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统治者在dnf船长鲁特首饰换什么首饰

   好看  等下文
  北条时宗很有血气,不是像一般公卿豪门的纨绔子弟那样,其坚决抗敌的态度很像年轻时毫不畏惧坚持削藩的康熙皇帝,可惜寿命上差得很远,之后的执政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直至镰仓幕府的彻底灭亡,文永 弘安之役也成为执政家难得的亮点。
    呵呵,多谢诸位捧场。    lxc111兄,北条时宗确实很有血性,但要说其治国之能,可就远不如康熙,经过文永、弘安之役,镰仓幕府诸多矛盾都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要不是时宗早死,恐怕在他在位的时候就会总爆发,他能够享受“明君”的声名,还是得益于早死啊。      更新    
    【正文】      文服无望,忽必烈不惜血本调集兵马钱粮准备二伐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已经灭亡南宋,水军、物资都更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诏东征。此次东征声势比第一次浩大得多,共两路大军十四万人马,北路军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高丽金州合浦出发;南路军由阿剌罕、范文虎、张禧率领十万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携带农具和稻种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主管作战,屯田部队则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做长久打算。  灭宋战争,元军动用部队二十万,此次攻打日本,竟达十四万之多,忽必烈对于日本的重视已经仅次于南宋了。    当南路军出发前,主帅阿剌罕病倒无法成行,由阿塔海代领其军。这个小变故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却直接关系到此次远征的成败。范文虎是忽必烈钦点的副帅,阿剌罕的离职,使他成为实际上的主帅。而范文虎其人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根本不是做主帅的材料。六月初,东路军绕过对马和壹岐,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但因为镰仓幕府已经在在博多湾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元军战舰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  以后一个月里,元军多次强行登陆失败,日军也多次进行偷袭,双方各有损伤,战况胶着之下,元军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南路军赶来会合。  七月初,南路军终于到达,两军汇合。元军将领们正商议大举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八月一日夜间,剧烈的台风再次来临,元军舰船大都捆绑在一起,面对如山巨浪,相互震撼撞击,纷纷沉没,数万将士还没有和日军交上手便葬身鱼腹。只有张禧所部事先筑垒平户岛,隔五十步停泊战舰,这才避免了风涛袭击。  一场像样的仗没有打,便损失如此之巨,再加上对台风的恐惧,元军统帅们都已斗志全消,只想逃走。只有张禧没有气馁,劝道:“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也。曷不趁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但范文虎等人却说:“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完全不予采纳。  八月五日,范文虎等人丢下部队,乘船逃走。张禧无奈之下,只得尽量挽救士兵,平湖岛屯兵四千人没有船只,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丢掉,将士兵装回。   饶是如此,近十万士兵仍是被扔在日本,群龙无首,在日军的攻打下很快溃灭。元军士兵大部被屠杀,少数江南士兵被俘虏后成为奴隶。  这一年是日本弘安四年,因此此战史称“弘安之役”。    如果第一次征日,是败于天灾,这一次可就是天灾加人祸了。即使遭遇台风,剩下的近十万元军背海一战哪里就至于全军覆没?忽必烈用人不当,选择范文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领兵,就算没有台风,又岂能是上下一心,勇敢善战的日军的对手呢?  连续两次大败,损失十余万大军,而日本却连皮毛都没有伤到。这个时候的忽必烈恐怕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吧。他自然极不甘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御史中丞崔彧、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再加上江南出现动乱,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日后,与安南的战争又开始激烈,忽必烈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终于彻底停止。到了元成宗继位,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安于守成的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战争是没有了,但有元一代,两国之间一直没有出现官方交往,“中日邦交”一直到明朝建立方才恢复。    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归于失败,但忽必烈此举对历史的影响却既深且远。  其一,百年倭乱。  因为战争,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元朝虽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但就是不许和日本做生意。而日本的金属等物资非常依赖大陆,从此走私贸易频繁起来。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严禁的,日本走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便招募大量武装护从。商人一旦有了武装,便不再安心于辛辛苦苦贸易致富,而是经常地搞些抢劫之类的没本钱买卖,一些日本的大名(诸侯)也派遣私家船队参与,“倭寇”从此产生。从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于中国沿海。直到明朝嘉靖末期,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本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倭寇才逐渐销声匿迹。  其二,日本不再安分守己。  从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知道自身实力不行,便十分老实,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野心。“文永”、“弘安”之役后,因为两场台风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来临,从此便认定这是“神风”,日本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开始自高自大,乃至于在明治维新之后产生疯狂的对外扩张思想,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  其三,镰仓幕府的倒台。  虽然自卫反击战胜利了,但为了打仗和修筑防御工事,镰仓幕府几乎把府库都掏空了,各地诸侯为了抵抗元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还需要幕府赏赐。于是,镰仓幕府只好放任诸侯们大量侵占公地。这样一来,原本牢固的幕府经济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不为幕府管辖的土地和庄园,诸侯们对于幕府的经济依附减弱,幕府想要控制全国已经越来越困难。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快政治结构上也出了问题,众多武士因为战争而破产,而很多“百姓名主”,也就是占有很多田产的地主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成为武士。这些人不但经济上和幕府没有联系,在人身上也和幕府没有主从关系,成为凭空而来的“第三势力”。他们有钱有武装,又不服幕府管束,日本的大乱便难以遏制。终于,在两次战役结束五十二年后,镰仓幕府灭亡。      
  经济基础一旦被掏空,上层建筑离崩塌就不远了。
    说实话,我也觉得那两场台风太奇怪了,要说巧合也太巧了。历史真比要比所有作家更有想象力啊。    
    “天意”这个词,有时候确实可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更新】      说起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人们总该津津乐道“神风”,也都和日本人一样喜欢将之归结于天意。其实,要不是当时的日本武士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台风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日军和宋军一般一触即溃,在“文永之役”时,恐怕就要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候“神风”即使再厉害,又能帮得了日本什么呢?  忽必烈时期元朝进行的另一次跨海远征更能说明问题,那便是征爪哇之战。爪哇国是南海强国,此时是杜马班王朝统治时期。原本与元朝关系很好,在第二次征讨日本的至元十八年,爪哇王还派使者进献金佛塔。可是,忽必烈对于属国一般要求国王亲自朝见并派继承人为人质,这样的要求终为爪哇所不能接受。至元二十六年,元朝使臣孟琪在出使爪哇时再次提出朝见、人质等要求,因态度倨傲,爪哇王葛达那加剌将他黥面放回。  黥面对个人来说是极为侮辱的刑罚,加刑于使臣,则是对国家的侮辱。忽必烈大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任命史弼为统帅,亦黑迷失、高兴为副帅,率兵二万,战船千艘进攻爪哇。  元军到达的很不是时候,此时原本被爪哇降服的葛郎国(谏义里)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陷爪哇首都杜马班,杀葛达那加剌。葛达那加剌的女婿土罕必闍耶正在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听闻元军到来,土罕必闍耶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军队。史弼轻信其言,率军进攻哈只葛当,葛郎军遂大败,哈只葛当投降。  然而,土罕必闍耶并不甘心做元军傀儡,在谎称回城取正式降表脱身后,立即召集旧部夹攻元军。元军损失惨重,边打边退,以损失三千人为代价才登船撤走。元军虽然带回价值五十余万锭的珠宝香料作为战利品,但仍是得不偿失。  爪哇比之日本更为弱小落后,其地“千岛万岛南海南,谓远无虞险可守” 并未如日本一般有过战争准备,更没有“神风”相助,但仍然击败了元军,土罕必闍耶一战而奠定霸业,后来建立了统治伊里安岛、马来半岛达一百八十多年的麻喏巴歇王朝。    在那个蒙古铁蹄席卷一切的年代,一些小国实在要比某些大国更有血性,更值得后代为之骄傲,如高丽,如日本,如爪哇,还有下一篇的安南。      
【下一章:热带雨林中的噩梦——元朝征安南之役】
  非常好看!哈哈~
  放假不忘更新,好人
  班兄;  换手机号了吧,能把新手机号码告诉我好么?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楼主是不是到江南看世博去了。
  呵呵,哪里有时间和心情啊,不过是五一仍有活计要做:)    更新      
    【正文】    热带雨林中的噩梦——元朝征安南之役  
  曾经有一本《越南史》,是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官方所编,如果忽略国名,粗看之下,会误以为是我国官方历史教科书,词汇、腔调、叙事方式如出一辙,如“人民群众”、“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伟大胜利”词语之类贯穿始终。所不同的是,以越南人的观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与中国截然相反。如“二征夫人”,于中国是掀起叛乱的“妖妇”,而对越南人来说,却是如杨门女将、穆桂英一般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镇压“二征夫人”的伏波将军马援,在中国是留下“马革裹尸”名言的一代名将,有着流传千古的“铜柱家声”,在越南史书中,便是“侵略者”和“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了。  其实,二征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代表越南人民,马援将军是否会明白自己是在侵略他国?后人的民族主义将古人绑架,有哪里管本来面目是如何呢?人们津津乐道本民族的英雄时,又会有几个想到这些英雄对其他民族的伤害呢?也许,后人们能够平和的看待祖先的过往,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祖先,便是对祖先最大的尊重吧。    世界史上的超级大国总衍生出与自己文化相似或相同的大量卫星国,相对而言,因为内敛和不富有扩张性,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产生的文化圈仅覆盖了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三个国家。相比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可谓少之又少。而要说从制度、礼仪、文化与中国最为相近的便只有朝鲜和越南。  越南史称交趾,其领土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南部是占城国,是在明朝后期才为其所吞并。安南在秦汉三国时期,一直是中国领土,成为“交州”,三国时是吴国孙家的地盘。唐朝时,在宋平(今河内)设立安南都护府。到唐朝末年的唐懿宗时期,南诏国国王世隆崛起于西南,建立“大礼帝国”,击灭安南都护府,地盘遂为南诏管辖。随着世隆死去,大礼帝国衰微,安南又被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十国之一南汉纳入统治,为交趾节度使辖地。  公元938年,交趾节度使杨廷艺叛南汉自立,被部将所杀,其婿吴权继起,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汉水师,从此独立于南汉之外。不过,吴权的政权仍是五代十国乱世之延续,并未独立于中国之外。公元968年,交趾本地豪族丁部领平定境内的“十二使君”之乱,正式建号称帝,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自称大胜明皇帝,这便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丁朝。这时五代十国已经被北宋所结束,宋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称为“列藩”。这标志着这块土地从中国彻底分离了出去。    交趾独立之时,正是中国从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时代。大洗牌的过程中难免“礼崩乐坏”,城头变幻大王旗,法统荡然,“天子兵强马壮者居之”。交趾受其影响,于是先天不足。丁朝建立仅十二年便被大将军黎桓篡幼主自立,建立前黎朝。前黎朝也仅历三代二十九年便又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篡位,建都升龙(今河内),建立了李朝。  李公蕴被称为李,与宋一样,虽是出身行伍,但却非常明白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在位期间,建书院,立科举,在国内大力推广儒学,终于使安南如宋朝一样由乱世走向承平,留下了一百一十六年的稳固江山。传到第六代李英宗时代,仗着国力强盛,出兵攻打北宋,连陷钦、廉、邕三州,北宋出兵讨伐却屡战不胜,最后只得接受李朝的谢罪,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的国名便从交趾改为安南。    李朝通过普及儒学避免了武将篡权,但却忘了儒学也曾给外戚篡权提供过理论基础——比如王莽篡汉。公元1224年,外戚陈守度废黜李惠宗,立其女李天馨为帝,是为李昭皇。之后让继子陈日煚娶昭皇为妻,并强迫昭皇让位给陈日煚。1225年,李朝灭亡,陈朝建立。陈守度虽然是陈朝建立者,但并未称帝,而是扶持陈日煚为陈太宗,自称太师。  陈氏父子的命运有点像高丽“都房”执政崔氏,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获得政权,却马上就遇到了外来的强大威胁——蒙古军。    
  小时候听评书,不知道交趾国是哪,还能跟天朝抗衡,现在才知道它对于天朝而言,是自保有余、进取不足。
    要说自保,交趾倒是真的很会自保,谁来跟谁干。    
  本人对于元朝和蒙古汗国继承关系的一点看法:    罗马帝国虽然数百年,但是帝位继承不是按照血缘,很多罗马皇帝都是前任皇帝的养子,这个和东亚地区的帝国传承大不相同。    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蒙古汗国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河南地区的金朝残余势力除外)包括黄河中下游各省和东北地区,河西走廊,新疆以及漠北草原等地。    而且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继承蒙古汗国大汗之位的资格就因为他是成吉思汗后裔。    元朝和蒙古汗国是一脉相承的。    就像耶律阿保机916年建契丹国,耶律德光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萧太后改国号为契丹,1066年耶律洪基改国号为辽。直到1125年辽灭亡。    能说916-947年,983-1066年的契丹和947-983年,年的辽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吗?
  阿里不哥也只是得到部分宗王支持,而且并没有举行大忽里台选举,忽必烈也是得到部分宗王支持,而且,元成宗时期四大汗国都承认元朝皇帝地位的合法性了。    忽必烈如果不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不会有任何宗王支持。    元宪宗蒙哥去世的时候没有立继承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有即位资格。    朱棣可是直接干掉了朱元璋立的合法继承人建文帝,篡位自立。    就像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明和建文帝时期,首都是南京,统治中心在南方,到了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以北方为中心,并开始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和忽必烈把蒙古汗国的首都从哈喇和林迁到大都很相似。    难道朱棣之后的明朝和朱元璋时期的明朝是两个朝代?    而且从合法性上讲,明成祖是篡位,元世祖最多是争位,因为前任并没有立下继承人,自然谁能最终胜利,谁就是合法继承者。    朱元璋,蒋介石,毛泽东,马英九都认可成吉思汗的元地位,自然是认为元朝从1206年算起,《元史》不也是从元开始的吗?   
  元成宗和察合台汗国联手灭掉窝阔台汗国,在元成宗时期,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都派遣使者承认了元成宗的共主地位。    1301年海都、笃哇举兵东犯,为元军击败,不久海都病死,窝阔台汗国势力渐衰。    1302年,钦察汗国归顺元廷。    1303年,窝阔台汗国察八儿和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遣使到大都请和,西北诸王承认了元朝宗主的地位。    至于伊儿汗国,自从旭烈兀开始一直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    这样,1303年,四大汗国已经陆续上表归顺,元朝皇帝元成宗终于得到了蒙古世界的普遍承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可惜好景不长,1307年元成宗去世。    在元成宗之后,元朝皇帝的共主地位一直被三大汗国承认,至少到了元仁宗年间还是如此。
  看了版主的帖子后,很佩服版主的博学,关于元朝和四大汗国的疆域大小,争议很多,我收集了很多种语言版本的元朝和四大汗国地图,包括:    英语(包括美国的,英国的),俄语,日语,韩语,蒙古语,拉丁语,以及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台湾地区等各种版本,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相册看一下。
  英国人编的《剑桥中国辽金西夏元史》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  网址:  /other/jq/yuan/099.htm  /other/jq/yuan/index.htm    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元廷在1368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14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1356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汲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14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14世纪中,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1] 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14世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2] 14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3] 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4] 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酿成了14世纪50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的牺牲者。1368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利用14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者决意要它如此。      [1] 见[274]H.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卷,第447页。关于妥欢贴睦尔在位期间严寒气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51,第页。       [2]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203页。       [3] [653]《元史》,卷51,第1111页。       [4] [653]《元史》,卷51,第页     
  英国人编的《剑桥中国辽金西夏元史》分析的元朝时期汉族的心理:  网址:  /other/jq/yuan/104.htm  /other/jq/yuan/index.htm      社会—心理因素(上)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中国的局面。1206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汗,以后的10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1227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20年,1234年金朝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务。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50年代末他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包括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10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甚至还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1] 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僚机构实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1272年宣布新的元朝国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烈让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古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是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给汉人转而服务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社会—心理因素(中)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将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古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人利益的必要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官员、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皇帝利益服务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盾始终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1368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树,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人受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有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汉人对蒙古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非常复杂难解的。[2]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3] 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社会的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他们所熟悉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人的规范的特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社会—心理因素(下)    大多数汉人表示,他们相信天命确实赋予了蒙古大汗,从而使蒙古人坐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今天我们看到是蒙古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帮助使他们获胜。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汉人的观点是他们在被征服后所作的理性的思索,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蒙古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对他们征服的所有这些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地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大限度地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4]       13、14世纪的汉人学者与官员往往注意到蒙古人童稚式的简朴、诚实、大度和信任这些美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式的野蛮人”,但同时他们又是通向文明道路上的倒退者。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蒙古人无论是可爱还是可畏的品质,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方面他们是相当精明的。忽必烈汗首先将蒙古人的长远利益与他们称霸世界的中国基础统一起来,但并不放弃以蒙古为中心的考虑。接下来在元朝中期和后期,接受一定程度的汉法是以牺牲蒙古人对草原的控制为代价的;对这一过程究竟能走多远,以及假若蒙古人能再在北京继续统治一个世纪会有什么后果等问题,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持有不同意见。[5] 这一问题无论多难解答,却不是历史事实。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基本特征。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成功,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作为漠北的强有力的民族而存在。但他们在中国统治的失败却最能说明他们的汉人臣民生活的特殊条件。汉人如何适应那些特殊的条件,将是以下讨论的重点。      [1]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年)的讨论》。       [2]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3]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元史新讲》前言,第1卷第2页。当代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4]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年》,第221—225页。       [5] 萧启庆在对元代蒙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78位掌握汉学和汉文化技巧并在元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蒙古人。他的结论是到了元代末期,出自精英家族的蒙古人大多已经“儒化”,他们未必是蒙古人中的主流,但采用汉文化的趋势却在不断加强。见[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转一下英国人编的《剑桥中国辽金西夏元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元朝。
  拜读,问候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天生就埋下了反抗的因素。
  值得一看  
  关于楼主提到的黄金家族内战,战争导致各方控制区不断变化,通过地图可以对各方势力消长看得更清晰:大家可以到我的天涯相册“蒙古帝国皇族内战”,里面介绍了:  1227年-1285年蒙古帝国疆域变迁图(俄语版),共16张  这些俄语地图主要显示蒙古帝国内部皇族内战,历次战争导致的元朝直辖区和四大汗国的疆域变化。    此外,我的相册中有汉语,英语,俄语,日语,韩语,蒙古语。拉丁语等语言版的蒙古帝国疆域图,充分证明元朝时期最北部边界至少达到贝加尔湖最北端,贝加尔湖东部和西部地区均为元朝直辖区。
    eaglewanli兄,我说元朝和蒙古帝国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并非是从血缘上着眼,而是认为二者的统治疆域、文化、制度已经大不相同。这一点,我在《继承还是重建》一章中说的比较明白。    就算是以血缘来说,忽必烈之前,成吉思汗的子孙都有继承汗位的资格,而忽必烈之后,只有忽必烈的子孙才有继承汗位资格,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北元最后一任可汗林丹汗时代,是不是“元裔”很重要,而不再是“非黄金家族不得称汗”这么一个模糊地概念,北元中兴之祖达延汗之所以能够称汗,便是因为必须要忽必烈直系子孙,也就是“元裔”才能被承认,其他支系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看来兄对蒙古史也很有研究,希望多来交流:)      更新    
    【正文】      公元1252年,还是宗王的忽必烈奉蒙哥大汗之命出征大理,在攻破大理都城之后留下猛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云南其他不愿归附的部落。兀良合台是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在当时的蒙古帝国中属于超一流将才。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一年,云南各地尽数平定。大理国远处西南偏僻之地,地狭民贫,蒙古帝国不惜以十万大军攻之,无非是为了战略包抄南宋。可是,当大理国灭亡,皇族段氏成为大理总管之后,兀良合台却发现,要包抄南宋还有一个障碍,那便是安南。  大理段氏软弱恭顺,对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大有帮助,对他来说,安南应该和大理差不多,没必要兵威相加,于是派出两名使者前去劝降。此时,陈太宗和陈太师还在篡国成功的喜悦中没有自拔出来,也不知道蒙古军的可怕,对于劝降断然拒绝,将蒙古使者投入监狱。  兀良合台哪里容得下这种侮辱,1258年初,与儿子阿术率军征讨安南。陈日煚作为开国之君,自然不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之辈,亲帅主力布阵于红河南岸,“隔江列象骑、步卒甚盛” 。兀良合台此次南征,并非奉有中央命令,再加上忽必烈离开云南时带走了主力,因此兵力并不雄厚。日后兀良合台配合蒙哥汗出征南宋,麾下是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此时兵力应该与那时差不多。见到安南军已有防备,兀良合台命令所部分三路强行渡河,自己一路猛攻敌军阵营,儿子阿术负责切断安南军路上退路,大将彻彻都负责抢夺安南军战船。  兀良合台所部后来能够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从云南势如破竹攻到湖南潭州(长沙),可想而知战斗力之惊人。安南军在东南亚诸国中虽称劲旅,毕竟是井底之蛙的水平,一战下来,土崩瓦解。太宗陈日煚本来无处可逃,但因为彻彻都只顾着追击岸上敌军,没有专注于俘虏安南军战船,终于使得陈日煚逃出生天。战后,兀良合台责彻彻都违命之罪,彻彻都服药自杀。  红河防线一丢,安南首都升龙便无险可守,陈日煚带着文武宫眷弃城而走,兀良合台占领升龙,发现派出的使者已经有一个瘐死狱中。这样的场景在忽必烈占领大理城时也发生过,忽必烈想要屠城,幸亏随军听用的姚枢等人力谏才作罢。兀良合台身边此时却没有可以劝谏他的文士,于是,为了泄愤,屠城令下,升龙顿时成为鬼蜮。  首都虽然拿下了,可国王没有抓到,安南也没有屈服,太宗陈日煚和太子陈日烜收集残部,准备反攻,大将陈国峻也率军从山西路东下勤王。兀良合台兵力有限,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尤其是蒙古兵颇多患病。无奈之下,兀良合台在占领升龙九日后,撤兵回云南。留下两名使者等陈日煚回来招降。待到陈日煚“回銮”,发现京城残破不堪,虽然大怒,但已领略蒙古军善战的他不敢再拘押使者,将两名使者捆绑送回。    一个民族的领袖是否称职,就要看他能灵活的顺应时势来换得民族最大的利益。陈太宗陈日煚当初拒绝蒙古帝国的招降,在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吃一堑之后得以长一智,传位给太子陈日烜,是为陈圣宗,父子二人开始改变“侍北”策略。1260年,大元王朝建立,陈圣宗主动遣使表示归附。忽必烈派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出使安南,宣谕:“尔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埸,乱尔人民。卿国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 安南从此得以短暂太平,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封陈日烜为安南国王。  但是,元朝对于藩属国的要求,有君主亲朝,太子入质,设置达鲁花赤的内容。这对于儒化极深的陈朝来说根本无法接受,陈圣宗以宣谕诏书中有“一依本国旧制”为理由,百般推脱。在阿里不哥尚未讨平,南宋尚未吞并之时,忽必烈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就这样一直推托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阿里不哥早已成为古人,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也已灰飞烟灭,耐不住性子的忽必烈遣使提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 此时,陈圣宗已死,其子陈日燇继位,是为仁宗。仁宗知道这已经是最后通牒,拖无可拖,干脆积极备战,并将由元朝封为国王的叔叔陈遗爱暗杀。    
  看来一阳指也救不了大理,南帝之后无高手啊!从蒙古战史看来,除了自然环境和生老病死可以阻挡大军之外,在战略战术、士兵素质、武器装备各方面,蒙古无敌于天下。
  一直想写写元朝,可惜知之不多,读读班版的文算了
  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一年,云南各地尽数平定  兀良哈台是在1257年才最终平定大理的所有部落的。  元灭宋后的战争以征日最大最重要班兄写的太简单了。
  班兄,我记得《元史》太宗本纪中,窝阔台的尊号是“木亦坚合罕”,但定宗本纪和宪宗本纪中没有提到贵由和蒙哥的尊号。
  班兄,关于岭北行省北部的边界,我认为至少到达贝加尔湖最北端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我的相册中有汉语,英语,俄语,日语,韩语,蒙古语。拉丁语等语言版的蒙古帝国疆域图,里面几乎所有的元朝时期最北部边界至少达到贝加尔湖最北端,贝加尔湖东部和西部地区均为元朝直辖区,还包括了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美国哈佛燕京学院1935年版的那张地图元朝北部边界也到达了贝加尔湖中部地区。在这张地图里的元朝北部边界算相当保守的,但比清朝时期的外蒙古北部边界全面向北一大块。    班兄提到,贝加尔湖一带也并没有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明确证据。那么,以清朝的地图作为参照,元朝的北疆范围,应该大致比现在的蒙古国北疆稍北一些比较合适,或者可以达到贝加尔湖南岸。    那么为什么英国,美国,俄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蒙古帝国版图中,相当多的版本元朝北部边界都到达了贝加尔湖最北端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肯定有相关的史料依据,国外出版的历史地图还是很严谨的。  
    1230兄,征日本之战,声势浩大,但第一仗只打了一天,便遭遇台风撤退;第二仗连一场像样的遭遇战都没打,也遭了台风。实在没什么太多的细节可以写啊。倒是可以仔细说说双方的装备、武器之类,但那样就喧宾夺主了。    eaglewanli兄,《元史》中并未记载窝阔台的汗号,直到忽必烈才有“国语尊号”的记载。  至于元朝北部版图,争议颇大,外国出版的东西也未必就一定证据确凿,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有发现元朝在贝加尔湖北岸有过实际统治的考古证据。    更新    
    【正文】      至元十八年(1281年),原本已经臣服元朝的占城国出了乱子,王子补的不满元朝欲图直接统治占城,起兵反抗。忽必烈派大将唆都从海路攻打,占城不久便被平定,将其列为行省,与荆湖行省合并,称为“荆湖占城行省”,治所设在鄂州。占城在安南之南,这样一来,便实现了对安南的南北夹攻之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命第九子镇南王脱欢驻鄂州,全权负责征讨安南。  镇南王所部再加上荆湖占城行省,军势极为浩大,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兵分六路压向安南。  陈朝早已准备翻脸,大军压境并不惊慌,陈朝名将陈国峻督率十万大军于万劫(今越南海阳)阻挡北路元军。仁宗也亲率十万军队于排滩抵挡唆都、乌马儿的南路元军。  有准备是一回事,部队经不经打是另一回事。在元军凌厉的攻势下,陈国峻、仁宗所部先后被击溃,首都升龙再次失守。镇南王脱欢在陈朝王宫中设宴款待将领,并向忽必烈报捷。  然而,安南军正面抵抗虽然失败,但很快便在陈国峻的筹划下,开始了游击战。主力部队分散四方,以小股部队不停地袭扰元军。元军欲寻安南军主力决战不可得,疲于奔命,损失惨重,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大量患病,战斗力日弱一日,眼看要陷入泥潭,脱欢无奈,只得听从众将谏言,撤军北还。  岂料,出击时安南军不见踪影,撤退时却四面八方而来。陈国峻指挥安南军民层层阻击元军,为保护脱欢安全,大将李恒舍命断后,且战且退,被毒箭射中膝盖,回到广西思明州后毒发而亡 。李恒为西夏王族后裔,在灭宋战争中屡立战功,更协助张弘范在厓山几乎全歼南宋水军,是元军中难得的悍将,结果却在热带雨林中殒命。  北路军撤退,南路唆都、乌马儿所部却还不知道,得到安南人告知后仍不相信,待看到北路军大营已人去营空才仓皇向顺化海岸撤退,结果耽误了时间,在入海口遭到安南军的包围,唆都力战而亡,乌马儿侥幸逃脱,损失将士数万。     在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一年的这十年中,世祖忽必烈可谓流年不利,在西面被自己的侄子海都压着打,西北防线退缩到斡端,东面连续两次征伐日本失败,损失将士十余万,这回竟然征讨安南也失败,且损失两员宿将。堂堂元世祖,继承了无敌祖父成吉思汗最大遗产的“众王之王”,竟然屡战屡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原本准备第三次攻打日本的计划被搁置,忽必烈决定“专事交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征调江淮、湖广、江西三行省的蒙古军、汉军、新附军七万人,云南蛮兵六千人,海南岛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近十万人马再征安南。此战仍是以九皇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设立“征交趾行尚书省”,以大将奥鲁赤为平章政事,程鹏飞、阿八赤为右丞,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统归镇南王节制。  是年十一月,元军分东路、西路、海路三面攻入安南。    安南军仍然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元军一路斩关夺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红河,再次占领升龙。  可是,安南经过两次战争洗礼,已经总结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在陈国峻的安排下,坚壁清野,主力分散,以小规模的丛林战骚扰元军,只等着元军疲敝之时再发动反攻。  面对安南的战术,镇南王脱欢也并非毫无应对,他吸取上次经验,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分兵占据安南州县,立寨防御。这一招确实有效地避免了被安南军搞得疲于奔命。但是,安南百姓抗战热情高涨,与元军极不合作,就地筹粮等同于缘木求鱼。而从本土运送粮食又遭到安南军阻截——运粮万户张文虎押粮渡海,在绿水洋被安南水军拦截。张文虎无奈之下将粮食全部沉于海底,率轻舟突围。  粮食不济,脱欢不得不放弃步步为营,命令所部寻找安南主力决战,可茫茫雨林,熟悉地貌的安南军总是隐藏的恰到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找到。而潮热的气候又再次让元军成批病倒,脱欢除了仰天长叹:“地热水湿,粮匮兵疲”之外,拿不出任何好办法。    一直拖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斗志几乎为零的元军终于在听从众将领劝说的脱欢率领下分路撤退。同上次一样,这时候安南军如同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处处阻击元军。右丞阿八赤率精锐步骑开路,每天作战数十次,终于在内傍关中毒箭身亡。脱欢改道由单已县和盝州撤退,方才逃回广西,但所率人马已经损失十之六七。  陆军损失惨重,水军更惨。乌马儿、樊辑率水军沿白藤江入海撤退,在入海口遭到陈国峻伏击,安南军在河道钉了木桩,元军水师被困在江面进退不得,四百艘战船全军覆没,乌马儿、樊辑双双被俘杀。  再次惨败于蕞尔小国,忽必烈勃然大怒,虽然脱欢是他的亲儿子也无法姑息,将他先调至淮南江北,再迁汴梁,最后贬谪到扬州,并下令终身不准入觐。脱欢从此郁郁不得志,未能再被委任领兵,也没能再见父亲一面。    
    元朝统治时间较短,有很多因素,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  一是蒙元上层统治者一直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相对独立,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没有象后来的满清那样几乎都儒化汉化了.这对在汉人占主体的广大中原地区维持较长时间统治是不利的.  二是自成吉思汗以下的统治者马上得天下甚是顺手,但治理国家则未见高明.特别是在以汉人为主体的农耕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力维系,一遇到大的灾荒或动乱,可能很快就会崩溃.  不当处请班版指教
  来看望班兄,周日问好,坐个板凳
  好贴留名
  看来农村包围城市,不论古今都适用,以后的抗法抗美都用的是这一招。要想对付看来只有像高宗纯皇帝对待厄鲁特蒙古那样,要地不要人。
  班兄,《元史》里面还真没有窝阔台的汗号,不过《新元史》里面记载了窝阔台的汗号是木亦坚合罕,下面是《新元史》原文:    卷四 本纪第四
      太宗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第三子也。母曰光献翼圣皇后。长子术赤,次察合台,二人素不相能。十四年,亲征西征,议立嗣而行,察合台请以帝为嗣,从之,事具《术赤传》。十六年,术赤、察合台攻乌尔鞬赤,屡失刊,改命帝为统帅。帝调和两兄,兵复振,遂克乌尔鞬赤。十七年春,帝略地印度河下游,请进攻昔义斯单,召帝还,与察合台等从班师。二十一年,从伐西夏。崩,皇弟拖雷监国,帝分地在叶密尔河,留于霍博之地,安辑部众。
    元年己丑夏,帝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迎。
    秋八月已未,诸王百官会于怯绿连河阔迭额阿剌勒,请帝遵遗诏即位,共上尊号曰木亦坚合罕。皇兄察合台持帝右手,皇叔斡赤斤持帝左手,皇弟拖雷以金杯进酒赞。帝东向拜日,察合台率皇族及群臣拜于帐下。
  班兄,关于元朝的北部边界,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最北部两个是铁勒测景所和北海测景所,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其中铁勒测景所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据推算应在北纬64°5'的地方,已达北极圈附近;最南的南海测景所亦达占城(今越南南方)。    郭守敬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同意与支持,于是在原有上都、大都、登封等五处司天监、天文台的基础上,在元朝统辖的范围内陆续建立了27所观测台站。其范围之广、覆盖面积之大为前代所无。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 郭守敬传 》记载:    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及奏进仪表式,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硃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元朝时期贝加尔胡被称为“大泽”,北海必然不是指贝加尔湖。    转一位网友元朝岭北行省北部地区范围的考证,也许对班兄有所帮助。    /116898/viewspace-3724.html  益兰州:在萨彦岭东北处。管辖着广袤的今日叶尼塞河流域地区!  撼合纳:  谦谦州:在萨彦岭南部,是五部断事官中最靠近岭北内地的一部。  吉利吉斯(唐 坚昆都督府):在萨彦岭以北,该部落原属黠戛斯,后被成吉思汗所降。  昂可剌州:叶尼塞河中下游地区,是岭北行省最北的一处断事官,郭守敬的北海观测站就设在昂可剌以东地区,靠近北纬65度线。    
北海测景所之所以能设在北极圈一带,正是因为从吉利吉斯到昂可剌之间的这条关键的驿站起了作用。    
大汗窝阔台时期,拖雷的妻子睃鲁和帖尼就曾派人到北方地区去探明“北海”的位置,那时贝加尔湖被称为“大泽”,北海因是更远的的一处海洋。    
元代领土的最北端到底在哪,很可能是不明确的.北冰洋总有点太夸张,对于那个年代来说.但有的史书上提到元朝政府曾派人向北类似进行了一次考察,一直到了北极日不落之山(北冰洋岸之普拉脱那山,位于泰梅尔半岛上). 元人耶律铸对此有记载,但是仅凭一次考察就断言元朝北疆到了北冰洋是不实际的,要是那样的话,每个到南极考察过的国家都可以说南极洲是自己的领土了. 但有一点可能肯定的是元代领土是历朝中向北开拓最远的。      《元史》《 志第十五
地理六》/zh/book/esss/xuanshi/yuas063.html  
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    
吉利吉思者,(即唐 坚昆都督府)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河),而注于昴可剌河(今安加拉河及叶尼塞河中下游),北入于海(元 北海,即今天的喀拉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    
昴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也。(骨利干:骨利干 古部族名。在瀚海 (今 贝加尔湖 )北,有二俟斤治之。产良马和百合草。 贞观 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遣使来献马, 唐 以其地为 玄阙州 。 龙朔 中(公元661-663年)改名 余吾州 ,隶 瀚海都督府 。 唐
段成式 《酉阳杂俎·忠志》:“ 骨利干国 献马百匹,十匹尤骏,上为制名。”《新唐书·回鹘传上》:“ 回纥 ,其先 匈奴 也,俗多乘高轮车, 元魏 时亦号 高车 部,)    
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湩,咸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    
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劚山丹、芍药等根为食。  
  补充一下上一个帖子:撼合纳:在安加拉河地区,郭守敬设的铁勒观测站在此。
  接上帖,元史中有这么一段,不知道是不是“日不落之山”的出处?    昴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也。
  另一位网友对元朝北部谦谦州的分析:    谦谦州,元代族名﹐地区名。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北﹐谦河(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上游流域。或译欠州﹑欠欠州﹑谦州﹑俭俭州﹑缣缣州。谦(Kem)﹐近译为克穆﹐当地突厥语义为河。它的西南支流叫克穆齐克(Kemik)﹐同《元史》所称“谦河西南”﹑“以河为名”的谦州相当。Kemik在蒙语中变成表示族名的复数形式──Kemiud﹐正好是谦州的对音。谦河东南主源名乌鲁克穆﹐或径称克穆。故Kem-Kemik就是克穆﹑克穆齐克两河和两流域地区﹐而Kem-Kemiud即指这两流域的居民﹐音译为谦谦州。谦谦州在今苏联图瓦自治州﹐居民是图瓦人﹐即唐代的都波和都播﹐《元朝秘史》称为秃巴思﹐《辍耕录》称为秃八。但这两书中不载谦谦州﹐而《元史》和《史集》只载谦谦州而不见秃八人。实际上这两类名称应理解为同一民族﹐谦谦州是蒙古人以地名对他们的称呼﹐秃八则是他们的自称。
谦谦州原附属于西辽和吉利吉思。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朮赤北向征服了林木中百姓﹐谦谦州归属蒙古。谦谦州土地肥沃﹐适宜耕稼﹐夏种秋成﹐不必耘锄﹐故除畜牧﹑狩猎以外﹐也有人经营粗放的农业﹐可以收获粟﹑麦等谷物﹔又出产良铁。蒙古军南下攻金﹐将俘虏来的工匠迁到这里﹐设立匠局﹐有的制作兵器和甲冑﹐有的“织绫罗锦绮”。成吉思汗死后﹐谦谦州和吉利吉思作为一块领地由幼子拖雷及其妻唆鲁禾帖尼继承﹐他们常将属下不适应蒙古风土的汉人徙居到这里。
唆鲁禾帖尼死后﹐谦谦州由其幼子阿里不哥继承。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后﹐降服了阿里不哥﹐以伯八为万户驻守谦谦州。至元七年(1270)﹐任命刘好礼为谦谦州等五部(见益兰州)断事官﹐治理民事。海都倡乱﹐谦谦州成为他同元军连年争战之地。十二年﹐忽必烈派皇子那木罕率各支宗王﹑大将出征。宗王昔里吉﹑脱铁木儿于军中策动叛乱﹐劫持那木罕﹐进军谦谦州﹐袭杀伯八﹐拘留刘好礼。昔里吉等的叛乱平服后﹐元朝仍派兵驻守谦谦州﹐除拨给钞﹑币﹑衣﹑裘外﹐又发放农具就地屯田。乌鲁克穆河以北图兰城曾发现铸有至元二十三年标记的犁镜﹐实物今陈列在克孜尔市博物馆中。
阿里不哥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的斡耳朵和谦谦州等地由其子玉木忽儿继承。此斡耳朵﹐元人通称为别吉大营盘。至元三十年大将土土哈进军吉利吉思﹐尽收五部之众。同年﹐元朝置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都总管府﹐掌别吉大营盘等事。至大元年(1308)﹐武宗封玉木忽儿为定王。至治三年(1323)﹐泰定帝将玉木忽儿定王印授予其子薛彻干。次年﹐置定王薛彻干管理本位下打捕鹰房民匠等户都总管府﹐掌别吉大营盘城池及薛彻干定王位下事。大营盘属下的谦谦州人先后由这两个机构管理。
元末﹐谦谦州等处仍有断事官治理﹐如完者﹑夏石岩都曾任断事官下属的从七品经历官。谦谦州产盐﹐刘好礼定例不榷盐课﹐由领地所有者别吉大营盘以盐为课程抽分。
谦谦州一部分匠户于元初被迁到大都﹐其子孙聚居于南城﹐故名谦州营。
  岭北行省其他地方为蒙古诸部游牧地,有:    窝阔台后王封地:即阳翟王部,在称海司以西。    别里古台后王封地:即广宁王部,在和宁路以东。    搠只合撒儿后王封地:即齐王部,在广宁王部以东。    合赤温后王封地:即济南王部,在广宁王部及齐王部以南。    外喇王封地:即外喇部,在和宁路西北,称海司东北。    八邻万户:在阳翟王部以北。    逊都思千户:在和宁路以北。    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辖地:即别吉大营盘辖地,在称海司以北,有益兰州、谦州、吉利吉思、撼合纳、乌斯五部。    有八剌忽、不里牙惕、火里、秃麻等部在大泽附近,有克失里迷、贴良吉惕等部在赤马儿河附近,有昂可喇等部在  昂可喇河附近。
  有人考证,北海测影所在北纬65度。下面部分测景所位置摘自《元史》:      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岳,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无景,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岳台,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一尺四寸八分,昼六十刻,夜四十刻。       和林,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三尺二寸四分,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铁勒,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五尺一分,昼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长六尺七寸八分,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大都,北极出地四十度太强,夏至晷景长一丈二尺三寸六分,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上都,北极出地四十三度少。   
  班兄,对于元世祖忽必烈1292年派史弼远征爪哇,以及忽必烈的统治策略,有位网友分析的非常深刻,现转载如下,仅供各位参考:    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 元世祖忽必烈(上)      第一集忽必烈对东南亚的征伐原因和影响。    忽必烈先后出兵,占婆,安南,爪哇等各国,使得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臣服于元朝。    这里先不谈打了几战,谈谈忽必烈的心思。    蒙古人好战,为了就是掠夺。    打日本为了银子,打东南亚难道为了香料?     显然,中原大地对香料的需求不可于欧洲同日而语言。     所以掠夺可能行不大。     或者有人说,忽必烈好大喜功,就是为了名声。     非也,皇帝不是电视据那样,帝王一怒尸骸百里,这么大的战争,必须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     所以为名声一说,无稽之谈。     东南亚都是些小国,几乎本来全部都对宋朝称臣。    元代宋后也都对元朝臣服,为何忽必烈咄咄逼人呢,非要用兵呢?     我的观点是,忽必烈这个人虽出身蒙古草原,可是在中原问鼎的皇帝中,算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     忽必烈,之所以征服东南亚,不光是打通中国到印度洋的商路,还要打顺商路。     宋朝时期,东南亚一代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转口集散地,中国商船大多只到达这里。     而现在的斯里兰卡地区印度洋国家,对中国船队征收非常高的税.东西方贸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垄断。    忽必烈不能忍受这种剥削,他手下的商队希望能直接开往波斯湾贸易。    所以,他出兵的目的就是打顺商路,尤其是爪哇最为重要,也是东南亚战斗中打的最大的一场,元朝出动了福建路水师两万人马.对于东南亚来说绝对地打战。    接着,忽必烈通过外交等手段对当时波斯湾拉拢威胁,甚至还对其中一个国家,叛乱者提供了,外交保护。    不过由于忽必烈的去世,加上本来蒙古四大汗国就已分裂.事实上并没有打顺这调贸易线路.他的后代也没有接着做下去。     接着,我们来说忽必烈东南亚政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首先,战争代了科技进步,经历了元朝的高压政策,东南亚各国都加强了军事势力。    当时的南中国海,海盗大多数都是东南亚各国的,不断的打劫中国商船。    其次,元朝的高压,对伊斯兰教派统一这一地区起到了阻止主用,佛教多了生存之地。    典型的占城就是一直被压制最后被灭。    再着,对明朝得影响很大.郑和下西洋,才用了大船队国家贸易得形势.不光是针对国内,也有对外得考虑。     当时的船队,即是商队又是战队,你不服我就打。     明代采取了这种大商队形势来杜绝贸易航线各国的敲诈.不过最终还是失败了。    明代大臣绝对不想,东南亚各国靠着做东西方转口贸易发财起家,平添东南一霸。     海禁不至伤到中华大地,也是对东南亚各国一刀。    元世祖忽必烈和明代的大臣都有一个想法:不能肥了南边那些国家。
  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 元世祖忽必烈(下)      第二集元世祖忽必烈高超的战略眼光和高明的政治手腕   同样是放眼看世界,忽必烈肯定是俯视或者至少是平视,而清末的大人物们只能仰视的份。    忽必烈一代天骄又得贤妻搭配(这点很重要,贤妻就是察必皇后)。风云一时,更懂得养生之道,是元帝中少有的不迷信巫术宗教的皇帝。【寿至八十岁,帝王中的长寿者,按照古代年龄计算方法,活过八十岁的皇帝只有五人,清高宗乾隆皇帝(89)、梁武帝萧衍(86)、女皇帝武瞾(82)、宋高宗赵构(81)、元世祖忽必烈(80)】    这里我们说他的外交,也是他看世界格局,看他怎么看世界。       世界东西两方,东方:问鼎中原者为正统帝王,诸侯皇帝加封;西方:教皇加冕者可称帝王,贵族国王授予。      先看西方:     1266年,受教皇命令说服蒙古人加入基督教的大使,意大利商人尼哥罗(Nicholo)和马菲奥(Maffeo)两兄弟来到元代的统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当他们西返时,忽必烈令其携书信而回。信中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熟知基督教律且通晓7种艺术(即文法、伦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的人来华。这些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忽必烈还表示:“如能证明此事,他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    可以看出来忽必烈的智慧见识,很早的认识到西方在技术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后期忽必烈也开始认识基督教对加强统治有大大的帮助。    与此之前,而早在蒙古攻打欧洲时,教皇就书信要求蒙古人信仰基督教,以求免于蒙古人的侵略.当然是被训斥一顿,灰灰溜溜的走人等着挨打。     而这次,忽必烈并没用再如此,而是要求人才来华,辩论宗教.这点见识在穿越小说家那是通用手段,小菜啊!不就引进人才嘛。     在他一古人身上发生,可见其眼光之远,比之几百年之后人不逊。     对比康熙和教皇的“两皇之争”(我起的名字),也是如此。     此外我上一侃提到了多次其逼迫当时波斯湾两个大国来朝(一个好像叫俱蓝儿,另一个一时没查到),之后几乎年年互访.并且给于俱蓝国的叛变者政治庇护.这样都是为了压制阿拉伯人贸易,打顺中西方贸易.练习东西方世界,压制中间的伊斯兰教。     当时罗马到北京只要一年左右.不过大多数时间都被在穆斯林的地盘纠缠所耗.本身流动性极强的中西方的贸易可以说成就了伊斯兰教,包括大笔资金.否则现在印尼等东亚国家也不会是穆斯林了。     在西方,忽必烈联合教皇,对外压制中东的穆斯林,对内利用起统治各族。手段高明意味深远,封建几千年内前不古人后无来者。       再看东方:     首先面对东南亚的有可能的崛起之势,忽必烈果断的采取打压政策。    酒徒在书里写到日本从结绳记事进化到封建社会就是因为得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得人才和技术。     而宋末的人才技术的流失方向就是东南亚,对其打压是再英名不过的。     自爪哇战争之后,当地贸易被破坏,海盗盛起,华人也在该地区地位不断降低,马来人选择了伊斯兰教和佛教代替了更俱生命力前进力的儒家文化.宗教束缚下东南亚各国失去了进步文明的可能性。     政治上,当时东南亚国家和明朝时期一样国王必须得到忽必烈的认可,才算正式加冕,元朝代表正统。       东北方:     对于朝鲜,更是英名的没的话说.对待高丽才用封其驸马汗国的地位,高丽国内亲蒙势力强的不得了,轻易就可以换个听话的高丽王.只到顺帝时期动乱,强主恭让王清理亲蒙势力成功,才出现过断交情况,不过最后还是被杀了。接着才有后来的李家王朝。     忽必烈还在高丽屯田,动用高丽水师攻打日本,施行驸马汗国政策自五胡开始就动乱的辽东地区在元几乎无乱。     对于忽必烈两征日本更是远见的很,忽必烈从当时招其入朝称臣,应该是看出了这个国家的本质--桀骜不驯.日后强大了必为后患。    虽然打了两次失败了,但大多死了他心里不怎么重要的南人和高丽人.而换来了元代百年海域太平,更是贸易压制了日本.不过禁日本贸易,助长了走私,也给后来明带来了大麻烦。       再回到标题总结一下:忽必烈对西方科技宗教的认识,中东势力的了解,和东方局势的把握,可以说预测风云,果断出击,扼杀苗头,换百年安定之边疆。    
元世祖忽必烈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1230兄,征日本之战,声势浩大,但第一仗只打了一天,便遭遇台风撤退;第二仗连一场像样的遭遇战都没打,也遭了台风。实在没什么太多的细节可以写啊。倒是可以仔细说说双方的装备、武器之类,但那样就喧宾夺主了。        eaglewanli兄,《元史》中并未记载窝阔台的汗号,直到忽必烈才有“国语尊号”的记载。    至于元朝北部版图,争议颇大,外国出版的东西也未必就一定证据确凿,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有发现元朝在贝加尔湖北岸有过实际统治的考古证据。        更新  元攻日本的战争过程是短,但战前准备用的人力物力多,规模大,历史影响大,写的价值比元攻安南等战大。  
  顶,好文章。
  前来向班兄学习。
    多谢诸位捧场:)    eaglewanli兄,我认为,北海测影所的北海指贝加尔湖, 而并不是北冰洋喀拉海, 测影所的位置在贝加尔湖经向的北纬63度地区。而铁勒泛指从南北朝至唐的突厥部落, 分布在北纬53度今安加拉河以南内蒙古以北地区。  也许这是测算问题有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吧。:)  兄所转载的文章,说忽必烈时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我认为不确。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古人,那时候的忽必烈所达到的认识,与我们十九世纪所希望能够达到的认识,是在还是有很大区别。    孟斜阳兄,兄说的很对,但还是有点概念化,其实,元朝历史的演进,还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探讨的,在全文结束的时候,我也许会拿出自己的答案。      更新      
    【正文】      连续三次击退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安南君臣百姓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自傲,但连年战争让小小的安南遍地焦土,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即使不被打败,也会被拖垮。陈圣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遣使上表,献上自己的金制跪像,谢罪乞和,并送还俘虏。  安南虽然服软了,可怎么看也像得了便宜卖乖。忽必烈虽然接受了贡礼,但仍然要求安南国王亲自朝见——也许忽必烈觉得,自己的闷气只有看到安南王跪在面前低声下气才能纾解吧。可陈圣宗和继任的陈英宗虽然愿意称臣纳贡,可就是不愿意亲自朝见,这也可以理解,自己把人家打得那么惨,一旦亲自去了,万一老皇帝震怒,还不得当场掉脑袋?  安南王不愿意亲自来,忽必烈的怒气始终难消,按他自己的话说,“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已经在病榻上的忽必烈任命湖广行省右丞刘国杰为湖广安南行省平章政事,与宗王亦吉里带、江西行省枢密院副使彻里蛮调集五万六千大军准备四征安南。可老皇帝已经风烛残年,没等到大军出发便驾崩于大都。元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两国关系终于由战争走向和平。  战争可以加速文化交流,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和平交往虽然交流速度放缓,却往往更为持久,影响更为深远。元成宗之后,元朝和安南使节往来不绝,商旅互通有无,僧人、儒者相互学习。元朝的杂剧传入安南,从而形成了安南独特的歌剧艺术。    征讨安南之役,与征讨日本之役一样,是史学家,特别是战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安南人以贫弱小国竟然能够顶住元朝三次大军侵袭,有人将之归结为热带雨林的恶劣气候导致元军疾疫横行,不战自乱;有人则说是因为安南人丛林战、袭扰战运用巧妙,使得元军如饿虎扑蚊,有力使不上;而越南人自己则说:“我国人民三次抗战获得伟大胜利。陈朝抗战已达到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水平, 天才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陈国峻。”   以笔者所见,将失败归结为气候,就如归结为“神风”属于荒诞,而说“人民战争”云云,则更是有些可笑。安南之胜利,其一在于坚决的抵抗意志;其二在于气候确实不适合元军;其三则是陈国峻高明的战略。这三点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安南的下场都有不会美妙。  就如另一个有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国家——缅甸蒲甘王朝,其国王那罗提鈳波帝也和安南陈朝一样坚决抵抗,但是因为缺少陈国峻这样的军事天才,只知道排阵迎敌,据城固守,而不能充分发挥地理和环境优势。最后王京陷落,国家分裂,蒲甘王朝成为一个个小割据政权,终于灭亡。陈国峻在越南是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如同中国的关羽、岳飞一般享受香火,他确实当得这样的殊荣。    越南这个国家让人不得不钦佩,从北宋开始,到元朝、明朝、清朝以及后面的法国、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或排名较前的强国,竟没有一个能真正使之屈服,在亚洲诸国中,其骨子里的桀骜和悍勇,恐怕即使是以“武士道”为标榜的日本也无法相比。然而,其国刚则有余,巧则不足,能够艰苦卓绝的维护独立和尊严,却不知该如何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于是屡屡抗战胜利,而又屡屡遭受侵略,时至今日,在亚洲仍然是二流国家。所谓成也刚性,败也刚性。  若说以史为鉴,越南的历史倒值得人们反复推敲,深深思索的。      
【下一章: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eaglewanli兄,《新元史》记载了窝阔台的汗号,我还真没有很注意,真是惭愧,多谢兄指谬:)    
    1230兄,以我所见,征日的影响,除了拙文中所说的三点之外,还有就是引起了江南的大规模起义,但其实很快便被镇压,并没有造成太大波澜。看的浅了,还望兄指教:)    
  搂主 你很多帖子都太精彩 清晰  震撼
。。。。。。。。。  对历史受益不浅  崇拜你啊  记号
  再MARK
  喜欢弯弓射雕的游牧史诗
  班兄,汉朝时期贝加尔湖被称为“北海”,但是元朝时期贝加尔湖被称为“大泽”,北海必然不是指贝加尔湖。    根据谭其骧版的元朝岭北行省图,北海测景所的位置是在贝加尔湖以北,北极圈以南,叶尼塞河中游,大约北纬63度的地方。    北海也许不是指喀拉海,虽然谭其骧版的元朝岭北行省图中有日不落之山,在北极圈以北。    我认为既然元朝时期贝加尔湖被称为“大泽”,那它就与北海无关,北海未必是指某个海洋,也许是指某个湖泊,在700年前的西伯利亚,不是只有贝加尔湖一个湖泊,北海也许指的是贝加尔湖北部的某一个湖泊。不过700年前西伯利亚存在的的湖泊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这个就难说了。    古人喜欢比较大的湖成为“海”,例如唐朝时期称现在的伊塞克湖为“热海”,称现在的巴尔喀什湖为“夷播海”等。
  今天的西伯利亚地区湖泊和沼泽众多,仅以西西伯利亚平原为例:    西西伯利亚湖泊和沼泽众多。这里的河流受纬度气候带的制约,具有较鲜明的地带性特点。河流的径流量从南到北渐增,河流补给以春季融雪水补给为主。鄂毕河流域上源为额尔齐斯河。因这里地势低平,故鄂毕河段及其支流等都具有河床坡度小、水流流速小的特征。       平坦而中凹的地形、广泛的冻士、足够的降水(蒸发量小)、平原型的河流等,都促使平原上地表水过剩,利于湖沼的形成。这里湖泊众多,据统计共有近100万个,总面积达10万平方千米。这里还有瓦休甘、科马尔、伊姆格茨科等大型沼泽,其中瓦休甘沼泽水深达10米,面积广大,被称为“沼泽海”。而泰加林带为强烈沼泽化的地区,面积竟达185万平方千米,使这里的植被、土壤和动物界具有独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森林沼泽景观。    由上面的资料可知,既然元朝时期贝加尔湖被称为“大泽”,北海也许不是指喀拉海,但可能是西伯利亚地区某个不知名的较大的湖泊。    七百年的时间,不论是海岸线还是湖泊大小都在变化,所以北海指的是西伯利亚哪个湖泊,仍然需要专家考证,当然,是指喀拉海也说不定。  
  班兄,关于我转载的关于忽必烈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我对于里面评价忽必烈征讨爪哇的目的觉得观点很新颖,再就是里面对忽必烈治国策略,外交眼光的评价和别的文章不一样,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问题。    至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个只是原作者的看法,毕竟,每一个人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不同的,“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在差别的大小不同而已。
  班兄,很期待你的元成宗铁穆耳的文章。    2002年的香港TVB电视《再生缘之新孟丽君传奇》是以元朝为背景,叶璇饰演孟丽君,林峰饰演皇甫少华,马德钟饰演元成宗铁穆耳,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是电视剧中的元成宗铁穆耳塑造的还是非常出色的,把一个雄才大略,关注民生,至情至性的男人展示在观众面前。    百度上的再生缘吧,孟丽君吧等有很多网友在看过电视剧后写文章对电视剧中的孟丽君,皇甫少华,铁穆耳等进行评论,感觉这部电视剧拍得很成功。
  班兄,从西汉至唐朝,越南一直归中央政府管辖,为何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割据独立后,北宋居然未能像灭南汉和南唐那样灭掉越南的割据独立政权?唐朝时期越南屡有叛乱,都被唐军讨平,为什么终宋一朝,却始终无法搞定越南?    关于元军征缅甸,希望班兄写的能稍微详细一点,元军征缅甸也不止一次,为什么元朝最后没能把缅甸变成和云南一样的行省?而仅仅变成了藩属?
  弱弱提醒一句,几位朋友不要歪了好贴的楼呵
  歪楼当然不会,期待班兄讲解元成宗铁穆耳十三年(在位时间1294年四月-1307年正月)的执政生涯。
    呵呵,多谢诸位捧场,这两天又是加班增多,所以晚了。    eaglewanli兄,宋朝并非是搞不定安南,而是不再想搞定安南,北宋从建国便受到北方的压力,专注于北而忽略于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元朝征讨缅甸,导致蒲甘王朝崩溃,但缅甸各地趁势崛起的领主们纷纷向元朝称臣,蒲甘缅王后来成为实力派手中的傀儡,向元朝称臣。蒲甘王朝灭亡,却并非缅甸被元朝吞并。其实元朝对于降服的小国并非一定要灭了不可,只要臣服就好。大理国虽亡,但段氏仍有大王尊号,世袭大理总管,和独立王国差不多,最后是被明吞并了。    更新        
    【正文】    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朝代的第二代君主,被称为“龙颈”。所谓“龙颈”,也就标志着既不可能如龙头——开国君主一般那么声名显赫,也不如龙尾——末代君主一般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被前辈的光辉和后辈的黑暗所掩盖,很少被人注意。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隋炀帝杨广。不过前者是名为龙颈实为龙头的代表,而后者则是王朝二世而亡的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完全发挥龙颈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做了龙头和龙尾该做的事。  很么是龙颈该起的作用呢?就如脖子是联通大脑和身体的重要器官,脖子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运转。所以,承上启下,变乱为治,便是龙颈的责任。因为第一代君主戎马倥偬,将动乱的天下初步整合起来,但要完成一个帝国大厦却往往或因天不假年或因力有未逮而不能如愿,那么一个合格的第二代君主就需要平息没能彻底平息的动乱,完备没有完备的制度,启用没有发现的人才,完聚散漫的百姓。可以说,第一代君主是要打好地基,而第二代君主则是要打牢地基。  我们发现,凡是第二代君主担当好了龙颈的角色,一个“盛世”便会应运而生,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  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平西王奥鲁赤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想不到《再生缘》会以成宗为主角.
  lxc111兄,《再生缘》是清朝女作家陈端生作品,在陈端生去世时该书仍未写完,这部小说是以元朝为背景的的虚构故事,文笔很出色,在陈端生吧有再生缘电子版。  男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元成宗铁穆耳,一个是皇甫少华,女主人公自然是孟丽君,小说中元成宗的塑造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班兄,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使得云南地区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六百多年后重归中央政府管辖,元朝在云南设置行省,同时任命段家后人为大理总管,又封梁王镇守云南,在云南,基本上是段家控制云南西部,梁王控制云南东部,同时中央政府任命的行省官员同时存在,三股力量错综复杂,相互斗争,一同控制云南行省。后来明朱元璋派沐英永镇云南,就是学了边远地区派宗王镇守这一招。    如果元朝对缅甸,越南,高丽这三个独立很长时间的国家都采取像云南那样的三股力量共同统治,这三个地区长久之后都会像云南那样被逐渐行省化,元朝灭亡以后也必然会被朱元璋占领。    我觉得,朱元璋一定要攻取云南主要原因就是元朝的梁王在那里镇守。
  补充一点,终元一朝,未能彻底降服越南,不过在高丽和缅甸实行云南那样的三驾马车制度应该是可行的。
  忙归忙,老班的文章还是扎实。    不过要再风趣灵动点就更好!    
  这个要收藏
  好帖收藏之。
  忽必烈,元大都,刘秉忠,郭守敬,马可波罗。。。。。尽管元朝有很多不足,但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之始者  大之成者
  光顾着喝酒  都没时间更新了
  啥也不说了,顶一顶!
  进来帮斑竹顶一下    虽然斑竹以前老删我贴
  难道出差了?
  强贴变成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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