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职业打假人
《辽宁职工报》（日&04版）本报记者原嘉唯
&&& 定义——
　 职业打假人
　明知所购买的商品是假货，知假买假后，根据现有的国家规定索要赔偿，并从赔偿中获利。职业打假人与普通消费者打假的最大差别在于，普通消费者打假的主要目的是维权，而职业打假人的目的，既不是为维权，也不是为公益，就是为了获利。这也成为职业打假人一直受人诟病的原因所在。
　 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英雄”；但在一些商家眼中他们又是“刁民”，究竟哪一个才是职业打假人的身份标签？
　 “中国第一打假人”王海
　在探讨职业打假人的问题前，先介绍被称为“中国第一打假人”的王海。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某商场买了两副声称是日本索尼牌的进口耳机，共花费170元，回家后他发现耳机是假的，并不是所谓的原装进口。此时一般的消费者的做法通常是到商场维权，要求退货，但王海是学法律出身，他知道，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买到假货，可以得到双倍赔偿。他返回商场，又买了10副耳机，这样前后共计12副耳机，花费1020元，然后找商家索赔。在商家不同意赔偿后，王海找到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最后不但拿回了买耳机的钱，同时得到了1020元的赔偿款，此事结束后，王海声名大噪。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他通过各种方式，陆续“赚”到8000多元。接着他筹措到几十万元，买了一家电子产品的假货，获得20多万元的赔偿金。自此王海踏上了职业打假人之路。
　职业打假人之路并不好走，和所有的打假人一样，王海害怕遭到打击报复，所以一直小心谨慎，出现在公众场合总是戴着墨镜，至今世人难见其真容。但最后击败他的，不是别人的报复，正是他自己。
2000年，王海接到举报电话，对方称一家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假货。王海在调查后确认情况属实，就直接找到厂家打算私下了结。厂家陆续给王海十几万元封口费，但王海不满足，想索要100万元，最终该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将王海索要100万元的录音公布于众，于是王海名誉扫地，从此销声匿迹。
　 职业打假人是否合法
　 在法律框架内，赔偿是合理的，超过了法律这条“红线”，便是敲诈勒索，职业打假人的日子并不好过。
　事情叙述到这里可以看出，职业打假人，如果处事不当，很容易被界定为敲诈勒索。那么，打假和勒索的界限在哪里呢？职业打假人，究竟是否合法呢？
　作为消费者，购买到了假货，在执法部门的干预下，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双倍赔偿，这个赔偿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是合理合法的收益。但如果在购买假货后，越过了法律，私下找到厂家索要赔偿，并称“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给你公开”，这就形成了勒索。
　我国现在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是违法的，也没有法律禁止知假买假的行为。法律是“法无禁止即允许”，因此，知假买假的行为，是合法的。今年3月15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这也意味着，知假买假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如果食品药品出现了审理纠纷，作为被告的商家，不能以对方知假买假为理由进行抗辩。相信未来在更广阔的商品领域，这条规定将继续适用下去，支持消费者知假买假。
　从职业打假人诞生之日起，人们对职业打假人的评价就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知假买假，只为获利，做的是无本买卖，是寄生虫；也有人认为，职业打假人只针对无良商家，净化了商业环境，是啄木鸟。
　如果说职业打假人是寄生虫，寄生在哪儿呢？他们寄生在无良商家的身上，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身没有问题，打假人不会找上门来。因为你有问题，他们才盯着你不放。就像一棵树，有害虫了，啄木鸟来了，把害虫叼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职业打假人应该是啄木鸟，客观上起到净化社会坏境的作用。因此不能因为职业打假人容易行差踏错成了敲诈勒索者，就否定这个行业的合理性、合法性。
　 新型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
　职业打假人有市场，是因为这个市场假货太猖狂，于是“一匹狼”演变成“一群狼”，打假公司随着职业打假行业的发展开始风生水起。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是可以生存的，也应该给予肯定。同时随着职业打假行业的发展，打假公司出现了。
2010年，沉寂多年的王海带着他的打假公司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公司的律师保证每一次打假，每一次调查，每一次取证，每一次上诉，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同时公司在盈利模式上，做了新的尝试。
　一方面是与政府合作。王海曾经向工商总局举报耐克的一款球鞋，称国外的价钱比国内便宜500多元，同时国外是双气垫，而国内只是单气垫。工商总局给耐克篮球鞋开出了480多万元的罚单，并奖励给王海10万元。
　另一方面与厂商合作。比如，正牌厂商希望王海替他们找到仿造自己产品的冒牌厂家。王海最大的一单生意，赚了200万元。这也是现在很多打假公司的盈利途径。打假人变成打假公司，盈利形式发生了变化，就不涉及到法律问题了吗？不是的。打假公司依然涉及到法律问题。比如，某厂家出于击垮竞争对手的目的，明明对手没有造假，依旧委托打假团队，干扰对手的生产秩序，造成不正当竞争。
　因此对待打假人和打假公司，一定要严格监管。目前打假人越来越多的走向公司化运作，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打假公司，然而，无论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如何更新换代，成立公司的打假、利用律师维权、依托调查公司取证，只要他们的目的是盈利，稍不留神，“打假”就容易滑向违法犯罪的边缘，职业打假依然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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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职业打假人现状：工商执法人员问其要线索
[摘要]19年来，我国的职业打假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社会上关于打假人的争议从未间断，是公益还是利益？是“正义化身”还是“诈骗能手”？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王海在接受网友热线（右一）王海，“中国打假第一人”，曾出版《我是刁民》一书，从1995年走上打假之路，他“刁”了很多年。2000年遭遇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后，他在公众的视野内抽身而退。3;15，王海曾来本报接听热线。2012年，因为他的举报，耐克公司被处以487万的天价罚款。从单打独斗的小伙到拥有5家公司的大股东前天，记者电话联系他时，他非常忙，回复采访提纲也是在凌晨1:11发给记者的。时光倒回“打假元年”，1995年，22岁的青岛小伙王海，在北京出差时得知《消法》双倍索赔的消息后，他走进北京某商厦买了12副假索尼耳机，最终获双倍赔偿。王海回忆说：“当时买假索赔主要是想探究一下法律的可行性，也觉得好玩。因为我较真和喜欢挑战的性格因素，所以有了尝试继续打击假冒伪劣等欺诈行为的想法。”单打独斗不行，于是变为团体“作战”——公司化运营，截至目前他是5家公司的大股东。王海和他的公司地址始终都是一个秘密，同客户见面多选在公共场合。他最早成立的打假公司在北京，其余的在深圳、南京和天津，这4家公司主营业务均是打假。去年起筹建检测公司，还做了两个公益项目：王海热线、和谐社区发展中心。曾带50名保镖自卫最近忙打假劣自来水管打假19年来，王海最开心的事，是经过多年来不停的上书、建议，在人大代表、学者、法官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促进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进步。而最心酸的事，莫过于去年一个案件，有受害者控诉上海某医院，花费11.3万元置换所谓的进口“人工膝关节”，造成感染无法控制，最终被迫截肢。常年一副墨镜，是王海的标志，他不希望自己的面部直接出现在媒体上。“最多一次我带了50个人去一个假药生产厂家打假。”结果假药厂的人都跑了。“最近一次去西安，是揭露个别道观寺庙诈骗的事。”王海说，今年3.15他主要忙着打欺骗政府的假冒伪劣自来水管，去年光他们办理的自来水管案件案值就三个多亿。“今年3·15之后，我打算复出（指买假索赔），做不花纳税人一分钱的义务市场监管者，做一个不法奸商讨厌的消费者。”他是陕西的打假代表性人物，一个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老三届”，却自学法律和电脑走上维权路。为了打假，他坚守清贫，不惜倾家荡产。他曾是一名复原军人，自称是“打假路上的‘特种兵’”。50平方米的家中堆满打假商品3月11日，从咸阳打完官司的孙安民回到西安，记者赶紧追了过去，恰遇他刚下公交车，穿着一件显旧的外套，手里提着环保购物袋，里面装着各种资料。他家住的是老房子，没有电梯，68岁的他上下楼不喘粗气。进入家中，映入眼帘的是泛灰的墙面、老式的电风扇、缝纫机，客厅桌上放着中午的剩菜，一小碗咸菜，一盘芹菜炒豆腐干。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只是卧室的一个墙角，设备也仅是一台破旧的电脑和别人赠送的打印机。50平方米的房子中，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具，其他都是各种打假商品，卧室内的钢架子上、床头周边堆得到处都是。老伴直言：“我不支持他打假，有危险，出力不讨好，这几年家中没少接到恐吓电话。”孙安民是众多职业打假人当中“性格最为张扬”的一个，打假14年，他的电话、身份、邮箱等都是公开的。在法庭上，他也会主动声明是职业打假人。“我只是希望用我的维权行为、打假活动、胜诉甚至败诉的案件、职能部门给我的书面回复、奖励、各地媒体的报道，来促进法制建设和带动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信念。”采访的两小时中，他的手机响个不停，接了12个电话，说的都是打假事。逼上维权路14年3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孙安民走上打假之路，是被逼的。2000年，他因病退养，当他拿出所有积蓄20多万去买房时，等待他的却是房子“一女嫁四夫”，为了维权，年，他弄清了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法律，走上房产打假之路，近年来把范围扩大到食品安全、虚假广告等领域。14年来，他被明目张胆打过3次，而辱骂、恐吓、被摩托车撞则不计其数。第一次挨打是2004年，他要参加电视台的3.15晚会，一大早却遭报复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次是2005年，他在配合央视记者采访某房产商“一房两卖”事件时，遭七八个人拳打脚踢；第三次是2012年2月，在咸阳打假被打伤入院，当地警方悬赏万元缉凶。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把假打到底！”“为消费者维权是我打假的目的。”早在2008年前来本报接听热线时，北京打假人杨连弟就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明天就失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已不再遭受侵犯了。”如今已是2014年，他依旧行走在打假路上。电话采访中，早上他在北京，中午已到外省。“1996年，受王海现象影响，我与人合作打假。1997年我辞去连锁超市店长职务，专职做打假索赔。”杨连弟说，2007年他成立公司至今，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今年3·15期间，他忙着调查一些企业的专利侵权案件，并参加消费者依法索赔研讨会等。他最难忘的打假索赔经历，一是去天津某药店买了1万多元的假高丽参，找到经理后，对方很痛快地按退一赔一赔偿了；二是与同伴在超市花600多元买了一床被子，举报违法宣传治病功效后，工商所没有查处，行政复议工商所后，厂家赔了8000元和解。杨连弟说：“西安也存在销售不合格商品的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查处力度。”19年来，我国的职业打假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社会上关于打假人的争议从未间断，是公益还是利益？是“正义化身”还是“诈骗能手”？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伴随着1995年王海红遍大江南北，1996年左右，各地“刁民”脱颖而出，曾见于报端的有：郑州的刘正军、刘政全，广州的张磊落，天津的李承吉，南京的吴胜，成都的童宗全，长沙的喻辉，福建的邱剑冬……几乎一夜之间，各地“王海”不约而同地杀向商场，疯狂购买假货，高举《消法》第49条索赔。在杨连弟看来，年是第一代打假人的时代，他们多数人对依法索赔与敲诈勒索的界限掌握分明，索赔容易成功，致使一些人眼红来钱快，纷纷加入。而2005年后，一些人过分看重打假索赔谋利的一面，对欺诈行为的认定出现了偏差，致使打假屡屡受阻。2009年是第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可索赔10倍，一大批人加入索赔大军，但各地法院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对10倍赔偿的认定也是各自为政，打假越来越难。目前，打假人的运营模式可分为三类，公司模式；合伙模式，即3-5人合伙，跑市场、打官司等分工明确；一个人打假。行业划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各行各业都有。至于打假人数，有人认为3000多，有人认为真正干事的职业打假人仅有十几个。19年过去了，不断地有人进入、退出。退出的打假人分为“功成名就”、“身败名裂”、“没有前景”三种类型。其中刘殿林是“功成名就”的代表，他在《揭秘北方狼》代序中提到，60岁已是退休的年龄，当初的维权理想，也只有交给后来人了，出书作为“退隐打假江湖的礼物”。“身败名裂”的打假人也有，成都职业打假人黄某和他的“雇佣军”，以举报电视台播放虚假广告为由，向300余家电视台索要金额共计240多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还有一些打假人认为没有前途而退出，一是现在一些问题商品做得更加隐秘，二是迫于压力，三是危险系数大。是公益还是利益有人打假挣千万社会上关于打假人的争议从未间断，是公益还是“黑吃黑”？“所有的打假行为都是公益行为，只要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下。”孙安民认为，不论打假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采取哪种手段打假，这种打假行为对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都有积极引导作用。但个别打假人敲诈勒索，索要所谓的“封口费”等，对这些人当然要进行打击。也有个别打假人知假买假后，与商家“私了”拿钱后便不管了，而该假冒产品仍在柜销售，这对消费者还是一种危害。杨连弟说：“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流通领域会有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及欺诈行为，很多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正是出自职业打假人的举报。这难道不是利国利民吗？与造假和售假的相比，打假人的素质要高多了。”打假人的收入来自哪里？有知假买假索赔费用，有代理案件费，有政府部门的奖金，有收企业的顾问费等，比如某打假人跟某知名品牌约定，只要他打掉一个该品牌的假冒伪劣生产窝点，就能得到五万元奖励。“打假是需要成本的，调查、取证、购买，耗时耗力。”孙安民说他的收入来源有四项：退休金；官司代理费；政府部门的举报奖励；还有爱心赞助。杨连弟说，每一个职业打假人由于能力不同、选择的方式不同，收入千差万别，从每月几千到几万不等也是事实。“王海打假19年资产超过千万元”？记者把网上这个传言抛给王海，“北京房价高，资产过千万在北京也是穷人。要说赚钱，还是骗子来钱多来钱快。”王海回答。消费者支持打假黑商家联手阻挠消费者和商家又是怎么看待？市民李先生说：“我觉得打假人是英雄，敢于向欺诈消费者的奸商开刀，如果多一些正义打假者，我们的消费环境就好多了！”某食品生产商则比较气愤：“每到3月我们就很小心，老害怕打假人找上门，之前有人拿过期产品找我们，不给索赔就曝光，我怀疑是他们把产品放在超市角落，等过期后再购买，为了不影响声誉，我们只好私了。”“我们最恨那些假冒我们产品的不法商家了。”一家知名品牌商说，极力反对打假人的多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这些商家会形成一个联盟，阻碍打假行为，比如王海到某个城市去打假，这些企业会联合当地部门在其维权打官司中进行各种阻挠。据报道，今年1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研报告显示，目前职业索赔者利用企业的非主观、偶发性失误，以损害商家品牌声誉要挟商家支付高额赔偿款，某知名超市仅2012年被迫支付给职业索赔者的调解费就近1000万元。该协会建议在法律层面上对职业索赔者进行界定，并对这一行为进行规范。陕西省消协副秘书长魏和平称：“我们不反对职业打假人的存在，肯定他们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的积极意义”。新消法明天实施打假进入“黄金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消法》，均将于今年3月15日开始实施。很多打假人认为，这意味着打假行业将进入黄金期。该《规定》明确了“知假买假”不影响主张消费者权利等9个问题。新《消法》并未把职业打假人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相当于卸掉了19年来针对打假的人“枷锁”。一位打假人说：“很多管理部门和执法认为，明知是假的你还要索赔？不予支持。新消法的实施，是我十几年来最高兴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维权成本降低。新《消法》不仅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由“退一赔一”提至“退一赔三”，还对赔偿的最低数额进行确定，而且维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打假人刘先生举例说，以前买一件500元的衣服，去质检的检测费就得500元，按退一赔一来算不划算。新消法实施后，不仅“退一赔三”，而且商家将负责举证，就免去打假者的检测费，时间成本、财力成本也降低了。打假是把双刃剑敲诈勒索要严防“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不正常现象，由于某些职能部门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职能，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增多，进而涌现出一批打假人。”陕西省呼建武律师事务所王奇律师认为，打假人士具备普通老百姓所没有的专业打假知识与技能，以公司模式运营的打假团体，在规范合法的前提下因打假而获取利益，没有问题，要杜绝的是在打假过程中以抓到商家把柄故意敲诈勒索的行为。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教授说，职业打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对假冒伪劣的行为起到一种制约、遏制的作用，对于市场净化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可能从另一方面产生一些道德风险或其他一些市场秩序上的问题。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段洁洁白圩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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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刁民”还是“英雄”（图）
03:06:53 &&来源：山西晚报
一贯以墨镜示人，是王海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个人档案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青岛，中国打假第一人。　　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1995年，王海成为第一位中国消费保护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1998年克林顿夫妇访华，在上海举行的“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王海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在微博首页，王海这样介绍自己：打假第一人王海。“牛仔很忙”，王海更甚。现在，声名鹊起的王海一天会接到四五十条线索，一年下来，他“经手”的案子平均在千件。王海说，这些线索的来源五花八门，有热线和律师团队发掘的，更多的则来源于他的个人微博。　　从全民拥护的“打假英雄”到声名狼藉的“牟利枪手”，经历过事业滑铁卢的王海看上去依旧自信满满。在他看来，打假’本来就是为挣钱，只不过同时在客观上打击了不法制售者。”　　从起初的“单兵作战”到如今“公司化运营”，王海把打假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王海透露，现在，深圳、天津、南京等地都有他的分公司，这些分支和“总舵”位于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一样，主营“打假”业务。　　作为国内第一代“职业打假人”，现在的王海不只是一个中国式个人打假者，他还是一名商人、一个爱挑刺儿却又普通的消费者。　　1　他是天蝎男冷静敏锐又措辞严谨　　3月1日14时，北京，朝阳大悦城某咖啡厅。发送确认短信十多分钟后，王海终于出现了。利落的短发，发皱的浅蓝色棉布衬衫，双肩书包，金属框近视镜和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和此前见诸媒体的墨镜版王海相比，真人版王海看上去多了几分亲和力。落座前，他给自己点好了咖啡。　　“这里太吵了，咱们换个地方吧，那个VIP包间怎么样？”王海一边说，一边示意工作人员换台。但由于包间已有人预订，王海暂且同意：“先坐这儿，一会再转。”　　提及“打假英雄”四个字，王海谦虚地笑了。相比起来，他更喜欢“打假第一人”这个称呼。“打假没有英雄论，特别是成立公司以后，公司就得盈利才能生存。”在王海看来，公司打假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只能说打假在客观上打击了制假售假，“和道德，打假没有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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