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真的有仙丹吗，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让人吃后就成神仙的？谢谢你的回答。_百度知道
世上真的有仙丹吗，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让人吃后就成神仙的？谢谢你的回答。
我有更好的答案
没有的。只是传说。当然秦始皇让徐福给他找长生不老药。还是没找到 徐福也没有没来 徐福知道没有长生不老药 他回来也是死 所以索性就不会了 秦始皇还憨哗封狙莩缴凤斜脯铆是死了！人都会死
去乡下找那些算命的老头和老太婆，一定要诚恳，他会教你修炼，现在贫道金丹中期
有的话你要吗？我的一块肉吃了会延年益寿，不过一克一千五百八！
我的睾丸可以吃，很棒，我生吃了一个，留一个给你吧
那都是传说吧！嫦娥奔月的仙丹，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找人练丹
没有仙丹，吃了成神仙的只有毒品！
呵呵有的话神仙就超员，地球人就少了
呵呵。槟榔加香烟，赛过活神仙。
有！建议看看超体！那包蓝色的东西吃了就可以成神了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要是有历史也得有记载啊
这个世界的神奇
神秘还不是现在的人类所能探索到的
没有，就算有也有个过程，要历练，总不能直接变吧。那你的身体受得了？
不一定，世界是很奇妙的。
有，在广告词里
绝对没有啊老兄 肥皂剧看多了吧
没有，那些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有，但是还没被发现或创造出来
小说不要看的太多，还是接受现实的比较好
电视看多了吧
你是小说和电视看多了～
可能有，还有别白日做梦了
至少现在是没有的
而且这些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额，，当然没有了
有，等你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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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长生不老，有法术的那种！
都之类的，法力无边，长生不老？是不是天上真的有这些人啊，普度众人吗？还有，修道修佛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可以可以长生不老书上不是说，神仙啊菩萨
现在还木有发现或者有一天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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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譬如水中头发，能去揣摩头发中有水吗？
很深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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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道教――中国的长生不老药 --中国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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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国的长生不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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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宗教意识淡薄，乃不争之实。外国分析人士提出，中国人虽有祭神活动，但“神圣感似乎与中国人毫不相干”。1894年，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积其二十多年的在华见闻与观察，出版《中国人气质》一书(此书被誉为“一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史密斯书中指出：中国的神灵崇拜实际上无异一桩交易，“众神受到崇拜，就如在西方社会推出保险制度”。大概为了弥补缺欠，“康圣人”南海先生力主“立儒教为国教”。显然，此举不大合乎近代社会发展“时宜”。何况，“儒教”之说能否成立本身就大有问题。&
　　相对康圣人的无根之论，鲁迅的看法无疑值得我们重视。1918年，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1927年，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行家指出，这是鲁迅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绝大判断”。
　　鲁迅先生被誉为“最懂中国”的人。他的“绝大判断”能否成立？我想，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与舶来的“二西之教”(佛、耶两教)相比，道教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地地道道的“国货”。诚然，“儒教”也是土产。“旁观”者如史密斯先生乃至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就如同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可是，从中国内部分析，我们就觉得鲁迅讲得有理：儒家更多影响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在故国的“不遇”由来已久；――“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就是“权势者”和读书人，也无非把孔夫子当“敲门砖”使，“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这一论述鞭辟入里。
　　道教则不然。许地山先生1927年指出：“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道家思想是与汉民族文化同时产生的。”“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道家思想与道教》)1936年，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陈撄宁在所撰《中华道教会宣言》中写道：“试以历史眼光，观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则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家善于守成，道教长于应变，事实具在，毋庸自谦。”他提出道教是“国教”。这不尽是自吹的话。日本学者橘朴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转引自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
　　“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巫祝、方士之遗绪。”(《文史知识》1987年5期)正因如此，道教与中华民族民俗关系密切，其“群众基础”非同寻常地广泛。作为典型多神教，道教的信奉者不分阶层、行业、年龄：就年龄言，幼童醉心神仙传奇，中年迷恋房事养生，老人痴望长寿不死；就行业言，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刺绣崇妃绿，墨匠崇吕祖，乞丐、剃头匠崇罗祖，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就阶层言，下焉者普通民众，中焉者举子士人，上焉者皇帝老子……总之，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要长生的，迷上了炼丹术；要财宝的，迷上了点金术；想当官的，夜半去打醮祭神；要治病的，请道士来设斋上章；想使亡灵安宁，则让道士来作法事；想使活人无恙，则叫道士来画符念咒，道士可以给你驱邪捉鬼，也可以给你玩两套戏法；可以给你消灾，也可以代你祈福。”总之，道教完完全全表达了一颗“中国心”。葛兆光就此继续写道：
　　“‘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人不是都不想死吗？好办，道教这里有的是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人不是都想过神仙日子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不是都害怕病疟、鬼魅、水旱之灾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斋醮祈禳、禁咒符供你挑选。总之，道教是‘主生’、‘主乐’的门径，会让你乐不可支，乐不思蜀，根本不想去死，享受人间快乐，要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他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这种宗教的教旨就是让人享乐，而且永远地享乐的，对于世俗人们来说，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因此，它有着颇大的诱惑力。”(《道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人底生活目的只是‘长命富贵’四字”。(许地山语)“中国心”在本质上是一种务实、入世的精神。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是“务实的人”：“他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构成：肠胃和钱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有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事物，他们压根没有追究事物原因的观念。生活对于他仅仅是一系列事实。”“大概很少有什么宗教比道教更露骨地去迎合‘人欲’了。”青年学者葛兆光中肯地指出：“尽管道士们在理论上很强调‘心斋’，即‘疏瀹其心’、‘澡雪精神’、‘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称之为‘上士所行’，但事实上更主要地还是‘左佩黄神印，右佩越章印，后中天部霆司印，身立园景之中，足履九台之像’，画符念咒，祈禳颂赞，作鬼弄神”；“对道教来说，它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老、庄那种精神的超越，而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乃至解决现世的种种实际问题，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阶层，那么广泛的生活中渗透它的影响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教就一点儿也不讲精神的超越，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成分”。(《道教与中国文化》)道教被称为“完全入世”的宗教，它重视肉体生命重于一切，强调乐生养生，生道合一：所谓“天大、地大、生大”。(《吕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陈撄宁谓“他教每厌弃世间，妄希身后福报，遂今国家事业，尽堕悲观，道教倡唯生学说，首贵肉体健康，可使现实人生，相当安慰。”)借用王派后学的现成话，属于彻底至于透底的“百姓日用即道”，易言之：肉体即是灵魂。乐生养生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可执著到极端，养生就沦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乐生呢，――&“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鲁迅语)
　　“僵尸的乐观”含有自欺欺人且贪生怕死的意思。“怕死贪生原是人类的通性”，英国哲学家罗素快人快语：“但是……不论哪一国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仅此，足以阻止一个民族进步、并剥夺他的生机和活力。追求肉体生命的永恒，进而享受永恒的欢愉，是人们信靠道教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道教被称为“神仙道教”，神仙信仰对于朝生暮死的人类具有显见的抚慰、镇痛效果。中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写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中国道教史》)这话未免过于美化。“征帆一片绕蓬壶”，确实缓解了人们对大限到来的恐惧，同时使人们心智不通、感受麻木。“……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无h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列子?黄帝篇》描述华胥国人民状态的这段文字可谓浓墨重彩。批评者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语)用精神分析学者荣格的话，道教不愧为“古代的长生不老药”。问题在于，凡药三分毒。过于依赖药物，与吸毒何异？一味“享受永恒”，必然使中国种族停留于“大洪水以前”。
　　“中国人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这是史密斯的结论。大洪水以前的人，其老朽、弱智可想而知。史密斯这样讲，还有其他理由：“中国人是按戏剧方式思维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甚至，“中国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鲁迅先生分明支持这一看法；他说，中国人善于瞒和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坟?论睁了眼看》)
　　与弱智相关，“中国心”尚有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宿命观念。“中国人是一个宿命的民族，”史密斯写道：“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相信命运的存在，就必定不愿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激烈的斗争。”不仅如此。“现存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么轻信……不管是富有的商人，还是博学的学者，每月都有两天时间花钱膜拜狐、鼬鼠、猥、蛇，和老鼠等动物，即使被人们撞上，也丝毫不感到难为情”！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中写道：“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和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为了发现这个命运，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道教与“中国心”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以至我们能够通过这一视角，认识中国历史、洞悉中国现实。
　　(当然，道教的来源非常芜杂，“道教中既有粗鄙凡近的斋S符咒、鬼神之术，又有精微玄妙的哲理妙旨、养生良方”。尤其，为了生存与享受，道教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对人的寿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因而，道教在形成祈神降福、驱鬼避祸的仪式的同时，也在寻求增强人的抵抗力以避免病疫侵害的方法及长生不死的途径。这样，健身术、药物学等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方面的贡献应当肯定。――“但是，道教并不是医学，内丹说也不等于中医理论。它的终极目的毕竟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而不仅是健康无病，因此在内丹说中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特别是道教不同于医学，它在关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还要干预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葛兆光])
　　“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南怀瑾)中国历史上，“每逢国家变故，起而拨乱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参与其间的现象，这几乎已成为过去历史的定例。”&“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陈撄宁语)就不必细说了。宋元之际，新兴的道教宗派全真派大师丘处机以“天道好生”、“不嗜杀人”说服成吉思汗，为国家民族保持文化的元气和精神的故事每为人们津津乐道。丘处机确实用心良苦，功德无量。丘处机对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值得注意的是，他教给成吉思汗的，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而不是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南怀瑾指出：“全真教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葛兆光则提出，从中、晚唐起，道教就不得不向儒学靠拢，学一点忠孝节义、伦理纲常。“中唐时代，少讲或不讲鬼怪巫术而转向清净修身的道士渐渐多起来了。”――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作为“新道教”，“决不带有老子那种愤激与偏执，相反，却充溢着克制与忍让。这倒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很相似，与儒学尤其是理学也很相似”；“似道非道、似禅非禅”，“明明是抄了南宗禅法，再补上北宗禅法，最后再贴上道教商标。”
　　道教历史颇不光彩。鲁迅提出：“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值得专门研究。(《华盖集续编》)“道教徒们不象佛教徒们那么爱装做不干预政治，倒是很会走上层路线。”(葛兆光)道教有时借助政治力量红得发紫，道士自己也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最触目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的皇帝老子、包括一般文才武略颇不凡的“圣君”对道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李唐、赵宋皇帝与道教攀上关系，认了干亲，企图赢得皇祚长久。“文采风流”者，如宋徽宗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天神、人君、教主三位一体。大敌当前，不是全力设防，而是迷信道法，相信方士“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帅”。金兵已渡黄河，犹自遣使押送“神霄宝轮”到全国各地的神霄宫，以镇四方兵灾。俘虏北去，犹自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可见至死不悟。靖康耻，如何雪？！《宋史?徽宗本纪》把“溺信虚无”作为“徽宗失国”的一大原因。徽宗而外，著名的“佞道昏君”尚有明朝的嘉靖皇帝。专家们断言：“有明亡国，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嘉靖、万历。衰败的因素很多，但世宗崇道，神宗佞佛，是重要原因”。世宗自己也因服方士的丹药而死。
　　1964年，毛泽东放言高论：“书读多了，就作不了好皇帝。”他举明朝的例子，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可以成为好皇帝；“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说嘉靖是“知识分子当政”，未免错认道士为儒生。何况，一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皇帝在佞道方面比徽宗、嘉靖也高明不了多少。别的不讲，就说秦皇、汉武那两位主儿，“武功”赫赫、毛泽东甚为偏爱，为追求长生而迷信方术，给后世留下了多少笑柄！“世上道人多误人，披图醮录益乱神”，这是唐人刘义的指斥。“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南宋诗人刘克庄这诗很辛辣。“秦始皇的时期，神仙方士等流派，并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依然甚为活跃。卜筮、方伎、医药等传述，并未置于禁例”(南怀瑾语)。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著名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匠心独用，提请人们注意：“那位焚书的罪魁、儒生的敌人(按：秦始皇)，为了吃到道家的不死药而同他们合流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术，并不亚于秦始皇的作风：曾立五祠，建甘泉宫，筑承露盘，修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海上仙山的假想建筑；又因女巫可以随便进出宫廷，造成有名的“巫蛊”大案，太子被迫自杀，后果不堪收拾。……
　　“每当封建主义到了穷途末路、儒生的主要对手成了依靠宦官、武将和非儒的宠幸独裁制的时候，道教总是站在后者一边，这已经成了规律。……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西太后统治时期，每次总是以儒生的胜利而告终┅┅”(《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韦伯的眼光让人叹服。着眼于儒道关系，我们对几千年东方政治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的人性论，在成己方面，后世受老子影响较深的，多为操阴柔之术的巧宦”；“在成物方面，却于先秦时代，已通过慎到而逐渐与法家相结合，┅┅而成为扼杀自由最力的理论根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在中国传统上，道教总扮演“扼杀自由”的角色。客观的历史要复杂得多。不过，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二十世纪甫始，“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系”(卿希泰语)的义和团有些怎样的表演：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天兵天将啊；――“拳民们衣着不振，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剑桥中国晚清史》)因了西太后支持，义和团排外暴乱这场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佞道运动，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一点儿都不下于遥远的徽宗。
　　(台湾学者南怀瑾辩称，“义和团是假托符咒神鬼以动，应与道教无关。”这话难以成立。因为，即如宋真宗之“神道设教”，造成道教在历史上的污点，众所公认的事实，南怀瑾先生都要曲意回护：“这是帝王玩弄宗教的肤浅权术，于正统道家[按：应为道教]无关。”而在提到靖康国难时，南怀瑾写道：“每读史，至宋代徽钦父子昏庸之处，深感当时所为新儒家的理学家们，何以无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矛头倒是指向儒、佛诸家。这使人感到，他对道教明显回护，对于儒家过于苛责。)
　　“虚幻的神仙毕竟挡不住真实的金戈铁马”(葛兆光)，从来如此。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无论如何不该出现这样的“恶作剧”。既然出现了，人们不能不对“文明”的品格重新思考。何况，类似的表演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凡是利用宗教作为愚民政治的治术，其后果如何，不待辩而可知。”南怀瑾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中国文化与宗教，在清朝中叶以后，概受西洋文化思想输入的影响，一蹶至今，尚未重新振起”，“二十世纪的现在，道教实已衰落之极”。(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1840年以后，中国相继出现了基督教对华传教热潮、佛教复兴思潮、现代新儒学运动，其中有些至今势头很猛；惟独道教比较沉寂，未能成为知识界的关注对象。“佛规道随”徒有形式。其实，更早的时候，满清政府对于道教，“除循例封赠张天师世袭，以为羁縻之外，对其余有关道教各派……皆在严禁之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拟欲没收道观土地财产，一律与佛教并案办理”(南怀瑾)。1927年，民国政府驱逐道教六十三代天师张锡龄，去天师号……。有人用“江河日下”、“奄奄一息”来形容道教的颓势。
　　是否道教确实大势已去？该怎样理解这一现象？我的看法是，知识界的忽视或沉默不能表明它不存在。“凋零”、“微弱”只是相对而言。道教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并没有消失。对生存的忧患和对享受(肉欲、食欲)的向往，使道教在一般民众中具有潜在的市场。而且事实上，目前又值新一轮道教文化热(广义上的)潜流涌动乃至甚嚣尘上。气功、算命、巫医、风水、星象┅┅种种被启蒙学者称为“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鲁迅语)在“弘扬民族文化”、甚至在“生命科学”的旗号下得到默许、助长。许多人相信奇迹，顶礼膜拜。不少人甚至迷信已故毛泽东可以“显灵”。……我们知道，人的神化和人死后可以变“神”，不是儒家的主张，不是佛教的主张，正是中国道教的信仰。中国有着如此丰沛的“造神”资源。“气功热”、“毛泽东热”，表明以前“普及科学”、“思想启蒙”的工作不过是“雨过地皮湿”。科学家愤怒，启蒙者顿足，而张天师在云端发出狞厉的笑声。(葛兆光：“民间需要降福消灾，需要有一种心理依托，需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道教还没有消失它的这些功能。”)
　　由此，我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存在着可怕的疏离。当然“疏离”并非今天才有。外国学者早就断言，自古以来，伴随着儒道之争，“中国下层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社会的无神论形成了对立”(史密斯语)。葛兆光指出，明世宗后，道教乐极生悲，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尽管它在士大夫那里被打入另册，却在民间与宫廷中仍有广阔的市场……道教在民间还有生存的土壤，极大的一片土壤。从明代到清代，斋S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令牌考召、祈雨止风、镇宅镇墓……这些玩艺儿仍然在民间长盛不衰。而在宫廷里，期望满足自己的权势欲与贪欲的皇帝与贵族仍然对道教有所留恋，这也常常能使道教小小地红火一阵。”
　　只不过，近代以来这种对立更加严重。从“书面文章”、“官方”形态看，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新儒学之类在走上升轨道，道教走下降轨道。而从更深层次看，情况不尽然。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之类虽然声音很高，充其量是“小圈子”话题；道教文化虽为精英阶层所不屑，却代表着最广泛的“中国心”。――瑞士神学家汉斯?昆主张“匿名的基督徒”，我们能否套用这一说法，普通的中国人多是“匿名的道教徒”呢？“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们不该掉以轻心。
　　陈撄宁《中华道教会宣言》谓“夫道有入世，必有出世，有通别，亦有旁支。若彼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此入世之道也。又若积精累气，《黄庭经》显示真修，抽坎填离，《参同契》隐藏口诀；勾漏丹砂，谈稚川之韵事；松风庭院，羡弘景之闲情，此出世之道也。”实际上，与其他宗教相比，道教的“出世”依然在世间。出世依然是入世。务实是好事，入世比出世可取。不过，“完全入世”、极端务实是否也让人窒息？没有“生活在他处”作为支点，“此处”的地球何以撬动？没有出世的精神，入世的事业如何保证？……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不该回避的问题。站在基督文明的立场，传教士史密斯自然要说：“无神论的荒漠沙地，根本不能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学者马克斯?韦伯异曲同工：“中国并不缺少关于鬼神的道义资格，相反┅┅有这种功能的鬼神信仰是中国唯一的，但是，却又是十分有效的正式的民众大宪章”；另一方面，中国“所缺少的是：一种救世宗教的有条不紊地指导生活的核心力量。”(《儒教与道教》)我们应该勇敢地作出回应。人们说，东方文明“鬼神为道德根柢”，说难听些，“道德全靠鬼话”。有没有效果？诚实地讲：有效但也有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问了鬼神问苍生，如何？不问鬼神问苍生，能否行得通？依旧是问题。不管怎么说，长期“短缺”、“有限”必然造成恶果：精神价值缺席，彻底、透底的世俗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对现状的改变；――“日常生活便成为缺少时间三维分化、缺少自我否定飞跃环节、没有差异区别(不再区分有无意义或意义大小)、没有对立统一矛盾动力机制，从而也失去超越与发展的停滞匀质态。无条件地肯定并沉溺于这种匀质态，正是腐朽的一个根源。”(尤西林语)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领教了这种“腐朽”，它的别名：“十全停滞的生活”；鲁迅先生愤激地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穷极了的中国需要物质财富，穷极了的中国也要警惕只要物质。中国穷，穷的不只是物质，精神同样穷。有句话：穷凶极恶。“富”也不等于“福”。“没有任何一种炼丹术能点石成金”，同理，再健美、肥硕的肉体也不等同灵魂。“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中国需要的是公正”，“她最深刻的需要，是人类的同情心”……这是外国传教士史密斯的看法。作为中国“民族魂”化身的鲁迅，则从另一方面做出了回答。1919年，他在《随感录》中痛斥传统国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进而揭发：“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肉体，肉体，还是肉体，这就是中国人及其“最高理想”！在这一理想的指引下，国人“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距离鲁迅讲上述话已经八十年，当代中国人是否摆脱那种陈旧的“理想”？不好讲。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多年来人们比较注意鲁迅反“吃人礼教”的一面，却忽视了他既批“礼教”更批“张天师”。对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绝大判断重视不够。(五四思想家颇有人把“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并提；如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写道：“欲去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去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用“剿灭”一词，旗帜比鲁迅更鲜明)这实际上是把鲁迅混同于吴虞，也就限制了鲁迅思想的意义。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据王元化先生的分析，吴虞“并没有多少西化思想，其思想格局仍不脱我国早期思想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魏晋以来的儒道之争，以及宋明以来的天理人欲之争。”(《传统与反传统》)显然，吴虞站在道家(乃至法家)立场批孔，鲁迅则把目标同时对准儒、道两家，视“儒道两派的文书”为“助成昏乱的物事”(《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多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鲁迅并且一再表示：“我并没有在吕纯阳祖师门下投诚过”；“我也没有做过道士”……对道教的嫌恶之情表露无遗)；吴虞最终拥抱了“腐朽”，而鲁迅则自觉地“剖物质而张灵明”，清算国民劣根性，两者的思想高下何啻以道里计！
　　着眼于这一区别，我们不能不认为，对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命题至今不曾失去意义。最起码，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来源：新青年 &&&& 编辑：J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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