活规律被打乱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出现疲劳、困重、腰酸背痛等情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状态”。但从中医的角度看，就不能仅仅针对疲劳或者身体困重，很简单地认为是“体虚”而一味用“补”，否则就可能为假象所迷惑，犯“虚虚实实”之戒。顺便说一下，有些人把西医的“亚健康”与中医的“未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混淆了中、西医的概念。因为“亚健康”是一种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第三状态”，主要表现为生理功能低下的状态，容易疲劳、腰酸背痛、失眠多梦、健忘、头晕、耳鸣、黄褐斑等。在中医看来，大部分“亚健康”的患者已属于“已病”状态。
&&&&中医重视“证候”，更注重从整体把握健康，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患者时，就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等。虽然个体间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年轻人体质是比较壮实的，所以实证多见，容易得的是急性病，如感冒或者急性的拉肚子、肚子痛等；而老年人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虚，比较容易得慢性病，哪怕就诊时“虚”的征象并不特别明显，但是在治疗和辨证过程中依然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用药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机体的反应性和耐受能力等等，不能用太过峻猛的药物。例如一般便秘患者，可以用泻下通便的方法治疗，但对于年老体虚的患者，一些泻下较强的药物如：大黄、芒硝等就应当慎用、减少用量或根据体质情况适当配伍。
&&&&医学专科化的趋势正在迅速瓦解中医师的整体观念，教导患者把自己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件。一个患者同时患有几种不同的疾病，他可能因此需要同时挂几个号，分别看几个医生，既看了脾胃科，又看肾科；有的患者干脆告诉医生他今天先看关节痛，下次再看胃病。这样半天下来，就可能有2～3张不同的处方甚至更多。“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在西医看来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对于已经习惯于分科看病的患者来说似乎也已经是很平常的，但在真正的中医看来恐怕就勉为其难了。&酒的成分很容易检测出来的，但酒的品质还很难用化学的方法或其他现代方法来判断，更多时候是靠人的味觉。中医治病的道理是同样的，不能简单地用几个离体实验、几个实验室指标就能解释清楚的。
&&&&由于思维模式不同和历史条件限制，中医学不可能像西医学一样借助现代的技术手段去分析、认识疾病的病因病机，更多的则是通过与自然界的交流，借鉴自然界的规律认识病机，中医学称之为“援物比类”，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诊法上的应用。如：胃病患者吐酸水，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如果仅仅认为吐酸水是因为胃酸过多而用制酸的方法治疗，或许可以改善一时的症状，但是很难从根本上治疗疾病。那么中医学是怎么认识“泛酸”的病机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食物为什么会变馊？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闷着易馊，在过去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为了防止食物变馊，最常用的是打开通风的方法。另一种情况是温度高时食物容易变质，所以我们现在保存食物的另一个常用方法是使用冰箱。中医认为第一种情况是“郁”；第二种情况是“热”；所以，治疗泛酸最常用的治法之一是辛开苦降，最常用的方是左金丸，辛开解决“郁”的问题，苦降解决“热”的问题，实践证明这种说理方法不仅解释了病机问题，也解决了临床问题。
&&&&我们认为人是个整体，每一天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无论是呼吸，还是饮食，一切生命活动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试图从局部或单一的角度讨论健康或疾病问题，是不大可靠的。整体观念教会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和现象，这就是中医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不仅在医学上，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也愿意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实质。例如所喝的酒，以目前的技术手段，酒的成分很容易检测出来，但酒的品质还很难用化学的方法或其他现代方法来判断，更多时候还是靠人的味觉，因而才有了“品酒师”这个职业。再比如，有几个人能说出五年的茅台酒和十年的茅台酒成分上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它们的口感不一样，价格也不同。假设酒瓶商标上印的是化学成分和含量，而不是“茅台酒”，拿在手上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似乎还没有人是这么卖酒的。
&食物如此，药物也一样。中医学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把握药物的作用，在性味上把药物分为四气、五味。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寒性和凉性的药物可以清热泻火，治疗热和温的病证，但是用多了容易损伤阳气或者变成寒证；热性和温性的药物可以祛寒温里，治疗寒和凉的病证，但是用多了容易化火伤阴或变成热证。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五种味，每一种味都具有特殊的功效。如：苦能燥能泄，燥就是燥湿，泄就是泄火通便。同一性味不同药物功效还不一样，比如黄连和大黄的性味都是苦寒，但黄连能治疗拉肚子，因为苦能燥，大黄能治疗便秘，因为苦能泄。又如：辛能散能行，散就是发散解表，行就是行气、理气，所以葱白、香菜、砂仁、橘子皮同属辛味，但葱白、香菜发散风寒，砂仁、橘子皮能行气和胃。这样的说理方法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很有效，也很容易被实践所证明。
&&&&有一位患者很喜欢川菜，但每次吃了太多辛热的辣椒、川椒等就出现便秘、长痤疮。她自己知道这就是热证，可以用寒凉的药物治疗，所以就自己服“三黄片”。吃药后不再便秘，痤疮也好了，她知道热证消失了。因为担心病情复发就长服“三黄片”，时间久了，出现泄泻、胃胀、怕冷等症状，她也知道是寒证，要用温热的药物治疗，但又担心用热药治疗又会旧病复发。类似的例子很多，但临床实践中如何避免矫枉过正，这就需要医生从整体上把握。
&&&&因为人体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一种药物或食物吃进去后，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个体状态所产生的反应肯定是有区别的。就好比同样吃了辣椒，有的人出现便秘、长痤疮，而有的人则不会。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不同地方吃辣椒，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中药离体实验的结果很难说明问题。
&&&&中药还强调要按时间采集炮制。比如说茵陈，北方有一句俗语叫“三月的茵陈四月的蒿，五月六月当柴烧”。同样是茵陈，不同时间采集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农历三月刚刚从地里长出来的，那鲜嫩的叶片和柔弱的细茎才能入药，这时称为“茵陈”；到了四月茎粗叶壮后就叫“白蒿”了，也就失去了药用价值，到五月六月以后，长成了高近一米的植株，砍倒晾干就是烧火的柴火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药的使用大多是复方，而且中医方剂强调配伍和煎服法，通常是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熬，这和每味药单独熬完后合在一起喝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好比煮鱼时搁几片生姜，可以祛除腥味，但是，如果把生姜和鱼分开煮，再分别吃进去，效果肯定不同。煮鱼的过程不会因为放生姜后鱼肉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但是可以祛除腥味，如果一边喝姜汤一边吃鱼，那就是两回事。同样道理，中药如果这么用法，效果也不一样。既然公鸡和母鸭都是蛋白质，那为什么公鸡会啼，母鸭会游水？因为公鸡每天早上起来面向太阳，会啼鸣，它在性质上是属阳的；而母鸭会游水，它的性质是属阴的。
&&&&中药虽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之分，但它们都来自自然，中药的功效应用也应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因此，“取类比象”的方法也是中药常用的说理方法。比如“藤通经络”，所以，藤类药物如海风藤、络石藤、忍冬藤等可以通经络治关节痛；蝉蜕是蝉的“外衣”，蝉白天鸣叫，晚上不叫，所以蝉蜕可以解表，治疗失音、失眠，等等。这些听起来很“土”，但都是合理的，符合天地之理的。
&&&&80年代初大部分地区医疗条件比较差，设备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诊断水平也没有现在这么高。记得当时医院里有一名患者，临床诊断怀疑是肝癌，但B超检查没有发现占位性病变，于是医院特地请了一位有名的西医肝病专家进行会诊，会诊后确诊是肝癌。当时患者家属听说亲人得了肝癌非常难过，就询问会诊的专家，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医生告诉他们，尽量让病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反正都到了这份上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旁边一位老中医连忙说：“那不行，有一些东西不能吃。比如吃一些母鸭可以，公鸡不能吃，还有一些容易‘动风动血’的食物也不要吃，因为肝阴肝血常不足，肝气肝阳常有余。”家属不理解地问道：“公鸡和母鸭还不是一样，都是蛋白质，为什么说公鸡不能吃，母鸭就能吃？”老中医非常严肃地说：“既然公鸡和母鸭都是蛋白质，那为什么公鸡会啼，母鸭会游水？”这个回答有几分诙谐，但实际含义却很深刻。因为公鸡每天早上起来面向太阳，会啼鸣，它在性质上是属阳的；而母鸭会游水，它的性质是属阴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根据他身体的阴阳属性，讲究饮食的疑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
&&&&许多人知道学中医要背汤头歌诀，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方剂是中医治病的最主要手段，尽管一张处方中的药物可能有多有少，但大多数是以“方”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中医把处方的过程称为“开方”而不叫做“开药”。每一味中药都有性味、功效、归经等，这是治病的基础，所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剂是在单方专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由简到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药物经过配伍，能够增强疗效，随证合药能够适应病情需要，同时还可以监制药物的烈性或毒性。因此，相对于单药、专药的应用，方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所学的方剂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有效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辨证思维。
&&&&有人认为，中医应用复方是因为对各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明确，其实不然，这是由于中医的理论所决定的。大家可能会发现，西医学在药物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越来越明确的今天，各种药物合用的现象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一餐要吃30颗药片，其中降压药3～5颗，调脂药2～3颗，降糖药2～3颗，抗血小板聚集药2～3颗……再加上保肝药、护胃药等。药是吃了，指标也都接近“正常”，但是，人整天晕乎乎的，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他说，服药的感觉比生病更难过！虽然类似的病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大部分的患者和医生都习以为常，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体是一个整体，靠“有效成分”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更何况，西药的合用与中药的配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只是根据对抗的原理进行叠加，而后者根据“理”、“法”的指导选方用药，或选药组方，中医把“方”称为“阵”。&&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君药是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中，君药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臣药和佐药的作用是辅助君药；使药的作用是调和方中诸药，四者各司其职。如治疗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等4味药组成，主要功效是补益脾气，其中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作用，所以是君药；白术健脾燥湿但补气力较弱，效果不如人参，所以是臣药；茯苓渗湿同时能健脾安神，故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能协同上药的补气作用，又能调和其他几味药的作用，就是使药，可见同一方中不同药物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而同一药物在不同方中的作用也可能不同，例如：甘草在大多数方中是使药，主要作用是调和诸药，但在“炙甘草汤”中它就是君药，主要作用是甘温益气、缓急养心。所以，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而非个体的作用，一个方的功效绝不是单味药物功效的简单叠加。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主要针对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也就是“证”，再根据“证”来制订治疗的法则即“治则治法”，然后根据治法选择相应的方药，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简而言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方用是药，讲究的是法要对证，因法选方，这就叫理法方药一致。有了方就形成了“阵”，布好“阵”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阵容。因此，中医看病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处方中的药物也要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加减，有时还需要投石问路以观之，这与兵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是一样的道理。记得李可老中医在治疗阴寒内盛的假阳证病人时，就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放在冰箱凉了后再喝，他说实际上冰镇的四逆汤过了中焦后就发挥热的作用，这招不就是兵法所说的“瞒天过海”吗？
&&&&但是，现在有些中医师治病不讲理法方药、君臣佐使，讲的是“药理作用”、“有效成分”，什么“抗病毒”啊、“改善微循环”啊，挺吓唬人的，但那些药已不是中药，至少不是一个真正中医眼中的中药！有一个很常用的“中成药”，说明书上写着的功效是“清热解毒”，主治是“风热感冒”，理由就是，清热解毒药能够抗病毒，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牛头不对马嘴，竟然能行销全国！类似的说明书已经越来越多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蚊子进入之前先把蚊帐放好，这是“固表”的方法；如果蚊子已经跑进帐内，只好用驱赶的办法，这在中医叫“发散解表，驱邪外出”；剩下个别蚊子，就将其消灭，这就是“清里”。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治病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那究竟讲什么呢？我们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个社会系统，生病就好比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那么中医怎么治病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使原来不和谐的变为和谐。比如说癌症，癌细胞就像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的几个“坏人”，如果在早期病变范围很小的时候将他们消灭，就可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从而使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解决。但是，当“坏人”不断增多，也就是癌症病变的范围不断增大并到处扩散的时候，如果仅仅采用消灭的方法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把“坏人”杀掉的同时，也要把可能变坏的人也一起杀掉，更严重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人可能变坏，这种对抗的方法和古代“株连九族”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比较高明的做法是改变使人变坏的环境，由于失去了“作恶”的土壤，就可能使原先可能变坏的人不变坏。当然更理想的做法仍然是改变环境，让少部分已经变坏的人慢慢变好，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理念。可见，中医治疗癌症采取的不是一种对抗的方法，因为用对抗的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癌症的问题，而且也不符合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思维。所以，在科研中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药抗癌、促进癌细胞凋亡等方面，可能会对新的抗癌药物的发现提供一些思路，但已经偏离了中医理论初衷，发挥中医药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还可以把治病比作打蚊子。西医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有针对性地一个一个地打，或者用杀虫剂把蚊子消灭干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治本”的方法，问题是消灭后还会再来，而且还可能因为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使环境受到破坏。而中医主要采取打扫卫生、除草或养青蛙等措施，改变蚊子生长的环境，这也是“治本”的方法。哪一种方法更高明，其实一说就明白了。为了对付蚊虫的侵扰，中医还经常用蚊帐或驱赶的办法，使用蚊帐时机很重要，在蚊子进入之前先把蚊帐放好，这是“固表”的方法；如果蚊子已经跑进帐内，只好用驱赶的办法，这在中医叫“发散解表，驱邪外出”；剩下个别蚊子，就将其消灭，这就是“清里”。可见，从对付蚊子的角度，最好是没有蚊子，有了蚊子最好是不让蚊子进蚊帐，进了蚊帐就尽量赶走，赶不走再将它打死。而站在中医思维的角度，首先是固护正气，使外邪不会侵犯人体，一旦外邪侵犯人体后，把病邪驱赶出去比把病邪留在体内更理想。这种扶正祛邪的方法贯穿于临床诊疗的全过程，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制一种高效的方法或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特效药物上，岂不相当于研究哪一种蚊帐最有效，或蚊帐的有效部位是什么？&&&日本科学家至今也想不出1800年前张仲景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了这样最佳的组合和剂量比例。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血糖异常升高是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临床指征，过去有许多的研究报道发现，白虎加人参汤治疗糖尿病有显著疗效。为了“证明”这一点，日本科学家用白虎加人参汤给患糖尿病的动物口服，结果发现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于是对方中的药物逐一进行研究，开始时认为，粳米是碳水化合物，甘草带有甜味，石膏不溶于水，所以，先对知母和人参单独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药有轻微的降血糖效果。于是他们想，整个方子的降血糖作用可能是知母和人参合用的结果，事实是这两个药合用之后，发现并不能提高降血糖的作用。然后他们就调整知母和人参之间的剂量比例，发现把人参、知母剂量加大之后，降糖作用不仅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把知母和人参两个药放在一起，加入石膏，发现降血糖作用提高了，再分别加入粳米、甘草后，降糖作用又进一步提高。更令人惊奇的是，按原方的剂量比例配伍，降糖的效果最佳。日本科学家至今也想不出1800年前张仲景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了这样最佳的组合和剂量比例。
&&&&又如1955年石家庄一带流行乙脑，用西药治疗均不奏效。石家庄老中医郭可明先生提出用白虎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向全国推广。当时苏联专家不相信，因为石膏不溶于水，且实验证明其没有退热或抗病毒作用，知母、粳米、甘草同样没有退热和抗病毒作用，但是临床实践证明，使用中药之后，重症病人的死亡率、中枢神经损伤严重后遗症发生率，均大大低于西医治疗的水平。1956年，北京又有乙脑流行，医务人员一看是乙脑，立刻就想到用白虎汤，但效果并不理想。此事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请来了四川名医蒲辅周亲临现场指导，蒲老认为：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1955年石家庄久晴无雨，燥火当令，阳明内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泻火，当然有效；而1956年北京雨水较多，天气湿热，多兼有湿邪，属湿温。如果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于是改用通阳利湿法，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化浊的药物，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乙脑很快得到平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妨想一想，白虎汤没有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为什么能治疗乙脑呢？反之，假设白虎汤能够抗乙脑病毒，为什么第二年在北京地区无效呢？所以，简单地通过每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来研究方剂的方法，已经过许多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却始终为一部分人所追捧。当然以西医的角度看，从天然药物中提取一些有效成分进行研究是现代药物开发的趋势之一，但这与中医、中药研究是两回事。有的专家指出：“这是研究中药，不是中药研究。”因为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发现一些像黄连素、青蒿素一样的新药，却永远出不了像白虎汤、桂枝汤这样的名方。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用寻找有效成分的方法研究中药究竟错在哪里？近来有人将中医的处方中每味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组成一个药方进行研究，例如：有人研究半夏泻心汤，不是按原方的配伍进行研究，而是将方中半夏、黄连、黄芩等的有效成分拿来组成一个处方进行研究；也有人通过中药含药血清的离体实验进行研究。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准确，比较符合现代科学实验的规范，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想来这种方法组成的“方”与真正中医的处方到底是不是一样，不言而喻。
&&&&在中药的使用方面，中医还十分讲究药物的煎服法，包括火候、先煎、后入、服药时间等。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记载一医案，说的是曾经诊治一痰热壅盛兼脾肺气虚的喘嗽患者，他开了一付清热化痰的中药，嘱患者先将药煎好之后，服药的同时嚼一小块人参，果然药到病除。过了一段时间患者病情复发，恰逢徐大椿外出，只好请另一医生诊治。这位医生诊过之后，认为徐大椿原来开的方仍然对证，建议服原方，只是觉得人参嚼服不符常规，于是要求将参切片与药同煎。结果服后喘嗽更甚，病情加重。正好徐大椿回来，一看辨证无误，还是原方按第一次的方法服用，结果喘嗽立平。患者觉得好奇，请教徐大椿为什么同证、同方，不同服法效果迥异。徐大椿说，气虚为本，痰热为标，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人参嚼服吸收比较慢，汤药首先清痰热，然后补气故能获得良效；人参与药同煎因“气有余便是火”，痰热未清同时补气而致痰火愈盛。所以中药的煎服法是很重要的。&现代的中医临床报道虽然“很科学”，但缺乏实际的临床指导价值。
&&&&我们虽然强调可重复性是现代科学实验的重要特征，但中医和西医不同。西医往往是一种模式或一个治疗方案针对一种病，而后形成规范、指南，一个指南可以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世界。中医强调辨证，而证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药也要变化，因此中医的精华有时也体现在它的不可重复性上。诸葛亮设空城计，司马懿认为“亮平生谨慎，从不弄险”，而诸葛亮也正是因为了解司马懿的心理而大胆设下空城计。可以肯定，倘若诸葛亮第二次设下空城计则必死无疑，所以空城计是不可重复的，因为条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能因为空城计的不可重复性而否认它的价值，关键的问题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为什么在战争史上常常有以少胜多的佳话？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简单重复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兵法上讲的
“用计”。
&&&&现代的中医临床报道、研究结果甚至各种各样的获奖成果，虽然都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经过严格的统计学处理而得出的，但缺乏实际的临床指导价值。类似于“&&&方治疗&&病的临床观察”、“
&&病用&&&方治疗”的文章汗牛充栋，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些文章中观察组用的是某中医的方法配合西医的常规治疗方法，对照组用的是单纯西医的常规治疗方法，目的是证明中医的方法有效，这类课题设计上本身就有问题，但是，许多人一直乐此不疲。我的同事们经常抱怨，现在杂志这么多，实在没什么看头，还不如过去的医案，如《名医类案》、《临症指南医案》等，虽然是个案总结，反而能启发我们的思维，为我们解决临床问题提供思路。
&&&&我曾经遇见一位学长，他研究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中药复方气雾剂，用的是活血化瘀方药（包括丹参、红花等），结论是该气雾剂的疗效可以与硝酸甘油相媲美。我笑着问他：“如果令尊大人得了心绞痛，你是用这种气雾剂还是用硝酸甘油？”他说：“还是用硝酸甘油。”我又问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气雾剂的疗效不稳定，现在正在改进工艺。”我告诉他：“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首先应当明确这种制剂是否是中药制剂，如果是，总有效率就不可能太高。因为，胸痹（根据冠心病的临床表现，暂且把冠心病当作胸痹）至少可以分为血瘀、痰凝、气滞、寒凝、阳虚等五种不同的证型。丹参、红花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假设它对血瘀型冠心病的有效率是100％，但是对其他证型的效果可能不好，这样一算，对所有冠心病的总体有效率也只有20％或30%而已。当然，胸痹的基本病机是胸阳不振、心脉痹阻，心主血脉，既然心脉痹阻是共同的特征，其他证型也可能存在血瘀的病机，但不是每个证型的主要矛盾，所以单纯用活血化瘀药的总有效率不可能太高。如果非得提得很高，那只能造假。反过来说，丹参、红花除了治疗冠心病以外，对其他疾病如胃炎、肾炎在出现血瘀证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丹参治疗冠心病有效率高低来判断它的价值，更不能用“能治什么病”或者是“治疗某种病的有效率”来评价中药。这是理论基础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中医中药有没有价值本身就不符合中医的理论和思维规律。&中、西医医学体系不同，虽然，中医学也重视临床证据，强调以人为本，但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标本兼顾。
&&&&前面说过，现在有人提倡中医药研究应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就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要求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制定针对每个人最佳的治疗方案。“循证医学”强调随机对照试验对评价健康服务效果的重要性，强调以预后终点为评价指标、以病人为核心、系统全面搜集证据，对于临床、科研乃至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西医医学体系不同，虽然，中医学也重视临床证据，强调以人为本，但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标本兼顾。因此，如果简单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共有113首方，为历代医家所推崇，被尊为经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尽管这些经方没有一首是符合循证医学研究原则的，但却能够流传千古！相反，现代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出来的哪一个方可以与张仲景的经方相提并论？即使今天我们把《伤寒论》的任意一首方遵照循证医学的原则进行研究，也肯定不会有结果。这并不是循证医学的方法有问题，也不是研究单位实力、经费投入多少、协作单位水平的问题，而是因为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区别，方法选择的错误必然导致结果的偏差。因此，在中医药研究中，如果机械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最终中医就成了“四不像”。
&&&&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在古希腊或是欧洲其他国家，从维纳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品，人体准确的结构和比例所表达出来的“写实”的艺术形式，都足以体现艺术家坚实的解剖学基础。而中国的国画更多的是立足于“写意”的表达形式，画家可以用寥寥数笔勾画出飘动的衣袖，来表达人物的动作、心情甚至周围环境，通过眼睛来“传神”等。再比如烹调，中餐的菜谱与西餐的菜谱也有很大的差别：西餐的菜谱中所有的步骤和配料的用量都是明确的、规范的，如“食盐&克”、“放入&&烤箱中&分钟”等；而中餐的菜谱往往比较含糊，计量也不那么精确，如“食盐少许”、“料酒少许”等。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少许”比固定的克数更合理，因为它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口味的不同、不同菜系的搭配以及不同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加减，充分体现个体化的优势，所以，中餐的厨师一定随手配有一把勺子，目的就在于通过品尝及时调整。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特征的不同。&“学中医很辛苦，要背许多经典”，“学中医很好，越老越值钱”
&&&&30年前，从一所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并不容易，所以，乡亲们听说我考上中医学院都来祝贺！一些长辈鼓励我说：“好好学，学中医很辛苦，要背汤头歌诀和许多经典。”而另一些亲朋好友拍着我的肩膀说：“学中医很好，越老越值钱。”相信大多数学中医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然而，这两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从自己走过的路回头想起来，我觉得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
&&&&对于学中医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经历就是背诵，背经典、背汤头歌诀等，这是一个基本功。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是中医的精华所在，学习经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医思维。记得当年学习方剂时，正好是暑假，回家后天天背诵方歌，直背到连邻居的小孩都能跟着背诵。正是因为当初下了功夫，所以直到现在这些方剂依然朗朗上口。我们有些同学则不以为然，背诵时尽量投机取巧，几年下来不断“返工”，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但是，背诵的前提是理解、融会贯通，特别是现代中医的教科书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凝聚几代中医学家的心血，这些理论的学习与背诵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理解经典是很有帮助的。只有真正理解再加记忆，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才能尽快建立中医的思维模式，否则单凭死记硬背也难成为一代名医。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医疗行为和疗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验成分，中西医都是如此，所以人们看病通常喜欢找老大夫，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医生越老越值钱”。经验积累固然很重要，“见多方能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