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中国装备那么落后却可以打过美军，为什么？抗美援朝时中国装备那么落后却可以打过美军，为什么？珊谈历史百家号就战斗意志和战术水平而言，朝鲜战争时期的志愿军堪称轻步兵的巅峰。中方的统帅，彭总。他老人家以前是指挥一野的，而一野（西北野战军）打成军之日起和他面对的敌人相比从来都是劣势，兵员装备物资从来都没阔绰过，跟土豪一般的四野比起来简直就是负分屌丝，一天天一仗仗从来都是打得险象环生，但一野就是在那么恶劣的敌我对比下逐渐风生水起笑到了最后。也就是说，彭总是非常擅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打逆风仗的，派他去指挥志愿军与美军对垒非常合适。战术上，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危机四伏的敌后全力对抗着实力远高于己的大批日军和全部伪军，在无数次的反扫荡，突围，拔点，伏击，破袭交通，锄奸等大大小小零敲碎打的战斗中，造就了共军出色的连排班组甚至特种作战战术，很快便在后来的内战中检验了效果，而内战也为共军掌握大兵团作战提供了经验。而，现在对这场战争的胜负为什么有争议，因为战果不科学。双方全方位的差距。大到国际政治气候，小到战士的干粮服装。中方全方位落后，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那种。无论哪个政治家军事家也不会想到能打成这种结局，明明应该是压倒性胜利，明明美军应该嚼着口香糖开着坦克轻松的冲过鸭绿江。结果却被摁在三八线动弹不得，无法解释。当时的情况放到今天，依然是绝大部分人不会想到这种结果。所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队，没有之一。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珊谈历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介绍历史那些事，一会分享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收藏的论坛
枪神纪攻略 惊鸿游雪首席奶妈分享 战场上的暴力天使
1　　【PCgames 枪神纪攻略组原创】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　　枪神纪攻略对垒九大职业系列之医生，Lss&惊鸿游雪的首席奶妈：立华奏分享。从首测到内侧到本次的不删档测试都是一名热衷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玩家。在众多奶妈玩家中KD也是最高的一名玩家. 　　《枪神纪》有九大游戏职业，每一个职业的技能与玩法都不一样。刀锋的背刺，双枪的射击，烈焰的火焰等，都显示出他们不同的性格与风采。其中在游戏里最不能缺少的则是医生&&奶妈。奶妈在整个战场的中后端，为在前线的主力加血，使得队伍更加能够战胜敌方。 　　奶妈分为三种&&纯奶，兽医和暴力奶。　　纯奶，顾名思义。是为队友只加血而不伤害敌方的纯奶妈，她们给队友打来大量的治疗。兽医，就是只杀人不给队友加血加盾的奶妈，在她们的面前，人头比队友更吸引人。一般兽医是盾奶，所以请各位注意哟。　　还有一种奶妈并不会在中后端像纯奶乖乖的给主力加血，也不是像兽医只杀人，而是在加血的同时又葬送敌方的生命，这一类奶妈我们成为暴力奶。　　许多人说暴力奶既是天使也是魔鬼，说的一点也不错。在己方的面前给主力给个个职业加血让人觉得如希腊神话中的Artemis一样，而在敌方的面前，被暴力奶一个个给葬送队友的生命就不言而喻的想起了Nyx黑暗女神。　　作为暴力奶，最重要的就是预判和战斗意识，多熟悉各个职业的基本打法，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要进攻，什么时候要躲避&。　　所谓预判与第六感的衔接比较密切，但比起第六感预判有着前提，预判有些若有若无的根据，这些是预判和第六感的区别。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应对九大职业&&&&&&&&2　　医生vs刀锋　　刀锋作为近战攻击职业，其娇小的身型下隐藏着过人的爆发威力与移动速度，配合以特有的隐身、背刺技能，足矣在敌人背后予以致命一击。　　那么应对刀锋首先就要一直跳，一直跳好处很多，在应对机枪的时候也会显现出来。　　一般不是很厉害的刀锋都是从身后出现的，多注意身后的刀锋，时不时往身后点两枪，会有意外惊喜哟。当奶妈点到刀锋的时候，奶妈的麻醉枪会让刀锋减速，同时也会让隐形的刀锋显出。稍微会玩一点的刀锋，例如Lss&韩、小乔之类的刀锋都是从正面上，到了敌人身边，使用侧闪击杀敌人的。 　　医生vs烈焰　　近战的王者，以持续近身面伤害的方式攻击敌人，拥有冲锋技能，可以快速逼近，然后狂热地炙烤所有可以接近的敌人，那些想要逃跑的家伙也会死于火焰的持续灼烧中。烈焰冲刺来尽量往后退，扔个血包一边跑一边点。尽量远处点中远处点死。让烈焰近身之后，基本就是自己死了。 &&&&&&&&　　医生vs双枪　　该职业拥有最快的移动速度，可以通过走墙、翻墙、二段跳等方式无视地形障碍，在中近距离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打双枪时，预判很重要，当第一枪击中双枪之后，后面就会比较好打一些。当一些比较会跳的猴子喜欢左右跳，那就看玩家的预判能力了，预判好的话，可以把双枪在跳的过程中击杀。
　　医生vs机枪　　同时具备正面无敌和堡垒的双重特点，枪神纪机枪拥有最多的血量但移动速度最慢，并且他也可以施放一面盾墙来为自己或者队友来提供短暂的掩护。机枪的致命弱点就是他的移动速度太慢，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奶妈的麻醉枪，让他预热时基本不能移动，利用这一点，与机枪周旋，慢慢消耗机枪的血量，同时也要注意掌握好自己的血量。在机枪开&纯爷们&这个技能时，就找个掩体躲起来，等他技能结束，就可以出去打了。 &&&&&&&&　　医生vs导弹　　作为重型武器选手，该职业持有的火箭筒将会通过发射导弹对敌人进行范围性的伤害，尽管武器降低了该职业的移动速度，但其特有的喷气背包技能将会协助其移动。导弹炸人时，自己会被炸飞在空中，之后不要慌张，冷静对待，丢给自己一个血包，在空中点杀导弹。要注意控制自己血量。 　　医生vs狙击　　精准的打击与巨大的伤害是狙击手的典型特色。其拥有的最高单发伤害、超远距离击杀足矣毙命半数职业。多关注战场的情况，注意远处有没有狙击手，不要远处和狙击对点，跟他去绕绕到中近或前一点距离开始点杀狙击，注意近身别被盲狙爆头。熟悉战场中的各个狙击线，　　当自己走过狙击线时，可以跳起来突然的点几枪。 &&&&&&&&3　　医生vs奶妈　　使用麻醉枪，麻醉枪可以使敌人减速，拥有治疗技能，通过投掷治疗包，医生可以实施战术支援。和奶妈对点时，最重要的是预判能力和给自己加血的意识。 　　医生vs榴弹　　榴弹，具有红外透视技能，可以看到隐藏的敌人，并以独特地抛物线轨迹进行攻击。在双方战斗僵持不下时，榴弹的出现，将以独一无二的特性打破这种僵局。榴弹，是突破直线的那一条曲折线，是撕裂敌人防御阵地的尖兵。当榴弹在丢出第一发榴弹时，自己注意躲闪，一般第一发命中率比较高，在给自己丢一个血包之后，就可以去点榴弹了，榴弹子弹比较少，利用榴弹换子弹的时间，去击杀榴弹。 　　医生vs工程师　　该职业装备霰弹枪和声波枪，并且生命力、攻击力、移动速度等属性都略显羸弱，但其携带的高科技幽浮则可以通过变为一个可升级可维修的移动炮台而协助攻击。当要与工程师对战时，注意敌人手中的武器，要小心新出的丛林突击和普朗克-零号，这两把武器近身时可以秒奶妈。防御系不用怕，注意猥琐在角落里的三级炮台即可。　　奶妈想击杀敌人时，预判很重要，当然，想要练好预判，首先，你的电脑不能卡，玩游戏要很流畅才行，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游戏的体验。　　在对战九职业时，有一些共同的技巧：多利用地形，与各个职业去周旋;学会控制自己的血量;让敌人死在温柔的怀抱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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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越战回忆录：亲历战争的灰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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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河35224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实践、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个人的耳朵听见的战争，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参阅和转载，所以，只能是战争的灰砾。实践的、看见的无可质疑，就是听到的，也绝对真实。因为，那会儿人们不会卖弄、只会诉说，反倒有可能丢了最生动最精彩的章节和故事。因为真实，事件可能有次序上的颠倒，但不会有逻辑上的错误。如果有,只能是文笔上的误会。
　　1、接令惊魂
　　刚刚完成我们团152加农榴弹炮、122加农炮间接瞄准打坦克拖靶的保障任务，西昌的天气已是天空烈日无暖意，夜风袭来周身寒的感觉。1978年即将过去。全连的官兵可以稍稍松一口气，驻扎在冕宁县复兴公社粮站的仓库里，等候着返回营房的命令。
　　自从十一月中旬来到西昌，在这大凉山地区方圆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训练、战术演习、实弹射击等折腾了一个月，战士们真想早点回营，过元旦、春节两个一年中最轻松的月份。
　　不知道为什么，全团大部队已经全部返回营房，把我们连孤伶伶留在这曾经弥漫着硝烟的炮兵靶场。营房离西昌近千公里，需铁路运输返回。战士们看着南来北往的火车，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我们的连队踏上征程，听说铁路运输紧张，也只有等了。连队也显得休闲起来。
　　吃过午饭，我和两个战士到两华里外的复兴赶场闲逛了一小时，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了刚从连队出来、与我同年入伍的汽车驾驶员。他煞是认真地对我说：“副连长，还不快回去，该打仗了！”因为我俩同年入伍，说话比较随便，所以，我以为这是一句玩笑，便回道：“别瞎说了。”几乎在回话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铁路紧张的原因，便加快了步伐。
　　近一段时间，虽然收音机里经常有中国与越南边界地区摩擦和越南驱赶我国华侨的报道，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国之战；更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正向我和我的战友们袭来。
　　回到粮站，连长的神情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了。满院子出出进进的战士们也没那么轻松自在了，许多战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干部们的表情和行为。
　　“副连长，四点钟召开支委会。”连长用凝重的眼神看着我说。
　　“是。”我轻声而坚定地回答。
　　傍晚，临时借用了粮站仓库保管员的办公室，支委会开始了。
　　连长传达团长命令：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 随时做好准备，向云南方向开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连队不能返回原来营房而是直接开赴云南前线。支委会的委员们谁也没来得及多想，只是认真地倾听着命令的精神。命令传达完毕，指导员安排了内部保卫和思想工作任务：与会委员分成三组，分别负责炮一排、炮二排和后勤人员的思想稳定和内部保卫工作，严防战士逃跑、自杀、精神失常。我们排列了几个思想不太稳定战士的人员名单，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准向外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积极做好开跋准备。
　　当天晚饭过后六点钟，要在全连住宿的粮库里召开全连大会。各班在粮库外整队带入会场。门外已经放置了岗哨，不准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立正——！”二排长整好队，向连长敬礼：“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讲话。”
　　连长表情凝重地信步走到全连排列的方队面前：“同志们！”全连再次立正向连长行注目礼。“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作为我团先遣分队，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向云南方向开进。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段准备时间。牵引车要修理，枪械要点验，个人装备按战时要求携带，多余物品可以烧、可以扔、可以交连队由团收容队统一运回营房。”接下来，指导员进行了动员，“一炮一发放、回家用不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YS军是国家战略铁拳头”等等，全部进行了开放式讲解。战士们一个个军姿坚挺，瞪大着眼睛。是呆滞、是迷茫、还是准备战斗的姿态？作为初次听到自己要直接参加战争的战士们来说可能都有，只是每个人各占的比例不同。官兵们都知道，如果有一句话听不清楚或记不牢靠，都可能导致做不好准备遭到严厉处置，以至于在战争中丢失性命。此时，就是平时那些软塌塌的战士，看上去也像胸意间撑起了钢筋铁骨。
　　自此，连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常变换战斗分队的所在位置，是达成战术保密的重要手段。当晚后半夜一点三十五分，在周围百姓都熟睡的时候，我们连队离开了粮站，路经西昌县城向东南方向的大山里钻进。天还没亮，我们来到一个半汉族半彝族人居住的山寨。千米之外就是雅鲁江水运局所在地。上午八点半，水运局一名副局长带两名技术员和五名修理工给我们修汽车来了。我们连装备的六辆嘎斯63是产于原苏联的牵引运输车，时至78年底，已是外观新绿内脏朽的老机器，在平时野营拉练中，掉队、故障不断，弄得干部战士们头痛不已。可那是练哪，现在要打仗，延误战机、死人、失败是国家大事。修理人员们好像接受的也是死命令，昼夜不停，轮换休息，经过两天两夜，把我们连的七辆汽车全部整修一新。连队的司机们，像是去掉了长在身上多年的顽症，紧张之余，经常露出隐藏不住的笑容。连队的干部们也放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又把实弹射击后留下的弹壳和炮弹箱，全部移交给了西昌军分区。
　　汽车货厢后挡板和驾驶室两侧门上的车号，已用红纸条牢牢地粘封起来。不知底情的人，哪怕是军人也不会知道，这是哪里掉下来的一个炮兵连。
　　连队的大项工作忙完了，战士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清理自己所有的物品,废旧的胶鞋、补衣服的旧布扔在了野外，从林区老百姓家里买来的木板，赔本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炮长们把实弹射击和训练用过的口令记录纸，还有铅笔头烧毁。哪怕是能减轻一克重量也要减。
　　火炮射击时，每门火炮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技术状况、炮弹的生产批次、重量等级和射击方法，进行射击诸元的单独修正，术语叫“单独修正量”。炮长要完成六个射击目标的“单独修正量”计算，最快也要四分钟左右。为了提高取得修正量的速度，一年前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经过无数次地计算、制图、比较、测量，取得了很大进展，计算得精度最小误差0.7个高低分划、速度提高到30秒以内,形成了许多纸制图案和模型。这次野营拉练出来，我也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拿出来琢磨琢磨，现在却成了累赘。我把它们卷在一起带到村外，摊开，深情地看了看：“这里面渗着我多少心血呀。”我心情沉重地划着了火柴，伸向我心绪环绕的纸团。火在烧，心在想：“消失吧，人死了，这些也就没用了——活着回来？人都活着回来了，这些东西毁了还可惜吗？”燃烧的火焰由大变小，我的心血也变得干净起来。来风把灰火刮得四处飘散，我转头回连队去了。
　　全连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可我们还是绞尽脑汁地冥想和寻找着哪些地方还没有准备好：看看汽车尾部固定牵引钩的铁丝、拽拽固定车篷布和伪装网的绳索、摸摸机枪步枪冲锋枪的附件和备用弹夹、炊事班的战士们数点一下锅碗瓢盆和铁铲，经过几次重复检查没有了问题，人们才慢慢地放下心来。连里的干部巴望着上级的调遣命令，战士们观望着干部们的嘴巴，聆听着他们的指使。只有在夜里，人们才会真切地想想生与死的问题。有人说小韩说梦话了：“妈，我该死了，我看不见你了。”那哭腔使听到的人为之动容。虽然我没听见，但这时候不会有人造谣开玩笑。我何尝不想：“当兵的一茬又一茬，出来——回家，怎么就摊上我打仗了呢？”“逃跑？哪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当然只是一闪念，但还是想了。“85加农炮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反坦克和对碉堡火力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而直接瞄准射击距离是八百米，当然可以更近、更近，直到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炮口前。”“越南兵趴在堑壕里，我们相距三百米、五百米，我会看得他一清二楚，他会用枪向我瞄准、单发或点射地向我射击。”“敌人的炸弹或者炮弹会在我们的炮阵地上狂轰滥炸。我和我的战友们会牺牲在火炮旁……”“越南有陷阱，陷阱里面有竹签、竹签上还抹了毒。”一想到掉下去，屁股就像被刺中一样尖酸。日子就这样一昼夜一昼夜地过着，思想就在生与死之间不定的摇摆着、煎熬着，慢慢有了转机；就算死到临头，思想也不能总是在低格调中徘徊：“多残酷的战争都会有活着回来的人，我想我就能活着回来——死？死就死吧，不想它！”有时候，就在这样的想象中睡着了。
　　2、进发提神
　　日，我们连终于接到乘列车向云南开进的命令，并且明确了整个部队在开进中和到达集结地点后的代号：YS军：开进中叫860部队、到云南营地后叫48223部队；军炮团：861、48224；高炮团：862、48225；A师：901、48227……B师：911、48233……C师：921、48239…… 封闭车号、频繁地变换部队代号，更给我们增加了异样的感觉和紧张气氛。
　　时隔两日，我们连的人员和装备全部上了火车。官兵们乘坐在闷罐车里，车炮全部装在了火车平板上，纵成一路。我和几个战士在平板火车上守护车炮。黄昏时刻，坚刚的火炮昂首，炮口指向西南烟火般的天空和全连官兵雄壮地向着回营相反的方向进发。激动的心促使我站在火车平板上，眺望远处熟悉的雪山，扫视周围亲切而荒秃的高地，看着近处撒过汗水、急速捋过的沙石滩。这里也曾炮火硝烟，可那是和平时期绝对避开人性命的训练哪!我摸着身边坚硬的炮身：“这回到了前线，你可要和我们玩儿命地开开荤了。”火车加足了速度飞奔，我偶尔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直起了腰、在路上行走得人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的向他们诀别。
　　夜，很深。我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听着脚下的火车轮子踢踢踏踏地碾压着铁轨，穿过了一条条铁路隧道，跨过了一道道铁路桥梁，飞奔的气流在车门两侧呼呼作响。我知道，这是在向敌人接近、在向胜利或者死亡接近。
　　几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货运车站，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儿动静，很远处才有一点微弱的车站灯光。和我们并列停着一列火车，车上垛满了前运的物资。物资上面有两个抱枪押运的士兵，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装束。反正也睡不着，找找乐呵吧，我跳下汽车驾驶室，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对面火车上的物资和两个士兵，同时又有我们其它车炮的两个战士走到我跟前。
　　我对着押运的士兵喊：“弟兄们，哪儿来的？”
　　听到我的问话，他们俩由半躺坐直起来回答：“哈尔滨。”
　　在这祖国的大西南，年复一年地野营、训练、战术演习，走遍千山万水，很难遇上来自东北的军人，不免有些新鲜。我又问他们：“走了几天了？”
　　“六天六宿了。你们呢？”
　　“刚上火车几个小时。你们拉的什么？”
　　“野战输油管儿。”
　　我们来回问答。他们说起路过东北、华北的日日夜夜是多么地冷。在这会儿，我们倒觉得有三分的幸运了。
　　我们搭乘的列车起步先行。
　　“云南再见！”我们的战士向他们挥挥手。我们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后勤供应，我们肯定会一路领先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每次停靠车站，每两节装载车炮的列车上都会上来三四个铁路工人。他们扛着木板、拿着撬杠、铁锤和铁钉，检查车载武器装备的运输安全情况。只要守车炮的战士用脚点一点火车的地板：“师傅，这块板子有些软。”他们就立即麻利地撬下旧板子，换上新板子。在平时是没人理我们的。在GY火车站一列军车晚点发车三分钟，造成一名副站长和一名调度被抓。自此，我才真正明白了军列“特平车”的含义。
　　火车进入云南境内继续狂奔。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突然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在路基上瞄着我们，后来又几次发现，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草丛里。见得多了才知道是八一电影厂的人和部队记者在拍摄我们。
　　有时候，军列也会停靠在客车站，坐在其他列车软卧或软坐车厢里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扒开白色的窗帘看我们，像是在清点我们的汽车和火炮。“这还能保密吗？”我心里这样想着。
　　一个早上，我们在昆明西南边的一个叫中谊村的小站卸载，铁路运输结束了。乘坐在闷罐车里的官兵们卷起铺盖打好背包扔在了我们自己的汽车上。我们快速地解开车炮的摽绳，撬开车轮下的三角木。在全连官兵的指挥、看护和操纵下，车炮一辆一辆地从火车上往地面开。记者们用两台摄影机跟随着我们拍个不停。
　　在兵站吃了一顿早饭，我们改为摩托化行军。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滇池的清澈和美丽。我们避开大路，尽量隐蔽地绕行，中午到了江川县城。大休息时，一直和我们连在一起有“小和尚”戏称的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到街上刮了光头。回来时，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串过市的灯泡。他们有的叉腰、有的背手，还故意挺胸摆步，逗得大家笑声不断。街上的百姓们则看得茫然。
　　总共行驶三百四十多公里，我们来到蒙自县草坝镇，算是到了军给我团指定的战前集结地。在这之前，我们团的一个后勤分队已经来到这里。
　　草坝，是一个很小的居民镇，气候干旱。百姓的家院很多是干打垒土墙圈起来的，墙上长满了仙人掌，只见鲜花不见叶，使干黄破旧的土墙呈现出勃勃生机。正是：满墙仙人满头花、花中矮房是我家。镇子西面不远有一处营房，我们就住在了这里。这里离战区还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是YT军SE师炮兵团的营房。营房已空，只有些家属。部队的人员连同装备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拉走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营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随部队开走了，儿子也在别的部队当兵。她向我们问这问那，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已经和敌人打上了。在营区大门南边二百多米，有一条横向的小火车道。不知怎的，这位母亲知道了儿子乘火车向边界开进时要路过这里。下午四点时分，她抱着一个装了四斤水果糖的布袋，在铁路边等候。火车来了，儿子老早探出车窗向母亲招手。近了，母亲把糖袋向儿子扔去——没接住，拣起来紧跑两步，又是一次——还是没接住。云南十八怪：火车不如汽车快。母亲还是赶不上了，哭着回了家。我想：我要是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多好哇，母亲就是走出三十里、五十里也会去看我们一眼。我的家在北方，我不可能去给母亲这样的机会。如果真能见母亲一面，死前会了却一个心愿的。
　　过了两三天，团的大部队要来了。我和副指导员奉命带我连六辆嘎斯63、团四辆解放A——10汽车返回昆明接应大部队。
　　12月27日5点多钟，我们一早出发匆匆赶路。
　　到了开远至昆明的柏油公路上，尽是运甘蔗的汽车。车上，散装的甘蔗冒了尖，枝枝丫丫地伸出车厢。想吃甘蔗的人们用根小棍向着伸出车厢的甘蔗一挡，甘蔗就会滑下来一片，尽你享用。由于军人的纪律和紧张的任务，我们却无心去做这些。
　　中午，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昆明。在一个铁路货运站，我见到团的孟副参谋长，他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车站上，已经见不到与战争无关的人员和物资，火车两旁的铁路上全是军人，像是铺上了一层青纱帐，一片茫绿。兵、车、炮、舟桥船、工程机械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卸载。这是一个阴凉的天气，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城气候宜人，每个军人的帽圈儿都被汗水浸湿了。我们也以最大负荷装满十车炮弹。我要去找孟副参谋长请求指示，准备带十台车返回集结地。我带来的十台车的驾驶员里面，有四五个是玉溪兵。来时，他们都要求返回时走玉溪方向，近处的能回家或让家人来玉溪见见面。
　　回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来时走的大路，好走，但人多车多、不利于隐蔽；走玉溪方向是一条人少车少的山路，利于隐蔽但不利于车行。我向副参谋长说明了两条路各有利弊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走玉溪”的主张。副参谋长同意了。当我回到我们的汽车旁向战士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看几个玉溪兵高兴的：“副连长你真好哇，到了玉溪我给你好烟吃。”“我给你一包。”都来了。
　　十台绿色的军车像一条龙，在红土高原的大山里穿行。车上有四五个兵，他们既是我的战士，又是这大山的儿子。他们该多高兴啊！
　　天色渐黑，玉溪到了。这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很小，居民的平房散落，只有几处两层高的楼房。在街上走过，偶尔会看到两边房子没有遮严的庄稼和草地。黑糊糊的街道，极少有路灯的地方，很少有行人走过。我们要在这里宿营。汽车停在玉溪的街上，放置了岗哨。玉溪兵可以在三华里范围内活动，其余战士守车待命。我找到玉溪军分区一位领导，请求协助我们保障弹药的安全。无论我怎样说他都表示无法帮忙。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吧。在这危急的时刻，同穿军装的高官都不肯帮忙，真够呛。我要向昆明军区告他一状，他会吃不了的包子——兜着走。”想归想，没那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敌情怎样，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越南特务？我特别担心这十车炮弹被毁。我决定，找一个临街宽阔、有路灯的旅店住宿，弹药车就停放在旅店门前的大街上。弹药车都有用棚竿撑起的棚布，像个拱形的窑洞，只有后边是可以活动的布帘。我们把每两辆车尾对尾扣在一起，严防敌人投掷爆炸物袭击。玉溪兵早已全部归队，他们有的见到了叔婶，有的见到了表兄，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跟着来了。副指导员从在玉溪卷烟厂当炊事员的父亲那里拿回了最好的香烟款待我们。亲属们都很自觉地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调整车辆。弹药车摆放好后，我明确警戒要求：每两个人一班岗，任何人员或车辆不准靠近我们车辆五十米以内，这是一般人投掷手榴弹的最远距离，不听制止可以鸣枪警告，再制止不住，只要判断准确、确是袭击行为，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保卫我们的弹药。
　　我们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时，玉溪籍战士褚东明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家离玉溪城十来华里，年迈的父亲在家病得不轻，能否让他开车回家看望。我很难，想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看不久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考虑再三，交代了安全再安全，要求他调集所有家人看护好这一车炮弹并在明早五点归队。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立正、抬手向我敬礼，激动地表示：“绝对保障安全！”
　　这一夜，我和副指导员要查岗，更是担心让战士带回家的一车弹药。
　　第二天，远离的人和车安全地回来了。看上去他心情很沉重，我也没精力去多问。路上，我这从来没有牙痛过的牙也疼得厉害，以至于战后朽坏拔掉了一颗。我和副指导员还有十台车的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安全回到草坝。
　　一天以后，大部队都来到了集结地，我们到营房大门迎接他们。我团的重型火炮车队披着满身的征尘开了进来。匆忙中我见到了我们营长。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战争需要，部队开跋前，全团有二十多个职位被新人替换。我们营长也被任命为副团长。他，范英才，四川人，个子不高，紧闭的嘴唇、圆圆的眼睛透着一股凶气，是一位非常刚毅的军官。我刚入伍他就是我们营长，军人作风十足、批评人口气铿锵、态度凌厉，有时你立正站在他面前接受批评时，他的食指会几乎戳到你的鼻子：“扯蛋、四十五斤大米你白吃了！”经常会有。人们背地里称他“萨利托马他爸爸”。这个外号是阿尔巴尼亚反映二战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当地人对一个法西斯军官的称呼。想来营长也听到过，但他并不介意，他介意的是兵的好坏、连队的强弱。他特别喜爱我，认为我军事技术特好，后来兵带得也不错，在军事训练、技术比赛、实弹射击中为营里争了不少光。我也顶撞过他，但他从来没计较过我。入党、提干、嘉奖、介绍对象，他着力地培养着我在部队的前程。营长（出于个人感情，我不想用别的去称呼他）问了我一些开进中的情况后又问：“七连怎么样？”因为八月份我才从八连二排长升任七连副连长。
　　“不错，兵像个兵、官像个官，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我知道营长在了解我的基本感受，所以也没必要细说。
　　“你调九连任副连长了。下来你就到九连上任。”
　　我怔住了，问营长：“为什么？营长。我才到七连四个月？”
　　我知道，九连长马光力是七连出身，从瞄准手、炮长、排长到副连长，没在观察所干过，前四个月才到九连当连长。营长说：“他是炮阵地出身，连长要在观察所指挥。因为新技术不太熟，副指导员又留守营房没来参加战争，他要求一定要给他配一个最得力的炮阵地指挥员。”营长还说，“平时吗，时间长了他可以多练练，现在要打仗，时间不容啊！”军阀作风十足的营长此时却耐心地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我是八连出身，从炮手、瞄准手、副班长、班长到排长干了近八年时间。这个对我有着深情厚意的连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军大西南第一模范连”、我国一位元帅亲授过锦旗、有“六十八面红旗不倒”之称。“文革”前期，批判“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极盛，71年“9、13事件”后而宣告结束。72年，中央军事科学院严副院长（中将）视察我们团时评价说：“在那段大讲政治时期，看来军炮团还是偷偷地搞了些军事训练。”团长、政委评价八连说：“八连能打仗。”在当时，这些评价是多么地让人欣慰、自豪！七连呢，官兵素质都不错，“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九连呢，都是一个营，都知道，那确实逊色多了，我当然不愿意去。这会儿，允许有看法，不许有想法，只有服从命令，尽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以后的几天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营的一个指导员在向草坝开进途中，他带的炮车拐弯不及撞在大树上，车厢的炮弹把他拥挤在驾驶室里而牺牲。另一个震惊的消息也在全团传开。团队在昆明下了火车以后，二营教导员王义雄，看到昆明悠闲自在的青年男女们，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公子小姐们喝酒跳舞，老子们去前方卖命……。”就几句，差点把他军法从事——判刑，这几天一直在写检查，还没最后过关。
　　王义雄是一个非常正规、正直、通达、干练的人。当七连指导员时，他批评一个叫洛桑的藏族兵，洛桑抄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他毫不畏惧，骂道：“洛桑，你开枪。你食指一动，老子是革命烈士、你就是反革命。洛桑，你开枪！”僵持了一会儿，洛桑乖乖地放下了枪。后来人们开玩笑问洛桑“谁最厉害”时，他总是伸出大拇指说：“指导员最厉害。”
　　正直人不怕死，在敌人面前他会更厉害。不过，他说出来的那句实话、心里话，确实是犯了冒失的错误。当然，他最后还是带兵参加了战斗。
　　3、磨刀备战
　　在集结地，全团开始了大量、细致、周密的战前准备。
　　首先，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我们面临的这场战争叫“惩越援柬、保卫边疆”。越南投靠苏联、包围中国，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东南亚各国既恨又怕。如果我国不出兵打击它，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很容易因惧怕越南而倾向苏联。近年，越南敌视我们的兄弟柬埔寨，去年，又出兵向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主席）部队发动旱季攻势（实际是围剿），情况危急。我们打击越南，苏联有可能打我们，我们从外交和战略上把握，争取不让它动手。它真要动手也不怕——主持军委工作的诸葛元帅说，很多年没跟它交过锋了，让我们也试试它。面临这场战争，总设计师对世界宣布，“我们不要越南一寸土地、不扶持建立亲中政权”。H主席对部队三条指示：“不要进去过深、不要夜间作战、要快去快回”。
　　后来，考虑原来的战争口号在国际上难以通行，改成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
　　通报了敌情、战区的地形、天候和有关要求。我军正面，越方部队。第一线，杂牌部队。青年冲锋队，有男女1000多人。公安部队，有红蓝两种，红公安、全国性质，蓝公安、地方性质，一个连队120人左右，老街有三个连、红蓝公安和特工部队各一个连，谷柳，红蓝公安各两个连。公安屯部队，在我军正面有3—4个边防卡，每卡30—100人，穿便衣。第二线，有316Α师98团8营、8018营，该师一九四五年成立，只打过一次败仗；另有两个团不知道具体位置。345师，原是生产师，去年下半年改成战斗师，4—4编制，254团团部在班老，1营在那马，离团部两公里，2营在把坡，那暴还有一个营，东楼4营、马店9营。特别注意：班菲很重要，上级分析，少不了有一个营的兵力并配有120迫击炮营。侦察发现，扳甘敌人较多，可能是98团一部分。在洋堂，有敌人一个老飞机场，此地营房较多。老街地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已经撤离。我侦察部队发现，敌人白天活动少、夜间活动多。公安部队，每连插一面红旗。作战地形、道路、天候情况，从龙宝至四连山及中越交界，基本是原始森林，山势由北向南、北高南低，从东至西、东高西低，横断山脉。天候，13点以前雾大，观察困难，死角大，15—17点视线较好，侦察要上树。有些目标观察所、炮阵地都看不见，火炮不准试射。85炮上山，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敌人，炸毁机场，支援我步兵穿插、迂回。警告，没有完成任务、迁就部队是犯罪。各级指挥员要服从上级任务，教育部下服从命令，干部不能无理对待战士。战场纪律——必要时要有措施。
　　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派上了很好的用场，他们被征用到部队担任翻译。战场常用越语小册子发到每个官兵手中。“缴枪不杀！”——“隆松空叶！”——“举起手来！”人们坐着、躺着、出出进进地叨念着，训练着自己的发音和记忆。
　　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鉴于部队绝大多数人员没有打过仗，恐惧、迷茫、怕死，部队开展了“三视教育”，即：仇视、鄙视、藐视敌人。
　　越南兵扰我边民、杀我兄妹。有一天，一位老汉带十八岁的女儿到田里干活。中午，父女俩到界河边洗手，越南兵向他们开了枪，女儿倒在血泊中。父亲扒开女儿的上衣找伤口抢救发现，鲜血染红了姑娘洁白的乳房。越军向我方军民开枪的罪行经常传到我们耳朵里。由于越军的骚扰，我方多少良田荒芜，多少村庄无人敢住。越南政府剥夺了华侨的房屋和土地，把他们驱赶回国。等等越军罪行，极大地激发了我们仇视敌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心理。
　　抗美援越期间，我国给越南的武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我国无偿帮助越南建设油漆公路，他们则用钢钎戳开路面验收质量。越南人吃着我们辽宁的海带、四川的大米、河北的鸭梨，回过头来却投靠苏修，还挖山洞、调兵防着我们、开枪打我们，真是丧尽天良，成了地道的熊（苏联）崽子。鄙视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心理在我们中间由然而生。痞子、不够人性！战士们开始骂了。
　　这场战争，越南政府是穷兵黩武。它每年供给部队三个季度的粮食，一个季度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解决甚至采野果吃。我们中国兵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越南兵体小瘦弱，我们一个可以打他五个。我们大兵压境、装备充足，胜强越军几十倍。我们是杀鸡用牛刀。我们知道，越南人和美国打了多年的仗。那个年代我国的一个重要宣传内容就是，越南人民如何运用黄蜂战、竹签战、游击战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在教育中则告诉大家，游击战是我们教给越南的，可以对付美国。我们打他是师傅打徒弟。藐视他——我们来打他算看得起他了！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那里受得了这个刺激：“越南兵，非杀不可，非杀不可呀！”平时听说的什么毒蛇、越南特工队、旱蚂蝗、陷阱、毒签，全都抛在了脑后。“三视教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有官兵都摩拳擦掌准备打仗、冲锋陷阵甚至流血牺牲。
　　云南前线司令员指令：“云南方向参战部队，每人要投掷十颗手榴弹。”当我们完成这一训练时发现，百分之三四十都是哑弹。“文革”的产品会使多少军人无谓丧命。
　　我们连的各级领导的每一个人都选定了战死或战伤后的代理人，每门炮都明确了直接瞄准射击和间接瞄准射击两名瞄准手，另加一名预备瞄准手。
　　各连队校准了火炮。团里统一组织了各种火炮的射验射击和验差射击。这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弹药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测量误差的方法。汽车喷上了代表昆明军区部队的“丑”字头号牌。
　　在集结地准备了不足一个月，全团要向战区开进。团、营两级明确了到达战区后各连的驻扎地点。团里下发了行军路线图，图上标示了各营通过出发点的时间、小休息、大休息、加油的地点以及行军路线。
　　4、前出逼近
　　我们的部队又一次出发向战区开进。
　　进入战区一百多公里范围内的云南，可想是兵的天下。S个扩编的野战军和S个陆军师，预备炮兵师，独立师、独立团，边防守备师、守备团，空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和后勤部队等等。不知道是道路分配还是为了隐蔽企图，我们团向北、向东再向南，绕行三百多公里才能到达边界地区。
　　一路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单辆或几辆的军车在路上穿梭，见到了顺路蜿蜒几十公里的野战输油管儿。平远军用机场上，八枚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昂首指天，强击——5型、歼击——6型、歼击——7型等战斗飞机频繁起降。高射炮群警惕地扫视着机场周围的天空。路边，经常有搭建成串的军用帐篷，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帐篷的主人可能就是让出营房给我们居住的友军吧。
　　我们的车队过了文山地区，渐渐进入亚热带雨林地带，山高、草深、林密。在一节特别难走的路段，泥泞的路面尽是一尺左右大的石头，我们的车炮像海浪上的小船横滑纵摇地前进，汽车尾气的油烟弥漫着车队，一小时才拱了五公里。这是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没能按时完成战备公路修复任务，总设计师对他发了火，还罢了他的官。应该罢他。这哪儿是路哇，别说行车，人走也不行啊！不过有一样还好，行进中遇到的所有地方车辆都是一声不吭的停在路边给我们让路，没有一辆是在行驶中和我们会车，更看不见有超车的事情发生。
　　下午，部队停在路边休息。分坐在不同车辆上的战友们跳下车来，伸伸疲乏的腰肢又聚到了一起。我们的表情非常严肃，环顾着周围陌生而新鲜的外景，谈论着行军的感受。坐落在山脚下的茅草房住着一户人家，我们走过去找水喝，顺便打听：“老乡，越南离这儿还有多远？”五十多岁的老汉走出屋外，指指南边一座模糊的大山：“那山就是了。”隔着十几公里的平坦田地和矮山，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异国领土，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老山。那里并不是第一次战争的激烈交锋地，在后续的战斗中它才出了名。
　　过了低洼地带，上了丘陵路段，车速快了，车队像蛇爬垅地，顺着山脉走向左弯右拐起伏前行。天黑下来，车灯全部打开。跑着跑着，我带的炮车驾驶室一股刺鼻的胶臭味儿，电路出了故障，车灯灭了，模糊还能看路，就夹在车队里跑……在一处下坡的地方，我发现车向一个模糊糊的草垛冲去。
　　“停车！”我低声断吓。司机应该也发现了情况，两个人的认同，他果断地踩下制动。牵引的火炮在后面撞了好几下，车才停下来。我俩下车查看情况，是一辆马车拉着稻草迎面而来。我们的车前盖已经顶住马脖子了。
　　司机要驾车继续赶路，被我拦住了：“修车。”
　　驾驶员急切地看着我说：“副连长，那我们就掉队了？”
　　“必须把车修好，掉队我们按地图行进。”我坚定地回答。
　　我们俩抢修了十几分钟，车灯亮了；又赶了近一小时的路程，才加入了行进中的车队。
　　天，越来越黑。边界越来越近，五十公里、三十公里、二十公里。后勤、二营、一营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只剩下团部和我们三营继续向边界靠拢。这里的山，都是土山，这里的路，都是土路，这里的沟也都是土沟，路面非常狭窄。趴在路基上的一道道雨淋沟通向山底，不小心车炮就会掉下去。大约离边界还有十公里，团里下令，关闭所有车灯、刹车灯线剪断、不许有任何灯光和烟火，隐蔽行进。我们的车队像盲人探路，摸索前进。每一辆车前都有一位身披白床单的战士跑步引路。他必须边跑边观察路况，始终跑在路面的正中央。驾驶员就以车前这个“白点儿”为路中心驾驶。路基冲刷严重的地方，我们就调集全连的战士劈山填沟。
　　不知何时，各连都钻进了自己的山沟。我们九连也钻进一个山沟。停下车，我和连长前来勘察地形，在1比5万地图上钉下所在位置。这里在冷水沟以东约一千三百米，距离边界只有一千米。我们从西边进入，南面是十几米高的土岗连着东面百米高的山峰，北面是三十多米高的山腿，我和连长正站在这段长一百米、宽十几米的沟地里。土岗西面有一处一百多平方米的草房坐南朝北，房前一块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平地东面连着沟、西北靠着一座孤山、南面依着土岗、东北角挨着一个大水坑。环顾四周，我们已经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了，远处近处都是山，山上长满了竹子、橡胶树和茅草。尤其是那密密丛丛的竹林里，很可能有越南特工队在监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都准备拔枪与敌人对射。我们把车炮停在这段山沟里。战士们谁也不想去十几米远的山脚底下割草，怕碰上特工队打起来，就扒上橡胶树，擗树杈伪装车炮。我们把车炮盖了个严严实实，生怕敌人飞机过来投下照明弹和炸弹。
　　全连就地宿营。安排了六个哨位：北面山腿的橡胶林里放置了两个暗哨、车炮间游动哨一个、南面的土岗上一个、住人的草房周围两个。这间草房原来是养牲口用的，屋顶盖的是茅草，四面墙壁是用巴掌宽的竹篾子编织起来的，透着风，也透着光。全连都住在这间草房里，地铺是稻草，蚊帐用草藤吊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紧张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都睡得很香。
　　后半夜一点多钟，土岗上的哨兵进屋来唤醒了连长，说是山根儿的草丛里有发电报的声音。
　　“全连注意，紧急疏散！”连长压低着声音一声令下，各排迅速进入了各自的疏散位置待命。连长、指导员和我陆续来到土岗哨位询问情况。神情紧张、瞪大着眼睛的湖北籍哨兵虽然说得模棱两可，我们还是组织了搜捕行动。司务长带几个人原地警戒，连长、我和指导员各带一个排和后勤人员分别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搜索。我带兵穿过草地钻进山坡的竹林。我握着54式手枪走在前面，排长和战士们在两侧形成三角，有枪的端着枪、没枪的手里攥着颗手榴弹。我们搜出一百多米无功而返。指导员道是得到一个线索，他带队搜索北边橡胶工人宿舍时，一个工人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和越南人是亲戚，中越关系破裂后一直偷偷来往，搜索时还真没见到这个人。我们电话报告营里，营里让我们休息。战士们又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进入了梦乡。听着满屋战士的鼾睡声、想着哨位上警惕而紧张的哨兵，我们三个连级干部就像在危险中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不断地翻身、查岗，谁也没有睡好。这一夜真难过。
　　天，终于亮了。同志们起床。人们陆续来到清澈的水塘边刷牙、洗脸。哨位上的战士从不同方向把眼神渴望地投向平地上的战友们这里；从草屋里出来的每一个人也不由自主地先环视一下哨位上的战友；像是历险豺狼而又重逢的羔羊。再看看周围的山、草、树、车、炮，好像没那么危险，气氛轻松了许多。我们怀疑昨晚是不是“作恶梦”。
　　为了隐蔽作战部队已经开到边界的现实，上午，我们借了林场工人十几套服装，后来团里又发了一部分，全连变成了穿蓝色工作服的“橡胶工人”。
　　吃过中午饭，我带领炮长们进行单兵技术训练。我看了看地图，选了一个观察越南老街最佳、海拔200多米高的山头，对班长们说：“走吧，咱们先去看看越南吧。”他们有的赞同，有的没吭声。应该说，在六个炮长里头有的乐观胆大、有的谨慎胆小一些。我们一路搜寻着可能遭到的伏击，来到了一座紧靠边界的小山下。快爬到山顶的时候，我让他们等着，自己先上去看看——越南远处的高山已经看得见了，再近些，看见越南兵在挖堑壕。我两只手也着地，身体离地面越来越近，一边观察着一边向前爬，生怕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脑门上。没发现有枪瞄着我，就招呼班长们也上来了。我们都爬在地上，瞪大了眼睛观察着敌人的一切。
　　5、咫尺认人
　　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坐成一排面朝南观景。
　　居高临下，我们看得很远也很清楚。我们脚下就是作为中越边界的南溪河，河宽一二十米，因为是旱季水流很小，有些地方看上去蹚水可过。过河就是越南的老街，老街及周围地带海拔七八十米。在我们西面六百多米，“中越友谊（铁路）大桥”就架在南溪河快要汇入红河的头部。大桥三个桥墩、四节桥梁，两国各有一半。桥中央支起一架约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墙。紧顶着铁丝网墙的是越南一侧两节火车皮，据说那里面装满了炸药。桥的两岸，各插本国国旗，旗下就是修筑战斗工事的人们。
　　老街东南面的三个红土高地上，越南兵有的光着背、有的只穿着裤头在卖力地挖工事。骄阳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气。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越南兵身上光亮的汗迹。“唉，这些小伙子们再过几天就该死了，还这么干呢！”心中不免有些可怜他们。
　　老街的房子，都拆掉了门窗。房子的墙壁和墙角都有掏挖过的痕迹，那就是设置的枪、炮和火箭筒射孔，一个个黑窟窿有些可怕。但街面上人来人往，理发的、骑自行车的；河边院落里，大姑娘梳头的、老太太喂鸡的，都很自在。
　　老街靠河的边上，有一个越南兵在芭蕉树底下挖堑壕，因为他穿着军装，与河边的草丛、瓜果树林融为一体，一开始我们没发现。他离我们最近，直线距离一百二十米左右。他背一支冲锋枪，干得很起劲，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我们全神地看着他。当我们向他摆手时，他竟然也摆手回敬了我们。“多好的越南兵，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哇，要不是执行国家命令，干什么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议论着，“这打什么仗啊，搞不好哇，H主席让咱们来吓唬吓唬它就回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们怀着迷茫的心态下了山。
　　后来，团里下达任务，每人每天砍三棵直径不小于三十厘米、长不小于五米的野树用于修筑团战时指挥所。
　　我们全连官兵分乘几辆车到了一带荒芜的山区。这里离边界有四五公里的距离，没有了橡胶林，一小片小片的竹林散生在远近高低的山头上，草丛很多，野树却很少。人们四下散开寻找目标。我选的树在山坡的草丛里。这草常年不死、又粗又硬，只能用砍刀砍草开路。草足有三四米高，密密丛丛，我钻进了不短的距离，只能看到比路还窄的一线天，还是不见那棵树。“一定是偏离了方向”，我只能退回去重新瞄准目标，再度寻找。终于到了树底下，玩儿命地砍起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只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停下来两手拄着膝盖喘会儿气。砍倒树根、砍掉树头，就算大功告成；四肢叉开，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雨伞大得天，这时会听到虫鸣鸟叫……歇足了，抱起树干一头往山下拉。到了山下，看看战士们，有的碰破了手、有的划伤了脸、有的头上粘着草叶和树叶、有的撕破了衣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两个体弱的战士还在抱着与自己体力极不相称的树干往山下拉，体格强壮的战士们奔过去把他们接回来。把树干装好车，拉回目的地，我们又两人一根、两人一根地把树干扛到山上修工事的地方。两天，每人完成了六七棵树的砍伐任务。苦劳力，真称得上苦劳力！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和耐力。但是，还是有些娇弱的战士病倒了。
　　营地附近又挖猫耳洞。猫耳洞特小，一个人只能缩成最小的体积才能钻进去。北方兵大个子较多，每人每天才挖一个还累得够呛；南方兵小个子多、耐力强，每天能挖两个。要说平时我还不太看中小个子兵的话，现在由衷的喜欢他们。
　　战士们特别听话，从不叫苦叫累，不计较干多干少。我们几个干部看着全连的战士，真像特别懂事又能干的孩子。官兵之间无论从思想到行为似水乳交融。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上午，连长整队，全连集合完毕要出去执行任务。卫生员悠闲地在茅草房旁边的灌木上晾袜子。
　　我走过去以一种打探的口气问：“你怎么不去集合呀？”
　　“我不去！”他气冲冲地回答。
　　“那你就在家照顾几个病号吧。”我叮嘱他。
　　“我不照顾！”又是一句刺语。我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找他妈死是不是？”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定哪天我先枪毙了你。”像是憋了天大的委屈，他突然哭喊起来。
　　“我告诉你，你晚上拿枪来找我。你一枪必须把我打死，要么使我失去反抗能力，不然，第二枪你就小心我的。”我是动真心告诉了他这些。
　　连长、指导员把我们拉开。卫生员哭了很长时间。这事惊动了营里，正副教导员都来做我们的说服工作，因为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出大事。说实话，无论在哪个连队我都和战士们处得很好，战士们也都很爱戴我。
　　下来有卫生员的同乡告诉我说，卫生员从小是孤儿，可能有时候想法和行为怪异一些，让我原谅他的过激情绪。过了两三天，指导员跟我说：“前几天，我批评过卫生员，他顶撞我。咱们俩是老乡，他可能认为你在为我出气故意找他的茬儿。”其实，我对他俩的摩擦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卫生员是误会我了。其实，我也不会就此记为仇恨，无论从职务到年龄，我都应该看得宽一些，火头上，可能真的会刀枪相见，静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如果我受伤了，他肯定也会抢救我、背我。没过几天，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卫生员主动站起来作了检查。因为，官兵们都知道，在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谁失去了战友和连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战士变得孤僻、沉默无语。一班长白山伟变得焦躁、爱发脾气。我们连队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有些摇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干部、同时发动表现稳重的战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
　　拼了命似的战争准备一天天地继续着。在这里，我们在橡胶林里吃了年初一的饺子。上级给我们配发了蚊帐、口杯、饭碗、背囊、吊床、急救包、战场急救注射针、防刺胶鞋和塑料布。防刺胶鞋可以抵挡竹签和铁钉的穿刺，塑料布就让人心寒了，叫“平时可以防潮挡雨，死了可以裹尸体”。上级还告诉我们，身上不要带多少钱，死在越南人手下就被他们掏走了。自此，工资和津贴不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自己申报战场零用钱，剩余部分由团里直接寄回家。父亲收到寄回家的钱告诉母亲时，母亲反问他：“你光拿回钱来了，那人还有吗？”父亲茫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战争和随时出现的敌人，人们的高度警惕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人多了，部队和部队的素质、人和人的素质也不一样。可笑的事故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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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驻地东边的山有一个鞍部，一条小路过去住着一个步兵连。连长是六八年入伍的湖南兵，战前本来该转业了，由于扩编，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这就是“打仗给了个送死的官”。他自己住在一辆解放A——30车上，周围就放了六个岗哨。有一天夜里，连里的一个哨兵向连长说听到越南特工队打枪，全连以班为单位开始搜捕。时间长了惊动了营里，营长来到这个连正向哨兵询问情况，橡胶树上一个橡胶籽又爆开了——“叭”得一声，哨兵机灵道：“又打枪了！”营长一巴掌打了哨兵，命令连长招回搜捕分队。搜索分队陆续撤了回来。最后，有一个班没有回来，连长派通讯员去找。这里离边界很近，通讯员不敢喊，就打着电筒找。这个班埋伏着，发现有亮光过来，班长想：“好个特工队，你终于来了。”命全班一起开火，把通讯员打死了。
　　2月2号，我们营七连炊事员步枪走火，给了个行政警告处分。2月4号6点多钟，八连四班两个瞄准手浦海、肖伟强在炮车上说笑打闹。肖掏出颗手榴弹对浦说：“再说就炸死你。”浦拿起枪对着肖说：“那我就打死你。”无意中枪响了，打断了肖的胳膊。考虑同一个班的两个瞄准手，一个伤，如果再判一个刑要影响打仗，也就保了下来。一营一个司务长手枪走火，打穿了铁箱后，正好射穿了一捆面值五斤“全国通用粮票”上大写的“伍”字。接连地枪走火事故，逼得团里明令：只要发现子弹上膛就给处分。
　　2月上旬，我们得到了具体战斗任务：进攻出发地线。河口以东为YT军，坝洒以西是YY军，中间是我们YS军。YS军A师在洞坪一线、B师在曼峨一线、C师在坝洒一线。三个师沿红河排开，进攻正面达ES多公里。战斗一打响，全线进攻。渡河要求尽量偷渡，偷渡不成就强攻。我们营七、八俩连加强A师、我们九连加强B师。B师是处在整个云南前线部队中央的主攻部队，B师的YYS团又是配置在B师中间位置打穿插的尖刀部队。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YYS团强度红河和穿插。同时要求，85加农炮要靠前配置，以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渡河，并分别给各连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上级进一步强调战场纪律：我们的战争是针对越南政府和军队；所有官兵要像当年志愿军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一样，爱护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准袭击和枪杀老百姓、不准缴获老百姓的民用车辆；不准调戏和强奸妇女；对待民兵缴械教育后要释放；遇到监狱，烧毁档案、释放犯人。
　　夜里，我们三个连干部接受了具体战斗部署。刚睡下，八连长来到我们连找我。黑暗中他打听到了我睡觉的位置钻进了我的蚊帐。他小声地对我说：“坏了，危险得很哪，离敌人太近了。”我说：“我们离敌人只有三四百米，冲锋枪都能打得到。”他说：“我们只有一二百米，手枪都能打得到。”我俩讨论了一会儿，谈到危险、谈到死、谈到谁死了谁为谁的后事做点儿什么、谈到了他的前任连长肖卫常……
　　我身边的这个人叫甘敬秋，四川蓬溪人，66年兵。肖卫常，河北清苑人，70年兵，其父是南下干部，在重庆一个基建工程兵师后勤部任副部长。我刚入伍时甘是八连指挥排长，肖是我的班长。后来甘当了副连长，肖是排长，我是肖排的班长。70年代，盛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肖是积极分子，“老、中、青三结合”时，由排长直接提升为八连连长超过了甘。有一次甘犯了小错，在支委会上，肖是上纲上线批得甘狗血淋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坠落成阶级敌人、会成为军队的败类”，听得支委们浑身发冷。在我提升排长时，肖却计较平时很正常的磕磕绊绊百般阻挠，说了不少坏话。经过一段时间对我的考察，在我连代职的团副政委最后的结论是：“这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坏吗。八连，赵吉仁式的人物还有。” 赵吉仁就是肖的前任连长，心胸狭隘，他和指导员矛盾很深，两个人住一个屋子，都枕着手枪睡觉。谁干好了指导员安排的工作，他就会给谁小鞋穿。在重庆支左时，赵，一个满脸麻子浓狐臭的人靠权力和手段娶了东方机械厂一个二十岁左右非常漂亮的中提琴手为妻。赵转业后，赶上了改革开放，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去了深圳。几年后，赵却不明不白的赤身裸体孤独地死在床上。
　　全团有中央级干部的儿子，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更多，面临战争没几个人调走，肖卫常也在战前调走了。有着光荣传统的八连在雷鸣闪电到来时，甘敬秋却站到了最高处。黑暗中，我和我的老领导嘀咕着，有些遗憾、有些酸楚、也为肖的离开为八连感到羞愧。此时，我们多想有他和我们光荣地战斗在一起。
　　6、支拳窥肋
　　第二天，连队要转移到阵地所在位置。
　　红河，上游是我国云南境内的元江，中游六十公里为中越边界，自老街流入越南境内，途经越南首都河内，流入北部湾。我们战线这一段，河宽从二百多米到八十米不等，河两岸，中越两国各有一条沿河公路。上午，我们从驻地出发，途径河口县城向西，一直行驶在沿红河的公路上。这会儿，我想人人都会密切地注视着越南一侧。我看到了河那边阳光下闪着油光的公路，那是我国援建的。我们不时地发现越南兵在河对岸的草丛里站起来观察我们，他们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我们的官兵把步枪、手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箭筒都紧紧地抓在手里，心想，如果越南兵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向敌人射击。揣着随时准备和敌人干一场的心理跑了十几公里，我们住在了龙树脚一个橡胶工人的驻地。
　　在以红河为界的中国一侧，都是纵深几公里的橡胶山林。老工人都是当年开发这里的前辈。后来，又有来自重庆、成都、上海、北京和昆明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躲避战争，大多数人已经走了，龙树脚也只剩下几个人。
　　下午，B师副师长带我们勘察阵地。紧挨着边界，这里是一块河滩，借着河流急度地向南弯曲，像侧看的拇指伸向越南。隔河，正面是越南宽二三百米、纵深六七百米的开阔地带，左面是六十米高的吉旦山。吉旦山上，草丛、灌木深密，居高临下，离我们的阵地位置只有二百多米。我想，战争一旦打响，在我们抢占阵地的时候，如果山上有一挺机枪向我们射击，伤亡不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当面提出我的想法，又怕副师长认为我怕死，就私下里和连长谈。副师长听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只有摊开说了。谁知道副师长另有想法，顺水推舟，说：“这里位置也低，只能支援YYS团渡过红河。步兵翻过第一线高地，你们就有劲使不上了。不然你们就多吃苦吧，修路上山。”他指了指北面234高地，那山与这里高差一百五十米、距离一千米。副师长接着告诉我们：“那样，你们的炮火可以把步兵送得很远。”带队来的还有营里副营长和副教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吗！”于是，我们下决心修路、拉炮上山！
　　234高地，原是野草荆棘丛生，常年落叶不断。77年，林场工人放火烧了山准备以后种植橡胶树。山上土质松软，路好修、炮难行。
　　因为在山南坡修路朝向越南，每天天一黑，全连官兵便上山修路。因为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支持，官兵们只能用锹镐拼命地挖刨一宿，天亮前再用没有烧透的草木秸秆儿把翻出的新土盖上。因为时间紧迫，经过六夜苦干，土没挖多深、路没开多宽，一条拐了七十二个“之”字形弯、长达近两公里的上山路就修好了。
　　根据师首长指示，在修路期间，我带六班瞄准手刘天成进行边界侦察，以发现敌方固定目标。我俩每人带一支冲锋枪、120发子弹、一只望远镜；我另带一支手枪和一张地图。我俩每天都活动在红河边上。看着宽阔平缓东流的红河，特别爱好游泳的我要不是怕违反纪律，真想在夜里游过去转一圈儿。可在一些神秘的地方，就是到河边洗手都特别小心，惟恐绊发了水雷。岸边，硕果累累的木瓜和芭蕉，正是发黄好看的时候。我们俩搭人梯爬上一棵芭蕉树割下来一大串芭蕉，每人掰一个，用手指甲艰难地抠开芭蕉皮，咬上一口：“哎呀！”涩得拉不开舌头，就埋在草堆里，嘴里叨咕着：“等步兵过河的时候让他们吃吧。”
　　越南岸边，发了绿毛的竹签斜插在河滩上指向我方，布成了十几米宽、几百米长的蛇阵；紧挨着竹签南侧，就是一道铁丝网。我们注视着铁丝网后面和更远地方的蛛丝马迹。离界河不远的一个高地上有两个新挖的山洞，洞口朝向我方。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开了一大片，特别显眼。越南远处的高山静静的矗立着，近处的高地也静得出奇，看不到有活动的人影，只有在远一些的一个高地上，有三条断续的、高低不平的堑壕。在中间一段堑壕里，有一个越南兵右胳膊搭在架好的机枪上看着我方。我在地图上标记上了这所有的一切。
　　一天下午，我和刘天成来到红河边一个高地的树林里侦察，炮兵第S师122榴弹炮团M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也在这里。我俩正在和两位首长闲聊的时候，我发现越南一侧一男一女两个兵背着枪向边界走来。“他们是不是来某个指挥所还是暗堡执行任务？”我们严密监视，想通过他们发现一个隐蔽目标。为了看得清楚，我俩不断地变换观察位置，却被越南兵发现了。这和我们穿的橡胶工人的蓝色衣服有关。先是后边那个男兵顺势趴到了沟里据枪向我们瞄准。然后他用手摆那个女兵。女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先是怔了一下才跑下沟趴下据枪瞄准了我们。我俩顿时举枪瞄准了他们。如果不是怕随便开枪引起国际争端，我俩肯定要向越南兵射击了。几乎同时，那炮兵营长和教导员把帽檐往后脑勺一转，弓着腰跑了。对峙了一会儿，越南兵退下沟底。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他们，我们向左前方转移了一个高地继续观察，发现越南兵退去了很远才爬上沟，回去了。
　　河对面，明显的山洞和盘在高地上的堑壕谁都看得见，我们只有仔细地侦察不为人知的地方。一天，我和刘天成正在伏地观察，越南紧挨河边的高地上下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的行动诡秘而又慌张，不时地停下来仔细地观察周围的草丛和堑壕。“是不是在和隐蔽的火力点说话？是个记者走迷了路？还是想逃回国的华侨？”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我们正在用枪死死地瞄着那人的行踪，从我们旁边香蕉地里快步跑过来B师两个兵对我们说：“不要开枪。如果有越南人追过来，咱们就掩护他。”没来得及问为什么，我们答应了。
　　那个人慌忙地下了高地，顺河边向西走去，一片香蕉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本来已经没我们的事了，出于责任，我俩还是钻进香蕉地想看个究竟。我告诉刘天成在我后面十米跟进，如果我和敌人交火他就向侧面迂回，如果打散了，就各自回连队。我们警惕地摸索前进，密密的香蕉叶已经阻断了我俩之间的视线，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所在位置。接近河边，香蕉林稀疏了，离我有十二三米的河边突然站起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我以为那人已渡过河来，就用手摆他到我这边来。他怔怔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一支微声冲锋枪。我以为碰上了越南特工队，立即举枪瞄准他。他马上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听出他是河南或山东兵，越南人学话口音不可能那么像，才叫上刘天成放心地走过去。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个兵问我们。
　　“YS军炮团的。你呢？”我反问他。
　　“B师侦察连的。”
　　我又问他：“刚才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你看见了吗？”
　　他指指河对岸：“在那儿呢。”我们顺着侦察兵手指的方向向河对岸望去。那人坐在河边一蓬竹子掩映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一半淹在河水里。他坐立不安，不时地向左右和身后张望。一会儿，他跳回岸上，握着匕首在河边的堑壕里搜寻了一趟，又把河滩的竹签拔开了一条通道。他伸展几下腰臂，准备要游泳渡河的样子；突然发现了我们，才安静地坐回了那块大石头上。
　　我又问那个侦察兵：“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过来？”
　　侦察兵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夜里，我们过河侦察，发现一间草房里亮着灯，里面只有父子两人。我们就把他们押了回来。他们是华侨，家里的女人都撤到后方去了。通过我们做思想工作，他们知道回去也就没命了，答应帮我们完成侦察任务。他是昨天夜里潜藏过去的，可能没完成任务，所以不敢回来。夜里他还得进去侦察，白天只能到河边来躲躲。在这里我们可以掩护他。”侦察兵说完，我想起了前天的那件事。
　　吃过早饭，我和刘天成来到离界河不远处的高地上，看见一间砖瓦房前有一个兵走动。我们进了屋子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哀伤地垂头坐在铺着草垫的床上，一个男青年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怎么回去见你呀……”三个我国军人莫不作声地看着他们。我向一个军官打听怎么回事，军官说他们是父子俩，是华侨，昨天夜里从越南带回来的。
　　“他妈怎么了，是不是出了意外？” 我又问那军官。
　　“没看见他妈。” 那军官很没劲的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打他了？他多大了？”
　　“十七岁了呢。我们干吗打他。”
　　我怕军官不耐烦了，没有再问。年轻人哭个没完，令人心烦，如果没有这间房子，那边的越南人会听的很清楚。我嘟哝了一句：“这么大小子了，真没出息，拿枪托给他两下就好了！”
　　我再次用望远镜注视着河对岸这个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小伙子，心想：“是不是前天的他？思想转变这么快？还成了我军的侦察员，竟然这么勇敢。”我开始为当时那句不恭的话感到内疚。
　　那小伙子看见我们仨都注视着他，开始比画起来。他掏出腰间的匕首，狠劲地做了做戳杀的动作，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点了点。侦察兵告诉我们说：“他暴露了，还杀了两个人。”
　　侦察兵说我们炮兵射击需要精确的时间，上边给我们配发了电子手表，一定要看看才行。我说没有，他不相信，直到让他看了我的机械表才罢休。那会儿，电子表只是听说中的东西，是非常稀奇的。
　　虽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侦察兵已经处在很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几乎每天过界侦察，都有被越南人抓住的可能。越南人对待俘虏是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和越南的战争中，美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宁愿让中国人抓住，不愿意落在越南人手里；因为中国人优待俘虏，越南人会在他们的嘴里灌屎汤子。这次战争，我军一个侦察班长在过界侦察时被越南女兵抓住。她们把他捆在树上，把额头上的肉皮割翻下来一块遮住双眼，把他的下身割下来放在他的嘴里。我军打过去以后，发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由于过界侦察有生命危险，有的侦察兵怯懦到了极点。一个大雨倾盆的傍晚，一个侦察班要渡河执行任务，大家都上了橡皮船，最后一个人就是不上。等班长去拉他的时候，他却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后来，他在夜间站岗时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的大脚拇指，想以枪走火自伤为由逃避战斗。
　　为了得到敌人前沿具体的部署情况，我方采取了多种侦察手段。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越南有亲戚，过去来往很多，对越方地形熟悉。一天夜里，他带两个基干民兵过了河。当他们正在辨别敌方一门火炮的真伪时，敌人向他们开枪。书记带两个民兵撒腿就往回跑。敌人追过来，他们边跑边背手向后射击，跑出三百多米甩掉敌人后发现，三人手里四支手枪的子弹已全部打光。
　　侦察兵们还要抓舌头。他们在越南那边敌人出没的地方设下埋伏，在国内离边界远一点儿的高地上架一架大倍率望远镜观察，如果有敌人走近我们的埋伏点时，这边用冲锋枪打一个点射报警。我们埋伏的人就知道有目标接近并做好擒拿准备。敌人听到枪响先是一愣，看看没事，继续往前走，直到被擒。
　　越南人也真是逗气。有一次，我和刘天成看到五个越南妇女在他们的高地上走着、说着、笑着、唱着，向我们挥手高喊着：“过来呀——”这一定是敌人的诡计行动。
　　我和刘天成几天的侦察，只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些山洞、堑壕和机枪掩体，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别说我们这些业余侦察，就是专业侦察兵也让首长大失所望。他们每天夜里渡河过境侦察，抓舌头审问，得出的结论是：“边界上没有敌人”。
　　YS军曾在云南驻防十五年。抗美援越期间，YS军的参谋长曾担任过越军王牌师——316A师的师长。这次战争，316A师又是云南方向越军主力部队，听说我们军往云南一开，越军全线后撤三十公里, 给我们造成了越军怕YS军的假象。其实不然，后来才知道，敌人在边界一线设置的全部是暗堡，我军的侦察根本就没法发现他们。战争打响后抓回来的俘虏说：“别说你们侦察兵坐在我们山头上唱歌，就是坐在我枪口上，我都不会开枪。”可见我们遇到的战争滑头是多么的厉害。
　　基于“边界上没有敌人”的结论，战争打响前，昆明军区下达命令：“开战第一天，没有军区的命令，10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不准射击；节省炮弹，准备后边打硬仗。”A师给我营加强他们的两个85加农炮兵连下令：“你就是看着我们一片一片地死，不让你开炮你也不能开炮。”相比之下，B师副师长就显得英明得多、对炮兵也信任得多。他给我们连的命令是：“只要你们发现敌人，可以自行开炮，但一定要认准，不能打了自己人。”这和他是B师炮兵团长出身有关。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我国总设计师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拍桌子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越南。美国也给我国提供卫星情报说，苏联没有动静，让我们可以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国家主席的声明说，越南政府和军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有胆略、有实力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感觉到战争的临近，多数战士又刮了一次光头。上级下发了防破伤风针剂，但不够全连每人一支。连里决定给最危险岗位上的战士用。平时战士打预防针，可有几个人消极，拉肚子啦、发烧啦、躲厕所啦，找尽各种理由逃避。这会儿可不行了，有的战士开始发牢骚：“老子来打仗，连个针都舍不得给打。哪怕一人打半支呢。”可笑至极。有的说：“老子来玩儿命，连支枪也不给发，就他妈等死吧！”因为炮兵装备不是每人一支枪。对这些反映，我也有同感，手里有家伙，心里才踏实。有一次夜间，我一个人下山开会，子弹上膛、抠着手枪扳机走在草丛间的小路上。心想，哪怕是敌人拉了我的腿、堵了我的嘴，我至少能打出一发子弹，打着敌人，可能活命，就是死了，战友们也能听到枪声。这些警觉心理不是没有理由的，前天夜里，我国两个工人在我方高地上抽烟，被越南的冷枪打死了一个。
　　2月13日夜，我们开始拉炮上山。YYS团派来两个步兵连协助，民工们也帮助扛炮弹来了。85加农炮，1725公斤。天，下着雨，泥泞的路把炮轮陷下去一半，一百五十个人挟持着一门火炮。一百四十个人拽着两条拉炮绳，十来个人围在炮的周围，推的推、拉的拉。号子不敢高喊：“1——2——3！”指挥员的声音像是一股旋风从喉咙里卷出来，大家一股猛力，火炮只能向前挪动几寸或一尺多。一大把粗的尼龙拉炮绳被拉的“嘎嘎”作响，我们把两根拉炮绳并在一起。拉炮钩又拉直了，拉着绳子的几十个战士全被涌倒在山坡上。到了“之”字路，我们就像詹天佑的火车上山，来回倒着推拉。人们咬着牙，发狠有劲使不上：“要是炮能拆散了扛，每人平均才二十多斤哪！”三个多小时才拉到山上去了四门炮。最后两门炮拉到了半山腰，人们觉得实在没办法把它们弄上山去了，考虑时间也不够用了，就就地安置了阵地。六门炮都安顿好后，人们都躺在地上不动了。没有话语、没有走动、只有人们的喘息声。我们知道对面越南高地上起码有数支枪瞄向我方，烟瘾再大的人也不敢点燃一颗烟，足足休息了半小时，才下山扛炮弹。像蚂蚁搬家，人们抬的抬、扛的扛，在山路上你来我往。民工们毕竟是来帮忙的，不知道他们是气恼还是真的恨透了越南兵，反复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完，不然我们可不帮你们往山下搬了，炮也不帮你们往下拉。”每人又是两三个来回，才完成任务。山顶上，背包还在雨中淋着，我们奔向竹丛，砍回竹竿，用藤条捆架在树上当床，合雨衣而息。
　　14日夜，我们开始构筑阵地。旱蚂蝗有时会爬上我们的鞋子偷袭我们的脚腕。毒蛇早已精明地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这里土质出奇的松软。翻开表土，深层尽是些腐朽的树叶、树杈和树根，在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发着荧光。萤火虫在空中飞舞盘旋，我们犹如进入了繁星闪烁的宇宙。
　　火炮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抵抗后坐力的就是连在炮架后头的两块钢板，叫驻锄。为了让驻锄接触到足以能够抵抗后坐的硬土，每门炮都挖了一米左右深也没挖着硬土，就将就着占领了阵地。阵地前面，有一溜三米多高的茅草正好隐蔽着我们的火炮。为了不影响射击，1、2俩炮的炮长自作主张把草丛砍开了两个缺口，直挺挺的炮管提前暴露在越南人面前。第二天上午，B师炮兵科长气喘嘘嘘地爬上山来，先是表扬我们不怕吃苦，修路拉炮上山，说还要请示师司令部通报表扬。同时指出，我们的1、2炮已经暴露，必须转移。结果1、2炮又向西迁移三百多米重新占领阵地。白山伟、何东继俩炮长的胡作非为，给我们带来又一次迁炮的麻烦，也给我的指挥带来极大不便。1、2炮在西，3、6炮在东，4、5炮在山腰，使我们的炮阵地分成三块，谁和谁也投眼看不见、高喊听不见，只能靠有线电话指挥。
　　B师炮兵科长，时年四十来岁，哮喘，原来也说转业，因打仗才留下来。他要随YYS团执行穿插任务，负责指挥炮兵火力支援。因此，作战方案明确，YS军所有归属炮兵首先听从他的指挥，支援穿插。随和的他很关心我们，我们也很同情他的身体，让他少上山来，表示我们保证完成好任务。可他还是几次上山，就有关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事项再三叮嘱。B师副师长也上来过两次。他为我们下这么大决心修路、拉炮上山赞叹有佳。他说：“在没有工程机械支援的情况下做到这种地步，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位山东籍78年兵是他的警卫员，小伙子有一米八高，长得非常标致，大背一支冲锋枪、腰间挎一支手枪，恭敬而又干练。挺直的军姿、严肃的表情和红乎乎的脸庞透着他的血气方刚。副师长爱吃木薯，每次上山来，警卫员都要挖一棵扛回去烧着吃。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遭到敌人伏击，警卫员为了保卫师首长而牺牲了。
　　16日下午，“2月17日7时发起总攻”的命令传达到每个战士。自1978年12月第一次听到要打仗，官兵们惊恐地听从、忙碌地准备，现在变成了一分钟一分钟焦急地等待。
　　司务长买回了鸡，放进竹编的小笼子，每门炮后面放一个。这是因为，如果阵地遭毒气袭击，鸡就会先死，人就可以及时地采取防护措施。
　　天，渐渐地黑了。林场的一位姑娘还在我们阵地上。她是重庆知青，这几天，帮我们拉炮、扛炮弹，忙个不停。现在我们劝她回林场，她不肯，说要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说我们没有女兵，没人和她做伴。她说没关系，可以和我们一起吃住。当然我们休息也不会脱衣服。战斗中，她帮我们擦炮弹、扛炮弹、什么活都干，完全融入了我们连队的一员，和我们同生死、共命运三个昼夜。战争结束后，我们给她请功，她很快就调回重庆去了。而那些战前离开边境的知青们战后又回了林场。
　　夜里10点，战士们像木头桩子似地站在炮位上。细心的战士和干部们则寻视着没有准备好的细处。我们的一排长似乎太细心了些，他让战士给挖了一个坑，自己藏在里面，棚上盖，只留了一个向前的观察孔。战场上的这种防护措施本无可厚非，但战士们在议论中却有些微词。
　　7、刀落血飞
　　日0点，夜深人静，这是战争开始日子的第一时刻。我们的阵地被漆黑的夜幕笼罩，没有声音、没人走动、只能看到五米之内的战友和身边的火炮。周围的群山、树木、茅草也静静地矗立着。但这绝不是平静的夜晚，在我们附近的边境地带，至少有几万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在我们炮阵地的右前方数十米，我们听到了有群人“嗖嗖”地向前蹿行的声音。我们的攻击部队像攥在腋下的拳头，从我们身后的山缝里钻出来向边界袭来。不多一会儿，山下的公路上，汽车灯闪亮时，看见得全是腿，步兵们已经塞满了公路。
　　2点，红河边，一盏马灯亮了，渡船的马达响了，却没听到枪声。看来敌人没有在这里设防，执行穿插任务的YYS团偷渡红河成功。
　　马灯、马达，这样明目张胆地过河，却没有遭到阻击。我们的心都要凉透了：“难道战争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开始，一直到结束吗？”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向敌人射击的命令，可是没有敌人。夜幕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我多想透过夜幕看见，在我们对面离界河一百来米，越南高地上的两个山洞。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了一大片，洞里可以容纳一百五十多人；还有堑壕、机枪火力点；难道那是专门做给我们看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战场情况的不可知性。
　　突然，我们东南方向很远的地方无数枪声大作，像年初一最热闹的鞭炮。
　　“东边打起来啦！”有人高喊了一声，我们为之一振。高潮的枪声持续了十来分钟，下来就是零星的枪响。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开始，我们等待着7点的时刻。
　　“已经占领30号高地！”5点多钟，穿插部队传来消息，“已经占领42号高地。”两个高地已被我们前边的穿插部队占领，还是没有枪响。“完了，我们的炮弹真的打不出去了。”我们这样想着，有些心灰意冷。其实，作为我们既没有参加过战争又不懂步兵战术的炮兵来说是远远地想错了。
　　日7点整，“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争正式打响。“全连射击，30号目标，10发急速射装填！”——“放！”我们的射击，随着全线总攻的开始也开始了。炮口上，巨声的怒吼、喷射的火焰、猛击一掌般的冲击波像憋在官兵身上三个月的全部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整个前线，远的、近的、左的、右的，枪声、炮声、各种火器轰轰响起。曳光子弹、曳光炮弹划破夜空飞向越南国土。光、声、热浪充斥了整个天空和大地，空中布满了厚厚的钢铁云层。我和我的战士们像是跳入烈火中的金刚，高举的指挥旗、抱在胸前的炮弹、握在手里的击发杠杆、挑在十字镐上的炮弹壳狂挥劲舞。我们的火炮像一匹匹发了疯的怪物，剧烈地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喷吐着火焰。YYS团的弟兄们用无线话机向我们通报着他们进攻的消息，引导着我们的火炮射击：“已经占领41号高地。42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放！”“已经占领43号高地，41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放！”……穿插部队只所以让我们七次向已经占领过的高地射击，是防止敌人从后面包抄他们。
　　一次次地射击，强烈的震撼、热浪的冲击和刺眼的火光搞的战士们头昏眼花。他们必须坚持战斗，一次次地装填炮弹、清理炮位、加固驻锄。班长要指挥全班、要计算单炮的修正量，还要观察每一个战士的动作和火炮的战斗状况。钻在坑里的一排长的口令很难让班长听得清楚。情急之下，一班长拿起十字镐搂开了他的顶盖，喊到：“你给我出来！我听不清你的口令！”一排长也只好到地面上来指挥了。
　　天，还没有一丝发白的迹象。我们前面这一片黑乎乎的地带上，斗杀、伤残、死亡还在继续。
　　“29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装填！”我又一次下达了射击口令。各炮装定射击诸元，装定引信，传递、装填炮弹——“放！”又一轮射击开始。我们看见，我们射出的炮弹在29号高地上闪闪发光。各炮刚打了几发炮弹，前方口令改为“15发急速射”；我想前方一定是遇到了强劲的敌人，并确信我们的火炮是第一次向敌人的肉体射击。各炮打了十二三发炮弹的时候，前方突然叫了“停止射击”。两次突如其来的口令变故促使我必须问个明白。我打电话问连长射击效果怎样，连长回答说“不好”。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指挥和技术。原来，是前方的步兵营长出了问题。他命令四连占领了29号高地，却忘了此事，又让五连去占领。五连向上偷袭的时候，四连以为是抄后路的敌人攻上来，就打。五连向营长报告，29号高地遇到了敌人阻击，请求炮火支援。随即我们接到射击口令。在我们进行射击准备的时候，五连等不及了，由副连长担任队长的突击队便先行发起了强攻。突击队刚和四连接上火，我们的火炮射击也开始了。突击队连滚带爬退了下来，确让四连重机枪打伤七人。占据着29号高地的四连发现炮火从己方过来，立即报告了营长。营长这才恍然大悟，命令我们立即停止了射击。
　　一线部队过河以后，舟桥部队开始在红河上架设浮桥。敌人的炮兵、零星分队和单兵不断进行骚扰射击。一个舟桥部队的班长正拼命地指挥架桥，一个战士发现班长身上有血迹，喊了一声：“班长，你负伤了。”班长往腋下一摸，发现满手是血，当即昏了过去。
　　西线，C师一处攻击地段上，越南设置了紧贴红河水面的暗堡射孔。我突击部队乘竹筏强渡红河受阻，多次攻击都没达到目的，伤亡很大，至天亮已有一名副团长牺牲。战斗非常惨烈。至上午九点钟左右，才有一个小分队从侧翼突破红河。
　　东线，A师攻击地段上。越军以230高地为支撑点，严重地阻滞了我军进攻。攻击230高地的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团”的连队。攻击前，团长将一把该团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本军官的战刀交给连长刘志刚说：“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团的光荣传统冲上230高地！”
　　步兵连发起第一次攻击，越军暴露出五个暗堡火力点阻击。攻击分队是不会遇到阻击就撤退的，他们高喊着冲杀的口号强攻猛打，想一举拿下这个高地。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终究打退了我方的进攻。步兵连组织爆破组进行爆破，40火箭筒、肩扛无后坐力炮、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相继攻击，摧毁了这五个火力点，然后发起第二次攻击。狡猾的敌人又是五个火力点暴露出来。再爆破、再攻击。第三次攻击开始，连长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就在冲锋号响起的时候，无数发子弹穿透了连长的身体，他倒下了。三次攻击均未奏效，全连伤亡一半、连长牺牲。我团加强给A师的两个炮兵连距离230高地只有800米。在这个距离上，一般技术的85加农炮班打方砖大小的碉堡射孔能做到百发百中。但是他们不用。真让我们两个连偿到了“看着一片一片地死也不准开炮”的滋味。官兵们骂娘、咬牙切齿。
　　谁也想不明白，A师怎么会这么信不过我们军炮团的两个连队？其实，他们是出于“边界没有敌人”、H主席又不让进去过深；认为打仗的机会极少，有目标不能让炮兵抢了头功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可见指挥员的思想方法（或者叫思想意识）决定着多少人的性命。
　　天已大亮。红军团的连队持续不断地攻击230高地，但一直没有拿下。我们两个炮兵连失去了夜幕的掩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有越军的子弹向阵地飞来，零星炮弹也在阵地爆炸。A师司令部担心我们两个炮兵连遭到更激烈的炮火袭击，命令他们撤出阵地。十二门火炮在汽车的牵引下，一辆挨一辆的艰难地后撤。最后一门火炮刚离开炮位二三十米，“红军团”团长急匆匆找到炮阵地上来，他高喊着：“谁让你们撤了，拉回来给我打！你们要把这个230高地给我盖过去、再给我盖过来、再盖过去、再盖过来……”他脸色黄白、怒瞪着眼睛、反复地挥舞着胳膊比画着。看来230高地的敌人使他非常恼火。经请示，师司令部立即批准了团长的请求。河滩上，舟桥、坦克、步兵、后勤部队各选各的路，已经挤满了河滩，撤远的火炮不可能再调头回来。只有撤在最后的八连一门炮原地摘炮、驻锄没挖，副连长张士清、副指导员胡贵堂各按住一个大架、便向着230高地开始射击。步兵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暗堡一个个被摧毁。一共打了十八发炮弹，步兵们顺利地冲上高地。他们振臂高呼：“炮兵万岁！”团长孩子般高兴地倒地、迅即又站起来对着炮兵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
　　A师另外一地。一辆62式坦克加足了马力，履带哗啦啦响着刚冲上高地的顶峰，“嘭”一声闷响，只见坦克车身冒起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又是一辆坦克冲了上去，又是一声闷响、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我们的坦克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油滑的越南兵可能已经见好就收了。第三辆坦克开始冲锋，冲到山顶对着可疑方向先发开炮，坦克机枪随即扫射，保住了性命。步兵跟着冲了上去。
　　整个战线情况的出乎预料，使我军认识到，边界上不是没有敌人，而正是一个最锋利的刀刃。我军纵深处大口径火炮的发射声、前面的爆炸声不断地隆隆作响。
　　我们连对面，越南人放弃了固守的阵地和村子，奔跑着向30号高地上溃逃。我军步兵奔跑着、射击着扫荡他们。我军直接瞄准射击的85高炮、57高炮，也支援了地面战斗。双管儿37高炮、四管儿14.5高射机枪的炮弹、子弹拖着红红的尾巴成排成串地钻进30号高地的草丛、树林里。
　　我们连的炊事班在山下树林里做好饭，背的背、抬的抬给我们送饭来。他们吃力地爬到离我们阵地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一次射击突然开始，背行军锅的战士本来就累得晕头转向，强烈的震响使他一失足滚倒在地——背架离了人、锅离了背架、锅盖离了锅，米饭大块大块地滚了一地。炊事员们很心疼地小心收拣起来送到阵地上，我们的战士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
　　我们连处在高地上，晴朗的天气使我们对越方三公里范围内的景象一览无余。我们看见，对面红河的岸边本来是一片河水冲刷的泥沙滩，在我再熟悉不过的这片泥沙滩上却出现了一片绿色草地。借助望远镜仔细辨认才知道，原来是步兵过河后，把背囊全部扔在了这里。
　　上午九点，我们连接到B师命令，准备向前推移我们的阵地。我们几个干部到红河边勘察。红河边上，已经被步兵们踩踏地泛起了泥浆。舟桥部队的车辆、人员，坦克部队，后勤分队都挤在了这一狭小地区。如果我们在这里占领阵地，很难顺利地执行射击任务，只有放弃了。我们站在解放牌汽车上返回时，在一个距离边界几百米、长着小树的土山包后面，有我军一个迫击炮分队正在急速地射击：“嘣——嘣嘣！”那声音没有震撼和刺激，像起开啤酒瓶盖子，悦耳动听。
　　我们连继续占守在234高地的阵地上。上午十点左右，担架排着队越过红河回到国内。战死或战伤的官兵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他们刚才还像脱缰的野马冲向敌阵，是在与敌人的搏斗中，敌人的子弹、弹片或刺刀穿透了他们的身体。看到我们的人被打成这样，我和我的战士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怒瞪着眼睛，咬紧牙关看着被抬回来的战友，狠不得端起冲锋枪面对面向敌人扫射。
　　B师还在继续战斗。距我们阵地2000米有一个曼瓜村。早上，我穿插部队YYS团过河不久便攻进了村子，把老百姓圈到村东面一处低洼地带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