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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导读孩子撞倒赖账，还是老人故意讹诈？达州摔倒老太所引起的风波，并未因为警方的调查结论而盖棺定论。
如今，74岁的蒋光容并不接受达川公安分局此前公布的调查结果。在警方11月22日的调查结论中：她系自己摔倒，与三个扶她的孩子无关；而她和儿子龚发安后来的行为，则属于敲诈勒索。她不断下跪、哭泣、发着毒誓，试图扭转自己的形象，但效果甚微。蒋光容却并未意识到，这场罗生门同样影响着达州这座小城的行为方式：有人联想起热心助人却被骗的经历；有人开始对摔倒的老人充满警惕；也有人教育起孩子不要再做好事……在这个关于人与人的故事里，信任的又一道砖垒，正轰然崩塌。 74岁，蒋光容成了“恶人”。她刚刚搬到达州的儿子家里未满一年，城市生活仍仿佛是“真空”。此前的几十年里，她生活在渠县农村，耕地，担粪，种粮……直到去年夏天，老伴去世，她孤身一人。儿子龚发安在春节把她接进城里。龚发安做装修工，妻子擦皮鞋，全家月收入过万——在当地也算富足。对于蒋光容来说，城市的日子却并不如意，她没有朋友，没有故人，邻里也极少往来。蒋光容家楼下的临街住户，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新来的老太太。如今局面更加糟糕。她们这个外来户，开始成为邻居眼中的“讹诈者”。儿子涉嫌敲诈勒索而被警方拘留后，家人开始担心如何在达州生活下去。他们没有支持者，只能不断诉说“冤屈”。蒋光容家的小区位于达州老城区，老楼房的破旧墙皮裸露着水泥。沿着狭窄的街道往西走约50米，是另外一个小区——里面住着9岁的江小华和外公外婆。即使久居于此，普通人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江小华的母亲在广州打工，父亲则在达州开车帮人送快递——一天挣七八十元。江小华下学后，常常是和朋友小文、小鹏一起玩。日那个炎热的下午，老人和三个孩子在正南花园相遇。夹着准备扔的旧衣服，蒋光容从南向北走上一个小坡。三个孩子正在上面的水泥坝上玩耍。这条路上蒋光容摔倒了，一场罗生门就此展开。按照蒋光容的说法，三个孩子从侧面一下子冲出来，撞到自己右腰处。被撞翻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就是痛，脚都木了”。情急之下，她抓住了江小华，另外两个孩子跑开了。“不是我一个人哦，老婆婆。”她听见江小华这样说。小区里没人相信蒋光容。小区居民张巧巧和陈晓萍自称目睹了此事，她们坚称老太太撒了谎。按照她们和孩子们的说法：蒋光容摔倒后，要五六米外的三个小孩子去扶。江小华走得快些，就先去扶。张巧巧说，自己一开始就看到了老太太摔倒。她以为老人是犯了头晕，但她没有去扶——电视看得多，她知道有很多老太婆会碰瓷。这个社会哪还容易相信别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警惕。目击的成年人不下十个，没一个人出手。9岁的江小华不假思索地把蒋光容拉起。但老人没有起来，张巧巧以为小华拉不动，犹豫了一下，也过去伸出了援手。蒋老太告诉她：“他把我推倒了，要赔150元钱。”这一句话引起了张巧巧的警惕。那一瞬间，这个老太和她在电视上看到的讹诈老太形象迅速重合。人们围了起来，“她是新来的”，人群里有人说。陈晓萍想要掰开蒋光容抓着小华的手。但老太太力气大，掰不开。江小华的父亲也在这时闻讯赶来，给了孩子一巴掌。人群沸腾：“你孩子是在做好事！”那一天，蒋光容被送到了小区门口的小诊所。愤怒的居民把诊所堵得水泄不通，蒋光容坐着靠在墙上，耳边全是人们的咒骂：“大骗子！”蒋光容后来说：那一刻，她心里很难受。
虽然没有证据，蒋光容还是人们视为众多“讹诈者”中的一个，人们说她“丢了达州人的脸”。 电视台来采访的那一天，人群中有人听到，一个不知来自哪里的中年男人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在超市门口坑过自己500多块钱。 这一来源不明的严重指控，在邻里间仿佛一颗烟雾弹炸开。谣言在附近居民中弥漫。蒋光容的“讹诈专业户”形象开始被人们描绘得栩栩如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那次讹诈在附近的新世纪百货，也有人说是在家家福。 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却没有人亲眼所见。两家超市的服务员没人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她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但她坚信事件发生在另一个超市。 另一则信息更加深了人们对于蒋家的猜忌。11月16日, 蒋光容的家人背着老人敲开了江小华的家门，“不赔医疗费,把老太太养到能下地走路就行”。江家不得不照顾了老人一晚，第二天再把她背回到蒋家楼下。 最终，江小华的父亲以敲诈勒索为名报了警。同一天，蒋光容上了报纸。 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漩涡，蒋家人显得不知所措。在最早将事件公之于众的一篇报道里。记者致电蒋光容的儿媳，儿媳居然承认婆婆是在家洗澡摔倒。这给了蒋家致命的打击，也让媒体给蒋光容定了性——为老不尊的讹诈者。网络上有人评论道：不是老人坏了，而是坏人老了。 蒋家人事后称，“洗澡摔倒”的说法是被人“设局陷害”。按他们说法，在家洗澡跌倒是江小华父亲的主意——因为只有说自己摔倒才能报医药费。 舆论的争议中，警方最终将事件定性为“敲诈勒索”，给予了蒋光容和儿子龚发安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但由于蒋光荣已年过七旬，行政拘留依法不予执行。一边倒谴责的人们没再能留意到：警方同时也认定，蒋老太的伤情确实是事发当天形成。 儿子被进拘留所，年过七旬的蒋光容开始面对记者不断重复着一个字：“冤。” 她牢牢握着记者的手，把脸猛然扎进记者怀里，说到激动处则突然起身跪下，发出农村女人在葬礼上特有的说唱式哀嚎。她不断发着毒誓：“如果骗人，全家死绝”。 “群众完全是冤枉我。我好怄气啊！”她和家人认为，证人住在孩子家旁，有偏袒和串通之嫌。而她们，只是个外来户。 她看着记者的眼睛，拍打记者手背，尝试获得信任：“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儿媳则指着1万多元购买的按摩器，证明自家并不缺钱。 只是蒋家人始终没能找到足够证据为老人正名。并不信任他们的媒体评价蒋光容“死不认账”；也有媒体起了调侃的标题——《讹人老太每次受访均下跪喊冤》。 人们不肯罢休。老人的家里，一位央视记者反复核对着每个细节：孩子是怎么撞过来的？三个孩子怎么同时撞到你？孩子跟你差不多高……“老人这么大年纪，怎么记得起来？”蒋光容的孙子事后试图为老人解围。 央视记者显然不想停止追问：“如果你自己孙子遇到类似情况，自己作何感受？”被媒体穷追猛打了几天的蒋光容终于脱口而出：“我不会让他帮助别人。” 听到这话，屋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突然一愣，他明白这问题其实是一个套：“估计她当时已经昏掉了。” 即使没有蒋光容，不信任也早已开始在这座城市的人与人之间蔓延。 痛恨蒋光容的围观者中，很多人有过被碰瓷的经历。李梅就是其中的一个。“达州做业务的特别多。”她解释，达州人形象地将“碰瓷”称为“做业务”。 达州火车站岗亭执勤的一位民警仍然记得：曾经，达州火车站前活跃着一群职业碰瓷者。有人假装被撞、被踩，要求赔偿；有人挑着水果担子，以被撞为由向顾客强卖。 这些人在火车站对面的高楼上轮流放哨，观察警察动静。2011年火车站联合城管、警设立联合执法岗。碰瓷者一部分金盆洗手，一部分转移到市区。 1999年升级为地级市的达州，人口众多，GPD却在全省排名只能排倒数第五。多年来，达州人有着出外打工的传统。福州至达州有一班火车，乘客多为打工返乡者——老实又有钱，是理想的碰瓷对象。 李梅自己就曾在外地打工回乡时被几个女人盯上。一个女人咬定她的行李撞到了自己的脚，要赔钱。她最终借故逃脱。 她的父亲则在路上被一个中年男人“碰瓷”。“去医院检查吧，伤是真的，你怎么说得清？”父亲最后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李梅开始尝试去理解那些碰瓷者：“是生活所迫。进医院太贵了。”她自己生病，也是在附近小诊所解决。那些伤员去不起大医院，才会找一个人垫背。她理解他们无路可走。 住在出事小区的张道国也看到蒋光容抓着孩子的一幕。在他的观念里，如今很多人连小孩也不敢去扶。 他开了一家理发店。几年前，他目睹理发店对面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从一人多高的架子上跌落。周围的人们“都怕被赖”看着不动，最后是他去扶。几年前，他还目睹过一起事故：一个爬黄桷树的孩子不慎跌落，当场昏迷。没人敢去扶，没人敢去摸，直到家长闻讯而来。几天后，孩子死了。 “人心坏了。”张道国叹了口气，讲起自己去买理发剪，被人借机把真钞换成假钞。这一切，都开始让他开始怀念往日达州的淳朴民风。 “我们现在都怕。”居民们异口同声。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终于开始演变为彼此的提防。事件发生后，蒋家人表示将对警方的处理提起行政复议。三个孩子的家人则每天安排人接送孩子上学。家人说，他们害怕蒋家报复。 事件发酵中的11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两名汕头高中生扶摔倒老人，反被赖上的新闻。人们又开始谈起此前媒体聚焦下的那些山东“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在过去，每一次类似的事件都被人们打上南京彭宇案的标签，每一次人们都开始陷入又一场关于信任的讨论。 舆论的漩涡中，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则信息是：2012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称，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最近表示确与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碰撞”。 一种特殊的氛围，正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行为方式。在达州，有人给孩子打电话叮嘱“好事莫去做”；有人告诉孩子“看见老人要绕行”……有人说：“达州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想做好事，先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钱。” 当事人小文的父亲记得：几天前，自己同学的一位长辈在公园中不慎跌倒。老人在寒冬冰冷的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没人去管。一个小孩子想扶，被家长喝止。 似乎只有学校仍在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11月25日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面对全校3600多位师生，学校领导发言倡导向小文学习。 学校还专门让所有班级开展了一次主题班会大讨论：“再遇到老婆婆摔倒的情况，我们还会不会去帮？”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对立，让小文的班主任开始担心，这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困扰。 11月27日晚上，事发地点不远处，几个女人仍谈论着几个月前的这起事件。 “要用手机先横再竖全方位拍摄，然后再拉。”有人说。 “打120。”有人说。 “如果在农村呢？120来了，人都死了。” 沉默。人们匆匆转换了话题。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源：CFP图新闻背景： 骆家辉要走了。明年初，他将告别中国。 自从2011年3月被奥巴马提名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骆家辉一直成为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东方的外表下，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的奋斗经历被认为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他又喜欢，甚至推崇东方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中国民众寄托了两种情绪。一方面，中国的网民称赞他清廉，并以此鞭策自己的官员；另一方面，骆家辉对中国的批评引发抨击，也有人怀疑他在作秀。 在喜爱和敬佩、猜测与指责等复杂的情感中，骆家辉这段充满争议的大使之旅即将结束。回顾两年中国之行，他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骆家辉的告别来得如此突然，几乎毫无征兆。 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骆家辉还发了言，“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6天之后传来了他的离讯，据中新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于11月20日上午发表告别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骆家辉表示，自己明年初就将去任——事实上，骆家辉早在面见奥巴马时便告知他，自己决定2014年年初卸任，回到西雅图，与家人团聚。 骆家辉在声明中称，担任驻华大使是自己一生的荣耀，他向奥巴马致以感谢，感谢其给予自己在北京的机会。“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是第一个担任此职位的华裔。为美国帮助管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一个巨大的、有回报的挑战。代表美国在中国居住对我的家庭也是令人激动的特权。” 骆家辉日出生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祖籍广东台山，1997年至2005年曾出任美国华盛顿州州长，2009年5月至2011年8月任美国商务部长。2011年，奥巴马在骆家辉作驻华大使时就曾表示，作为一位中国移民的后代，骆家辉是“继续推动美中合作的恰当人选”。 骆家辉称，“我对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人员在中国的工作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在一起代表美国人民共事，为中美关系作出贡献”。 他对其任期内的工作充满自豪：“我们致力于通过提高美国对华出口来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为美国企业打开更多的市场，增加中国在美投资。通过将签证获取的等待时间从历史最高的70至100天降至3到5天，我们得以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到美国的商务和观光旅行的数量。”。 离别之际，这位华裔大使对中美外交的未来寄语祝福——我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增强。尽管我们的双边关系相当复杂，我相信两方的领导能够处理好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为不仅仅是中美两方，而是整个世界带来益处。 11月14日，北京举行的一次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骆家辉正在发言。来源：新华网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年前。 日，骆家辉作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抵华，顿时成为当日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记者云集。此前，骆家辉到来的消息已经钓足了中国媒体的胃口——登机前，骆家辉拿着优惠券，背着书包，牵着孩子在机场星巴克买咖啡的照片，早已通过社交网络传遍中国。更何况，这次穿越半个地球，近9000公里的飞行，骆家辉全家坐的都是经济舱。 当晚，走出机场时，骆家辉身着休闲装，装着双肩包，一家五口人各提行李……面对扑面而来的镁光灯，骆家辉略显惊讶。 首次引发关注，骆家辉凭借的不是职务上的表现，而是个人风格。 此后，骆家辉在媒体面前一直保持着轻松、随意的风格，一种“美国式”的简单。 到中国后不久，骆家辉便跟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起，到北京街边的小吃店品尝。一边吃着小吃，他还不忘跟中国民众唠唠嗑。 同年9月，骆家辉邀请童话大王郑渊洁一起，看望打工子弟和孤儿。见面会上，骆家辉和郑渊洁向他们赠送《童话大王》，还鼓励打工子弟继续接受教育。 骆家辉带着全家去长城游玩。他们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混迹于普通游客间，游长城、坐缆车…… 骆家辉的每一次出场都受到了关注。让人们尤为惊叹的，是2012年4月骆家辉参加海南博鳌论坛时，他拒绝入住会议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原因是：该酒店价格超出了美国政府所允许的差旅费用3倍。 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时事上。2012年起，美领馆开始每天发布自己测出的PM2.5数据，这对PM2.5监测进入中国客观上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对此，骆家辉自己的解释是：美领馆提供PM2.5的信息，是为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还有其他在北京的美国人。 然而，这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意。“我认为是中国人把PM2.5的数据传播开来。很多人发微博，全北京都知道了，也传遍了全国。”骆家辉说。 曾经代表亚洲人向奥巴马发问的央视记者芮成钢，则调侃地询问骆家辉：“乘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美国欠了中国的钱？” 向骆家辉提问前，芮成钢就曾发微博称，骆家辉在有意地展示自己，“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后来，芮成钢把这番言论解释为幽默。当然，在幽默背后，藏着人民对“官吏清廉”的渴望。 有评论认为：如果说，骆家辉把自己塑成了一面镜子，那么透过这个镜子，中国人看到更多的是自己——官员必须乘坐公务舱、走VIP通道，而且以之为应然和正当的背景，才会显出一个大使乘坐经济舱的可笑。 至于骆家辉的风格，到底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自然风格的体现，至今仍有争论。但无论如何，他作为一个国家代表体现出“去官化”特征——重要官员以轻松的生活化方式出场，这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宣传。 2011年8月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携妻儿出现在北京的大使馆官邸。来源：CFP图。 骆家辉之所以引发如此的关注，与他的华裔身份分不开——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与美国驻华大使身份间的反差，让中国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化学反应。 作为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他会一点粤语，但普通话不行。他上了两年中文课，因为常把粤语和普通话搞混，老师很生气，他考试也没通过。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被要求说几句中文，骆家辉都会拒绝：“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否则）我绝对不会说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严谨的外交官，其奋斗历程也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他出使到这片祖先的土地，（却）认为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好处：“我不会说普通话的事实或许能提醒人们，我代表的是美国。” 在美国政坛，骆家辉被视为“温和派民主党人”。不少民主党人士曾经批评他接受共和党所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包括“不开征新税种”和“减少州府开支”等。 此外，骆家辉亦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较“亲商”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在削减公共经营开支的计划书中则有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解雇数千个州政府公务员、削减州立医疗保障范围、冻结绝大多数州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以及减少疗养院和残疾人士发展计划的数目。 然而，他又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者。 他的办公室里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墙上挂着孔子第73代孙的墨宝，上面写着繁体字“龍”；鼠标垫上，依然是龙的图案；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件瓷盘，盘子四围以及盘底，都画着龙。 此外，还有中国画屏风、大如意摆件、竹简上书孙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书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中国元素充满整个空间。他的书架上甚至有“考古”字样的书籍。 骆家辉说，自己以身为华裔为荣，几千年来，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指南针、钟表、印刷、火药……他为此感到骄傲。 与他对话时，你能随时感觉到他对中国的关心。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他说：“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骆家辉口中永远挂着美国梦：“我是个美国人，我也为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希望、机会、平等，为我们的创新、民主以及美国为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就像两种文化的联合展示。” 骆家辉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很旧的风筝。这是1988年骆家辉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买的。骆家辉一直把它挂在办公室，2011年又把它带到中国。25年过去了，风筝已经褪色，绸子也开始皲裂，但骆家辉依然舍不得扔掉它。 明年初，骆家辉又将带着这只风筝一起回到美国，留下的，是一道熟悉而陌生的背影。 日，骆家辉回到故乡台山市水步镇吉龙村，在祖屋门口，与村中的叔伯婶姆、父老乡亲合影留念。来源：《江门日报》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导读从东莞小镇匆忙逃出后，肖红和姐妹们各奔东西：有人藏身乡下，有人躲进工厂，还有人结伴北上，继续淘金。 她们是东莞的技师，也就是俗称的小姐。她们大多出身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去南方打工，是父辈们趟出来的唯一出路。可与父辈们的时代不同，凡有些许姿色的女孩，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在流水线上拼命加班，还是在欢场上取悦男人。肖红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就选择了后者。那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东莞，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人数约有25万人。 从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刮起的东莞扫黄风暴，让肖红和她的姐妹们四散而去。未来，她们仍然要再次做出选择。机器的轰鸣声从深巷内的工厂中传出。这晚是元宵前夜，但小镇上年味稀薄，夜幕阴沉，烟花冷清。工厂之内，一群神情麻木的打工妹正在紧张忙碌。穿着绿色工装的肖红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惹眼——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褐色的美瞳、浓艳的美甲 这一切，与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并不搭配。在这个工厂里，26岁的肖红只是个“临时工”。就在一周之前，她的身份还是“技师”，或者叫“小姐”，常出入于东莞的洗浴中心、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之中。接受采访时，肖红先是堆起职业的笑脸，称记者为“老板”，随即反应过来，改称“靓仔”——6年的技师生涯，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工厂只是她的暂避之所——8天前，一场扫黄风暴，将东莞的灯红酒绿扫得支离破碎。2月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央视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打击卖淫嫖娼。当天下午，肖红和同事们就接到经理的短信：“起风了，未来一段时间自由行动。事情过后，我会联系你们。”肖红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短信。自从2009年她开始做这行起，东莞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扫黄行动。在行话里，这个叫“起风”。肖红和同事们如同一群候鸟，每当“起风”时，就会躲到广州、惠州等周边城市里。这一次，她躲到了东莞市道滘镇。按照经验，她以为这场风暴会很快过去，几年前，她经历了一次“起风”，结果一个镇扫得人仰马翻，但相隔百米的另外一个镇却安然无事。然而，这次扫黄的力度超出她的预期。新闻一天天跟进，姐妹们的神情也一天天严肃，开始有人联系广州和惠州相熟的会所经理，准备去那里短期工作。很快，广州和惠州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风地。2月10日，广州市和惠州市公安机关连夜开展扫黄行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清查。广东省公安厅公告称：东莞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做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深挖保护伞”的批示。肖红还记得逃离东莞那一夜。当晚，她和几个姐妹在工作的洗浴中心对面找了家火锅店，吃起“散伙饭”。这家店平时24小时营业，吃饭需要排队，这天却空着7成以上的座位。酒桌上，有人打算回老家休息，有人计划出去旅游，也有人联系上其它省份的经理，准备去“面试”。肖红则选择了朋友所在的道滘镇这家工厂临时帮忙，避避风头。席间，小姐们神情落寞。有个重庆女孩认真地说：“我要回老家，嫁人”。一片哄笑声，没人相信。截至元宵节，参加那顿散伙饭的小姐们都已逃离了东莞小镇。百度迁徙图显示：自2月9日扫黄开始后，从东莞迁出的人流激增，去向以香港最多。没有了“肖红”们的东莞，犹如女子卸下了残妆。城市街道车流稀少，高档会所门庭冷落。在一家贴着封条的会所门口前，趴着一只宠物狗。工作人员说，那是匆忙出走的技师留下的。 6年前，肖红入行，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漂亮的高档吊带裙，成为东莞地下黄业大军中的一员。她的工作地点在东莞市常平镇一家装潢华丽的洗浴中心。入职前半个月，她接受了严格的体检以及各种职业培训。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如何预防艾滋病；比如遇见警察查房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哪怕那件所谓的衣服在灯光下近乎透明；再比如如何穿着这件透明的衣服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一群男人凶狠的目光下模仿模特走秀……当然，培训的内容也包含著名的“东莞ISO流程”。她不愿讲述所谓ISO的细节，总之是“用不同的姿势取悦那些男人”。正式入职后，另外一个东莞向肖红露出真容。KTV、夜总会、发廊、会所、洗浴中心……名目繁多的场子纵横交错，隐私的性事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只要你有钱，那么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洗浴中心是肖红们的主战场。在肖红工作的洗浴中心，客人们的消费每45分钟算“一个钟”，不同的项目包含不等的钟数，每个钟的收费是500起，最贵的2000以上。一个技师红不红，只有一个标准：客人点的钟多不多。肖红说，在多数场子里，经理的权力很大。依靠经理的拉客和推荐，技师才能有钟上，才能拿到不错的收入。在东莞，这一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日入斗金的小姐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如果客人对小姐服务不满意，可以向经理投诉。经理每填一张投诉单，就可以扣掉小姐几百元奖金。肖红就这样开始了皮肉生涯，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又麻木：吃饭、睡觉、上钟。钱慢慢变得只是一个数字。她身边的技师月收入多数超过1万元，客人青睐的头牌技师，月收入可能超过2万。无聊时，她们都沾染上了赌瘾，一场麻将下来，输赢时常超过千元。她们大多没有同龄女孩的爱好，不爱逛街也懒得追求名牌。22岁的张艳是肖红的同乡。她平时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白天，她大多在昏睡，到了夜里，穿什么名牌其实都一样。张艳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个娃娃脸的女孩在入行之初爱上了浴场的经理。男友还算照顾她，从来不上报客人投诉她的单子。但是，每逢男友卖力地向客人推荐张艳时，她总是心情复杂。这段畸形的爱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行做久了，张艳知道爱情是个奢侈品，“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在蒸汽潮湿的浴场内，没人仔细想过未来的日子。很少有技师选择在东莞买房——对她们来说，这里只是贩卖青春的市场，没有人会在这里安家，就连租房也多数是合租。不是她们付不起房租，而是孤身在外，多个室友多个照应，也多个人说话。只有在青春彻底消散后，才有人想过逃离。一位年近30岁的同行告诉张艳，她存了50多万，准备去个没人认识的小城，开一家美容店，重新开始生活——说这话已经是几年前，张艳有时还会遇到她“上班”，理由是“再多存一点”，后来张艳也就不问了。肖红没想过换行，她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妈咪”，那时不用再贩卖自己，还可以穿着光鲜地周旋于众多老板间。她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羞耻感。入行之初，她还编了一个弟弟求学母亲重病的段子备用，后来问得人少了，自己也记不清细节了。上网时，她看见论坛有“妓女”“小姐”的标题，总会快速关了页面。几年前，有人推荐电影《榴莲飘飘》，看到简介是小姐的故事，她也就一直没看。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脏，只是不愿面对。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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