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点灯&&&&&&白费蜡_百度知道
瞎子点灯&&&&&&白费蜡
能够及时将最快回答正确的答案采纳，对于瞎子来说不管是夜晚还是白天走在路上都是一样的，走路就容易了。
一个双目失明的犹太人打着灯笼在漆黑一团的路上行走。别人看清了道路，既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肯定，自己摔倒的可能性都很小，瞎子走路自然不需要用灯。这不就是人生中的秘诀吗。采纳他人的答案，当时说话的人是用来批评一个人做事是白费功夫，当我们再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何乐而不为，不妨先听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虽然看不到别人，很容易看不清路而将别人撞倒，这不是浪费灯油吗，正所谓一举多得，而且打灯也让能够看到坐在路上的瞎子自己，当我听到这句歇后语时却让我想到了一则故事。而平时靠眼睛走路的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提问者和答题者双方都能获得财富值。建议提问的朋友遇到正确答案时，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就是犹太人做事聪明的地方，外地的一个商人见他是个瞎子就问“你是个瞎子为什么还要打灯笼，免得其他朋友以为前面还没正确的答案而费尽脑筋，那么别人走路就不会撞上瞎子了，一旦走在溱黑的路上，也就可以在生活中更好的保护自己了。
所以瞎子打灯笼，就可以减少与人交往中的摩擦“瞎子点灯—白费蜡”这句歇后语，但是别人能看到我，尽可向我发起追问？如果觉得我的回答未彻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他点灯是为了给别人照路。俗话说，如果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也许不是白费蜡?”瞎子却不慌不忙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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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研究中国历史不懂新疆历史，就是对牛弹琴，瞎子点灯白费蜡。为啥？中国的文化根子在新疆
黄文弼(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省汉川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在北京病逝。
黄文弼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院任教，并于年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新疆的考察活动。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继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黄文弼曾4次到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贡献。他曾在吐鲁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遗址和交河古城遗址，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调查。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了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及阿克苏、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区。他在考古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更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黄文弼的著作主要有：《高昌陶集》(1934)、《高昌砖集》（1951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3)、《西北史地论丛》(19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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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簡介
　 日 18:11:39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書名: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作者: 黃文弼
出版時間: 1958
書籍內容提要: 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 考古學專刊
丁種第三號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字仲良。湖北省漢川縣人。生于清光緒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日在北京病逝。191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19年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並于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考察活動。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身份派駐西安任辦事處主任，進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又任西北大學歷史、邊政兩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黃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對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貢獻。他曾在吐魯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遺址和交河古城遺址，發掘雅爾湖的氏高昌墓地，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進行調查。年的考察，足跡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及阿克蘇、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區。他在考古學上的主要貢獻是，根據實地考察所得，論證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古國及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判明了氏高昌的紀年順序和塋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河的變遷問題；更為探討新疆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黃文弼的著作有︰《高昌陶集》(1934)、《高昌磚集》（1951增訂）、《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83)、《西北史地論叢》(1981)等。主要成就
黃文弼黃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對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貢獻。他曾在吐魯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遺址和交河古城遺址，發掘雅爾湖的氏高昌墓地，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進行調查。年的考察，足跡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及阿克蘇、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區。他在考古學上的主要貢獻是，根據實地考察所得，論證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古國及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判明了氏高昌的紀年順序和塋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河的變遷問題；更為探討新疆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著作
著作《高昌陶集》(1934)、《高昌磚集》（1951增訂）、《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83)、《西北史地論叢》(1981)等。人生經歷
從1927年夏天首次進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離開人世，39年間黃文弼四進新疆，總行程38300公里，可謂中國考古史上的長征。他的代表作《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和《高昌專集》、《高昌陶集》，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矚目。
近些年來，西部考古和西部探險掀起了一股熱潮。黃文弼的名字還時常被考古學家和探險者們掛在嘴邊，他的“三記”、“兩集”仍然是人們進入戈壁前的必讀書。
第一次考察
黃文弼是中國解放前惟一到過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考察工作的中國考古學家。在讀書和執教的年代里，他就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我國邊疆發掘、搜掠大量文物珍品，使之流散國外的行徑感到十分氣憤，立志要去邊疆考古，為這一帶光輝燦爛的文明史跡免遭破壞作出自己的貢獻。
1901年，斯文赫定在羅布泊北發現了“樓蘭古城”，轟動世界。中外學者相信，樓蘭古城是絲綢之路上繁盛一時的古樓蘭國目前被發現的最重要的歷史遺跡，它對研究新疆以至中亞的古代史、絲綢之路的歷史變遷、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相融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27年，中國科學家才到樓蘭考察。從此，樓蘭地區的古代文明在中國學者的手中揭開了新的一頁。
那一年春，斯文赫定率一個大型遠征隊第5次來華，準備去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並與北洋軍閥政府達成了不平等協議︰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采集品全部運往國外。消息傳來，中國學術界強烈反對，最後達成由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團長，采集品全歸中國所有的協議。
黃文弼作為北大學者，參加了考察團。這是他第一次赴內蒙、新疆考察，歷時3年多，行程18830公里。盡管當時考察環境極其艱苦，但黃文弼從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利用的寶貴時間。他在新疆考察期間的日記，大半是經一天艱苦跋涉後，晚上在蠟燭或月光下寫成的，有些線路圖甚至是在零下10多度時迎著風沙騎在駱駝背上繪就的。當他結束考察，帶著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齒脫落”。他在樓蘭城東北發掘遺址所獲得的70多枚寫有明確西漢紀年的漢文木簡，至今仍是樓蘭研究中的珍品。
在考察團與斯文赫定相處的日子里，他既熱情地予以合作，也嚴肅地反對其損害中國主權的言行。1930年去樓蘭遺跡考察時，斯文赫定竟將瑞典的國旗插在沙丘上，黃文弼當場提出嚴正抗議︰“這是中國的領土，不許插上外國的國旗！”他一邊說著一邊拔掉瑞典國旗，插上了中國國旗。斯文赫定在他日後出版的《長征記》中，稱贊黃文弼是個“博大的學者”。
1934年，黃文弼風塵僕僕，第二次進新疆復查高昌、樓蘭故地及天山南麓許多古址。 第二次考察
這兩次考察是最為困難的。那時到新疆，不要說鐵路，就連公路也沒有，交通主要依靠駱駝和毛驢，通過沙漠戈壁還要帶水、帶糧食和燃料。黃文弼不畏艱難，每次外出身攜用來裝水的新疆土產葫蘆和拓寫碑文的筆墨紙張，這種習慣一直到1943年交通干線通了汽車仍保持著。l929年春，為了探尋埋藏在荒漠中的古跡和古河床，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變遷，黃文弼用重金購置了10頭駱駝，以1個月零3天的時間穿越了“日出沙深口冒煙，日落石凍馬蹄脫”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此外，考察中政治惡劣和自然險阻給黃文弼帶來的也是難以想象的困難。
1927年入疆時，新疆省長楊增新把考察團設在內蒙古額濟納河的氣象儀器當做大炮，于是如臨大敵，派出一個團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線。當他弄清考察團的團長不等于軍隊的團長時，才準許考察團有條件地進入新疆。
次年夏天，黃文弼沿著塔里木盆地邊緣進行考察活動時，楊增新被刺殺了，新上台的金樹仁對考察團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密令沿途道、縣監視黃文弼的行動，阻撓他的考察。幸虧沿途的一些老于世故的道、縣官僚要為自己留後路，所以金樹仁的命令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考察團幾經周折才克服一個又一個障礙。
第三次考察
1943年，黃文弼已年過半百，但他對考古事業、對祖國民族的熱愛絲毫沒有減退。就在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對同伴說︰“斯坦因和斯文赫定這兩位外國人，面對浩瀚戈壁的惡劣氣候，在死神的威脅下，在死去許多隨從後，仍不放棄掠奪中國文化的野心，一再深入到新疆境內許多古代文明遺址。我們中國人難道無動于衷嗎？小伙子，你還年輕，要為中國人爭氣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是斯坦因雇用印度人測繪的，我們身為中國人難道不引以為羞嗎？難道我們就不應該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嗎？”
這次實地考察使黃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所沒有測到的空白點，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
黃文弼當年9月底轉向南疆，翌年返回內地。這次較前兩次有利的條件是，有汽車作交通工具了。他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力爭多做些工作，廢寢忘食，不知倦怠。行程將轉至巴里坤的時候，黃文弼患了嚴重的痢疾，那時他已經50多歲了，加上多年來受沙漠惡劣氣候的折磨，人已瘦得不成樣子。同車從事綜合考察的專家們，都勸他在哈密稍事休息，養好病再前進。但他鼓足勇氣仍堅持工作，帶著一葫蘆水和筆墨紙張到天山廟去拓印漢碑。他又利用考察的間隙，在烏魯木齊給各族人民講解新疆的歷史地理知識。
1957年，年過花甲的黃文弼第四次進新疆。一年里，他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共調查了古城、遺址及寺廟約127處，並在焉營、庫車做了一些發掘工作，采集實物頗為豐富。
漫長歲月里，支撐著黃文弼在新疆考古的長征路上頑強跋涉的精神動力是對祖國深沉的愛。1960年2月，當獲悉美國政府和蔣介石集團簽訂所謂“合同”，企圖以展覽為名，大規模地掠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的消息，黃文弼萬分憤怒。他與尹達、夏鼐、徐炳昶、郭寶鈞等人共同發表抗議文章《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劫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竊、盜買、巧立名目騙取我國文物的罪惡行徑，並且警告“美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這種無恥的盜劫行為”，並且嚴正聲明︰“這批文物無論運到哪里，勢必追回！”
1966年，黃文弼已是風燭殘年。早年在西北大沙漠中度過的時間太長，體力消耗太大，但他依然抱病執筆，想把自己的最後一點心血，獻給祖國文化事業。然而“文革”爆發後，禁閉、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這位正直的老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2月18日，他與世長辭，終年73歲。據其子黃烈講，老人家臨終前還盼望著有那麼一天，能繼續他所未完的工作。
在後人印象里，黃文弼是個干瘦老頭兒，揣著手，駝著背，氣喘吁吁，總是躑躅獨行。他和家人關系並不密切，而只熱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輕人向他請教學問，他便從不吝惜時間，不知疲倦地長談。
他被稱為“中國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認為，在黃文弼之後，中國的考古學才“逐漸發展形成為一門學科”。作為自學考古學的傳統知識分子，黃文弼的考察日記對專業之外的事，無論“岩石土壤、山川氣候”，還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筆墨。後人高度評價了這些關于社會經濟以及民族關系的史料，認為它們是“通過公共知識分子的視野、手筆”才得以留存下來。
時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嘆，當西方考古學在中國建立流水線、“批量生產”科班人才時，他的這條將考古、歷史、地理、宗教等學科相結合的道路，已經顯得有些“不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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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66.12），男，字仲良，湖北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1918年毕业于哲学系。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期间任和教授，又任历史、边政两系主任。日在北京病逝。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年参加中瑞的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
黄文弼在野外考古
　　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
　1935年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又任历史、边政两系主任。
　　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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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贡献。他曾在吐鲁番附近
考察高昌古城遗址和，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调查。年的考察，足迹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及阿克苏、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区。
　　黄文弼在考古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更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代表作《高昌陶集》(1934)、《高昌砖集》（1951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3)、《西北史地论丛》(1981)等。
从1927年夏天首次进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离开人世，39年间黄文弼四进新疆，总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行程38300公里，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长征。
　　近些年来，西部考古和西部探险掀起了一股热潮。黄文弼的名字还时常被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们挂在嘴边，他的“三记”、“两集”仍然是人们进入戈壁前的必读书。
第一次考察
　　黄文弼是解放前惟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在读书和执教的年代里，他就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我国边疆发掘、搜掠大量文物珍品，使之流散国外的行径感到十分气愤，立志要去边疆考古，为这一带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迹免遭破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北发现了“楼兰古城”，轰动世界。中外学者相信，楼兰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繁盛一时的古楼兰国目前被发现的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它对研究新疆以至中亚的古代史、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27年，中国才到楼兰考察。从此，楼兰地区的古代文明在中国学者的手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那一年春，斯文赫定率一个大型远征队第5次来华，准备去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并与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不平等协议：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消息传来，中国学术界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由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团长，采集品全归中国所有的协议。
　　黄文弼作为北大学者，参加了考察团。这是他第一次赴内蒙、新疆考察，历时3年多，行程18830公里。尽管当时考察环境极其艰苦，但黄文弼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宝贵时间。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日记，大半是经一天艰苦跋涉后，晚上在蜡烛或月光下写成的，有些线路图甚至是在零下10多度时迎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
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绘就的。当他结束考察，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他在楼兰城东北发掘遗址所获得的70多枚写有明确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
在考察团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他既热情地予以合作，也严肃地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1930年去楼兰遗迹考察时，斯文赫定竟将瑞典的国旗插在沙丘上，黄文弼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着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中国。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
　　1934年，黄文弼风尘仆仆，第二次进新疆复查高昌、楼兰故地及天山南麓许多古址。
第二次考察
　　这两次考察是最为困难的。那时到新疆，不要说铁路，就连公路也没有，交通主要依靠骆驼和毛驴，通过沙漠戈壁还要带水、带粮食和燃料。黄文弼不畏艰难，每次外出身携用来装水的新疆土产和拓写碑文的笔墨纸张，这种习惯一直到1943年交通干线通了汽车仍保持着。l929年春，为了探寻埋藏在荒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变迁，黄文弼用重金购置了10头，以1个月零3天的时间穿越了“日出沙深口冒烟，日落石冻马蹄脱”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此外，考察中政治恶劣和自然险阻给黄文弼带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困难。
　　1927年入疆时，新疆省长杨增新把考察团设在内蒙古额济纳河的气象仪器当做大炮，于是
黄文弼手迹
如临大敌，派出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线。当他弄清考察团的团长不等于的团长时，才准许考察团有条件地进入新疆。
　　次年夏天，黄文弼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进行考察活动时，杨增新被刺杀了，新上台的金树仁对考察团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密令沿途道、县监视黄文弼的行动，阻挠他的考察。幸亏沿途的一些老于世故的道、县官僚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金树仁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考察团几经周折才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
第三次考察
　　1943年，黄文弼已年过半百，但他对考古事业、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丝毫没有减退。就在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对同伴说：“斯坦因和斯文赫定这两位外国人，面对浩瀚戈壁的恶劣气候，在死神的威胁下，在死去许多随从后，仍不放弃掠夺中国文化的野心，一再深入到新疆境内许多古代文明遗址。我们中国人难道无动于衷吗？小伙子，你还年轻，要为中国人争气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是斯坦因雇用印度人测绘的，我们身为中国人难道不引以为羞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吗？”
　　这次实地考察使黄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所没有测到的空白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黄文弼当年9月底转向南疆，翌年返回内地。这次较前两次有利的条件是，有汽车作交通工具了。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力争多做些工作，废寝忘食，不知倦怠。行程将转至巴里坤的时候，黄文弼患了严重的痢疾，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加上多年来受沙漠恶劣气候的折磨，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同车从事综合考察的专家们，都劝他在哈密稍事休息，养好病再前进。但他鼓足勇气仍坚持工作，带着一葫芦水和笔墨纸张到庙去拓印汉碑。他又利用考察的间隙，在乌鲁木齐给各族人民讲解的历史地理知识。
第四次考察
　　1957年，年过花甲的黄文弼第四次进新疆。一年里，他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西北史地论丛》
同事共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营、库车做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
　　漫长岁月里，支撑着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长征路上顽强跋涉的精神动力是对祖国深沉的爱。1960年2月，当获悉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合同”，企图以展览为名，大规模地掠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的消息，黄文弼万分愤怒。他与尹达、夏鼐、徐炳昶、郭宝钧等人共同发表抗议文章《坚决反对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窃、盗买、巧立名目骗取我国文物的罪恶行径，并且警告“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无耻的盗劫行为”，并且严正声明：“这批文物无论运到哪里，势必追回！”
　　1966年，黄文弼已是风烛残年。早年在西北大沙漠中度过的时间太长，体力消耗太大，但他依然抱病执笔，想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心血，献给祖国文化事业。然而“文革”爆发后，禁闭、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这位正直的老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2月18日，他与世长辞，终年73岁。据其子黄烈讲，老人家临终前还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继续他所未完的工作。
在后人印象里，黄文弼是个干瘦老头儿，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总是踯躅独行。他和家人关系并不密切，而只热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他便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认为，在黄文弼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
　　时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叹，当西方考古学在中国建立流水线、“批量生产”科班人才时，他的这条将考古、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宗”。——布罗代尔式的学者。可惜中国学者不能像布罗代尔那样成长起来。
既不能埋怨政府无所作为，也不能埋怨学者才力不逮，而是由于文化制度的差异，才导致中国不能出现布罗代尔这样的伟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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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越 职业：西域史探寻者与实证考察者年龄：位置：中国，北京个性介绍：百越僚人的后裔。出生于1969年。曾在新疆居住、考察十年。
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野天空》〈1993年广西民族出版社〉； 《寻梦飞天》〈1998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外星人触摸中国》〈合著、2002年新世界出版社〉； 《为了最高利益：中国打击东突报告》〈合著、200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大汗的挽歌：寻找成吉思汗陵墓》〈2004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楼兰：千年的传奇千年的谜》〈合著、2005年外文出版社〉；
《独目人山谷》〈合著、2005年外文出版社〉； 《西去的使节》〈2005年1月第一版、2005年5月第二版。外文出版社〉；
《张骞》〈2005年11月，香港和平图书公司〉； 《观天下之楼兰：千年的传奇千年的谜》〈合著、2005年11月香港和平图书公司〉；
《观天下之独目人山谷》〈合著、2005年11月香港和平图书公司〉;《陆荣廷评传》（2011年4月线装书局）。
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旅游宣传大使； 新疆青河县查干郭勒乡三道海子村名誉村长。 电子邮件联系：
==========================================================这是梁先生的作品，来自于他的搜狐网页http://sdhzzr./.html
=================http://sdhzzr./.html
北平各报刊发表的北平各界反对外国人单独组团考察中国西北的消息
1926年冬天，德国国家航空总公司(Lufi-hansa)计划开辟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民用空中交通线，需作学术调查。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dr-SvenHedin）带人来到北京，自称为远征队，计划到中国西北作全面考察而不让中国人参加。作为当时已有世界声誉的斯文·赫定来说，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和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余年的进步。因而他的这次所谓远征行动并未像以前他来到中国那样顺利，首先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北京各学术团体于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开会商讨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等十个学术团体代表20余人。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团结起来抵御洋人的文化侵略。由此开始了与斯文·赫定马拉松式的谈判。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设理事会，主任为刘半农，理事会推选刘半农、李四光(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袁复礼(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教授)、周肇祥(古物陈列所所长)、李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人与斯文·赫定多次协商，最后迫使斯文·赫定让步，组织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委任中外团员，并在团员中委任中外团长各—个，理事会监督并指挥考查团进行—切事务。4月20日议决19条合作办法，对中外团长的职责以及采集品和考查成果的归属都作了明确的规定，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当日执行主席周肇祥和斯文·赫定签字通过。协议最重要的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等，都归中国所有。
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从此外国所谓探险队几十年来在中国掠夺文物的历史划上了句号。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的前前后后，均为北大著名学者刘半农和北大国学研究所诸同仁们努力的结果，时任研究所讲师的黄文弼亦出力不少。
刘半农早年从事过反清革命活动，当过几年"鸳鸯蝴蝶派"文人，从1916年起又积极倡导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参与组织了五四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刘半农已经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散文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而后他留洋几年，回国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组织了一场场保护中国西北文物的运动。刘半农对于西北文物的接触，应该始自留学欧洲时，大概也是受了蔡元培的影响。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农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蔡元培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午前携刘君半农、傅君孟真(即傅斯年)往观不列颠博物院，访齐勒君，见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写本。"1921年夏，刘半农转学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日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主考官中包括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两位被称为敦煌学家的汉学大师。刘半农在巴黎学习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今编285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当地黄文弼所供职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叔平等教授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考察队西行后，沈兼士给即将回国的刘半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这件事，但并没有说清楚。刘半农在到达上海前夕，从轮船上给好友周作人写的一封信中发表意见说："若说我们中国人野蛮不开化，在这不能保存古物的一点上，却正可以当之而无愧！离巴黎前得兼士来信，说有个美国人要到新疆开掘古物，北大也派陈万里先生同去。当真！这已是中国学术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试问新疆是中国的土地，美国人岂能自由开掘！若换作美国土地上有什么一宗古物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去开掘？"刘半农虽然不清楚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的内情，但他在信中说的话已反映出他坚决反对外国人到中国西北考古的态度。好在由于陈万里等人的暗中阻止，哈佛大学的这次敦煌考察以失败而告终。
刘半农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从此也开始了他保护西北文物的事业。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与北京政府协商，想获准去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刘半农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十余机构，于1927年春创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
在与斯文·赫定谈判过程中，刘半农出力最多，按照徐炳昶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的话说："这个时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作的考查，来商议合作办法；我们的协会就派人同他交涉。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协商十余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协会接受赫定博士的资助，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
根据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订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规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的一切活动。随后刘半农被任命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即最高负责人。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时我国团员10人：团长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袁复礼是清华大学兼北大地质学和地文学教授；黄文弼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考古学讲师；丁道衡是北大地质及古生物助教；詹藩勋来自水利委员会，研究大地测量和地图学；龚元忠来自历史博物馆，为考查团的照相员。又通过考试，选拔4名北大学生为考查团气象生：崔鹤峰为土木工程毕业生；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分别为物理系三年级、二年级、—年级的学生。
欧洲团员17人，主要包括瑞典人团长斯文赫定；队长拉尔生(Larson)，指挥旅行中一切事宜；丹麦人副队长哈士纶(Haslund)研究人类学；德国人气象主任赫德(Dr．Haude)等。团员们各有明确的职责和研究领域。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的日期定在5月10日，黄文弼把妻子和年已3岁的儿子留在老家，整理行装，代表中国学人即将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学术考察的远征。
考察团中的中国团长、北大教务长徐炳旭先生
新疆当时的统治者杨增新将军
斯坦因盗挖的米兰有翼天使壁画http://sdhzz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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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出发时的留影
日清晨，在北大国学研究所，黄文弼的同事、学生们为他即将远征送行话别。刘半农、余育三、沈兼士、沈士远、沈尹默等知名的北大学者都来到国学研究所与黄文合影留念送行，置酒话别后，一同乘车送往京绥车站。同仁的殷切期盼，令黄文弼深受感动，看着同仁们鼓掌送他上车的情景，他的心中思绪万千，是呵，近百年来，中国何尝有过平等，不管是在内政外交上，还是在学术上，敦煌石窟发现的历史，就是中国学人的一段伤心史。火车出了居庸关，黄文弼的内心犹自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自己的身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几乎背负着中国学术崛起的希望。火车奔驰着，驶过分布着华北农村的田畴和杨柳林的冲积平原，遥远的西边的山脉雄浑苍茫，山谷两侧的长城的身姿隐约可见，给人一种壮游天地之间的感觉。就这样，火车经张家口、大同，于第二天晚7点半到达包头。按考查团的计划，从包头开始，他们将要告别现代交通工具，骑马乘驼进行考察。因此，全体人员要在包头稍事休息，购置给养。
包头地名的由来，一说是蒙语"包克图"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另一说，过去曾是西部地区最大的皮毛集散地，有水旱码头之称，也被称作"泊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包头"。包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欧亚大陆草原文明和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交汇地段，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有赵长城、秦长城、麻池古城遗址，南北朝时期还有两位皇帝定都于此。包头境内有阴山山脉的大青山、乌拉山（以昆都仑河为界）等。
到包头的第二天，黄文弼就迫不及待地和考察团的中国团长、北大教务长徐炳旭，北大地质系教授丁道衡等人一同去踏勘包头市北门外的二道坝子。黄文弼在这个古遗址上拾到了1件石斧、数件陶片，十分兴奋，觉得第一次考察古遗址，就有收获，真是愉快之至。
由于考查团置办给养需要时间，黄文弼在包头呆了10天，不仅和考查团的全体团员进行了充分交流，也向瑞典团长斯文·赫定博士了解了他发现楼兰古城和木简的经过，在心中对罗布泊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对将要进行的远征考察充满了向往。
在包头逗留期间，这里的汉族民间民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包头出西北门外土山上有一座龙王庙。庙里供龙王、河神、风神、药王、佛祖、土地，还有孙膑。黄文弼了解到，药王是药店供奉的，而孙膑，由于他被削掉膝盖扎牛羊皮行走的传奇经历，鞋匠铺把他尊为始祖。这个庙可谓是包头的一个民俗宗教中心，每年农历的6月15日为龙王会，4月18日为药王会，5月29日为王皇会，都分别举行仪式，热闹三天。热闹的同时，也为商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提供场所。
就在临出发的前一天，黄文弼在包头街上还碰到一个因家中亲人去世到城隍庙报庙的队伍。黄文弼觉得这种风俗非常奇特。包头的汉族人死后3天内都要举行告城隍庙的仪式。顽死者的亲人把死者的灵牌放在轿子里，前头有两个火盆引路，然后是灯笼，如果是穷人家，灯笼就少一些，富人家灯笼多一些。死者亲人用白布蒙住头脸，跟着在轿子后边。告城隍庙后，又把灵牌送回家中请人诵经，3天或7天后才出殡。当地的汉族百姓认为，人死后，灵魂就被当地城隍拘入了城隍庙，这时就需要死者亲人去告庙才能把灵魂重新带回家。黄文弼还了解到，当地汉族百姓的丧俗受蒙古族的影响很大，均实行薄葬。未成年男人死掉的，一张席一裹埋在野外了事，老人去世，无论家庭贫富，棺木衣服都不华丽，随葬品很简单。
5月20日，考察团驼队正式出发，沿蒙新古道乌拉山向西北进发。驼队悠悠地响着铃声走在古老的道路上，仿佛是历史的回声。包头的驻军为考察团派了一支由3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他们骑着马，背着枪跟在驼队的前后。考查团的队伍是壮观的，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行走在苍凉的戈壁上，黄文弼的心情很难平静，他有了一种汉唐时出师塞外，铁骑如流的感觉。当天下午在昆都仑河边宿营时，一场暴风让考查团的全体人员目睹了大自然的威力。龙卷风从西北席卷而来，带起了漫天的尘土和砂粒，凶猛无比，刮倒了好几座帐篷，所有的人都手忙脚乱地抢抓着地图、日记和其他物品，然后卧倒躲藏。虽然风暴仅仅持续了几分钟时间，但人人的脸上都布满了尘土。尽管如此，当知道附近有一个喇嘛庙时，黄文弼和徐炳旭也不失时机地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叫昆都仑招的藏传佛教的庙，又叫法喜寺。黄文弼的目的是想发现古城，他据材料知道昆都仑河西岸有古城，想判明是不是汉代的光禄城。第二天，驼队从昆都仑山岔口出发折向北行，走到第三天时天气起了变化，刮了一夜大风，寒气逼人，干燥阴冷，使生在水乡的黄文弼难以忍受，提前穿上了皮衣。5月24日，驼队到达一个叫察罕赤拉岭的村庄，有百余户居民。村寨有高大的土墙作为防御土匪的工事，考查团到来时，村中的居民都戒备地登上寨墙观望。驼队为了不惊扰居民，没有进村，沿着寨墙边越村而过，到离村外5里一个地名叫白彦布拉次的地方扎营。
察罕赤拉村的少年
村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牧师了解考查团的情况后，来到考查团的驻地邀请斯文·赫定团长入村寨访问。赫定回来后，黄文弼和徐炳旭等人也入寨参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比利时从法国人手中获取了在内蒙古各地传教的特权，于1874年在这里设立了传教公所，进行布教并设堂讲经。这个村寨是方圆数十里内有名的天主教中心，附近村落的2000多居民都信奉天主教。神父中有一名中国人，姓丁，人们叫他丁神父，另一名是荷兰人，因此教堂也被居民叫作荷教堂。荷兰人于1904年来到这里传教，首先使这个大村落的百余户居民信了教。村寨中有民团自卫队，人数达几十人之多，还有小学校和邮柜。黄文弼等人由村中自卫队的一位排长引导参观寨城，看到第一层全部是居民住所，第二层是教堂和学校，由又一道围墙围着，像内城一般。教堂里布置整洁，供着十字架。村中小学有一名教师，姓李，给学生们教国文、算学和《百家姓》等课程。小学的教育内容虽是中国式的，但形式却是天主教式的。学生们每天上午都要到礼拜堂念经，到中午才读《四书》和其他读物，下午5时又去念经，每天的宗教活动占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这个现象引起了黄文弼的注意。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侵略和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就连中国最偏僻的地方也未能幸免。
驼队从已属阴山山脉的驻地重新出发，黄文弼又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一地域的蒙古族与汉族百姓混居，属游牧与农耕经济的混合地带，有些开垦的土地因战乱而重新丢荒，居民生活十分贫困，有吃草根度日的。在路途中，黄文弼等人还到为蒙古族人放牧的汉族人的蒙古包内参观，也到能操汉语的蒙古人的住处去做客，还向蒙古族人学了十几句蒙语。5月28日下午，驼队来到距离百灵庙还有45公里的地方，由绥远出发的外国团员经百灵庙也来到这里和黄文弼他们会合。由于考查团的骆驼还未购齐，全体团员暂时驻扎在这里，这样，黄文弼打算到闻名塞外的百灵庙一游，藉以调查宗教与风俗。对于黄文弼的要求，考查团举行了团务会议，决定由黄文弼和庄永成为一路，考查古遗迹，那林、贝格曼和丁道衡为一路，考查地质和古生物。路线为从驻地到百灵庙。徐炳旭和龚继成随黄文弼一路到百灵庙游览。
百灵庙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2年)。百灵庙系达尔罕贝勒庙的转音，亦称乌力吉套海(吉祥湾)召庙群。清康熙皇帝于1694年率军亲征噶尔丹路经此地，曾在此驻跸。自古以来是内蒙古北部政治经济佛教喇嘛活动的中心，也是漠南途径漠北、新疆等地的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据记载，庙内香火最盛时喇嘛有1200名之多。
5月31日黄文弼一行向东北出发，途中拜访了一户蒙古族人家，看到蒙古包里供设宗喀巴神像，过归化城大道时，看到来往于甘、新的商队很多，货物以布匹药材为大宗。第二天下午才达百灵庙。此地果然繁盛，街上的汉族商家就有十余家，山西人居多，一般经营米面，蒙古族百姓用牛羊皮交换，双方关系融洽。
黄文弼在百灵庙考察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金元古城。黄文弼游览了百灵庙后，即正式进行对其外围的考察，经过数天的时间，和龚继成一道发现位于庙北的古城。古城距百灵庙以北10余里，位于爱不干河西畔，为正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内有十几堆残瓦片堆积，散瓦片比比皆是，应是房屋建筑遗址。黄文弼在靠东的一堆残瓦下发现了几块残断碑，经过仔细观察，看到“王傅德风堂碑记”的篆文字样。碑文虽然不全，字迹也模糊，但大致内容是叙述元代一个王的世系和他的功业。文字中有“自至大元年”和“口口口口岁次丁亥十一月”。黄文弼当即当判断这是元代遗址。因为元朝有两个丁亥，其中之一是元顺帝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而碑文上有“至大”字样，“至大”是元武宗年号。又，《蒙古游牧记》中记载四子王西北有故金净州城，根据碑文叙述，此地属金净州城无疑。黄文弼和龚继成对这一发现十分兴奋，立即在河干支起了帐篷，决定立即进行简单的考古勘查和挖掘工作。随后几天，两人对故城遗址进行了丈量和仔细勘查。对石碑碑文的拓字工作也十分辛苦，白天闷热，晚上蚊虫苍蝇扑面叮咬，两人始终沉浸发现的兴奋之中，不以为苦。6月18日返回考查团大队驻地后，黄文弼两人的发现及运回的发掘物引起了中外团员的不小的轰动。斯文·赫定博士观看了清理运回来的古物和所拓的碑文，也十分高兴，专门问了黄文弼的履历。经和徐炳旭商量，黄文弼写了一封信致北京的考查团理事会报告发现古城的经过，建议转民国政府蒙藏院，设法保存石碑。
由于购买骆驼的事还未办妥，考查团还要呆几日才能重新出发。黄文弼想利用这段时间去探查秦长城。
秦国西北部与义渠为邻。义渠是我国古代西戎族的一支，分布于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之北（今甘肃庆阳及泾川一带）。春秋时代，势力极强，自称为王，与秦国时战时和。秦惠文王三年（前335），义渠曾在洛地将秦军打败。为防备义渠的侵犯，秦惠文王于后元初年（前324）开始在北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但义渠的侵犯并未因此停止，前318年它趁六国联军伐秦之际，再次进攻秦国并取得胜利。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虽曾派兵讨伐义渠，只夺取数城。到了秦昭王在位时期，才设计灭残义渠，夺取其地，并筑长城以拒之。秦长城是从秦昭王时开始修筑的。秦昭王修筑这条长城的具体时间，史籍无明确记载，但据《史记。西羌列传》所载，宣太后诱杀义渠王的时间是周赧王四十三年，这一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据此类推，秦昭王修长城应始于昭王三十五年或稍后一些时间。至于这条长城的具体位置，据《史记》所言当在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的外围。具体起止地点和走向，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等文献记载和专家的考察，秦昭王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沿洮河东岸北行至今临洮县，向东南至渭源境，然后转向东北经通渭、静宁等县进入宁夏南境，过葫芦河、六盘山、入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为东北方向，入甘肃省环县，经陕西省吴起、.靖边、志丹、安塞等县的横山山脉向东北行至靖边县天赐湾与安塞县镰刀湾之间分为二支。一支沿大理河与淮宁河之间的分水岭东行至绥德县城西，傍无定河西岸转向北行至榆林县南鱼河镇。另一支转向北，经靖边县东、横山、榆林至神木县入内蒙古自治区南境，直达黄河西岸。黄文弼一行是从包头出发的，他知道沿途除了可见较早时期赵武灵王修筑的长城之外，还可见到一段较完整的秦长城，它依山依傍险，在包头境内的秦长城内外，留有八九座古城遗址。阴山北麓的秦长城以石砌为主，从归化城东北郊的坡根底村开始，穿越阴山，到达武川的什尔登古城，沿阴山北麓的山脊山肩逶迤向西，经固阳、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止于林河北石兰计山口的小黄山山顶。
黄文弼查阅了所带的书籍，判定所处的位置是秦九原郡的北境，附近应有秦长城经过。历史上秦大将蒙恬打退了匈奴，收复了河南地，把燕、赵、魏三国的长城连接在一起，一共从甘肃的临洮一直到辽东修筑了万里长城。因此，黄文弼很想亲自考察秦长城的建筑材料和遇山过水如何修筑问题。
盘桓驻地的一天下午，有一队民间花鼓戏到驻地演戏，表演和唱辞十分下流。这种花鼓戏传播很广，南到长江流域，北至内蒙都有它的踪影。黄文弼小的时候在家乡也见到过。看到外国团员对花鼓戏的演出又是照相又是录影，惟恐有损中国人形象，黄文弼急忙建议考查团的中国团长徐炳旭禁止，但徐炳旭不置可否。黄文弼感到十分失望。
经请示斯文·赫定和徐炳旭两位中外团长，黄文弼带上四匹马，和庄永成、詹藩勋和一位蒙古族向导公博出发去探秦长城。本来四人计划是往百灵庙方向调查的，但风声不太好，据说有小股土匪出没，于是才折往西到伊克诺尔看那里的长城遗址。在此黄文弼仔细考察了遗址的筑城方法，认为材料是就地取材，并使用夯筑法修筑而成。由此沿东行，看到长城遗址每隔二里地就有一个土石堆，黄文弼判断是长城的营垒，是当时屯兵的地方。在这里，黄文弼看到从四子王地界来的长城，延到百灵庙前的黑沙图，沿搭尔浑河均折向南行。黄文弼判断搭尔浑河是战国时赵国与魏国的界河，河东是赵地，河西是魏地。赵国和魏国均有长城，到秦灭赵魏，为了防御匈奴，就把赵魏长城连贯起来了。经过几天的考察，黄文弼带着几十包采集品回到大队驻地。秦长城考察使他意识到边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次考查虽名为科学考查，但外国团员沿中国边疆最敏感的地区又是测气候，又是绘地图，不得不让他产生警惕心理。他把想法告诉了中国团长徐炳旭和其他中国团员，防止外国人在具有军事意义的地方进行这样的工作。在黄文弼考察秦长城时，徐炳旭托人给他带话，说外国团员考古学家贝格曼在白云敖包发现石器千余件，团里赏大洋二十元。其意是让黄文弼不甘落后，黄文弼自然是憋了一股劲，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超过外国人。
黄文弼率领的考古队独自出发
骆驼跌入额济纳河
迷人的额济纳旗蒙古族牧村风光
在内蒙居延海湖边，斯文·赫定探险队在修独木船
7月22日，考查团继续向西进发，不料队伍刚一移动，就发生了驼队惊散的事。原来是刚购回来的骆驼不合群，加上牵驼人驾驭不得法，导致驮箱子的一百余头骆驼惊散朝四面八方奔逃。幸亏后来都找回来了，没有丢失东西。
驼队走了8天，到达一个地名叫成德门的地方。成德门，蒙古语，河套的意思，距河约55里地。吃过简单的午餐，斯文·赫定过来告诉黄文弼，说这里往西约4里地有古坟，要不要去看一下。赫定让外国团员拉尔生带黄文弼去指了地方。黄文弼回来后，和徐炳旭商量，决定挖掘这个古坟。第二天正挖的过程中，当地来了一个蒙古族人，不让挖掘。来人对黄文弼和斯文·赫定说，以前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捡了一块石头，他的家里就死去了六只羊。又说，他们家在这里住了二百年了，一直看守着这个敖包和这个坟。为了尊重蒙古族的习俗，黄文弼决定停止挖掘，只画了一张示意图，拍了几张像片作罢。
驼队以每天70、80里的速度行进，于8月5日来到一个叫哈利乌台因果尔的地方。此地自西南方流过，蒙语哈拉的意思是黑，果尔的意思是河，因此这里的汉语地名为黑柳图河。刚扎营帐，就发现有陶片，还有人捡到了五铢钱，这里应是汉代遗址。黄文弼当即决定在此展开工作，在附近调查有长城有烽燧，还有铜箭头和弩机等，为古营垒无疑。由于不断捡挖到古物，黄文弼决定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发掘。黑柳图遗址方圆近百米，有山势可傍，也有水可供汲取，能攻能守，因此遗址十分宏大。经过几天的发掘，共出土汉代铜器70件，铁器170件，骨器42件，瓦类766件，杂类为26件。这是黄文弼自考查团出发来发现发掘出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他的心中十分兴奋，觉得此地正是西汉时的五原郡的北境，汉兵伐匈奴，多从这里出发，故这里应是一座兵营，也进一步验证了他沿秦汉长城、烽燧一线走的考察思路的正确。
黄文弼先生在额济纳寻找秦长城
8月14日，考查团继续沿善丹庙进发。善丹庙是内蒙地界一个交通大商埠，南通包头，西至甘肃，西南到宁夏，是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几个省的交通要道，畜牧业也很繁盛。考查团要往新疆去，必经善丹庙。出发的第一天，黄文弼就发现沿途均可发现石器，这使黄文弼多留了个心眼，因为贝格曼就是因为发现了千余件石器受到考查团的奖励的。出发的第四天，到了一个地名叫达哈巴的地方，这里有三家商店，做米与面的买卖。黄文弼借商家的牛粪炉做饭，一边向他打听附近有没有古城。店老板告诉他，从这往南约百里有一座山，叫二郎山，是北宋名将杨继业与辽军作战碰碑牺牲的地方。说杨所碰的石碑就在山上，杨死后，遗体被移往红杨洞，距离这里约二百里。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中国北部，连蒙古人也这样认为的。店老板又说，在二郎山南约二三十里地就有古城，当地人在那里挖古董，发现一口古井，井口刻有“玉泉井”三个字，传说是唐朝的古城。在五原县城附近，也有一座古城，东面黄河边上也有一个土城。店老板倒是十分健谈，又说二郎山西北面山上还有一个旧营垒，山下有一道墙往西走。黄文弼觉得玉泉井附近的古城或许就是著名的唐西受降城，五原县城附近的古城疑为五原旧城，黄河边的土城可能就是中受降城，至于二郎山西边的旧营垒应就是古鸡鹿寨。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可惜要跟大队行进，如果能单独去实地考查，也许会有重大发现。从这里开始，黄文弼就想单独考查，但这种心愿一直到了新疆才实现。
8月19日黄文弼随大队来到临河县的苏且，此地归东大贡乌兰三旗管辖。这里有很多内地汉族人经商，专卖米面给蒙古族同胞，蒙古同胞用牲畜来交换。汉族商人和蒙古族同胞相处非常融洽，汉族人能说蒙语，蒙古人也能说汉语。这一切给黄文弼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大队过善丹庙时，这里的商业兴旺发达的景象使黄文弼感到振奋，他觉得善丹庙以东都有适宜开垦的土地，如果能把固阳、五原的煤矿，白云和西利的铁矿也开采起来，那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8月24日，考查团到了阿拉善地界。
黄文弼于日致斯文·赫定的信
阿拉善一词，最早记载于《蒙古秘史》，地处内蒙古最西端，西与甘肃省酒泉地区、张掖地区、武威地区相连，东南隔贺兰山与宁夏相望，东北与巴彦淖尔盟接壤，北与外蒙交界。地形呈南高北低状平均海拔900-1400米，地貌类型有沙漠戈壁、山地、低山丘陵、湖盆、起伏滩地等，土壤受地貌及生物气候条件影响。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巴丹吉林沙漠以高陡著称，绝大部分为复合沙山。高大沙山互不连接，峻峭陡立，巍巍壮观。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多为新月形流动或半流动沙丘链，一般高10--200米。阴山余脉与大片沙漠、起伏滩地、剥蚀残丘相间分布，东南部和西南部有贺兰山、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连绵环绕，雅布赖山自东北向西南延伸。贺兰山呈南北走向，长250公里，宽10--50公里，平均海拔2700米。主峰达郎浩绕和巴彦笋布日，海拔分别为3556米、3207米。贺兰山巍峨陡峻，犹如天然屏障，阻挡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削弱来自西北的寒流。是外流域与内流域的分水岭。
黄河流经阿拉善左旗的乌索图、巴彦木仁苏木，在境内流程达85公里。额济纳河是盟内唯一的季节性内陆河流，发源于祁连山北麓，流至巴彦宝格德水闸分二支。西为木仁高勒(西河)，注入嘎顺淖尔(亦称西居延海)；东为鄂木讷高勒(东河)，注入苏泊淖尔(亦称东居廷海)、京斯田淖尔(又称古居廷海、天鹅湖)和沙日淖尔。额济纳河在盟境内流程200多公里。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宿营地，简直是个大驼城
和刚刚经过的乌兰部地界的蒙古人相比较而言，阿拉善蒙古人则富有得多了，衣饰和习俗也略有不同。黄文弼注意到乌兰部喜欢穿黄背心，红或紫的大褂，阿拉善部不多着背心。乌兰部人都有腰带，而阿拉善部人衣饰变化要复杂得多，有和内地相似的，也有如清朝服饰的。其他如妇女装饰等，阿拉善人都整齐华美得多。这是因为阿拉善人富有得多的缘故。两部蒙古人都有崇拜拴马桩的习俗，有一个古老的婚俗，女子长大未嫁有孕的，要向自家的蒙古包前的拴马桩叩头，意思是嫁给了拴马桩；朋友骑马来了，把马系在桩上，一边系马，一边要抱一抱拴马桩。办婚事的时候，男方到女方家接新娘回来，拜过拴马桩才算成婚。乌兰部人丧俗也很奇特，人死后用马拉到遗弃地点，由喇嘛念经，教子在喇嘛身后观看，如弃遗体时，身体仰面，就皆大欢喜，认为是亲人的灵魂升了天；如果遗体的从马上弃下时脸部朝下，以为亲人的灵魂下了地狱，就大哭。遗体丢弃三天，如果没有被鸟兽吃，就以为这个人罪恶很大，就得重请喇嘛念经。一直到让遗体被鸟兽吃完为止。
西北科学考查团驼队营地
黄文弼通过对本地的商人的调查还了解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对西北数省的控制还是很严密的。冯军在此征兵征粮，不仅修公路运枪械弹药，还设关卡收税，税率还很重，用以供应军需。黄文弼一行通关卡，开始冯军税卡要收税，经过交涉才免除。黄文弼因此想到了中唐至宋末时期中国的这一带地方，也因交通阻隔一直是军阀割据的区域。此时考察团所有的成员包括他在内还未意识到正因为冯军在此盘踞，引起了新疆当政者的误会，给考查团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从这里一直到乌梁海，沿途黄文弼都能捡到石器，有时一天可捡到百件之多。9月8日到达乌梁海后扎营后，黄文弼就急忙寻找石器，因为在此前路上听商人说过这个地方火石很多。黄文弼下了骆驼，先在东河岸上的沙碛中拾到6块石器，抬头看到南岸有一个大平滩，河沟和沙山环绕，四面皆山，中间是平原，应是古人活动的好场所。果然，在这一片地方，黄文弼发现了大量石器，他赶紧叫上庄永成和拉尔生一起拾，到了晚上，三人一共拾得1600件石器，真是个大收获。
经黄文弼仔细辨别，这些石器都是打制石器，没有磨制石器，以石刀、石核为最多，可以判定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第二天乃至后来的数天内，黄文弼随考查团大队走的路途中均可见到石器，还有天然石器用作原始工具的，或是打制石器的半成品等。可见乌梁海一带是古人类的一个聚居地。
徐炳旭与大病初愈后的斯文·赫定
就在考查团顺利往额济纳进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黄文弼感到很不愉快的事。大队在善丹庙雇的一名汉族驼工盗窃了三头骆驼跑了，后来被抓了回来。外国团员将这名驼工又打又骂，还加上了脚手铐，还给他照了相。这下又激起了黄文弼的民族自尊心，他向中国团长徐炳旭反映，中国人犯罪应该交给中国官府处理，不能让外国人插手。因为黄文弼通过了解得知，其实这名年已五十的驼工由于家中有事早就想走了，干活时又因手脚不利索受到别的驼工的打骂。他既然要逃跑，在这荒漠之中就得有交通工具，这名驼工别的东西一件也没偷，只牵了两只骆驼换乘，另外一只驮衣物和食物，除此之外，只拿了点吃的和别人的五块钱。
听了黄文弼的建议，徐炳旭和斯文·赫定交涉，对斯文·赫定说，应该把此人交给额济纳的毛目县的中国官府。斯文·赫定也让徐炳旭全权处理这名盗驼人。
实际上，当考察团到达额济纳河有人烟的地方，徐炳旭、黄文弼就让人把他给释放了。
从这件事上黄文弼觉得蒙古族同胞不偷盗的道德品性非常好。蒙古风俗，如果接受盗窃的脏物要遭灾，因此蒙古族同胞生活的地方很少有偷盗，可以说是路不拾遗。考察团两位蒙古族人抓住盗驼人后，装粮食的口袋被他们撕成了布条，将偷走的面粉、大米、干果以及其他的东西撒向了沙丘。因为按照他们的风俗，用了偷盗来的东西是不吉利的。黄文弼认为蒙古族人民还具有忠实勇猛的美德，如果能提高文化素质和科学水平，那么将是一个文明进步的理想民族。
在离开包头营地之前，黄文弼与考察团团员合影
黄文弼先生〈左蹲者〉在考古工地
额济纳旗位于南面祁连山和北面外蒙境内阿尔泰山之间，为一块盆地。祁连山雪水融化的黑河、洪水河、讨赖河在甘肃金塔县天池汇集北流，阿尔泰山南麓的几条季节性河流南注，均汇于这块盆地，形成了内陆湖的居延海。这就是汉书上“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塞〉延泽上”的居延泽，唐以后通称居延海。原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一个大湖。清代以后分为东西二海，东海叫索果诺尔，西海中嘎顺诺尔。此地正是王维诗句中“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所形容的边地最壮美的景色。
居延因居延泽而得名，居延泽为汉代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终端湖，是匈奴语的译音。居延烽隧遗址分布干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为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隧、城障遗址。边塞遗迹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为250公里。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废弃于西晋初年。这里地当河西绿洲向北伸出的前沿，弱水今额济纳河，在甘肃境内称黑河，由南向北，注人居延泽，历史上为匈奴等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它南临河西，北达漠北，从阴山通向天山的居延古道横贯居延绿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汉霍去病取河西，李陵击匈奴，元代成吉思汗攻河西，均经由此道。
汉代在长城沿线修筑障塞、烽隧，其中以居延地区的发现最为重要。这里，城障、烽燧，或排列成行，或密布成群，至少分布着城障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居延烽隧线的排列，大体上呈X形，有人也称为工字形。在金关以南，烽隧沿黑河两岸排列，保护肩水都尉屯田区，在金关以北，直至布肯托尼，烽隧沿河排列，如一字形雁阵，绵延达100余公里。自布肯托尼以北，烽隧线再分为两条，一条偏东走向，直至古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另一条直北到附近宗间阿玛。在这两条烽燧线构成的三角区内，城障和烽隧随处可见。这样密集的军事设施，形成一个巨大防御体系，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各种军事设施集大成之区。
与军事设施相适应，障塞、烽隧还有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居延地区大群的烽隧由两都尉分管，以查科尔帖为界，北部属居延都尉，南部属肩水都尉。都尉有都尉府，驻地称障。如肩水都尉治所在大湾。
都尉以下设侯官、侯长和隧长。侯官治所也称障，如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治所破城子，由障、坞两部分构成。障在西北部，是一个平面23．3米见方的小堡。障南为坞，坞平面略近方形（47．5米X45．5米），坞门外有类似瓮城的曲壁。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带埋有4排尖木桩，高33厘米，这就是史籍与汉简中所说的“虎落”或“强落”。隧是燧长的治所，它是烽隧系统的骨干，即主要的瞭望、巡逻、通讯系统。燧规模较小，如甲渠塞第四燧的烽台约8米见方，烽台南的坞，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处15．2米；最小的烽台仅有6．5米见方。上驻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30余人不等。
　居延地区如今保存较完整的古城遗址，是位干布肯托尼东北约52公里的黑城子。在额济纳旗驻地达兰库布的东南方，相距约30公里。黑城子初为西夏黑山威福军司治所。黑城子东西长约440米，南北宽370多米；城墙全系夯土筑成，高10米多，顶宽约4米，基宽12米。该城虽经近千年风沙剥蚀，流沙堆积直达城垣顶部，但仍然不难看出它当年的雄伟风貌。在城的西北角保存有一座基本完好的土塔，上尖下圆，挺拔庄重，系西夏建筑。
黑城，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是西夏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是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道要站，也是西夏、元代在黑水流域沙漠中的一片大面积绿洲。
黑城的重要价值不仅在它的外观，还在于它内部所埋藏的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
在黄文弼来到黑城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就对黑城进行了多次发掘考查。沙俄学者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掠夺式挖掘，盗取了大量的史料。1963年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公布了科兹洛夫劫走的部分西夏文献目录，计有佛经345种、政治、法律、军事、语文学、医卜、历法等著作60多种，合计405种。在他读书和执教的年月里，他一直注意有关这方面的国外报道，从那时起，他就暗暗想着将来有那么一天要到边疆来考古，为国家的文明史迹免遭破坏做出贡献。如今是如愿以偿了，但看到的是令人十分气愤的景象。
黑城附近还分布着许多与它同时代的文化遗物。有成片的村落遗址，有独立的农舍，有佛教建筑。由于沙化，有不少房舍深埋沙中，有的近年来又从沙中暴露。
日，黄文弼随考查团大队来到黑城。远隔七八里的时候即看见城中的土塔。进入城中，一座破庙引起了他的注意。庙顶呈圆形，有中国式的门楼但下有砖座，四围为莲花式，有葡萄式纹花，有西方风格。通过调查得知，这座庙在民国建立以前还是完整的，额济纳官府还派人看守，但到了民国，来了外国人大肆盗掠，以至毁损。黄文弼在古城中走动，看到的是到处被盗掘的痕迹。俄国人科兹罗夫在此盗挖文物，在西方世界炫耀，在当时已激起中国学人的公愤，黄文弼看到黑城被盗挖后的此情此景，心中十分难过。
黑城的惨景使黄文弼心境难平，为了在外国团员面前树立民族尊严的形象，黄文弼在即将出发探查汉代居延城的前一天，即10月2日，和中国团长徐炳旭商量为中国民国政府的国庆节举行纪念仪式。当天下午，考查团的中国团员在黄文弼的带领下，一齐动手在树林里悬挂“民国万岁”的布匾，用树叶扎好，又制作了一面国旗。布置好会场后，黄文弼和徐炳旭请出所有的团员到场集会，并请外国团长斯文·赫定请话，中国团员演节目助兴，很是庄重而热闹地度过了节日，博得了外国人极大的尊重。
黄文弼往居延泽探查是独自率队的，10月5日，黄文弼出发经过一座白塔，正查看时，突然发现附近有二个蒙古包，但均已无人，蒙古包中家什还在，一匹骆驼还拴在蒙古包的门前。黄文弼想，也许是听说外国人要来，就躲起来了。因为从黑水城一路来，听当地蒙古族老乡说过，本地人最害怕外国人了，他们一来，就要挖掘古董，败坏风水。因此，这里的蒙古族牧民都躲着外国人，万一碰上了，问路不说，也不会说真话。
继续探查，黄文弼一行往前不断碰到蒙古族老乡，植被也渐渐多了起来，也发现不少败残古迹，如败庙、土墩等，在这些残遗址中，黄文弼还捡到了一些残经卷，像是西夏文字。
10月7日，黄文弼终于到达了居延海。但见红柳林、胡杨林中间杂沙碛，视线里一汪蓝水，形如半月。黄文弼从汉书上知道居延海在居延城的东北，但居延海此时已分为索果淖尔和喀顺淖尔两个湖，一时竟难以确定古居延海的位置。黄文弼听说额济纳王府离此不远，便派人送去礼物，拟亲自拜访打听情况。通过询问当地人，黄文弼决定绕两个湖畔看一看，进行实地调查。
索果淖尔和喀顺淖尔两湖相距20公里，但经调查发现，两湖间有水冲刷的痕迹，极可能在古代曾联结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居延海在汉代时是相当阔大的。居延城已湮没不可见，但附近残留的遗址气势相当大，不愧是汉军攻防匈奴的重要前线基地。黄文弼所领的分驼队越过居延海二湖继续向西北进发，沿途不断见到烽燧遗迹。路遇当地蒙古族老乡告诉他，这一线烽燧一直延到黑水城的南边。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推断，此即汉书所谓遮虏障。汉军出塞击匈奴多经过此地，自古至今，这一线均是通向外蒙的重要道路。10月23日，黄文弼和
庄永成率几个驼工向西南方向寻找古城，到了下午，果然在一条流向居延海的河流的东岸上发现土墩和土堡。经过勘查，此处为古城无疑，但从捡到的瓦片上看，都是汉代遗物，这里原是汉代遗址，元明时期又筑新城，至今已湮成遗址了。黄文弼一行在途中还发现古代的沟渠田界，判断为古代屯垦区。于是，他当即决定在古城开展工作。第二天，黄文弼和庄永成在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了汉简，虽字迹模糊，却使黄文弼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在北大听王国维先生讲到新学问时，就提到了简牍学。楼兰的发现就是从出土的汉简透露出来的信息而被证实的。黄文弼据汉简和汉瓦出土的情况，认为这座城堡是汉代的遮虏障。这一发现使他一路考查返回到考查团大队驻地时还未从激动中回过味来。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这一发现过程，并预言如展开工作将会有大量发现，其后证实了他的判断。1930年4月至1931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东经100°至101°，北纬41°至42°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获了1万余枚汉简，轰动了世界。由于出土地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所以称为“居延汉简”。
在大队驻地休整，黄文弼暗地和外国团员考古学家贝格曼作了一段时间的考查成果的对比。贝格曼累计发现遗址121处，收集文物1.2万件，而黄文弼发现遗址21处，收集文物达1.5万余件。徐炳旭还跟黄文弼说了一件事，他和外国团长斯文·赫定还开了个玩笑，要制定发现古城的赏格。赫定说，要是发现一座像楼兰那样的古城，赏大洋500或5000元都行。徐炳旭便说，这话要让黄文弼先生知道了，他一定要找到两座古城拿一万块大洋赏金不可。赫定一听赶紧贴近徐的耳根说，这话别让黄先生知道。
听了徐炳旭的这番话，黄文弼不由得大笑，对徐说，发现一座城不算什么，要到了新疆，发现了一个城邦国家那才算本事。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团员和外国团员都在暗暗较劲，在考察成果上互相竞赛。
在额济纳地界休整扎营期间，有一件事强烈剌激着黄文弼。有一个俄国人，自称曾经同科兹洛夫一起发现黑水城，他受外蒙库伦博物馆的委托到这里采集动物标本。这位所谓的动物学家和夫人一块来到这里，神气活现地和团员们一一握手。黄文弼心里十分感慨，中国的边防真是形同虚设，外国人进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
黄文弼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与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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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古道·西风——黄文弼传〈19〉大结局： 皓首穷经，含恨离世
再次赴新疆时在天山上的留影
老先生花白的头发犹如他在西北沙漠进行野外考古调查被风所刮时的那般零乱，但他的面容依然清隽，他的眼前仿佛一一掠过他走过的那么多的中国西部边疆的大漠、草原、河流的道路，还有苍莽的新疆、内蒙、甘肃的众多山脉，他还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继续他所未完成的工作，可是，这一切都来不及实现了，就连他的考察日记也还没有整理完成，他的心中遗恨可想而知。
黄文弼有着深厚的史学根底，受过新思潮的陶冶和新的治学方法的锻炼，他的研究工作与实地考察相给合，因而他的研究成果中往往包含着考古、历史、民族、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有风格。自从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研究方法以来，黄文弼更是以走出书斋亲身调查而形成的文献、古物、实地的“三重证据法”研究方式，开创了我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新局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
他把他多年野外考察所得的材科进行了细致研究，并撰写论文，提出了富有成果的创见。如其中对塔里木河的研究，所据就是他实地考察所得。他提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有一条与北部塔里木河平行的大河，汇流于古代的罗布淖尔，也就是《水经注》中所说的南河。这一条河源于蒲犁，经皮山、于田、扦弥、精绝、且末、鄯善与车尔臣河汇合后流入牢兰海。黄文弼认为南河在汉晋时尚未断流，推测其东西断流和改道过程发生在五至八世纪间。这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果得到肯定，那么，关于新疆南部沙漠中一些重要古代遗址的湮没、丝绸之路南道的改线、新疆南部古代文明的兴废将得到新的解释。
他对罗布泊的研究，也是他的最突出的成果之一。黄文弼曾先后两次考察罗布泊，证实了古代罗布泊是在北面，中国地图是正确的，后来由于河水改道，罗布泊干涸了，河水向南汇流到今喀喇库顺湖，形成新的湖泊，即普氏认为的罗布泊。他进而推测，气候变干是导致河水改道的主要原因，而河水改道又是罗布泊沙漠中许多遗址被废弃的缘由。1930年当他的观察结果迅速传到欧洲，引起了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斯文·赫定博士、郝勒博士等陆续前来观测。但他们都只侧重阐明其地理学上的意义，黄文弼则根据罗布泊的变迁，河流改道等地理因素的变化，结合他的考古发现，阐明楼兰的历史，汉晋及以后内地与西域关系的变化，西域交通路线的改变，诸绿洲古国历史变化，以及我国古籍记载的正误等一系列问题。黄文弼第一次蒙疆考察期间，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汉代居卢仓古址〈即土垠遗址〉，发掘出了70余枚汉简，后来他对这批汉简作了考释，就汉朝在西域的职官、邮传、仓储等项制度以及往来交通、屯戍给养、地理、历日、器物等，弄清了一批为史籍所不载的或含混难解的西域职官，澄清了一些相沿已久的误说。如居卢仓的位置，王国维认为是《水经注》中所记的“龙城，前凉时期称海头，为西域长史的治所”。黄文弼不赞同居卢仓即龙城的说法，提出“龙城未必确有是城，但确有其地”，在蒲昌海的东南，与楼兰相对，验之于实地调查，也是符合的。黄文弼通地实地调查，认为居卢仓不但与楼兰非一地，而且与龙城也不相同。不仅如此，黄文弼对出土的汉简制度及书写格式做了考释，分简端之缺口及凿孔，简文中际之空白，判书简，简之尺度，简之写法及字数四个方面推论了木简的形制。这种从实物出发研究简牍的方法，是从考古学上研究简牍的最早尝试，极具先驱意义。他认为：“此简数目虽少，然对汉通西域之路线，行旅安全之保护，官制之组织，屯戍之设立，以及文化之传播，如研究汉代西域交通则在此数十残简中，提供了宝贵了第一手材料。”
黄文弼于1930年初步发掘了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获得大量陶器和和墓砖，后来他根据墓砖上的墓志铭发表了《高昌砖集》，对初埋者的身份、阶级、姓名、坟墓的营造年代及遗物的时代均作了说明。他还就墓砖上的年号及死者的官职，结合文献记载，编作《高昌国纪年》和《高昌官制表》，勾勒出高昌国历史比较鲜明的轮廓。另外，他还订正了伯希和的一错误，如伯氏根据敦煌文书中突厥文残卷，写了《高昌和火州哈拉和卓考》，认为新发现的突厥文有高昌的对音，而哈拉和卓又是突厥语之译音，因而判定高昌国旧城在今哈拉和卓附近。黄文弼并未认同这种看法，他在考察期间，曾询问当地人关于“哈拉和卓”名称的来历，得知“哈拉”为黑，“和卓”为圣。此地先为蒙古人占据，有一大王叫哈拉和卓来到这个地方，和蒙古人战死城中，后来当地人觅得一指，葬于城旁，地名才叫哈拉和卓。这与高昌因汉代屯兵而得名不同，不能说是“和卓”之名出于高昌。解放后，随着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大批文书，后人在黄文弼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对高昌历史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黄文弼在高昌研究上的首创之功，意义深远。他还从高昌出土陶器中研究论证了新疆彩陶的断代，否定了安特生对我国彩陶来自西方的臆说，提出了两期推进说，并肯定了新疆陶器形制受内地的影响。
汉唐时期，西域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处，由于沙漠的侵蚀，昔日的绿洲被淹没在沙海之中。西方探险家相继发现的一座座古代辉煌的文化遗址，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而黄文弼对于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古代遗址，他都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进行了考证，指出今地所在。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到大大小小的遗址的考证，为后人的研究和发掘提供了线索。
黄文弼考证出公元2——4世纪的二百年间是印度贵霜帝国极盛时期，其影响波及周边地区。佛教也随之传播到西域诸国，在罗布泊和尼雅发现的遗物正是西域固有文化与汉文化、印度、波斯、罗马、希腊诸文化融合，进而形成灿烂的西域文化之产物。遗址中出土的绣品图案花纹，既有西方风格，也有中国传统的风格和技术，并有汉文题识。其他如遗址的建筑、壁画、雕刻等更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因此，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考古记》是上述工作的结晶，也是西北考古的奠基之作。
黄文弼对于古代的西域民族也结合考察进行了研究。他关于夏、大月氏的故地及西迁，对西域诸国的分布以及种族问题，都作过很有见地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启人思路的见解。
第四次到新疆考察，黄文弼是带病去的，1958年回到北京的家中后，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他已不能远行进行野外考察了，从此他只能把精力放到学术研究上。
黄文弼从他几十年学术实践中，深知学习不能停止的道理，他在晚年还学习俄文，希望从外国文献中吸取学术营养。他非常热爱国家，热爱留下他考察足迹的中国边疆地区。1957年在新疆考察时，他曾在乌鲁木齐发表演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新疆在汉唐以来即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反击了别有用心者分裂新疆与祖国关系的谬论。1960年2月，当获悉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合同”，企图以展览为名，大规模地掠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的消息，黄文弼万分愤怒。他与尹达、夏鼐、徐炳昶、郭宝钧等著名学者共同发表抗议文章《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窃、盗买、巧立名目骗取我国文物的罪恶行径，并且警告“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无耻的盗劫行为”，并且严正声明：“这批文物无论运到哪里，势必追回！”由于他在学术界拥有较高的声望，1965年，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从此，他愈加振奋精神，决心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社会主义的祖国。此时的他虽有很强的个性，但也能平易近人，特别是年轻人向他请教问题，他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他时刻关心着西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当他听到任何一项新的发现和读到新的研究成果时，都感到无限喜悦和欣慰。他不断地告诉到过新疆的学术后人，哪些地方值得工作，哪些地方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值得探索。
然而，正当他依然抱病执笔，想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心血，献给祖国文化事业的时候，一场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文革”爆发了。1966年，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冲击着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黄文弼。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他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位73岁的老人十分不解地承受了他所承受不起的灾难，身心俱损，终于一病不起。12月18日，在那个举国疯狂的日子离开了人世。
老先生离世前，他的花白的头发犹如他在西北沙漠进行野外考古调查被风所刮时的那般零乱，但他的面容依然清隽，他的眼前仿佛一一掠过他走过的那么多的中国西部边疆的大漠、草原、河流的道路，还有苍莽的新疆、内蒙、甘肃的众多山脉，他还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继续他所未完成的工作，可是，这一切都来不及实现了，就连他的考察日记也还没有整理完成，他的心中遗恨可想而知。
中国西北考古先驱黄文弼先生70岁时的留影
文章很长，摘录过多，肯定是侵权了。所以摘录其中的三节，希望作者不要介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梁先生那里寻找原版文章阅读。谢谢。黄先生对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人类历史遗址文化等，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影响的大英雄。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几个总理宰相。没有总理，人民会自己种粮吃，没有宰相，人们会自己做饭。但是没有黄老先生，很多文化就会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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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治区地名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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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常（１２７９－１３３８），元朝著名的文学家，维吾尔人，原籍今托克逊。
早在辽朝时，马祖常的先祖就举家迁入关内，因为他的高祖增经当过兵马邦官，所以他的子孙就用官名中的“马”字作了家庭的姓氏。
马祖常小的时候，家庭已经败落，父母给他零用钱，他都积攒起来买书。由于自幼勤奋好学，所以他打下深厚的汉文字和汉学功底。
马祖常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诗，作品数量是元代新疆少数民族文人中最多的。他的散文，文采富丽而言之有物，构思奇巧而不见雕琢，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
元朝名士许有壬这样说过：“他的文章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短篇小记，没有不可以流传于后世的。”他的诗赋佳作很多，有不少反映民间生活疾苦的作品，如《室妇叹》、《赋养马户》等，颇有唐诗风韵。
马祖常治学严谨，对于那些把读书写文章当作是猎取功名利禄手段的人十分鄙视。他认为写文章是“经世而载道”的大事，必须言之有物，有独到的见解。
正是这种正确的创作态度，才使他写出了很多至今仍被人们称道的好作品来。
（贾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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