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金庸论教育改革百年大计
&【概述】：
&&中国人做了百年强国梦，深知强之基础在富，欲富其国必先富其民，欲富其民必先富其心，其心富，在于一国之教育。教育大业，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始。然而中国教育，始终不能得到世界认可；中国最高等学府，一直没有产生国家级大师，也始终没有国际学术地位，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之泱泱大国极端不匹配。“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信息化社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必然带动知识经济发展，必然推动文明融合，推动了全民精英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古国需要何种大国人才，中国教育应该向何方发展？
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体制的制度性弊端比较明显：应试型教育，缺少创新驱动；管教型教育，强调约束服从；填鸭式教育，压制张扬个性；功利性教育，有违教育本愿；高校治理官僚化、政治化；缺乏学术自由；人事制度僵化；事业化运作体制，以及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偏好量化考核制度，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投入最多、产出最少的高能耗产业。【流水教育】
应试教育被视为体现社会公平的一道门槛，最大化周全了社会。但是进取没有门槛，其弊端是将其做为社会人才唯一评价标准，应试之外还当另设其他选拔体系。无论社会还是政府用人观念滞后，多愿以名牌高校为选择对象，多以服从官长意志为选拔方向，社会要形成新的用人观念，否则造成大量人才浪费或出走，中国教育也将会失去中产阶级这一主要客户群体，因此取消或者弱化文凭功用，提高个体能力评价机制，转变社会用人人事观念，在教育系统各个环节产生清源革新，量化评价向质化评价转变，这也是教育根本性问题——回归人本教育。【应试教育】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等许多学派，并在后世各代涌现了很多名流高士，既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也有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造就了辉煌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有的时代多，有的时代少？因为在人治之社会，思想与教育便在政治趋于平稳之时，走向平庸。百家争鸣需要给人们一个启发其思想和智慧的机制与平台。而今时学问尽是考试应对之策、衣食之谋，何有社会理想和梦想之存？【生活环境】
行政体制使得在教育领域也存在唯上不唯下体制，教育质量只对上级教育部门负责，各种繁重课业、表格、职称等等行政琐务占据教师大量精力，对于培养何等人才则不会太过用心。而学生对此也无可奈何。这等教育消费环境，世界无二，也无怪乎社会精英阶层甚至中产阶级将子女出国留学了。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精英阶层，选择将其子女送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会有世界一流大学。高教生源流失，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精英出走，将会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关乎国家未来。【教育环境】
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许多教师“失去了独立性”，“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自然是体制、机制造成现今这种局面；制度是规范化、归一化、标准化的“现代性”特征之一，似乎现在特别强调制度的作用，总喜欢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制度，总想将一切制度化。然而，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规范化，制度化。譬如生活，制度化就失去人的意义；又譬如师生之间教于学，个体素质之间差异很大，尺度把握自由度很大，很难以制度化来规范，所以教育要强调目的性，而非教学形式之制度化。【教师素质】
科学工具益愈发达，人之学习能力进步愈快。互联网时代，不能否认，中国当前教育模式过于陈旧老化，已经浪费大量智力资源，已经极大遏制了国家快速发展。人文匮乏，思想机械，如今举国一副面孔、天下一个声音，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没有自我主张，缺少独立人格，如此国家如此人民，如何能创新？教育体制使中国只能从事制造业，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
人格教育学上可以分为“知、情、志”三方面，而中国当今之教育只注重知识灌输，忽视情志培养，加之课程机械流程化，本已于不利于人格修养之学校生活，更加形成“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之局面，导致社会“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每一个人都有主动自塑能力，中小学教育中，以训练、宣传、说教者居多，如此便限制了其身心自由之发展，成为了教育流水线下面目整齐、了无个性的产品。而文化素质教育，是触及心灵之共鸣，是精神动力之源泉，说教宣传不是教育。放开体制、制度拘囿，不妨留取时光于广大学子，授于自学自治自造自成之法，于修正中扶持，于自治中管理，成龙成虎，自由自在，任其方便。使得教育与生命体用结合、与社会生活接轨，培养出毕业之后可立即全身心投入社会发展创新大潮中之时代娇子，而非需要重新学起的半成品。【教育时弊】
社会是人之载体，而非人之主体，社会应当尊崇生命之自由价值，独惜现代教育，过把社会当做目的，迎合社会之需要，造就了“工业强国”下的“机械”精英，而少“文艺复兴”下的人文精英。大学精神应当独立于政治体制、自由于意识形态、批判于落后世俗、超脱于功利社会。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然而，当下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断裂和变异，遇见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模仿主义使大学知识体系趋于板结；实利主义使大学精神面貌日益贫乏；科学主义使大学人文传统长期受压；庸俗主义使大学师道尊严残存无几；滥情主义使大学学生心理脆弱偏激。计划经济教育体制，始终难以摆脱“穷人教育”，总归顾不上人文素养之追求。【大学弊端】
相较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建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比之现在更具进步性。此后，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以及金陵、沪江等教会大学均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基本确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之大学制度，以及实行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并改革教育体系，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运动接轨，确定新学制七项标准：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伸缩余地。从中不难看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实际上，中国人文教育，自一九四九年止。【五四建制】
温家宝总理曾说：“看一个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首先不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理工科，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科，尤其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史哲。”社会一切发展皆不过是人在起作用，人的社会人文素质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毛泽东主席曾说：“决定战争胜负者不是武器，是人。”所以，决定国家经济发展者亦非高楼、公路、设备，而是人，国家之未来终归在人的素质。教育应以人为最高目的，“人是唯一永恒主体！”【主体】
今日之少年，便是国家明日之栋梁。我们待要一个怎样的明日国家，则必先造就一批怎样的学子，只有解决这一先决理论问题，才能实施真正之教育。二百年前德国教育界宣言曾如是说道，教育之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自身力量，培养自我学习之主动性，掌握认知力、判断力、归纳力和理解力等等诸般思维能力，以便使其在目前种种无法预料之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之选择。台湾地区教育法指出：“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教育目的】
人们总是在关注高考，而不关心教育；总是刻苦于试卷，而盲目于知识；总是追求分数，而不关心成长；总是注重学历，而不锻炼能力；总是沉迷于生活享受，而漠视生命价值；人们眼里的好孩子也总是没出息。是不是社会观念出了问题——我们为什么上大学？【社会观念】
对于个人来讲，读书之目的是进修学问，增进学识涵养，练成智慧，使人在律法道德之内，从心所欲；在烦恼追随之缤纷世界，给予人生希望。并且让人们知道，不是所有物质都需要奋斗，不是所有知识都必须拥有，不是所有梦想都值得追求，接受教育不全是为了工作，工作也不全是为了生活。潘光旦先生讲：“任何学问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没有理论，技术之用不深；没有组织，则技术之用不广。”根据不同功能，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三大范畴：一、知识文化——对于事物及其现象之客观认识；二、技术文化——根据主观意愿改造客观世界并不断提高效率之认识；三、观念文化——泛指思想、哲学领域，用以治理自我、改造世界之主观认识。三大文化分类配合“生存、生活、生命“三个角度去思考人生与学习，则当会另有原初之想。【读书目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人生主体是为立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故而大学教育当先立得人正，然后万事可做。“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造就德、智、体三者皆尽优秀之人。是故教育内容应该有二：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之训练(客观)，掌握制造创新之技术，造成一适于人类生存之物质世界。对人们进行人文道德之塑造(主观)，使得个体和谐于群体，造成一内心圆满、广大和谐之理想精神世界。而于个体，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一生所需的知识不可能在学校全部掌握，因此要知类通达，专类深入；站在生命之高度，重新认识、定位学习之目的；站在生活之高度，重新把握、调整学习之内容；以生命之有限，生活之维艰，选择高效适己之方法。【教育内容】
由于缺乏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之密切结合，学子辛苦学得知识，于社会生活却无所其用，往往令人惊叹中国教育所授者多是屠龙之术，而人生大体所运用者，却是业余实践得来。而在德国“小孩一般三岁可上幼儿园，为期三年。这三年中，他们会参观警察局，学习如何报警；参观消防警察局，学习灭火和躲避火灾；参观市政府，认识市长，看他如何为市民服务；去坐有轨电车，学会记住回家的路线；跟老师去超市买东西，学习付钱和选货……三年后，他们具备初步的生存能力。”没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停止现有党化教育，放开学术自由，简化课程，提高品质，倡导生活教育。世界需要偏才，需要特色，而生活却需要全面，哪怕平庸。【生活教育】
中国一直存在着两套道德体系，一套是为着校内生活，一套为着社会生活。走入社会之后，发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所见背驰于所学，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就此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不甘心做一对社会无足轻重之人，而常于我们左右者，多是自私自利之徒，没有崇高忘我之辈。要坚持理想正义，还是从众流俗，现代社会急待给出我们年轻人一个平实的信仰交代。【教育要与生活对接】
无论是教育体制、环境、目的、主体、机制还是内容，在新型历史条件下，各种传统观念正在被颠覆，各种新型时代思维正在建立，必须重新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教育体制改革也因此面临六大任务：一、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三、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四、办学体制改革；五、管理体制改革；六、扩大教育开放&；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在中国政治构架内，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则很难成功。这就需要中央领导人强有力之政治支持，否则，教育家谈教改，只能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一个国家变革，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必然是教育家办教育，偶然是领导人会在某个时点推动改革，取决于社会愿力和领导人个体觉悟。故而，教育改革必须呼吁顶层设计，实现上下互动，多面合作。只有制度体制改革，缺少思想观念创新，师生素质必然不适应体制；只有思想观念创新，缺少体制周全维护，创新必然遭遇行政阻力；所以，改革设计必须周详齐备，全面展开。【重构体系】
【大学自治】：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使其发展自我能力、完善自我人格，使其担当社会责任，而非据以何种目的造成此种工具。“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古人云：“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际树木；百年之际树人。”可见教育之目的是求远效而非图近功。是故，蔡元培先生讲：“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之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之影响。”
在我且看来，真正学问从古来就没有畅行天下过，五千年社会，文化不过是作为政治之工具，真正的文化零落于民间。当今之世，学术如不能独立于政治，则万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日。如果学术不独立，则中国学者一直会“普遍缺乏批评世道之道德勇气”，也定然因此“不敢有社会理想”，而大学更是会“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之人文传统。”陈独秀先生讲：“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一个人之未来，取决于其自身智慧运用文化之能力；主体在于人，一个国家之未来，在于其国民文化素质，最终在于教育体制结构。大学，是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学术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学术之独立自由，不惟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若无独立自由之学术，则无清正公允之政治；一个自由独立之学术体，自然能够培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从而建树公正合理之政治道统，故而，争取学术独立自由，不惟是学者之责任，而尊重学术独立自由亦是政治家之义务了。【学术独立】
“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熊十力语）而体制讲求群性，自上而下，使一级一级处于被动，不能生发本我意愿之动力，只能抹平思想之灵性、扼杀精神之独立，削足适履而已。人文学术，当以大体不悖、具体自任其正大生发之原则促进，许一宽松之体制，方能使思想百花齐放。大体不离规矩，具体由其自治。人是智慧能动型动物，思想学术最是由不得制度化。
今时学者鲜有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后天下之乐而乐、为道赴死之古朴君子之风，而多纠心于体制学位之福利，为学位而做学问，不对接于体用，所作学问孤立于生活，丧失其时代益用价值。朱光潜云：“学者当以远大自期，津津于求田问舍，殊非大器焉。”虽言甚是，但渺小之个体终究要生活，远大自期者属个体意志，概为少数，学术群体之意志还当有先进之体制为之策动。故而——人文道德不畅，实为落后体制之遗祸！
温家宝总理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学术院府本该是民族梦想萌生之地，而政府只是实施推动梦想之工具而已，没有大学自治，便不会有创新型社会；没有独立之精神，便不会有创新型人才；教育体制改革目标，必须是大学自治和学术独立，——大学脱离教育部行政体系，变教育法规定“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为“国家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校长负责制”，直属于国家学术委员会。修改《教育法》，设立《学校法》，回归教授治校。让学术独立于政治，政治听取学术之建议，进行学术专业化治理。
教育不可能有什么行政指导思想，而必须有国家学术指导纲目，行政职能只能是服务，教育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社会进步培养更多人才，如果背离这一根本，教育可能会被既得利益者把持，根据其自身需要而培养出特定社会体系之人才，成为维护自身利益之工具。其排序应该是社会——教育——政府，而现在是社会各行各业处在政府总体性权力统摄之下，本末倒置。教育与其他行业一样，被捆住手脚，发展不前。
教育改革必须敢于触及和解决重大问题。一、进行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价值之更新。弱化指导思想，提倡个体道德自治、学术自助，去行政化之强制灌输、简单应试模式，取消现有党化教育，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全面、综合改良与提升人的文化（知识教育、人文教育）素质的教育；确立“新民”、“立人”为立国之本，解决“知识肥大”、“德育干瘪”的局面。二、进行教育体制、机制之改革。温公曾言：“不能因五十年的政治而丢掉五千年的文化。”斯言平实而伟大，平实因其道理浅显，伟大则因其当下语境彰显。学术去行政化，需要政治家拥有胆魄与战略眼光。当今教育一直延续建国以来，将教育作为政治意识、控制手段、政治任务来对待，违背教育规律，无视人性，在社科方面，比之民国，有退无进。因此要突破政治代替教育的瓶颈，使教育部回归本来行政职能：组织教育资源、协调教育政策执行、保障供给优质教育产品。“知道为智，体道为德”。提供学生自证体验空间，任其自由寻找对自身有意义之事，而不是把人脑当做一个容器，往里装东西，只有通过批判性思考，于质疑中确立，于体悟中总结，才能成就独立之人格。三、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认真审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将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四、从全局上改革教育行政化布局，制定规划，放权开放；五、从运行上彻底打破分工不清、职责不明之校园政治困局，健全教育机制，分担监管责任；施行双规探路，保有老路子，开拓新路子，带动旧路子；六、战略决策层要有改革意识，改革总归是人的因素，一个不想改革者，总是“话已说尽，事无可为”，一个改革者即便困难重重，也总会千方百计推动改革。所以，改革贵在用人，层层选拔或推举改革者主政，教育改革局面将会打开。
【建立自我价值体系】：
人之外一切皆为工具。确立“人是唯一永恒主体！”之理性观念，确立人之为主体，以人为本；人为一切道之主，万物皆为人而设、为人所用，人在，一切皆在；人无，一切皆不在。虽万物皆备于我，但应理性处置人与自然之关系。在这个主体大化范围之内，推动思想多样性、文化多元化发展，进行比较、归纳、整合而得创新，以使文化更加全面合理服务于人之本体；即要我们使人类文化百花齐放又要万法归宗，这一宗旨就是为人之所用。&
人文社科界有一难题——如何使民众体现一种文化之生活，即如何使文化作用于生活？其中是一种内化能力，兴趣心理接受文化认知，文化认知转化为自我意识，形成人生智慧，这便是内化过程。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相当的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其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才能真正提高自我素质和提升直接阅历之价值，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滋养和借鉴别人之经验。内化思想，是一个人生活实践素养水平的重要标志。人于外在是相同的，唯一不同只是内在思想。各种文化体系已足备于生活日用之资，只是未能加之于诸人之身，并优化成为精英，使人与文化两相属，空使巨大文化资源浪费。远观与取用之间，人已天壤之别。
中国传统文化勿论先秦诸子、战国百家、汉魏玄学、宋明理学，勿论儒家、道家、佛家，皆围绕于人内之事：倡人伦，厚道德，言人治，重人事，和人际，万般所穷者无不为人，而少言外物。在此，吾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之自学、自成、自造、自强、自治、自我反省修正、格物致知、顿渐禅悟修持之学问，概括之为：自治学。归纳为一系统。今后，我们便要将这一不成学术之学问，发扬于社会人文教育，普及于日用生活，使人人道德自治，自成其才，造就一个全民精英时代。
何以产生诸子百家？实因人心趣向不同，各创一套性情生活理论：儒家正大中庸，可以立命做人；佛家广大圆融，可以和谐此心；道家清净虚涵，可以避害养身。才性独具，各有极致。而人俱有普遍广适性，不应以一派之哲学一家之教义梏囿其心，故不应以一学统诸人，而应使一人统摄诸学：天汉古学，取益致用。我们创造文化同时又为文化所塑造；文化拿来使用之外，别无他用。文化之小用：调和身心，运用自我；大用：治理生活，发展社会；承前人经验以启后人心智，改善人间，优化人生。
&&&&传统文化理想不外使人得道成佛入圣，或灭人欲或求不可得；使千万人学成一仙一佛一圣人，而不能集仙佛圣贤千万希望成一真我。便如同中国教育，用一个模子框伪千万人。广大高明，在于全面系统之科学方法治理人生，而学佛成仙得道非人生终极目的。儒家、佛法、道术不外是一种人生之道、一种可供选择之生存设想。千般法门皆备于我，自当有择其至，方不会白发有悔。提长挈短，于大有无所不用其至。儒家中庸以立世做人，道家清净以养生存身，佛家圆融以见性破执，诸子百家千万学问无不为我运用一生，三家不合于外，必一于内。建立一大内在体系，以整合之法融汇归纳天下文化，以自治之术贯通运用所有学问，后而得其用。这一内在体系总旨即是：我用一切学问。
人的区别在于心智，要知道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终身不懈的追求；互联网技术将古今中西所有文化呈现在每个人面前，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疲惫与迷茫，拣择心、内化能力下降，信息过载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矛盾体，如何选择，如何运用，需要一个自我内化体系来分解拣择——自治学，需要个体自我管理自我主导意识的觉醒，因此，社会教育有必要重新审视互联网其工具性结构和人心自性之强化。所谓自治，是于千万繁华之中求得简单之学问，使得万千学问作用于我一身，是用先进科学合理的哲学思想方法等所有可以益用之工具，对人生做出有效治理。先进文化零散于传统文化之中，整合归纳成一系统是易事，难在切实普遍于日用生活，亦即依据先进文化治理自我之过程。网络时代，知识只需检索而无需储备，唯有经验与能力需要训练。而学术对于学者，已无需要创新出奇，贵能整合利用。
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改造社会必由改造个人起始。群性改造（中国教育）往往趋向抹平个人差异，求统一机械之社会个体精英，而个人又归结于自由意志，群性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都不免落空。唯有发动个人本源动力——自我治理，概之于大体不悖之信仰依持，自由进取，自成自造，百花齐放万马奔腾，方能造就一个生机活力之社会。这个大体就是“人文精神、道德秩序”。在学校教育课程中加入传统文化中生涯、生命健康管理之学问，使得人人自少年时候便懂得经营自我生命、治理身体健康，以此立人新民，由我一人之自治，推及人人自治，成为社会和谐之基础。【自治学】
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精神倾向，凡于其时代各方面之行动，无不在其精神倾向范围之内，谓之人文思潮。譬如现代人心禀持功利主义实效原则，讲究实际利益，崇尚金钱，并不重视人文道德建设，而使全社会民心偏激无当浅薄无根，道德沦落，廉耻丧失，制造不公，致使人文环境恶化，破坏社会和谐。以致“现代女孩纳闷喜儿何以不肯嫁黄世仁”、“少年立志做贪官”则不难理解了。如今人心浮慕，不肯以本我力量求真知识，鲜廉寡耻；不务按部就班工夫，贪高骛远；不思勤奋节制，炫富少仁，而必以人文破之、道德立之，【人文时弊】
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重私德、轻公德、逞私见、好私斗，如此民族性弱点在社会公共生活日益复杂之今日，必要确立社会个体实质性责任。所谓人人有责之事，往往人人互相依持，都不会去担当，譬如公德——必须以制度落实责任于个体，确立人的社会责任，施行社会公德经济问责制，以经济制裁等手段治理生活中未触犯法律而又不道德之行为。就今年日本发生核危机，而中国却发生抢盐潮事件显示，在一个丧失公信力的政府背后，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自治能力之解体社会。“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建立合乎时代发展之人文精神和公德秩序，建立现代人生操作系统，遇诸事而不纷乱，谋有定而后从容，迫切而重要。“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天下事务求之于个人，好似无关。也无能力去改变，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只有人人遵守公德秩序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只有人人皆去发展自我成为社会精英才能使时代有所进步。所以，确立个体社会责任，是和谐稳定之基础。【个体责任】
社科院应设立人文院士，大学高校应由思想家、战略家主政。在美国各个知名精英大学的校长中，多是由社会科学、人文学方面专家执掌，而中国重点大学校长恰恰相反，基本都是学理工者担任。社会只重视当前经济之发展，而忽视文化之久远设计，必然道德与金钱失衡，产生社会罪恶、腐败、道德堕落诸多负面因素。如同一个人经济雄厚，却无文化，虽富也不得生命之大趣。一个国家仅以经济立国，虽富也不长久。一个国家缺乏文化财富，虽大也只是小国。“没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则不打自垮。”实践证明，文理相辅、中西互补、脑手综合、知行合一充分体现了人之文化素质之内涵；真正之教育，一定旨在全面提升人的文化素质，综合改良教育模式，立人而能新民，全民精英而后能国强。【人文教育】
因此教育需要重建人文学科社会地位，重估人文传统。传统伦理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对待金钱的态度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造就了丰富发达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国道德文明建设首要存诚立信，建立诚信之人际交往秩序。整合传统文化中一些传万世而皆准之朴素思想，光大具有世界价值之德育思想（伦理的、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宗教的诸大范畴之内），归纳具有普遍认同之价值，以建立国家文化认同、人文道德秩序。【人文传统】
中国传统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而唯物主义一切科学化之后，各大学科分解细致，人文科学因其并无造成物质世界之直接用处，人文教育终就不能以学科产业化施授，人文道德秩序终于无人施授、无人问津、无从追究其责任缺失者。文科是目的——做人，理科是工具——生存，而现代教育未能体现传统文化对于思想之修炼、精神之升华，完全是一种知识之训练、工具之运用，没有人文思想对于心灵之建设，没有人文精神引领与约束，太多科学力量将会沦为社会负面工具。【人文缺失】
互联网时代，知识很容易就能得来，很多根本不用储备，检索就行了。只要有电脑网络何时何地都能学习，这足以改变教育之形式。而人的能力是历练出来的，人的胸怀，人的境界，人的德行是修出来的。人自少年学习至青年成才十余年间，若此时火力不到，陶铸不纯，他日涉世立业，终究难成有用之人。网络应用于学习，教育内容将会建立以培养学生心智、磨砺精神为主体教育之环境，这将会改变教育之格局。
一个国家，民族性格和社会状况，大半是由教育和政治所造成。倘若民族种姓不健全或者社会状况不稳定，必然就是教育与政治责任缺失。一国之民众，素质体现在德智体三方面，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三者皆以自我发愿求取为动力，只有每一个人皆注重此三育，方能一人及人人而得普遍素质之提高。假如，自觉学习成为每个人生存生活生命之责任、义务，可以提高群体理性回归，那么，就需要确立人生责任，以制度化生存，以合理感性生活，以智慧走过生命。
中国的教育改革要倾向于人文建设，新其民、立其人，而后使其知。只有人之主体建立，才能合理运行人生其他（学习、事业、婚姻、家庭）诸事。所以我们学校教育要改进、建立锻炼人之心智、能力、格局、境界、德行等等诸般环境，造就德智体三优人才，才能培养出人格完整之现代君子。
国外教育实验证明，学生品德与品德教育无关。事实俱在，建国之后，各种价值观灌输收效甚微，学生品德必然是在独立思考下，透过思辨过程自我体证得来，简单道德灌输只是愚化行径。而现下所推行的公民道德建设，仅仅流于宣传，而宣传不是教育，不能深入人心，要有实质之内容切合于生活，策动其心灵，才能表现于行为。
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周全了个人，使其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下自由发展，才有可能成就真正的人才；每个人出生之后，便意味着承担了国家个体责任，而国家也当给出相应福利，给每一个人设立一笔生命基金，使其在教育时期自我治理之用。教育之于男女之责任，相对于社会做为一个男人之责任，相对于家庭做为一个女人之美德，“男性学”、“&女性学”两门课程当入现代教育体系，造成现实生活之实际用处。
【公民素质建设】：&
“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近六十年来中国之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具理性之技术知识人才，而少有独立思想意识和批判精神之现代文化精英产生，如同有才智却无理想、有工具却无目的、有力量却不知做什么。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因此，发展经济要与发展文化（道德人文）并举，发展公民教育建设，现在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不对等，人人都想向社会索取权益，却少有人各司其责、规矩办事。&&
“公民社会”源自于欧洲，作为理解社会秩序之于个体之概念。建设公民社会之意义在于：培育社会自发力量，激发社会自治能力，提升社会发展活力，发挥公共治理智慧，从而实现“小政府、大社会””之善治目标。其利好在于：低行政成本、高效率社会。亦是责任分化权力、人人担当之社会。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民国时候《中华国民》：“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
民国时代教育思想体现于教科书编辑大意中：“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等等。在课文《好国民》：“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内容已不仅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之责任、权利和义务等社会所有方面，包括选举都已涵盖于其中；民国教育思想显然比之现在，境界更加高远，在体制、机制上也较为放开。
一个人没有大历史观，很难回归原初之心；一个国家没有大历史观，很难在发展中调整、修正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应该回向传统，&&总括全体
人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现代中国有小民、草民、贱民、刁民、劣民，唯独没有国民、公民。公民即是向社会争取权益的同时，担当义务和责任，要具有：一、权利、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三位一体；二、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三、自治意识，自治即意味着科学理性精神、独立人格、道德良知、公德意识，健全的心理素质，不断学习的能力，因此，自治又是一种公民责任。
人性、理性、诚信是和谐社会之基础软件，民主、公平、自由是和谐社会之基本构件；启蒙就是人们运用知识工具，构建自我的基础软件，进而向社会推求基本构件。启蒙是人类知识的重大拓展，是解放思想，建立自我的知识重建，所以，战略知识分子是启蒙的当然主体，以其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而形成一大社会文化力量，对公民进行民主启蒙，以自治之精神推动“公民意识”之觉醒，造成一个文化社会。由知识分子之精英政治，带动向“公民社会”之进步。互联网时代，自我治理，自助启蒙是可行的。人民高度自觉，社会高度自治，有何等素质之公民便有何等进步之社会，现代教育之目的正是促使人人回归其心，担当责任，各尽其能。知识分子当予以启蒙引导，而民众也当借助互联网，进行自助教育。
【未来教育之可能】：
一、社会转型，必然导致大学转型。公民社会需求平民化教育，象牙塔内精英化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地方社会发展需要。下一步大学教育必然向地方需求化方向发展，大学将会成为地方社会发展之智慧动力。向地方赋权，允许县域自治办学；向学校赋权，允许学术本位化管理，提倡学术独立自由，去行政化治理。进行专业化办学，建立地方政府与大学院府互动机制，在县域内提供生产、教育、研究、咨询，与县域民生诸业对接，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民教育提供智慧支持。【大学转型】
二、教育与财政脱钩。学校财政交予地方人大审计决策系统，并行施监督权，财政执行权交予校务委员会或校董事会，教育家只管教育。施行校长治校，由校务委员会或董事会依法按民主方式据校章聘任。实行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是教授自办学院，自立学科，自定教材，自选学生，自选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并接受社会监督和人大审查。政府支持教育不是政府管理校政。鼓励学术大师自主办学，建立书院、学院，开坛授徒，放开思想领域，发展社会科学。鼓励民间教育成为社会事业，而非营利性企业。【建制革新】
三、加强党化教育。既然共产党“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之方向”，讲究与时俱进，则必然不是一个思想固化、拘囿人心之政党，必然要以学术自新；而“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之普遍利益”，则必然与公平正义之公民社会发展相一致，公民素质建设与党化学术相一致，否则便是下愚教上智。所以，在加强党化教育之前，必须发展其自身成为一个不断更新的社会学术大党。【学术创新】
四、恢复游学传统。教育应该不拘形式，讲究个性化教育，放开“书院游学”、“在家上学”等等形式，学生以取得真才实学为根本，完全是自我主动型学习。建立好学校接收、结业制度，恢复古代游学教育之传统，一来充分利用各校师资力量，二来优化教学结构，形成多元化教育，利于产生学术大师。开放私立文理学院，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竞争性高等教育系统，避免千校一面，鼓励大师办学。这种学校规模较小，投资有限，只招本科生，以教学为主，没有研究生部。以其教育质量高，独立性强，可以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中国要打造自己的哈佛、耶鲁恐怕百年难追；但要建立能和美国一流文理学院媲美的学校，是完全可能的。【游学走读】
五、教育学科要根据地方需求性分野建制。民国时期，科举废除后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向城市急骤集中，这种知识青年“离村问题”，曾引起李大钊的密切注意，据他观察：乡村“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故“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而到现代社会虽然专业化细分很发达，但是产业结构并没有延伸到农村去，所以这种离村现象也一直没有改变，岗位职务集中城市，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诸现象。因此地方大学要注重建立农科诸学，以使乡土精英得以教育。乡土教育要不分形式，要开放学校，使任何有学习需求者都可以自由来学得知识，教学要走向田间地头，要坐在农民炕上讲课。【学科分野】
【建立人文学院】：
学校培育学生真正有用的东西应该是：社会责任感和独立行为、独立思考的能力，充分重视人的自然性，培育人的创造能力，培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牢从事创新性劳动的知识基础——主要即是人文软实力。而中国人文教育缺失使得民众普遍素质不高，媒体也已经逐渐失去责任感和弘道教化之功用，追求商业化、产业化、娱乐化，越发肤浅、庸俗，基本难已做到“敢说话、说真话、说实话”，器用不畅；政府应该转变教育思想，认识到宣传并非教育，其并不能深入普及于人心，社会教育应当交与今世众学者主持舆论，依持传统精神，宣扬正大主流，引导正确价值，增进社会智慧，减少娱乐，节俭于身，福及于众，为子孙后代立久远之基。减少商业化运作，多办诸如“百家讲坛”之类节目及社会文化传播团体，使民众吸收历史传统，多识前言往行，增蓄其德。
社会，总归是人在起到决定性因素，做人便是社会教育的最根本目的。人之社会性，即在自治。道德的人面临不道德的社会，个体将被同化；道德的社会面对不道德的人，个体将被教化。只要社会意识形态良善，非道德个体就会趋向道德。因此建立人文学院很有必要。人文学科教育是重点之重，是社会之根本，将人文学科教育自现有体制分离出来，独立于诸大学科，建立生存、生活、生命体用体系，人人必修，并单独做为一大院府进行建制；教育之目的毕竟是为着社会之和谐，所以，这一部分建制不必拘囿于各种形式、制度，本着终生学习的理念，不拘年龄，可以随时接受或终止教育，以实用为主。
人文学院或行书院建制，成为一个人文大讲堂，没有体制上、形式上、心理上的围墙，完全开放式，成为一个学者向社会、老人向后辈讲述知识、传授经验之载体，建立道德契约，造成人文秩序。以其社会开放性引导、治理当地民风民俗，将生涯管理、国学运用、人生治理等等列为学子必修课程，以建立个体内在系统，指导生活。并将人文教育产业化，在全国推行，传播传统文化与国学智慧应用，建立基于传统之先进文化信仰，以造就大批人文社科人才，以实现道德发扬，人文兴国。并将之列入公共事业。以此微观上建立人文精神与道德秩序。
（待续-战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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