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3-古代战争--古人是怎样打仗的？（上、下）
古代战争--古人是怎样打仗的？（上、下）
------战争是残酷的！所以，人们才向往世外桃源
古代战争--古人是怎样打仗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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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和民间说唱艺术中，对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描述都是“兵对兵，将对将”，双方排开阵势，扎住阵脚之后，双方领兵大将出到阵前，互通姓名之后，开始厮杀，三五个回合，一将战败，或杀或擒或逃，得胜一方的士兵趁势而上，一阵掩杀，失败一方溃退三十里，仗就打完了。这种茶馆版的战争历史的描述方法，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绝对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关战争的著述很多，什么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洋洋洒洒地着实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战争谋略的阐述，也就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上做文章，对于具体战斗的细节，如阵势的排列、兵种的配合、武器的运用、营垒的建筑、后勤的保障等，论述的很少。例外的可能只有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让后人能够有机会直观地一窥古代战争的具体战斗过程。
先秦时代的古老车战
上古时代，部落之间常常因为争夺资源而起冲突，就象中国近代农村为了争抢水源而引发的村落械斗一般，男性的青壮年们手持木棍石头，蜂拥而上，一通招呼，没有阵势，没有主将，完全是动物之间原始本能的血腥展现。
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大概也是属于这种部落大战，顶多是规模够大，影响够深，从此中原地带非华夏文明部落就不能有系统地抵抗华夏文明的扩张。
这种暴徒似的部落械斗一直持续到国家和城邦的建立，准确地说，从商朝开始，群殴似的战争模式转变为车战模式。《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戉邑，已经有小规模的车战，但是目前只有商朝的战车实物出土。
战车大致宽<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厘米长<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厘米，单辕，每车驾两匹或四匹马，中间的两匹称“两服”，外侧的两匹称“两骖”，合称为“驷”。四匹马拉的车当然比两匹马的快，这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成语的来历。
战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也就是老大；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自卫的短剑，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估计已经是车翻人亡的时候了。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一定数目的步卒，在车后跟随，共同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
车战的战斗场面通常是这样的，双方相约一个平坦开阔的地点作为战场，届时前往战场准备开打。约定而战不是说笑，而是当时作战双方不得不遵循一种作战模式，因为战车对于地形的要求很高，不够平坦不够开阔都不行，不然，没等开打，已经人仰马翻了。两军对垒，双方排开阵势：一字横列，左右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以便在两军相向冲锋的时候，给对方冲过来的战车留出通道，不然，双方的战车迎面相撞，这个仗也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如果，战车的数目够多，就排列成前后两排或者多排，以增强冲击力和持久力。
战斗开始，双方擂鼓相向而行，鼓声的作用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调节步伐的作用，因为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对于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甚至是双方能够正常开战的必要条件。这样，战车的速度不能太快，时快时慢。三鼓而竭的故事中，曹刿在敌军退却的时候，要察看对方车辙的痕迹是否紊乱，就是这个道理，败军之敌就顾不上阵形配合了。随着双方的逐渐接近，车左开始放箭，争取在双方进入直接格斗之前，给予对方以最大的杀伤。
在双方战车接近到一定程度，车右持戈或矛横击竖刺对方的马或人，试情况而定，车左也可能放下弓箭而加入战团。因为双方相向错过的时间很短暂，一般来说，戈的横击要比矛的竖刺的效率来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时代，戈一直是长兵器中的主战武器。战斗中，如果能形成左右两车共同夹击敌方一车的情形，那么己方的赢面就会大很多。另外，战斗的时候，基本上是车兵对车兵，徒兵对徒兵，也就是兵对兵，将对将，其原因不外是车兵居高临下，防护程度高，远射近战，其战力远远高于临时由农民、奴隶和工匠中征召的徒兵，徒兵攻击车兵是找死，车兵打徒兵是浪费军力，于是战斗基本上是在同级别之间进行。当然，如果车兵落败，人仰马翻之际，徒兵也不会防过机会。
等双方透阵而过，疾驶中的战车慢慢兜上一个大圈，转回来，重新排好阵势，双方再来第二轮，周而复始，一直到其中一方垮掉。胜利一方通常不会穷追不舍，因为快速追击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一不小心翻了车，损失没准比对方还大。再说，即使追上了，那个地点也不一定具有作战的条件。
因此，车战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重信义和承诺。
为什么是车战而不是其它的战争模式，取代了最初的群殴模式呢？
这个恐怕是与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态有关。
夏末商初，中国出现国家形态，封建领主、部落首领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城邦，社会开始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大大提高，产品剩余，阶级分化，有闲阶层出现。相应地，与上层阶级相关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出外乘车。车辆作为当时手工业的最大成就，其生产和维护费用是非常高的，非上层社会不能拥有，因此，出有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因此，春秋时代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才会这样索要生活待遇：“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哈哈。
在阶级分化的初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身份的认定非常重视，乘车出门，自然是贵族们不可或缺的一种脸面行为。途中如有冲突，车上的上等人，车下的下等人，捉对厮杀，径渭分明。国家对外战争的时候，国君征召领主们应战，贵族们当然是坐在车上应招而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家丁奴仆以及隶属的农民助阵，然后大家伙一起驾着车领着人，前去打仗。贵族的装备好，平时又有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军事训练，当然也就成为战争的主力，这样车战也就慢慢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
另外，在商周发动的对外战争中，与战车为先导的冲击阵形，是非华夏体系的部落民族难以抵御的。所谓的周边四夷，其生产力水平低于中原的华夏文明，他们松散的步兵阵形，在高速冲击的战车面前，往往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因此，战车在华夏文明的扩张战争中，大多数时候具有无可比拟的战术优势。
最后一点是，在先秦时代，战车技术很完美地符合了当时的时代条件。
首先，中原一带的地形相对平坦开阔，有利于战车作战的战场很多。同时代的希腊与罗马没有形成以战车为主的战争模式，是因为受制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狭小的地形限制。
其次，战车能够携带大量的武器，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防护性能好，是很好的武器投放与近战格斗平台，这是单纯的步战所不能比拟的。以弓箭发射为例，战车的高度和稳定，能够让射手发挥最大的效能。
最后，战车是所有冷兵器时代中，最节省士兵体力的一个兵种。不说别的，如果让你穿着40斤的盔甲，举着10斤的长矛，在平地上走上半个小时，不用开打，你就累扒下了。
因此，战车在中原大地上耀武扬威了上千年之久，不是没有原因的。
弩，让战车的辉煌黯然失色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大意是感慨东周末年的礼崩乐坏，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春秋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孟老夫子如此惆怅。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华夏文明向周边的扩张到达了一个瓶颈时期：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唾手可得的疆域已经尽入手中，向外扩张的动力逐渐为向内兼并的野心所取代。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星罗棋布的小国慢慢地兼并成为庞然大国，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也变得宏大起来，数百乘兵车规模的战争比比皆是。象楚国和晋国这样的大国，拥有战车的数量都是数千乘之多。
到了战国时代，以青铜为构件的弩的出现，开始敲响了战车的丧钟，从此之后，战争再也不仅仅是贵族和职业军人的专利。
在人类的早期发明中，对于人类社会有着至关重要影响力的有这么几个：人工取火、弓箭和车轮。大概在5万前，人类就发明了弓箭用于狩猎。但是，对于农耕民族而言，弓箭的射击是很难掌握的一种技巧，没有长期的训练是不行的。因此车战时代因为其成本高昂以及需要职业训练，也可以说是贵族的战争。
但是弩的发明使普通农夫相对容易就能成为杀伤力很大的士兵。弩分擘张弩和蹶张弩两种，前者的强度小，用手臂的力量就可以拉开，后者的力量大，要用双脚和腰腹的力量才能张开，上面有望山，可以协助瞄准，弩的弹道平直，射程比普通弓箭远，杀伤力大。如果说弓箭射击是技术工种，弩的射击就是熟练工种。
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强弩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高高站立在战车上的贵族老爷们就变成了刺猥。同样的情形，在一千多年后也出现在欧洲，英国长弓的发明，一个稍加训练的农民就能造成一位高贵骑士的伤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一些国家抵制这种武器，认为不够光明磊落，但是，最终还是造成了骑士阶层的衰落。在中国，大致是在这个时候，由战车引导步兵冲击的模式渐渐地为步兵、车兵和骑兵混合编组的模式所取代，其中步兵兵种进一步分化：弩兵、弓箭兵、格斗兵和辎重工程兵。
车兵，失去作为战争主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战场范围不断扩大，其适应性不强的缺点也就越来越难以回避，再加上战国末期的战争规模经常达到举国动员的程度，战车这种昂贵的兵种也就退居为少数辅助兵种了。
但是战车并没有从此完全从军队中退役，它的变种继续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最为著名的战役有，西汉的李陵以5千步卒依靠辎重车以弓弩抗击匈奴八万骑兵的围攻，八昼夜的血战，斩杀了一万多匈奴，最后因为箭支耗尽而败亡，虽败犹荣。东晋的刘裕，曾经以一百辆兵车沿河岸摆了一个半圆形的阵势，两翼紧紧靠着河岸，中间鼓出，号称“却月阵”，引诱北魏骑兵来攻，晋军的战车阵后面装备有特制强弩，发射三四尺长的长矛，在魏兵猛攻之际，晋军用大铁锤敲动发射，长矛从战车空隙飞出，每支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结果大败。当然了，这次战例是特例，依靠水军为机动，依托地形为助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另外，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史籍，南朝的战绩水分偏大。
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情况来看，战国末期的步兵已经取代了车兵成为战争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战国末期的野战过程是这样的：两军相遇，依次排开阵势，最前列是轻甲的弩兵和弓箭兵，依次采取坐、跪、立的方式紧密排列，力图保持最大的射击密度和频度，在短兵相接之前最大限度地杀伤敌军。在两军接近到一定程度，弩兵和弓箭兵退回本阵，继续对敌阵保持射击，但是因为射界被阻挡的原因，只有弩兵还能实施对于敌阵纵深的无目标漫射。肉搏战的主力是重甲步兵，依靠的是士兵的勇气、相互的配合、装备的水平，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此同一时期，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步兵方阵作为作战的基本阵形，最为著名的是马其顿方阵，兵种之间的配合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相比之下，东方的阵形从来没有进化到西方那种严密的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多变的地形与战争的规模太大的缘故。在敌方的阵形出现混乱的时候，阵形后方的车兵从己方步兵方阵之间的通道出击，给予敌方步兵战斗群以雷霆万钧一击。对于车兵的冲击，如果弩兵处于散乱状态，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密集射击而构成威胁，此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己方的车兵实施反冲击。在阵形的两翼是骑兵，他们的作用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当敌方突然出现在己方侧翼的时候，他们要冲上去实施骚扰攻击，减慢对方的接近速度，以便本方有时间改变阵形，阵前的临时局部变阵绝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中国古籍中有关于阵法的描述失之于玄妙和笼统，很难给后世一个量化的认识，我们今天往往需要借鉴西方的历史著述来还原中国古代的阵法。
基本上，只有三种实用的阵形：方阵、圆阵和斜方阵。方阵是最常用的，因为简单实用、调动方便、变向快速以及方阵之间容易配合，攻守俱可。圆阵是典型的防守阵形，尤其是敌强我弱，固守待援之际。斜方阵则是典型的进攻阵形，它的底部还是方形，但是迎敌面是斜向的，这样在进攻中，其顶尖部分很容易前出到敌阵侧翼，形成包抄之势，从而最大限度增加己方第一线的战斗兵员，运用得当的话，还能割裂敌阵。
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另一个大事是胡服骑射。
北方游牧民族的来如风去无影的骑兵骚扰战术，令赵国不胜其烦，于是赵武灵王改革了赵国的军事体制，加强了骑兵在军队中的编组，因此在与中原其它国家交战中屡有上乘表现，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各国的军事变革。但是，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骑兵始终只是一个辅助军种，其重要性甚至排在车兵之后。原因是当时的骑兵没有现代的高桥马鞍和马蹬，这样骑在马上的人没有着力点，不能近身肉搏，自小生活在马背上的匈奴骑兵，其主要的杀伤手段也是依靠射箭。骑在一匹只有简单衬垫的马背上，还要准确射箭，这对于中原民族来说实在难度太高了，仅此一点骑兵就不能成为当时中原军队的主要兵种。
但是骑兵因为其机动性，大大地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军事理论，战争再也不是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静态战场了，它一下子被放大到了数十甚至数百公里的范围。
以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为例，此前赵国在秦国屡次军事打击下，国力损失很大，全国上下的危机感很强烈。等到韩国战败，割让山西上党地区与秦国，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却不愿归化秦国，竟然投降了赵国。鉴于上党是赵国西南部的战略要地，再加上贪心，赵国不顾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出兵接受上党，于是引发了战国时代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先后投入的兵力有一百多万，历时三年，两国都为此进行了战争总动员。
先期到达的赵国老将廉颇选择了长平作为防守上党地区的战略要地，并且依据地形构筑了三道防线，后期赶到的秦军首先攻破了赵军的第一道防线，双方对峙于赵军的第二道防线，隔河相望。廉颇以不变应万变，坚守不出，秦军一筹莫展，三年不能有所进展。接着，秦国施展反间计，诱使赵王撤换了廉颇，换上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相应地，秦国也换上最NB的白起为将。赵括挥军，渡河来战，白起佯败诱敌深入，同时派遣骑兵从侧翼迂回包抄到赵军的后路，断绝了粮道，并且把赵军分割为南北两部。赵主力北军攻击秦军营垒受挫，再加上后路被包抄，被迫退回原来的战线，构筑壁垒，固守待援，全局被动。秦不失时机，征调15岁以上丁壮，悉数发往长平，毕其功于一役。赵北军在被围困46天之后粮草断绝，赵括被迫亲率精锐突围，失败战死，余军投降。白起遣返年少者<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人回邯郸，将其余赵国降卒悉数坑杀，赵国丁壮几乎一扫而空，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之战，骑兵的长途奔袭，快速迂回，是秦军最后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
同一时期，东方与西方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规模大，军队的主要组成为非职业军人，后者的规模小，军队的主要组成为职业军人。因此，前者非常注重地形地物的利用，军队的调动与出击时机的掌握，也就是更加注重战争的谋略，后者则对具体的作战技巧研究很深，兵种的配合与武器的运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从长平之战可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术几乎全部都已经采用了，如于交通大道扎营筑垒、依据山麓建筑长城、沿河川建立防线、骑兵长途奔袭、穿插分割包围、短兵相接列阵硬撼、全民战争总动员等等，总之，从战国时代起，复杂地形地貌下的冷兵器作战，华夏文明的确不输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即使是代表着冷兵器时代最高成就的蒙古军团，在其巅峰阶段，也同样对于四川小小的钓鱼城无能为力。华夏文明的特点大概是盛产谋士、农夫和工匠，而不是武士。
马蹬，终于让历史的聚光灯投射到了骑兵的身上
秦皇一统，二世而终。个中种种玄妙之处，惹得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骚客，著述立说，百般挖掘，众说纷纭，往往是从制度、民心等人文角度去推敲揣摩，却忽略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秦国最强大的野战军团一北、一南，蒙恬兵团在河套与匈奴对峙，赵佗兵团在岭南与百越打游击，中原腹地的守备极为空虚。
陈涉兵起，六国响应，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出身楚国军事世家的项梁、项羽叔侄俩的集团之外，其它的由六国后裔或者盗匪组成的民间武装基本上都是乌合之众，包括刘邦军团，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因此，秦二世派大将章邯率领以久经沙场的皇宫禁军为核心，由修始皇陵和阿房宫的劳改犯临时编组而成的镇压大军，很快就打得起义军们找不着北了。
当章邯军击破项梁集团，阵斩项梁后，移兵河北，与赵军及各地诸侯援军对峙于巨鹿。诸侯军慑于秦军威名，筑垒据守，没有人敢于上前与秦军野战，坐视秦军疯狂攻打赵军，成语“作壁上观”就是这么来的。以劳改犯为主力的章邯军，之所以能够以少击多，在关东六国各地横冲直撞，就是因为其军官团队具有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是猝起于民间的诸侯军所不能相比拟的。
章邯军把精锐部队集中起来作为机动部队，不停顿地进攻赵军，其余的秦军则在后方彰河畔的大本营里据垒固守，防备其他诸侯军的突然进攻。在前锋与主营之间，建筑了一个长长的土木结构的甬道，把两个部分连接起来，为前锋供应粮草以及兵力支援。秦军的阵势就像一个挥舞着大槌的巨人，利用自己位于槌头的精锐不断地打击赵军。建筑甬道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这条长长的生命线，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上，如果周围窥视的诸侯军突然出动战车冲击过来，没有工事掩护的粮草供应线是脆弱不堪的。
就在章邯军猛攻赵军，诸侯战线即将崩溃之际，项羽军团赶到了。项羽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对于局部战场攻防转换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好，对于士兵心理的掌握也是极为到家。他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砸毁了做饭的锅，渡过了彰河，又烧了渡河的船只。这一切无非是传递给楚军士兵一个明确的信息：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有活路，逃跑就不用想了，饿都会饿死你！这就是“破釜沉舟”
成语的来历。
项羽军团的拼死进攻，正好打击在秦军的软肋上，秦军后军的实力其实不强，不然，章邯也不会摆出这个槌头阵了，能够打野战的部队都集中到前军去了。项羽军团接连击溃了秦军仓促布下的九个战阵的阻击，所向披靡。同时，项羽又派遣了一支骑兵作为偏师去进攻秦军的粮草甬道，利用火攻把守卫甬道的一万秦军和其中囤积的粮草，一起变成了BBQ，章邯在前线的精锐部队立刻变成既无粮秣又无支援的孤军了。万般无奈之下，章邯只好引军后撤。其实，这个时候，秦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处于诸侯联军包围之中的秦军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一旦那些作壁上观的家伙们都象楚军这般不要命地扑将上来，人数上处于劣势的秦军是招架不住的。
经此一役，项羽正式建立了自己在诸侯军中的盟主地位，扬名立万。各路诸侯在巨鹿大战之后来到项羽的中军大帐拜见项羽，摄于楚军的威势，膝行而入。怪不得后来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大概这就是起因。
几年之后，楚汉相争，刘邦依靠死打烂缠的无赖伎俩和统一战线的阴谋诡计，最后打败了项羽。项羽的部队擅长运用骑兵战术，其部队的中坚就是江东子弟兵组成的骑兵，这一点与汉军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屡屡挫败刘邦的致胜法宝。刘邦后来只好专门聘用秦朝的降将来训练编组自己的骑兵来与楚军对抗，但是始终都没有达到项羽的境界。司马迁很喜欢这个家伙，把他捧得跟战神似的，说他在乌江自刎之前，还能在汉军阵中几进几出，斩将，刈旗，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还说了一句很不要脸的推卸责任的大话，“天亡我，非战之罪”。唉，可怜的项羽，至死都没有明白军事手段不过是政治运作的一个延伸部分而已，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今上小树丛。
项羽临死前的大话，传神地展示了他对于楚军战斗力的自信满满。实际上楚汉相争的残酷性和紧迫性，使得战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喘息时间，国力消耗的非常严重，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的很厉害。而且，即使是巅峰时期的楚军，也不见得就强过秦军。当初的巨鹿大战，并没有消灭章邯军的主力，章邯军是在撤退过程中，自己投降的。司马迁的史记上说，投降的原因是因为赵高哄骗二世，拒绝发兵援救。阿唐猜想，大概是两个原因促使章邯投降：一是秦军当时在国内的主力尽在自己手中，朝廷无兵可救，关东局面已不可为，只能暂时退保关中秦故地；二是秦法严苛，如果率军退回关中，作为败军之将，自己项上人头铁定不保，不如率军而降，尚可自保。投降之后的秦军基层将士被全部坑杀，因为他们强大的战力，让诸侯联军夜不安寝，高级将领则在秦亡之后被封王在关中秦地，号称三秦，他们是章邯、司马欣和董翳。日后刘邦在汉中（今川陕一带）起兵反楚，关中的三秦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拿下了，就是因为秦国的百姓痛恨章邯等人当初的投降行为，造成了自己子弟的不战而降却被集体杀戮的惨剧，此是后话。如果当初章邯决意死战，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刘邦干掉项羽之后，以为自己很厉害，天下他老哥最大，于是四处忙著找异性诸侯别扭的时候，听说北地的韩王与匈奴勾勾搭搭，就火冒三丈地率三十万大军前去讨伐。
此时的汉军还是以步兵为主力，战车为中坚，骑兵依旧是偏师，搞一些侦察、联络、骚扰、偷袭和断敌粮道的勾当，人数非常少，其战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时候中国的经济都快要崩溃了，连刘邦本人的座驾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匹来拉，大臣们要坐着牛车来上朝。
汉军浩浩荡荡地赶到山西的晋阳附近（今太原），与匈奴打了几个小仗。凭心而论，在开阔平坦地带由步车混编的战阵，骑兵根本占不到便宜，再加上汉军的弩非常强劲，匈奴连连吃瘪。草原民族是天然的游击战术专家，他们在草原上狩猎和部落残杀中，非常注意机动作战，如果战事不顺利，他们通常都不正面硬扛。另外，一马平川的草原，根本没有前方后方的概念，因此，他们的进攻也是如水银泄地，有空子就钻，没有摆好阵势堂堂作战的习惯。接战不利，他们拨马就走，根本就不给汉军多少机会。所以，汉军总也抓不住匈奴的主力，干着急，没办法。同时也助长了轻敌的思想；匈奴不过如此，就是马快能跑罢了。最后刘邦一气之下，亲率三万战车部队突前猛追，终于在平城附近追上匈奴大部队。哈哈，其实不是他老人家追上了人家，是人家集中了10万精锐骑兵在这里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他老人家。汉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近上了白登山，卸下战车沿山麓的四周布下了防御阵势。
战车具有两大战术优点，一是冲击力强，一是防守性能好。尤其是在野战中，战车能够很快地连接成阵，是最佳的防守利器。汉军就躲在战车后面，用强弓硬弩，足足抗击了匈奴大军七天七夜。匈奴攻不破汉军的战车阵，汉军也没有能力突破匈奴的包围圈，最后，汉军粮草断绝。危急之中，陈平用了一个虚拟美女计，派信使持一美女画像，往见单于的老婆阏氏，哄骗说：“汉朝皇帝被困在这里，想把汉朝的这位美女献给单于。”阏氏害怕失宠，力劝单于退兵，刘邦方才得以脱困而出。
阿唐基本上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实在是太传奇了。两军阵前，如何能够派人不经过单于而到达其老婆帐下？单于的老婆又如何能够没有多少正大光明的理由去说服单于退兵？司马大人的另外一个战史故事，战国孙膑在马陵道伏击庞涓，举火为号，万弩齐发，一下子把庞涓射成了刺猥。那里面一个细节是，孙膑命人在大树上刮下树皮，在白色的树肉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走到这里就让人点起火把看看写的是什么，魏军的这个火把就是齐军的进攻信号。哈哈，实在是太戏剧化了。
那么，白登之围脱困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汉军的后续步兵主力赶到了，那可是营救皇上啊，带兵的又是樊哙、周勃这两位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日夜兼程地驱使着步兵赶将过来。在局部静态的战场上，匈奴不是汉军的对手，尤其是在汉军人数大大占优的局面下。打正面相持的消耗战，从来不是匈奴的传统。
从此之后，刘邦算是怕了匈奴：汉军打匈奴，总也打不着；匈奴打汉军，能够从容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喜欢的战场，把汉军痛揍一通。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无论前者在技术上、国力上和战术上占有多少优势，在战略层面上永远处于劣势，这是由骑兵的机动性和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的。
此后，汉朝一直采取和亲的怀柔政策来讨好匈奴。这个政策不仅仅是嫁公主那么简单，还有中原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对于匈奴贵族的无偿供给以及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互市贸易（因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提供所需的基本的生活资料，与农耕民族的贸易是他们的生命线）。
等到汉武帝刘彻上任，风向就彻底的转变了，汉军开始主动进攻。大汉倾举国之力，大肆养马，巅峰时期全国拥有厩马四十多万匹，建立了一支十余万人规模的骑兵部队，不停顿地对匈奴发起进攻，霍去病、卫青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的骑兵将领。也是在这一时期，骑兵在中国正式取代了车兵的中坚地位，后者虽然没有完全告别军队的行列，但是下降成为辅助军种，平时用于粮草辎重的运输，防守战中，作为屏障使用，很少再出现在进攻阵形中了。
当时汉军骑兵的制式武器是弩、弓、刀、戟。也是在这个时候，刀取代了剑，成为了近战的主力短兵器。汉时的刀叫环首刀，是一种环柄长铁刀，很厚，也很锋利，适合于马上的劈、砍、削，再加上盔甲的防护能力加强，寻常的剑已经不能轻易刺穿装甲了，此后，剑，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仪装饰品了。
与匈奴相比，汉军的武器装备要远远优于对手，尤其是强弩，当时的匈奴军的箭头很多还是骨制品，其射程与穿透力都比汉军相去甚远。另外，汉军已经装备了身着铁甲的重骑兵，其防护能力非常强大。因此，后人多为汉朝的威武而大吹海螺，以为是因为后世子孙的不肖，方才堕落了大汉的名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偏见，因为汉时中国与匈奴的技术差距要比后世大的不是一星半点。此前，匈奴一直是以骑兵的机动能力才得以平衡这种差距，等到汉军的骑兵大规模成军之后，匈奴的末日就到了。
对于汉军的反击，匈奴依旧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令草原民族的传统游击战术，极力避免与汉军主力正面决战。所以霍去病、卫青等人带兵出征，都或多或少地有过没有找到匈奴主力的经历，反倒是自己的辎重部队被匈奴频频袭击。最倒楣的是李陵，有一次给匈奴主力围剿，重兵打击之下，他老人家不支，兵败投降了，还害的我们司马大人被牵连进去受了腐刑。结果，战争就演变成为一种相持状态下的消耗战，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一战定胜负的主力决战。
待续......
古代战争--古人是怎样打仗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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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幸运的卫青率领一支近十万人的骑兵和步兵混编的联军，在赵信城抓住了匈奴的王庭，也就是单于率领的中央政府，是当时草原上匈奴最大的一个游牧单位。为什么卫青军团是步骑混编的部队呢？无它，完全是因为后勤的需要，从漠南到漠北，<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余里的直线距离，没有辎重的随行支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时那个时代，只有游牧民族可以做到全员骑兵作战，他们的军需辎重就是屁股下面的马，背后赶着的羊，以及马背上驮着的少量物品。
随之而来的是骑兵的战斗模式的改变。
没有马镫的时代，骑兵在旷野遭遇步兵，如果步兵已经列阵，骑兵就高速在步兵阵前盘旋打转，突入弓箭的射程之内，边射边跑，不停地做圆周运动，这个时候步兵当然也在回射还击，但是一个是静止目标，一个是运动目标，一个是紧密排列，一个是松散组合，对射的结果自然是步兵吃亏。等到步兵阵形因为伤亡或者恐惧出现混乱的时候，就是骑兵真正冲锋陷阵的时候了。陷阵这个词很形象，一个尖锐的东西一下子扎进了一个平面。最后步兵的阵形彻底崩溃的时候，那就是一场杀戮，骑兵利用速度在零散的步兵身边驰骋追杀，后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因此，冷兵器时代的士兵伤亡，大部分是发生在溃败之际。这就是草原民族惯用的骑兵战术，一直到成吉思汗时代，还用来对付欧洲的重装骑士军团。而同时代，中国的骑兵没有这么好的控马技巧，因此，很多时候骑兵是骑在马上的步兵，或者叫机动步兵，到了战场上再下马以步兵方式参战，尤其是轻装骑兵。
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具备了强大的正面突击能力，长长的矛尖伸展在马头前面，如一片高速冲击过来的枪林，滚滚的烟尘，隆隆的马蹄，以及脚下的大地在千万个马蹄的击打之下的震颤，对于列阵的步兵而言，心理上的恐惧可想而知。因此，马镫之后的骑步之战，后者一定要借助地形，如据守一个孤立高地，或者是借用器物列于阵前，如距马、战车等，其主要目的是尽量减慢骑兵的冲击速度，才能与骑兵正面对抗。即便如此，高速度闯入阵中的骑兵所携带的巨大势能，还是会给静态下的步兵带来大得多的伤亡，并且导致阵形的松动，后面的骑兵就可以从缺口一拥而入。所以，如果对阵的双方都有骑兵，那么防守一方也要利用反冲锋来压制对方的冲锋，这叫一命换一命，不能等在那里被人家撞。两骑高速撞击的结果，人马肢体俱裂，非常的血腥残酷，真的不明白网上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的愤青鼓吹战争。
为了对抗骑兵的远射和高速冲击，列阵步兵的装甲越来越厚重，配合巨盾长枪战车组成厚重的野战阵形。重装步兵的装备在宋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居然重达30公斤，再加上兵器，每个步兵的平均负重接近<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斤，这个仗还怎么打：人家奈何不了你，你也奈何不了人家，典型的死守战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宋军没有像样的骑兵，只有完全依赖重装步兵来与辽、金、西夏、蒙古的骑兵对抗。
在骑兵对冲中，当然是谁的装甲厚重，谁占便宜。于是，在马镫出现之后，重装骑兵的装甲也越来越厚重，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巅峰，称为“甲骑具装”，骑兵着明光铠，除了头盔，肢体躯干上着锁甲，在前后胸等重要部位则是一个整块的铁甲，也就是评书上所说的“护心镜”，战马着“具装铠”，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和寄生构成，真正是武装到了牙齿。
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是重装骑兵最风光的时期呢？阿唐猜想，这大概是与北朝的军队组成有关。
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就是“五胡乱中华”，就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这五个游牧民族在中国北方互相攻伐不止，在<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年间先后建立了16个不同的朝代或国家。这些国家大都是典型的军人独裁国家，皇帝就是最有权势的军人。军队的组成基本上是以五胡为主，他们似乎生下来就是为了打仗似的，不事生产，从少年一直打到老年，除非战死。同时期，北方的汉人在干嘛？他们的命运并不好过，因为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整个国家的奴隶，平时从事生产，养活国内的五胡，战时作为辎重兵，为胡人军队服务。重装骑兵的一身行头非常的昂贵，如果骑手不够强壮不够职业的话，实在是对不起这身昂贵的身外之物。因为胡人的职业就是打仗，因此配上重装，适得其所。另外，胡人军队的主体都是骑兵，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骑兵对决，因此，逼迫得大家都要选择重装之路，如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苏美之间的军备竞赛一般。
五胡中的羯是白种人，后来消失于中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除了他们人口基数太小，逐渐被汉族同化之外，彼此之间数百年的攻杀，恐怕也是一个原因，至少史籍上就记载了汉人冉闵大杀胡人的杀胡令。
南北朝后，重装骑兵在中国逐渐衰落，但是没有完全走下历史舞台，金的“拐子马”，西夏的“平夏铁鹞子”，都还是重装骑兵。等到蒙古兴起之后，重装骑兵才基本上从东亚大地上消失无踪，原因与战车退出战斗行列的原因相同，重装骑兵对于地形和冲击的时机要求过于严格，不适合蒙古王朝这样有着复杂地形的庞大国度。
正是蒙古，这个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嗜血民族，风一般的卷过了东亚、中亚和西亚，最后止步于欧洲的多瑙河畔，几乎让整个世界都仆伏在了蒙古军团轻骑兵的铁蹄之下。
苍狼，风一样卷过欧亚大陆的蒙古轻骑兵
在中国本部的北方，是横亘于西伯利亚刺骨寒风中的蒙古高原。几千年来，在这一片地质学上非常古老的土地上，无数个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般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历史悲喜剧，他们名字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从文化、习俗和语言角度，大致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三大族系：东胡、匈奴和突厥。
曾经活跃在这一片广漠的高原及其周边的丛林草地之上游牧民族们，因为他们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他们相对落后的文化水准，今人对于他们的了解，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农耕民族，以至于他们的人种归属，都时常引起一番争执。有人说，他们原本是高加索血统的白人，在无休止的对外掠夺的战争中，因为大量虏获而来的妇女，而逐渐改变了其血缘组成，东部的蒙古人最后成为了黄种人，西部的突厥人最后成为了白黄混血人。也有人说，这些民族原本就不是一个民族，不过是拥有一个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已，一旦草原上霸主兴起，他们就会齐聚旗下，以一个共同的民族旗号对外招摇。难怪成吉思汗曾经对前来结盟的突厥人说，天底下住帐篷喝马奶子的，都是一家人。
无论如何，最后一个蒙古高原上的主人，就是源自于东胡系统的蒙古人。正是这个最初毫不起眼的小小民族，武功最盛的时期也不过是拥有一百多万半开化的牧羊人，突然一天，居然让世界发抖，并且让他们的族名成为这一片高原永久的地理名称。
从欧洲的多瑙河畔向东南方向延伸下来，一直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的西麓，一连串的带状的绿色草原相邻相接，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在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里是唯一贯穿旧大陆的交通孔道，西方辚辚的车轮、冶金的炉火和驯养的马匹，从这里逶迤东进，东方雪白的蚕丝、碧绿的茶叶和轰鸣的火药，在这里浩荡西去，人类的文明之火，在广漠的欧亚大陆上，星火燎原，最终奠定了今日世界文明体系的基础。
草原上的牧民们，他们可能未曾发明过多少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具与用品，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这些发明与创造的传播载体。
草原上游牧生活，并非如诗情画意一般的美妙。草原的载畜量是一定的，因此牧民是分散居住的；草原的牧草生长是随季节变化的，因此牧民要定期转场，驱赶着自己的牛羊去追逐水草；草原的民族是多样化的，东西南北潮起潮落。这种分散流动的生活方式，不仅很难萌生出现代文明的火种，而且也很难演化出诚信公平的道德准则，于是发生在大草原上的部落之间的尔虞我诈争抢厮杀，无时不在。这种狼性的生活模式，是早期人类社会丛林准则在草原民族中的一种残留与延续。散养走畜的生产方式，造成种群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资源的争夺，而不是部落的协调与合作。因此，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勇斗狠的豺狼本性。
草原上的民族，大部分时光就在这腥风血雨的自我杀戮中度过，直到有一天，一个前所未有的强者的降临，他的名字是铁木真，一个曾经辉煌过的蒙古部落头领的长子。
铁木真的崛起实在是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他颠沛流离的孩童和青年时代，不知道有多少次，死神曾经光临过他，只要其中一次兑现，那么今天的世界历史就要大大地改写。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如铁木真一般，给世界带来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人类第二个千年历史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当之无愧地落到了他--成吉思汗--长生天庇护下的君王的头上。
铁木真通过一系列的阴谋诡计和血腥征战，终于在他44岁的时候，公元<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年，在匈奴西遁千年后，再一次地把蒙古高原星罗棋布的牧马民族统一起来。当其时也，女真人的大金国在中国的北部立国百年，日渐汉化而国势趋衰；汉人的南宋朝在江南水乡歌舞升平，隔江犹唱后庭花；党项人的西夏在西北一隅顽强生息，小国寡民而不屈不挠；西方的花刺子模，在强有力的穆罕默德苏丹的统御下，把中亚一盘散沙的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矛盾重重的庞大帝国；泰西的欧洲诸国，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教廷国王领主骑士教士农民商人工匠地乱成了一锅粥。换句话说，<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年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导著世界潮流，仿佛上苍特意为蒙古人的崛起而准备了一个混乱而平淡的世界。
当草原上的人们把成吉思汗这一崇高无尚的称号赋予了铁木真的那一天，大汗本人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以及他的子孙会成为几乎全部旧大陆的主人，他本人的遗传基因居然广泛分布到了<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万人的范围。做人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大大地成功了，但是，无庸置疑，这种个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千百万人的痛苦之上，在成吉思汗掀起的蒙古旋风中，欧亚大陆整整2亿人因此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在成为草原上至高无上的唯一君王之后，成吉思汗重组了蒙古军队，不同于以往的部落之间的松散联盟，他完全打破了以部落为军事单位的界限，将他的军队编成了以10人、百人、千人、万人为单位的军事组织，非常类似现代的班排连营团师的组织结构，他本人作为全军的主帅，高高地处于金字塔的最高点，是全军唯一效忠的对象。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把原来松散的草原牧民打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血雄师，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
成吉思汗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战略家，他对于蒙古周边的国际形势有着惊人的敏锐直觉和清晰的条理分析。在一统蒙古高原后，第一个向外扩张的目标是相对弱小的西夏。这是蒙古军团对于西夏的第一次征伐。曾经让世界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南宋头疼不已的西夏党项人，在来如风去无影的蒙古轻骑兵面前，居然不堪一击，连连败退，虽然一座城池也没有陷落，但是最为富饶的河套地区却被蒙古人搅的一塌糊涂，最后不得不屈辱地向蒙古人上供嫁女地求饶，才换得蒙古人的收兵还朝。
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亚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越靠北的越强，简直是一物降一物。引发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马，是马匹带来的机动性使北方民族在战争中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天然优势。党项人的机动性比汉人强，所以即使汉人在局部战场上占优，党项人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骑兵掐断宋军的运输线或者快速转移兵力在预设战场围歼宋军，从而扳回战局。但是，蒙古人的机动性比党项人强的却不是一星半点，当时的蒙古人全部都是骑兵，根本就没有辎重，也没有前后方的概念。以城守点为战线支撑，以点连线为兵力和辎重的运输孔道，以点线为骨架展开兵力部署，进攻或者防守，这种中世纪传统的军事理念对于蒙古人基本上影响不大，他们根本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千里转战，万里跃进，最大程度地削弱敌军的技术优势。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了蒙古与女真人之间。蒙古人本来是的大金的附属，女真人一贯采用挑拨离间抑强扶弱的手法玩弄蒙古部落于手掌之上，当年铁木真部落弱小的时候，他也曾得到过不少女真人的帮助。等到蒙古一统，轻轻松松地欺负了一把西夏之后，草原苍狼滴血的眼睛立刻瞄向了大金，开始从蒙古高原不断地袭扰大金国从辽东到河北到山西的长城防线。没有错，就是长城防线，入主中原的女真人重建了当年汉人的长城防线，并且在辽东一带还以柳条为骨架搞了一条“柳边”。蒙古人不得不从马背上下来，拐搭着罗圈腿去攻打一个个的关隘与城堡。这一耗，就是两年，蒙古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打阵地战的苦果。最后，终于睁开了眼睛的长生天，送给了蒙古人一个大礼：在辽东一带的一个契丹人的部落，怀着当年被金人灭国的国恨家仇，前来与蒙古人联络一同反金。于是，蒙古人在契丹人的帮助下，攻破了辽东重镇辽阳，大金的万里边防线终于出现了破绽。同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成吉思汗很聪明的没有试图去攻打巍峨的北京城，而是仍旧采用了前几年肆虐西夏的战术，撇下京城，分兵蹂躏河北、山东、河南和山西数省，整个华北平原尽数践踏在蒙古铁蹄之下，最后兵至黄河而返。大河之险，是当时蒙古人的另一个软肋。
不同于西夏之战，蒙古人对大金的第一次进攻，除开十几个防守异常坚固的大城市之外，攻破了大部分的华北城镇。这其中除了因为成吉思汗是一个战争天才，对于战略战术的领悟出奇的强，再有就是华北丰富的人力资源，提供给蒙古这架嗜血的战争机器以无穷无尽的原料和动力。蒙古兵在攻城前，大肆到周围的地区去抓捕百姓，把其中的强壮男人挑选出来组织成一支临时的军队，称为“奴军”，他们的妻儿老小则被看管起来，凡三攻未死者，奴兵与家人均可入蒙籍。奴军是攻城的前锋部队，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清理障碍、填平壕沟和消耗守军的箭支、石头、滚木等资源，另外，这种血腥的自相残杀对于守军的士气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除此之外，大批俘虏军和工匠的加入，飞速地提高了蒙军的技术水准，如床弩、抛石机、冲车（撞城门）、蒙车（挖城角）、巢车（观察城内敌情）等技术含量高的装备慢慢地成为蒙军的制式武器。这样，前锋卖命的炮灰是抓来的奴兵，后方操纵远程发射武器的是俘虏兵，真正的蒙古兵则是在敌军的阵线出现动摇和松动的时候，发起雷霆万钧之一击。因此，相对而言，他们的伤亡是很小的。巅锋时期的蒙古兵也不过20万人左右，却能够驰骋在欧亚大陆上达百年之久，大量使用非蒙古人的炮灰部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顺便多说一句。曾经建立西夏和辽的党项人与契丹人先后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都是拜蒙古人所赐。党项人在抵抗蒙古人最后一次侵略中，男女老幼一齐上阵，玩命的可歌可泣，还射中了成吉思汗一箭，直接导致了这位君王不久之后的死亡。于是，蒙古人把党项人统统杀光了，以至于20世纪出土的西夏文字成为了世人难以通晓的死文字。契丹人与蒙古人同源，再加上早期的合作关系，因此契丹人成为了蒙古人最铁的同盟军，在一百年间，随同蒙古战车四处杀伐，在征战之中消耗殆尽。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契丹人就是耶律楚材，他给来自草原上生番头目成吉思汗灌输了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与其把人杀光变农场为牧场，还不如留人征税以资国用。这句话因此拯救了千千万万北中国汉人和女真人的性命。耶律楚材的汉学功底相当了得，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腐儒，只有这种赤裸裸的功利语言，才能直白到为来自于草原荒漠的野蛮人所理解和认同。
曾几何时耀武扬威于中原大地的女真人最后被迫地低下了倔强的头颅，仿照西夏的模式向蒙古输诚认忪。此时的蒙古人还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于是草原上来的蛮子就揣着金银扛着细软搂着女人，欢天喜地地回蒙古草原去享受生活去了。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蒙古人在家乡滋润够了之后，大概在一个金风送爽草肥马壮的日子，点起兵马，再次杀向中原，灭了大金、西夏和大宋，从此做了东亚的主人，大概用不了几年，就会在中原灯红酒绿的温柔乡里，洗涤了脑筋，软化了筋骨，从此成为了不是汉人的汉人。
就在新兴的蒙古生番把华北的金、西北的西夏和西域的西辽（残辽西遁建立的沙漠城邦国家）整治的要死要活的时候，在遥远的亚洲的中部，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和哈萨克斯坦一带，耸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庞然帝国--花刺子模，帝国的核心是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家族，旗下的民族众多，信仰不一，依靠武力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与强大。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的君主漠罕默德苏丹曾经互通信函，表示友好，双方探讨了互通贸易的可能性。
<span STYLE="FonT-FAMiLY: V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年，一支代表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商队，来到了花刺子模帝国边界讹答刺城，城主亦纳勒术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居然偷袭了这支商队，抢劫了财物，屠杀了全部人员。此事，虽然事先漠罕默德苏丹并不知情，但是事后却没有进行积极的补救工作，给成吉思汗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再次屠杀了蒙古派来的使者。他大概以为蒙古不过是草原上不开化的野蛮人，不可能有任何实力挑战花刺子模。成吉思汗震怒之下，调动草原上的6万精锐，又纠合了西域和辽东的同盟军，合计15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跨越数千公里杀奔伊斯兰世界。
这种大军团的长途行军对于农耕民族而言，无疑是痛苦而代价高昂的，当年汉武帝征伐匈奴，一多半的军马都倒卧在了万里征程之上，战死沙场的却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实在是不比春秋季节的转场放牧复杂多少。辎重自然是要携带的，但是大部分的辎重都是四条腿的羊，被后卫驱赶着随军行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骑兵的军马以煽马为主，蒙古人是不煽军马的，其中还有很多的母马，在轻装奔袭的时候，屁股下的军马可以为骑士提供新鲜的马奶，行囊中的肉干则提供了主要的热量。再者，蒙古人的掠夺天性，使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就食于占领区。如此一来，蒙古军团在行军和作战中，对于后勤的需求程度与其他军队相比，几乎可以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另外，每一个蒙古骑兵通常都有几匹马，轮流换乘，最精锐的部队甚至达到了一人六骑，这样，在长距离高速行军之后，投入战场的蒙古军团马上就能发起凛厉的攻势。
在得悉野蛮的蒙古人大举进攻的消息之后，志大才疏的漠罕默德苏丹，采取的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的消极战术来抵御凶猛的蒙古骑兵，把部队分散到各个城市中孤立固守，这样就给了蒙古军团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蒙古人把从中原大地上学来的攻城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奴兵、挖墙角、掘河灌城、甚至使用了把尸体抛入城中引发守军疫病的化学战，以及利用中亚的石油资源制造的燃烧弹，并且现学现用了号称“回回炮”的抛石车，打的花刺子模人一筹莫展。那个杀了蒙古商人的讹答刺城首先被攻破，惹祸的城主亦纳勒术被成吉思汗命人用熔化的银汁灌入耳朵和嘴巴，让他在黄泉路上多多发财。
蒙古人另外一个行之有效的战术是心理战，凡是抵抗蒙军的城市，破城之后一律屠城，反之，则会得到相对宽容的待遇。花刺子模的旧都城玉龙杰赤抵抗的很激烈，蒙军伤亡很大，破城之后不仅屠城，而且引河水灌城，把城市整个从地球上抹掉了。当时中亚的经济是建立在城邦绿洲的基础之上的，依靠数千年来人工建筑的灌溉系统，引河水和地下水进行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蒙古人的屠城政策，造成了大片、大片的无人区，这些水利设施得不到维护而毁坏，绿洲不可逆转的荒漠化，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数千年的波斯文化因而彻底败落了。
在蒙古军团攻破都城前夕，漠罕默德逃跑了，这个在战前盲目自大惹事生非的家伙，在蒙古人凶猛的进攻面前，却又胆小如鼠，没有勇气与他的臣民和国家一同生死，一路向西而去。成吉思汗暴跳如雷，命人带领2万轻骑日夜追击。逃跑君王漠罕默德一路狂奔了一千多公里，最后逃到了里海的一个小岛上，惊惧而死。
蒙古人虽然没有抓获漠罕默德，但是却在千里追击之中一窥西方世界的异国风情，从此一波一波地蒙古骑兵如蝗虫一般地不停地向西进攻，如水银泄地一般地漫延开来，中亚、西亚、东欧……，尽入蒙古人的囊中。
当时的欧洲，不仅小国林立，而且贵族遍地，大概有几分中国东汉时期的坞堡庄园的味道，以居住在城堡中的贵族领主为中心，依附着在城堡外面田地和牧场上劳作的农民。等到警号响起，国王一声令下，领主们率领手下的骑士以及打下手的农民，浩浩荡荡地与国王的近卫军会合在一起，开赴战场，按照兵种，排开阵势，堂堂正正地对垒开战。抛开武器的技术含量和兵种配合的因素，其战术思想甚至还不如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大致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当。
以阿唐的观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是，中世纪的欧洲缺乏大国主导的战争冲突，冲突各方的实力有限，战争规模小，一般都不超过数万人量级的规模，因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较量城堡与盔甲的防护之路。一个屯兵数千防护良好的孤立城堡，可以抵御数万敌军的进攻达数周之久，时间一长，变数增多，或友军解围，或第三方介入调停，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贵族领主之间的冲突，甚至有时依靠骑士之间的单打独斗来解决，临时募集的农民兵就是扮演一个站桩助阵的角色。战争的过程变得极为单调，要么是城堡攻防战，要么是重骑士对冲战，歪门邪道的诡计伎俩使用的很少。
在兵器技术含量的层面上，东方以弩见长，各种名目繁多威力巨大的弩，曾经独领风骚了近两千年，以至于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弩的成熟与强大，妨碍了火器在中国的应用；西方则以盔甲见长，骑士身上的装甲真的是武装到了牙齿，以至于骑士战死的原因中，坠地被马践踏而死要远远多于被刀箭所直接杀死。对付这种重装骑士，普通的刀箭根本就不能构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因此衍生出专门对付骑士的力量型钝器，如重剑、斧头、锤子、狼牙棍和骑枪，前三种是利用重量把骑士打蒙，后者是利用速度把骑士捅倒，两者的目的都是让对方坠马。这里顺便辟个谣，因为骑士的装甲非常沉重，动辄就是几十公斤，因此有一种说法是骑士摔倒之后，自己爬不起来。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骑士的装甲都是手工定做的，非常合身和灵巧，身手敏捷的人甚至可以穿着盔甲做后空翻。但是，有一些极端的盔甲，骑士本人是没有办法卸下自己的头盔的，因此的确出现过受伤坠地的骑士因为天气太热而活活热死在盔甲里面的情形。
因为重骑士的防护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机会不是很多，因此很多时候双方的战斗往往是不了了之：大家整队互冲，冲过去，再整队，再冲回来，如果几个会合都没有决出胜负，战马就跑不动了，要知道骑士的体重加上人甲再加上马甲，那可是三四百磅的重量啊。另外，因为俘虏的骑士可以勒索很多的赎金，欧洲总是善待俘虏，因此战争的死亡率远远低于东方的情形。
蒙古人的到来，完全颠覆了欧洲人有关战争的概念，简而言之一句话：蒙古人玩的是动态的战争，欧洲人打的是静态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刚刚在前线集结起兵力准备与蒙古人一较高下的时候，蒙古人却虚晃一枪，跑到几百里地之外的后方去杀人放火去了，结果就是疲于奔命的重骑兵被蒙古轻骑兵活活拖垮，要么就是在淬不及防的遭遇战中被灵活的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因为重骑兵的出击程序非常的繁琐，首先人骑都要穿上装甲（为了节省马力和体力，平时是不着重装的），然后上马整队，冲击开始后，先要慢跑，在跑动中拉开彼此的距离，逐渐加速，最后在进入弓箭覆盖区后高速冲击，在撞上敌阵的瞬间达到最高速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重装骑兵的冲击力。
元朝蒙古轻骑弯弓图
但是，这一切在不按牌理出牌的蒙古人面前，这些全都不好使了，狡猾的东方蛮子根本就不和你正经练，你重骑兵气踹吁吁地冲过来了，蒙古人一哄而散，蒙古马虽然矮小，但是载着只有简陋的皮甲的小个蒙古人，还是跑得比重骑兵快，至少在一个较长距离的追逐中是这样的。最让欧洲骑士不可思议的是，蒙古人在逃跑的时候，居然能够边跑边转身射箭，唤做“犀牛望月”。而追击中的欧洲军团要么是前后脱节，被蒙古人抓住软弱的后队，如轻装步兵、弓箭兵，大开杀戒，要么是前锋一头扎进蒙古人设计好的陷阱，被优势的蒙军包围之后一通猛揍。
如果欧洲人摆好阵势等着蒙古人来进攻，蒙古人要么就迂回到战线的后方去进攻欧洲人的侧翼和后方，要么就不停地冲到欧洲人的阵前玩圆周运动，在接近敌阵的瞬间射出一片漫天的箭雨。蒙古人的箭雨固然对于武装到了牙齿的重骑兵的伤害不大，但是对于其战马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因为马甲毕竟不可能做到人甲那般的严密，于是重骑兵在遭受攻击之后，往往不得不主动出击，希望以接敌战来遏制蒙古人的远射，这样又反过来打乱了自己的部署。另外，蒙军的远射对于辅助兵种，如步兵、弓箭兵和轻骑兵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而这些兵种充斥着临时募集的农民和来自偏远地区的同盟军，战斗意志相对薄弱，一经打击，很容易崩溃，溃兵撒丫子一跑，就把自己的本阵冲击得乱七八糟，失去了队形和加速冲刺空间的重骑兵，其战斗力不会比轻骑兵强多少，于是，狼群般的蒙古人叫嚣着冲过来与高贵的骑士纠缠在一起，凭借其灵活性，很快就把重骑兵消耗殆尽。
如果由于地形的原因无法做迂回机动作战，而且当面的欧洲军团又极为顽强，蒙古人也敢于用自己为数不多的重骑兵发起正面冲锋，硬撼敌阵，与欧洲骑士相比，蒙古重骑兵的冲锋队形不够紧密，其防护装甲也仅仅比欧洲轻骑兵强点有限，但是速度很快，最要命的是，他们往往携带自己的备用马匹，一人数骑一同冲锋，最大限度地利用马匹的冲击力来达到冲垮敌阵的目的。
闲话一句，有人考证说，宋人史料中有关金人“拐子马”的记载，很有可能就是这种一人数骑共同冲锋战术的误传，因为很难想象数匹硬性连接在一体的高速奔驰的战马在战场上的表现：一骑坠，余骑仆。
在大致征服了中亚之后，蒙古人回过头来，灭掉了东方的西夏和金，然后又搞了一个“长子西征”
，由成吉思汗儿孙辈中各房的长子长孙带队，一一击垮毁灭了东欧和西亚大小四十个国家，最后回手灭掉了偏据江南的南宋，建立起了一个横亘欧亚的超级大国。
说起来，华夏文明在当时已知世界被蒙古人征服的文明中，还是最后几个被征服的之一。因此，今天很有些华夏子孙为此而沾沾自喜，认为宋人的战斗力也不弱，阻挡了蒙古军团前进的铁蹄达几十年之久。不错，南宋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确不弱，但是在军事上却是很弱的。之所以南宋能够在蒙古人的势力圈里挺到最后，主要原因是蒙古人在其扩张的前期，对于中国本部的南方兴趣缺缺，再加上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限制，才使得华夏文明之火又自由自在地多燃烧了几十年。
在蒙古帝国中，人是分三六九等的，蒙古人当然是老大，第二是中西亚欧洲的色目人，顾名思义，是蓝眼睛白皮肤的白种人，第三是北中国的汉人，也就是原来生活在金国的汉人和女真人，最下等的是南人，是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中国人。听起来很让人有些不爽，一向以煌煌华夏自居的中国人，居然被蒙古蛮子打压到了社会的底层！
其实，蒙古人并非出于文化上的偏见，刻意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同类型的先进文明有先有后所造成的。当时的已知世界，有三个大的文明并存：东亚的华夏文明、中西亚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欧的基督教文明。蒙古军在崛起的初期，其扩张的动能主要是沿着欧亚大草原走廊，向中西亚方向释放，阿拉伯文明是他们最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接触到的先进文明。当时的蒙古文化实在是太落后了，出了放牧打仗之外，他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因此，蒙古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后者却在文化上征服了前者，在中西亚立国的蒙古人，不得不依赖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管理新生的大大小小的蒙古汗国，随之而来的是，高居其上的蒙古人的迅速突厥化。今天，除了蒙古国和中国的内蒙，散居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在文化特征和外貌方面，已经很难与蒙古民族联系在一起了。征服了中亚的蒙古人，回过头来征战南宋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蒙古人了，蒙古军团已经演化成为蒙古人、西域人、中亚人和华北人的混合体，这其中，色目人控制了蒙古帝国的金融大权，并且与华北人共同分享政治上的权力，这两个阶层断断不希望再引进最后征服的南中国人，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大饼，自然就千方百计地打压后者。当然，蒙古人文化中的弱肉强食先来后到的强盗伦理，也是造成这一社会结构的重要原因。
那么，高高在上的蒙古老爷在干些什么？在不打仗的日子里，他们什么都不干！蒙古人的确是打仗的好手，在三百年后的16世纪，世界各地的蒙古汗国已经先后势微凋零，蒙古人还攻入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又在北印度神气活现了三百年！当然，这帮蒙古人在文化和血缘上，早已经突厥化了。不打仗的蒙古人懒散异常，饮酒行乐左右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光，蒙古君王长寿者不多，大多因为酗酒早逝。蒙古民族是唯一统治过华夏大地却基本没有华夏化的外来民族，汉文化对于蒙古人的影响不仅不如阿拉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如藏文化来的大，藏传佛教在化解蒙古人的暴戾方面，居功匪浅。
曾经风云一时的蒙古民族，今天居促于东亚内陆的一隅，与当今世界的潮流落后甚远，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当初未能与时俱进的缘故。星散于蒙古国度之外的蒙古人，其民族的主体文化特征日趋淡薄。90年，阿唐曾受一位蒙古朋友嘎日迪之邀，前往内蒙草原一游，一身汉装满面斯文的老嘎，跨上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滴溜溜地跑了一圈，奔回来一个人立勒住了马，得意地对一旁的牧马老人吐出了一长串的蒙古话，老人不屑地嘟哝了一句什么，身旁的蒙族小伙闻言大笑，回过头来给我翻译道：
“看哪，我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假蒙古人！”
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永远是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体。
今天，无论生活在塞外高原上的蒙古民族如何缅怀其祖上的容光，如何感叹其今日的寂寥，伴随着欧洲枪炮的硝烟和轰鸣，成吉思汗的武功，成吉思汗的残暴，已经如草原上萧瑟的秋风，消失在历史的荒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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