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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程千帆之诗，沈祖敝 ――兼驳刘永翔君赵 益■钱锺书评程千帆之诗“野野狐”，是戏谑之语，还是有心之论？ ■沈祖敝恃鞘苤谕舳故俏饷罚■钱锺书如何评价沈祖敝剩浼颜呤欠穸辔饷贰暗愦堋敝剩
　　2006年秋，因为某种机缘，翻阅了不少关于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其中有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载其《蓬山舟影》一书）。读后发现其中文字大有不当之处，遂在所撰《“钱学”已成清谈之助？》（刊《中华读书报》日）一文中给予了批评。时隔半年，刘永翔先生发 表《钱锺书?程千帆?沈祖薄芬晃模ā段幕惚ā日），对本人进行回应。但刘先生的答文不仅回避根本性的问题，尤且进一步违背事实，甚至刻意转移话题，无端引申，颇有障人耳目以自遁之嫌。由此，本人不得不就刘先生的回应再作辩驳，以正视听，并待世人公断。 　　　　　　　　　　　　　　　　　　程千帆 1　钱锺书评程千帆之诗“野野狐”？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
　　拙文批评的是刘先生《钱通》一文第四十八条。姑再录其条全部文字如下：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敝噬允ぃ晃牌浼颜叨辔怫陌驳愦苤剩醋憧湔婷嬉病！保ā杜钌街塾啊34页）
　　拙文的批评主要是四句话：“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先生或以为“峻厉”，但若出于公心、本乎事实，语虽激烈，当亦不失为救弊之道。
　　先看“故作笺释，代人言事”一评，此乃就其文前半部分记钱氏评程千帆语之后所加“笺注”（即上引刘文中括号内之语）而发。
　　括号中的文字既然是刘先生的手笔，又附于他人语下，称之“笺释”，自是事实。《钱通》一文五十条，无论是“采于道途”，还是“聆于钱府”，除三处标明文献出处，一处注人名，一处解释南戏剧名外，均未另附按语，独有此一条刘先生亲加疏论，此不是“故作”，又是什么？钱先生既然未说过此话，那不是刘先生的“代言”，又将焉属？前辈先生戏谑评骘之谈，用得着别人去“我注六经”吗？“钱迷”们拾其咳唾、发其私语，收集轶闻、爬梳异论，但是不是由此就有权利成为槐聚先生的法定代言人？！
　　刘先生振振有辞地辩解说他对“野野狐”的解释没错，显然是未明拙文话锋所向。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真不明白，而是故作未知，以逃避失于忠厚之讥。
　　昔日学者，其为人处事、论学衡文，大抵都是对前辈尊重，对后辈提携，对同辈则“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常以善意的“不服”，达于切磋砥砺之效。就默存先生率性谐趣之谈而论，正如我在《“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中所说过的，“钱锺书先生以非量之才，颇好臧否人物，固然有其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古代名士风度的一脉相传，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即闲堂老人（即程千帆，编者注，以下同）当面受之，想亦不以为怒而反以为喜，至多付之莞尔、心有未服而已。”近几十年来，世态丕变，传统断裂，前辈先生的风范固已久湮不存，而其行事准则，也已为今人所不晓了。所以，像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才会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等而下之者，更将前辈先生的风雅掌故，转为低俗谈资。仅仅如此倒也还罢了，但如果进而发人私语，故作深解并作诛心之论，就不能不允许他人站出来说话。刘先生被默存先生誉为“温克醇厚”，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我就实在也不准备再说什么了。
　　至于闲堂先生的诗作究竟如何，此乃论文评艺之事，虽世有定评，刘先生自也可以去发表个人意见。不过，尽管槐聚先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却不一定是一切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的终极审判者，刘先生说诗论词，大可不必事事“疏不破注”。当然，刘先生“槐下拜钱”，以《管锥》、《谈艺》为圭臬，也是刘先生的自由，可是文艺批评毕竟仍有其基本准则在，若一味强搭瓜李，牵强附会，亦不免堕入浅妄一类。本人于诗学固未能略窥堂奥，但也不禁认为像刘先生那样以“小结Y”为务，斤斤于《闲堂诗存》中的几处韵律是否严整、几句对仗是否工稳，“侧重成章之词句，忽略造艺之本原”，实在不见得高明。而莞盍选⑺烙谘韵拢悠先生名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之“斜阳”、“春愁”直解为“日本军国主义”、“国难”，不免又令人觉得刘先生也就只擅长运典属对，很难说是懂得比兴讽的。“权龙襄”云云，出意命笔与切磋诗艺之道相差太远，就更不值得一驳了。
2　沈祖敝恃Ь烤乖ㄔ春巫裕沈祖敝恃А笆苤庇谕舳壬笆浪仓薄
　　拙文“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评，乃就刘先生《钱通》此条后半段记钱氏言沈祖贝示饷贰暗愦堋倍吧允ぁ痹圃扑
　　首先要指出的是，《钱通》此语与论程千帆诗的戏谑评点之谈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否定“毅然愿人亡而词留”的一代词人的作品为其人“真面”，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严厉的指控。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刘先生既然在《钱通》一文中单单“主张”（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而不“举证”，别人就不能没有怀疑的权利。
　　人心不古，已非一日，本人不会为此而“长太息”。这里我只想就事论事，看看我的怀疑与刘先生的回复究竟孰为有理。
　　刘先生首先是说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认为“博闻强记的人不会说错话”是一个“荒谬的大前提”，言下之意，是认为钱先生也会说错话，就像程先生记错了夫人的生年一样。刘先生又进一步申说道：“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订补足以为据。”是，刘先生说得不错，再博闻强记的人也会出错，钱先生是人而不是神，自亦不能免俗。但我的怀疑并非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建立在子先生真实的词学渊源以及钱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授受关系的事实之上。假如能从逻辑上证明不是钱先生说错，就是刘先生记错，那么一切也就不用谈了。
　　刘先生显然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又进行了一大段的“考证”，首先是根据子先生自述，得出子先生“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又据张春晓女士的叙述，考出沈先生词学“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最后又据《吴梅日记》，指出沈、吴早自1932年即有交往，“师生感情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刘先生的考证既远非精博，尤属无的放矢。
　　拙文哪里否定了吴、沈二人的师生关系？吴梅自1922年至1937年，均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其间曾兼光华大学、金陵大学课），曾担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一至四年级的《词曲概论》课，所以我指出子先生1934年9月方入金大研究班，正是特别强调她在1934年以前就读中大时就上过瞿安先生（吴梅）的词曲课。刘先生费尽心机地“考证”出“子先生根本不是1934年9月考入金大研究生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不能证明我“网漏吞舟”、“数典忘祖”，而恰恰说明了刘先生自己需要补课。一位是中文系的教授，一位是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还需要特别说明吗？！中大数位才女发起词社“梅社”，点绛唇沈祖薄⑽鹘挛舅厍铩⑺樵⑵胩炖钟问俚热顺Ｗ餮偶浯首飨群笥肾陌病⒓拟至较壬赖悖殖Ｓ胧谝抵钍ψ魑木浦幔悦鹘柿终乒实娜硕寄苋缡艺洌遣恍枰窳跸壬茄偃シ臁段饷啡占恰返摹
　　拙文指出子先生“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也根本不是否定吴、沈的师生关系。“受知”与“受教”、“受业”、“受影响”义不相同，刘先生学养兼深，想必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常识。如果说特别拈出子先生“受知”于寄庵而非瞿安就意味着对“受教”、“受业”、“受影响”于后者的否定，那只是刘先生一个人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是：在汪、吴两位老师之间，子先生的词学究竟渊源何自？“受知”于汪东，是否“世所共知”？
　　子先生不忘师恩，这是为人弟子的起码准则，但并不能作为学术渊源的证明。师法路数，也不能以一般师生关系与师弟感情为定。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中大、金大两校大师云集，并多相互兼课，而两校学生遂得转益多师之幸，先后就学于中大、金大两校的子先生更不能例外。闲堂、子夫妇与瞿安老师的感情一直很好，1938年双方逃难之际，犹在不断通信，互致殷勤。事实上，子先生与汪辟疆先生的师生情谊，也不亚于与汪寄庵之情分，但这些与词学授受，究为二事。在学术渊源的问题上，显然是不能“乍睹形迹之貌，武断骨肉之亲”的，否则“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管锥编》，页440）
　　子先生“有斜阳处有春愁”为寄庵先生所激赏，方致力于词，此不仅“世所共知”，刘先生自己也未能否定。闲堂老人述其事最详：
　　1932年春天，这个性格沉静的苏州姑娘在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汪东先生讲授的词选课的一次习作中，写了一首《浣溪沙》：……（词略）。汪先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一个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感到惊奇，就约她谈话，加以勉励。从此，她对于学词的兴趣更大，也更有信心了。（程千帆《沈祖毙〈罚冻糖Х蜃毖Ъ恰罚
　　子先生于1949年编《涉江词》时致寄庵先生函有曰：“《涉江词》此次重编，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一首开卷，盖祖背士尉硎保源舜饰壬停甲τ诖剩窳芯硎祝允驹ㄔ此浴！保ㄍ舳都拟炙姹省罚虾Ｊ榈1987年）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词学授受。闲堂先生则屡云子先生“夙从汪先生学”而不道瞿安，其《涉江诗稿跋》曰：
　　子席芬先德，自小能文。洎入南雍，受业于汪寄庵之门，深受激赏。遂从先生专攻词学，卒以倚声名海内……。
　　闲堂先生与夫人伉俪情笃、同心共命，遂能记“传灯”之绪，而不为泛泛之谈。寄庵先生自己亦云：“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钡谝唬小渡娼省反楹Ｄ冢洹兜祷ā贰读俳伞分钽祝又谩堆舸杭分校覆豢杀妗！保ā都拟炙姹省罚┐擞胛饷芬蕴乒玷拔恃У茏拥谝蝗耍ㄖ模暮醪煌Ｍ粝壬泊游慈衔悠先生可以入于瞿安门下，《寄庵随笔》述吴梅有曰：“吴瞿安治南北曲，稍究声律，自大学设词曲课。瞿安遍历南京，所教甚众。弟子有声者，如任敏中、卢冀野、王玉章等皆是”，又云“圭璋亦瞿安弟子，专力词学。”显然，“所教甚众”与“弟子有声者”不可划上等号。同时，汪先生从不讳言对子的知爱，并以知音自许，“顾以祖背鲇嗝牛谟治侥苤浯收撸四嗳簟保ā渡娼市颉罚侄陨虼式辛讼钢碌钠牢觯劣小敖苑绺窀呋仙蜓省Ｎし胍畔欤缭谌思洌磺晡薮俗饕印敝铩６陌苍蛴1939年3月去世，尚不得见子先生沉咽弥哀之变。汪旭初先生为太炎门下二妙之一，词学亦有深造，有《梦秋词》传世。子先生于1937年以后“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词境得以精进，“短章神韵，直欲胜蓝”，寄庵先生尝云：“余尝年馀不作词，沈尹默以为问，遂戏占绝句云：绮语柔情渐两忘，茂陵何意更求皇，才人况有君家秀，试听新声已断肠。”其时本师既不能代为“窜点”，况他人乎？！相反，倒是子曾代师作赠答，《寄庵随笔》有云：“冯若飞获《明妃出塞图》，乞余题《高阳台》词。词成，若飞甚喜，不知亦祖贝鳌！蔽羧沾τΤ晡淖郑堑靡獾茏硬话臁７泊酥种郑拟侄宰悠先生的知赏，夫复何疑！汪、沈之词学授受，时人早有定论，章士钊题《涉江词》二首其二曰：
　　剑器公孙付夕曛，随园往事不须云。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薄＃渡娼省犯街罴姨庥剑
　　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定沈祖蔽鼗坌且徽汕囔枞铮⒁酝舳浒呕⑼跤ā兜憬肌纷捎1983年，钱氏之例，当时生存人概不阑入），亦特标示渊源。其评语曰：“子，女词人，出汪旭初门，能传旭初词学。”近人施议对、刘梦芙从文艺批评角度论析《涉江》诸作，对此一近代词史上的授受关系，均无异辞。至此，子先生的词学渊源究竟若何，是否“世所共知”，已经不需要再费词章了。
　　槐聚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事实呢？舍弃一切拟测，不妨仅以基本事实说话。抗战军兴，钱先生自欧洲返国后，主要活动地是云南、江西与上海，而程、沈则主要是在四川，1949年前是否见过面，很难确知（钱1979年致程信中有“契阔以来，忽忽将三十年”之语，然所指具体时间不详），故建国以前情况姑且不论。解放后至1977年，政治风波不断，更谈不上论词衡艺，此亦不论。但1977年子先生因车祸去世，闲堂先生陆续刊其遗著，大约是在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的年间，油印《涉江词稿》五卷，并在第一时间寄给了钱锺书。槐聚先生于日复信有曰：“顷复拜子夫人遗集之赐，忻慨交心。文情如是，而不得稍假年寿，吐欢愉之好音，咏昭苏之盛世，岂造物之忌才乎，直欲搔首而问青天矣。公收拾整齐，斯文不坠，潜德有光，伉俪之敦，亦足风薄俗也。容当盥诵，一洗尘襟，先此祉谢。”（见《程千帆沈祖毖Ъ恰罚笾萑嗣癯霭嫔纾1997）此油印本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稿（尚未包括《外集》），前弁汪东之序，后附章士钊、沈尹默等十一家题咏。钱先生即使不赞同沈尹默“昔时赵李今程沈”的评价，至少也能体察汪东“唯余能知”的知赏，更不会不看到绝大多数作品作于“七七事变”之后。既然如此，“吴瞿安”云云，又从何谈起？
3　沈词佳作是否经过吴梅“点窜”？
　　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现在可以和刘先生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瞿安先生改过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的课堂习作，也批点过“梅社”的词作，当然还与子先生等弟子情意甚洽，但沈词是否经过吴先生点窜，哪些作品经过点窜，是否经点窜而后“稍胜”。本来，“点窜”的指控是刘先生引起的，应该由刘先生举证。但刘先生刻意回避，我只能举出反证，对其谬论一一驳斥了。
　　刘先生的答文除了据《吴梅日记》中记录的吴、沈交往情况进行推测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于是便在行文谋篇上玩弄一些技巧以淆人耳目。通过“考证”吴、沈有师生关系来偷换主题，已见前述；而在沈词是否经过吴梅点窜的关键问题上，刘文又避重就轻，故意忽略《涉江词》各词的创作时间，将吴梅1939年即已去世的事实一笔带过。然而在事实面前，刘先生“流于扪摸虚空”之评，恰恰可以用来还治其身。
　　瞿安先生逝世于1939年3月，自此以后，当然“子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问题的核心也就很清楚：传世的《涉江词》中，有多少作品作于1939年3月以前？
　　子先生1949年手订的《涉江词》甲、乙、丙、丁、戊集，共收有1932年春至1949年春词作凡408首，其中甲稿起壬申（1932）至庚辰（1940），共64首，仅占全稿约15%（1982年《涉江词》初版为389首，其后《沈祖笔始吩蛟霾怪408首，但《甲稿》64首的数量前后无变化）。甲稿中，开篇《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作于1932年寄庵先生课上，自不待论；《菩萨蛮》四首作于1937年避往屯溪以后；《临江仙》八首以下，无论是从作者自题还是作品内容上都可以断定作于1938年入川以后（参观程千帆先生笺注及乔以钢、陈望衡、施议对、刘梦芙、叶嘉莹、张宏生、张春晓诸家论述）。由此，甲稿中可以从创作时间上明确断定作于瞿安身后的即有近五十首。通览甲稿，《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以外，仅有《曲游春?燕》、《曲玉管?寒蝉》、《水调歌头?雨夜集饮秦淮酒肆用东山体》、《霜花腴?雪》、《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高阳台?雨织清愁》七首属于寄庵先生所云“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之作。
　　据尉素秋回忆，吴梅词学概论课上所布置的习作，以锻炼技巧为主：
　　吴师则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限制很严，尽选些僻调、难题、险韵。他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诗只作五七言绝句，填词只作几首浣溪沙一类的东西，不会有成就的。”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很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的一般。（尉素秋《词林旧侣》，载《程千帆沈祖毖Ъ恰罚
　　从学习的角度说，吴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其训练亦颇严谨，对子先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前述《甲稿》七首在南京时的作品中，《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是子先生参加中大老师社集之作，《绿意?次石斋韵》为赠答友朋之作，可以不论。《曲游春》、《曲玉管》、《霜花腴》或算僻调，有可能就属于这些课堂习作。然而有具体要求的课堂作业（汪东的词选课，则重在文艺欣赏，习作当亦不作形式限制。参前引尉素秋文），毕竟难以产生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至少很难能成为佳作是可以肯定的，故子先生手订词稿时删汰殆尽，仅留数首而已。
　　子先生既“于其少作，删除独多”，故闲堂先生于其殁后辑《涉江词外集》，所收“定稿时所删汰者”凡104首（程千帆《沈祖笔始沸颍展偶霭嫔纾1994），先交《词学》刊布，又于1994年附于《沈祖笔始贰Ｆ渲写嬗凶悠先生1933年至1936年在南京所作共25首，其中包括一首1935年“步霜师韵”的《齐天乐》。此一部分所以被删芟，除了作者自己“壮悔少作”的选择标准外，大约与老师寄庵先生的评点也不无关系。在这25首中，大部分都有寄庵先生的批评如“用意须力避重复”、“微嫌单薄”、“恐四声有宜酌处”、“稍弱”、“欠妥”等。无论这25首与瞿安有无瓜葛，它们毫无疑问不能算作是沈词之“佳者”，这一点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更何况，《外集》最早刊布于《词学》第八辑，出版于1990年10月，而刘先生进谒槐聚先生则在1985年。其时钱先生既尚未睹见《外集》，自亦不能为刘先生道之。
　　汪东《涉江词序》有曰：
　　余惟祖彼拍昀矗嘤腥洹７狡湟抟瞪镶裕级嘞荆』婢拔铮徘殄睿势浯邱喝灰允妗ｅ试馐腊宓矗即苁庥颍侨獾蛐恢矗几纠氡鹬校羌倚簦痛艘簧怼Ｑ灾虼ゼ苫洌阒蛴形锤剩俱采胍鳎ㄈ∽杂鳎势浯巧蜓识喾纭？苣研模讨嵋尕选Ｕ稳栈担裆占琛Ｏ蛩酵诨指粗笳撸の莼谩＜右匀踔噬撇。馄谎铮榻箸菜迹汲苫议拢势浯清６职А＃ㄔ亍渡娼省罚先嗣癯霭嫔纾1982年）
　　寄庵先生之评，知人论世，剖析精微，实堪定论。毫无疑问，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作者取“涉江”为集名，寓意具在，更不待言。对此世无异辞，刘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既然如此，“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实际上，除转移视线外，刘先生的答文早已技穷。最后只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空断言槐聚先生对前后沈词之评价，独与众人“酸咸异嗜”。甚至不惜“强联吴越”，用钱先生独不喜《浮生六记》、《蒹葭楼诗》等毫不相关的事例来作无端牵合，以证成己说。这种移花接木、割裂逻辑真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刘先生也不想一想，如此一来，就必然“证明”钱先生独以前述七首“肄业上庠”之作为《涉江》之佳，此将陷钱先生于何地焉？不欲贻人之讥，抑亦难矣！
　　钱、程、沈三先生俱已往矣。三位先生中，以子先生遭遇最为坎埃跻郧逶逯牛闵售悖醇腹羌倚簦秃跻簧恚欢Ω镏螅治坝遗伞奔沂舸谷辏饺肭迕髦溃诡痉衫粗觯黹庵螅袒乖馐艿揭恍┲猩擞敕贪５」苋绱耍乙蚕嘈抛悠先生不过付之于一笑，正如闲堂先生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种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别人，却从来不想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报答的人，祖庇Φ彼闶瞧渲兄弧！鄣鍪芩娣郑蚶锝椒叛劭怼！湃兄膊换嵋蛭承┤嗽谒吧砗蠖灾还锝锛平稀！辈还凡⒉换嵋蛭收咧扯ス磺惺欠巧贫瘢战嵩谒拿骶嫡占卸聪晕抟拧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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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没能推辞成的部长王蒙　　最早在1986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 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她对我的幽默竟然无反应，不知是由于我的英语太差还是由于别的。
　　事情是这样的，从1985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1985年5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还或有说到一点未必有利于该同志担任此职的因素。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薏恍小保袷窃谒怠安恍小保窒袷窃谒怠安涣椤保苤蠹叶夹α恕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1986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我只希望我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提倡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西，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20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势不两立，斗到上下皆烦，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在所谓的《萧斯塔阔维奇回忆录》中，有一段是说萧与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谈天，抱怨作曲家协会的会员团结得不好，作曲协书记说：“我们这里还算好的呢，你看看作协，那边，一个作家恨不得把另一个作家生吞下去……”(大意)
　　而且我已经感觉到，这不决定于主观意愿，你不想斗，人家斗到你的身边，人家的箭镞已经击中了你的咽喉，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能不闻不问吗?你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然后你有你的朋友伙计，他有他的朋友伙计，你们成了山头圈子直到团伙，你们成了小团体的坏头头，你的许多弱点都暴露了，你的许多不优美的心绪都发泄出来了……连你的生理功能细胞品质都可能从而恶化……我不想内斗，我极端害怕内斗，害怕那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我说的是不想，一点也不想，倒不是完全不会，越会越不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我大肆活动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相反――辞谢。这种辞谢的事例不是太多，我知道的还有吉林《作家》主编宗仁发，他辞谢了升一级的可能的职务。还有外文局黄友义，他辞谢了可以从副局级升到正局级的可能，他强调自己毕竟是业务干部。我很佩服他们。
　　1986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从一个青年团干部变成青年作者，再变成另册分子，再变成“专业作家”，再变成中央委员，再变成内阁成员――文化部长，真的不无辛苦和尴尬，也不是没有“青云直上”的得意。得意之处不在于我当了什么什么，而在于确有一些人，一些熟人，一些同行，为了当这当那简直拼了老命，为了反对某某人当这当那，简直拼了老命。有的哭爹叫娘，有的不惜远走他乡，有的自我宣布，谁谁让他干这个干那个了，其实是死无对证。而我从来不追求这个，不想干这个，拼命辞谢着这个，头衔与使命却频频光顾到我这儿。
　　冯骥才的爱人小顾说过，王蒙像阿凡提一样地整天开着心，说着笑话，这也成了那也行了。另外一位仁兄，又哭又闹，又叫爹又喊娘，仍然是什么都没成。而张贤亮呢，则像是西部大侠或马贼，打家掠舍，带上女人飞奔。
　　我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目前挺时髦的叫做自我认同危机，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呢?
　　1983年，我就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同时，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我与丁玲访法，作协根本没有告诉我这个邀请，是事后才透露给我的，他们觉得我刚刚任“要职”新职，不宜出国，而改派刘宾雁代我到了法国。1980年是我代刘去了美国，而此次是刘代王去了法国，倒是谁也不欠谁的了。但传出说法，说是法方对我不满，认为我对他们的总统不够尊重。你能说啥?
　　1986年，我已经被邀是年暑假到洛杉矶一个大学搞系列讲座，谈中国当代文学，一闹成部长，当然也吹了。我的生活方式出国方式都得重新调整，我又要“重新做人”了吗?哪怕再等五年，至少等到我英语过了关!难从人愿，何曾从人愿也!
　　1986年4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
　　上任之前，作协的班子“欢送”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锲的几句话，他说，他要说几句话以壮行色，在中国想做点事，没有点权怎么行?不必想东想西，就去干吧。最后几句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回忆起来倒是有点“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味儿。他说的也是实话，心窝子里的话。
　　我家住虎坊桥，我常常与芳一起到陶然亭一带散步游玩，其时芭蕾舞团、戏曲学院等都在那一带，我知道到了文化部，就要与这些单位打交道，有相当的责任来联系他们的工作了。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我已经在虎坊桥住了3年了，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与自己的近邻芭蕾舞团呀戏曲学院啊发生亲密的接触。我想起了有幸认识的一些艺术家，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知道芭蕾是美的，戏曲是美的，音乐是美的，与陶然亭一样地美。我且悲且惊且喜。我突然对于它们他们她们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能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我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我想起了一位老爷子，他是老新四军，听我要去文化部，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
　　（本文摘自《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定价：33.00元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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