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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旨哉其言乎！大哉其言乎！综其体要秘旨，其在《易》乎？惜在后世能解其“以是”与了其“以是”之圣脉者鲜耳。故伏羲画卦，黄帝作甲子，文王演《易》，孔子作《十翼》，圣人之功，旨在传心法、授道德、启民智，化文风。传心法而使之能诚，诚则有信；信必有德，德而亲仁敬义达礼；信既立，则诚其心焉。心诚则灵，灵必有悟，悟而生智。故仁义礼智信五常俱源于德。此六者具，曰六经，六经备焉而道自生之。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由简化繁易，由繁化简难，“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传》）仅以简单之八卦、四象、阴阳、太极便能“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孔子之赞词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实则何止孔子，“世历三古，人更三圣”以来，继孔子之后，不论道家、儒家，无不奉《易经》为本学之原。各家敬颂之词，铺天盖地，尤其后世儒家，均受孔子之影响，几乎作任何事体，皆以《易经》之道为原则与法度。《易经》讲位与序的问题，教导人应安时处顺，安于其位，顺之为序，得位则吉，失位则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此等皆是儒家伦理思想构建之渊源，伦常之设，便是为使人类社会有序，欲使社会有序，必先使人守乎其位，守乎其位，则自然体现于礼。其渊源完全可以自《序卦传》而明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孟子继承孔子之思想，乃有“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等说，皆无不源于《易经》的内涵；儒家所重之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思想而外，尚有忠孝节烈孝悌等精神。宋代司马光云：“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忠与信常连用，是立德之本，源于《易经·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个敬以直内，便是诚意正心之内涵。诚意正心是何种境界？《系辞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便是诚意敬心之境界。至于后来佛家的禅定、儒家的静定等等，均与《易经》“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思想相通，而儒家之此种思想更直接源于《易经》，亦是显而易见毫无疑义。忠是敬之作用，敬是忠之体现，今日常言“诚其意、敬其心”，便是忠之诠释。皆为坤卦之形象。通过坤卦之形象而进行参悟，乃至于通过大地、高山、沧海等实物进行参悟，便是“格物”。至于孝，《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故知孝是务本之一种体现。今人骂人尝言“忘本变质”、“忘恩负义”等，实际即是骂人不务本。孝之体现，融于儒家伦常思想之中，上奉父母，中敬兄友，下爱子女，孝之一字，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集中反映。上能奉父母，则必敬天；中能利亲，则必礼于兄友，如山泽之通气；下爱子女，必能仁于众、亲于地；孝立则本立，能够回归于本位，本位在于何处？在于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一系列之关系，看似纷纭复杂，其实皆始于天地，将“父子”作为上文之分野，往上则是孝，往下则是悌。孝始于己，己正于家，再由家而推及于天下。这便是孝道之精神所在。诚如《家人卦》所言：“家人——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于是，一“孝”字而贯穿全局。如“八卦相荡”，层层相推，“父子”回归于“夫妇”，“夫妇”回归于“男女”，“男女”回归于“万物”，最终，则回归于天地，如此，便能使人与天地合为一体——人，即是天地所生。孝既是务本，则此种孝心绝无丝毫虚情，半点假意，皆是以忠信诚敬始终贯注。先人谢世后，依然要“祀祭”、“孝享”，先人往上推演，便系于圣王，故而须祭祀先人，祭祀先圣，以诚意所感。《易经·萃卦》云：“王假有庙，致孝享也”，《鼎卦》云：“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震卦》云：“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孔子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以上仅就儒学思想之一二随意谈谈，以证儒学思想之脱胎于《周易》。孔孟之思想既承传于《易经》，后世之儒生则更勿遑论了。且以《二十四史》为例，历来史书之作者，尽为官学儒生，无论立论、辩论、理论，皆是以《易》为圭臬。近人李镜池先生研究认为《周易·彖传》尽出于儒家之手，又有诸多学人以为《系辞》乃系道家之说。余则以为皆未必然也。《易》早于儒道之前远矣，直至春秋战国之时，才有百家争鸣，而老、孔之学，分属其中。孰先孰后，自不待言。孔、老、法、墨等诸子百家，应皆系《易》学之末，各家之思想，自有渊源，并非凭空而出，此渊源，则必属于《易》。《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诸子百家之学，莫不相反而相成，相背而相生也。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诸子所谓：“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之相灭亦相生也。”中华文化，三代以上，本无百家之分，亦无儒道之别。迄乎周道衰微，王官失守，散流于野，诸子争鸣，各揭其所长；各同其所同，而异其所异。百家之学，遂蜂起于一时。迨春秋战国之季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讲学自由，著作自由；原同归于一者，分歧互出，复共相与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于焉而五帝三王之道，本一而不一，本通而不通矣。班氏所述诸子，即已得百八十九家，凡四千三百二十篇。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论，《庄子·天下篇》有诸家道术之别，太史公、司马谈有六家指要之论，而班氏《艺文志》有九流十家之分。详考之，百家流派，自其异者视之，虽莫不可各立门庭而自成家，且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自其同者视之，穷源溯流，究根探本，则为《易》实一贯，莫不可“通其分而为一”也。通则大，分则小；不通而合之，则无以见其博大；不分而参之，则无以见其精微。博大则无所不包，精微则无所不至，通天下之万不同而一之，则自可与天地准，与万物一，而“宇宙在乎手”
矣。《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道广大，讲了天道，地道，以及人道。诸子百家各自出于自身之利益或理解之别异，致使有的专言天道：天道纯阳刚健，至大无外，在天成象，大象无形，则天道幽深、虚空、逸隐，譬如以邹衍为代表之阴阳家（幽深），以老子为代表之道家（逸隐），以韩非子为代表之法家（刚健），以墨子为代表之墨家（至大）；有的专言地道，地道纯阴，在地成形，则重物质、重刑罚、重现实、重谋略、重驳杂、重形名，譬如以许行为代表之农家（重现实），以吕不韦为代表之杂家（重驳杂），以苏秦为代表之纵横家（重现实），以孙膑为代表之兵家（重谋略），以公孙龙为代表之名家（重形名）；有的专言人道，如何治人治身，譬如以扁鹊为代表之医家，以孔子为代表之儒家。而天地人三才之下，又有若干分野，譬如“太极生两仪”，太极为《易》，两仪为阴阳，即乾坤；两仪生四象，四象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象生八卦，即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注：两仪为乾坤，问两仪如何生出四象？先将乾上坤下组合，则上互卦为巽——老阴，下互卦为艮——少阳；又将坤上乾下组合，则上互卦为震——老阳，下互卦为兑——少阴，四象生于乾坤之中，故谓两仪生四象；又问四象如何生出八卦？则将老阴与老阳组合为一组《益》卦，将少阴与少阳组合为一组《咸》卦，亦可将老阳与少阴组合成一组《归妹》卦，老阴与少阳组合成一组《渐》卦。先看《益》卦，巽卦与震卦皆是上扬之卦，特性属往来阖辟之往，故从下卦开始往上读；而泽卦与艮卦皆是下沉之卦，特性属往来阖辟之来，故要从上往下读。将《益》卦列于前，将《咸》卦列于后，按顺序直读：先从下往上读《益》卦，下卦为震，上卦为巽，合而为大《离》卦；再从上往下读《咸》卦，上卦为兑，下卦为艮，合而为大《艮》卦。如此八卦就全部形成了，先出震卦，然后出巽卦，然后出离卦，然后出兑卦，然后出乾卦，然后出坎卦，最后为艮卦。此乃八卦形成之顺序，孔子于《说卦传》作如是言：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亦为后天八卦之顺序及方位。邵雍画出此图，乃言：“乾统三男于东北，坤统三女于西南。乾、坎、艮、震为阳，巽、离、坤、兑为阴。”）乾卦统摄艮、坎、震三阳卦，考其特点，上面所提及之九家可以分别对应，乾宫中的阴阳家善言天道，对应为乾卦，乾者天也；法家讲求刑罚，制人以律法，使人知其所止，对应为艮卦，艮者，止也；道家“明哲保身”，“上善若水”，“处众人之所恶”，对应为坎卦，坎者，陷也；墨家摩顶放踵，不计个人，利济天下，对应为震卦，震者起也；杂家拼凑各家，杂糅一体，对应为坤卦，坤者众也；农家以农业为计，依地而立，自力更生，对应为坤卦，坤者地也；纵横家为攫取自身利益，而不惜纵横驰骋于外，离间和合诸国，对应为离卦，离者散也；名家擅于诡辩，雄辩滔滔，对应为兑卦，兑者说也；兵家长于谋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贵在神速，对应为巽卦，巽者风也。儒家重在人道，《系辞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此男女，便是人之谓也。可知人为天地所生，头顶天，足踏地，儒家重于人，则宜以《泰》卦应之，天地生人，天地合和故也。故儒家思想之发祥地鲁国，有名山古称岱山、岱宗，于春秋之后始更名为泰山，当合此意。医家治人，亦用“泰”，泰训为安，平安之义。然则六十四别卦宗于八卦，八卦所归，俱为经卦《坤》(八纯卦之归藏卦皆为《坤》卦），而坤卦顺从于天（《周易·坤卦）：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易经》里讲乾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说实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之根本来源。是故无论百家中之任何一家，虽各自立足不同，而其思想核心，归根结底，均是指归于天。亦皆阐言天道。仔细考究，便能发现，诸子均是以《易》学之思想为自家学说之中心。中心既同，而表现各异。其实以上只是强作归类，事实上儒家与道家均能集合百家之大成。儒家因其集百家之大成于一身，于汉武帝时，方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形式上虽如坎卦“处众人之所恶”，“不敢为天下先”，逸隐不显，然其内涵却是直承《易》学心法、阐衍天道，其“长生久视”之肇端则源于《易经》“生生不息”之思想。老子所遗《道德经》五千言，亦不外是对《易经》之注解，或为《易经》之读后感言。因其五千言中只字未提《易经》二字，故而致使康有为“愤愤不平”，不得不言“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
《乾卦》），乃是讲乾卦统摄万有，成其象而又不见其形，乾卦真空，而能“品物流行”，便即妙有。“真空”对应老子之“常无”，常为恒久之义，不作“寻常”解。其道善变，故“非常道”，此处之“非常道”，作“非恒常之道”解。今日人每言“世事无常”，便是源于此，“非常道”即“无常道”。”。“常无，欲以观其妙”，换言之，则是“真空，欲以观其妙”，岂非真空妙有之谓？为阴者卑下于地，《易》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卦大象无形，简曰“无”，坤卦“德合无疆，含弘光大”，简曰“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至哉坤元），乾坤为《易》之门户，生成万物，两者同出于《易》之本体，而立名目以区别。两者相合，便是玄，玄，可谓之太极。玄之又玄，类如后世所解之“无极”。“道可道，非常道”，所对应者，便是易之“三易（义)”。易之三义，一曰不易，二曰变易，三曰简易。不易即是道，变易即是非常道，简易即是可道。何也？道不变，天亦不变，道恒常不变，此为不易；道显其变化而成其不变，此为变易；大道至简可以实证、可以言说，此为简易。佛家亦有真如相，对应于不易，对应于道，“如如不动，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净不垢，”又有无常相，对应于变易，对应于非常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又有顿悟相，对应于简易，《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须知智慧德相，与妄想执著，唯在一心，初非二物。迷之则全智慧德相，变成妄想执著。悟之则全妄想执著，复成智慧德相。喻如水结成冰，冰融成水。相虽有殊，体本无二”，宋代《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卷一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即佛教禅宗之始。禅宗之法，重于“明心见性，顿悟超脱”，即其简易之法。又，《易经》六十四卦，用元字以配卦名者，唯独乾卦与坤卦，称作“大哉乾元”与“至哉坤元”，足见此两者是同等重要，一齐所生。故“名可名，非常名者”，犹释迦文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自道“未曾说得一字”，与“不可说，不可说”之上乘旨意及《金刚经》“所谓佛法，即非佛法”、
“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等毫无二致。因道不可道，佛不可说，故达摩东来，即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立其宗。老子不曰直指人心，只教人于文字外自体，于语言外默契，虽说五千言，只是随宜说法，实非大道之本体，切不可执言以为道。老子之教，是令人所知，常名不可名，凡名皆权立，不可执名以求道，名言皆是“时法”，尽舍名言，始可近道。名者，所以名道也．名物也；故名不可执，相亦须破。随立随破，随破随立，破立皆活，不可以方。此即《金刚经》所谓“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及如来说：“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与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同其旨意！故六祖《坛经》直说：“无名可名。”又云：“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实亦无名，即老子之“道隐无名”、“道常无名”也。此即两家破名相之粗见，与凡所有名相，皆是虚妄之旨。若执名以求道，犹执指以求月也。名非道也，指非月也，执此则滞此，执彼则滞彼，无执则无失。名相两遣，则真体自露矣。故老子五千言八十一章，观之散漫而却为一“道”字相统摄，真乃形散而神凝之奇文矣！余尝谓之曰：独超文字出新义，方于言外见真章。是此之谓也！王弼《老子指略》云：“玄，谓之深者也。”张衡曰：“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说文》曰：“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像幽而入覆之也。”宋代苏辙子由则曰：“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以上形容，实皆天之象、天之道也。玄者，转也、圆也、寰也。玄通旋，转也；转则圆，圆则周普，故曰玄寰；玄转而虚空至极，故曰玄空；周转而完满，故曰玄元。皆天之象焉。今人李建军先生（当代学者，原名李森，1955年生于陕西省米脂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美国南加州大学人体工程学计划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著《中轴》一书，其《天体运行的特点》一节云：“现代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已经使我们知道，宇宙的诞生是大爆炸的结果。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正负态时空和正反实物质，太极图的S轴是正负宇宙扭绞形成的。S轴的上端为宇宙的正极，下端为宇宙的负极。两极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宇宙的生命所在。S的顺时针旋转，为宇宙的大爆炸、大膨胀，是能量外放的表现；S的逆时针旋转，为宇宙的大收缩、大湮灭，是能量内敛的表现。白鱼表示我们所处的正宇宙，黑鱼表示相对的反物质宇宙。白鱼中的黑点代表正宇宙中的虫洞，是通向反物质宇宙的时空隧道；黑鱼中的白点代表负宇宙中的虫洞，是通向正宇宙的时空隧道。天体形成以后，它是按逆时针方向旋转的。于是，整个宇宙便成了一个大漩涡，人类随着它以每秒数万公里的速度旋转；银河系也成了一个大漩涡，人类随着它以每秒230公里的速度旋转；太阳系仍然是个大漩涡，人类在地球上以每秒50公里的速度围着太阳旋转。这样，宇宙间的一切就都在旋转了。如果我们用显微镜仔细观察脚下的土地，那么就会很容易看到，即使是那些原子、电子也都在无尽无休地旋转着。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旋转我们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把瓦片扔出去，要使它旋转才能扔得远；子弹出膛通过枪管里的复曲线使它旋转而出；自来水从水管里旋转而出；顶杆螺旋杂技表演在倾斜状态下不会掉落；陀螺旋转时把托板抽调，它能悬空旋转。再看人类自己，假如用高倍显微镜看，肉体便消失了，肌肉组织呈完全结晶的状态，你可以看到总长
2米多的双螺旋DNA分子，分布在60兆个细胞中，它们互相缠绕，就像微风吹动下的麦苗，做的也是圆弧形的旋转。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的发展、思维的运动、生命的进程，都是在螺旋式上升的旋转中进行，旋转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三维空间的旋转在时间上的变化是用波来表示的。所以，旋转和波是宇宙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根本法则。没有物质，世界不能存在，没有旋转，物质就不能存在。天体的运行都是按逆时针方向旋转的，但它产生的影响地球的力场却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使地球上的人和物都承受了一种上有顺时针、下有逆时针两种旋向相反的螺旋力场的作用，这种力场就是宇宙螺旋场。宇宙螺旋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全息性，二是它的阴阳性。就全息性而言，宇宙螺旋场的全息烙印留在大自然万物上，我们轻易就可以看到它们。比如地球的外观多有环形的山和曲流的水、天象的北斗七星呈S形勺斗柄等，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观看到的现象。还有植物，如爬蔓豆角、牵牛花、莺萝及各种藤树等；动物，如蜗牛、海螺、绵羊角、牛马羊的旋涡毛发等，比比皆是。那么具有高级智能的人类呢？更是处处与宇宙双螺旋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人类的身体是S形的，支撑人类身体的脊椎也呈S形，大脑的沟回、大肠的回曲、指纹、头顶的发旋等，到处都有螺形的印记；人类遗传密码DNA同样也呈双螺旋形状。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其阴阳性来说，不仅体现在天体运行的左旋、右旋上，世上万物都是雄雌、正反、向背、高低、长短、盈亏、损益等阴阳特性，而且它还隐藏在细胞核内遗传密码DNA的双螺旋中。全息性和阴阳性共同组成了宇宙螺旋场效应。处于宇宙螺旋场中的一切物质都在运动，且呈现出明显的全息性和阴阳性。那么，在万有引力作用控制下的星体和万物的运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科学已使我们了解到它们运行的轨迹一般都相当接近于圆锥曲线。为什么浩瀚宇宙中数不清的星球都是圆的、椭圆的？这是宇宙生成法则造成的，是全息性的表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大家应该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直线运动，这是万有引力的作用。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连光线的运动也是弧线，不是直线。相对论指出，引力不像其他种类的力，只不过是空间一时间不是平坦的这一事实的后果。正如爱因斯坦早先假定的那样，空间、时间是由于在它中间的质量和能量的分布而变弯曲的。（《中轴——人体的平衡与奥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P3）”兹列李建军先生长文，旨在使人确知后世之科学，恰好印证先贤之明。今人尝问，老子何故有此知焉？老子全篇之教，皆是使人戒欲守静，恬淡无为，而智慧自生，此教与儒佛之旨，亦相大同焉！譬如“十六章”率先立训：“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四十七章”所谓之“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三十七章”所谓之“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又有随时入于定境之教，“二十六章”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故而玄者，旋也。周转而完满，则自含一切，天道已备地德，已涵万物，故天者高高在上，覆盖万有。既含地德，则老子曰“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则知，同者玄也，玄者，同也。由天道而玄同地道、玄同人道、玄同万法万有。故玄之又玄者，同之又同之谓也。天地合同而生物，天地玄同而生有。故言“天圆地方”，乃天地玄同之象矣。方者本也，固守其本，抱元守一，而天道自成，“善抱者不脱”之故也。盖因其有根本，不为外物所牵，内心方正静定，如来自见。放之于外，则圆融完满，如佛陀之境，视一切有情无情，皆平等不二，甘露普降，周遍三界。为人实当若此——外圆内方，以象天地，则必顶天立地而成圣也。内守其方，则内圣内明，随性使之然，无不皆是王道，自成神功，故天地之象，外圆内方，后人括之而曰“内圣外王”者是也！
老子此末尾一句，与儒家“克己复礼”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究其本原，则均源于《易经》，实则是坤卦之内涵。年，唐睿宗景云二年，睿宗将天台山道人司马承祯（案：司马承祯647～735，法号道隐，又号白云子。少时好道，无心仕宦，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导引、服饵诸术。后遍游天下名山，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文学修养极深，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为“仙宗十友”。更多事例，详见本书附录《千古易人略评》）请至宫中，咨询阴阳术数之学。盖一般修道之人为求得道，多博学他术以利身。又因常入深山之中，与狼虫为伴，与世相隔绝，则须习武防身；因试食外丹而易中毒，便精研医术便于自救；又精通阴阳五行占验之术以自知运势穷通，可以趋利避害……故古之修道者，多为博学广能之士，颇类于儒家“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之谓，亦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谓，盖以得道为宗，余皆辅佐之力而已。故司马承祯作为当世之高人，自然精通术数。讵知唐睿宗有此雅好，竟专门请来司马道长求问术数之学，一般而言，自然必令道长受宠若惊，该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孰料司马道长不言术数竟转而言道，对唐睿宗进行好一番说教，告诫皇帝作为执政者不应迷恋小术，而应心仪大道。以损欲修身为要，进而至于无为之境。苟能使家国大安，便是功德无量之举。唐睿宗问阴阳术数而不可得，则转而又问治国之道。睿宗言，就修身养性而言，无为之道固然是至高境界，然治理国家之境界又当如何？司马承祯言，国家便如人之身体，倘能做到顺应天地万物发展此自然之理，而帝王心中毫无任何私心杂念，天下便自然能得以大治。司马道长所言，要皆本老子之教而来，本章所谓“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中华书局2009版，P2577）”
之代称。故“和其光”便是“和其天（性）”，“同其尘”便是“同其地（情）”。沈先生此时之解，余以为已然窥入老子之堂奥。便即人应体天地之德，与天地合一。亦是老子所力主之旨。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便是和光同尘、玄同一体之阐释。须知乾卦大明，纯净而精光，《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坤卦大地，乃聚合万千微尘为一体，驳杂而精微，《易》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故乾卦洁净，坤卦精微，孔子曰：“洁净精微，易之教也！”道家和光同尘之义，岂非儒家天人合一之谓也乎？
，虿之毒，则中心为之惨痛；未害于耳目，而百节为之不用。天地不言，以其虚无，得物之中，生物不穷。圣人不言，法令虚而合物则。天狱空而无禁，鬼神静而无为。天下荡荡，不识不知而大治也。言出则患入，言失则亡身。（中华书局1994版，P127）”君平所言，穷通老氏之大旨也。
版，P6）”元代吴澄幼清曰：“谷以喻虚，虚则神存于中。故曰‘谷神’。谷即中之处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谓元气常生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气之濡弱和柔，上加玄字者，赞美之辞。玄牝者，万物之母也，庄子所谓‘太一’者，此或号之为灵宝，后天之宗。门，谓所由以出。根，谓所由以生。虚无自然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庄子所谓‘常无有’者，此或号之为元始，先天之祖。绵绵，谓长久不绝；若，犹云而也。存，谓神之存。勤，犹云劳也。凡气用之逸，则有养而日增，用之勤，则有损而日耗。言神常存于中则气不消耗也。（华东师范大学2010版，《道德真经吴澄注》，P9）”以上二家，悉以天地之道而注老，贴合易道。谷神二字，唐代天文历数家傅奕云为“幽而通也”，类于易家“变则通”之谓；北宋司马光云：“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司马光所论，犹合于易，亦即易家“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谓也。
是岁（汉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中华书局2009版，P669）”此则记载，是言皇帝为筹私房钱公然卖官鬻爵之典故。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皇帝允许于西邸卖官，价格不等：两千石俸禄之官员，售价2000万钱；四百石俸禄之官员，售价400万钱。若是依照德行选拔（如举孝廉、举忠义等）出来之官员，要么付一半钱，要么付三分之一钱。并于西园专门设立府库来贮藏如许钱财。人们可到宫门上书，提出买官之请求，国家便视此县之实力强弱、好坏再行决定卖家高低。富人须先交钱，穷人可以先上任，然后加倍交钱。皇帝又私下授意左右亲信贩卖公卿职位。公之位，开价1000万钱，卿之位，开价500万钱。皇帝何故公然卖官？原因并非国库空虚紧张，或者是为筹集军饷或遇到难解之事而无法支挪（纵如此恐亦不能任意贩卖官爵罢！），却是因为汉灵帝尚在做侯爷未为皇帝之时，俸银不够其人挥霍，常因缺钱而痛苦。如今既为皇帝，君临天下，老皇帝撒手便去，亦未累下私财遗与新皇帝，故新皇帝不得不贩卖官爵以聚私房钱。此事若非白纸黑字录于史书之中，直叫人不敢相信。作为帝王，正如《诗经》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举国上下莫不属于王者，竟要积蓄私房钱，且以公然贩卖国家官爵为敛财之手段，真是匪夷所思之至。执政者昏聩若此，不得不令人扼腕痛惜。当此之时，有钱便能买权，得权便当敛财，继而再买官，再敛财，如是循环往复，则贤人君子不得其位，而朝政尽为贪官污吏所把持，国家岂能不腐不败？贪官日多，则国家弥贫，从上到下，形成权钱交易，势利所至，而使敛财不择手段，必定搜刮民脂民膏，假以时日，则使民不聊生，又必定使国家走上官逼民反之穷途末路。事实验证，后来果然——人民穷极潦倒，无路可走，于是巨鹿张角三兄弟高举义旗，率黄巾军对抗朝廷，爆发农民起义，给予东汉政府以沉重打击，虽然黄巾军最终遭受镇压，然影响极大，自此之后，东汉政府已然名存实亡，迅疾走向覆灭。唐太宗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战国策》亦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汉灵帝之作为，便即极端之自私，以天下国家之公器（官爵）充实一己之私欲，终于自取灭亡。今每闻人尝言大公便即大私，大私便即大公。独余意不以不然，盖汉灵帝之所为，以天下之大公满足一己之私，恒可为大私之至，终究如何？能为大公也乎？凿凿而为老子所示之反面教材，发人深省。故大公便是大公，大私便是大私，公私分明，岂能以公图私，以私混公？无私方能大公，而大公不为大私而自成其私也。
等待时机，“动善时”。《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所谓须，即等待时机之义，故《杂卦》传云：“需，不进也”，为何不进？内有深意，“密云不雨”，并非不下雨，是乌云密布将要下雨，虽眼下无雨，却要未雨绸缪，做好准备，君子处时待机而动）、《水泽节》（节者，守也，“事善能”。所谓事善能，便即“处事当使所能”之意，非所长，事难成。扬长避短之谓。故节而有制，所制者为其短矣。且夫节其所行，蓄其所能，则节能终可大用，开源节流之谓也）、《水火既济》（水乳交融而相合，信之象，“言善信”。）、《水雷屯》（《屯卦》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朱熹言：“经纶，治丝一事，经引之，纶理之也”，“经纶”者，乱而整理，治理之义。“政善治”）、《水风井》（内卦巽，初爻发动，表地之变，化为巽，通，通而使地下水而流行，此乃变通之道也。地变而通，通则使水流无阻，《井卦》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所谓无丧无得，意即汲水而去，复注满，此为无丧、不失之义；井水非井之水，乃大地自然之水，故曰无得。《彖》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正也”，乃言水井建成，无私无欲，无得无失，刚健中正，凡汲用者皆可致养，纵使地区有所变动，水井之位置、功用固然不变。老子“与善仁”之言，非此何谓？）、《水山蹇》（《蹇卦》象辞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今人霍斐然先生《周易正解》(《华龄出版社》1999版P156）注解云：“蹇之上卦为坎水，上互为离火，水上火下为既济。下卦艮止，下互坎水，达到静如止水，修而有德。”此静如止水，唯渊而能成。且夫《蹇卦》之象，“利见大人，往有功也”（《蹇卦·彖辞》），何故往而有功？曰：山上有水，水性善下，而下山之途虽多舛阻，却能不远千里利济万物，故而有功。百川相汇，则成渊海，亦为其功。故言“利见大人，往有功也”。能成渊海，心宜如之）、《水地比》（《说文》曰：“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密者，亲密也，志同道合，相辅相成。后世引申其义，称夫妻为“贤伉俪”，伉俪者，比肩之谓。比翼双飞，同心同德也。《比卦·彖辞》云：“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水亲下，地容之，则无间。无间，亲密故也。水善下，甘卑之义，地善载，厚德之谓，岂非志同道合也乎？《比卦·象辞》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水得地则为有所，所者居也。故“先王以建万国”，“居善地”，其善于择吉而居之义）如是，老子所云水之七善，虽不明言《易》卦，却皆本《易》理而来，是读《易经》之感悟，是对水下七卦之注解。水之七卦，对应水之七善。水之七卦从乾卦至于坤卦，老子则自坤卦反言于乾卦，其中唯独将震卦与离卦相错。依老子之顺序则为“居善地”，应《水地比》；“心善渊”，应《水山蹇》；“与善仁”，应《水风井》；“言善信”应《水火既济》；“政善治”应《水雷屯》；“事善能”，应《水泽节》；“动善时”，应《水天需》，对应果真丝丝入扣，契合无差。今人尝言“习坎近道”一词，实则即是将易老并提。“习坎”出于《易经》，而“近道”则出于《老子》“故几于道”一句。老子读《易》而乐道习坎，孔子对水亦情有独钟。譬如《荀子·宥坐》云：“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洮洮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孔子所论，与老子所论，可有不同？则道家与儒家，实为一家。又可证也。
先审第一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者，满也，《尚书·大禹谟》云：“满招损，谦受益，是乃天道”。《大学·传第十章》云：“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国语·越语》尝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与老子所言，几无别异，考其根本，皆是本于《易经》观天察地、法天象地之理。《谦》与《损》俱是《易经》之卦名。《周易》卦序将之一前一后并列，辩证观摩，犹如乾坤二卦，看似有前后之别，实则同出而异名，故同谓之“元”。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此为《损卦》之注，《损卦·彖辞》云：“损下益上”，此一句，老子在其后文中又将引发出另外一句注解,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此即《损》卦“损下益上”之注，容后再谈。不过全句仍然又回头补充讲了《乾卦》之精神，“不如其已”、“不可长保”、“莫之能守”、“自遗其咎”等，均是在发挥“亢龙有悔”之义。《乾卦·上九爻》云：“上九，亢龙，有悔”，《乾卦·象辞》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乾卦·文言》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者，过也。含过盈、过锐、过满、过骄等义。《周易》以“亢龙有悔”四字来阐明天道，而《老子》却以专门之一章来作注解。《周易》六十四卦之排列，“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四对错卦共八个（《乾》与《坤》，《坎》与《离》，《颐》与《小过》，《中孚》与《大过》），余皆综卦，共28对，辩证以论，《周易·杂卦传》之作者有较全之论述，可与老子之论相互参看，十分贴切。今人多以为《杂卦传》因不依序卦次序以释义故名杂卦，余则以为《杂卦传》重在六爻相杂所得一卦之精义，而非为杂乱六十四卦卦序而立名。故卦序之排列略依《序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之大端形式而不尽同，旨在“卦义”，并非“卦序”。
所谓守心，便是指一心不乱，而清静无为无欲等均是为守心而设。禅宗达摩初祖开示二祖神光慧可，更有“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之训，所谓心如墙壁，便是要“外息诸缘”，使“内心无喘”，使我心如如不动。五色、五音、五味全然不恋，全然无关，而与老子之教，赫然相通，更与六祖所云“外不著相为禅，内不动心为定。若能当下承当，此心反染成净”亦更无二致。法眼宗开派祖师文益禅师有一论，又颇与老子所教相类：近名终丧己，无欲自通神。识远乾坤阔，心空意见新。闭门只静坐，自是出风尘”。唐代刘禹锡作《陋室铭》，其中有名句云“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岂非定静思想之发衍？
故爱身便是为爱天下，若因为爱天下而爱其身，则天下可以托付于其人也。如此则当法效于天，天道幽冥虚玄无其形而不可见，是谓无身，因其无身，反能长生，故治身须当如此，不使荣辱加于自身，则身虽有而实如无，身无累，故身治也。身且能治，则天下岂能不可治乎？故言“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明代王夫之《老子衍》云：“众人纳天下于身，至人外其身于天下。夫不见纳天下者，有必至之忧患乎？宠至若惊，辱来若惊，则是纳天下者，纳惊以自滑也。大患在天下，纳而贵之与身等。夫身且为患，而贵患以为重累之身，是纳患以自梏也。惟无身者，以耳任耳，不为天下听；以目任目，不为天下视；吾之耳目静，而天下之视听不荧，惊患去已，而消于天下，是以百姓履籍而不匹倾。”船山之语，善矣。而《泰》卦之象，便是天下大治之义也。老子此章，实为《泰》卦之注。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又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又曰：“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禅宗六祖亦曾谓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两相对照，此又岂有二乎?
”譬如薄荷为草本，香樟为木本，葫芦为藤本，恰似六十四卦可归于八卦，八卦可归于四象，四象可归于两仪，两仪复归于太极。六十四卦所归之八卦各有其性，其性不同，则命亦不同，万物不过是对天性之复命。命即为天地自然之性，此性恒常不变，能知此则为明晓事理。不知此便会妄作，妄作便是逆天而行，将招致凶灾。老子此后一句，实是《无妄卦》之注。老子由此而得出“天命”、“天性”之观点，即一切万物由天所生，则必为由天所命。人应知天命之道，顺天应命，此言与儒家之天命观殊无别异。子思于《中庸》第一章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不同，其秉性则不同，万物皆率其性而生灭，此便是天之道。如鱼之性，善于水，若反其道而行，不顺其性命之理，使之于沙漠，则为妄作，必当速亡，故言“妄作凶”。明白天命天理之人，便能淡然无争，包容万物，能容万物于胸壑者，其境界必定周遍完满，如同于天，天即为道，天道生生不息，恒久不绝，人亦必能若此。《周易·系辞传》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颖达疏曰：“君子寂然无心，体道以为用，不滞于所见，为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任其自然之理，不以他事系心，端然玄寂，至极空虚而善应于物，不可思量而玄远览照，乃目之为神。”刘遗民（352—410，晋代著名佛教居士，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在今江苏铜山县。年少丧父，侍奉母亲极孝。擅老庄学说，不随便混杂于当时世俗）《致僧肇书》尝言：“圣心冥寂，理极同无，不疾而疾，不徐而徐。”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篇》亦云：“种智之体，豁如大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为无乎！”故致虚极、守静笃，便入于佛家所谓禅定之旨也。儒家自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言而力倡定静之后，历来之儒门高士，莫不以定静为重。成为贤哲君子入圣之要门，亦为世间英雄豪杰进德立业之要功。宋代周子濂溪谓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又曰：“无欲则静，静则明”，“无欲则静虚动直”。陈文恭白沙之学，极着力于静，其亦云：“人心本体皆一般，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则有碍。未动之前，不着一物则自虚而无碍，廓然若无，感而后应也。”“此心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谓曰：“自濂溪下至程门，皆以主静教人。晦翁怕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实则“敬”与“静”两种功夫，乃是“诚意”与“静心”。诚意方能敬，正心方曰静。朱子所以不欲与禅宗相混，并非有他，纯系宗教门派之隔，又唯恐门人皆入于禅家乃舍事业而不为，故时时提点，时时区别，朱熹此举，实则亦大可不必。愚以为，宋代理学家排佛之言，睹之实不足为论。反证当时斥佛之儒者对佛家宗旨奥义之茫然无解，亦未能于根本处真正领悟孔子心法。如《程氏遗书》卷一云：“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它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生死。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予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陆象山亦云：“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语录》上，傅予云季鲁编录32、《象山先生全集》三四）”。“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此所以为常也。唯释氏者，以成坏为无常，是独不知无常乃所以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谓常也。释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为妄，何其陋也！……张子厚尤所以切齿者此耳！（《程氏外书》七，胡氏本拾遗25）”朱熹谓曰：“儒佛见处，既无二理，其设教何异也？盖儒教本人事，释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缓于见性。本死生，故急于见性。（《答李伯谏》，《朱子文集》）”以上诸说，均为不通佛家宗旨之证也。佛固然以了生脱死为要，正因其欲求了生脱死，而须于当下尽善于人事，尽善于人事者，便即福德资粮之修习，若人事尚未尽善而迫切于修证大果，岂非妄想，又岂不谬也哉？故佛家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之教，所谓四重恩者，《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乾隆大藏经》中国书店2009版第61册，P401）谓：“须知各人业力、根器不同，而入其门类，亦因其因缘而异。三教之状，其表象各有特色，而宗旨为一，不过均是应运而生，各因所需，作用不同而已。盖道家多为离尘去俗，超然世外，独善其身之者，故历来之大隐，绝多道人；儒家不舍世人，而入于世间，立功立德立言，成就不朽功勋，实则是为建造人间净土而为，颇类于修习佛家之资粮位，以待因缘会聚时，入佛入道，成圣成道；佛家之学，浩如烟海，圆融完满，论及人生宇宙，至大至宏，至细至微。儒道二学所言及者，佛家莫不尽言；儒道二家尚未言及者，佛家莫不说尽。故佛学实是广博精微之至。两千七百年前，正值吾国春秋战国之时，七国争雄，战乱纷纭，老子及孔子分别应运而生，又分别传下儒道之学，一者教人隐遁，明于盛衰之道，独善其身，修真证道，自拔于乱世，类于佛门之出家比丘、比丘尼；一者教人激流勇进，以仁义礼智信力挽狂澜于既倾，打造人间净土，积累福德资粮。（儒家所谓“大同世界”、“大同社会”即是。《礼记·礼运·大同》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类于佛门之在家居士。而同时代之印度，亦有十六雄国及若干小国，然彼时之印度，却与春秋各国不同，春秋时诸侯割据，互争雄长，而印度却和睦共处，互无征战，且能互通往来。此论从悉达多·乔达摩抛弃太子之位，辗转于各国遍参众学之过程便已足证。例如其尚未成道之时，曾在槃荼婆山中修行，一度入于山下之王舍城（Raijagriha）乞食度日。城主频婆娑罗王闻悉达多之名而前来探访，与之论道，并震惊于悉达多高迈之精神与渊博之学识，愿以王位相让，劝请还俗，竟然遭受悉达多之婉言谢绝。频婆娑罗王只得退求其次：与悉达多约定，将来您若成道，请先来我国救渡。宋代天台宗志罄和尚撰《佛祖统纪》原载云：“()()若成道时，愿先见度。”《太子瑞应本起经》（《乾隆大藏经》中国书店2009版，P370）云：“后来悉达多菩提树下成道，如应前约最先常住于王舍城中，弘法布道。由此可见，彼时印度，盛兴禅让，见仁者而生恭敬礼让师学之心，是当世贤明之风，仅此点即可譬于吾国尧舜之时。吾国亦有尊师重道之训，师道者高于王，《礼记·学记》云：“孙夏峰、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于
& &第二十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注：应诺与呵斥，相距多远？美好与丑恶，又相差几分？人们所畏惧的，不能不畏惧。此等风气从远古以来便即如此，亦似乎未有尽头。众人都熙熙攘攘、兴高采烈，仿佛将要参加盛宴，又仿佛于春天里登台眺望美景。
帝纣……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冣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而我却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混混沌沌啊，如同婴儿还不会发声嘻笑（孩通咳，引为笑声）。疲倦闲散啊，好像浪子尚无归宿。众人都有所剩余，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我真是有一颗愚人的心啊！众人光辉灿烂，唯独我迷迷糊糊；众人都严厉苛刻，唯独我却如此淳厚宽宏。恍惚啊，像大海汹涌；恍惚啊，像飘泊无处可停。世人皆精明灵巧有本领，唯独我愚昧又笨拙。我不同于人，是因为得了道。此章以自我作解说，有现身说法之意味。通篇又是讲坤卦之德行。坤卦宁静安详，故对喜乐等等一切均无动于衷，乃言“我独泊兮”；坤卦容纳万物，细致无声，故言“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大地纵横遥远，似乎无以为家，故言“傫傫兮，若无所归”；坤卦一味付出而不求取，故言“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坤卦沉静幽闷，故言“昏昏”、“闷闷”；坤卦从始至终，均是如此固执与坚持，任人践踏，很卑下鄙夷，故言“而我独顽且鄙”。坤卦是大地，故“异于人”，她之所以如此，甚至如是高贵，是因为她是万物之母，故有天然之母性，天然之慈爱。狭隘于人，则是对子女之爱，故为人母者，常心怀慈爱，乐于奉献及忍辱；放之于天下，则是对万物之爱，故言“而贵食母”。日本大正藏收录有《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此经据后人考定为伪经，非佛陀所亲言，故未收入《中华大藏经》中。然纵为伪经，其所阐释之精义，亦自有可取，比之寻常论著，又非可等同而论，此经与吾国之《孝经》相参看，读之委实震人心魄。《父母恩重难报经》总结父母爱护子女有十种深厚恩德：第一，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母亲经过一番生死痛苦之挣扎，生产了孩子，并知道孩子平安无事，她便不以自己之痛苦为痛苦，心生喜悦）；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按词面直解，譬如孩儿尿床，弄湿被褥，母亲便赶紧将孩子移于干爽处，自己则卧于湿冷之处。引为父母总是将好处留与孩儿，自己虽吃不好睡不好，却毫无怨言）；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行远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经中云：子苦愿代受，儿劳母不安）；第十，究竟怜悯恩（经云：“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乃是不离不弃，彻底之爱。另，又有《父母恩难报经》一卷，为释迦牟尼佛所亲言，收录于《大藏经》中，见《乾隆大藏经》中国书店2009年版，P655。其文字内容颇不及《父母恩重难报经》）。《老子新译》中诠释此章，云：“老子对当时许多现象看不惯，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而在表面上却故意说了些贬低自己的话，说自己低能、糊涂、没有本领，其实是从反面抬高自己，贬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在自我吹嘘、自我欣赏，最后一句，说出他的正面意见，他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得到了‘道’。”先生此种论述，令人哑然，不知众学人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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