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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reviews关键字:&冯象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宪法宪政工人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农民工工会
日，清华大学教授冯象在华东政法大学做主题为&国歌赋予自由&的讲座，本文原稿为今年六月提交法兰西学院&团结百相&研讨会（Entretien sur les avatars de la solidarit&）的报告。正式版本即将刊发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第1辑。
冯象：国歌赋予自由&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谭国成一早来到车间，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却摁下了身旁一个红色的紧急事故按钮。顿时&蜂鸣大作&，生产线瘫痪，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详见《亚洲周刊》；《小康》）。
跟以往许多&群体事件&不同，这一次，资方和企业工会的威胁利诱、殴打开除居然都不管用。农民工唱起了国歌，上QQ群互称同志&&是的，他们恢复了&同志&这一官式称谓的本义&&抱团坚持罢工，整整一十九天。他们的要求非常明确：重整工会，加薪八百元，不得报复。也许是因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惊动了&高层&，抑或只是赶巧，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本田南海零部件厂工人因劳资纠纷停工》。观察家说，这是党的喉舌三十年来第一次大篇幅报道罢工，且立场中立，没指责&肇事者&，也不偏袒资方。媒体学界均大受鼓舞，纷纷呼吁，用法治取代粗暴的&维稳&，以免激化矛盾，&将党所依靠的工人群众推到党和政府的对面&（常凯，页88）。终于，国歌声中，僵局得以化解：一国企老总兼全国人大代表临危受命，做调解人，劳动法专家应邀提供咨询；工会认错，接受选举重组；资方让步，坐下谈判加薪。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如今各地工潮此起彼伏，已成小康道路的常态，叫我想起一首老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大概是躲不开的历史轮回吧，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南海本田那边发一声吼，究竟是迫于什么？那&万众一心&的自觉，对于中国宪政的成长、政治伦理之重建，又意义何在？
好些年了，农民工罢工，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用一些改革家的话说，他们这是&集体违法&，是&敲竹杠的卡特尔行为&（同上，页82）。现在不知是忙别的去了还是审查严，这种论调少了。主流的观点变为希冀工运法治化，又名&非政治化&。说是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加上主管部门、各级工会，可称&三赢&，经济学家所谓&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那样的局面。具体怎么做法，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介入&调解纠纷，在专家看来就不甚可取。因为政府出面虽能促成协商让步，&但从本质上抑制了劳资双方博弈能力的提升，淡化了集体谈判的影响&，&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自治机制的形成&（王晶，页105）。这是替市场经济的健康操心。&市场&二字，顺便说一句，由于主事者天天传布，几乎成了宗教信条。许多人以为祭出&市场&便能唤来神迹，将不懂&博弈&妨碍&自治&的&过激行为&化解，把&停工&的赶回车间。他们忘了，市场本身正是问题所在；市场不壮健，不弱肉强食、欺负人，人哪会闹工潮呢？
背后还是那个意思：罢工犯法。犯什么法呢？首先是违约、侵权。现在的企业员工，都是签了劳动合同的，都要受企业管理规章和财产权的约束。哪怕老板克扣工钱、拒付工伤医疗费、劳动环境恶劣，打工仔也不能随意怠工停工，给雇主造成经济损失。那在给市场经济护航的法律眼里，是百分之百的&蓄意侵害&。
不是吗，契约自由、私有产权，何等神圣的大词！相比之下，劳动者的罢工自由，虽然国际上普遍承认，属于&劳工三权&（组织独立工会、罢工、集体谈判），在中国，按学界的讲法，却处于&灰色地带&。灰色，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说，则是从前有过党的政策和中央文件认可，一度还写进了《宪法》，同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列（&七五宪法&第二十八条，&七八宪法&第四十五条）。但是，一九八二年重修宪法，删除了罢工自由。一块儿取消的，还有毛主席倡导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立法者的解释，是将罢工权定性为&极左思想的产物&，指其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国家的企业属于人民&&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张友渔《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引自常凯，页89注22）。当然，这条&拨乱反正&的理由本来也没打算持久。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或私有化（破产&拍卖&或股份化了转手），老一代职工退休下岗，新工人的主体已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了。农民工不论替谁干活，都是合同工、派遣工，亦即雇佣劳动。既是雇佣制度，免不了催生剥削与阶级分化；没几年，&企业属于人民&、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道理，便无人信了。
宪法依据不了，凭什么主张工潮法治化呢？论者一般强调这么三条：首先，&法无明文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罢工自由固然取消了，但并无明令禁止；换言之，罢工如果不影响他人的合法权益，不扰乱社会秩序，即应准许。其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工人罢工的权利，惟此项权利得按所在国的法律行使。该公约中国政府已于一九九七年十月签署，二零零一年二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对罢工条款未做保留或特别声明。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着修订了《工会法》。据修订后的第二十七条：企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单位或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还要&协助［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故有学者认为，此处&停工&一语实指罢工，而两个&应当&一句可推论罢工为工人的合法权利。否则，不会规定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单位交涉，而单位也没有&应当&满足&合理要求&的义务了（常凯，页85）。
然而，这灰色地带的&曲线救国&，恐怕经不起分析。我们先看《工会法》。规定工会和单位&应当&就某事做什么，可有各样理由，不等于法律默认那件事（&停工、怠工&）是肇事者享有的权利。参较劳动部颁发的《集体合同规定》（2004）第五条，确立&不得采取过激行为&为集体协商的一项原则。所谓&过激行为&在劳资纠纷案中，说的就是罢工、闭厂之类&事件&。
同样，公约义务也是一句空话。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际公约，须通过国内立法来实施。没有相应的立法，公约条款不能直接适用，罢工只是纸面上的权利。即便将来&接轨&国际了，那罢工权仍得&按所在国的法律行使&，可以添加种种限制。
最后，罢工非罪，不等于罢工者免受处罚。现实生活里的罢工，参与者动辄遭解雇不算，每每有领头的工人被拘捕治罪的报道；说他&聚众滋事&，触犯了刑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此项罪名经常被滥用，凸显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劳资纠纷的态度。另外，罢工少不了集会游行。《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八条规定，须提前五日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凡未经批准的，或者行动超出指定时间地点、更换负责人的，皆属违法。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则应同有关方面协商，推迟行动（第十条）。如此，工潮只要溢出厂区，稍不留意，即有犯法之虞；若是冲突加剧，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第十二条），出动武警亦是合法的应对措施。
既然立法&滞后&，拖了法治化的后腿，能否掉过头来寄望于人民法院呢？就是从实际出发，酌情裁量，将《工会法》《劳动法》的相关条款做扩张解释，替工人&创制&罢工权？前景也不乐观。至少学界喜欢谈论的美国式&能动司法&（judicial activism），在中国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政法体制不同。对此，波斯纳法官倒是有个说法，可供参考。
去年暑假，芝大法学院给中国青年学者&开小灶&，办法律经济学进修班，请他做了一次讲演。有趣的是，老先生素来推崇实用主义，论及中国却看轻了实用。他自称&门外汉&（outsider），觉得中国不够民主，对法治亦未见得投入。遂比照西方政治文化史上的成例，建议人民法院不必太实用，毋宁抽象教条一点，偏向形式主义。让法官学学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宣示阿波罗旨意的祭司，做单纯的&传谕者&&&他引的是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著名的比喻&&&在那些权势者不尊重法律，只关注维系自家统治的社会，法院因为地位不稳，合法性与司法权威得努力去争。一个办法，就是跟实用性保持距离，说：看，我们法官做的，不过是实现正义的古老原则。我们不是政客，裁量不会酌情也不管后果。别老盯着我们呀！&（参阅《北大法律评论》14:1，2013）
问题是，为了自身利益包括&司法独立&而&偏向形式主义&，拿&抽象教条&做幌子，掩饰法院内外大小权势的干预及司法不公，这本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君不见，人民法院编写出版的典型案例，可以不乏形式严谨的法条分析；办案的真实过程，却往往是后果导向、酌情裁量。不少法官私下承认，&我们经常是实用主义的审判，只不过装作法条主义而已&（于明，页25）。当然，这假相的背后，除了怯懦的实用主义，还有政治立场的悄悄蜕变。近年来，高官贪腐案纷纷&废除死刑&，仿佛&刑不上大夫&才算是&实现正义的古老原则&；法院丢了&人民司法&的也不在少数，如借口&罪行法定&，袒护卖淫产业（《广东高院：沐足店手淫服务违法但不犯罪》，新浪网新闻中心，）。衙门里这般乌烟瘴气，谁还指望披法袍的替农民工说话？
波斯纳法官或许不太了解中国，没想到教条主义泛滥未必是在替神明&传谕&，人修的是实用主义的正果。但他对法官的政治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他给司法助理们的谆谆告诫：记住，法律是蠢人给蠢人制定的。
于是罢工者高唱国歌，便有了深刻的宪政意义。唱国歌，一如游行队伍举毛主席像，实际是坚持罢工或劳动者的团结（solidarit&）的非法地位，从而将雇佣劳动和劳动者一样，重新政治化了。其实质，乃是通过唤起《义勇军进行曲》承载的历史记忆，把法律不敢正视、拒绝处理的劳资冲突，转化为它的&本义&即党群关系问题，来要求解决。又因其诉求已超乎新法治意识形态，加入后者反复贬抑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这劳动者的团结所促成的政府干预和工会重组，便必然是宪法自由的复生。
但是，执政党为什么必须&受理&党群关系的诉求呢？将事件包装成&劳动争议&，要劳资双方依法走仲裁或诉讼渠道，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讲一条基本原理：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要不&换旗易帜&，不放弃群众路线，党就应当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就没有理由听任农民工唱着国歌走上街头，而自己关起大门打牌睡觉，把工潮推给劳动合同、私有财产的法权的教义（Rechtsdogmatik），以及现时还无法适用的国际公约。
站在农民工的角度，之所以诉诸党群关系，而非宣传建设了三十余年的新法治，道理很简单：那新体制充斥着旧特权，太腐败了。它的设计，原本是用来改写历史、劝人遗忘，遮掩社会矛盾的（详阅《政法笔记》）。时间一长，就露了破绽，让人看出一堆繁琐的程序跟晦涩学说底下，无耻的权钱交易、资本的贪婪与攫取。农民工若是信了那资本的说教，如上文指出，就非但不能罢工，任何要求加薪或改善劳动条件的行动都可能违约侵权、触犯刑律。明白了这一点，劳动者才学会了团结，并把由团结而来的&劳工三权&，作为生存权或社会权，要求法律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在立法阶位上，&团结权&须高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如劳动合同的履行义务，甚至超出一般公法（行政和刑事法规）的限制。单个农民工面对资方，他是被民法束缚着的；停工一如旷工或破坏生产工具，得受法律的制裁。当他独自向政府&讨说法&时，他只是行政法上某&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幻象，又名&公民&。一切&蠢人给蠢人制定的&东西（法规条例），对他都豁免了司法问责（《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然而，劳动者一旦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们就挣脱了法权的羁绊。那一份份劳动合同和企业规章就魔法般地失效、作废，可以谈判了重写；本本上那些抽象的权利，就突然克服了&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障碍，变得能够主张了。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为筑&新的长城&，伸张&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恩格斯语）。在南海本田，这新权威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便是重组工会，直选干部，变企业工会为工人自己的工会。之前沉睡着的《工会法》条款复苏了。例如第四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还要求工会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第五条，工会要组织和教育职工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这一双条款（连同关于选举的第九条），今天在一些人听来，像是在说一个缥缈的乌托邦。然而以二十世纪革命的传统观之，干部由一线工人直选和罢免，实为工会独立行使职能的必要前提。列宁曾反复强调，工会应是一所劳动者学习团结、学习捍卫自身利益和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管理&不仅是工会领导的事，更是全体会员即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长期的任务，包括：一、就全国所有企业跟政府经济部门的人事安排，推荐候选人、提咨询意见；二、从工人和劳动群众中提拔培养行政干部；三、参与文教宣传工作，尤其是&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四、制定企业干部职工的工资与供给标准。显然，这些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顽强而切实&的作风，常年不懈的努力，以便&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国民经济&。一言以蔽之，&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列宁选集》卷四，页422-23, 624-25）。
按照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会要保持&非党的&独立地位；职工自愿入会，不得强制登记（同上，页625）。因为，公有制经济并不会自动消除企业经理和主管部门出于本位利益、追逐计划数字或滋生官僚主义，跟工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侵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同上，页621）。
上述教导，于我们反思工运的惨痛教训、还原被改写的历史、寻求新的方向，确是不可轻忽的。
也许有人会说，南海本田的罢工者唱国歌，只是对付日方经理、煽动工友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手段；毕竟，《义勇军进行曲》本是抗日的战歌。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紧接着，同年六月，河南平顶山市平棉纺织集团工人罢工，面对厂方的劝诱威吓，继而&举全市警力，大规模清场&的&维稳&措施，群众也是手拉手高唱国歌。如同南海本田，企业工会也被工人骂作&厂领导的走狗，连黑社会都不如&（详见《南风窗》报道）。事实上，&起来&&起来&已如星火燎原，简直成了&群体事件&的号角。例如今年三月，重庆工商大学三百教师堵住校门，抗议校方搞的&绩效工资&改革方案不公，便是一场国歌声里的集会（星岛环球网，）。
《义勇军进行曲》竟可以这样团结民众，原因何在呢？我想，国歌代表国家尊严（《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故而欢迎国宾、开&两会&或运动会都要演奏。但更重要的，她是一首历史歌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郭沫若《聂耳墓志铭》）。爱国宏志、不怕牺牲，那不是时下流行即资本运作的那些个口号歌曲和广告所鄙视的么？唱国歌，因此不仅是凝聚人心、激励觉悟，还能促人抗拒一切&去人之史&的圈套，包括法权神话；再一次，让&救亡压倒启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罢工者的怒吼，令人动容。并且很容易联想到另一首劳动阶级的战歌&&《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脍炙人口的歌词出自萧三，其实是自由的意译。原文为巴黎公社战士鲍狄埃（Eug&ne Pottier, ）的不朽诗章，富于修辞，意象略异：
Debout, les damn&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ats de la faim&
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起来，大地上受诅咒的，
起来，饥饿的囚犯&&
奴隶大众呀起来，起来！
这世界就要换掉根基：
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必成一切！
如此，因国歌而团结，就意味着不忘巴黎公社的伟大理想，不忘劳动者&要做天下的主人&。根据这一理想，&罢工自由&的具体内涵，须放回工运史里去梳理、阐发。在法理上，可以说，那藉罢工而复得的&自由&，已化身为团结权了；而那&权&字所指，远不止被&八二宪法&取消，寄存于国际公约、劳动法教材的一种或几种公民权利。在南海本田，罢工者的谈判代表团曾上传一封公开信，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结尾有一句话，说到这理想：&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一千八百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这里，&权益&同&维权&所指，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我以为，须摆脱西文翻译术语的影响，从中文&权&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及罢工者唱国歌所演绎的丰富的政法含义来理解：农民工的团结，显然不属任何法定的&权利&，而是源自对法权的克服，即人对历史、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或觉悟。因而团结，归根结蒂，乃是始于劳动者以阶级觉悟&权物称用&（语出《荀子/王霸》），形成斗争中的&权势&与&权能&，诉诸革命的&权威&，而达于国歌之下，那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决心行使的国家主人翁之权&&&人民主权&。
前文提及，劳动者的团结是&劳工三权&的基础。若是把&三权&解作工人的个人权利，主要是经济权，集体行动就难免囿于一套借来的法治话语，无力挑战资本的教义。相反，如果我们撇开教义，回到中国工运的历史语境，那&团结&二字就掌了权柄，标举其&本义&，即劳动者团结之权柄或主权，并由此接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潮流。
放眼神州，那潮流发端，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长沙：青年毛泽东在那儿为成立不久的工会认定了&劳工三权&。
他讲的那&三权&，名曰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实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生存权的主体，为全体劳工，包括不到十八岁的&劳动预备军&和年过六十&卖尽了力的&。毛泽东说，&按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他们要有权得口粮。劳动权，意谓&若是工人有力而&&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也就是说，失业的病残的，都可享受社会救济。反之，&不劳动者不得食&（参较&七五宪法&第九条，&七八宪法&第十条），&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这样，三权归总，便是劳苦大众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权（《毛泽东文集》卷一，页8-9）。
这革命权虽然也称&劳工三权&，与国际公约认可的一样叫法，但性质目标大不相同。一是经济利益驱动、采取集体行动的&普世&权利，在资本主宰的法治社会，一般属于吃工会饭的律师的实务；一是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个人利益融入阶级利益，重启一个光荣的传统。尽管&共产主义的学校&早已关闭，学习&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同上，卷八，页129），也已被人淡忘，做成禁忌，但生存、劳动和劳动者&全收&的斗争逻辑未变，《义勇军进行曲》还在。
所以，工会的直选一经尝试，就有别于许多地方流于形式的基层选举，成为真正的对抗资本的民主实践。诚然，那工会民主还十分弱小，能否长久，将来如何，尚无制度的保障。但只要人们看清了法权的腐败与不公，就一定会听到《国际歌》的强音：够了！这监护下的沉沦，&平等&要求另一种法律......（参见附录）
七、&上帝&
工人的团结和工会民主在中国的前景，大致如上；我想有三点可以肯定。首先，形势比人强，罢工自由不&平反&不行。所谓&转型社会&，诱发罢工的因素太多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蓝领工作的外包流失，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诸如此类，屡见报端。加之政府加速推行城镇化，正赶上农民工换代。第一代农民工据说&维权意识&弱，为一个梦想，愿意加班加点，忍受超常的剥削，不闹工潮。那梦想是攒了钱回家乡盖一栋楼，让子女改变身份，做城里人。第二代，&八零后&&九零后&的新工人，就变了风貌：农活基本没干得过，从小耳濡目染，是奥运会世博会、灯红酒绿的&高档生活&。教育程度则普遍比父辈高，组织能力强，又熟悉微博微信QQ群的玩法，消息可灵通了。三年来闹工潮的主力军，是他们（《农民工塑造中国未来》，《金融时报》）。
另一方面，劳动法规日渐完备，功效却一直不佳。专家说，过去十多年，劳资争议每年增长30%左右，远高于GDP的增速（《南风窗》，页35）。事实上，一部分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的法规已成具文。如最近广东江门的反核大游行，就没有按规定事先向公安局递申请，而当地政府也不敢以游行&未经批准&为由，压制或不理睬群众的诉求。相反，市府&应急办&宣布，在跟市民达成共识之前，中止示威者反对的鹤山龙湾工业园核燃料项目（星岛环球网，）。民众对核项目的担心是否科学不论，这是一次引人瞩目的团结权对新法治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罢工、游行等集体行动，本身就是参与者最好的政治伦理教育。&万众一心&，使他们变得自信自觉而能战斗了。一次罢工的成果，政府中立、资方让步、工会重组，便是下一轮工潮的培训。本质上，罢工绝不是《宪法》或任何制定法恩赐的自由，而是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的培养，劳动阶级&最大的&&最根本的&权柄。而且，只要社会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团结的斗争就不会停息；很可能，&一万年以后&也离不开这种&大民主&的形式（《毛泽东选集》卷五，页324-325）。
第二，必须指出，罢工等&群体事件&再度政治化，并不等于走向全面的社会对抗。局势远非如此。但劳资冲突一旦转化为党群关系问题，便不可能用法治话语来有效规范，则是无疑问的。正如颁布《信访条例》，就以为信访法治化了，只是一厢情愿；辅之以&一票否决制&的打压堵截，依旧挡不住信访。或者以为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配套规章，即可缓解劳资矛盾，培育权利意识，将工潮纳入法治的轨道：必定大失所望。因为，执政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是为人民服务，而非抽象的公民权利、虚构的&人人平等&。而老百姓唱国歌是提醒执政者，党和人民是患难与共的关系，党有义务倾听人民即主权者&&毛泽东喻为&上帝&&&的心声，包括工潮表达的各种诉求。那么，剩下的唯一选项，就是不要站在群众对面呵斥，或跑到一旁指手画脚；应当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维护党群关系，乃至重建政治伦理，回归为人民服务。
第三，如果说罢工自由理应是中国宪法不可或缺的一项承诺，而事实上也已经很难继续非法化或排除在宪政之外，那么宪政的完整与尊严就系于唱国歌了，即国歌赋予的&万众一心&。罢工所蕴含的这两项价值，劳动者团结的民主实践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便是共产党的&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对宪政的期盼。
二零一三年七月于铁盆斋
【注】本文原稿为今年六月提交法兰西学院&团结百相&研讨会（Entretien sur les avatars de la solidarit&）的报告，之前曾在华东政法大学演讲。承法兰西学院Alain Supiot教授和南特高研院Samuel Jub&主任热情相邀，华政李秀清教授并于明、胡娟二君悉力支持，谨表谢意。
《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案始末》，载《小康》。
《谭国成打响中国工运第一枪》，载《亚洲周刊》。
波斯纳：《法律经济学与法律实用主义》，载《北大法律评论》14:1，2013。
常凯：《关于罢工合法性的法律分析》，载《战略与管理》7/2010。
冯象：《政法笔记》，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王晶：《集体协商谈判制度须以劳工三权为基础》，载《战略与管理》9/2011。
于明：《法条主义、实用主义与制度结构》，载《北大法律评论》14:1，2013。
附录：《国际歌》第三段
鲍狄埃的歌词原有六段，但一般只唱第一、二、六段，依循苏联的传统；或因一九零零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刊登的法文歌词，只取了这三段。中译最早的尝试，据说是瞿秋白的手笔（1920），也只有这三段。其实第三段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极有现实意义，理应广泛传唱。现在的官方版本出自萧三，是他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译的，第三段比俄译准确，但仍有些毛病。前些年因为上课讲到《国际歌》，就对照原文做了订正，如下：
L&&tat comprime et la loi triche
L&impot saigne le malheureux
Nul devoir ne s&impose au riche
Le droit du pauvre est un mot creux
C&est assez, languir en tutelle
L&&galit& veut d&autres lois
Pas de droits sans devoirs, dit-elle
Egaux, pas de devoirs sans droits
(Au refrain)
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瞒，
苛捐杂税叫不幸者流血；
什么义务，富人概不承担，
&穷人的权利&空话一句。
够了！这监护下的沉沦，
&平等&要求另一种法律：
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她说，
同样，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参较萧三的译文：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杂税榨穷苦；
富人无务独逍遥。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
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平等！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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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歌赋予自由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北大法律评论》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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