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老制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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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老制”是瑶族地区的一种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拼&&&&音yáo lǎo zhì作&&&&用组织瑶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分布地区瑶族聚居区 “瑶老”是一个统称，一般指在村寨里负责处理对内、对外的各项事务，而又得到群众信任的老人。广东的八排瑶地区，“瑶老制”比较完整，由“天长公”、“头目公”、“管事头”、“掌庙公”、“烧香公”和“放水公”等组成。瑶老制“天长公”由年龄最长的老人担任，一个人一生中只能任一次，任期一年。他是处理各种事务的首领，遇有武装行动时，是当然的军事领袖。
“头目公”，是天长公的助手，协助天长公缉捕盗窃人犯，调解纠纷，并规定春耕生产、整田种山、修桥铺路的日子，统率生产活动。
“管事头”，是遇有械斗时的军事指挥，一般由年富力强、有勇有谋的青壮年来充当，但必须是“未”字时辰出生的人才合格，人们认为这个时辰出生的人是吉星。有一位担任过管事头的人一生中打过十六次仗，捉过三十个俘虏，杀过十多个人，许多人都认为他勇敢、有办法。
“掌庙公”和“烧香公”，是司理宗教事务的人，主持祭祀活动和烧香敬祖。
“放水公”，负责灌溉用水和食用水的供给，巡查和修补水圳的漏洞等。
这些负责各种事务的瑶老成为瑶族社会生活、生产劳动中的联系纽带，他们没有什么特权，本身都参加劳动，从事的产生和职责范围看，带有朴素的原始民主的性质。随着瑶族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瑶老制”发生了变化。“瑶老制”的首领逐渐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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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享有“桂西风景新珠”美誉，景区规划面积为1300平方公里，是集国内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与现代大型水电工程景观、民族风情于一体的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外文名Red River Scenic Qibainong简&&&&介构成“香港——南宁——桂西
大化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位于珠江流域的红水河中游，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境内，是构成“香港——南宁——桂西”旅游线枢纽景区。南靠南宁地区，西接百色地区，水路北上可抵云、贵。 1996年7月，该景区以山奇、水秀、湖旷、洞秘、峡险、洼幽、坝雄和瑶壮民族风情独特等大化特色荣获全国首届风景名胜区奖；1998年被列入广西十大旅游精品。
大化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规模宏大，旅游资源类型众多，根据景观组合特点和综合功能分为七百弄景区、大化——古河景区、岩滩湖景区（含红水河三峡）和红水河奇滩怪峡景区。1995年12月，来自全国19个单位的25位院士、教授、专家、学者在参加《广西大化风景名胜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专家咨询会》意见书时指出：“七百弄及其周围是世界上喀斯特高峰纵深洼地发育最典型的地区，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等级。”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前国际洞穴协会主席D·福特教授在对大化红水河——七百弄喀斯特地貌景观的评价中指出：“我认为穿越红水河平
原和七百弄喀斯特地区的考察是我所知的最好的旅游……” 该区251平方公里内，海拔800-1000米的高峰5000多座，千姿百态的深洼地（当地瑶语称“弄”）1300多个；古朴的瑶族山寨、木屋星罗棋布于324个深洼地中。该区洼地是世上最陡最深最大的，斗淋和坡立谷地也是世所罕见的，地表喀斯特发育壮观典型震慑人心，大面积、整体的高峰丛深洼地规模宏大、形态奇特，层次感强烈，组合奇妙，具有突出的奇特美、巧合美等美感特征；地下河和洞穴结构复杂，为地下喀斯特发育所致。该区还具有独特的人类生态环境。瑶族第二大支系布努瑶世代居住于此。民族风情浓郁。因此，该区既可以成为国家主要的科研、科普教育基地，又是科考、探险攀崖、采风写生、民族风情旅游的好去处。
其境内民族风情浓郁，旅游景点众多：有神韵绝异的双福地下迷宫，如龙似带的公路八里九弯，神秘的密洛陀宫，潇洒的天街别墅，壮丽的观山亭景，独特的石国天都，神奇的火神弄，壮美的龙卷地，世外桃源般的“天下第一弄”这小小的一隅之谷犹如世外桃源，大有恍若隔世之感。
七百弄 七百弄位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西北部。 这是一个被上帝青睐的地方。上帝赐予它神奇壮丽天下独绝的美景。于是它拥有世界上发育最典型的喀斯特高峰丛深洼地貌景观。 这又是一个被魔鬼诅咒的地方。魔鬼偷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和土。因此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广西贫困山区的代名词。
弄者，四周高峰环绕的深洼地也。 在七百弄地区251平方公里内，有海拔800---1000米的山峰5000多座，千姿百态的深洼地1300多个(当地瑶语称之为“弄”)。该地区的洼地是世上最陡最深最大的，斗淋和坡立谷地也是世所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发育壮观典型震慑人心。放眼望去，重峦迭嶂，气势磅礴；山岩嶙峋，崎岖突兀；千峰竞秀，形态各异，拟人状物，如鬼斧神工。
瑶族第二大支系布努瑶世代居住于此，324个原始古朴的瑶寨分布点缀于洼地底部。因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土归流，官府在该地区设团总局，局以下设七个村团，每个村团下辖100多个弄，故得名“七百弄”。
莲花山，都阳到双福12公里的路，落在一个长长的峡谷上。一路上从右边仰望，蓝天白云下，是一座座雄浑险峻的山峰，有别于七百弄内连绵秀挺的峰丛。沿途经过茶芽、那休、下林、上林等几个小村屯。这几个村名是旧地图上的名称，现在可能有另外的叫法，如双福，在老地图上标的是老福。上林是路经的最后一个小村，距双福2.7公里。过了上林约1公里处，往右边山上看，可见一个小亭子，从山脚下有小路蜿蜒上山，通往莲花山。莲花山由周围5个峰组成，合围成莲花状，最高峰海拔1101米。莲花山上有一处道教庙观，香火旺盛，上山的五千级台阶据说全为香客捐资所建。莲花山顶峰距上林村的直线距离仅2公里，但上山的小路长约3公里，高差约900米。除了对香客有很大吸引力外，登高一览众山，或者观日出，莲花山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七百弄的峰丛海拔多为800——1000米，高于1000米的不多，站在莲花山上，七百弄的层峦叠嶂尽在脚下。景区处处是高耸的峰丛，放眼望去重峦迭嶂，高低错落变化无穷，拟人拟物，裸露着奇特的形体；遍地可见深幽的洼地，俯首远眺隐约察觉村寨、田间和水池交织其间，不禁嗟汉这小小的一隅之谷犹如世外桃源，大有恍若隔世之感。这个奇妙的境地，磊磊多石，山岩嶙刚，崎岖突兀，间或夹杂坚韧虬典的林木盘根错节的榕树，显示出一种昏螟、空灵而粗犷的气势，令人十分骇异。 不消说，这就是由海拔800至1000米的高峰丛深洼地的典型发育区，是中国著名的和世界上罕见的喀斯特最壮丽的景观。这样一个特征非常重要，同样重要而又耐人寻味的是，在七百陇251平方公司面积的石山中便有大小陇场1300个；单就25平方公里面积的量计而言，便有192个千姿百态的山峰和94个形态各异的洼地，其中最大峰丘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个，洼地平均深达105米，最深处境达300多米，无怪乎国内外著名的地进专家们惊叹：七百陇山峦叠嶂，险峻陡峭，巍峨耸立，峰丛洼地层层相叠，洼上有洼，规模宏大，千姿百态塑造了一个形态优美，类型复杂，可人性强的热带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记录了全球变化以及生物、人类和社会演变的史实，是集自然美学观赏价值和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于一身的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大宝贵遗产。
景区内乔木主要有松；杉；任豆；香椿；苦楝；木棉；枫树；青冈树；匀树；大头竹；刺竹；国家稀树种有擎天树；金丝李等。
土特产主要有大甲粳；香糯；黑豆；黑芝麻；火麻；向日葵；南瓜；花生油；木薯干片；芭蕉芋；生姜；油桐；纱纸；龙眼；板栗。
野生动物及水产有：黑、麻、花三种毛色的山羊；蛤蚧；蛇类；野猪；黄猄；野山羊；猴子；山鸡；毛鸡；果子狸；穿山甲；竹鼠等。剑鱼；巴马纯唇鱼；暗岩鱼和长尾唇四种特有鱼种。
大化瑶族自治县红水河“八十里画廊”，电站水库区风光到七百弄喀斯特地貌风景区的都阳镇至七百弄乡三级油路工程建设开工会议在都阳镇举行，这标志着自治区级旅游风景名胜区大化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又一重大建设项目全面启动。 都阳至七百弄三级油路全长38.5公里，从都阳镇明朝土司遗址开始，途径双福地下迷宫、八里九湾，密洛陀宫、天街别墅、千山万弄观景亭、石国天都、中日合作民族村、火神弄、天下第一弄、龙卷地等景区景点。这一带海拔均在800——1200米，由5000多座的高峰和1300多个深洼地组成。聚集着布努瑶族，打铜鼓、斗鸡、对歌、笑酒等民俗民风浓郁。到大化考察过的国内外专家都认为该区的自然条件恶劣，是不为人类所生存的地方，其洼地是世上最大最深的，斗淋和坡立谷地世所罕见，地表的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整、最壮观、最典型，而且规模宏大，形态奇特，是科考、探险攀崖、采风写生、体验生活、民族风情旅游的好去处。长期以来，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到该风景区投资开发旅游和观光的客人只能望景兴叹，使七百弄的优势旅游资源“皇帝女儿也愁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该公路建成后，将使大化县城到七百弄乡原先三个半的车程缩减到一个半左右的车程，对当地的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据悉，都阳至七百弄油路工程计划投资2100万元，建设工期自2006年6月至2007年6月。近几年来，大化县通过招商引资等形式，引入资金1000多万元，开发了这一带的八里九湾，包括“七百弄景区牌楼”、“八里九湾观景台”、“D·福特评价七百弄纪念牌楼”、“万山千弄观景亭”、“乔圩洞民族风情景点”、“七百弄铜鼓表演点”、“中日合作民族村”、“天下第一弄观景楼”、“十里幽峡观景缆车索道”、“龙卷地观景楼”等一批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
七百弄贫困的根源在于极度的缺土缺水。 有人调侃说，七百弄“金木水火土”五行具缺，唯独不缺石头。喀斯特地貌的特点是石多土少。因为缺土缺水，山上连灌木都难以生长，满山遍野生长的都是些面黄饥瘦的杂草。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长期在石头缝隙间“抠”土种庄稼。说是庄稼，未免用词范围过大，其实这里能且仅能种玉米。
严格说起来，七百弄并不是没有水。该地区每年的降雨量都超过1500毫米，降雨要是能存起来，足可以打造第二个桂林。但在这片25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300多个洼地也就是1300多个“漏斗”。洼地里最低的地方有漏斗眼，不管多大的雨水，都可“喝光”。
七百弄没有一条河，没有一口井，吃水用水全靠老天爷。长时间不下雨，玉米会干旱失收；雨水一来，陡坡上的玉米被冲刷，经常成片倒伏，连下一个月雨，很多弄里就颗粒无收。因此，无论瑶民如何的艰苦劳作省吃俭用，一年里仍然常常有4个月以上的缺粮期。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瑶民缺衣少食缺乏营养，个子都非常矮小，就是成年男人也少有超过1.6米高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到这里考察后，下结论说七百弄是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位于广西中部偏西的大化瑶族自治县境内，1996年7月，以山奇、水秀、湖旷、洞秘、峡险、洼深、坝雄和瑶族民族风情独特等八大特点，荣获全国首届风景名胜区展览会奖。 七百弄“是世界上喀斯特高峰丛深洼地发育最典型的地区，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等级”（中国科院李吉钧院士等专家组称）。该区251平方公里的石山中，海拔800—1000米的峰丘5000多座；1300多个洼地（当地人称“弄场”）中，有324个原始古朴的瑶寨分布点缀于底部；在观景公路上，可仰视高约300米的高峰丛，俯视深200—300米的洼地，真如“世外桃源”。
大化—古河42公里的红水河段，人称“八十里画廊”，是大化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宽300—500米的峡谷水库。四季可泛舟观赏两岸的奇山秀水，壮村瑶寨，红花、翠竹、柑桔、龙眼园林延绵不绝地展现，行舟期间，船移景换，使人赏心悦目。舍舟登岸，可游览古河仙女洞。
岩滩湖区为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岩滩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56平方公里的湖面水库。一百多个孤岛和半岛，形态各异；壮瑶村居枕山面水，星罗棋布。16公里的红水河三峡，峰险山峻、谷幽崖奇。更有那睡美人山，雄狮守水城和神鹰守峡等象形山栩栩如生、形态动人。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前国际洞穴协会主席D·福特教授认为：“穿越红水河平原和七百弄喀斯特地区的考察是最好的旅游”。热情好客的广西大化42万瑶族、壮族人民，欢迎您到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区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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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学（壮文：Cuenghhag）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壮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壮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研究壮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壮族社会、宗教、经济、教育、心理、生态、科技等方方面面。学界普遍公认壮学宗师为黄现璠教授（左图）外文名Cuenghhag研究对象壮族研究内容壮族社会、宗教、经济、生态等特&&&&点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
壮学发展期代表学者之一-班秀文教授壮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壮学与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是三个不同的学术范畴和概念，三者不可混为一体。在这点上，壮学与现代汉学在汉学、汉族研究和汉学研究的三者区别上具有相似性，只是研究的主体不同而已。例如一些有关壮族研究又过多涉及到泰学和汉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就不应该纳入壮学范畴。壮学繁荣期重要学术成果之一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壮学的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为壮族，这点毋须置疑。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壮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壮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研究壮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壮族社会、宗教、经济、教育、心理、生态、科技等方方面面。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壮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壮族历史、、、、、、、、人口、、、、心理、医药、科技、社会组织、社会变迁以及壮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等，其研究范围横跨、和部分领域，可以说壮学包括壮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壮学属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国家标准（G/TI3745-92）将学科定义一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壮学形成期代表学者之一-黄增庆研究员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这里所言学科取第一义。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虽然尚未将壮学列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但在一级学科“语言学”（代码740）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代码740.45）之下设置了满语文（代码740.4530）、壮语文（740.4550）、苗语文（代码740.4555）、瑶语文 （代码740.4560）等三级学科。由于壮学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存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已为客观事实所证，并广为学界认同。而且壮学学科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涉及多学科，集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文学、自然科学等于一体。今后随着壮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的应时调整和修正，壮学与蒙古学、一样，被设置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势在必然。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一致公认，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
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歌仙、左江、青铜器与铜鼓）、考古、、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羁縻制、、、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壮学发展期重要学术成果之一“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的“”、“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周作秋、、、；“壮医药派”的、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潘其旭、、覃国生、、、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
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
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壮学学科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壮学无论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皆具有了广泛性的特点。壮学繁荣期代表学者之一-覃彩銮研究员壮族是一个充满理性而智慧的民族，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壮族的伦理道德集中在体现在哲理长诗《传颂歌》中，《传颂歌》被誉为壮族的“道德经”。自明代以来，壮族地区的寨老以《传颂歌》为调解纠纷的依据，壮族老人以它为教育年轻一代的“教科书”。因此，《传颂歌》成为壮学学科中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并在高等院校《壮学概论》、《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等“教学科目”中发挥着对学生的心智成熟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和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壮族“道德经”教育作用。由此表明壮学学科具有伦理道德教育的特点。壮学具有学术研究、民族文化传承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三位一体并重的特点。由于壮学不同于普通学科，因此它不仅注重对壮族的方方面面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构筑体系，同时注重将知识化为文化效益的现实实践意义和作用，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即以壮学知识为指导来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的目的。近年来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等重要传媒平台上聆听到的天籁之声“僚歌”和观赏到的广西田阳“”数万人汇集一处祭祀壮族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布洛陀的盛典以及壮族地区的民族传统节日“”的空前盛况，既是壮学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外延和散发结果，又是壮学专家们亲临现场运用深厚的壮族文化知识加以指导的成就。壮学专家潘其旭教授于日在广西壮乡“敢壮山歌圩”现场接受现场实况传播主持人访谈并与其一道解说歌圩，便是壮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传承紧密结合，学科知识与实践并重的表徵。2006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是壮学研究与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并重的成果。2008年出版的由壮学专家韦苏文、周燕屏合著的《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被收入“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之一，则是广西民协主席韦苏文等人长年累月将壮族非物质文化研究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结为一体辛勤耕耘的成果。壮学繁荣期代表成果之一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壮族现代化研究，它是学科研究主题之一。尽管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使得壮学为壮族现代化服务的现实特点并不突出，但这并不能否定壮族现代化研究具有的现实性特点。二为壮学学科具有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服务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迄今为止问世的汗牛充栋的壮学研究成果及其弘扬的民族团结和平等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的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显，尤在2009年政府表彰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今后不仅要在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重视在民族平等的事业中有更多更大更突出的体现。[1]1949年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壮学成果之一（英文版-金莉著）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学家、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副团长）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这一族称为沿有壮族历史上的旧族称。不久，始于宋代的“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确立、发展和繁荣可说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
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在这些论著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2]教授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3]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4]“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5]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著，正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壮学专家：中国作协第六届副主席韦其麟（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6]“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7]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轫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著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
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壮学繁荣期代表成果之一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8]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广西壮学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载《广西日报》日）、《》（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革命中的壮族子弟”、“”、“铜鼓”、“”、“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座谈会在京举行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9]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著《》（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著《论》（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10]“《》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11]“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12]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13]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14]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由此加速了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15]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像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
壮学进入繁荣期以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著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16]、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广西民族研究所（在领导成立的的基础上建立）
*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学院（今）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
*广西艺术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壮医药研究基地-广西壮医医院*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广西壮学学会
*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
*壮学研究中心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研究所
*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
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主要从事研究壮学。广西壮族自治区专门从事研究壮学的专家学者约有60多人，兼职从事研究壮学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约有400人。同时在北京的、，云南省、等与壮学有关的学术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对全面推动壮族的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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