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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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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978-7-101-01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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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
片断：入香山寺第四迤逦登程，遇一座山，名号“香山”（一），是千手千眼菩萨之地（二），又是文殊菩萨修行之所（三）。举头见一寺额，号“香山之寺”。法师与猴行者不免进上寺门歇息。见门下左右金刚，精神猛烈，气象生狞（四），古貌楞层（五），威风凛冽。法师一见，遍体汗流，寒毛卓坚（六）。猴行者曰：“请我师入寺内巡赏一回。”遂与行者同入殿内。寺内都无一人。只见古殿巍k，芳草连丝，清风SS。法师思惟：此中得恁寂寞（七）？猴行者知师意思，乃云：“我师莫讶，西路寂寥。此中别是一天。前去路途尽是虎狼蛇兔之处，逢人不语，万种j惶（八）。此去人都是邪法。法师闻语，冷笑低头。看遍周回（九），相邀便出。前行百里，猴行者曰：“我师前去地名蛇子国。”且见大蛇小蛇，交杂无数，扰乱纷纷。大蛇头高丈六，小蛇头高八尺，怒眼如灯，张牙如剑，气吐火光。法师一见，退步惊惶。猴行者曰：“我师不用惊惶。国名蛇子，有此众蛇虫（10），大小差殊，且缘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人不害（11）。”法师曰：“若然如此，皆赖小师威力。”进步前行。大小蛇儿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人过一无所伤（三）。又行四十余里，尽是蛇乡。猴行者曰：“我师明日又过狮子林及树人国。”法师曰：“未言别事，且得平安过了。”七人停息，一时汗流如雨。法师乃留诗曰：“行过蛇乡数十里。清朝寂寞号香山（三）。前程更有多魔难，只为众生觅佛缘。”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
宋版书在我国历来被视为珍贵古籍，明末已经以叶论值（见汲古阁主人小传），至清嘉庆、道光之世，更贵到每叶“银二两”（见黄圃书跋）。通俗小说话本，过去不为藏书家所重，所以保存下来的宋刻本极少，可信者仅五代史平话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两种，今日堪称稀世之宝。传世取经诗话有两个版本。一为小字本，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七节（“节”之名称，非原刊本有，此沿王国维说，以便於称呼）。上卷缺第一节，中卷缺第七节结尾和第八节前半部分。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大字本题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分一、二、三卷。第一卷缺一、二、三节，第三卷全缺，所存残卷不及全书一半。旧亦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堂文库。一九一六年罗振玉影印了小字本，一九一七年罗氏又影印了大字本，收入吉石C丛书。一九二五年商务印书馆曾据罗氏影印小字本排印，由黎烈文标点。一九五四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小字本作底本，用大字本作了一些校勘，重新排印出版。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罗氏的小字本和大字本，把两者合为一书，题名仍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回顾一下，取经诗话从发现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总的说来，学界对其重视是不够的。一是整理校勘工作做得很差，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是唯一校勘过的本子，但校勘粗疏，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没有校记，更无诠释；二是研究不够，对取经诗话本身很少专门的研究，其价值实未被充分认识。根据这种情况，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我们对取经诗话进行了研究探索。我们首先着眼於它的成书时间。自从取经诗话被发现以来，所有谈及该书的文学史和其他有关论著，无不从其刊行年代出发，认为它是“宋元话本”，有人进而猜测它是南宋“说话四家”之一的“说经”话本。在全面考察了取经诗话的体制形式、思想内容及语言现象以后，我们发现，是书虽然刻於南宋，但它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晚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和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许多讲唱文学写卷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作品。为此，我们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发表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一文〔一〕，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与此同时，刘坚同志也发表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一文〔二〕。刘文分析了取经诗话的语言特点，也得出了和我们近似的结论。*近，我们又完成了这本校注。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觉得取经诗话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原先的估计，在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取经诗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国说唱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纠正某些流行的错误说法。（一）关於“说经”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和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条都提出当时“说话”分“四家”。现当代许多学者，如王国维、鲁迅、孙楷第、王古鲁、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胡士莹等尽管对“四家”的分法意见纷歧，但对“说经”应为“四家”之一却是一致的。写作於都城纪佟袅宦贾蟮闹苊芪淞志墒隆⒙揿亲砦烫嘎肌⑽廾嫌τ盟榻穑淙幻挥性偬浮八祷八募摇保谄渲嫉乃党家罩幸捕加小八稻保ㄗ砦烫嘎甲鳌敖簿保┮幻牛嗫芍ぁ八稻比肥悄纤文酥猎醯摹八祷耙患沂弧Ｄ纤巍八祷啊保钊纭靶∷怠薄八佃FT儿”、“讲史”等的内容以及形式体制现在都可以直接或间接找到实证说明，唯“说经”的内容和体制无考。陈汝衡在宋代说书史中谈及“说经”，仅举取经诗话为证〔三〕，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也认为取经诗话是“说经”话本〔四〕。根据我们的研究，取经诗话不是宋代话本，它是不能反映南宋“说经”的内容和形式体制的。如果把它当成南宋“h经”话本的范例，那么我们对“说经”的解释只能是错误的。其实，都城纪胜和袅宦家丫口同词明确指出过：“说经，谓演说弗书。仅经寺舌虽然是一个描写和尚取经的佛教故事，但它基本上是以人物的命\遭遇为中心，与佛教经典和教义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不能说是“演说佛书”。根据上两书的记载，南宋的“说经”应该是讲说佛经内容的，也许还会包括谈禅，但一切应以佛经作为根据，似不能脱离佛典。南宋“说话－中还有－说诨经”一种，说经中夹有“诨”，就不被认为是正统“说经”，亦可证“说经”实不能离开佛典。从历史渊源看，“说经”K非南宋人首创，敦煌藏卷中有“讲经文”，如长d四年中d殿应圣节讲经文，u取材於大乘佛典。又，在“变文”中，除讲述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故事，也有不少佛本生、本行故事，如太子成道变文、八相变、降魔变文等，就是据小乘佛典编成的。这些应是南宋“说经”的先河。这种演绎佛经和佛经故事，在唐、五代可能还有吸引力，但到宋代，比较起更加曲折生动、取材於现实社会生活的世俗故事自然要逊色得多，因此，北宋“说话”科目中就无“说经”一门。到南宋，“说经”所以能在勾栏瓦肆立足，很可能是借助了当时南部中国佛教势力复苏的力量。南宋人已经明_指出“说经”是“演说佛书”，在排除了取经诗话是“说经”话本以后，我们就不致於对南宋“说经”的内容和形式再产生误解了。（二）关於“诗话体”话本由於取经诗话题名中有“诗话”一一字，有人据此认为“诗话”和“词话”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话本体裁形式。胡士莹在其力作话本小说概论中就列有专节谈“诗话”和“词话”〔五〕。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县出士了十六种明刊“说唱词话”，以信证纠正了前人关於“词话”形式体制的不正_解释，证明了以唱为主的“词话”实是有别於以说为主的“说话”的一种说唱艺术〔六〕。而取经诗话种种形式体制上的特点，却是唐、五代变文话本体制的表现。取经诗话题名中的“诗话”，K不是标明它的体裁。其另一刻本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可证“诗话”可能K非原书题名的固定组成部分。或许原本取经诗话同於某些敦煌写卷，K无题名，由於一般南宋人不了解唐、五代变文话本的形式，仅注意到书中人物“以诗代话”的特点，於是名之“诗话”，以此表示它和当时流行话本的不同。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题名中有“诗话”的通俗文学作品仅取经诗话一种，有关文献古籍亦未见记载，再通过取经诗话成书年代及其形式体制的重新_定，基本上可以排除宋元话本中还有一种“诗话体”的说法〔七〕。二其次，取经诗话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成书、神奇的孙悟空形象的渊源有重要意义。（一）关於西游记的成书长篇小说西[记描写的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而所谓唐僧取经，原是发生在唐代初年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唐僧”俗姓陈，名t，法名玄奘，原是长安弘福寺的和尚，他曾私自西行求法，费时十七载，游历百余国，带回天竺一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六百五十七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求法高僧。他还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中土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这一切造成了他在当时和后世的巨大影响。产生於明代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所描写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不是作家直接根据这一历史事实一次性创作完成的。它由历史故事发展为西游记这样复杂的文学故事，是包含了数百年间无数人的艺术创造在内的。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小说西游记以前，陆续出现的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文学作品是很多的，其中以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为重要，而以取经诗话出现的时间*早。以往人们囿於取经诗话是宋元话本这一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由真实的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的转化肇始於宋元。由於我们重新确定了取经诗话的成书时间，由南宋提前到唐五代，这样就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用种种方法神化玄奘取经故事，决不是宋元u开始的。早在玄奘的弟子慧立等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为了弘扬佛法，美化玄奘，在描写他不避难险西行求法的经过时，就已经开始穿插一些宗教神故事和历史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虽然还游离於取经求法活动之外，却以其渌访岳搿⒐值痪纳输秩玖巳【疃Ｖ撂啤⑽宕略骸八捉病笔⑿校嗜【录８挥美醋魑氪笞诮痰奶獠摹Ｈ【敖吡π鸾蹋锓鹱娴某绺呶奚虾头鸱ǖ奈薇撸廾捞祗梅鸸蛲魈欤硐殖鲆恢烛系淖诮糖樾骱蜕秘的教气氛。它以通俗讲唱形式叙述的玄奘一行往西天求法的经历，已经完全不同於历史。应该说玄奘取经故事由历史故事向宗教神故事转变的完成得力於唐、五代寺院“俗讲”，而取经诗话的成书，则是这种转变完成的标志。虽然取经诗话较之在它以后出现的一些以唐僧西天取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显得简单、朴拙，缺少故事的铺陈和情节人物的描写刻画，但是它标志着这一故事题材性质的转变，其故事的结构、情节和人物都迪了以后的作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书中出现了一个虚构的取经人物“猴行者”。这个猴行者在取经活动开始就突然出现，引三藏入大梵天王宫，伏白虎精，降九馗龙，一路辅佐三藏完成了取经任务。正是由於猴行者在取经诗话中的出现和取经诗话所描写的故事情节的虚构性及神秘色彩，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宗教神性质。作品突出猴行者在取经过程中的作，导致了取经故事主角由历史人物向虚构人物的转移，开拓和决定了今后取经故事向神魔故事发展的方向。对於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来说，取经诗话无疑应该是一部特别值得重视的开山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成书首先应该研究这部作品。（二）、关於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中的神猴孙悟空是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关於这一形象的渊源，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成为国内外学者激烈争论的课题。一方面有人认为这一形象的原型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孙悟空是印度某一神猴（如哈努曼）“在中国的化身”；另一方面有人对此提出激烈的反对，认为这只是一种揣测，K无事实的根镂蚩沼Ω檬窍∧骋恢泄锞ㄈ缥尬钠睿┒吹摹Ｕ饬街止鄣愠て谙喑植幌拢坪醵加械览恚嗣侵两癫荒芡骋蝗鲜丁＞科湓颍渲泻苤匾一条是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西天取经故事、人物有先后承继关系，未能历史地看问题。际上，从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到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中的孙行者，再到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一虚构的取经人物有着明显的连续演进关系，猴行者则是孙悟空的*早r型。要研究孙悟空的来源，应该直造本源，也就是说要从孙悟空上溯到猴行者，根据猴行者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他的主要特点探求其来源，u可能真正解决孙悟空形象的*早渊源问题。通过取经诗话的研究可以看出，争论的双方观点都有偏颇之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猴行者这一形象的塑造曾经受过外来影响。取经诗话产生於佛教发展、佛经翻译和宣讲盛行的时代，而且又是一部佛教徒创作的宗教文学作品，尤有较浓的密宗色彩，因此，它必然受到过佛典、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经典所揭示的本来就是一个超现的虚幻世，其所演述的鬼神，很多被赋予动物的形体特征。尤其是流行的密宗，借助巫术，极力把佛教抽象的教义具体化，奉行直观主义的施教，其“曼茶罗”中不仅佛、菩萨大多是一些变形体，而且佛、菩萨的部属、护法也大多造型险怪。佛教所演示的牛鬼蛇神形象，对取经诗话作者的创造构思应该起到了某种启示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承认外来文化通过这种微妙的文化交流，影响了猴行者的创造。但是，到目前为止，K没有材料证明猴行者是根据某一具体的外国神猴塑造的形象。因此，更没有理由推断在猴行者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孙悟空形象是某一印度神猴“在中国的化身”。另一方面，取经诗话归根结底是中国僧人的创作，描写中国佛教故事的文学作品，植根於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从作者所要描写的故事和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出发，作品也需要一个中国型的人物。际上，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猴行者，虽然带有一定的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无论在各方面都大不同於佛教中的鬼神和邦魔怪，更多地表现出中国神魔、猴精的特点。他的形象、气质、性格、行为、经历都可以从中国大量的有关猿猴神怪的故事中找到渊源。这只要举出吴越春秋中化为老人的白猿，拾遗记中与天齐寿、能知过去未来的白猿，广记中自称“巴西侯”的巨猿，宣室志中“好浮图氏”，变为胡僧说金刚经的巴山猿，补江总白猿传中白衣曳杖、动如匹练的白猿等，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u使是猴行者，也不单纯是以某一猿猴精为原型的，究其根本，他是取经诗话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裼昧恕霸尤≈种郑铣梢桓觥钡奈难蜗笏茉旆椒ㄋ茉斐隼吹摹６蜗笠坏┎途哂辛霜立的生命力，成为以后西天取经故事中孙行者、孙悟空形象的“原型”。可以说，忽略了对取经诗话猴行者的研究，际上是无法*后解决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渊源问题的。三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取经诗话还是研究唐、五代语言的有用材料。取经诗话的语言比较粗糙，有的句子甚至还不够通常碜忠膊簧佟２还ㄆ淙绱耍阒に挥芯娜说木男奘危靡员４娴笔笨谟锏哪承┨氐恪Ｕ饩统晌鼻昂河锸费芯恐械囊桓霰∪趸方冢扑伟谆把芯康目晒蟛牧稀（一）关於语音唐代诗人写了不少近体诗，但因为功利等原因，其用和唐代口语际有一定距离，故唐代近体诗的用，K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系。取经诗话中二十九段文的情况就不同，它的用和一百零六部的诗有很大的差，显然是以当时的口语为依据的。刘坚同志和我们都曾对取经诗话的例作过分类排比，结果和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反映的系完全一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材料。例如，罗常培在研究开蒙要训的注音时，特别注意到一例以“敬”注“禁”，称为“特现象”。“禁”为“沁”，收声为〔日〕，“敬”为“映”，收声为〔日〕，收声〔日〕的变化是中古音过渡到近代音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根据这种情况，罗常培说：“〔旧〕收声无疑已经透露了消变的痕迹了。可惜我们所得的例子太少，还不能够下_定的断案。”〔八〕在取经诗话中，我们却发现了同样的例证：第十二节的文，以“寻”、“经”相押，“寻”为“侵”字，收声为〔旧〕，“经”为“青”字，收声为〔日〕，这就为罗常培的论断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如果再联系变文和曲子词中的一些类似例证，那么就更可证明这一现象的出现K非是偶然的。（二）、关於词取经诗话还保留了不少唐、五代时期特有的词语及一些词语的特殊用法。如“看”可以作时间副词用，一般辞书不收这一义项。徐仁甫广释词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杜甫绝句二首之二：“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谓渐渐又过，此词q重言。”〔九〕意思是“看”相当于“看看”。实际上徐说不确，杜诗此句中的“看”不当为“渐渐”之义，而为“转眼”、“眼看”、“不久”之义，重在强调时间之短，而非突出过程的缓慢。比照取经诗话中的用例，更说明了这一点，第九节文：“西天竺国看便到，身心常把水清浇。”“看便到”u“眼看着就要到”。“看”的这一义项似乎由“眼看”二字节缩虚化而来，K非由“看看”节缩。再如“楞层”。此词比较生僻，取经诗话中亦仅见一例，第四节：“见门下左右金刚，精神猛烈，气象生狞，古貌楞层，威风R冽。法师一见，遍体汗流，寒毛卓w。”“楞层”一一字皆属“登”，为迭连绵词。“楞层”即“层”。集登：“、楞，卢登切。说文“抓也”。或作“楞”，俗作“”，非是。”可见了度等所见“楞”即常写作“”。“层”通行，而“楞层”则不常见。“层”一般形容山峰高耸突兀，可是在唐代也常用来形容人的形貌。如法苑珠林卷九：“形容长大，恒弊饥虚，体貌粗鄙。每怀_毒，层可畏，拥耸惊人。”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层岳色多赢枕，惨淡人到病爿木，汝能观吾形状劣，参差应见我无常。”比照取经诗话，可证“楞层”即为“层”无疑，当指削瘦可畏之貌。变文中降魔变文：“形容h恶，躯貌拐曾：，……见者寒毛卓w。”“拐曾”一词颇费解，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亦未收此词。今对照取经诗话中的例证可证明“拐曾”乃是“楞层”之误。因两词语义相似，“拐曾”亦形容人的体貌，而且见到的人的反应均为“寒毛卓w”。“曾”与“层”相通，例证极多。“拐”与“楞”则形近，极易误。蒋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变文词语的研究深入精到，他引用了几百种唐、宋文献，可惜唯没有引用和变文产生时期相同、语言风格又相近的取经诗话作为傍证，而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取经诗话对变文词语的研究际上是有帮助。（三）、关於语法取经诗话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语法现象。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中“了”的分亚榭觯运得鞔舜视啥氏蛴镏首墓獭Ａ跫嵬驹蚍治隽似渲小暗谩弊帧鞍选弊帧敖弊值氖褂们榭觯芯苛怂堑男榛蹋K注意到了动量词表示法的几种不同情况。除此以外，取经诗话中“被”字句的型也是值得注意的。本书“被”字句共计十八例，其中“被”作助动词用，u不引进主动者的仅有两例：“九龙咸服，被抽脊背筋了，更被脊铁棒八百下。”（第七节）而大量的句子则是将“被”用作介词，以引进主动者。如“莫不是被此中人妖法定也”（第五节），“我因八百岁时，偷耸牛煌跄缸较隆保ǖ谑唤冢Ｍ趿θ衔谩氨弧弊忠鞫哒庖挥梅ú抖耗┢冢敝廖航媳背逼谌匀皇褂玫貌黄毡椤10〕。以世说新语为例，其中共有“被”字句二十七例，用作介词引进主动者的仅有两例，即“[衡被魏武谪为鼓吏”（言语），“亮子被苏峻害”（方正），这就说明“被”字在当时主要还是作助动词用。而取经诗话中“被”字句的情况说明在晚唐五代“被”的主要语法功能已有了变化，它更经常地是作介词来使用。变文中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变化。取经诗话中“被”字句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字可以不表被动，而只是表不幸。在此句子中，有的改变语序u能构成真正的被动句，如“被猴行者骑定馗龙，要抽脊背筋一条”（第七节）。真正的被动句应是“馗龙被猴行者骑定”。有的则根本无法变换为被动句，如：“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长大。”（第六节）这种特殊的“被”字句应该说是由原来表被动的“被”字句发展而来的，因为用“被”表被动，句意往往就有不幸的意味。抛弃了被动义，仅用来表不幸就发展成了这句型。这种句型在取经诗话中共有六例，琢苏觥氨弧弊志涞娜种弧Ｍ诒湮闹幸泊嬖谡忸情况，如：“忽被个泥鳅之鱼，抛入水池中，浑身不净，遍体腥膻。”（维摩诘经讲经文），“每被孩儿夺母食”（孝子传）。由此可见，在晚唐、五代这种仅表不幸的“被”字句一度还曾使用得比较普遍，到了近代则渐渐被淘汰。凡此种种语法现象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综上所述，取经诗话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籍，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将其校注出来的原因。我们希望这个校注本能为大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方便和材料。当然，由於我们学识谫陋，校注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李时人蔡镜浩一九八四年七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题原缺〕第一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入香山寺第四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入九龙池处第七〔题原缺〕第八入鬼子母国处第九经过女人国处第十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入沉香国处第十二入波罗国处第十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转至香林寺受心经处第十六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附录一王国维跋罗振玉跋（一）罗振玉跋（一一）附录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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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Feb.2010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数量表示法陈 芳,康健(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数量表示形式共有十一种,包括七种事物数量、两种动作数量和两种概数表示法。从其结构形式和语法功能可看出,这些用法既有对古代汉语的继承与发展,也有近代汉语的改造与创新,甚至有的沿用至今。关键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数量表示法;形式;功能;特点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59—04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以下简称《诗话》)是讲述唐玄奘取经故事的话本,所用的是比较纯粹的 El语。尽管其成书年代颇有争议①,但仍不失为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言材料。《诗话》中的数量名表达形式复杂多样,本文拟对其进行详尽调查,归纳其表达格式,分析其功能特点,揭示其表达原因。一、《诗话》数量表示法的结构分类《诗话》全书共出现数量名结构②(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289例。我们采用袁宾(1992)的分类方法,根据量词的性质和用法,将其分为事物数量表示形式、动作数量表示形式和概数表示形式。 其中事物数量表示结构 240例, 动作数量表示结构 23例,概数表示结构 26例。本文根据数词、量词、名词的组合分布情况分为以下几类: (一)事物数量表示形式 1.数词和名词的组合(1)数+名此格式为上古汉语数量用法的孑遗,共 1 19例。“数”、“名”可直接组合或与其他成分组合充当句法成分,在句中作主语、宾语、定语或状语。例如: ①亦有金莲花座,五色祥云,十二人玉音童子……(《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 ②佛天无四季,红日不沉西。(《人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③当时五百尊者、大梵王,一千余人,咸集听经。(《人大梵天王宫》第三) ③观山中有一村壶,并无僧行。(《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⑤小行者出去买菜,一午不见回来。(同上) 数词和名词之间可有修饰语,修饰后面的名词。修饰语和名词组成一个整体,再与前面的数词构成数名结构的复杂形式。这是上古汉语数量用法(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的发展。见例: ⑥前去遇一大坑,四门徒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⑦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2)名+数数词出现在名词性成分之后,此结构在句中可充当小句形式。此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 《诗话》仅 8例。见例如下: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陈芳(1984一),女,江西樟树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8级汉语言文字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语法。①李时人、蔡镜浩认为《诗话》“最后写定时间不会晚于晚唐五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1982);刘坚认为“它的时代最迟也该是北宋”,“甚至还有可能往上推到晚唐五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1982);袁宾测定该书“写定于元代前后(约十三、十四世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2ooo)。②此数量名结构指包括数词和名词的结构体、数词和量词的结构体、数量名结(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构体、数量动结构体和概数等结构。为行文之便,文中统称为“数量名”结构。·S9 . ⑧麦生王三亘,饭常一十围。(《人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⑨回到河中府,有一长者姓王,平生好善,年三土二,先丧一妻,后又娶孟氏。(《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 ⑩猩途亘夏,各人谨慎。(《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2.数词和量词(指名量词)的组合(1)数+量此结构在句中可作主语、宾语或状语,共 29例。例如: ⑥三鲑齐全,领讫。(《人大梵天王宫》第三) ⑥大蛇头高丈六,小蛇头高八尺。(《入香山寺》第四) ⑩我亘时,到此中偷桃吃了。(同上) 从上面数例可见,数词和量词结合用来计数,所计事物不出现。(2)量+数此格式仅 3例,都是用于长度的计量,均作宾语。如: ⑩遂教虎精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三,两眼火光。(《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⑥妇人闻语,张口大叫一声,忽然***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丈五。(同上) ⑩大蛇头高丈六,小蛇头高八尺。(《入香山寺》第四) 3.数词、量词和名词的组合数词和量词(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组成数量词,数量词和名词组合存在三种词序格式: (1)数+量+名数量词连用位于名词前,修饰和限制名词性成分。此格式在句中可充当主语或宾语,是近代汉语数量用法的主要表示形式。共 40例。例如: ⑥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⑩遥望一道金桥,两边银线,尽是深沙僧,身长三丈,将两手托定。(《[原题缺]》第八》) ⑩一寺僧徒,尽皆合掌道:“此和尚果有德行。”(《人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⑩人到国中,见一所荒寺,寺内亦无僧行。(《入鬼子母国处》第九) 数量词结合用来计数,所计事物出现在数量之后。(2)名+数+量数量词连用位于名词后,补充说明名词性成分。.60 · 此格式组成主谓式结构,常常接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后面,在句中多充当宾语。共 18例。例如: ⑧良久,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罗裙,手把白丝垄二 ,面似白莲,十指如玉。(《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②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缳锡杖一条,钵盂一塞。(《人大梵天(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王宫》第三) ②遂惠 l 米一硕、珍珠一斗、金钱二千、彩帛二, 以赠路中食用;又设斋供一筵,极是善美。(《入鬼子母国处》第九) (3)名+数+名此结构用于计量时,“数+名”组合作述语,陈述说明前面的名词性成分,在句中可充当主语或宾语。23例。例如: ①僧行七人,当日起行。(《行程遇猴行者处》第--) ⑤遂惠白米一硕、珍珠一斗、金钱二千、彩帛二束,以赠路中食用;又设斋供一筵,极是善美。(《人鬼子母国处》第九) 贝罗贝先生(1998)认为,此格式中的数词是后一名词的修饰语,“数+名”不是前一名词的修饰语,而是用作述语。‘3 此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二)动作数量表示形式动量词有少数几个,“下”、“度”、“回”等。数词、量词和动词的组合形式有以下两种: 1.数+量+动数词和量词组合,置于计量动词之前。动词多为全句谓语,数量结构修饰动词或动词性谓语,动词后经常带宾语。共 8例。如: ③行者答日:“九度见黄河清。”(《人大梵天王宫》第三) ⑤我年纪小,历过世代万千,知得法师前生匾旦去西天取经,途中遇害。(同(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上) ③师曾两回往西天取经,为佛法未全,常被深沙神作孽,损害性命。(同上) ◎法师三度受经,封为三藏法师。(《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 2.动+数+量数词和量词连用表示动作行为的数量义,位于动词之后充当补语,补充说明动词。共 15例。如: ④猴行者日:“请我师入寺内巡堂二回。”(《入香山寺》第四) ③)又敲五下,见一孩儿面如满月,身挂缩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②猴行者即将金缳杖向盘石敲三工,乃见一个小孩儿,……(同上) @才撼金铃一下,即时斋馔而来。(《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三)表示概数的形式 1.连用数词表示概数以两个数词连用来表示概数,连用的数词在数序上相连或相近,共 5例。例如: ③良久,一时三五道火裂,深沙衮衮,雷声喊喊, ……。(《[原题缺]》第八》) ⑤又见一石盘,阔四五里地。(《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2.使用某些表示概数的词以约数“数”、“余”、“约”与量词组合,表示约量。其中“数”、“约”表示不定数,与现代汉语相同, “余”表示余数。共 2l例。例如: ③(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我福仙寺中,数千余年,经历万代,佛法未闻。(《人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⑤五十余里,尽是麒麟。(《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③祖宗数十代,眷属不追随。(《人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③渐睹云中有一僧人,年约十五,容貌端严,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 二、《诗话》数量表示法的特点(及其成因) 承续上文对《诗话》数量表示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一)《诗话》数量表示法继承了上古、中古的语言表达特色。其中数量表示形式多样,表示方式灵活,语法功能也较健全,且存在着明显的语域和语体差异。《诗话》中的计量方式共有十一种类型。其中, 事物数量表示形式有七种,主流格式是“数+名”, 共 1 19例,占41.18%。“数+量”和“数+量+名”其次,29倒和 40例,分别占总数的 10.03% 和 13. 84%。动作数量表示形式有两种,其主流格式是“动+数+量”,共 15例,占总数的 5.19%。概数表示形式也有两种,主要是使用表示概数的词,共 21 例。“数+名”、“(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数+量”结构在句中多充当主语、宾语或状语,“数+量+名”、“名+数+名”多作主语或宾语,而“名+数+量”则多是宾语,有的还可充当小句形式,如“名+数”。同时,《诗话》中的数量表示形式灵活多样,相同的意义用不同的形式表示,有效地避免了用语重复累赘,使语言显得丰富生动,富于变化。例如, “一束青草”和“青草一束”,“一具枯骨”和“枯骨一具”,“一头大鱼”和“大鱼一头”、“百万程途”和“程途百万”,“九度见黄河清”和“我见黄河九度清”等。在《诗话》的事物数量表示形式中,“数+名”结构是上古汉语数量用法的主流格式,偶以“名+数”格式出现。此两种格式都是上古汉语的残存,“名+数”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数名结构中有时用量词,量词和数词结合置于名词之后,即组成“名+数+量”结构,此也是上古汉语数量用法的遗留。名词也可置于数量词之后,即“数+量+名”, 这是自近代汉语以来数量表示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其用例数量已超过“名+数+量”。可见,“数+ 量+名”已经战胜了“名+数+量”,成为主流的语法结构,虽然还没(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但已呈现出一种发展趋势,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事物数量表示的主要形式。而“名+数+量”格式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用了,仅限于记账时使用。《诗话》中的动作数量表示形式为数不多,23 例,且数词直接放在动词前后的上古主流格式“数+动”结构已经消失不见。数量组合用于计量动作,主要使用“数十量+动”和“动+数+量”两种格式,动量词置于数量前或后,这也是近代汉语动量词的一个特点。此外,我们同样注意到,在《诗话》的数量表示格式中存在着明显的语域和语体的差异性。如“数+量+名”中的数量短语不是用来实际计量的,“数+量”的功能主要是描写或定性,说明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是泛指名词的度量特征。而“名+数+量”是真正的计量性数量结构,其中的“数+量”短语放在名词之后,像述语那样来用,表示的是实际的数量信息,往往显示一种新信息,主要用来指称前面名词的实际量度,所在的语句大都见于清单类语域。“数量”是“清单”类语域的焦点信息。在特定的语境中,“清单”上所列物品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上下文推断或预测出来。_4 (二)(来源：淘豆网[/p-8548309.html])《诗话》的数量表示法中,数词、量词使用有特色。《诗话》中数词喜用“三”、“九”、“百”、“千”、“万”等,表示概数,虚指义,也表示众多的意思,由此又引申出“强、盛、久、合、群”等意义。例如“三生”、“三度”、“三日三夜”、“九龙”、“九度”、“百里”、“百世”、“世代万千”、“山岩万里”、“水浪千里”、“千生万劫”、“万丈石壁”、“千里乌江”、“万里黑浪”等等。在古代汉族数字文化中,这些都是具·61 · 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单位,是吉祥神圣的数字,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传统文化。《诗话》中量词比较丰富,42个量词,共有 129 个用例。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其中名量词 39个, 占绝对优势;动量词较少,仅 3个。《诗话》中的量词继承了上古末期以来的量词系统,同时发展出一批“硕”、“团”、“围”、“事”、“回”、“度”等有近代汉语特色的量词,其搭配关系也与现代汉语有别。使用领域比较广,同一个量词可以用于多种对象,如: “种”既可用于具体的事物“齐果”,也可以用于抽象的对象“惜惶”;“个”可用于修饰“人、耕夫、孩儿、老猕猴、夜叉、驴儿”等。这些量词大多数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普遍使用,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专有量词,如“根”、“件”、“个”、“朵”、“下”等,其计量对象基本不变;有些量词,现代汉语中虽仍在使用,但计量对象有所不同,如:近代汉语中用“头”来计量“鱼”;有些量词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如“事”、“硕”等。同时,量词使用灵活,一些物量词除了表量之外,还具有一定的表意和描写功用。例如“一团大石”、“两眼火光”、“白色枯骨一具”、“一道野火”、“一道金桥”、“七身佛”、“万道毫光”、“一头大鱼”等等。(三)延伸在时空地域、社会人情中的语言魅力《诗话》数量名表达结构丰富化、多样化,呈现一种独特的语言魅力。这种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是跟其所在的时空地域、社会人情紧密相连的,具体的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以下三点: 1.话本小说的起点是“说话”,通过口头传播。口头传播必须要求在短时间内抓住听众,让听众尽快进入故事情境,享受审美愉悦。所以,鉴于话本的体裁特征,势必在语言方面要求口语性强,语句形象,语言生动,唱词着重描写和叙事,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同时,话本作为社会的一种娱乐工具,是人们寻求语言表达多样性和艺术性的承载物,它必然代表着一定时期语言的表达特质。话本的特质要求其凝练生动,朗朗上口。《诗话》中的数量表达方式体现了这些特质,表现为准确凝练且富于描述性,它的多样性和可变性都标示了一种语言现象的发展。具体到《诗话》中数量名用例而言,数量名的结构、词序、量词使用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有时是为了避免词语重复单调,使语言丰富而富于变化,如“百万程途”和“程途百万”、“一具枯骨”和“枯骨一具”; 有时则出于表达上细致的描写和叙事,文中出现大量关于人物数目、路程长短、器物数量等等的计量表·62· 达方式。在纪实的表述中又不乏形象描写,如“千鹤万祥”、“五百春”、“五里毫光”。又“数+名”结构中数词和名词之间可加修饰语,语言更生动,描写更形象,如“一白衣秀才”等等。 2.说话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它在语言方面必须通俗化、生活化,然而话本作为“说话”底本,当作者将说话人口述的故事用文字加以转叙时,不得不借用文字表达的方式,从而使话本能够更好的为人所接受流传。因此,可以说,话本在口语表达的基础上形成,而又由于其借用了文字的方式记载***, 不可避免地带有文言色彩,或者说话本具有书面表达的特质。《诗话》中数量表示形式丰富多样,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带有文字的书面表达的特质,凝练生动。例如,有时为了音韵和谐、对举匀称故意变换数量名的表达语序,如“猴行者日:‘驴子口边青草一束,便是你家新妇。”“‘人到国中,尽是千年枯树,万载石头。”有时“数+量+名”结构加“之”凑足音节,形成“数+量+之+名”的结构类型,如“钵盂盛却万里之水”等等。 3.《诗话》中数量表示形式丰富多样,有的能够得以发展创新甚至沿用至今,有的却消失不用,其一重要原因还在于它是否符合人的认知过程和语言表达习惯。从结构形式和语法功能来看,“数+量+ 名”结构更稳固,先表量再说明事物对象,更符合人的认知过程。同时,还与人的语言表达习惯有关,这就要追溯到汉语的自身特殊性上来。汉语单音孤立、非形式化而求意合的特性,使不同的词语组合灵活自由,从而使“数+量+名”结构发展为现代汉语中的常规组合模式。刘世儒(1965)也认为“数+量+名”结构“使汉语语法的规律性更加严密,有助于明确地表达思想。” 5 而与之相对的“名+数+量”格式则现汉不用(除记账)。参考文献: [1]刘坚,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2]袁宾.近代汉语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A].语言学论丛[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中国语文,2006(5). [5]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责任编辑马牛】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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