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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虽然是其他政党的经验，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说明这种方式合乎规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说到底，就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要么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择权，要么为了保证公众的选择权而架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让党管干部科学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适应时代的要求，转变观念，大力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
首先，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改革时，将中央对地区经济的管理分权化，将产业部的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改革，导致地方脱离中央，并且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迅速膨胀。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导致政治上迅速分散化，而经济上的联盟产业部没有改革?。各地经济活力需要经济上分散的决策权，而联盟的各产业部却控制权力不放，导致各地在政治上分离，以求经济上灵活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对外开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其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利益。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把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解放了出来，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并在帝国主义封锁、世界冷战状态严峻的局面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初步的工业、城市、交通和国防体系，使中华民族能屹立在世界各国之林。
首先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对执政党来说，各级领导干部是构成党的整体的要素之一，是党所执掌之政治权力的直接承担者。派出自己的骨干直接掌握政权，行使国家权力，是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显著的特征。党的执政能力，要通过这些骨干个人的能力来体现。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党的执政骨干即各级领导干部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能力。离开了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整个党的执政能力就无法得到提高。党的十七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地党委在领导人大工作时，应当建立健全决策听证制度。在重大项目决策制定之前或实施之后，就决策目的、决策方案或决策效果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决策听证要采取专家听证和利益相关者听证等多种形式，并建立和完善社会公示制度。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涉及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布，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研究讨论，其成果可以在媒体上刊登。对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在决策时要予以充分吸收。
民间组织是指非官办、非营利、带有志愿性、致力于经济社会服务事业的社会民间组织。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民间组织与现代政府、市场经济体制一起，形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它以独特的性质和特有的优势，比较有效地解决私人领域乃至公共领域中的经济社会问题。民间组织的功能在于：一是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形成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二是推动社会自律和自治；三是节省社会运行的行政成本。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增强其包容性、协调性和创新性，充分发展民间组织，加快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加速形成政府、市场经济部门和民间组织合作互动的发展格局。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再次，加大对治国理政人才培养的力度，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选择的干部资源。每当我们把等额的人选提供给公众时，总会听到人们质疑的声音：难道我们党就提不出更多的人才？虽然这种设问本身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它确实说明，我们为公众提供的干部资源是不够充分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更加民主广泛的渠道提供更加充足的干部后备资源。我们非常赞成党管人才的主张。当然，这绝不是说，党要把人才也像过去管人头一样管起来，而是创造一种后备干部充分涌流、骨干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体制，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毫无疑问，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我们认为，如果实行“国务院大部制―省直管县―划小省级行政区域”三大改革联动，可以使政府层级、大部制和省直管县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步到位；省直管县和大部制改革后的地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以及中央各有关部委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可在一些新设的省级政府中得到消化，这样整个改革的阻力就大大减少。三大改革联动的方案，一揽子变动，一次改定，成本较低，改革的时间较短，并且能较快地压缩政府层级，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因此，不失为可以考虑的方案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减少行政层次，指明了改革方向。
我们强调坚持党管新闻，这并不是说现有党管新闻的体制和方式不需要改革。事实上，在如何实现党对新闻的科学领导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从定位上看，由于我们把新闻媒体定义为“党的喉舌”，实践中过分强调媒体的政治作用，媒体成了党政组织的附属物，忽视了公共媒体自身发展的规律。从体制上看，多年来沿用和照搬前苏联的国家管理模式，把新闻媒体纳入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使媒体的社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失真、失灵。整体说来，大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下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
这些认识各有各的道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党代会常任制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形式能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我们并不缺少会议，相反，我们的问题仍然是会议太多；我们的各种代表也并非不“常任”，但在人民代表、政协代表每年都要开会、每年都有几个月调研的情况下，民意表达和沟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至少说明，实行常任制还只是推进党内民主大局中走出的一步棋。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党代表真正成为党员共同意志和群体利益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活动规范不规范，甚至不取决于代表的素质高不高，而取决于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关系。如果在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授受，那么，“常任”就真的只是意味着更多的会议，更重的负担，而没有为党内民主增加多少实质性内容，常任制的形式就会变得空心化。
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作为执政党，需要进一步解决实现执政的机制和体制问题。在当代中国，这种最有效的机制和体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党的领导应该是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实现。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是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领导方式的核心问题。
再次是党的组织整体的执政能力。组织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党的整体的执政能力并非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能力的简单相加。在实践中，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配备到重要岗位上去的干部，个体素质都很强，一旦组成一个班子，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但影响执政的效果，而且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其中当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制度好，好人能做好事；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做好事，坏人横行。由此而论，把党的整体作为执政能力的主体来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和对党内个体的执政能力的研究相比，角度是不同的。它要研究的是整体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如何配置、如何组合更有机、更科学、更有效的问题。这种配置和组合，就是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建设。
10.?专访周天勇：《官民比例高达1∶18，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人民网理论专栏，日。
按规定将这些文件或材料尽早发给人大代表，使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阅读，了解并熟悉相关情况，为正式审议做好准备。除了要严格执行一个月前进行通知的规定以外，还应对这一条规定加以扩充，即提前发给代表的文件不应局限于法律草案，而应该是会议将要审议的主要文件，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稿）、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稿）、常委会工作报告（稿）等文件。哪怕这些文件在正式开会时已作了修改，也应提前发给代表。
依法执政是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大问题。首先，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共同体现。从这个角度讲，遵循法律，不只是对共同规则的服从，也是对民意的遵从。依法执政会使执政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使党执政的合法性大大增强。其次，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科学性。法律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人们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不能说依法就是按规律办事，但依法执政是执政党尊重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一个执政党连法律都不能遵循，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就无从谈起。再次，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执政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得到社会多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党的目标和纲领（当然，这些目标和纲领归根结底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前一个问题必然归结到执政的合法性，而后一个问题强调的则是执政效率，是执政的科学性问题。这也正是前面所论及的两个方面。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说，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科学性不会存在；而缺乏执政效率，最终会导致执政合法性的降低。可以说，依法执政是这两者的结合点。最后，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必须研究解决的迫切问题。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迈出的极大一步。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对依法执政的探索也在全面展开，有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从当前实际状况看，不能依法执政、不会依法执政的现象，还是相当程度地存在的。我们经常关注的是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且经常把它直接等同于党的领导的加强或削弱，而往往忽视了权力运作一旦越过边界，党大于法，实际也就是在怂恿人们破坏国家和社会的运行秩序。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
党管干部，“管”是其中的关键词。对这个概念，至少存在三种理解。一是管理。管理作为一种行为，当然要有主体。党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管理者，还需要有实际的主体，即党的组织部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谓党管干部，就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实施干部的选择、使用、调动和日常监督。二是决定。即由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同样，在实践中，既不能由一个抽象的党，也不可能由代表党的党中央来决定所有各层各级的干部。于是党管干部就变成了各级党委管干部。而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又负全责，于是党管干部进而变成了党的书记决定干部。三是控制。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作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干部就是党领导干部工作。
第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省直管县提供了技术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话、电视的普及，特别是计算机、远程通讯等现代技术手段运用水平的提高，政府间传递信息流程明显缩短，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增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省域与县域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短。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为政府扁平化管理创造了条件，也为省直管县提供了可能。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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