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迁新城镇,诸事已安顿. 法律争端起,能否平纠纷? 这是steam哪款游戏a?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诸未静,实习生吴峰、褚陈静、余述怀 上海报道

  出海,无疑是中国游戏厂商2022年的重点方向。 

  这场远航,既是市场竞争和政策倒逼中国游戏从业者的必然,也是游戏从业人员对内容为王时代的呼应。是版号危机下的求生之路,也是中国游戏厂商对外输出优秀文化的责任使然。

  那么,应如何做好扬帆起航前的“热身”?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数字娱乐课题组长期关注游戏产业发展,我们希望从过往得到经验、教训或启发,故推出《探路游戏出海》系列深度行业观察报道。

  在本专题报道中,课题组将从行业观察和合规建议两大方向深入研究报道,共同探讨游戏公司在出海的过程中应如何规避风险,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有哪些经验值得后来人参考?出海又应如何为行业整体赋能?

  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将走进中国游戏厂商的大航海时代,展现这些中国互联网出海赛道的“优等生”们,如何触礁、犯难,又是怎样转危为机,在更大的市场环境中乘风破浪。

  “2021 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到 180.13 亿美元,较 2020 年增收 25.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9%;出海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明显增多,产品类型也更为多元。自研游戏在不断拓展新兴市场。”——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游戏出海大势已成。

  “版号冷冻期”、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日益趋严、国内手游行业存量竞争等因素,给国内手游行业带来极大冲击。国产游戏的出路,已经不是“出与不出”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出”的必答题。

  如何打破固有的方法论和认知壁垒,实现全球化的产业升级,成为每个有志出海的中国游戏厂商的核心话题。

  我们试图梳理其中几个关键节点,从一个侧面展示这场改变世界的远航。

  4月11日,静默了263天的网络游戏版号终于正式恢复发放。2个月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又公布了最新的60张“通行证”。业内乐观预期,版号的审批和发放将恢复常态化。

  在版号未能顺利发放的8个月中,为了保证游戏产品产出以及分摊风险,多家游戏公司心照不宣地将旗下产品出海的优先级提高,试图走出一条新路。

  Sensor Tower数据显示,2021年共42款中国手游在海外市场的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5款。 出海收入TOP30手游产品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总收入达到115亿美元,较2020年92.4亿美元增长24%,是2019年的1.8倍。

  在上市公司中,出海收入最高的三家分别是腾讯、网易和三七互娱,而腾讯占据绝对优势。根据财报,腾讯2021年海外游戏收入达到了455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公司游戏业务收入总额的26%。

  5月24日,网易公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丁磊表示,网易高度重视海外市场和海外游戏开发。目前,网易游戏海外市场营收占比达10%以上。未来,希望海外市场占比能达到40%-50%。此前一名网易内部员工在接受21记者采访时也透露,公司内部计划在2022年向出海方面倾斜更多资源,海外游戏的内部评审流程将与国内发行的游戏一致。

  在吉比特1月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中,吉比特董事长卢竑岩也明确了此后公司的战略要求:除储备IP外,只有面向全球的题材才可以立项,若只能在国内发行的产品将不予立项。

  政策面也在鼓励中国游戏厂商勇敢出海去。2021年10月,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到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 

  游戏市场研究公司Newzoo最新公布的数据预测,2022年全球游戏市场规模或将达到破纪录的2031亿美元,同比增长5.4%。同时,全球玩家数量也将突破30亿人的大关,是国内玩家规模的近5倍。

  与之相较,国内游戏市场已进入存量竞争。《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6.66亿人,同比增长0.22%,创八年来最低增长幅度;中国电子竞技游戏用户规模达4.89亿人,同比增长0.27%,游戏人口红利明显趋于饱和。

  “刨去版号的因素,从游戏厂商自己追求增长的角度来看,出海是必然的选择。”心动高级副总裁张翔在接受21记者采访时表示,单就手游这一品类而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厂商的制作工艺和发行水平,均已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除了游戏出海,在这一轮出海潮中,中国的游戏平台也开始参与竞争。2019年3月,TapTap国际版正式上线,继续在海外市场探索新路:不走寻常联运路、不与开发者分成。根据心动公司今年3月底发布的2021年度业绩,在过去一年中,TapTap海外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报告显示,TapTap中国版MAU(月活跃用户数量)同增22.8%至3157万,海外版MAU同增154.3%至1224万,这是 TapTap海外版MAU首次年度突破千万大关。

  张翔表示,中国游戏厂商和平台出海,就如同将超市和商品,在海外开设、售卖,“经历过国内的充分竞争,在突破海外市场的时候,产品是有竞争力的。”

  中国游戏厂商上一次遇到生存危机,还在2018年初春。 

  当时,不少厂商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排队等待后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游戏版号审批按下了暂停键。

  数据的表现最为直观。当年8月,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与伽马数据联合发布的《2018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远低于过去三年同期近30%的增速,创造游戏行业历史新低。而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首次出现下滑,主要依靠老产品维持,表现出色的新产品较少。

  为了渡过当下的难关,部分游戏厂商可能会选择一些短期见效的措施,如削减营销费用、下调制作预算、延迟发布时间、返还剩余资金等。在各种小道消息不断的“版号冻结期”里,这些举措都曾被各种声音安在腾讯身上。不过腾讯方面多次公开回应,公司拒绝对任何潜在的预算削减发表评论。

  也有一些有条件的厂商倚靠“吃老本”获得表现机会,如网易就凭借此前储存的版号发布多款新产品,包括当年11月登顶App Store下载榜的《明日之后》、2019年元旦发行首日即登顶中国iOS App Store下载榜的《绘真:妙笔千山》等新手游。

  而小厂的困难却是成倍的,它们没得选择,当年年底的产业年会是它们最后的希望。幸运的是,会议最终传来了解冻的好消息。但没有撑到终点的游戏公司仍不在少数。据央视新闻报道,2018年全国注销吊销的游戏公司达9705家。

  在国内游戏遭遇“版号冻结”的同时,海外游戏市场却显得非常火热,玩家数量显著增加。与2017年的6700万相比,Steam平台当年的月活跃数突破9000万大关。

  经历了措手不及的窘境之后,国内游戏厂商或迫于外力或源于内驱,不约而同加快了游戏出海的步伐。网易在2018年三季度财报中首次披露了海外游戏经营数据,其中海外游戏收入超过公司游戏板块净收入的10%。 

  当然也有更为未雨绸缪的厂商,如某问答平台上声称利益相关的匿名用户留言称,他所在的厂商在2018年年中就召开过紧急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如何解决版本号紧缩带来的问题。主要措施的第三点就是利用海外市场可挖掘性强,重点把资金投入海外市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独立游戏和厂商已经在这个阶段的海外市场冒尖。2018年10月,名不见经传的国产独立游戏《太吾绘卷》登顶Steam周销量榜,发售三个月,销量突破百万,成为国内唯一一款铂金级游戏,其开创的“武侠模拟”品类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关注中国武侠世界。除此之外,《中国式家长》《自走棋》等独立游戏作品也赢得大批关注。

  可见,中国游戏厂商已经具备短期内应对挑战及时调整战略的运营能力,并在出海过程中保持着“百花齐放”的态势。

  如今回望2018年的这次“版号冷冻期”,既是危机,也是契机。

  简单回顾,国内游戏出海的征程可溯源到2010年前后,那段时期,因上手门槛较高、操作复杂、游戏耗时长、开发时间长等,端游逐渐进入发展瓶颈。相应的,页游逐渐补全了市场空缺。这一阶段,国产页游在欧美等地区开始出现热门出海产品,如第七大道的《神曲》(2012)、游族的《女神联盟》(2013),均在海外收获了千万美元的流水。当时,北美作为重要的市场,《女神联盟》甚至曾被评为 Facebook最佳新游戏,北美市场贡献了其一半的收入。

  2010至2014年间,页游是出海的主角,部分出海厂商通过错位竞争逐渐打开了市场。

  2015年伊始,出海游戏进入高速发展期,出海主角从“页游”变成了“手游”。也许当时出海的游戏如滴水入海,难觅踪迹,但如今回过头来,年度数据里仍可以瞥见当时的成绩。根据《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2015年中国自研手游海外收入规模就已达26.3亿美元,海外市场总收入占比11.9%。 

  同时,新锐出海势力崛起。随着国内手游市场的发展,头部竞争逐渐形成垄断,腾讯及网易在2015年至2016年间推出多款现象级手游,如《王者荣耀》《阴阳师》等产品。 

  直到2017年国内市场格局初定,中小厂商对于剩余30%的市场份额争抢激烈。与此同时,受益于智能手机普及、产品全球化分销成常态等因素,国内涌现出了多家以面向海外市场研运为主业务的发行商:智明星通、Tap4Fun、IGG、Funplus等。

  通过前期对国际市场的探索,2015年中国游戏逐步占领欧洲、北美部分区域及拉美、东南亚地区。2016年,中国出海游戏数量较上一年增加80%。2017年中国整体游戏市场收入达到2036.1亿,其中中国自研网游海外市场实际收入已经达到了82.8亿美元。较2015年的53.1亿美元同比增长55.9%。

  而上海沐瞳也曾在接受21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在2014年就已将出海作为主要的业务方向。“当时国内游戏市场的竞争已相当激烈,全球移动游戏还未有高质量的游戏入场。”是当时沐瞳作为一家初创游戏公司的定位前提,而这家公司也确实抓住了这次机会。

  该司旗下MOBA游戏《Mobile Legends: Bang Bang(无尽对决)》于2016年6月上线,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超过9000万,月流水在1亿至1.4亿元左右,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四大市场均常居Google Play游戏畅销榜TOP5。Sensor Tower数据,这款手游在今年三月以4700万的下载量,登顶东南亚出海榜单榜首。

  如今,中国游戏出海的风帆已经遍及世界,涵盖欧美、日韩、东南亚、中东等各地区。而从近三年国内出海收入来源的市场结构占比来看,美国、日本仍然是中国自研手游出海收入的前两位国家。

  有趣的是,在游戏出海过程中,网易与日本市场似乎充满相依相偎的宿命感。2018年时,网易CFO杨昭烜就承认,“海外收入主要来自于在日本市场的强劲表现。”

  但就在2021年,中国手游出海美国表现持续强劲,年收入涨幅高达47%,反超日本成为中国手游收入份额最高的海外市场。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移动游戏大航海深度报告》发布的国内头部手游出海TOP10厂商排名中,一个游戏厂商蓄力冲上第一,网易一直以来的前三地位不保,遗憾居四。 

  这个游戏厂商,就是今日风靡世界的米哈游。米哈游于2020年首次出现在该榜单的末尾,2021年就异军突起成为第一,全年出海流水约94.63亿元。其旗下的头部出海产品《原神》更是吸金能力非凡,占到公司出海总流水的92.32%,海外最高月流水预计超15亿元。

  梳理完重要节点,回头来看,中国游戏厂商的出海征程并非一帆风顺,始终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出海,何处是海?”横亘在厂商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目标市场的洞悉与战略抉择。早期出海产品如《梦幻西游》《天龙八部》《剑侠情缘网络版》等均将方向选在了东南亚。

  究其原因,“文化相似性”是重要的一环,相较于欧美地区,东南亚与中国有地缘、文化上的接近性,出海障碍相对较小,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更高。2018年“剑侠情缘”20周年活动上,制作人王屹谈到了《剑侠情缘网络版》的海外成就,早在2004年前后,这款游戏便占据越南网游市场70%的市场份额。

  但是,这个目的地也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基建。相较于欧美,东南亚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互联网的基础建设自然也相对落后,即使取得傲人成绩的沐瞳科技早年也为此感到头痛。朝夕光年总裁严授在演讲中也曾直言“当地的互联网基建比较差”。 

  时过境迁,基建水平随着技术的革新不断提升。但有的难关却随着时间流逝变得严峻,比如获客成本。

  AppsFlyer发布的《2022中国应用全球化趋势洞察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出海应用的获客成本不断走高,同比上涨了12%左右。如此境况,出海答卷如何解题?是在红海区里持续内卷,还是另辟蹊径关注新兴市场,进行产业转移,仍有待各大游戏厂商思索。 

  另一方面,不受时间影响、稳固恒常的挑战叫“品质”和“本土化”。随着“攻城略地”的范围逐渐扩大,越来越多厂商纷纷下海,此时,市场对游戏品质的考量和本土化的程度的要求也相应随之提高。如果说早期还能吃时代的红利,当下只能靠品质去取胜,现象级网游《原神》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品质”。“《原神》的成功,只是做了一家游戏公司真正应该做的事,老老实实地把人力和金钱都投入到美术、音乐和玩法上。”米哈游一位内部人士这样向21记者总结。

  多家上海游戏公司的负责人也在2021年底的媒体见面会上向21记者表示,《原神》的成功,证明此前所有关于成本、能力的顾虑都是借口,今后的重点工作会聚焦在精品化上。

  而如何做好本地化,谷歌的游戏应用负责人Ashley Black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本地化的细节至关重要,例如在美国市场,游戏内购商品的价格通常以“0.99”结尾,而在巴西,最好将该价格标为整数,即便这种微妙的差异也将会影响游戏玩家对游戏的感觉。

  已多如此风雨,下一步中国游戏航海将去向何方?

  “如果说,2021 年中国游戏出海是‘燎原之势’的话,那么当时间进入到了2022年,这种趋势就可以用‘全民皆兵’来形容。在这一年,大中小厂商,不管体量如何,去海外已经成了一个必须去做的事情。”独立出海联合体总编于翔最近公开表示。

  行业主流观点认为,海外游戏市场的竞争逐渐白热化,蓝海已变成了红海。早期依靠流量红利,粗放式买量的发展路径不可持续,未来游戏厂商应聚焦赛道,选好品类,垂直深耕,打磨精品,纵深发展。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相较于成熟市场,目前部分地区,如印尼、巴西等,人口经济仍在待续快速增长,与之相应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可供挖掘。 

  但无论何种观点,均改变不了已经形成的基本出海格局:即先行者、大厂凭借早期先发蓝海优势和资本体量已经拉开了与腰部公司之间的差距,且出海“巨头”之间竞争日益激化的格局。如《中国移动游戏大航海报告》中提到的2019至2021年国内头部手游出海TOP10厂商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厂”,再如2018年,腾讯旗下PUBG手游于日本发布,与先前早已在日本发布、品类相同的网易旗下《荒野行动》展开竞争。 

  在面对更大市场的竞争时,摆在厂商面前另一道难以绕开的难题则是“合规”。这一问题牵扯范围十分广泛:不同地区游戏分级制度、充值退费政策、宣传投放中虚假宣传、国际诉讼法差异、有无敏感信息过滤机制、游戏内开箱概率公示、破解版维权、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枚不胜举。

  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磊向21记者指出,获取网游版号和游戏出海的难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明确知道会下发但需要等待’,后者则是‘不知道会不会违规且随时承担风险’。”

  他进一步指出,在游戏出海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本地化是无法忽视的一环。“游戏出海本地化至少分为四个层面的工作,分别是语言、素材、合规和运营的本地化。”他告诉21记者,为了解决上述四类本地化的问题,游戏公司以往都是选择委托当地发行商代理发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想尝试自己在海外发行游戏,所以一切工作都得摸着石头进行。

  “海外的法律是动态的,要熟悉不停变化的政策和趋势。”他还提醒,出海合规不是单纯的法律合规,也是发行合规,“很多产品最后都不是因为法律问题停服的,很多都是因为舆情、政策或文化问题导致的停服,出海厂商要有这方面的警惕意识。”

  制作出3A大作(A lot of time,A lot of money,A lot of resources),也一直是中国游戏厂商的目标。无论是《原神》还是更早一点的《帕斯卡契约》,都同样证明着“手游3A化”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在3A手游的技术方面,并无阻碍。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傅钢律师在接受21记者采访时强调,好玩的游戏是一切的根本。在文创产业中,相比较IP、营销等外部因素,优质的内容永远是一款作品是否能够成功的最终决定因素,游戏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相比较追逐热门品类、买量等外部手段,能够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游戏内容才是一款游戏成功的根本决定因素。因此,扎实提升策划和研发能力,作出被全世界认可的好玩的游戏永远是游戏行业的“制胜法宝”。

  “进入游戏出海这个赛道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审视海外的市场环境和运营规则,客观地审视自身的实力,并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进行策略调整,才是保证出海舰船顺利扬帆不翻船的关键所在。”他说。

  《探路游戏出海》的第二期,我们将从近期大热出海网游《原神》遭遇私服威胁这一行业密切关注的出海网络安全事件切入,深入发掘游戏厂商在出海过程应对安全问题时的难点与痛点,并邀请到多位头部游戏企业安全专家,共同探讨国产游戏在面对出海安全问题时,应如何未雨绸缪地进行防御和对抗。欢迎持续关注。

  出品: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数字娱乐课题组

随着暑期的临近,商家们都开始筹划一波又一波的促销,尤其是近年来风头正劲的电商平台,各种花样百出的优惠活动层出不穷。

不过,近来部分天猫商城的品牌商家却遇到了一件怪事,他们收到来自商城平台官方的通知,称必须退出已经参加的京东商城促销活动,否则其将受到来自天猫的“制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且看下面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跟踪报道。

据国内电商资讯门户亿邦动力网显示,部分天猫商城的品牌商家爆料称,该商城平台今天发出了最新一轮强硬通知,要求卖家必须在今晚24点前下架在京东商城内参与6月大规模促销活动的全部商品,如果不执行,天猫明确将对卖家采取“不准参加年中促”“降权、停止交易”等措施。一位卖家表示:“相对大的卖家,相信都会接到这个通知。”

随后,媒体根据爆料内容对部分天猫卖家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些卖家表示确有其事,并对天猫此做法表示了愤怒和无奈,而另有一些卖家则“话题过于敏感”或“并未接收到相关通知”为由,谢绝对该事件发表评论。

同时,媒体在调查中发现一些销售规模超过100亿的超大型品牌则明确表示没有收到通知。据这些商家透露,京东商城此次配给了相当不错的促销资源。

目前,媒体在京东商城中看到,虽然部分品牌商在京东店铺页面上仍保留了6月份的促销计划,但强压之下,部分品牌商已经开始被迫将原计划参加京东活动的商品下架。另一部分商家仍在与京东积极沟通中,“这种时候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显示,京东商城方面已经对天猫的此番做法发出了官方表态,称“目前受到天猫方面干扰而退出的卖家数量很少,京东尊重供应商和卖家的选择。”并且希望所有企业能重视和保护供应商、卖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用公平竞争的方式实现企业发展,而非通过垄断和压制其他企业谋取利益。

据了解,京东商城原本为今年整个6月份规划了多达八个阶段的大型促销活动,其内容涵盖图书、3C数码、化妆品、母婴、百货、家电,以及重头戏“老刘专场”和后续的团购等,截至目前图书促销已经结束。


京东的6月促销计划仍在进行

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正随着中国第四次单身潮的到来而日益显现。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和观念都尚没有因为这个人群的真实存在而有所变化。

结婚与单身,本来都是生活的可选项。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以婚姻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单身者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少数群体。他们游离于配偶制度之外,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临着障碍,受到忽视、牺牲或歧视。

种种迹象都说明,摆在单身者面前的,是一条荆棘密布的艰难之路,通向充满挑战、前景却不甚清晰的未来——在这里,单身没有错,但是会受到惩罚。

在电影《BJ单身日记》中,主人公布里奇特·琼斯是个32岁剩女,一个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边的男人们说,女人恋爱就是抢凳子的游戏,过了三十岁没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乐停了还没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农村男性被认为是异类,不但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还很容易成为被村民们有意无意排斥、隔离的人群,“单身汉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有媒体报道,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有1.8亿单身男女。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作《单身社会》一书,表明这代表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韦珊为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戴上帽子,下意识地抚摸着她的头,心疼地叹了口气。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小脑袋上。发际线有些高,长度不过额头。女儿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个个扎起辫子了,女儿还不能。

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非婚生就是连滚带爬过来的”。作为一位高龄未婚妈妈,她独自母乳喂养,有时候累到给孩子煮米粉的时间都没有,更顾不上添加什么别的食材,以致于女儿从小营养不良。个头、体重、头发这些指标,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差。

“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就特别恨孩子她爸。”韦珊加重了语气。那男人不愿意与她结婚,纠缠至今。韦珊快40岁了,眼角已有明显鱼尾纹。因为年纪大,怀孕时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就怀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选择了留下。

未婚妈妈们很多有类似情况。韦珊认识一位未婚妈妈,她有瘢痕子宫加多发子宫肌瘤,几年前做过一次肌瘤手术,后又复发。怀上第一个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产,产后医生说,今后她已经不能再做这类手术。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只可能有这一个孩子。

韦珊的女儿快3岁了,仍然是“黑户”。在中国现行计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须持有准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获得准生证的一个前提是有结婚证。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国家计生规定,属于违规生育。

超出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像韦珊这样,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费。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韦珊户籍在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她准备好了缴纳罚款,不料数额超出预想。当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韦珊被社区计生委告知,她需要缴纳6倍罚款即24万元,“这明明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确实规定,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韦珊孩子的父亲,曾经离异并育有一女,韦珊的孩子必须计算成为男方的第二个孩子。如果是第二个子女,则为3至10倍征收。

韦珊孩子的父亲户籍地在江西。江西罚款少些,但是,他们不能在江西缴纳,因为上述规定中还有一条,只要当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户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户籍一方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

焦灼之下,韦珊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报告生父失踪。然而,她很快发现,这也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亲子鉴定证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对方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失踪证明。

然而,失踪证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们,往往只对未婚妈妈“隐身”,却和家人保持联系。未婚妈妈与生父没有结婚证,即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请。这意味着,如果男方无法联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妈妈们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的生父,还一度撺掇着韦珊“假结婚”。韦珊怀孕时,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宁夏籍男子,让韦珊奔赴宁夏与之领证。他非常满意这个安排,韦珊意识到风险极大,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拒绝。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没做错什么。”韦珊对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满。如今,对于那2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和女儿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对方坚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额垫付后,再去法院起诉。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一人一半——她始终纠结,这与双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难以接受。 

2015年7月,徐静蕾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在美国冷冻卵子的事,引发热议。8月,央视新闻报道称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徐静蕾转发微博并表示,“有一种生物叫:#我国单身女性#。”之后,作家韩寒也转发微博表示反对,“生育必须要和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在全国的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它将生育权的主体扩展到单身女性,冲击了基于婚姻关系而享有生育权的传统观念。条例一出,举国争议。支持者称,此举是生育权理论的一大进步;反对者表示,它将引发众多问题,比如,万一独身妈妈意外死亡,幼子将由谁抚养?

记者就此向吉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采访申请,至截稿时止,尚未得到答复。

事实上,吉林省通过条例的2个月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炳礼公开表态:虽然单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但不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

2003年6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再次堵上了独身生育的大门。

在此规定下,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也不可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必须是持有“三证”,即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

“在人类平等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单身未婚者似乎都应该享有生育、养育后代的权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桂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说,在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婚、不育者的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高学历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对更高的比例。这种现象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甚至已导致其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单身生育权”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只要有生育行为就行。

在英国,未婚母亲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务部申请到政府补助。除了物品、食品和医疗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直接向未婚母亲发放救助金,几乎可以满足母亲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国,未婚妈妈的帮助项目还包括房屋补贴,提供住房券帮助那些即将失去住所的未婚母亲。

然而,这些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王桂新教授同时表示:“我个人认为,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单身生育权或生育权与婚姻分离问题可以在理论上做些探讨,但实践上还不宜大面积提倡。”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生育一般应以结婚为前提。传统观念上,如果一个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甚至认为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品质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单身生育权”这个提法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社会,不仅缺乏对未婚妈妈的支持系统,甚至还会剥夺其部分权利,比如,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也需要提供准生证,只能被迫辞职。

2011年8月,一位读者向某杂志去信称,自己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怀孕,因尚未结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不会影响工作,但公司还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关系。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国家部委,都要请单身青年们吃一顿饭。饭桌上,领导以热情且同情的语气表示,要过节了,没人照顾你们,代表局里、代表局长书记,让你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云云。

这顿单身宴,王宇吃了十几年。年纪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辞、现身说法,从“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两年,国家收紧公务消费,这惯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岁了,眉眼间略显年轻。工作之余,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周末打场排球。今年计划看60本书,已经快要完成目标。闲暇时和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在他看来,单身生活丰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问”。

然而,他的婚姻问题,却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每年,局里报送业务工作计划和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后者包括年轻职工的婚恋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等。曾有一位领导在会上开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帮王宇找个对象。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国家机关,领导风格还是家长式的。从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单身是一个隐患、一个不安定分子,是领导管理无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是一种复杂的心态。”王宇说。

一位直属领导曾帮他介绍三四次相亲。第一次不成,领导还笑着说没事,再给你找个好的。再不成功,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位领导既热心又有些执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门,他常常坚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还会生气。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看来:“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单位之中,而单位组织在其内部成员面前扮演着父母官的角色,它将各种社会功能集于一身,并尽可能地为成员提供多样的服务,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演变成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

去年底,局里小范围开会讨论干部任用,有人建议将王宇调至某个空缺的正处长职位,一位直属领导表示反对:“还没结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与会的一位同事将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赶紧解决吧。不解决,领导对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办。”

“结婚不是加分的条件,但单身,很可能是阻碍你的由头。”王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单身只是导火索,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领导可能会认为你缺少大局观、缺少集体意识,或者干脆不求上进,肯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

他们单位有着“单身不外派”的潜规则,大意是担心单身者不负责任、不被信任。不过,离异的则没有关系。1995年参加工作时,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单身者只有35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结婚者没有年龄限制。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休假,允许带家属。有两次,王宇也报了名,最后却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处领导给他电话:“人挺多的,别人都是带家属。你就一个人,这次能不能牺牲一下?以后还有机会。”

王宇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隐私,单位不应干涉,但在眼下,单位的封闭与顽固很难松动——他的一位年轻未婚同事曾因带女孩回宿舍,被领导约谈教育,要求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引领社会风尚”。

待在上海的9个年头里,女孩林咏换过6套出租房了。最频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没有上海户口且没有结婚,被排斥在购房人群之外。在政策松动之前,单身的她是注定不能在上海拥有一个稳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楼市止跌回升时,上海公布了“沪十二条”以遏制房价,宣布自意见发布之日起,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这意味着,外省市单身人士没有资格在上海买房。

林咏是从新闻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里骂了句脏话。那之前,她已经看过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时候看房比较疯狂。一堆人跟着中介看,有人当场拍板买下,其他人只能离开”。她没有及时买下,不料就此失去资格。

居住上海的网络红人“二月丫头”,曾发起“外地单身反限购联盟”,“征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样反对上海沪籍歧视限购令的MM,一起去线下与上海市房管局约架、理论”,称“我们支持调控房价,但我们反对地域歧视!政府强行逼婚,不婚主义者和齐天大剩何去何从?”

她约了几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员的答复非常坚定,称“政策就是这样”。

在不少城市,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资格也将单身排除在外。2007年,广州明确了经济适用房申购对象要以家庭为主,单身人士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据称,这样是为了避免一对夫妻利用离婚购得两套住房。对于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住房困难人士,将通过廉租房制度提供保障。

有媒体曾报道,一位36岁的北京户籍男人,为了等经济适用房而选择不结婚。北京市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1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减去他的年收入之后,“如果找了一个月收入超过1200元的老婆,经适房就没了。”

为了买房,有中介给林咏支招,只要出钱,他们就能帮忙办个结婚证。林咏拒绝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宁可大方接受假结婚、假离婚这类欺瞒——曾有人为她介绍相亲,说对方是多拿拆迁款而假结婚过一次的,却不能容纳真实生活的单身者。

“政府可以限定单身购房的条件,如年龄多少岁以上、居住多少年以上,如果发现离婚骗房,可以收回房屋等等办法,但是一刀切的懒政思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林咏说,“政府部门似乎自然而然地以为,没有结婚就不需要房子,单身者购房不是刚需,是可以被牺牲和忽视掉的一群人。”

事实上,“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中国既没有不婚文化,也没有不育文化,中国女性基本上是普婚普育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对记者表示。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天然以家庭为单位考量。

然而,“家庭视角仅仅是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而已,并非唯一视角。在‘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到来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亮曾撰文表示。

在他看来,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形式的变化,家庭视角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漏洞。比如,各地为获取低保补助金、动拆迁款而出现的群体性离婚事件,都反映出把家庭作为政策设计的单位可能反而会破坏家庭,或是有违社会公平。

中国妇女报《农家女》杂志记者高富强,关注女性权益多年。他在多次探访中发现,中国农村妇女没有娘家村的村民资格,在制度与政策的逼迫下,她们必须嫁给一个具体的男性,才能在丈夫的村庄享受村民待遇。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女孩子被认为是要嫁出去的,通常分不到土地,也不能在本村申请到盖房子的宅基地;再到后来,征地补偿与人口安置,依旧把土生土长的本村女孩子排斥在外。如果她选择不结婚,或是因各种原因离婚,那么,她这辈子就没有村民资格(或村民资格不完全),一切国家政策带来的惠泽都将与她们无关。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有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

大城市单身者如今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其中以“剩女”居多。“剩女”是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官方释义为:现代都市女性,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然而,没有婚姻。

秋实只有27岁,却在一个中部省份地级市成为旁人眼中的“剩女”。母亲的逼婚已经上升到让她“死得瞑目”的严重程度。为此,她转战另一个城市,搬到公司单身宿舍,很少回家,“单身问题,直接导致我的家庭关系不和睦。”

在家里,她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斟酌,一定避免三句后能绕得到结婚的话题。比如,如果看电视,随口感叹这个男人好帅啊。妈妈便会接话,就盯着帅的人,现实生活中怎么能找到呢,这就是你不能结婚的原因!

她请妈妈出去旅游。妈妈会拒绝,理由是,万一出了点什么事,以后说家里有一个瘫了的,谁还肯要你?

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朋友劝她,如果一辈子独居,老了去医院,医院都不敢收。朋友说,按照规章制度,自己签字是可以手术的;但是约定俗成,如果没有亲属陪同就不收治,以没有病床等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原因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很难解决。

老了想进养老院,必须有子女或监护人、担保人签字。经营性墓地最长只能收费20年,到时如果没有子女帮忙续费,墓地按无主墓穴处理,骨灰将被抛洒或深埋。一位网友因此评论:“原来以为独身最大敌人只是父母,这样看来,最大敌人其实是国家啊!”

尽管秋实年纪还小,她已经感受到种种“只虐单身狗”的不便。比如,她想独自一人报团旅游,但旅行团是以两人为基准接待,一个人报名需要补交单房差。出国办签证时,旅行社告诉她,如果是单身无陪同,被拒签的可能性非常高。

公司总是让她在节假日加班,理由是没结婚,没什么要紧的事。遇上公司组织体检,单身女性都没有妇科检查这个项目——“人们默认单身就没有性生活”。

曾经的大学老师告诉她,“女生考完研,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个好对象,赶紧占住一个,要不然等你们考博的时候,就彻底没人要了,我们路过女博士宿舍楼,都是躲着走。”……如此种种,让秋实不禁感慨:“作为一个中国内陆大龄单身不思婚育文艺女青年,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投射的满满的恶意,从未停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韦珊、王宇、林咏、秋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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