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 著名战争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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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 著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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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挺糊涂的！三国时期那两次稀里糊涂的战争?
　　三国是讲究权谋的，尤其是那些谋士，往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何能在战争克敌制胜，是一些战略家精心思考的问题。不过三国里也有一些这样的战争，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稀里糊涂的参与战斗，却能获得胜利。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三国有两次战争，第一次是江东猛虎孙坚和荆州刘表手下的黄祖发生激战，当时孙坚打败了黄祖，乘胜追击。眼看黄祖无路可逃，这时黄祖的部将在密林处射来很多箭。不想身先士卒的孙坚却被一阵乱箭给射死了。据三国志记载：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资治通鉴上也说：初平三年“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其将黄祖逆战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遂围襄阳。表夜遣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看来，说法大致相同，都是黄祖不敌江东猛虎孙坚的锐气。黄祖此胜，纯属侥幸，不过因此而杀死了孙坚，得以名扬天下。　　第二次战争发生在曹操派兵攻打汉中，当时汉中属于张鲁，张鲁想投降，可是弟弟张卫却不服气，立誓要与曹军一搏。双方相持了数月，后方粮食无法接济，曹操提议退兵，手下郭谌极力劝阻，那天晚上，很多的麋鹿冲进张卫的营盘，张卫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的大营被曹操攻陷，于是率众投降。史书上说：“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初，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不过两次战争尽管都是稀里糊涂，并且获胜方都是在无可无不可的情况下获胜的，其实也有必胜的原因：　　其一，失败者一方。孙坚这个人虽然作战英勇，当年连董卓也畏惧三分，但是过于轻敌，史书上说他“西湖!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两军对垒，作为主帅，冲锋陷阵是必要的，但是经常身先士卒，并且身边没有接应的人物，缘何不败。孙坚如此，他的儿子孙策也是这样;至于张卫，既然铁了心要与曹操争锋，就应该深思熟虑，胆大心细，不能畏首畏尾。张卫的失败主要在于不会解决突发事件。　　其二，获胜者一方。黄祖尽管被孙坚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经过战争的洗礼，多多少少的战斗经验还是有的，尤其是手下护主心切帮助了他，结果形势发生了逆转;至于曹操久经大敌，自然知道如何运筹，因此看似荒诞不经的战争，其实也有取胜之道。欢迎大家参与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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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大礼包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共历九十年，包括三国的形成、斗争和统一三个阶段复杂的演变过程。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 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形成的历史，一般是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开始。 这是因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是在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魏、蜀、吴三国政权正式建立之前，三足鼎立的基石就已基本奠定。　　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初期，中原地区所形成的相互斗争的中心是袁绍、袁术兄弟二人的争夺。二袁以“四世三公”的声势，割据的州牧莫能与之争衡。曹操据有兖州是袁绍所扶植；孙策开拓江东，则系袁术所派遣。二袁离析，互相火并，遂使具有雄图大志者得以观变待时，乘势崛起。经过长期的混战、兼并，曹操统一了北方，孙策平定了江东，使当时州牧割据的大分裂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各个地区的局部统一。　　曹操统一北方，孙权崛起江东，刘备寄寓荆襄，三家都觊觎荆州。曹操兵下荆州，扩张势力，又引起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击败曹操，基本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石。曹操败退北方后，对孙刘采取战略防御，转用兵力经营关中和陇右。孙权致力于扬、交二州的开拓。刘备乘间袭取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三国形成经历三十年的过程中，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群雄竞争，人才蔚起。其谋国料敌，机巧权变，识见深远，决策明智，足供后人借鉴取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袁绍“四世三公”，声威显赫，拥有北方四州之地，兵多将广，何以在官渡一战，一败涂地？曹操兵下江南，“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何以会兵败赤壁？孙策、刘备初先并无尺寸凭藉，何以能乘时崛起，鼎立建国？历史人物的浮沉，事功的盛衰，战争的胜败有它的因果轨迹可循，在政治、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本文将就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性战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及三国统一，从战略运用的角度作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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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序幕——黄巾起义　　东汉初期国家复为一统，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省简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广求民瘼（百姓疾苦），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不敢懈怠），百姓宽息”（《后汉书·循吏列传》），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参政。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年时间。其后便走向贪腐，巧取豪夺，谋权谋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将自己推向灭亡。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同宦官的专权及其互相的斗争。　　宦官并没有夺取汉朝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东汉孝章帝（公元76年—88年在位）刘炟（dá）死后，年仅十岁的汉孝和帝刘肇继位，窦太后【章帝皇后，其母为光武帝刘秀长子东海恭王刘彊（qiáng）之女沘阳公主】临朝， 窦宪（窦融曾孙，窦太后兄）专权，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窦宪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边，于是便同中常侍（秩比二千石，东汉多以宦官任此职）郑众定计诛除了窦氏。　　汉和帝亲政后一改外戚擅权时的奢靡贪腐之风，励精图治，东汉国力趋于极盛，史称“永元之隆”。但宦官用权也自此始。郑众因诛除窦氏有功，封鄛（cháo）乡侯，迁大长秋（长秋宫为皇后居住所在，大长秋即皇后官属的负责人），乘势豫政。这个头一开，竟一发不可收拾，遂使以后百余年间的东汉朝廷内部斗争更加激化。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天子遂成傀儡，惟拱手而已。　　汉顺帝时，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后为大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梁氏父子试图同宦官相勾结，把许多宦官子弟举荐到地方做官。汉顺帝死后，冲帝夭亡。汉质帝八岁继位，年幼不懂事，朝会时竟目视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不久被梁冀毒死。　　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三公要员认为，连续几年间，帝王之位，三次断绝，因而向梁冀建议“详择其人，务存圣明（得到一位圣明的天子）”，并且推荐“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宦官中常侍曹腾因曾受到过刘蒜的怠慢，心有不满，便夤夜造访梁冀，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现在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又布满天下，多有过错。清河王严厉明察，如真立为皇帝，“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以长保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汉质帝本初元年》）。　　这番出于私心拒立严明之君的话深深打动了梁冀企图长久垄断朝政的心。于是梁冀第二天朝会公卿，言辞激烈，气势汹汹，宣布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曹腾因拥戴之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梁冀专权，得到宦官曹腾的支持，这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是极为特殊的一页。这不仅使梁冀得以长时间秉政，而且也使曹腾获得比其他宦官要好得多的名声。　　蠡吾侯刘志继位后，即汉桓帝。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共谋，诛杀了梁冀及其宗亲，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官）（罢）黜者三百余人”（《后汉书·梁统列传》）。朝堂为之一空。单超等五人因谋诛梁有功，被同日封为县侯，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同三公。至此，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史载：“（五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他们倚奉桓帝，贪纵专权，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后汉书·宦者列传》），乃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侯”死后，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张让相继用权。宦官势力越来越大，“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汉桓帝延熹八年》）。即宦官本来只是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而今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倍受过份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凡是依附宦官的人，就推荐他们做官；凡是违忤的人，就随便找个借口进行中伤。宦官的住处一如王公规制，富可敌国，连奴仆侍妾都穿着精致的细绢织成的衣服。　　桓帝死后，外戚窦武（窦融玄孙）与中常侍曹节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窦武与太傅陈蕃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混乱海内，谋划将他们除掉。谋泄，王甫等先发制人，假传圣旨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以兵相抗，不敌自杀。窦太后（即窦妙。窦武长女，桓帝皇后）也被软禁于云台。这事之后，宦官的权力愈大，甚至在设官立制上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如让曹节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用事，天子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军权。
　　称起义不恰当，应称“黄巾之乱”。
　　党锢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另一重大事件。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竞相贪暴，不管哪方上台，带给百姓的都是灾难。尤其是宦官势力的发展，“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汉桓帝延熹六年》），阻断了官僚士大夫的进迁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并起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党锢虽然禁锢了党人，但在客观上却活跃了党人的思维，推动了士族知识分子公开议论朝政的风气的形成。史载：“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汉灵帝建宁二年》）意思是说，李膺等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文人都很尊敬他们，认为是朝廷政治污浊，盼望能跟他们结交，唯恐不被他们接纳，而他们也互相赞誉，各具美名。这样一来，士人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很多中央和地方官吏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在“党人”一边，他们的子弟也着力自觉地脱离同宦官的干系，想方设法使自己士人化。如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宦官后代。　　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激励着诸多关心社会的隐士。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那么多在朝或在野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计之士涌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小虫等456
15:45:46　　称起义不恰当，应称“黄巾之乱”。[d:坏笑]　　-----------------------------　　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谢谢支持！
　　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宦官们让他们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以致）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到汉灵帝时，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卖官鬻（yù）爵，贿赂通行，对百姓的盘剥日益加重，以致“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后汉书·宦者列传》）。又加水、旱、蝗、风、雹等天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饿殍（piǎo）遍地。劳苦大众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诸多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给了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由张角兄弟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张角，河北巨鹿人，创太平道，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做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史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意思是张角信奉黄、老之学，收养弟子，用符水念咒治病，病人有治好的，老百姓因而相信他。　　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周游四方，以做好事的方式教化天下人，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发展到数十万。于是联络各郡国信徒，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莫不响应。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提出“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指农民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的政治口号。　　起义前，事先本拟定“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的大规模起事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方提前于二月起义，并以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黄巾”，也称“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　　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吓坏了东汉朝廷，灵帝敕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在各个主要关隘之地设置都尉把守；任命外戚、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洛阳附近），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后汉书·窦何列传》），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同时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灵帝听从了北地太守皇甫嵩的意见，解除党禁，“出（宫）中藏钱、西园厩马”以赐军士，急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以讨黄巾。当时，黄巾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冀州，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二是颍川，由波才、彭脱等指挥；三是南阳，由自称“神上使”的张曼成指挥。灵帝以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 ），镇压河北张角；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jùn）， “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合四万余人，会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汝南黄巾军波才、彭脱部。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 波才击败朱儁，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由于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戒备松懈，被皇甫嵩利用暗夜，乘风纵火，大破之，斩首数万级。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追波才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击彭脱于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并破之。八月，皇甫嵩又破东郡黄巾卜己于苍亭（今山东阳谷北），斩级七千余，生擒卜己。至此，东郡、汝南和颍川三郡的黄巾军先后被各个击破。　　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与南阳太守秦颉相持百余日，张曼成战死后，赵弘代为统帅，攻克了宛城，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六月，朱儁在镇压了颍川黄巾后，转用兵力，会合荆州刺史徐趚（sù）和秦颉，围攻宛城两月有余，杀赵弘，攻破宛城。黄巾余部由孙夏率领于十一月向西鄂（今河南南召东南）西南的山地撤退。朱儁追击至西鄂精山，击斩孙夏，斩首万余级，余众溃散，南阳地区的黄巾军也被消灭。　　河北黄巾军在张角指挥下，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北中郎将卢植率军全力进攻张角，数战皆捷，进围广宗。这时桓帝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军前查看形势，有人就劝卢植给左丰送钱物贿赂，以免左丰回朝后胡说八道，卢植不肯。果然，左丰回去后对桓帝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桓帝大怒，遂槛车囚送卢植回洛阳，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继续围攻广宗。　　董卓围攻广宗两三个月无功，广宗、下曲阳仍然屹立不动。十月，桓帝诏令皇甫嵩接替董卓。这时，张角已病死，其弟张梁继任。皇甫嵩趁张梁久战之后戒备松懈，发动夜袭，大破黄巾军，阵斩张梁，获首三万余级，焚烧车辆辎重三万多辆，俘虏黄巾妻室儿女无数。又挖开张角坟墓，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转攻下曲阳，黄巾主帅张宝战死，获首十余万级。桓帝得报大喜，拜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又以黄巾既平，遂改元中平。至此，黄河南北的三支黄巾军主力，起事仅仅九个月就都被击溃。其后继起的其他黄巾军如青州黄巾、白波黄巾、益州黄巾和冀州黑山军亦先后遭到地方军阀的镇压而失败。
　　从秦末以来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来看，黄巾起义比之陈胜、吴广起义和绿林、赤眉起义有相同的进步意义，而在起义的策略上更为巧妙。　　一、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指出了东汉王朝必然要被消灭，并明确了农民政权一定要建立。比陈胜、吴广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更为进步。　　二、起义事先有秘密的领导人。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进行了十多年的长期秘密准备。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拥有信徒，多至数十万人。张角将他们组成三十六方，每方六、七千至万余人不等，各设渠帅统率，统一由张角指挥。　　三、事先拟定了大规模起义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部，提前于二月起义，并规定人人头戴黄巾作为标志，这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所以起义一爆发，“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四、利用宗教，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宣传组织，便于麻痹官府，接近群众，所以有些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光和六年》），不加禁止，这就有利于起义发动。
　　黄巾起义的失败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有它难以战胜的敌对势力：东汉王朝虽然是腐朽的，但比起秦二世和新莽的统治却有力的多。它手里直接掌握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不比秦二世和新莽，把大量的军队调去戍边或用于对外战争，当起义风暴掀起后，东汉政权不像秦二世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下令“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中平元年》），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鼓励各地豪强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修筑坞壁，扩大武装，组织起来抵抗黄巾军；下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并向朝廷推荐有作战经验的人听候调用；编练新军，镇压起义；还发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可以说，东汉王朝是联合统一了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对付黄巾军。这是因为，黄巾起义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各个集团自然地联合起来对付农民起义军。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各统治集团反对黄巾军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想在农民起义军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波涛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实现他们各自的野心，这就增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疯狂性和残暴性。黄巾起义遭到失败，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这是一条重要的客观原因。　　在军事部署上，东汉王朝采取了“进剿和防堵”两相结合的措施：一方面调派部队进行镇压，并命南阳一带的地方官加强防守，隔绝各部黄巾军的联系，把三支黄巾军的主力封闭在起义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另一方面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使起义不致冲垮东汉王朝的指挥中枢，影响它的发号施令。这些部署给黄巾军夺取胜利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大的困难。　　从主观上来看，黄巾军有它自身组织领导上的缺陷和军事战略、策略运筹上的失误。　　一、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起义领导人张角既然利用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太平道”进行宣传组织，所接收的信徒，包括后来担任各方的渠帅，不免多为市井的平民和农民。他们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不懂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们参加起义，攻州郡，打坞壁，杀官吏，斗豪强，有破坏旧制度、旧秩序的豪情壮志，但缺少巩固胜利，建立新的统治政权的才干韬略。起义力量愈壮大，破坏的地方愈多，给它本身带来如何安定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愈多。他们提出“黄天当立”，但应如何“立”，没有一套具体的章法。结果“黄天当立”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能鼓动于一时。　　二、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　　组成起义军的基本力量起初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流民，以后加入了在地主坞壁内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农奴。他们扶老携幼，全家随军，起义军中既有精装男丁，亦有老弱妇幼。表面看起来，阵容庞大，声势浩荡，但行军作战，部队行动受拖累，将士有后顾。自古以来，家属随军作战，兵家所忌。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农民群众杀贪官，清官府，打坞壁，没收他们的财产后，没有重视建立自己的的地方政权，安置将士家属，从事生产，以减除部队行军作战的拖累，起义军受到官军重兵进攻时，遭致失败。　　三、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　　起义军在战略指导上，缺乏统一的指挥。起义开始时，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所以出现“八州并起”，天下响应的大好局面。但是起义以后，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互相之间难以支援和配合。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只坐镇河北广宗一地，既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以指导各地起义军的行动，也未能主动与其他起义军配合。当皇甫嵩、朱儁率军镇压颍川的波才部时，其他起义军纠缠于当地的官军，未与波才部进行有力的配合，以致政府军击破波才部后，又转用兵力反击南阳地区的黄巾张曼成部。结果，各路黄巾军被封闭在各个起义地区，互不连系，致遭各个击破，这是黄巾军在战略指导上重大的失误。　　四、攻坚守要，消耗实力，未运用流动作战的战役指导　　起义发动时，攻官府，打坞壁，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这是必要的，但在政府军集中力量开始镇压时，继续胶着在一个地区，攻打坚城或困守孤城，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都是失策的。如：波才部长期攻打长社，张曼成部坚守宛城，他们打得虽然英勇顽强，但消耗了自己的精壮力量，终遭失败。如果起义领导人认识到敌强己弱的整个形势，在作战指导上有统一的战略行动，避免在没有必要略取或坚守的地区如长社和宛城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而采取机动作战，避实击虚，与敌周旋，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可能会逐步导致胜利。　　五、没有政治号召　　起义军的领导人张角领导起义后，没有政治号召，不善于运用策略去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来壮大起义阵营。起义后，应当树立核心的领导力量，再争取团结各阶层的人士来共同对抗东汉王朝，既斗力又斗智。起义军的领导人不懂运用策略，结果以胜利起事，却以失败告终。
　　黄巾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沉重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打击了统治集团，使以后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之属，不得不改良政治，缓和与人民的矛盾。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反抗的烈火。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及黄巾起义的冲击，中央朝廷的权力和威望都大大削弱，地方官的权力逐渐增大。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州郡牧守，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形成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成为实际上的一方之主，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皇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 由于皇帝年幼，何太后临朝称制，太后异母兄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掌握朝政。刘辩继位后不久，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即发生火并。　　灵帝生前不喜欢刘辩，而喜欢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刘协。他认为刘辩行为轻佻，没有帝王的威仪，不适合做皇帝，想立刘协为太子。但因何皇后在宫中受宠，而且何皇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位高权重，因此立太子之事久拖不决。为分何进军权，灵帝设西园八校尉，并以自己信任的宦官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注：西园八校尉为灵帝中平五年，在洛阳西园招募设立的军事组织。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诸校尉统于蹇硕，由其总管各军】。　　灵帝病重之际，将刘协托付给蹇硕。蹇硕欲除去何进立刘协为帝，因此计划在何进进宫时将其诛除。何进刚从外朝进入后宫，蹇硕的司马潘隐是何进的旧识，在迎接何进时用眼神暗示。何进大惊，急忙逃回军营，称病不再入宫。　　刘辩继位后，何进掌握大权，蹇硕也知道事情不妙，因此写信给宦官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说：大将军兄弟控制朝政，独断专行，如今与天下的党人策划要诛杀我们。只是因为我统率禁军，而有所顾忌。现在我们应该一起动手，尽早将何进逮捕处死。但中常侍郭胜、赵忠等人或与何氏兄妹亲近，或为了自保，反而出卖了蹇硕。于是何进下令捕杀了蹇硕，将全部禁军置于自己指挥之下。　　中军校尉袁绍认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因此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知宦官久为天下共恶，因此与袁绍暗中策划，并把计划告诉何太后。何太后不听，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表示不同意。加上宦官们在皇帝左右者有的已几十年，封侯贵宠，内外勾结极为牢固，何进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袁绍等又为何进谋划，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后汉书·窦何列传》）进京，威胁太后。何进同意了，于是召凉州军阀董卓率兵进京。　　中常侍张让、段圭等宦官听到风声，遂首先发难，假称太后诏命，将何进诳入宫中，在嘉德殿前将他杀死。然后，袁绍又带兵入宫，杀尽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自此，一场历时数十年、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开始了。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　　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各个地方事实上的大小皇帝。谁有地盘，谁有兵力，谁就能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曹操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他以相对微弱的力量起步，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他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智诈并用，打下了一方天下，虽然带着未能最终统一中国的遗憾死去，但也无时不自我流露出成功的自豪。
　　楼主没信心了。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1）初露头角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据此推算，他的生年当在东汉恒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　　曹操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孕育了包括曹操在内的一大批人，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东汉不会灭亡的那么快，也不会出现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作为一代皇祖，曹操的家世本来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但至今模模糊糊，疑点颇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于曹操的家世记载很简单，除了提到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外，只有三十几个字：“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司马彪《续汉书》对上述记载作了一些补充：“腾父节，字符伟，素以仁厚称。”并且还讲了一个邻人还猪的故事。关于曹节的名字，《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续汉书》说：“曹腾父萌。”繁字“節”与“萌”字形相近，“萌”误作“節”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找不到佐证【清代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记载：“《后汉书·皇后纪》曰：‘献穆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补注》的《三少帝纪》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若腾父名节，不应复以名其女。”】。曹节大概是没有做过官，这一点在《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引魏明帝诏即可证明。否则，曹操及其后人一定会大事张扬吹嘘一番。曹节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就是曹腾。　　曹腾，字季兴，西汉相国曹参之后，是东汉后期颇有名气的宦官，所以范晔著《后汉书》时专门为其立传。汉安帝（公元107年—125年在位）时，年龄不大的曹腾即入内禁做了黄门从官。永宁元年（公元120年）， 邓太后（汉和帝皇后，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孙女）以“腾年少谨厚”（《后汉书·宦者列传》），让他侍候太子读书写字，很得太子亲爱。五年后，太子继位，就是汉顺帝，曹腾任小黄门，继而升为中常侍。中常侍是个权力很大的内官，负责传达诏令、掌管文书，是皇帝的重要跟班，容易对皇帝发生影响。桓帝立，曹腾又以拥立之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大长秋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令，秩二千石，仅比三公、九卿稍低一点。史称：曹腾“用事省闼（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推荐的），皆海内名人”（《后汉书·宦者列传》）。
　　曹操的父亲曹嵩，字巨高，是曹腾的“养子”。允许宦官“养子”，大概是从东汉开始的。因为当时的宦官“高冠长剑，纡朱怀金（佩朱绶怀金印）者，布满宫闱”，“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星罗棋布于大小城市）”，金银财宝“盈仞珍藏”，“嫱（姬妾）媛（美女）、侍儿（侍妾）、歌单（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华丽的屋子）”。爵位、财产都需要人来继承，没有亲儿子怎么办？“养子”便应运而生了。曹腾之前权宦郑众、孙程、良贺都有“养子”，而且都袭爵封侯。在既成事实和权宦的压力下，皇帝不能不承认其“合法性”。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二月，年轻的汉顺帝下诏，“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这开了历史的先河，自此以后，直至明清，宦官“养子”便成了无可非议的“成例”被沿袭下来。　　既然是“养子”，必然另有所出。那么曹操的祖宗到底姓什么呢？陈寿作《三国志》、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这两个大知识分子还未搞明白，所以只好存疑，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曹嵩是从哪家过继来的。袁绍发布的讨曹操檄文说，“父嵩乞丐携养”，只是说出身卑微，而没有说他姓什么。首先提到曹嵩姓氏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吴人作《曹瞒传》及晋人郭颁《世语》，说：“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于惇为从父兄弟。”后来，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曹氏，夏侯氏之出也。”从陈寿作《三国志》将夏侯与诸曹合为一传，以及曹操对夏侯诸兄弟的确视同本家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也并非无稽之谈。　　曹嵩曾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来有点官迷心窍，通过贿赂宦官、出钱一万万买了个太尉的官职（另一说是当时朝廷公开卖官）。因而被袁绍臭骂为“因臧（赃）买位，舆金替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讨曹檄文）。曹嵩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大概为官平平。他没有曹操那样的胆量，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花天价买的“太尉”官职，不到半年便被免去。儿子起兵后，他没有积极支持，也没有坚决反对，但“不肯相随”，带着小儿子曹德跑到琅琊（今山东胶南境）避乱，结果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下杀死。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把家世搞得模模糊糊的始作俑者就是曹操本人。东汉末年，重视门第之风已很盛行，曹操虽然很讨厌重门第轻才干的风气，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世。他对自己的亲祖讳莫如深，从不讲起。曹氏为当时大族，家势显赫，父亲曹嵩因曹氏而进而贵，官至太尉。如果曹操无视荣华富贵从曹氏而来，继别立宗，无异于自取其辱。而且自己的祖宗同曹氏相比差距甚远，即使不像袁绍所说的那样，曹嵩为“乞丐携养”，但肯定不是富贵人家，否则不会作人家的养子。就如同现今，如果不是家庭条件不好，不会去做上门女婿一样。曹操隐其所出，把自己的家世置于同各政敌的家世相等或相近的地位，无疑在客观上增加了自己的号召力。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包括曹操的政敌也不提及他的真正祖先呢？原因可能是：第一，在当时人眼里，曹嵩既为曹家“养子”，其后人就是曹氏的后代，名义上就不再是原父母的儿子了，从继统上说就同父母断绝了关系，也就不应有别的话可说。第二，在某些人特别是他的政敌看来，把曹操视为“奸阉遗丑”的后代，臭骂一通，何其快哉，管他那么多呢。
　　史称：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机警、有权术”，说的是机灵能干，反应快捷，遇事会随机应变；又诡谲多诈，工于心计。“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的是无所拘束，任性行事，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也不认真学习，没什么专长。“世人未之奇也”指当时的曹操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惟有桥玄、何颙（yóng）对他另眼相看。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南）人。灵帝初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迁司空、转司徒，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迁太尉。后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死后“家无居业，丧无所殡”。据说曹操地位卑贱时，曾去看望过桥玄。桥玄见而异之，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并愿以妻子为托。曹操常感其知己，在后来的戎马岁月中经过桥玄墓时，还去进行了祭拜，并写了一篇很漂亮的祭文【见《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褒赏令》载文略有不同】。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今湖北襄阳东北）人。因与陈蕃、李膺相好，被宦官诬陷，于是改名换姓逃亡到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所过之处皆结纳豪杰，在荆州、豫州一带颇有名声。袁绍仰慕其为人，也暗中与他往来。党锢解除后，在司空府任官。董卓秉政时，何颙曾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除董。后因他事被董卓收捕，忧愤死去。史载，何颙见到少年曹操时，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桥玄为了让少年曹操及早显名，曾介绍他去结交许劭。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讲节操，好品论人物，以看人看得准而被人赞誉。东汉末年有一个风气，叫作人物品评。即一个人要出人头地，要混入上流社会，必须要有著名的人物品评家品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给写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许劭就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品评家。他在每月初一，与一些有名望的人，要对当时的乡党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因此称做“月旦评”。　　曹操为此常常“卑辞厚礼”去找许劭。但是许劭很看不起他，不肯发表意见。后来曹操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估计也是有点见不得光的手段，许劭这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郭符许列传》）【注：这句话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中则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且成为家喻户晓的评语被流传至今】　　从以上可见，曹操生长在一个既贵且富的大官僚家庭。少年时狂荡无羁，有点纨绔子弟的泼皮之性，但同时也被有识之士刮目相看。当时，受曹腾之荫，曹氏家族很多人都做了官，有的官至尚书令，有的为地方太守，社会关系广泛，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势力。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为曹操顺利踏入仕途铺平了最初的道路。
　　搬张板凳慢慢看
　　曹操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举孝廉是两汉选举官吏的制度之一，意即推举孝子、廉洁之士出来做官。但后来逐渐变了味道，成了变相的“任子”制。荐举被官僚和世家大族所把持，你推荐我的子弟，我推荐你的子弟，互相吹捧，毫无德行的人都被举为孝廉，所以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讽刺。曹操以“孝廉”进阶，只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他的家庭背景。　　郎，指郎官。汉代，不管是“任子”还是举孝廉或举贤良，第一步都先为郎。郎是郎中令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按照规定，郎官任满，即可派出为县令、丞、尉。　　尉是掌兵事、刑狱的官。秦汉时，在中央，有太尉掌武事，廷尉掌刑辟，卫尉掌宫门屯卫，此外还有中尉、都尉、校尉等等。在地方，郡有郡尉，县有县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尉。”就是说，称“尉”的官很多。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但实际上大县还不止二尉。洛阳为首（都）县，因此置四尉，分为东、西、南、北四部尉。北部尉也就是管理洛阳北部地区。推举曹操任这个差事的是当时的尚书右丞、京兆尹司马防（司马懿之父）。　　洛阳北部尉是个小官，但曹操却在这仕途的第一站，一鸣惊人，让人刮目相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载：　　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　　这是一条言简意赅、生动而实在的记载。第一，记录了曹操急于干出一番事业让人看看的心情；第二，反映了曹操嗜杀的性格和令行禁止的主张；第三，表现了曹操不避强豪、疾恨宦官专权的立场。　　曹操把皇帝最为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杀了，立即轰动了京师。京师的人们，包括皇帝和一些豪强权贵都知道了北部尉的厉害，从此再没人敢违反宵禁令夜行了。曹操的行动打击了宦官的气焰，宦官们对曹操恨之入骨，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曹操有言在先，“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宦官们在“咸疾之，然不能伤”的情况下，想出了以退为进的计策，于是共同举荐，说曹操有本事应该升官，从而把曹操赶出了洛阳，“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时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曹操年二十三【注：《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曹操在顿丘令任上没有呆住。 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宋皇后被废，其父及兄弟皆被诛。 皇后的兄弟?（yīn）强侯宋奇是曹操的从妹夫，曹操因而“从坐免官”，离开了顿丘，颓丧地回到了家乡谯（今安徽亳州）。　　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六月， 汉灵帝“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任命）议郎”（《后汉书·孝灵帝纪》）。此时的曹操在家闲居数年博览群书，成为公认的有学问的人，因而“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议郎是个秩比六百石的闲官，“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后汉书·百官志》）。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 黄巾起义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灵帝慌了手脚，急忙下诏命北中郎将卢植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分路进剿。这时曹操三十岁，被正式授予军职，拜骑都尉，讨颍川黄巾。上文《黄巾起义》曾讲到，皇甫嵩与朱儁讨颍川黄巾军，出师不利，被波才领导的黄巾军打败，包围在孤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后来皇甫嵩于夜间乘风纵火，黄巾军疏于戒备乱了阵脚，这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遂与皇甫嵩、朱儁合兵，大破颍川黄巾。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曹操被迁为济南相。　　汉代实行郡国制，郡直属中央朝廷，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土地。郡、国是同一级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后来王国势力被削弱，诸侯王不得治理封国，仅食禄而已。因此封国中真正的实权人物是中央朝廷委派的国相。济南国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济南、章丘、济阳、邹平等十几个市县。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又干了两件有名的事：　　一是奏免贪官污吏。当时济南国有十余县，其县官令长多阿附权贵，贪赃枉法，因为后台太硬，历任国相都不敢管。曹操上任后，一下子就奏免了百分之八十的长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有人认为“奏免其八”是指免了八个，斟酌前后文意思，应为十分之八】。　　二是禁断淫祀。淫者：放纵，过度，失其节制，不合法度。《礼记·曲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用现代人正常的语言说，就是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当祭的祭祀。刘章是汉高帝刘邦的孙子，因为诛吕有功，被汉文帝封为城阳王。城阳（治今山东莒县）辖今莒、沂南、蒙阴等市县地区。刘章兄弟九人均封为王，其王国封地也都在今山东境内。由于有功于汉，所以在封国内为其立祠。此风一起，诸郡竞相效仿，数百年间愈演愈烈，遂成一害。史称：“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那么为什么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全然不顾来自各方的阻力，捣毁祠屋，坚决禁止吏民祠祀。他的行动也得到百姓的支持，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载“小大震怖，奸宄遁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郡界肃然。　　至于曹操为什么大刀阔斧地做这两件事，他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得非常明白：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意指隐居）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主要指世家豪族）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　　这番话的大意是：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　　曹操对他为济南相时所做的这两件事，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遂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工作。他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当年的心情时也说：“故在济南……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如果真如三国志所说，赤壁之战前刘备有一万以上兵力，并不少了。加上陆续招募，2万以上应该有。当时人口很少。　　可以参考一下：诸葛亮出祁山，也不过是几万兵力。　　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实际最多不过20万。又远道轻骑追来，是为强弩之末。　　更主要的是，赤壁之战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曹操遇上水土不服，自己撤军。毕竟，过了江，回头不容易，万一有不测，他这个“御驾亲征”的赔上性命不好。撤走时为了不留给孙刘，烧掉自己战船。演化成孙刘联军火烧曹操战船。实际上，要在江面上烧对方战船，就是有汽油都不那么容易。起火后孙刘是追击了一阵。这更像是孙刘放的火。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于是计议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因而改任他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也就是同级调动。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和济南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借口有病不去。因为不去东郡做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任为议郎。但曹操既要躲祸，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久则干脆告疾还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讲到还乡的原因及其后的打算，应该说还是可信的：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同一年）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指瘠薄的土地），欲以泥水自蔽（意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其大意是说：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当年刚被举为孝廉的那些人年纪相当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学舍，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从这里看，曹操的确做过长时间隐居的打算。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意指抛弃原则，取悦他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隐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驰骋沙场，那么等天下太平后再出山也是安全之道。当然，决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准备终生做隐士。如果那样，他就不成其为曹操了。他的想法是，即使不得已等上二十年再做官也不算晚。所以，曹操告疾还乡的最终目的是等待时机。他作了长时间隐居的思想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间窥视时局。　　曹操告疾还乡的确有怕给家族带来大祸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正是利用了自己家族的地位才敢于不就官而装病乡下。据记载，曹操约在三十岁时（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济南相，当年或次年辞官，三十二岁被征为都尉。这两三年间，正是他父亲曹嵩走红的时候。时灵帝卖官营造西园，曹嵩原为司隶校尉，历大司农、大鸿胪，又出钱一万万买得太尉之职。太尉为“三公”之一，家庭根基不可谓不硬。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2）董卓之乱　　曹操称疾归乡里年余，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被朝廷征为都尉。他没有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于是他那“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欲以泥水自蔽（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的愿望便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曹操十余年间所表现出的胆识和能力，已经为世所公认，及至被征为都尉，手中有了点兵权，更为一些人所看重，因此凡是想做大案要案的人总会想起曹操来。一朝兵权在握，很快便有人找上门来。大约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谋划起兵废黜灵帝立合肥侯（史失其名）为帝。对于这次如同儿戏的谋废行动和曹操拒绝王芬的言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和《魏书》均有记述：　　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于是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与术士平原人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处见面），楷曰：“天文不利宦者（从天象来看，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那些黄门、常侍们果真要被灭族了）。”逸喜。芬曰：“若然者（如果真是这样），芬愿驱除（我愿意为这件事效力）。”于是与（许）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王芬等人计划乘这个机会发难），上书言黑山贼（指黑山军）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正好这时北方天空有一道赤气），东西竟天（从东到西，横贯天空），（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上言“当（应该）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命令王芬解散军队），俄而征之（不久，征召王芬去洛阳）。芬惧，自杀。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芬等人既无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国家大势，完全是盲目行动，试图侥幸成大事。曹操时年三十四岁，政治上已趋成熟，他知道王芬必败，因此拒绝参加，而且劝王芬不能贸然行事：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古人都是权衡轻重，计算成败得失后再施行），伊尹、霍光是也（就是这样）。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凭借宰相的威势），处官司之上（位居百官之上），故（能）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及至霍光受托（付）国（事）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掌握执政大权），外有群卿同欲（同一愿望）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正直）臣，议出密近（谋划出自皇帝左右亲近之人），故计行如转圜（转圜：转动圆形器物，此处意为便易迅速），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nǎng 以往）者之易（如今诸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未睹当今之难（而未看到现在的困难）。诸君自度（诸位自己估计一下），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欲望必克（认为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不亦危乎（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这里，可以看到曹操对汉朝的形势了解的很透彻。他认为废立之事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权衡轻重、计算成败而后行之。如果具备了商臣伊尹废放太甲、西汉霍光迎废昌邑王的条件和能力，是可行的。但当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王芬等人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曹操对于废立之事，始终都是谨慎的。就他自己来说，宁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自己做皇帝，即使他的权力远在皇帝之上。这种慎重对待废立的思想终其一生，这里是他最初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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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驾崩。灵帝一直认为何皇后所生之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而临死前遗诏上军校尉蹇硕，立王美人所生皇子刘协为帝。蹇硕明白，要立刘协，必须先除何氏势力，结果谋不得逞。刘辩继位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秉政。蹇硕与中常侍赵忠等人谋划诛杀何进，结果走漏了消息，反被何进所杀。何进杀了蹇硕后，准备按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这时，袁绍给何进出了个点子，“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后汉书·窦何列传》）。何进因此召并州牧董卓等人进京。　　对于何进的这个举动，很多人不以为然，主簿陈琳谏道：今将军总皇威，握兵权，龙骧虎步，或高或下全在掌握之中。怎么如今反而放弃手中的利器，去征求外援。等到各地大军到来，强者就会称雄，这是倒拿武器，把柄给别人，是会带来大乱的。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都进言不宜召董进京，何进根本听不进去。曹操也认为时值天下混乱之际，招四方之兵进京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他说：　　阉竖（对宦官的蔑称）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意思是说：宦官，古今都应该有，只是君王不应该给予大权和宠信，使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既然要惩治他们，应当除去首恶，只要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兴师动众地征召地方军队呢？如果想要尽诛宦官，事情一定会泄露。　　事情果如曹操所料，董卓还未到京，何进就被宦官张让、段珪等杀了。然后何进的部属和袁绍、袁术又冲入宫内，尽诛宦官二千余人。张让、段珪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被尚书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追及，张让被迫投河而死。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粗猛有谋”，“膂力过人，双带两鞬（两个箭匣），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因军功官居并州牧，封斄（tái）乡侯，是雄踞西北的一支军阀势力。朝廷为了遏制其势力的增长，多次征召他入朝。董卓均不肯就任，拒绝交出兵权。灵帝驾崩后，董卓密切注视朝廷各派动向，准备见机行事。不久，他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密令，大喜过望，立即召集人马引军进京，并按何进的意思上书少帝，要求“逐君侧之恶人，请收（张）让等，以清奸秽”（《后汉书·董卓列传》）。但还未等他赶到洛阳，何进已被张让等所杀，董卓远远望见京城一片火海，知道情况有变，又打听到少帝在北芒，便急忙率兵前往奉迎。　　董卓深知要控制中央朝廷，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初入洛阳时，他兵不过三千，为了一开始就给洛阳造成一种强烈的军事威慑效果，他每隔几天就趁夜晚将所部悄悄拉出洛阳，第二天一早再大张旗鼓地开进洛阳，以造成一批又一批西凉兵开到的假象。同时收编了何进及其弟何苗的部曲；诱降了执金吾丁原的部将吕布，并使其杀掉了丁原，编并了全部京师卫戍部队。　　有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董卓便有恃无恐。他首先迫使朝廷免除了司空刘弘，自己取而代之。接着，进一步独揽中央政权，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随后毒杀了何太后，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继而又自升为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至此，东汉中央朝廷完全受制于董卓，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政策的制定，都由他说了算，朝臣无有敢言者。　　董卓带兵初入京城时，见城中富户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富足，金帛财产无数，遂“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冲入家中），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人心崩溃恐慌。董卓本人借葬何太后掘开灵帝陵墓之机，悉取墓中珍宝，“又奸乱公主”，霸占抢掠宫女。他生性残忍暴戾，为了防止百官对他不满，更是以酷刑来威慑众人，“睚眦必死”（《后汉书·董卓列传》），弄得上自天子下至群臣人心惶恐，如履薄冰。
　　初到洛阳时，董卓手下虽然也有如李傕、郭汜等一批心腹亲信，但是单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对此他暗中培养爪牙，广为收罗亲信，用拉拢、诱惑、排挤等手段打击和陷害一切于己不利的势力。他极力拉拢司徒黄琬，司空杨彪，重新提拔和任用大批党人，如吏部尚书周铋、侍中伍琼、议郎蔡邕等。握有一定兵权的曹操也在被拉拢之列。但事实上，士人几乎没有被董卓收买，曹操也不例外。他既知董卓为人，又知天下汹汹，董卓必败，因此拒不接受董卓授予的骁骑校尉一职，改名换姓从小路逃回乡里，自谋发展。　　曹操在间行东归途中，有两件事被后人串在一起演绎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捉放曹”故事。第一件，据说曹操途经成皋（河南巩县东北）故人吕伯奢家。吕伯奢出门在外，他的五个儿子准备隆重的招待。曹操听到磨刀声，以为要害自己，遂夜杀八人而去，后来知道杀错了，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第二件，曹操走到中牟县（今河南中牟），被亭长怀疑是逃犯，押解至县中。这时，中牟县已经接到缉拿曹操的文书，县功曹知道是曹操，但认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不宜拘拿，因而将他放了。这个功曹是谁？正史没有记载，《三国演义》说是陈宫，并把前后两件事颠倒了一下，于是有了陈宫捉放曹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并没有说明两件事的先后次序，但成皋在中牟之西，从洛阳出逃，只能先经过成皋再到中牟。因此，即使那个功曹是陈宫，也不可能同曹操一起再西返吕伯奢家中】。　　但曹操并没有回到老家谯去，过中牟后，东走不远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停了下来。陈留太守张邈是曹操的朋友，当时亦在酝酿起兵反董卓，两人意气相投，决定共同起事。于是曹操在陈留、襄邑（陈留郡属县，今河南睢县）等地散家财、招兵买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也。”曹氏子弟也纷纷从沛郡谯县赶来陈留从军。曹操以夏侯惇为裨将，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为别部司马，以子侄辈曹休、曹真等统率警卫部队。据记载推测，曹操于中平六年九月逃出洛阳，只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便合兵五千。这五千人就是曹操最初起家的本钱。
　　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各地群雄的反抗。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几乎同时起兵，众各数万，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声势浩大的讨董卓联盟。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其高祖袁安为司徒，四世中已有五人被拜为三公，累代贵宠。自己曾为西园八校尉之一，以诛杀宦官闻名。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不愿附于董卓，遂亡奔冀州。董卓也知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天下，心有顾忌，不敢治其罪，反而封袁绍渤海太守、邟（kàng）乡侯。这样，袁绍有了立身之地，便即起兵，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当时曹操不是朝廷命官，袁绍让他行奋武将军。行，即暂代的意思。　　面对关东群雄的声势，董卓大为震惊，于是鸩杀废少帝刘辩，决定迁都长安。他一把火把洛阳宫庙官府居家烧了个精光，又指示吕布发掘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口于长安。史载，“步骑驱蹙（驱赶逼迫），更相蹈藉（互相践踏），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没有人烟）”（《后汉书·董卓列传》）。　　关东各路人马表面看似强大，但实际上袁绍等人都惧怕西凉兵强，没有人敢于首先进兵。曹操力促迅速进军，他对袁绍等人说道：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大意是讲：现在我们举义兵是讨伐暴乱，各路人马都已会合，诸位还犹豫不决什么？假使董卓先前占据洛阳一带的险要地方，派兵东进，那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麻烦。如今他焚烧宫殿，挟持天子西迁，这正是天意要他灭亡。一战就能定天下，机不可失。　　曹操没有说动袁绍，只有济北（今山东长清南）相鲍信表示全力支持，此外张邈也派部下卫兹率一小部跟随曹操。曹操遂与鲍信引兵向西。刚到荥阳汴水，正好遇上董卓部将徐荣，相战不利，鲍信受伤，卫兹与鲍信的弟弟鲍韬阵亡。曹操的战马被乱箭射死，幸亏曹洪将自己的马给了他，这才逃出险境，奔回家乡谯。　　回到家乡后，曹操立即把曹氏、夏侯氏各家动员起来。仅曹洪一家就出兵一千多人。当他带着招募的三千多人回到驻地时，看到的却是袁绍诸军十余万人，“日置酒高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天天大鱼大肉的开Party，不图进取。他意识到袁绍等人是完全靠不住的，而自己的力量又太弱，不足以与他们相抗衡。此时鲍信向他建议说，袁绍利用盟主的身份，发展自己的势力，必将发生变乱，成为第二个董卓，现在要对付他，力量还不够，可以在黄河以南地区先扎根基，以观天下形势变化。曹操很同意鲍信的见解，自此不再指望袁绍什么，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扩充、积蓄力量，以待事变。　　正如鲍信所料，关东各路诸侯名为结盟，实际各有各的打算，内讧不久就发生了。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桥瑁，以部将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逼迫韩馥让出冀州，自领冀州牧，韩馥自杀。驻扎在酸枣（今河南延津东南）的各路军队也因粮食用尽，各自撤退，讨董卓联盟就这样解散了。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3）巩固根本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到河北依附袁绍，并参加讨董卓联盟，本想凭借袁绍的势力徐图发展。但讨伐董卓联盟的解散，使他感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他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兵力和地盘：第一，必然受制于人；第二，说话不管用，没人听。于是便下扬州募兵，再加上曹洪带来投靠的千余家兵，总共三千余人。他凭着这些人组成了自己的基本武装，在黄河以南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曹操要创建基业，是颇不容易的。他名位低微，不比一些州牧占有固定的地盘，握有军政大权，可以作为创建基业的资本；也不比袁绍的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可以凭借名望，以资号召。他只能白手起家。机会很快就来了。　　当时，黄巾主力虽然被镇压了，但它的余部和在它之前就已起义的以及在它影响下的新起义，依然风起云涌，势所难当。其中博陵（今河北蠡县）张牛角、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褚飞燕两股势力最强。他们合军攻廮（yǐng）陶（今河北宁晋西南）时，张牛角中流矢而死，死前张牛角命部众奉褚飞燕为帅，因而褚飞燕改姓张。飞燕本名燕，因其轻勇矫健，所以军中称之为“飞燕”。还有一些零星义军也大多归附张燕，所以部众发展很快，号称百万。因为活动于今河北、山西诸山谷之间，号曰“黑山”。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人攻略魏郡（郡治邺，今河北磁县南），把东郡太守王肱打得大败。当时，袁绍刚从韩馥手里夺了冀州，自领冀州牧。魏郡属冀州，而黑山又是袁绍宿敌（曾帮助公孙瓒攻打袁绍），所以袁绍必欲除之，于是命曹操去镇压黑山军。这正是曹操求之不得的。于是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破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一仗是怎么打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曹操的兵并不多，应该是以少胜多的一战。　　袁绍为此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自此曹操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盘，遂着手根据地的建设，招兵买马，扩充队伍。随后曹操又连败黑山军于毒、眭固，在东郡站稳了脚跟。当时，南匈奴单于之子於夫罗因助汉镇压起义而留在中原，遂与黑山军联合，破太原、攻河内，抄略诸郡。曹操击败眭固后，又击於夫罗于内黄（今河南内黄），大获全胜。　　曹操虽然打败了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但并没有同黑山军形成严重的军事对立。因此在建安初年，当他讨伐河北袁氏父子时，黑山军果断地站在曹操一边。曹操平定冀州后，张燕“率众诣邺，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率众诣邺”就是率领部众归附。由此可见，黑山军同黄巾军一样，都曾是曹操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随着中平末年（公元188年—189年）的天下大乱，各地黄巾军再次发展壮大起来。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青州黄巾三十万人攻入泰山郡，与泰山太守应劭相战，不胜，被迫退出；又北渡黄河进入渤海郡，欲与黑山军会合，被“白马将军”公孙瓒击败。　　初平三年四月，黄巾军攻兖州，杀任城（今山东济宁南）相郑遂，转入东平（今山东东平）。任城、东平国均属于兖州。兖州牧刘岱欲发兵攻黄巾，济北（今山东长清南）相鲍信向刘岱分析当时形势说，现在黄巾军众号百万，百姓皆震恐，官军士气低落，不能同他们正面交锋，黄巾军男女老少家属随营，给养奇缺，全靠抢掠供给。如今应养精蓄锐，固守城池，使他们求战不得，又攻城不下，势必离散。然后再选精锐，占据险要地势，可一举而破之。刘岱不听，领兵出战，结果战败被杀。　　刘岱一死，兖州无主。曹操的部下东郡人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州牧死了，州中无主，与朝廷的联系也已断绝，无法委派新的州牧。我想去说服他们，同意由将军来主持州中事务。以此作为资本，进而夺取天下以图王霸大业。曹操当然很同意，于是派陈宫前去劝说兖州别驾（州牧的副手）、治中（州牧助理）等主要官员。陈宫对他们说：如今天下分裂，而州中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假如迎他做州牧，必能安抚百姓。济北相鲍信本就很看重曹操，经陈宫游说，遂公推曹操领（代理）兖州牧。　　所谓州牧，是东汉末地方上最高一级的军政长官。州牧原称刺史，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州，州分若干郡，郡下设县。州置刺史，郡置太守，县置县令（长）。“刺史”本是低于太守级的监察官员，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纪委干部。到东汉灵帝时，为镇压黄巾起义，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为“州牧”，位居太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同时对未改称“州牧”的州刺史，也加大职权，兼管军政。所以说，此时的曹操虽然是代理兖州牧，但已今非昔比，不再仰人鼻息，成了真正的一方之主。　　拥有兖州地盘后，曹操积极扩张势力，羽翼逐渐丰满，开始与袁绍脱离。就在领有兖州牧后不久，曹操率兵击黄巾于寿张（今山东阳谷县南）东。一开始战况并不乐观，黄巾军骁勇精悍，而曹军则兵力单薄。曹操“抚循激励（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明设赏罚，承间设奇（连出奇计），昼夜会战”（《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汉献帝初平三年》），终于击退黄巾军。这年十二月，曹操追黄巾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南），黄巾被迫乞降。曹操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拔其中精锐者，号“青州兵”。　　收编青州黄巾军，奠定了以后曹操大发展的基础，曹操的势力便真正发展壮大起来，这是他起家的最大一笔本钱。终其一生，青州兵始终是他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根据记载看，青州兵在曹操的军事力量中，一直是作为单独建制存在的。
　　曹嵩会不会是皇帝的私生子，封一个宦官为候不一定是他立的功，有可能是为私生子做安排，毕竟如果母亲如果如袁绍之母一样是婢女，在袁家还行，在皇家就不行，而且曹腾与皇帝很近，所以给曹腾收养，以及曹操后来对刘备的照顾，曹操身上特有的王者之气，但这种有辱皇家尊严的事，曹操也不敢提
　　这或许也是曹操和袁绍那么好的原因，同病相怜啊，只不过曹操更惨说都不敢说，后来袁绍羞辱曹操出生，曹操也不怒，因为他羞辱的是皇家，而皇家如果不好，天下还有哪家好
　　收编青州黄巾军，奠定了以后曹操大发展的基础，曹操的势力便真正发展壮大起来，这是他起家的最大一笔本钱。终其一生，青州兵始终是他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根据记载看，青州兵在曹操的军事力量中，一直是作为单独建制存在的。　　历史证明，曹操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几乎都同镇压农民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拜骑都尉，并以讨黄巾有功封济南相。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入东郡攻黑山军白绕部于濮阳，袁绍因此表奏他为东郡太守，再次官列二千石之秩。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兖州牧刘岱被青州黄巾杀死，曹操被鲍信、陈宫、万潜等拥戴而领兖州牧。是年，曹操追黄巾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万。那么对于曹操镇压农民军应该给予如何评价呢？　　以往，不管是否定曹操还是肯定曹操，或是主张两分评说的，对此基本都持否定态度。力主“为曹操翻案”的诸大家也通常是在认定其镇压农民军不对的基础上，然后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演绎，从而肯定其功绩。如郭沫若所说，“曹操打过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黄巾，是其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但郭沫若同时又认为，“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军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郭沫若[著]《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以“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郭沫若[著]《替曹操翻案》】。　　这种生拉硬拽的论调，让人感觉有些啼笑皆非。我认为，不宜笼统地评论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所谓的农民起义是指，由于农民阶层得不到最低的生存保证而出现的一种自发的武装暴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官逼民反”。中性地来说，这是封建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历史证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都发生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社会环境之下，它给了腐朽的统治集团以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新的统治者以警示，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该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农民起义军理所当然地应该存在下去。事实同样证明，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及其历史副作用是想当大的。农民起义在政治上一直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历史的法则是，农民战争总是要在战争中结束的。其结局要么接受统治阶级的招安；要么在统治阶级的镇压下，坚持斗争到底，最后失败；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战争的发动者和战争的结束者，都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给予肯定并指出其局限性与消极性的一面，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如果仔细观察刘邦和曹操两个人，他们的风格有些地方很像，这难道不是遗传的力量吗？
　　他们做事的风格，对生活的态度，就像第二个刘邦
　　曹操自领兖州牧，收编青州军，意气风发。这时，各路诸侯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袁绍、公孙瓒混战于幽、冀，袁术则据南阳做起了“皇帝梦”。为了谋取更大的发展，曹操开始加入到军阀大战之中。　　袁术，字公路，汝南郡汝阳（今河南商水）人，袁绍异母兄弟，少以侠气闻名，经常与公子哥们飞鹰走狗、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被举为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入洛阳后，以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害怕卷入董卓的祸乱，出奔南阳。袁术到南阳时，正是长沙太守孙坚在荆州地区发展势力，找借口先后杀了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并打出讨伐董卓旗号的时候，孙坚遂引兵与袁术相结。袁术表荐孙坚代理豫州刺史，新任的荆州刺史刘表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　　袁术到南阳后不久，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来。当时，南阳有几十万户、几百万人口，而袁术“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侈放纵，贪得无厌，“百姓患之”。袁术年少时曾看过一本谶书（《春秋纬》），里面说“代汉者当途高”（《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所谓“当途高”，意谓正当大路，又高又大。古代称城邑中的道路为“术”，而“路”字又是“途”的意思，再加袁氏四世三公，自袁安为司徒始；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其孙袁汤官至太尉；其曾孙袁逢（袁术父）、袁隗都位列三公，门第之高，无人能比。袁术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谶书应合，于是便去自动认领。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而且袁术又以袁氏出自陈，为舜之后，属土德，“以黄代赤（汉属火德，色尚赤）”，正好符合五行德运代行的次序。当他得知孙坚得到传国玉玺，便拘拿了孙坚的妻子，逼迫其交出了玉玺。手上有了传国玉玺，袁术更是以为天命所归了，于是大会群下，说：“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意思就是，我想做皇帝了，你们看看怎么样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当时袁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条件，因此都不吭声，有的婉转地给他泼了点冷水，皇帝梦没有立即实现。但不久之后，大约在建安二年，他还是按耐不住，不顾当时更严峻的形势，僭号称帝，于是成了靶子。　　袁术、袁绍虽为兄弟，但是矛盾很深。起初，当袁术以孙坚领豫州刺史时，袁绍乘孙坚讨伐董卓还未回来，遣部将周昕夺了豫州。袁术很恼火，就打跑了周昕。袁绍与韩馥合谋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而袁术喜欢放纵，担心立年长的人为帝受管制，就藉口大家的意见不肯答应。隔阂逐渐积累，两人就产生了矛盾，各自结交党羽作为外援，用以打对方的主意。袁术结交公孙瓒，而袁绍联合刘表。但多数人还是依附袁绍，这样一来袁术就不高兴了，说你们这些小人不跟随我，反而跟随我家的奴仆吗（袁绍为庶出，其母原为奴婢）？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氏所生，袁绍知道后也大怒。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派遣孙坚攻打刘表，公孙瓒亦使刘备与袁术共谋攻袁绍；袁绍则与曹操联合击袁术。　　初平四年春，曹操驻军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当时袁术遣孙坚攻刘表失利，孙坚战死，刘表又断了袁术粮道。袁术在南面失利，便想转而向北发展，于是率军入陈留，屯封丘（今河南封丘）。陈留郡及其属县是兖州刺史部的范围，袁术进驻这里就是直接侵犯了曹操的地盘，而且从封丘到鄄城已不太远。于是曹操率兵迎击，首战于鄄城与封丘之间的匡亭（今河南长垣西南），大败袁术。袁术退保封丘，然后又逃奔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曹操穷追不舍，连破袁术军，袁术只好急奔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九江郡属扬州，袁术趁刺史陈温不备，将其杀了，自领扬州刺史，又兼称徐州伯。他的意思是想表明此时扬、徐两州都是他的天下。
　　击败袁术后，曹操于当年夏还军定陶（今山东菏泽南），略事休整。不久再次用兵。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曹操率军东击陶谦。陶谦，字恭祖，丹杨人（今安徽宣城）。史载，其人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授予）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令（或谓举茂才，除卢令），迁幽州刺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黄巾军起，他被任为徐州刺史。董卓之乱时，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惟有陶谦经常遣使行贡，朝廷因而升了他的官，为安东将军、徐州牧、溧（lì）阳侯。　　陶谦为人，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好。本来，“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但陶谦却肆意滥为，疏远忠直，亲近小人，由是“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　　曹操征陶谦，历史上通常强调是曹操为父报仇。关于曹操的父亲曹嵩被陶谦所杀，说法不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嵩解职归隐到谯县，因发生董卓之乱，到琅琊避难，结果被陶谦杀害，所以曹操讨伐陶谦，以报父仇。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曹嵩当时在泰山郡的华县，曹操命泰山太守应劭派兵护送曹嵩及家眷去兖州，应劭的兵还未到，陶谦秘密派遣的数千骑已杀至。曹嵩还以为是应劭到了，准备迎接，结果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载：“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这两种说法，被害地点和情节虽然不同，但都是说陶谦是有意杀害曹嵩全家。第三种说法则不同，说：曹嵩途经徐州，装运财物的“辎重百余辆”，陶谦大概是为了拍曹操的马屁，派遣都尉张闿率二百骑护送，张闿半路见财起意，杀了曹嵩夺了财物，逃去淮南。曹操因而“归咎于陶谦，故伐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吴书》）。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曹操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陶谦应该不可能出杀其全家这种下策。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做好同曹操开战的准备。但事实上，曹操征陶谦，陶谦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所以第三种说法似乎更近情理一些。但不管哪种说法，陶谦都难辞其咎，因为曹嵩是在他的地盘上被他的人所杀。　　其实，曹操征陶谦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急于壮大势力，扩大地盘。兖州地处冀、豫、青、徐之间。冀州、青州主要是袁绍的势力范围，曹操当时还无力与其争锋；豫州大多是袁术的势力范围；徐州则是陶谦的势力范围，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打击了袁术后，陶谦便成为下一个目标。　　曹操率大军东击陶谦势如破竹，连拔十余城，很快便攻至彭城（今江苏徐州），陶谦兵败东走郯县（今山东郯城北）。曹操攻郯县不能克，遂回军攻拔虑（今江苏睢宁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夏丘（今安徽泗县），皆屠城。史称“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五县地界之内），无复行迹（再没有人的踪影）”（《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当初在三辅地区遭受李傕之乱，流亡到陶谦这里的百姓基本全被杀光。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二月，陶谦告急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会同平原相刘备来救。陶谦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这时曹操军粮用尽，难以持久，引兵还鄄。经过几个月的休整，这年夏天，曹操以荀彧、程昱守鄄城，自己率军第二次征陶谦，连拔五城，略地至东海。回军过郯县时，陶谦部将曹豹与刘备屯军于郯东邀击曹操，被曹操击败，遂攻拔襄贲（今山东兰陵南），所过之处依然残酷屠杀。陶谦惊恐万状，正当准备逃归老家丹杨的时候，曹操后院起火，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叛曹迎吕布入兖州，曹操不得不急忙引军而还。
　　曹操身上似乎有两个人格，一个从小在嘲笑中长大，被世人所不齿的曹操，宦官之后，这个嘲笑对高傲的曹操打击何其大，按照分裂人格的诞生过程，在被长辈和同龄人嘲笑的过程中，一个曹操自己也不知道的人格意识诞生，他跟着曹操长大，但一直被善良，正义的曹操压制着，随着他父亲曹嵩被杀，伤心欲绝的曹操被另一个人格取代，进行了复仇之行
　　这或许也是曹操老年时一直头痛的原因，他在压制体內另一个人格，但这个人格他己经很难压制了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今山东东平县）人。上文《董卓之乱》曾介绍过他，少时以侠义闻名，接济贫困，助人为乐，号称“八厨”之一。“厨者，言能以财救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张邈少时同袁绍、曹操都很要好。董卓之乱，他与曹操一同在陈留起兵，后又参加讨董卓联盟。袁绍傲慢自大，张邈就经常直言责备他，袁绍心里很不痛快，便指使曹操杀掉张邈，曹操没有答应。曹操第一次征陶谦时，志在必死，出发前把自己的家眷托付给张邈。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但是也有人早就看出，他们二人各有芥蒂，早晚是要翻脸的。陈留人高柔曾对同乡人说：“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意思是说，曹操虽然暂居兖州，但他有一统天下的图谋，不可能呆在兖州坐着不动。而张邈先于曹操得志，做了陈留太守，现在反居于曹操之下，我担心灾变就要在最近发生了。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包头西）人，以骁武著称。最初在并州刺史丁原帐下为骑都尉。丁原对他甚见亲待。后来，丁原受何进征召，率兵入洛阳诛杀十常侍，事情被何太后制止，转拜为执金吾。董卓进京后，欲杀丁原而并其众。吕布不念旧宜，受董卓之诱，杀死了丁原，投靠董卓。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继迁中郎将，封都亭侯。吕布因为同董卓的侍婢私通，私下常惴惴不安。司徒王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吕布为内应杀了董卓。后来，吕布被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等赶出长安，投奔袁术。袁术厌恶其反复无常，拒不接受。这样，吕布只好又去投奔袁绍。袁绍表面上重用他，而内心实为疑忌，想把他杀掉。吕布只好再次出逃，打算去河内投靠并州刺史张杨，路经陈留时，张邈派人迎接吕布并大加款待，临分手时两人互握手臂，发誓结好。　　袁绍听说这件事后，心里愈加痛恨张邈。此时曹操还没有力量来与袁绍抗衡，而由于之前讨董卓时的嫌隙，再加上这次款待吕布，张邈总担心曹操会为了讨好袁绍而杀自己。这时候，陈宫趁曹操在外征讨之际，同从事郎许汜、王楷及张邈之弟张超等共谋反曹。陈宫对张邈说：“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miǎn），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虞无前，迎之共据兗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变通，此亦从横一时也。”（《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附《张邈传》）其大意是说，现在天下分裂，群雄并起。您拥十万之众，处四战之地，按剑雄视天下，足以为人中豪杰，现在反而居人之下，被人控制，不觉得地位卑微吗？现在兖州军队东征，内部空虚，吕布善于作战，英勇无敌，将他接来一同占据兖州，观望天下形势，等待时事的变化，也是可以纵横一时的。于是张邈同陈宫迎吕布入兖州，共推其为兖州牧。　　陈宫，字公台，东郡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人，本为曹操亲信部下。尤其是他为曹操游说兖州，争取到济北相鲍信的支持，使曹操得以领兖州刺史一事，无疑是曹操人生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曹操视陈宫为心腹，带兵外出，常以陈宫留守东郡，那么陈宫为什么要背叛曹操呢？关于陈宫背叛的动机，正史无明确的记载。据史学家们考证，可能与曹操曾经下令处死兖州数名名士有关，而陈宫素来与兖州名士们有友好往来的情谊，被处死的名士中可能有几位是陈宫的好友。
　　曹操从徐州前线匆匆赶回东阿时，形势已经大变，留守的诸将吏大多与张邈、陈宫通谋，兖州大部分郡县都已丧失，仅保有鄄城、范县、东阿三城。吕布攻鄄城，荀彧固守，不能下，遂西屯濮阳（今河南濮阳南）。这使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对部属们说：　　布一旦（一天之中）得一州，不能据（却不去占据）东平（今山东东平），断亢父（治今山东济宁南）、泰山之道乘险（凭借险要）要（拦击）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我知道他不会有大的作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八月，曹操率军与吕布大战于濮阳，双方相拒百余日。这时闹起了蝗灾，百姓大饥，双方均因军粮用尽而罢兵。秋九月，曹操退到鄄城。吕布东屯山阳（今河南焦作东）。由于蝗灾严重，粮食难于筹集，兵士逃亡，曹操的处境相当困难。这时袁绍派人来游说曹操，要他继续归附，送家眷到邺城，作为人质。曹操打算接受，谋士程昱极力反对。他认为：　　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信）、彭（越）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接受了程昱的意见，拒绝依附袁绍，决心独自经营兖州。这一年，“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以至“人相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时陶谦病死，刘备代为徐州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正月，曹操重整军旅，展开收复兖州的行动。他先后败吕布于定陶、钜野（今山东巨野南），进军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前面不远就又到徐州了。此时曹操得知陶谦病死，刘备代为徐州牧，便想乘徐州局势不稳定的时机，先攻取徐州，然后再回军消灭吕布。谋士荀彧不同意他的方案，引古论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