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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存在感及现实性
傅逸尘　徐艺嘉
小人物、存在感及现实性
――“新生代”军旅作家小说创作整体观&&&&
傅逸尘& 徐艺嘉
　　无可否认，新世纪军旅文学生态环境剧烈变化，出现了“孤岛”现象。这也是它区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一大特点。自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之初的“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还是上世纪90年代之初的“农家军歌”，总体都呈现一种“集团冲锋”的态势，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不能不令文坛为之侧目。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渐趋边缘化，只有少数执著的坚韧者在“商海横流”中彰显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岛”一样，岿然屹立蔚成大家气象。“孤岛现象”从另一个向度来审视就是军旅作家队伍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一些成熟的老作家纷纷向影视转型，出手便是长篇大作或洋洋数百万字的长篇影视剧剧本，许多长篇创作在设计之初也预先按照电视剧的套路“精心炮制而成”。当然，这对于军旅作家作品打响知名度，在全国影视市场上劲刮战争题材之风起到了扛鼎之作用；但试想，若所有军旅作家受利益驱动都亲影视而疏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这片文学沃土将无人精耕细作，长篇作品的水准也将每况愈下，军旅文学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世纪以来，以李亚、王棵、王凯、王甜、朱F鸢、裴指海、曾皓、卢一萍、刘猛等为代表的一批 “新生代”军旅作家走入读者的视野，并逐渐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技术时代，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表现领域。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地方上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窥见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人风采与亮剑精神，生活的变化和读者的期待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放眼新世纪军旅文坛，“新生代”是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他们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的题材资源。从题材选择和叙事内容上，亦可见变动不居的军旅生活于潜移默化中带给“新生代”作家们特殊的审美体验，他们深切地体验到了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于是，他们似乎更愿意将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境遇；他们在取材上更善于挖掘平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日常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的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情、人性和内在心理体验，外化到文本层面的表现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他们有着本体性的、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具有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现代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
　　聚焦“小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经验
　　“新写实”主义的出现顺应了文学世俗化的潮流，作家和读者的视线被引入了平庸而琐碎的现实生活，凡夫俗子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始成为创作的主题。“新写实”的精神内核是显而易见的，即作家希望通过对普通人生命欲望与生存环境之间矛盾的描写，展现普通人的生命欲望，表现小人物对环境的无奈。进入1990年之后，作家在白描平常生活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可读性”元素。“新写实”的风潮同样影响了军旅作家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尤其是日常经验在军旅文学中的“崛起”彰显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 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这使得新世纪军旅文学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
　　王凯的《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表现了在军营的严格限制下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而濒临幻灭的爱情。《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叙述结构上别具特色，作者采用了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无意中发现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做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读者在每一个棱角上会见到未曾谋面的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魏登科只是一个小人物，谈论他的人也同样是小人物。作者想表达的正是时间和历史对于小人物的不可抗力，还有一些细碎的感觉掺杂其中，涉及到体制，涉及到人和人巨大落差背后的诱因也许细微到不值一提。王凯的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展现出灵动扎实的生活积淀和炽热的情感，塑造了一群可爱、可亲、可信的军校学员群像，风趣的故事让人忍俊之余，心生淡淡的哀愁。
　　朱F鸢的《参军记》描述了客家娃时毛一波三折的参军过程，作品在略显苦涩和伤感的语调中缓缓道来，颇具“农家军歌”的味道，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农家孩子对逃离黄土命运的渴求，对军营生活的向往。刘跃清的《遥远的手榴弹》和《连队是一条河》同样融入了“军营新写实”的元素。《遥远的手榴弹》记录了普通一兵焦文文对投弹从恐惧到成功的心路历程；《连队是一条河》则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对几个士兵的追踪式描述，道出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中蕴含的苦辣酸甜。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
　　如果说“新生代”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那么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和追忆中，作家们则更倾向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构建历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各具特色的审美关照中注入情感内核。王甜的《昔我往矣》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选取了女军医蒋南雁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三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作为故事支点。小说回避了对正面战场的宏观描述，在三人跌宕起伏的爱情脉络中构建历史，既表现了渺小的个体面对战争时命运的错位和不可逆转，同时也娓娓道出了一段真挚哀婉的革命爱情。同样是“以情写史”，曾皓《篝火燃烧的地方》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大家族中几个女人支援抗战的故事。小说中身在前线抗敌的“爸爸”和“舅舅”始终没有出现，前方战场始终用“篝火燃烧的地方”这一意向性的词语指代。作者将目光定位在外婆、表姐和女仆胖丫身上，几个身手不凡的女人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对她们离奇遭遇的描写从侧面表现了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
　　“新生代”军旅作家无论是面对现实，或是勾勒历史战争，都惯于从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编织故事，尽力避免宏大主题和场景的建构。“新写实”的美学特点不但在“新生代”的笔下得以继承，还得到了一定拓展，作家们的视野溢出了小人物的范围，投射到异化或弱势的群体身上。裴指海的《勇士》刻画了一个名为“陈傻子”的另类士兵形象。小说中陈傻子训练中的“痴”和上战场后的“勇”形成鲜明对比，在结尾处陈傻子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严重受创，他怀着更加悲怆的心情与敌人同归于尽，于生命最后一刻爆发出强大的人性力量，读来令人震撼。
　　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存在”意识的强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作家们开始以“个人私语”式的诗学策略消解着“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创作主体背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视角，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写面，把生活改写成了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赋予了“现实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性的主体建构，“新生代”军旅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常被置于某种尴尬的生存境遇，生活的景象在他们敏锐而细腻的个人体验中被赋予某种荒诞色彩，而内心丰盈的人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断被迫接受冲撞，充当着“零余人”的形象。李亚的《全家福》笔触犀利而幽默，以一个家庭辐射了一整个社会群体，字里行间融入了作家对生活极其敏锐的观察和思索，冷峻中不乏温情，于平简中蕴含深意。
　　裴指海的长篇小说《往生》并非是以常规的结构和手法来描写这段为国人所熟知的历史，作者以一名当代军人的身份，不断地进入对前国民党军连长李茂才的采访与追寻的过程。时空穿越般的对话与沟通，意在寻觅中国军人的精神本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本体。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断穿行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两端，第一人称的采访式叙事视角，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又人为地阻滞降低了叙事推进的速度，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个性化风格。《亡灵的歌唱》则更多体现了裴指海对于“根脉”的自觉追寻。作品构思巧妙，以一个亡灵的视角反复在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中穿梭，窥探现实中的自我和家人。故事中亡灵始终处在一种分裂的纠结当中，无数次生发出对故土既深深眷恋，又时刻想着脱离故乡代表的落后和愚昧。
　　“新生代”军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现实题材的军旅作品中，使得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忧虑和焦灼。和平年代的军人已不同于战火纷飞时，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多半是平和而固定的。也因此，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和其他职业愈发趋同，淡出宏大主题的叙事，产生对民间立场的认同感，向平静的日常生活靠拢。
　　王凯的《任务》以伍秋原和老宝贵一家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一名面临转业的军官的生活常态，这或许也可以看做当下许多军官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缩影。小说沉浸在一种蓬松而绵软的叙述情绪中，叙事脉络是简单的，但故事牵出了多维的社会内涵。有伍秋原工作前途不可预测的苦闷绝望，有新闻干事寻求升迁捷径的急功近利，有老汉一家的善良质朴，有冒充老汉侄子的青年骗取丧葬费的诡诈无良。这些林林总总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有一股势如破竹的张力，凝聚到一个焦点上亟待爆发。但在主人公得知被骗的一刻，这股本来期待宣泄的力量又瞬间土崩瓦解，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瞬间弥散开来。也由此，作品呈现了多重审美趣味，衍生出若干可延伸和挖掘的触角，彰显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力，融入对当下军人生活的现实关照。在小说中，军旅文学固有的“崇高感”已经被解构了，普通军人所面临的真实生活，就如同伍秋原一般，是职业上的困顿和外界无孔不入的欺骗。
　　刘跃清的《党龄》通过对战争年代一块黄手帕的追寻将历史和现实作了巧妙的对接和勾连，将“光荣的临汾旅”老军人李如虎苦苦追讨五年党龄的历程娓娓道来，于心酸处传递一位老兵长达半生的对信仰的坚守，让我们继《集结号》之后再一次看到“为英雄正名”而无门的苦楚。曾浩的《看不见的军功章》中瞎眼老汉在老伴善意的谎言中把想象中的“军功章”作为惟一的精神支柱，读来可笑而可悲。这两篇小说表现了军人所追寻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与现实碰撞后的残酷结果，真实反映了社会令人无奈而阴暗的一面，引人深思。
　　总体看来，“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显露出不同于老一辈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他们既没有自觉担当“启蒙者”的精英意识，也不愿去建构宏大的意识形态主题，而更倾向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在某种情绪或细节的体察中深掘一口井，向文学和生活的本质进行无限探索，剖析最本真的人性。
　　现实性的缺失和“新生代”写作瓶颈
　　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因其始终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了军旅作家强大的思想能力、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现实主义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它自身的性质和属性都决定着军旅作家需要及时快捷地追踪、记录当下军营正在进行中的变革。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王凯的小说是现实感最强的。他的作品有较为明显的两类书写资源：基层连队和部队机关。前一类的作品有《沉默的中士》《一日生活》《蓝色沙漠》等，后一类有《正午》《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等。还有的作品在两种生活资源之间交叉叙述，如《换防》《迷彩》。王凯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生活苦闷，处在事业或情感上两难的撕扯状态。《沉默的中士》一文中指导员“我”和沉默少言的战士张建军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几年后当“我”上调到新的机关任职时，却意外得知张建军是个多年在逃的杀人犯，不得不痛苦地亲自给他戴上手铐，《迷彩》写一名军人为了爱情抛弃事业的故事。这些小说在故事之外总有一种情感上的延展，表现带有英雄主义情节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理想和伦理道德两相冲突的困境。
　　相较而言，王棵的“守礁”系列小说侧重书写了当代军人对于职业伦理的坚守。王棵笔下的守礁军人是脱离都市光鲜生活的寂寞一族，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成为了对生活本体的“守望者”。守礁是伟大而沉重的职业，无论怎样繁华的文字都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悲壮与无奈。《海戒》《飞鱼》《暗自芬芳》《对鱼说话》《美发史》等小说没有回避单调、寂寞、孤独的描写以及这些不便给军人家庭、生活带来的严酷现实，真正贴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王棵必定是有过对守礁生活的真切体验，在极度苦闷的环境中，他能将随意一件小的物件信手拈来大做文章，比如《飞鱼》以一种寻不见的气味为全文线索，写人在压抑的环境下极度敏感以致精神失常；《美发史》则拿“头发”说事儿，用很小的生活细节表现坚实而又无奈的沉重感；《海戒》则以精湛独特的描写将守礁的寂寞艰难上升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富有人情味和美感。
　　如果说王棵对现实题材的书写有沉郁、厚重的味道，那么朱F鸢对现实基层的把握则有几分戏谑和调侃。在《坝上行》中，谐谑与戏仿，轻松与幽默，甚至小小不然的滑稽变形，使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这是那种刻板地模仿军营每日生活制度的小说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卢一萍的《快枪手黑胡子》《索狼荒原》具有浓郁的边疆特色，写驻扎荒漠的官兵生活，以男女的情感勾勒生活全貌，读来颇有趣味感，但却缺乏基层生活的真实质感。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与时尚感的军旅长篇小说，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消费时代语境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语言是推动小说叙事前行的首要动力，这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恰恰是极为少见的。但也应看到，作品所表现出的军旅生活质感略显稀薄，亦缺乏更深层的军营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与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新军事变革也还有不小的距离。
　　军旅文学为何？军旅文学又何为？文学对“现实性”的书写并非一定要滞后于现实生活，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生活理解为事件，文学在描述真实发生的事件时是滞后的，但在表达对生活的认知与把握上则完全可以是同步，甚至于超前的。以这个角度来苛求的话，“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写作还存在着“现实性”的缺失，很多作品对当下军旅生活的表达还停留在事象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还需要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向度挺进。与地方“70后”作家相比，“新生代”军旅作家还没有形成具有辐射影响的集群，论作品质量和名气，较地方“70后”作家尚有一定差距。
　　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精神风骨，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同样需要塑造当代英雄形象，而“新生代”的一些军事题材作品缺乏崇高的精神内核，过分与地方作品同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笔者认为，对当下军营的深度挖掘是“新生代”作家今后在创作上有待挖掘的资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间。
　　初露峥嵘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是延续军旅文学命脉的重要基石，他们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创作水准决定着新世纪军旅文学的走向。他们已经表现出的文学素质和创作潜力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有赖于他们的快速成长和不间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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