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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我有幸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从此与检察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到检察院报道时，优美的工作环境、热情的接待以及领导的关怀体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面对新的工作、新的同事、新的环境，欣喜之余，我心中又有几分彷徨与
2016年1月开始，塔城社区在社区二楼活动室开展一个&假期活动室&，辖区内放假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来到这里排练舞蹈，读书、写作业、下棋等等活动，辖区的孩子们不仅有了一个玩乐的地方、居民也有了一个休闲的场所。&rdqu
残疾人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关爱、帮扶残疾人，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来，我社区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残疾人这一困难弱势群体，坚持
近日，吉也克镇综合办联合计生办根据镇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针对辖区内常住的流动人口开展计生宣传工作。
一是向广大群众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增强广大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二是政策法规方面的宣传，各计生成员根据当前农村
为了改善村队卫生状况、美化村队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近日，窝尔塔吉也克西村包村领导、工作队员、村干部一起组织开展了卫生大扫除活动。大扫除活动对村委会院落、村主要行道内外的杂草和两边的垃圾以及厕所等卫生进行了彻底清理，参与活动的人员，不怕
民情联系卡实现干部群众沟通&零距离&
在很多人的眼里农村代表着落后、贫穷、低俗，而经过40年来的生活积淀，现如今的我却越发认为农村更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平台，没有了它无法想象现如今的世俗价值观会是什么样，看到村里发生的红、白喜事，邻里往来交往所遵循一些底限原则以及内化于每
时代的变革让人很无奈，大城市川流不息的车辆，夜晚的灯红酒绿让人流连忘返，大城市的生活虽然看似美好但终归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如今在大城市我们这些农村娃娃不好混，工作不好找，能所做的工作都是出苦力的！不出力的工作却是杯水车薪的工资，那一丢丢的工资
想起去年我们相识，我以为那是最美的相遇，我想着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福，本以为你会陪我到最后，我们吵着闹着笑着度过了完美的八个月，那是2016年的一月份，新疆的天有些凉&大地早已被雪覆盖！你说要回家过年！我把你和你爸爸妈妈和你送到
何必要那么多的借口，让我内疚自己还爱的不够，预谋了很久不过是想分手何不直截了当的说出口，既然你非要你的自由挽留也会让我委屈到最后，煎熬了这么久已没有继续的理由，反正你都不难受，你只
村村乐站长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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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三排，酷炫狂拽青春常在，神游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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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团场记忆：新疆石河子总场六分场二连学校
团场记忆：新疆石河子总场六分场二连学校
类别：&& 15:35:45
&稿源:南方都市报&&作者：马金瑜&&字号：&
摘要：有一段时间，它是拾棉工的住处，后来，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总梦到它，在梦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去生炉子，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挂，雪在树枝上闪烁着。
这不是二连学校，却是石河子团场冬日最常见的景象。资料图片
　　有一段时间，它是拾棉工的住处，后来，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总梦到它，在梦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去生炉子，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挂，雪在树枝上闪烁着。
　　远远的，学校几乎是看不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田连天连地，成百上千亩，只有近了，才看见成排的平房，好像是低低地趴在那里，在棉花地和白杨树中间，隐约有上课铃声传出来。
　　这是石河子农八师最为偏远的一所学校。除了新闻联播和石河子新闻，小时候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上学，我还一直以为玛纳斯河对面就是苏联。
　　一年级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医生，可能是卫生防疫站的人，为我们检查身体。那时候连队只有卫生室，有一个卫生员，是我们那里最厉害的大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大夫。我和同学都兴奋地在学校里满院子跑。大夫让我们接了尿要化验，还要化验大便。有个同学还问大便是什么东西，就是屎，老师说。
　　学校的孩子多，大夫给老师交代，老师给我们交代，可是他们都没有说，大便要多少。于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还没有进教室，在校园里就闻见屎臭，教室里更是臭气熏天。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等到老师一个一个收大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小巫见大巫―――我是用作业本的纸包的，班上的同学有的用包书的牛皮纸托着，有的用塑料袋拎着，有一个男同学用塑料袋装得真大真多，他提起来给老师看，还问老师，这些够不够？当时的老师是一位烫着大花卷十分爱干净的女老师，她拧紧眉头，转过身去了。
　　但那时的冬天实在太难过，几乎没有那么冷的冬天了。我上一二年级的那两年，大概是1984年-1985年间，教室屋檐下面挂着成串的冰凌，院子里的地被冻得生出许多裂缝，雪像干燥的沙子一样被随风刮起。上学路上是最冷的，听大人说，有两个放羊娃在雪地里迷了路，在学校附近的白杨树林里冻死了。有时候，雪下得有膝盖深，走到学校，同学们已经变成了雪人。我那时还不会系头巾，经常走到家脸已经被冻青了。班上的同学脸颊，常是红红的两团，很多同学的手脚都有冻疮。下雪过后，我们的棉鞋灌进雪，几乎全是湿的，教室的铁皮火墙上和炉圈上常有同学烤煳了鞋子。到了中午，又有同学烤馍馍，烤馍馍的香味会把我们都逗得咽口水，那种焦脆微微发黄的最是馋人。
　　生炉子是一件大事，每个同学都会，冬天时要安排值日的。秋末，每个班上的人都要去拾一些棉秆回来，堆在教室的后面晾干，到了冬天就是生火的柴火。学校的窗户是铁网子做的，冬天钉两层塑料薄膜，风吹得总是啪啪啪啪响。冬天在暖和的教室里上课写作业，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家里也没有这么暖和。到现在我还常想起那一刻，炉子里的煤炭被烟囱里的风抽着，哄哄地响，有时候煤炭啪地响一声，外面鹅毛大雪无声地下着，老师在前面批改作业，教室里那么安静暖和。
　　回家的路上，只隐约看见连队里黄色的灯光。到家大多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可是白菜熬久了就着大馒头真是香啊。我和两个弟弟这样吃着。那年冬天，我回家一眼就看见了地上的一张牛皮，我已经给那只小牛摘了一年的草，爸爸说，不吃它，你们三个怎么过冬天，上学的路上要把人冻坏了。我想着小牛每天用脑袋蹭我的肩膀，舔我的手，让我摸它头上的旋儿，用它黑溜溜的大眼睛亲热地看着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棉花地
　　二连学校是当年到石河子屯垦戍边的职工修建起来的，我父亲和另一个同学的父亲都参加过这座学校的修建。大约是我一年级的时候，春天，两个人在犁地，那个父亲说，你女儿这么聪明，将来就嫁给我儿子当儿媳妇吧。我父亲说，那不行，我丫头要出国留学。在尘土飞扬的地头，两个人的谈话激起周围人的一阵哄笑，谁都知道，在团场说这样的话，就和白日里做梦一样，谁能爬出望不到头的棉花地呢？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这还是我父亲的笑柄，那个父亲好些年都不和我父母说话。
　　劳动时间最长的是摘棉花。从9月到10月，漫长的棉田到现在仍然是我的噩梦。浇水的毛渠把棉田分成一块一块，望不到头的棉田，早晨七八点下地，太阳才刚刚升起来，冰冷的露水和霜全部挂在棉花叶子上，裤子上全是湿的，中午太阳又十分毒辣，喝了水，吃了馒头和炒包菜，就赶紧抓棉花。如果拾得不干净，还要返工再拾一遍。太阳还没有落山，蚊子已经咬得人到处是包，你就是穿上长裤也不行，新疆的花腿蚊子嘴长。我和班上的同学都是有任务的，每天拾多少公斤，高一个年级，就要多拾一些，完不成任务要倒给学校交钱，每年拾完棉花，我和很多同学的手都裂着大大小小的口子，被棉花壳扎手的感觉可真不好受。一个秋天下来，我们能挣几十块钱。
　　当时老师的工资也是比较低的。为了赚点钱，学校的老师也想了好些办法，有一年，听说线辣椒价钱涨起来，体育老师种了三亩，让我们全班同学去摘，一斤五毛钱。可惜是晒干的，摘了一天也只有几斤。又一年，老师用校园的花圃和白杨树脚底下那一点点地方，种了好多红花，听说这些红花是药材，收购的价钱不错。整个夏天和秋天，学校里都是那股红花的味道，药味，带着酸味，我们摘完之后手指头全是红的，酸味久久不退。我到现在都不喜欢闻这种味道。
　　虽说是那样，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老师，却是不差的。我的幼儿园老师是参加新疆兵团生产建设的上海知青，小学老师多是老初中生和老高中生，肚子里很有些墨水。因为数学不好，数学老师用戒尺和竹棍打过我的手，冬天挨打是最疼的，打过之后火辣辣地疼，骂得也很难听―――猪脑子，狼心狗肺，榆木疙瘩，蠢货。我和另一个数学差的男同学每到数学课就站在教室后面，头上顶着扫帚。一直到三年级，遇到一个教书有趣的王文元老师，我的数学才算开窍。
　　一个姓张的语文老师当时对我们是很好的，常给我们念好文章，还说，要是我们都能看上报纸就好了。但他发火也十分可怕，有一次他在写板书，转过身来见教室上空飘着青烟，那还是小学四年级，就有人抽烟，他让男生全站起来，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父母这么辛苦地在地里爬着，累死累活，你们也想这样过一辈子吗？都回去给我叫父母去。”真去叫了，挨打是肯定的，地里的活本来就累，如果被学校的老师这么叫去，有的父母会把孩子吊在房梁上用皮带抽，有的用扫帚或者拖鞋打，扫帚经常有被打断的，在连队里，常有父母拿着东西追着孩子打的，所以听到叫父母，就是男同学也是害怕的。后来男同学们都给老师写了保证书才作罢。
　　其实抽烟的是一个叫马强的同学，那之后不久他就不上学了。当时他的年纪已经比班上的同学大两三岁，加上父亲早逝，就帮母亲种棉花。六年级的时候，我在放学的路上见过他一次，头发披肩，光着上身，开着拖拉机快速跑过，黑烟和尘土在背后拖了老长。直到我在外地上了高中，才听母亲说，他杀了人。夏天的晚上，连队里放露天电影，放大拖拉机的农机场没人看着。那是早期的兵团马场，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虽然放了很多公家的东西，却少有人打它们的主意。谁知道那天晚上马强和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去偷零件，恰好农机员去那个屋子拿东西，藏在门后面的马强用拖拉机上的发动栓打在了农机员的后脑勺上，当场毙命。马强后来被判了死刑，母亲也得癌症去世了。
　　另一个早早离开的是一个姓雷的男同学，他帮父母种了几年地之后参军，半年后就被送了回来，见到父母也急着去扒衣服和脱鞋袜，嘴里喊着“我洗我洗”，动不动还要打人。他的爸爸妈妈只好把他关到了一个空院子里，每天送饭，他也知道吃。可是有个冬天的早晨，他不见了。一直到来年春天，他的爸爸妈妈才在这个院子的菜窖里发现了他，已经死去多时了。
　　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曾跟着母亲回二连学校旁边的连队，去参加小学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的婚礼。结婚之前，她去附近的柳毛湾老乡公社盘头，如果是新娘头，就要七块，如果是一般的盘头，只要五块，她叫我不要提结婚的事，就省下了两块钱。然后她回家穿上了红色的婚纱，新疆的冬天真冷啊，在我们那里的连队，少有穿着婚纱的新娘，更不要说是在寒冬腊月。去婚礼帮忙的妇女都和她合影，不知道是谁的傻瓜相机，我帮着照相的时候，看见她站在雪及膝厚的菜地里，裸露着肩膀和脖子胳膊，瑟瑟发抖，脸上的妆好像都冻住了，脸颊上的胭脂遮不住发黄的脸色。母亲说，她先前是嫁给一个在石河子市开商店离过婚的中年男人，那个人在城里有房子，当时嫁给城里人还是让团场人很羡慕的，可是一个多月就离婚了，过不下去，母亲说。很快，母亲做媒，把她介绍给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小学同学，就在连队里种棉花，母亲说，那是个实心眼的老实小伙子，对人也好，她同意了。
　　离开二连学校这么多年，真正上学出来的只有当年学习最好的四个人，听说一个去了上海的银行，一个去了厦门的大学教书，还有一个在海南的航空基地，我在北京。可是，我们再也没有了任何的联系，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倒是那个最漂亮的女生联系过我。有一天早晨7点，我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她打来电话，想借5000块钱修一个大门。天气越来越暖和，少有上小学时那么冷的冬天，害虫冻不死，今年的棉花的收成不好。在连队里，大门多是木板的，门口堆着夏天收的麦草，初冬割的棉秆和玉米秆。大门是一个家的脸面。5000块钱，她大概是要修一个大铁门，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梦与现实
　　写出《一个人的村庄》的作家刘亮程是新疆人，他的家乡沙湾黄沙梁，离我的家乡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我离开家乡，每次有人问，你的家乡什么样？我就说，和黄沙梁差不多。直到有一次真的见到刘亮程，我们在高速公路边吃着沙湾的大盘鸡，说起在外面，我的眼泪掉下来，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工作了也没钱在北京买房，顶多每年寄点钱回家，父母种地辛苦了一辈子也享不了福。刘亮程叹了口气说，改变命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团场的娃娃，能上学出去就不错了。这句话，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说的一样。
　　合并学校之后，二连学校空了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它是拾棉工的住处，后来，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即使屋顶不好了，它的墙也比一般职工家里的墙厚实得多。想起来，它的确是太老了，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屋顶就在掉土，一节课下来，擦好的桌子上就有一层细土。母亲说，再过一段时间，怕是要拆了，宅基地越来越紧张。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总梦到它，在梦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去生炉子，冬夜的雪银光闪闪，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挂，雪在树枝上闪烁着，学校的土房子上也全部覆盖着发光的雪花，它真像是浮在天上。又或者是夏天的早晨，校园里的白杨树苗哗哗哗哗轻轻地响着，阳光投进教室，倾斜的透着尘埃的阳光照在那些老旧斑驳的桌椅上，夏日清晨，澄亮的阳光洒满校园，空无一人，空气中还飘散着老师种的藏红花的气味，远处的棉田在氤氲的热气中模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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