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社会的形成(13)

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危机四伏，当代的事件包含对人类生存环境限制的挣扎，以及战争等由来已久的灾难，这些信念都和传统美国观点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历史中所处地位紧紧交织在一起。战争是违背历史的，这一观念在英美文化中根深蒂固。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英国民众普遍意识总是比较狭隘孤立甚至是非常排外的，把国家大事和反对邪恶的真正宗教大事等同起来，用的是一种简单又直接的方式，这在欧洲大陆国家往往不可能使用（尽管西班牙人和波兰人也成功完成这个壮举）。德国是宗教分裂的；法国尽管是天主教国家，但为了限制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力，经常和教宗的敌对阵营结盟。在近代欧洲历史早期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新教事业要求生存，那么英国的支持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克伦威尔告诉议会，上帝子民的事业基本上依靠英国，他的听众准确理解了他的意思。

英美反邪恶战争的传统很容易地就转变到战争违背历史的观念。历史向巅峰进发的过程代表着上帝的意志（或者说，在我们中的世俗主义者看来，是人性的实现）。任何试图阻挡这一进程的人都是在与上帝的意志作战，或者是在妨碍人们实现抱负并追求应有的自由公正的权利，这就是邪恶的本质。伍德罗?威尔逊和大卫?劳合?乔治明确阐释了这种联系，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反战之战，同时也反对德皇。这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联系。一旦一个开明的现代国际社会要着手建立乌托邦，那可以说任何不利于这个伟大事业的力量都被定义为邪恶。为建立后历史乌托邦而战斗是一劳永逸的战斗，也是为上帝战斗。

在当代美国，如同当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历史的基本模式发出质疑和挑战，但美国社会意识形态里最重要的分歧（之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也如是）是围绕如何最好地明确这个定义，从而如何最好地去赢得这场对抗历史的战争，而丝毫不是是否要去打一仗。

当美国人着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关于历史进程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的观念为植根于文化和宗教复合体的目标意识和使命感所形塑，也正是同样的复合体使得英美世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肥沃温床。无论他们碰巧是信仰宗教或是世俗的，美国人往往都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亚伯拉罕进程的展开，在对历史进程的解读方面，他们依靠的是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深厚的文化价值观。植根于英美文化中的乐观主义，因英美政治和经济多年以来的成功而更为巩固，再加上英美宗教中的圣经根源而创造出独特的宏大叙事，该叙事把亚伯拉罕故事中的以色列和基督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上帝新的呼召这种直觉联系在一起。托马斯?杰斐逊提议的美国国玺深刻地彰显了民族意识：一边的霍萨和亨吉思特——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英国的象征；另一边是以色列的子孙忠实地追随上帝的指引前往未知之地。

亚当?斯密那引人注目的看不见的手的形象把社会秩序从那些不协调的且自私自利的众多买家卖家的行为中解脱出来达成治理，这并不仅仅是文人的巧妙自负。秩序及其复杂性的出现或多或少自发地来自于简单形式之间的随意相互作用，这理念具有洞见，无论如何都主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想象力。对看不见的手的膜拜有着独特的激烈性、广泛性和普及性，这也许是英语世界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它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崛起成为世界霸权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的崛起和作用产生主要影响。

英国历史，特别是普通法的历史，有助于使这个观念植根于英语世界文化和情感深处。日耳曼游牧民族的原始民间法创立了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民间法已逐渐演变成为众多英国人所看到的庄严和谐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最终发展成为迄今最为复杂也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商法的基础。这种发展并非早先计划好的结果；这是慢慢积累的结果，千百年来成千上万个案件和判决形成的成果。没有任何单一的智能控制可以精心策划这种发展，一路以来也碰到过死胡同并做出过失误决策，但是到17世纪时，英国法学家和大众舆论都看到了这种未经计划有机发展的普通法的巨大价值。

从更为广泛的层面看来，英国的制度和自由都朝同样方式发展：中世纪英国历史舞台上充斥着贵族、国王、议会和市民的碰撞和冲突，不知何故，平衡议会君主制的轮廓开始慢慢形成，不经国会同意是不允许随便征税的，而且王室的权力受到同样神圣的限制。英国人，至少那些足够富有和有权势的人，留下了他们的观点使得史学家有史可查，这些人是很喜欢他们的法律和体制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及其制度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演变和成长，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发展不是由全面的人类能动性和总体计划形塑的。秩序在他们的社会本质中是内在固有的；法官和政客的任务是去发现已然形成的秩序，而并非将宏伟蓝图强加于一个不成熟的无序社会。

Bacon）是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学者和朝臣。他和詹姆斯一世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当年詹姆斯一世的母亲被处决，培根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坚称莎士比亚的戏剧其实是出自培根之手，他们人数虽少却声音洪亮；无论如何，培根的科学方法观反映了普通法的进程，并将它们上升为推理原则。法律不是由宏伟而广泛的抽象概念所形成的。它是对个体实例仔细研究后进行发现和加以阐明的。培根认为应或多或少地运用科学。理论应该出现在实践之后，而不是之前，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原理最终肯定是比仅凭三段论推理更为实用、更确切也更精准。有智之人必须放低身段、忍辱取胜；对事实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将会逐渐产生一个清晰宏大、这个世界依之运行的自然法观点。物质世界表面看来杂乱无序，但如果仔细研究细微又特殊的事物，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伟大庄严的真理。培根的方法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对隐形秩序的信心也成为英美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基础。

像英美文化中其他很多方面，看不见的手设定了终点，“无论我们怎样猛力砍劈”，这一理念在宗教混乱的16世纪和 17世纪获得了强劲动力。走过充斥着战争、丑闻、异端邪说和错误的宗教历史，历经国王对王朝的野心和凡夫俗子的贪婪，一个有秩序的光荣而正统的教会已经慢慢呈现。亨利八世的婚姻冒险，塞西尔家族的雄心壮志，维利尔斯家族骇人听闻的越轨行为，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兴衰起落，这都是天命拣选的工具，用以建立受这些特殊朋友打击的安立甘教会。

体现出安立甘教会发展的卡罗琳神学家们 受到驱动，重点强调上帝做工显现其奇事的一些神秘方式。亨利八世，没人想把他像圣徒那样来尊崇，却被上帝用来建造他的教会，他襄助历史的方式显然与公认的圣徒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不同。受到中伤的高圣公会著述者如同猪圈里的猫一样蹑手蹑脚穿过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泥潭，后者曾被众多早期英国宗教改革者们宣称是发现了心灵的慰藉。《公祷书》（The Prayer Book） 是非常正统的，尽管将其汇编成册的人都是异教徒们！上帝写得很直接，但经文字里行间易引人曲解。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对于斯密而言，真正的宗教是从混乱无序的政治争夺和欲望中渐渐出现，如同秩序和繁荣是产生于人类野心和贪婪带来的竞争和混乱当中。

在宗教和规律里有效的，似乎也可应用于天空。艾萨克?牛顿是非凡的占星家，也是《启示录》中末日预言最为坚定的解码人。他仰望上天看到一些与安立甘教会和普通法非常相似的东西。从宇宙的混沌当中，他看到了细小的微粒，遵循自身的规律和本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极度复杂性和可预测性的太阳系。土星富丽堂皇的土星环来自卫星无规则的撞击和瓦解。牛顿并没有使用后来斯密使之闻名的名句，“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运作”，但他认为是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在原始混杂的物质中创造出秩序。牛顿认为粒子产生后便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倾向；粒子自身自由活动且不互相干预，由此组成了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到的辉煌复杂的结构和模式。

英国人开始相信，上帝的秩序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显示出来。这是一场价值观革命，可以和早年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发现引发的震动相提并论。中世纪的宇宙画面，在但丁的《神曲》中给人深刻的印象，把变化看作是自卑的标志。地球在中世纪是被放置于宇宙的最底层，从道德到物质都低于天体，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位于天体圈最底层的是不断变化的月球。

牛顿的宇宙论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秩序的概念：变化并非缺陷，而是上帝实现计划的过程的一部分。上帝成为初始原因；他的秩序以能量和粒子的自然组成而体现出来，那些混乱无序和冲突纷争是上帝的计划中固有的一部分，最终也是归属于他的秩序。

无疑，这种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在牛顿生活的时代发展到英美宗教意识开始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的基础上的转变过渡密切相关。相信物质和社会宇宙中自然发生的秩序，我们通过容许历史进程持续发展而配合上帝（或大自然）的做工，这也有力地强化了改变意味着进步而非衰退这一理念。

经济学家继续追随牛顿的脚步。令人反感的出生于荷兰的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出版了《蜜蜂的寓言》，认为是因为（不是虽然）人性中的弱点和不完美（而不是其对立面），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步和变得更加有序和谐。每个人身上自私的野心和邪恶的欲望制造出现代经济的秩序和错综复杂。

曼德维尔把整个英国比喻成一个大蜂巢，依次讽刺那些专业人士。律师诈骗；医生花在钻研医学上的时间少得可怜，这样就有大把时间去完善他们如何把患者的钱骗进腰包里的技术；神职人员都是懒惰的伪君子；将军受贿成风；内阁部长们欺骗本该效忠的国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大蜂国可谓是一个腐朽的烂摊子。然而，蜂巢却很有钱，也很强大。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重要也是最生气勃勃的蜂国了。

因此，每个部分虽都被恶充满，

然而，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

蜂群爱好和平，同时惧怕战争，

这蜂群受到异邦群蜂的尊重，

享受挥霍财富及生命的生活，

享受于其他蜂巢的贸易差额。

而这已成了这个蜂国的福分，

其共有的罪恶使其壮大昌盛。

而美德则已经从政客们那里

学得了上千狡猾多端的诡计，

在政客们那些美妙的影响之下，

美德和恶德结为朋友，从此后，

众多蜜蜂当中的那些最劣者，

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

曼德维尔坚持认为恶习才是导致蜂巢欣欣向荣的原因。富人们的奢华、虚荣和骄傲，使得数以百万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有工作可做。因为要紧跟时尚，一旦有新的风潮出现，就立刻把家里家外事无巨细重新装修以迎合时尚，又能让邻居投来艳羡的目光，这就是富人花钱的方式，从而也使得社会上其他人群可以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混乱的犯罪行为以及私人利益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穷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

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

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

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然。

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

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

因此他们的所求已没有再多。

曼德维尔寓言中的蜜蜂们是不可能见好就收，安于现状的。由于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他们决心从善并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其结果是：贸易崩盘，国家权力垮台，外国势力入侵。

这部诗集1705年首次发表。三个世纪后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贸易经济的根本所在：私人邪恶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反转式道德。

然而在那个时候，曼德维尔的观点遭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应被看作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而非认同。斯密本身并不信仰宗教，但他的世界观是道德的。人类有着自然赋予（或有人更愿意认为是上帝所赐）的本性，也就是当人们可以自由去跟随自己的本性，有秩序和富裕的社会就会自然产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导或是权威约束。世界从某种程度上已有这样一种方式，即如果我们都能够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话，世界本身存在的秩序将会在人类经济互动中显现出来，如同天空中的实体遵循万有引力原则和运动定律一样。

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新近独立的美国人民深深地被看不见的手这一信念所塑造，就像他们的英国堂兄。托马斯?杰斐逊的很多民主理念其实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动力在政治领域中的改编：人类个体的行为，只由其自身利益的意识观念所控制，将会创造出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对于杰斐逊来说，人是政治生物这一特性，他比亚里士多德更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城邦里才能得到认同；然而，他并不认为人自身的本性，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幸福或者成功的城邦。杰斐逊则从更深层面肯定了人是政治动物；人的本性一直以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的，受过教育的多数人们的自由且不勉强的选择，将会创建一个自由国度，犹如我们的老朋友、“看不见的手”在其中运作。良好的秩序又一次将会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来。

从1776年《独立宣言》背后体现的杰斐逊主义理念向 1789年麦迪逊宪政主义的过渡，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革命的激进理念向联邦党人时代更为保守的价值观的撤退。然而，任何运动都从未背离对看不见的手这一原则的依赖。政府的三大分支之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以及代表不同阶级公民和利益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制衡体制，是在试图创建一种政治太阳系。它们认为，政府各机构，政治家的雄心，不同地区的愿景，以及不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是不会导致混乱和冲突的。这总的来说将是和谐有序的：该体制将会是稳定的，保持用我们最喜欢的那只手来运作的方式。曼德维尔就做了非常恰当的表述：

此乃蜂国的诡计，每个分支

都在抱怨，其整体却得以维持，

这就如同那音乐里面的和声，

总体和谐中亦存在不和谐音；

那直接对立的党派实为互助，

虽然表面上似有敌意与怨怒。

达尔文的生物学是看不见的手在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延伸。从最初的为生存而混乱纷争，进而到更高形式的进化，最终，演变到智慧和文明。我们所欣赏和赞美的美好又井然有序的大自然是无政府状态下为生存而战的结果，每一株小草、每一只小蜜蜂，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斗争。从南唐斯丘陵的风景到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画作，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美景、每一条规则，其实都是从混乱无序的自私争战中产生出来的。

时至今日，在英美人的意识中，几乎碰到任何关于社会、政治、科学或经济方面的问题，都相信从某种角度上说，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都可以作为答案。学术自由？让最好的想法在“思想市场”里欢庆胜利。污染问题？建立一个排污许可证和排污权的市场，让看不见的手去找到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以解决问题。公共教育的问题？允许家长有择校权，并让看不见的手运行其中。

对“看不见的手”的习惯性依赖，在英美社会也造成了很多后续效应。大概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加强了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不安局面的文化接受能力。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创造性破坏；而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信念，给英美社会以更多的勇气去接受这些破坏，因而产生更大份额的利益。

英语国家对于“看不见的手”的理念的接受并不是那么始终一致的，这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用美国当代政治术语来说，“自由派”对于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持有怀疑态度，但对其在各个层面的作用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信念，比如说，在公民自由方面、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等。很多“保守派”却几乎是抱有相反的态度，对“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方面的效应更有信心，而对其社会活动方面的作用信心较弱。很多美国基督徒完全排斥“看不见的手”在生物进化领域的应用，尽管他们像亚当?斯密一样坚定相信，自由市场才能够使得人类可能的最好秩序从人类欲望的混乱局面中产生出来。虽然美国人和其他英语国度的人在一些特定事件上展开了无休止的尖酸刻薄的争论，但一般我们一定程度上大多接受，我们不理解却必须允许它前进的进程带来比我们试图控制它更大的收益。世界是良性运行的；人类适合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反过来也同样如此。一直以来，社会信念在世界历史中都是一个重要力量。

从其所有范围来看，“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也要归功于英美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愿接受自由市场的无束缚运作的态度。那些富有想象力且已经接受这一理念的人们，将会发现这理念可以轻易自然地把所有的压力和动荡都归因于这良性运作的过程，而这过程理应就是顺其自然的。

“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支撑着强有力的信仰。这信仰可以说不仅仅是从正统中脱离出来，而且是脱离了有神论：19世纪的实证主义进化论者把合理秩序看作是物质世界里内在固有的、而不是由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以英语为母语的民众，如今已经将“看不见的手”视作是上帝的手在历史上做工，他将良善从邪恶里带出来，让秩序从混乱中产生，使人类进步摆脱贫困。

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上帝（或者是大自然）背后真正的意图；我们无法看穿上帝的天意或是精妙大自然运行的神秘方式，在其中善恶必须彼此相托、比肩共处。然而，“看不见的手”的信众们坚信历史进程是弘扬伟大，如果目的还不为所知。我们无须为此争论；我们相信，必须让资本主义及其革命性的潜力能在全世界发扬。反对它就是对抗上帝的旨意和违背大自然本性。

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一种自然秩序在“看不见的手”的辅佐下出现，英语国家已经创建了自己特有的宏大历史叙事，它颂扬并展示了英语世界势力的崛起，以及这一崛起的道德教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意义。“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 这个名词，最初是给予18世纪辉格派关于光荣革命叙事的一个名词，放到现在则指一种与众不同的英美历史概念，即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缓慢、坚定以及无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撒克逊森林里未开化的野蛮人逐渐形成了部落。传统、律法和宗教的雏形开始在部落里产生。它们形成了一个原始而充满暴力的社会，但内里确已形成了成长和发展的一些原则。在惯常力量的作用下，部落扩展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从8世纪英国的七大王国到阿尔弗雷德（Alfred）和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统一的君主国。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明智的、更温和，同时还是更开化、更文明的社会。有时会有一些倒退和挫折——都铎王朝之后紧跟着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直到议会能够排除困难。但归根结底，历史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配合历史走向是我们的责任和利益。

一般来说，历史并非仅是趋于构建更好的世界。当年英国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之时，历史就是英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的故事，记叙的是英格兰如何一跃成为顶尖强国，W.C.塞勒（W.C. Sellar）和R.J.耶特曼（R.J.Yeatman）在著作《1066年和所有一切》中就曾这样写道。

最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之一，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的著作《英国史》开头就描述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包括像“是怎样从秩序和自由的兴盛联盟中，突然产生了繁荣昌盛，而且人类历史上并无实例可寻；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迅速崛起为欧洲列强中具有仲裁权力的大国的呢？她的财富和战事荣光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呢……一个由庞大的商业贸易生发出来的，足以与古代和现代任何其他海事力量相提并论的海事力量，是如何陷入无足轻重的命运的”。

英国的崛起并非仅是关于蛮力或者经济上成功的问题。首先它是一个道德成就。麦考利在书中谈及灾难、愚昧和罪行，这些都是故事的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该书仍是很适合读者阅读的。“然而，除非我在很大程度上蒙蔽自己，这曲折叙事产生的普遍影响，将会激发出所有宗教思想中的感恩，并唤起所有爱国者心中的希望。我们国家过去的一百六十年就是一部在物质、道德和知识发展方面显著进步的历史”。

辉格叙事是愉悦的。一个更好的世界逐渐从过去的混乱纷争中显现出来：英语世界的势力占主导地位。人类无法去设计这个过程，是上帝的奇妙做工才使之成为现实。辉格叙事如同历史的法医研究一般来仔细探索“看不见的手”的指纹，并且因为“看不见的手”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保有非常强势的影响力，所以对于众多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辉格叙事仍旧是历史应该采取的明确且不容置疑的选择。

这并非仅是英国的产物。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英语民族史》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同样还有史蒂芬?安布洛斯（StephenAmbrose）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对现代美国的世界参与所做的经典研究文章《直面全球化：1938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Morison）和亨利?斯蒂尔?柯梅杰（Henry Commager）合作出版的有权威价值的著作《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著作都认为美国历史是“物质、道德和知识的全面提高的历史”，并渗入特有的美国式纠结而着重强调了自由平等的崛起。即便是一些偏激的历史学家通常也赞同辉格派关于美国经验的基本观点：投票人从原本只有白色人种男性扩展到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人运动的胜利，进步主义的升起，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等等。这些激进的辉格派人士认为，虽然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尽管有来自保守势力和其他倒退势力的不合情理的阻力，但发展进步仍是主线。

有的时候，“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富裕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具，一个很方便的原则用于说明财富不均的正当。它也的确经常在这些问题上一直被拿出来引用，但辉格叙事将这种黄金模因的理论融入历史的一般原则当中，迄今还没有影响对现状的巩固。恰恰相反：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和辉格叙事已经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改革者和斗士们。反抗国王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反对奴隶制度的勇士们，为全体男性和后来的女性参政权利抗争的人们，那些渴求上议院衰落的人们，禁酒主义者们，呼吁禁止猎杀狐狸的人们：他们在斗争过程中都更为强大，因为他们确信他们是展现辉格叙事的英雄。如今，那些希望看到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人们，为全球男女平等而努力的人们，力争摆脱贫困的人们，呼吁审判战犯和独裁者的人们，以及谴责国际武器贸易的人们，他们都能在辉格叙事里找到安慰。自以为是的当代人觉得上述那些人都是怪人——好吧，这就是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但他在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苏珊?安东尼（SusanB. Anthony）当年同样被人们当作是一个怪人，但正因为她，妇女才拥有了投票权。

但是，保守派也同样能在这个信仰中得到慰藉。变化一定会来到，必须要来，而且也应该要来，但它会踩着缓慢的、可以接受的步伐前来。它将是被驯化了的；在我们必须接受之前，那些所谓的怪异已变得熟悉。埃德蒙?伯克和英语国家大多数伟大的保守派人士一样，并非极端保守；他是缓慢的辉格党人；他认为进步发展就是历史缓慢运作的结果；他只是认为这个进程相比那勤奋过头、过于卖力的空想社会改良家们和宪法改革者们来说，要慢得多，也要更难推动。并且英国保守主义，即使在伯克这样的人掌握之中，也从未假设所有变化都是不好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心脏和灵魂坚信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尽管有时短期看来很缓慢，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是促进提高和改革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辉格叙事，如同英美社会一样，集进步和保守于一身。说它是进步的，是因为它确定了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自然规律，这取决于人们的观点；说它同时又是保守的，是因为它认为进步的过程应该是缓慢和平的。辉格叙事有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地质学一般，是均变的。这就是说，历史是在逐步展开的；就像大峡谷的形成，是经过千百年逐渐一笔笔雕凿出来的。它从光秃秃的树桠，到绿叶吐芽，花朵含苞，最后到百花绽放，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为结果打基础。从盎格鲁–撒克逊七国时代的原始习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那完全成熟的普通法的细腻微妙的平衡原则，这中间是漫长的，有时似乎是高深莫测的，但最终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成长发展的过程。

辉格叙事并非仅仅塑造了英美世界向世界历史的接近方式；它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政党合法性的接受度（相对）较早也较为容易，对异见也是如此。保守辉格党（亦称托利党），比如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可能就非常厌恶并反对激进辉格党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并且党性可能非常高，但比起其他地方来说，英语国家中的这些竞争很难引发血腥冲突和内战。近三百年来，英语世界内部的重大政治和文化斗争基本上都控制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框架当中，而非跳出这个框架。也有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例外，只是显示了通过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之后，英语国家可以获得的收益。

为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的斗争和为宗教宽容进行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并且在开始阶段，国家的政党和教会的派别就有密切联系。辉格党派通常都是持有异议的派别，或者最多是安立甘宗低教派信徒；托利党是高教派会宗高教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反对英国内战是引发他们激情的最初诱因。几代人以来，政治作家通常认为国家政党是不合法的，教会的宗派（高教会和低教会）也一样。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理念是，至少要保证有两个党派，这样才可以互相监督、限制腐败，通常避免造成执政当局过于傲慢自大和根深蒂固，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手”的基本逻辑。政党之间随意的冲突和争议，最终为国家产生出最佳秩序。

能够相对较早地接受异见和国家的政党的合法性，可以说是英美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其他文化接受这种观念极其困难；有些甚至至今也没有完全接受。承认政党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合法性，是具有巨大的实际后续效应的。政治平衡的变化不再具有引发革命或是暴力的威胁；有竞争力的宪政大党将希望推翻社会秩序的少数派边缘化。

仙境里也有一个共识的。“我们都疯了”，帽匠跟爱丽丝说；在英语国家中，我们都是（或者基本上都是）辉格党。

我们需要有共识。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旧产业和利益变得越来越疲软；新兴产业开始一展身手。地域兴衰沉浮：19世纪，英格兰北部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它们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如今，从前的工业繁盛已然衰落，锈迹斑斑的工业和废弃的煤矿见证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没落。

这种变化意味着政治总是处于紧张态势。地主们要求对进口谷物征税，这样才能维持他们自产农作物的价格。制造业从利益出发就要求废除这些关税，这样工人们才能买到便宜的食物，这样他们才能满足于自己的低收入。

新移民会铆足了劲侵占老居民的地盘，老的居民只能迁居郊区去生活；西班牙裔将渐渐取代犹太人，成为下东区的主要居民；爱尔兰人得屈从于意大利人，而另一方面，小意大利区将会被唐人街逐渐吞并。

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和一套政治观念，可以容纳敌对利益的冲突，但却保持自身系统不被破坏。这是政党体系应该具备的。如果爱尔兰人在民主党旗帜之下统治这个城市，那么意大利人就能通过共和党组织起来并创出一片新天地。那些从保护领域当中受益的行业会和那些依赖于自由贸易的行业展开和平对决。阶级紧张局势可以公开讨论并不断调整；在强盗大亨们雄起的镀金时代之后，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的话，累进税是能够纠正社会平衡的。

一个不具备可行性政党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危机四伏，如同一只螃蟹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蜕壳才能够生长一样。社会条件和权力关系在不断变化，但却没有办法使得这些变化慢慢转变成立法和改革。需要改变的压力不断上涨直至无可阻挡，变化到来的时候可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充满不稳定性。

政党制度的兴起，帮助英语国家成功实现了惊人的政治延续性，并结合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从1689年以来，英语国家见证了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变革，因为资本主义那“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更为自由。然而在政治上，它们还是一如既往——是现代世界当中最为稳定的政权之一。如果说英语国家的历史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看起来更像是均变进展的辉格叙事通向极乐世界的画面，那么“看不见的手”里的“黄金模因”也是功不可没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美社会中辉格叙事的重要性。它也同样增强了英美人的信心。三百年来持续的国内和平与繁荣，结合三百年来在重塑国际环境方面的不断成功，使得辉格历史成为大多数当代美国人心目中默认的历史。

辉格叙事是亚伯拉罕叙事和资本主义故事的强有力且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它将资本主义发展和上帝意志的显露联系在一起，缓和了那些接受资本主义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动荡，它甚至推动了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但首先推动英国、之后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意识形态动力还有另一个方面。美国人，无论迄今为止他们是否信奉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新教主义，他们已超越对于人格化的上帝的信仰，普遍相信他们的国家和引领历史进程的国家或人物之间有着契约关系。美国肩负上帝使命，美国的安康福祉取决于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使命有多大的忠诚度。

这种有契约关系的理念很早就进入了美国历史。清教徒带着这种理念搭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它是加尔文神学里重要的启发性的理念之一，在17世纪深刻地影响了英美人的思想。契约是建立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一方强大、一方软弱。加尔文信徒尤其把圣经当作是上帝和人类之间连续的契约，在他通过耶稣建立的新约中达到高潮。

契约的基石就是上帝的拣选，在旧有的观念中是指“选择”。上帝作为强势的一方，是不可以被迫去和人类达成协议的；他选择和谁立约，并由他决定所有条件。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因为上帝因特殊关系而选择这些被拣选者。

对于美国人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并不怀疑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子民。清教徒相信他们自己是选民中的选民。英语新教是上帝真正宗教的全面开花；清教徒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净化的联邦而离开英格兰，认为有必要比他们在腐败倒退的英格兰可以完成的目标更进一步。

因为证据表明上帝大量赐福于他所拣选的子民，这就更为巩固了当时最初的拣选感受。他们原本认为他们的新世界放逐之旅会是充满艰难困苦，并会非常贫困且伴有大量牺牲。在最初几年，他们的生活确实充满艰辛，但很快这些移居殖民地的人们就开始享受他们生活水平持续且非凡的提升，至今仍在继续。相比那被瘟疫和传染病折磨的旧世界，他们如今居住的城市更小、更新而且更为健康，享受有益健康的气候、美丽的港湾和足够的土地（因为可怕的瘟疫适时、在新英格兰人看来甚至是犹如神助般地让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丧生），这些清教徒移民迅速攀升到世界最高生活水准之列。他们的后裔依然如是。他们协助建立起来的国家享有了几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日益繁荣和国力崛起。美国人经历的每件事似乎都让他们相信，自己如果不是不一般的幸运，那就是被不同寻常地护佑着；好运的持续涨潮强化了一种信念，即美国与掌权柄者有一些特殊关系。

外国人和一些美国人常常把这个上帝的计划里的特殊位置当作一个有钱恶霸耀武扬威的嚣张气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常令人产生同样的印象。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不认为这种拣选和呼召反映出（可能很不充分，通常缺乏策略）谦卑心态的人们，英美人的心理仍是无法看透的。恰恰是美国人清醒意识到他们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优秀，所以他们认为出于神秘莫测的原因，上帝拣选了美国人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引领他的旨意。克伦威尔说：“我们并非虚荣地这么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中，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后带领士兵高唱“不是为我们，上帝”（Non Nobis, Domine）：荣耀不归于我们，永恒主啊，都要归于你的名下。

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恰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大和富庶的国家。美国人不指望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法国的道德领导。他们也不会等着日本变成山上的一座城市，一盏启迪外邦人的明灯。这些工作早已被美国人拿下。

旧约大部分内容关乎上帝和古希伯来人的盟约。律法书《利未记》和《申命记》 体现了希伯来人的义务，并记载了希伯来人在西奈半岛对盟约条款的庄严接受。旧约历史书《士师记》和《列王传》就记载了希伯来人顺服上帝，他解救希伯来人脱离敌人，并让他们在战斗中获胜。旧约先知书 里充斥着警示，人民和统治者如若不履行上帝赋予的义务，则会招致灾难。他们描写上帝让亚述人、巴比伦人还有其他的一些敌对势力兴盛，去重击背弃上帝旨意的民族。

从在新英格兰落脚定居开始，美国人就是通过契约神学来解读历史的。土壤很肥沃？航行很成功？那是上帝赐福于我们。天气干燥或象鼻虫令玉米枯萎？必是有人身负罪孽。

美国人不仅用旧约历史的契约模式来解读自身，还把立国文献转化成公民宗教的经文。《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美国人并非只是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实用甚至是由来已久的公文，它们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因为它们往往都很有效。

不，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的立国文献亦是一种神圣文书。法官们应该像传教士们查经和布道一样，去细查并解读宪法。宪法专家们为解读宪法的原则一直争论不休，那紧张态势就和神学家们争论如何解释《圣经》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些指导性文本的原则，被认定是永久有效的，而不像人们曾经持有的信念的历史记载。

信奉宗教或世俗的美国人都普遍认为契约里面就包括了这些立国文献及其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约柜。如果我们坚持戒律，就会繁荣昌盛；反之则受苦。

大多数美国人至今仍依赖这个框架来理解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对于那些自命深刻的世俗主义学者，以及在溪谷宗教复兴大会上激动呼喊的五旬节派信徒来说，美国和至高权力的关系是契约式的。从基督徒联盟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接受同性婚姻，法庭也不能摒弃“十诫”。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在不明智的打压之下安然背叛公民自由原则，而去反对那些不得人心的观点。世俗主义者通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仍在使用这一范畴，但上述两种情况下下述行为其实都是有罪的：行为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自然规律。这些行为本身其实就很糟糕，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衡量道德的标尺。在这个问题上，那些选择背道而驰的人在恪守原则的人眼中同样糟糕；上帝的旨意是帮助我们过上幸福知足的生活，如果我们打破道德规范，则后果自负。违背自然旨意生活，只能招致痛苦和悔恨。

选择站在现实中正确的一方，并忠实履行我们的契约，但这不足以使得我们避免罪恶。我们必须积极从善。

这里部分是关于国内发展。对于美国人来说，不断重塑国家并推动更新更具冒险精神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和社会变革，这比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更重要。它等同于宗教义务。契约式关系呼吁美国人不断西进，勇攀高峰，超越新的高度。

这些财富、这些价值观并不是要自私地囤积起来，它们必须拿出来分享。我们必须传播这样的原则，即我们的至高权力已向我们允诺。女权主义者认为，仅维护了国内妇女的权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赋予海外妇女权利并协助她们。美国必须利用经济和外交力量来终结世界上仍在发生的歧视妇女问题；我们必须确保海外妇女能够获得计划生育资讯，并有权利在需要的时候选择堕胎。美国劳联－产联（劳工联合会－产业公会联合会）和其他组织认为美国必须出面为保障其他国家的工人权利而组织工会。我们的经济学家想向世界传播英美经济的好处。我们的军队帮助其他国家的军事专业化和升级。甚至在我们的大学里那些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美国大学体系是新锡安，是那些遍布红州和至少世界上大多数非法语区外邦人的光。

这是有着英美良心的海象和木匠到海滩去的心情。这海滩应该被清扫干净。民主主义、女权主义、环境问题、反对吸烟，美国社会本身不是真实的，除非我们去尽力改变世界。只要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一使命，上帝就会站在我们这边。

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必须有信仰。当我们踟蹰不前，或功亏一篑的时候，上帝可能是在重击我们好让我们重新回到正确的路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向前，他和我们都将成功。“看不见的手”在混乱中形成秩序；自然和上帝无可抗拒的力量带来的正是我们所寻求的世界。

这种辉格叙事里根深蒂固的信念与上帝契约观念的普遍文化意义，或者至少是历史，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提供了清楚的答案：为什么英美人如此频繁地确信人类历史到达了历史尽头。英美人的历史思维的默认模式是乐观主义。怎会不是呢？辉格叙事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几个世纪以来的胜利经验和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个信息确实正确。

然而，第四个问题的答案立即引出了第五、第六个问题。在取得每一个新的成功之后，在每一个重大敌人被打败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宣告历史终于走到尽头。拿破仑的垮台、德皇的倒台、苏联的解体，每个历史时刻，我们都能听到英美世界的先锋代表在欢呼，比以往更为彻底更为自信地宣布，惨烈的斗争和苦难已成为历史，全新的世界已在手中。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每次这些自信的预言都随失败和新一轮战事而终结。丁尼生想象中的《洛克斯利大厅》就从未实现过；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终未看到他期待的战争幻象和军人时代的结束；国际联盟失败了；联合国也尚未建立持久的和平。辉格历史应该不仅仅是英美国军事胜利的编年史；它应该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当代美国对世界的改变和转化中达到顶点。为什么并没发生呢？为什么有时世界看起来还更加糟糕呢？英国势力的鼎盛时期，终在一战的大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混乱不堪中画下句点；美国占据世界领导地位已有六十余年，这个世界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富强也更为民主，但也面对着来自新型超强恐怖组织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险，所谓的“流氓国家”也在不断寻求更多更可怕的武器。

到底会发生什么？美国的政治经济能力显然足以让他们主宰20世纪的历史，为什么美国人对于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形塑的事件意义却一直出错呢？而且，最后如果说美国人对于历史往何处去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下长期稳定和平的门槛，那到底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我们又该往何处去？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那天早晨，我正坐在里约热内卢的一间路边咖啡馆，拿着《巴西环球报》，竭力用我那极为有限的葡萄牙语试图读懂上面的新闻。“资本主义大获全胜！”旁边的配图是兴奋不已的德国人站在曾经令人畏惧的柏林墙的顶端欢呼雀跃。我正在看报纸的时候，感觉到有人在往下拉我的衬衣。往下一看，原来是个贫民区里的大约四岁的小孩子，向我乞讨盘子里吃剩的东西。我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的胜利，可能还没到彻底大获全胜的时候吧。

对辉格叙事的信念确实有助于英美人主导现代历史，但它并非总是能帮助英美人了解他们正在塑造着的世界。从历史角度出发，英美人尤其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对自由市场和民主政府带来的恩典是那么鄙视、拒绝和反抗（或者误用）。自18世纪至今，英美思想家和决策者们在按照盎格鲁–撒克逊路线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低估了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阻力。美国人似乎无法体会其他要实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社会所必须克服的障碍，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市场竞争突然侵入其他社会，所带来的有时可以说是极不稳定的局面和不公正的后果，美国却无法控制。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欢庆他们取得的成功，并庆幸美国单极强权时代的到来，以及美国价值观得到的普遍推崇，一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那个早上。是的，前后矛盾和反复无常确实存在。是的，还有一些低谷需要堆高，一些高低不平的地方要夷平。但是历史的真正工作已经完成，人类在些许轻推和甜言蜜语之下，已准备要搬进美国人为他们建造的房屋里去。

这当然并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全球局势。对于其他很多生活在动荡不安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痛恨的并非是前后矛盾、伪善和失败这些伴随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东西。他们痛恨的是理念和目标。在盎格鲁–撒克逊主宰力量的那些有原则的、心惊胆战的并被激怒了的反对者们看来，海象和木匠如此积极勤奋、以无可阻挡的姿态建造出来的并不是耶路撒冷，上帝之城；它是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城市，也成为圣经作者们笔下具有粉碎性力量的罪恶标志。对美国治下的和平，事实上很多批评家愤怒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把城市建造完成，或者是因为邻居的地方比自己的造得更好，或者是因为警察常常滥用武力，尤其是在批评家集中居住的下等街区等；他们气愤是因为他们反感甚至是厌恶整个计划。

美国被自己的居民认为是一座山巅之城、自由堡垒。对于那些因资本主义秩序的明亮灯火而使得自身文化或宗教价值观受到威胁或者是被摧毁了的人们、那些被排除在闪闪发光的繁荣之外的人们、那些憎恨害怕美国强权的人们，这个国家是可怕的新巴比伦。

数百年来，英美之外的观察家们倾向于从一个和大多数英语国家观察家们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新兴的海事系统。部分原因是这些英美之外的观察家们通常所处的社会，其自由资本主义和本土价值观之间的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鸿沟远远大于英语国家。缺乏那些曾经塑造英语世界里充满活力且面向未来的宗教氛围的特定历史经验，更不用说那类驱使英国（大部分是极不情愿的）的政治文化倾向于妥协和宽容的系列历史事件，外国人通常对自由资本主义有道德和文化上的双重反感。如今憎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穆斯林绝不是最早有这种厌恶感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和拉美的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得出同样的结论；而在东亚和南亚，对于这种社会体制的有原则的批评也不断涌现。

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观点的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看法各有不同。它确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颇为乖张的是，在那些对它有更大文化包容度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推进得更为缓慢也更为平稳，而在那些文化上对它抵制更多的地方，它则发展更为迅猛也更具破坏性。美国和英国作为前沿国家，其进步的速度与技术、经济进步的整体速度相对接近。也就是说，它们在18世纪就开始了蒸汽机的使用；1800年前后，它们的纺织行业走向机械化时代；铁路约二十年以后出现，金融和通信业革命的后续效应在随后几年逐渐得到认识。广播和汽车于20世纪早期出现，给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电视和民用飞行的普及所带来的后果，可以在二战后明显感觉到；冷战之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应用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社会。

英美世界并不认为它们的生活是在向现代资本主义慢慢转型，但实际上英美世界的进程比起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面临的状况更为从容。工业和社会革命在英美国家历经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完成，突然出现在那些落后国家，而且需要一下子去消化各种革命带来的后果。生活在文化闭塞的小山村、靠农业养家糊口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们如今要通过互联网完成课业。从未见过火车为何物的村民们，突然能买得起摩托车了。生长在塞内卡尔偏远内陆的青壮男子，通过一些渠道成为欧洲地下劳动力市场的一员，现在生活在巴黎或布鲁塞尔。金融市场和实践几个世纪以来经过不断试错而在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成熟壮大，现在完整输入和批发到一些甚至在几年前都没见过股票的国家。

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认为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和贪得无厌，这超出英美人经历资本主义进程的感受。一些机构的职责是处理随着转型展开产生的后果，并在利益冲突发生时做出适当决定，这些机构受到更为快速的转型挑战，乃至常常被压垮，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也因此恶化。

英美世界似乎常常会忘记它们是付出了多少努力、经历了多长时间才建立了资本主义运转所需的制度和习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18世纪的英国政府简直是惊人的无能和腐败。高级政府官员把贿赂和窃取理所当然地看作是工作的一部分。麦考利在著作《英国史》中曾尖刻抨击了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在传记中为证祖辈清白也承认，约翰?丘吉尔在指挥英军作战时，经常和宿敌法国保持秘密通信，那些来往信件中就有路易十四允诺如果同意英法缔结和平条约，将给他难以置信的贿赂等内容。在整个军队，军官们买卖委任，并采用各种诡计和托词欺骗国库打算供应必需品和付给普通士兵的钱。

腐败从顶层开始。罗伯特?沃波尔（Sir Robert Walpole）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他于1721～1742年掌权。他把议会发展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机器，其成员公然行贿受贿，往往为那些人提供报酬丰厚的闲职。英国的纳税人赡养“世袭大猎鹰者”（Hereditary Grand Falconer）直到1816年，尽管从政府到国王，谁都没有养猎鹰。沃波尔在位期间为自己谋取了巨大财富；下议院为此质疑他时，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否认。“那是当然”，他说，他的确获取了一笔财富。“在众人觊觎的最有利可图的高位上干了将近二十年，除非从这些显赫高位上获取财产也要算是罪的话。”

下议院的席位和选举人的选票，都是被公开拿出来买卖的。1734年，来自南安普敦的英国议员安东尼?亨利（Anthony Henley），就因选民不满他支持消费税而写信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