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库次克是中国曾经的领土吗?_百度知道
伊尔库次克是中国曾经的领土吗?
您的回答被采纳后将获得：
系统奖励20（财富值+经验值）+难题奖励30（财富值+经验值）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从来没有过，除非你把蒙古帝国的历史看成是中国历史。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伊尔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穷游大洋洲
Jelyabova Street 23A/1
位置挺好的，临近马克思大街和广场。但离公共汽车站有一段距离。去机场需要做出租，否则需要走15-20分钟的路做公共汽车。屋里有厨房用具，但公共厨房做饭更方便。房间有点小，没有桌子。2个屋子公用一个盥洗室。那天隔壁屋没有人，所以独用了盥洗室，还洗了衣服。很不错。退房了，还可以继续在公共客厅休息做饭，这点非常不错，赞。
接受的银行卡
位置非常的好
服务也不错
STAFF能说英语热心酒店位置价位
房间干净整洁
离市中心很近
还可以免费寄存行李
/detail_266865.html[转载]三尺晴天：林彪为什么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
“伊尔库次克有多远?”一句，在“九一三”研究中成为了一个焦点问题。
　　好些人认为这句话是李文普捏造的，它跟李文普中的那一枪一样，被一些人强烈质疑，甚至因此认定李文普是“王连举”(注：京剧《红灯记》中人物，危急关头打了自己一枪，但被医生出身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识破。说某人是“王连举”，还含有“叛徒”之意)。质疑的理由大家都很熟悉，笔者不再一一列举，但会在文后加附录。
　　本篇主要任务其实并不是如标题标的那样放在“林彪为什么问……”上面，而是分析林彪是否存有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的可能。笔者的结论是这个可能性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李文普的说法是真实的。
　　一、前置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网上流传的多写成“伊尔库次克有多远”，然而李文普交代的原话并非“伊尔库次克有多远”，而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李文普在《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写道(见《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可见，林彪问的不是“伊尔库次克有多远”，而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笔者还认为，林彪发问的重点不在“有多远”，而在“要多久”。
　　当然，为书写简洁，暂时借用“伊尔库次克有多远”，不过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应该使用李文普回忆的原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许多持质疑态度的人那里，对这一问句的理解，因引用不完整而出现严重偏差并导致对此问题质疑不止。
　　二、论题及论证方法设置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彪专车“大红旗”上的乘员一共六人，除了跳车的李文普外，其余全都随256号三叉戟坠毁而亡，林彪是否真的说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只有活着的李文普能作证。从证据学角度说这就是孤证。孤证的难点在于：要证其为真于李文普是不可能的，因为证人不能也不必自证;若要证其为伪，证伪者必须拿出该证言为伪的证据，这于证伪方同样是不可能的。那么，运用逻辑推论(逻辑证明)在这里就成了必需，也是证实(证真)或证伪的惟一有效工具。
　　从论证逻辑出发，证伪者应该举出林彪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这句话完全不具可能性，而证实者只要能否定这些“不可能”，证实目的就实现了。这里的逻辑论证要求于证伪和证实双方而言是不对等的：证伪者必须举出所有可能性均不存在，也即必须穷尽和排除种种可能，而证实者只要能够举出至少一种可能性或能够推翻(否定)证伪者提出的其中一种质疑(即“不可能”)，证实的目的就可以达到。换句话说，要否认李文普的说法，需要证据，或指出其常识上、逻辑上的绝对不可能。而在本题范围内，笔者只要能否定这些“不可能”至少其中一种，即证明具有相对可能，论证目的就达到了。
　　笔者认为，无论就常识而言还是从逻辑论证考察，均能支持李文普的证词。笔者能够否定的各种“不可能”也不限于一种，而是可以扩大到所有质疑。
　　这个题目在笔者看来并没有什么难解之处。只是一些人自动框定的视角困住了他们也捆住了他们的思路，使得他们的思维方向只愿往狭隘的也是惟一的质疑方向走，而不愿意扩大到从所有可能因素着手客观分析林彪是否有说这句话的可能，也就“自动地”完全排除了这些可能性，那么其结论必然导向否认李文普所说的真实性。
　　因此，作为讨论，我们主要着眼于确定林彪有无说这句话的可能性。只要存有这种可能，那么不需要讨论可能性(概率)有多大都足以说明这个可能性存在。在这个前提下质疑李文普并认定李文普撒谎也就不能获得事理上的支持，质疑就是不成立的。
　　总起来说，“伊尔库次克”地名及地理方位直至其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地位、与相邻的中国主要城市的空间关系，林彪当然十分清楚——这点不应成为争议的内容;伊尔库次克“有多远”，林彪只会有个大概印象(即原有记忆痕迹)，也许已是模糊记忆——这点需要加以明确;乘喷气式三叉戟飞机到伊尔库次克“要飞多长时间”，林彪就不一定知道了——这才是需要讨论的核心。而林彪问话的重心，恰恰是他不知道的“要飞多长时间”。
　　另外，在“九一三”这个特别时刻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也有着林彪当时特定的心理情状在其中，分析时不能不察。
　　三、分析推论(一)：核心问题是“要多久”
　　基于上述要求及条件，对各种质疑进行排除性分析，也即确立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一，林彪的记忆力不足以记住“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类属于机械记忆的问题。这里特指具体数字，即具体多少公里、需要多少时间。
　　林彪的思维类型不属于记忆力很强的那种，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来就属于记忆力超强，但林彪不是。林立衡材料里说过林彪忘性很大，给他说过的事很快就忘了，还有其他材料也都证实林彪记人记事的能力一般，很多事情谈过就忘了，对一些级别较低的干部，林彪虽见过之后又会再问是谁。这表明林彪对一般人和事的记忆能力一般，对于曾经一时(特指1969年)特别关注过的伊尔库次克“有多远”，他的确记不住。
　　其实，林彪过去指挥作仗，都是依靠环绕左右的参谋班子为之随时提供各种数据的，自然也包括“有多远”这类数据，因而并不需要他本人采取强记方式。即使某年某时曾经强化过某些记忆，一旦时过境迁也会出现记忆模糊、淡忘的情况，必得重新温习才会恢复记忆。
　　好些人举例日苏联代表团从伊尔库次克飞北京时，林彪始终关注飞机的行踪(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P319-P220)，来证明林彪知道“伊尔库次克有多远”。其实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按照林彪的记忆特点，这个例子不表明林彪在时隔两年后依然能保持这个记忆。因此，他有没有曾经面对地图仔细研究“伊尔库次克”，他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在哪里、距北京距离多少、与北京在地理方位上构成什么样关系、在苏联军事战略上处于何等地位(这些属于知识性范围)，都不能证明他在两年后仍能保持属于机械记忆的那部分记忆清晰如故。林彪可以熟记“伊尔库次克”的地名、能默读出在地图上的方位，却不见得依然能记住“伊尔库次克有多远”。需要别人再次提示帮助他重新温习，这都是符合记忆规律的，也符合林彪的个体特点。因此，1969年的事例，并不能成为排除林彪1971年记不住“伊尔库次克有多远”的理由。
　　同时，作为讨论，需要明确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区别是：我们不能把记忆力特点方面的问题(机械记忆不易持久保持，需要经常温习、反复记忆以巩固)，随意变换成是否了解某个地名的知识性问题(即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地名及其地理空间关系)。如同对圆周率“π”，背不出小数点后的N位数字(3.……)，不能等同于不了解它的含义(与直径的倍数关系)及在几何计算中的运用。纠结于林彪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这在方向上已经偏离问题的本意了，也就完全没有落到该质疑应有的落点上。包括舒云(参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P675-P678)在内的好些人恰恰陷进了这个自设的陷阱中，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认识盲区，形成了“战风车”的局面且愈“战”愈勇。他们纠缠的是：林彪熟读地图，怎么会不知道伊尔库次克?李文普一听到“伊尔库次克”就知道是叛逃(指知道是苏联地名)，难道林彪还不如李文普……。更有讥讽道：李文普都知道“伊尔库次克”林彪却不知道，林彪该给李文普当警卫了!
　　对这些人，要跟他们谈的往往不是事实和证据，而是常识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最近，原“林办”机要员李根清在《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发表《林彪“紧急指示”前后》，叙述了林彪是如何看地图的。这个过程与笔者原先的分析完全一致：即林彪边看地图边要求工作人员报给各种数据，表明林彪对地图上的地名、方位、距离，并不完全依靠原有记忆，而是由他人现场提供，往往是林彪提一个地名，工作人员马上指给位置、量出距离。笔者相信，此前关于各个地名的具体距离林彪不会都保留强记。如下文：
　　【(1969年)国庆节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战会议期间，林彪接连几天看“三北”地图。这幅长宽都有4米多，质地柔软，印刷清晰，装裱精美，带轴的百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是总参作战部专门为林彪绘制的……。那天，一听内勤说林彪要看“三北”地图，我赶忙把地图取下来送到林彪那里。……地图挂不到墙上，只能铺在客厅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图前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我报告比例尺，然后就开始点地名。他每说出一个地方，我就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并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图上量一下这个地方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线距离，然后报告给他。
　　“居庸关。”这是林彪点的第一个地名。我立即用打台球的球杆，指出居庸关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向他报告：“居庸关。”然后把量出的居庸关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线距离报告给他。
　　“南口。”林彪点了第二个地名，我又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并报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离。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林彪接着点，我就接着报。
　　接着，林彪又相继点了张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门关这几个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几个长城沿线的口子，还点了紫荆关。
　　内蒙古一线，林彪先让我指出的是从蒙古经二连、集宁、大同、张家口通往北京的铁路、公路及两侧地形情况，然后让我指出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多伦、赤峰、通辽这一线的草原、沙地，及通辽到沈阳、通辽到长春一带的地形。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乌兰巴托和乔巴山这两个地方。节前他同黄、吴、李、邱谈话时说：“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林彪说的苏军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乔巴山。从地图上看，就在北京北方不远的地方。
　　苏蒙边界一线，林彪首先点到的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然后是赤塔。我随即指出这两个地方，并把到北京的距离报告给他。
　　这两个地方都是苏联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伊尔库茨克还是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在地，我方不少有关苏军活动的报告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地方。
　　一连几天，林彪就这样看“三北”地图。他不仅对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
　　从李根清的叙述还可以推断，待到林彪下次再看地图时，依然会再次要求工作人员替他给出每个地名的位置和距离。而“九一三”时，林彪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不过是以往习惯的无意识重复而已。
　　第二，顺带做延展辨析：李文普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
　　有人认为，按照李文普的文化知识，他不可能知道苏联的“伊尔库次克”这样的外国地名，因此怎么可能一听到“伊尔库次克”就能意识到这是叛逃呢?
　　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幼稚。很多高中级干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之初，大多数人的确文化水平都不高，有的甚至没进过一天学校，但这不能等同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继续学习并使得自己的各种见识(包括本应由学校阶段完成的知识积累)不断丰富，更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因特定职业而对某个专门领域的知识掌握到精深程度，比如军事指挥员对军事地理(包括地图)的熟读。
　　具体到李文普，他本人没有对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做过任何说明，笔者就必须假定李文普是知道且熟悉伊尔库次克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知识及林彪的职务性质、工作轨迹找出李文普知道伊尔库次克的旁证。
　　其一，伊尔库次克紧邻着著名的贝加尔湖。对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贝加尔湖古称“北海”，西汉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迫持节牧羊的地方。“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作为一种民族气节，在国人中代代传诵。
　　其二，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除到莫斯科外沿途还访问了斯维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一站就是经停伊尔库茨克，苏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专程到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以示中苏友好和对中国领袖的尊重。这样的消息当年一定上了国内各大媒体头条，特别是第二次访苏时苏联把伊尔库次克作为迎接毛泽东的首站，肯定会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三，前面李根清文章也提到：伊尔库次克和赤塔，这两个地方都是苏联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伊尔库次克还是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在地，情报部门有关苏军活动的报告经常提到。辅助林彪工作的李文普，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呢?
　　其四，中苏关系紧张时，日苏联代表团从伊尔库次克飞北京，林彪一度怀疑苏联会趁机采取军事突袭行动而高度关注飞机行踪。苏联飞机整个飞行过程，林彪自始至终让军委持续报告飞机所处位置、航向、速度等参数。此时，作为全天候为林彪服务的李文普(因“林办”秘书不够用，李当时还兼任林办秘书工作)，他此时应该在干什么?他会不知道林彪正焦虑着什么、关注着什么吗?
　　基于上述情况，李文普没有说明他本人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应是他不认为需要解答。
　　第三，林彪发问的重点也不是“有多远”，而是“要多久”。
　　“有多远”是一个发问习惯，源自战争年代对接敌时间的计算方式。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也无骡马代步，部队运动完全靠步行的前提下，按照行军时速或每日行军里程，只要掌握了“有多远”，就能计算出“要多久”也即即时接敌或近期接敌所需时间。计算接敌时间目的是做好战斗展开前的各项准备。因此问“有多远”实际是问“要多久”，指挥作战，最关心的是后者。光是一个单纯的“有多远”，并无实战意义。
　　且看林彪紧接着“到伊尔库次克多远”，继续接问了一句“要飞多长时间”，这才是发问的重点和中心。前面已经提到：乘三叉戟到伊尔库次克“要飞多长时间”，林彪不一定知道，因为三叉戟是喷气式，这个速度较之以往的螺旋桨飞机要快得多，而当年这批三叉戟又是我国进口的第一批喷气式运输机，三叉戟的时速除了飞行员及有关人员，一般人不会知道，林彪本人也是第一次乘三叉戟，不知道“要飞多长时间”，很正常，发问就顺理成章。
　　“有多远”的问法沿袭到今天。人们如果问“有多远”，其实是问“要多久”。
　　四、分析推论(二)：林彪的心理需要
　　有人又质疑，在身边有其他人员时林彪说这句话是不是太突兀了?笔者认为，林彪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除了前文提到是林彪对以往习惯行为无意识重复外，更主要的还有着林彪在当时环境下的特定心理情状因素，也即下面四点要说的：
　　第四，林彪对“有多远”的发问，是为掌握出逃所需时间这个主要环节和构思到苏联后的政治表态。
　　林彪问“有多远”，这与平时人们随口对一些不太清楚、不太记得住的事情发问一样，就是为了问清楚后好心中有数，以便规划下一步的行动。这种发问很平常、很常见，何况出逃这样的重大事情更需要准确判断行程时间，便于掌握起飞到落地所需时间以及规划落地后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有多远”的问题，对正亡命的林彪来说其重要性在于，既是事关生命安全的问题，又与提前构思到达对方国家后如何政治表态问题相关，二者都很重要。
　　叶群、林立果母子俩事先已经做了出逃苏联(同时还包括了香港、台湾)的各种准备，估计出行前也向林彪保证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林彪很自然要向他们发问。何况这是去国外、地理情况不熟悉的国度，更应该问问清楚。加上决定出行的过程很短、很仓促，很可能出门前林彪没来得及问清“有多远”，此时即为补课。
　　第五，林彪在奔往机场的路上开口找话说，也是为就出逃事宽释全家。
　　毕竟外逃是很严重的事情，一旦下决心逃苏，也就等于宣告背弃以往的辉煌和光荣，背弃从年轻时就已铸就的理想和信念，背弃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时林家全家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林彪应该是想打破这种沉重氛围，舒缓一下大家的紧张心情。毕竟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主心骨，既然带领全家踏上了这条灰暗之路、不归之路，作为一家之长，林彪就有责任宽释其亲人和随员。
　　从邱会作儿子程光的回忆中也能看到，林彪并不总是沉闷、不苟言笑的，他也有开玩笑或主动找话说的时候。《程光：我所见到的叶群》中提到：邱会作夫人胡敏想给林彪织一件毛衣，准备了黑色、米色两种颜色，林彪选了米色那件，还开玩笑说穿上黑色的毛衣就成了“黑狗熊”了。程光说，都以为林彪总是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没想到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再一个例子是，黄永胜很会说话，以前叶群跟林彪闹别扭时黄永胜也会出面说合，林彪就曾跟黄永胜开玩笑说黄应该去当妇联主任。这虽是林彪少有的一次在下属面前开玩笑，但也反映出林彪并非总是不苟言笑以及也会有主动找话的一面。
　　第六，林彪出于对李文普的信任，没想到问此话需要回避。
　　李文普等人长期为林彪服务，应该是林彪非常信任的人。李文普也说过林彪很信任他，叶群对李文普不满意，但林彪不让走叶群也没办法。李还提到林彪不相信医生，不愿看医生，在看病或体检时叶群便让李文普出面劝说林彪，李只要说了林彪都不加拒绝。李文普说：林彪“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说李文普是林彪的“亲信”，这很能说明问题。
　　一般来说，高层选用工作人员都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为原则，为首长服务并被信任的人，首长平时基本不防范这些人，一般的谈话也不会刻意回避。特别是对警卫和司机这两种最贴身的人，更有一重特别的信任。对警卫而言，若无特别的信任，安全就难以保障，关键时刻要求警卫用生命保卫首长更无从说起;对司机，很多时候首长习惯在车上谈话，司机不可靠是绝对不能用的。所以当着李文普、杨振刚的面问“有多远”，也是可能的，这也是“亲信”才有的待遇。
　　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中还提到叶群对挑选身边工作人员非常苛刻，对那些可能与某些上层人物有关联的人，哪怕仅仅是蛛丝马迹，她一概打发不用或长期外派，就是怕这些人成了埋在自己身边的“内线”。有的人猜测李文普还具有某种秘密身份、“双重身份”，这种猜测很不靠谱。
　　当然这还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下面提到的情况：
　　笔者推测，“九一三”时，极有可能出发前叶群为说服林彪，信誓旦旦说身边人的工作我们都做好了，他们都愿意跟着走，目的是打消林彪最后一点顾虑。林彪没想到叶群没说实话，以为这些话题没必要回避身边人员。
　　在笔者上述分析之后，2014年由特父撰写的《李文普历经劫难再说“9·13》(“中国人物传记”新浪博客，)也提到了与笔者相同的看法：
　　【多少年后，李文普一直在思考，林彪这样的大人物，为什么能当着他和司机的面，讲出叛国投敌的机密，他只能作几种可能性的分析：一是来自于平常的忠诚老实，林彪觉得自己可靠不避讳;二是林彪可能以为他们密谋的事，叶群和林立果已告诉了他，林彪把他与司机当成了“自己人”;三是叶群那句“对首长有阶级感情”起了作用，林彪已被迷惑……】
　　本文在新浪博客发表后，有网友继续提问：林彪在出发前曾对李文普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表明林彪对李文普是有所防备的，怎么到了“大红旗”上又放松警惕了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但仍认为极可能叶群蒙骗林彪说身边人的工作我们都做好了，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的。如李文普说的，“林彪觉得自己可靠”，也就相信了叶群的忽悠。
　　笔者继续推测：可能是没防到林彪竟然当着李文普、杨振刚的面开口就问，林立果可能有点措手不及，情知叶群这谎撒得过了、林彪此时问得很不是时候，他既不能不回答又不想让李文普明白过来，于是简单应付说“不远，很快就到。”按说，林立果的回答太过简略了，不应该这么回答自己父亲的，林立果事先也会有个计算，至少该知道大概需时多少。对林彪的提问不作正面、详细回答，当是有所顾忌和有所回避，怕说得太多引起李、杨的注意和警觉。李文普因为先前已经获知林立衡的报告和她的再三警告，心中本来就有疑惑和警觉，一听林彪这么说，马上一切都明白了。杨振刚则可能仍在迷茫中，因为“九一三”之夜的前半段时间他并不知情，谈“伊尔库次克”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并不明白，而在叶群营造的“紧急”情况下(叶群说“有人要抓首长”，又说“8341对首长不忠”)也没时间允许他去想明白。这也决定了两人后来的行为选择是不一样的：一个早有预警、此时突遭证实，当即决绝跳车，一个却不知就里、懵里懵懂为“拯救首长”一路开车狂奔，最终还跟着上了飞机。事先知情与否，命运结局截然相反。
　　第七，林彪出逃需要一批跟随左右的追随者。
　　还有人质疑，出逃这样的事，不仅对身边人应该绝对保密，知道的越少越好，甚至认为像警卫、秘书这些随员也不应该让他们跟随以减少出逃阻力。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多向选择而不是惟一答案。
　　高层领导出逃外国，虽则在当时的国法党纪民意上都不能获得宽释，但作为当事人内心总会对选择这条道路做出异于他人的自我评估和自我肯定的，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正当性、合理性并能获得同情和支持。那么，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跟着走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事实上，林立果出发前也给周宇驰打电话，让他尽量多组织人跟着走，其实就是希望给自己找到正当性和合理性，否则就自己一家几个“孤家寡人”，还有什么正当性可言?何况多带一些“自己人”也许关键时刻还能管大用呢，比如上飞机后与机组的力量对比也许就不同了，如果机组抗拒执行外飞命令也能有较多的人手协同威慑抗拒者。而作为高身价、高地位的林彪，逃过去以后也还继续需要警卫、司机这样的身边人，用自己的亲信总比用苏联配给的人(说不定还是克格勃)要舒心吧?
　　这就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在所有面临这类情况的人当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因此，尽可能减少出逃阻力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跟随，本身既矛盾又可以真实并存。
　　正是出于对李文普的一贯信任(事件前几天叶群还向李文普数次提到要“跟他们斗”，斗不了就跑香港，可见对李的信任，当成绝对可靠的“自己人”)，以为李会无条件追随林彪，以及确实需要和希望李文普等人能够一如既往继续留在林彪身边，叶群在李文普突然跳车后才变得气急败坏，她气哼哼地责问：“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林立果干脆一声不吭，甩手就给李文普一枪。林立果的内心独白应该是这样：我们家给了你那么多恩惠和信任，把你当心腹、自己人，你却想当叛徒?李文普说的“当叛徒我不去”无疑也激怒了林立果，李文普自己当了林家“叛徒”却反说林彪是“叛徒”，这让林立果情何以堪?四天前的9月8日林立果召集的“小舰队”会议上，林立果也曾恶狠狠地说过同样的话：“有叛变的，毙了他!”
　　这是基于有人质问：林立果此时不想着赶紧跑，怎么还会去花时间给李文普一枪呢?其实林立果是真气疯了：之前已经被林家“叛徒”林豆豆给气翻了，现在又跳出来一个叔叔辈的“叛徒”!这口恶气可是再也没压住，不打这一枪，那口恶气要把他憋死!
　　叶群和林立果的表现都表明，他们本来都希望李文普们能始终跟随他们，而非舒云们臆想的是借李文普蒙骗林彪以达到“软挟持”目的[注1]。
　　注1：1979年以后林立衡由“挟持”说开始转向林彪是“被骗”说，林案研究者舒云则发明了“软挟持”说法。但请想，当李文普已经跳车脱离，现场车上车下共开了数枪(坐在林彪前面的林立果也开了一枪)，“大红旗”晃荡着敞开的前右车门狂奔，这一路仓皇时，林彪该作何想?这是“今晚反正睡不着了”，咱们索性就夜奔“去大连”的节奏?令人难解的是，舒云如此不惜愚化林彪、愚弄读者，这就能“洗白”林彪了?
　　五、李文普大喊“叛徒打我了!”
　　第八，“大红旗”上的确有人谈过与外逃有关的话题，这是促使李文普跳车的直接原因。这个证据间接证实了“伊尔库次克有多远”的真实性。这个间接证据出自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据舒云采访材料(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P681、P682、P691)，李文普跳车中弹后，倒在地上捂着伤口大喊“叛徒，叛徒”，“(叛徒是)叶群、林立果”;移到警卫部队大队部包扎时又称“叛徒打我了”，“(叛徒)就是林立果”。(采访时间为年)
　　这个情节表明：在李文普跳车之前，车上有人提到了与“叛徒”“叛国”有关的话题，正因为这个话题导致李文普跳车，也才使得李文普直呼他们是“叛徒”。
　　那么这个内容具体应该是些什么呢?我们能否由此推断与“叛徒”有关的话题正是林彪说的“伊尔库次克”呢?其实推导过程并不复杂，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推导，因为李文普交代的内容中与“叛徒”有关的就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此外再无其他相同或相近内容[注2]。即使不是“伊尔库次克”也不影响我们导出的结论，不是“伊尔库次克”那也是同等性质的同类内容;即使不是林彪本人亲口说也是被林彪认可了的，否则，“跳”车的就应该是林彪而不是李文普了。
　　注2：“九一三”后李文普有一个交代：林彪曾命令中途停车，遭叶群、林立果拦阻，林立果为此还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李文普。提供这一情况的高文谦认为这仅表明林彪行前内心很矛盾，曾经有过犹豫，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而非林彪对外逃不同意甚至不知情。当然笔者的解读是另一种，及后将择时再做专文，即便如此，笔者仍认同不存在林彪对外逃不同意或不知情。
　　第九，对李文普的“叛徒”说辞是否诬陷，以逻辑推导方式加以辨析。
　　李文普跳车后大喊“叛徒”之时，林彪的“大红旗”还正在向山海关机场狂奔的路上，李文普清楚警卫部队已经紧紧追上去了，林彪最终是否真的跑得了，是否仅仅到机场转一圈又主动回来没事人一般，一切都在不确定中，也是李文普本人不能掌控的。那么，开口诬陷元帅夫人、政治局委员叶群是“叛徒”，诬陷林副统帅眼珠子一样的宝贝儿子林立果是“叛徒”，李文普想过后果没有?这个后果不仅“自伤”不可比，分量也不低于诬陷林彪说了“伊尔库次克”。
　　因此可以确定：李文普即使真的编造了“叛徒”谎言诬陷叶群、林立果，此时他也一定能够确定林彪再不会回来了。李文普在林彪一家还没有登上三叉戟专机甚至都还未到达山海关机场之前(至少间隔了半小时!)，就大喊林家成员是“叛徒”，“叛徒”说足以逻辑地证明林彪要去的就是伊尔库次克或是境外什么地方[注3]。林彪专机后来果真向着国境外的伊尔库次克方向，恰恰用事实反证李文普没有说谎：叶群、林立果当着林彪的面要当“叛徒”是真实的，林彪认同当“叛徒”是真实的，那么，“伊尔库次克”一说也必定是真实的。
　　注3：李文普直呼林家成员是“叛徒”，证明或是林彪提到了“伊尔库次克”，或是叶群、林立果当着林彪提到类似“伊尔库次克”的话题而林彪不表示反对，二者都证明一个事实：是林彪自己要去当“叛徒”。
　　诚然，李文普没有第一时间直呼林彪是“叛徒”(他仅称叶群、林立果是“叛徒”)，也没有在最初时间交代林彪问“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参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P295)，这两个情况不影响对本题的确证。关于这些笔者以后再做专文。
　　李文普本人在交代材料里也提到，他跳车后曾对叶群说“当叛徒我不去!”同样使用到了“叛徒”一词。“当叛徒我不去”和“(叛徒是)叶群、林立果”，这里展现出李文普三次说法的完全一致性。
　　请注意：李文普三次使用到“叛徒”这个词，材料出处并非同一个而是三个：一个是李文普的交代，另外两个是舒云分别对姜作寿、张清林的采访。我们把这三段证词再归拢一下：
　　李文普下车后对叶群说：“当叛徒我不去!”(李文普材料)
　　李文普中枪倒地后大喊：“叛徒，叛徒，”“(叛徒就是)叶群、林立果。”(舒云采访姜作寿)
　　李文普在警卫部队包扎时说：“叛徒打我了，”“(叛徒)就是林立果。”(舒云采访张清林)
　　多人说法指向一致，可以证明这些证词的可靠性。加之这些材料还出自不认同李文普说法的舒云采访、出自与李文普持对峙观点的张清林，更能证明其可靠性。大家知道，舒云是否认“大红旗”上李文普除外的林彪、叶群等五人会问“伊尔库次克有多远”的。提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舒云的这个无心之举恰恰可以确定她的证据具有可采信价值。这当然是舒云本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而张清林2011年在“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上又一次重复李文普说过“叛徒林立果”，同样可以确定张清林这个证据具有可采信价值。这当然也是林立衡和张清林怎么也想不到的。关于张清林对李文普跳车后说过“叛徒打我了”的说法所发生的奇怪变化，笔者以后再做专文。
　　退一万步说，即使专案组对李文普使用“逼供信”迫使李文普编造了谎言，张清林能说他在1998年和2011年两次提到李文普说过“叛徒林立果”也是被“逼供信”的吗?
　　由是，还能印证李文普跳车后说“当叛徒我不去”，与他之前听到“到伊尔库次克多远”和中枪后大喊“叛徒”、“叛徒打我了”，这些情况高度一致，都是一个指向：“大红旗”上的人(当然首指林彪)要当叛徒。
　　六、小议
　　确证林彪是主动外逃、确证林彪说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对某些人来说，揭示出真相无异于击碎了他们心中的无瑕偶像，也使他们对惯于用来当成“靶心”攻击的“官方”目标突然失却瞄准准星。因此他们的质疑方式既令人感叹又是难以撼动的——即使在本题范围被撼动了，他们立即会转向其他方向。
　　七、附录及附评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章节(见P674-P686)：
　　谁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下车
　　是谁打了李文普一枪
　　李文普那一枪的弹洞“藏”在哪里
　　其他评论1：()
　　李文普一听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瞬间联想到两个问题，一是伊城在苏联;一是林彪到苏联就是叛变。李文普既称自己是“大老粗”，苏联远东地区的城市恐怕很难在李文普心里有数。因此当他听到林彪说到伊城，瞬间联想到苏联城市的知识基础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联想是林彪问伊城多远，就一定是叛国。林彪是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副统帅，军委唯一副主席，毛第一，林第二，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去伊城调查访问?就不能去伊城会见苏联领导人?当年中苏关系敌对，但暗中的交往沟通未必没有?李文普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国家第二号政治人物如果经常这样猜度的话，他恐怕不能在林彪身边一干近二十年!如果李文普是个爱想爱问的，早就被林彪撵走了。
　　李文普这两个想法不符合常情常理。做伪证的可能性极大。
　　笔者附评：
　　第一，对那位说“瞬间联想到两个问题”的评论者，笔者认为他亟需补点课。纪律规定，党政官员出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中央领导则需政治局讨论决定，秘密出使也不例外。作为林彪这一级人物，他的出行，不说出国，就是转换固定住地，不仅必须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通报，而且应该告之警卫秘书和警卫部队(警卫部队还需要提前部署内外围警卫)，不告之警卫秘书和警卫部队，他们当然有责任追问首长去向并及时跟进警卫;不仅警卫，整个“林办”都要动起来。这里的质疑，呈现的是幼稚型。
　　第二，李文普是否知道“伊尔库次克”，当以李文普自述为准，他的工作环境也具有知道这个地名的条件。然而很多林粉却不能接受李文普所述，而是绞尽脑汁去证明李文普不会知道、怎么可能知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知道、打死也不允许知道。本例之外还有很多相似的质疑也都呈现出同样的倾向。这里，其实反映出了附着在林案研究外环(指属于普通网民业余爱好)、存在于一群林粉中的某种值得注意的心态：质疑一切。在他们看来，常识和真相都不重要，质疑才是硬道理。
　　其他评论2：()
　　能否解释：林彪竟然不知道“伊尔库次克有多远”，李文普却一听到“伊尔库次克”就知道是叛逃?凭什么林彪不知道的李文普却能知道?难道一个警卫比国防部长知道的还多?
　　李文普听到“伊尔库次克”就知道是叛逃，同在车上的杨振刚怎么就听不出来、还跟着跑?这就很不合理!
　　“azhong0408”发表评论：(
　　博主：你认为林彪是否知道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那么，林彪正确的问法应该是：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他问从出发地到那里具体多少公里有何意义呢?
　　探讨而已。我觉得林彪如果去过伊尔库茨克，还曾经仔细研究过包括伊尔库茨克在内的中苏边界地图，本次出逃目的地又是伊尔库茨克，他还会向一个比他更不熟悉地理、完全不清楚离国出走这样的重大叛逃行为、从未做过军事参谋工作、文化程度也不算高的人，紧急求教伊尔库茨克在哪儿吗?(笔者注：该网友误认为林彪是向李文普发问。)
　　“oulu”发表评论：(
　　1.林彪是军事家，曾经为防范苏修下达过1号命令，对中苏边境应当有所了解。
　　2.林是计划外逃，有多远是最基本要知道的条件。
　　3.即使要问，当问要“飞多长时间?”(笔者注：该网友与前一个网友一样，误认为林彪只向了“伊尔库次克有多远”一句。这位网友的质疑具有代表性：没有仔细阅读李文普的说法;也表明网络上流传的这句话因引用不完整，误导了很多不求甚解的网友。)
　　4.“不远，一会儿就到”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这是性命攸关的外逃还是过家家啊?
　　“经济史外行”发表评论：(
　　反过来说，即使林彪起床时就知道北飞(他说去大连是故意误导内勤人员)，他上车后问“伊尔库茨克多远”也太突兀，无法解释。所以，人们怀疑这一情节为李文普编造，完全合情合理。
　　“水长东”发表评论：(
　　请教博主一个问题吧，是对李文普那句证词的，也是许多人的疑问，那就是，林彪会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吗，正如经济史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太突兀了?期待博主的见解，也可以结合背景与情景作分析。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发表评论：(
　　您的博文写得很好，论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的可能性。可我老觉得不是那回事。在那种极其特殊的场合，林彪还会问那句话?!那不是暴露自己要叛逃吗?
　　当然林彪乃非常之人，也许会有那么一问。那他除了相信李文普，也要十分相信杨振刚愿意和他们一起跑!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发表评论：(
　　……但林彪不会有多远多久之问，几分钟前还在骗李说去大连，怎么可能马上问“伊克”?!
　　附评：上面几位网友提问题的角度可赞，笔者后来思考后给予了解答。
　　注：本文附录的评论多为平和、理性，就疑问而问、就事论事。其他谩骂型、围攻型的不值一提。
　　舒云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认定(参见该书P675-P678，以下文字为大意)：
　　有人质疑：林彪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在“大红旗”上的六个人，五个人都有可能说，只有林彪不可能说。对于军事家来说，这简直是一句外行话。就算林彪老了，忘性大，说过的事情转身就忘。但逃往苏联这么大的事情，就是忘了“有多远”，看一眼地图不就清楚了吗?不要说林彪沉默如金，他那样老谋深算，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就算他想问，他也要想一想，“大红旗”这一车人中谁能回答他这个问题。(笔者窃笑：舒云就那么肯定车上没一个人能回答?且看舒云下文就林立果是怎么说的：舒云笔下的林立果正好可以回答。)
　　谁有可能问“有多远”呢?舒云继续沿自设的方向推想：林立果不可能问，他既然准备了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还能疏忽如此重要的“有多远”吗?刘沛丰本来话极少，在那么多大人物面前，更不可能说话。司机杨振纲也不可能问，他也不会关心“有多远”这样的领导考虑的问题。倒是叶群对“有多远”既一窍不通，又感兴趣，可叶群也不是大傻瓜，车里还有两位是工作人员，他们一旦知道“首长”要外逃，还会忠心耿耿吗?
　　舒云于是结论：“大红旗”里的六个人，除了李文普谁都不可能问“伊尔库次克有多远”;六人中只有中途下车的李文普还活着，他说林彪说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有旁证。在法律上，孤证不能算作证据。
　　笔者附评：
　　第一，舒云否认林彪会说“伊尔库次克有多远”，但她只围绕“有多远”打转却丝毫不触及“要多久”，并纠缠于林彪是否知道“有多远”而不触及林彪虽则知道但可能一时记不住需要旁人提示以重温记忆，因此她的辩解实际上完全不切题，等于没说。
　　第二，关于“孤证”问题，笔者已做过相关评析(散见于笔者博客“李文普系列”各篇)，主要论点有：其一，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孤证”，不存在孤证不能用做证据一说，但孤证的证据分量不足则是显见的;历史研究与法律审决对证据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其二，孤证不因其“孤”而被随意否定，孤证可资存疑。其三，只有出现了新的否定证据或与之相矛盾的证据时，孤证才可能被否定。其四，对林彪说过“伊尔库次克”而言，李文普的证言是孤证，但对于林彪知道叶群要外逃、知道“九一三”出行属于外逃，就不仅只有李文普一个“孤证”了，还有大量证据都指向林彪是知道此次出行为外逃的。
　　此外，余汝信在《〈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一文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分析：林立衡用她的材料证实，“九一三”之夜叶群、林立果向林彪谈起过“去香港”也即外逃的提议，林立衡其实就证实了林彪是知道叶群、林立果的外逃提议，并知道此次出行是一次不同于平常的亡命之行的。余汝信写道：
　　【因为叶群明确地将出走的境外目的地告知了林彪，也就等于说她并没有欺骗林彪。林立衡自己提供的这一“证词”，本身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彻底否定了她自己的林彪“被骗”说。有了林立衡这一“证词”，有没有李文普的“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已经无所谓了。即便李文普说了谎，林立衡能说自己的也是谎话吗?
　　此外，十分重要的一个细节是：根据目击者的陈述，林彪是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爬进机舱，而不是按惯例由常规的客机舷梯在警卫人员或机上服务员的搀扶下步入机舱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
　　其后(即笔者写就本文后不久，日后)，舒云干脆直接否认李文普说过这个证词(见《舒云：李文普从未说过“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cn/s/blog_ei8k.html)。作为对该证词(非指证词内容而指证词本身)是否真实的辨析，舒云一没有直接采访还健在的当事人李文普本人，二没有向发表《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一文的《中华儿女》杂志编辑及该文策划人肖思科求证，三没有向事件后见过李文普的林晓霖、张清林求证，她怎么会得出“李文普从未说过……”这样的结论?如果对该说存疑，可以质疑，可以证伪，但不能代替李文普本人说话：说李“从未说过……”。因为舒云既没有向李文普本人核对，更无李文普对她的授权。(相关博文可见笔者博客《李文普说没说过“林彪问伊尔库次克”?》)
　　日发表于新浪博客，.cn/s/blog_9ac3c7cd0101czwu.html。
　　日修改。来源: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