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死者》的结尾&按：今晚整理书架，发现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已经很久没有读这本书了，在读研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这本小说集的，尤其是《死者》。于是把03年8月打在电脑里的《死者》结尾又找出来，一样的感动。晨光看到《月亮与六便士》感到很喜欢，不知道他看了《都柏林人》呢？里面描绘的世界会让他如何感叹呢？&屋里的空气使他两肩感到寒冷。他小心地钻进被子，躺在他妻子身边。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将变成幽灵。顶好是正当某种热情的全盛时刻勇敢地走到那个世界去，而不要随着年华凋残，凄凉地枯萎消亡。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她，怎样多少年来在自己心头珍藏着她情人告诉她说他不想活的时候那一双眼睛的形象。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泪水在他眼睛里积得更满了，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在想象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的身形。其他一些身形也渐渐走近。他的灵魂已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彭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地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是《诗经》里的吟唱邂逅爱情的感觉。千百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等待这种邂逅
赵咏华的一首老歌《早餐》里唱到：“心情特别好的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为心爱的人做顿早餐，要他把我的爱一口一口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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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点击数：0《美国风景》论说乔伊斯小说部分的摘要
&博主按语：在进入《怜詹姆斯·惜乔伊斯》一文的写作之前，将旧作《美国风景》（大陆版叫做《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里有关乔伊斯的论说摘录于此，与读者分享，亦颇有进入写作之前的热身之意。
《喧哗与骚动》与《尤里西斯》堪称二十世纪文学最为精彩的双璧。相比之下，乔伊斯的《芬尼根之还魂》虽然在小说技法上更加成熟，但其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过《尤里西斯》，并且还多了些游戏成份。当有个美国作家问乔伊斯为什么把《芬尼根之还魂》诉诸那么艰涩的风格时，乔伊斯不无傲慢地回答，为了让评论家们足足忙乎上三百年。（When
the American writer Max Eastman asked Joyce why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a very difficult style, Joyce replied: "To keep the
critics busy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
）联系到乔伊斯的另一个声称，可以发现，他的写作显然有刻意的成分在内。他说，我对读者所做的唯一要求是，应该为阅读我的著述而奉献出一生的功夫。（The
only demand I make of my reader," Joyce once told an interviewer,
"is that he should devote his whole life to reading my
works."同上）虽然乔伊斯完全有资本为自己的小说如此骄傲。早在他的《都柏林人》里，乔伊斯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学才华，更不用说他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更不用说他那二部晦涩而光芒四射的代表作。然而，比起卡夫卡对自己作品的极度低调，乔伊斯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小说的精彩不在于文学成就上的如何辉煌，而在于他以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显示了一幅欧洲文明的末世景像。这样的景像再精彩，也不可能像文化童年时代的文学那样充满对未来的自信和人之为人的骄傲。就此而言，踌蹰满志的乔伊斯与谦卑的卡夫卡相比，在悟性上显然要略逊一筹。事实上，乔伊斯用好几部煌煌巨制描述的精神景观，在他那个弟子般的朋友贝克特，却只消一台简单的《等待戈多》就全部展示清楚了。高难度的文学写作确实充满快感，但过分的得意却显得有些多余。
福克纳的写作《喧哗与骚动》，是相当朴实的。据福克纳本人回忆，写作此作的最初灵感，来自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那个女孩子开始是坐在树枝上，后来又在爬水落管什么的。反正，福克纳并不是想要读者花上一生的时间来阅读他的小说才在结构、语言、叙事等技法上做了与《尤里西斯》同样的革命性处理，而是他觉得唯有那样的写法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意绪、性格、内心深处乃至下意识里的种种涌动。与马克·吐温一样质朴的福克纳，显然十分反感文明社会的种种虚荣和浮华，要不他不会在通过黑人女仆迪尔西形象写出人情味十足的温馨的同时，借助一个智障儿童形象抵达反朴归真式的精神境界。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卡夫卡和贝克特
自从《尤里西斯》问世之后，乔伊斯被作为一个不无夸张的神奇故事传说至今。事实上，乔伊斯虽然是个天才，但并不神奇。就小说家本身的趣味而言，乔伊斯的叙事者是个能说会道的长舌妇。对比于普鲁斯特的细腻，乔伊斯的叙事特点是琐碎。
比较一下乔伊斯早期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压轴之作《死者》和福克纳的短篇名著《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可以见出乔伊斯的这种叙事特点。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整个叙事干净利落，不带一句废话；故事、人物、气氛、阴森而浓郁的诗意，历历在目。但乔伊斯《死者》的叙事过程却拖泥带水，仿佛厨娘的围裙，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小说讲了一半过后，方才进入死者的故事。叙事者仿佛被那个晚会给耽搁了，津津有味地滞留在东家长西家短的描述上。乔伊斯的这种叙事作风绝对不是偶而的疏忽，而是他一贯的市民风格。乔伊斯像个妇道人家一样，喜欢津津乐道于琐碎的细节，因为那些细节无一不是他射向其笔下各色人物的冷箭。
乔伊斯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乔伊斯所钟爱的。他的《都柏林人》就连在名称上都带有不怀好意的冷笑，好比一个描写上海底层社会人物的小说集被特意命名为“江北人”一样。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憎恶和轻蔑，绝对不下于上海小市民对“江北人”的鄙视。与福克纳小说在冷峻后面经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慈爱和温情不同，乔伊斯的小说写得相当无情，毫无诗意可言。乔伊斯总是将他的叙事快感沉浸在没完没了的挖苦和冷笑之中，而且不仅挖苦笔下的人物，也同时挖苦每一个认认真真阅读的读者，仿佛每一个认真的读者都是他笔下的人物一般。乔伊斯又显然明白他的这种冷漠和对挖苦他人的过于津津乐道，所以他将《尤里西斯》作了精心的结构设计，虽然同时又把小说故意写得如同毕加索那幅名画《格尔尼卡》一样的支离破碎。乔伊斯假如不给《尤里西斯》的叙事画好结构上的方格，这部小说不知会写到什么地方去。
比起《喧哗与骚动》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形象组合之间的天衣无缝，《尤里西斯》在结构上的人为痕迹是显而易见的。好在乔伊斯并不回避这样的痕迹，因为他正好籍此炫耀一下学识上的渊博，从而把他十分看不起的那群庸常人物一古脑儿地塞入一个恢宏的神话框架里。在神话的鲜明对照下，那些小人物显得更加平庸，更加可怜，叙事者的蔑视份量因此而大大加重，整个小说的游戏成份也更加浓重。但《尤里西斯》也因而受到了两类读者的狂热喜爱，一类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一类是热爱文学热爱到了没有文学不能活似的文学玩票者。也许没有其他作家的小说比乔伊斯的小说更适合做学问、更适合文学系的教授们在课堂用来吓唬可怜的学生、或者籍此傲视文学系以外的芸芸众生。至于那些文学票友，读陀思妥也夫斯会读得心惊肉跳，读福克纳会读得神色黯然，读普鲁斯特会读得自惭形秽，唯有读乔伊斯，可以时不时地读出知音的感觉来。
乔伊斯在小说里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冷漠和无情，为学者们放心大胆地玩弄学问提供了方便；而他叙事中的市民习气，则与他笔下的人物相得益彰。因此，乔伊斯的小说，比起陀思妥也夫斯，少了灵魂的呼啸；比起契诃夫，少了慈悲和怜悯；比起福克纳，少了哈代式的忧郁和悲怆；比起卡夫卡，少了大彻大悟式的透明和深远；比起普鲁斯特，少了孤独到幽静的凄美；比起他那弟子般的忘年交贝克特，少了一眼见底的简洁和明了。然而，乔伊斯却具有谁也比不过的冰冷和犀利。他的小说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面把笔下的人物肢解得体无完肤，一面向人们炫耀他的刀法是如何的精妙。
但乔伊斯确实是个天才，他的天才在于语言。试读一下《芬尼根之还魂》首尾相接的那段文字，就可以明白乔伊斯在语言上的不同凡响，简直就像绘画上的毕加索那样，只消一张开翅膀就可以遮住天空。
《芬尼根之还魂》在结构上是以一段拆开的文字，如同埃舍尔绘画中那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龙那样，首尾相接起来的。先将这段文字完整地连接如下。
一道又孤独、又久远、又可爱、又悠长的河流奔腾着，经由亚当夏娃教堂，从突转之岸奔向弯曲之湾，以返转的宽敞姿势将我们带回豪斯古堡及其邻近之地。（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 riverrun, past Eve and Adam's,
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 brings us by a commodius vicus
of recirculation back to 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
小说的在叙事结构上将定冠词“the”和名词“riverrun”作了分切，从而使“riverrun”成为小说的开头。经过十七年的写作（1922－1939），小说最后结束在“the”之前的那几个形容词定语上。
先看开头部分：
河流奔腾着，经由亚当夏娃教堂，从突转之岸奔向弯曲之湾，以返转的宽敞姿势将我们带回豪斯古堡及其邻近之地。（riverrun,
past Eve and Adam's, 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 brings us
by a commodius vicus of recirculation back to 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
小说最后终结在：
一道又孤独、又久远、又可爱、又悠长的河流（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
假如说如此一种首尾相接带有游戏的成份，那么也许是作者怀有让读者一遍一遍地永远读下去的期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段文字的语言是相当大气的，不仅气势磅礴，而且意味深长。其中既有地理上的暗示，又有古色古相气氛的渲染，顺便还好像很不经意地展示了小说的历史景深，并且充满着隐喻性。因为亚当夏娃教堂是都柏林的中心，那个古堡地处河流的入海口。教堂、古堡，河流，在意境的构筑上颇有中国诗词中那种“小桥、流水、人家”一气呵成的氛围营造，并且意象深远，以教堂那个亚当夏娃的名称，让人联想和上溯到人类最为初始的时代。更不用说，这条河流本身的隐喻意味。其兜了一大圈最后流入大海的回环形象，既象征着人生、象征着生命，又象征着历史、象征着宇宙里的万事万物，最后还象征着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象征着所有一切终归于无的空灵。
读完这么一段首尾相接的文字，似乎不读小说也可以领略小说的风格、结构连同意境等等。小说讲了个什么故事、故事里有些什么人物、人物有着什么样的悲欢和命运，似乎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乔伊斯本人也是这么解释的。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他说：
我尝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说一个切帕里左德家族故事。时间、河流和山川乃是我书中的真正主角们。但下列诸多元素却是每一个小说家都可能使用的：男人和女人，出生，童年，黑夜，睡眠，婚姻，祈祷，死亡。这并没有什么违背常理的。我只是尝试着以同一个审美指向建立不同的叙事层面。（I
am trying to tell the story of this Chapelizod family in a new way.
Time and the river and the mountain are the real heroes of my book.
Yet the elements are exactly what every novelist might use: man and
woman, birth, childhood, night, sleep, marriage, prayer, death.
There is nothing paradoxical about this. Only I am trying to build
many planes of narrative with a single esthetic
purpose.）
这听上去像是法国的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在谈论他的小说实验一样：人的位置被刻意地降低到好像不存在的地步，时间、河流和山川才是小说的主角。乔伊斯将此视作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且煞有介事地表明他要籍此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乔伊斯的小说语言是无以伦比的，但他所自以为是的美学风格，却并不独特，不仅在瓦格纳的交响乐里早就展现过，而且在里尔克的诗歌里也有过不无傲慢的表达。喜欢唠叨的乔伊斯，在故事的讲说上并不懂得精简集中一类的叙事奥妙。他的优势在于语言的概括力和象征性，并且具有雄浑的气魄，随便一句话，随便一个词都可能充满隐喻意味。就其叙事功能而言，总是历历可数；而就其象征意味而言，又往往诗意十足。《芬尼根之还魂》那个首尾相接的段落，读上去好像是艾略特《荒原》里的某个片断。那条河流仿佛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气概非凡地流过象征着都柏林人的生活和历史的城市，最后一个回头，转入大海。
其实，乔伊斯的小说中并非像罗伯－格里耶那样拒绝任何人为的因素介入。乔伊斯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谁也无法摆脱的真正主人公，那就是乔伊斯本人。乔伊斯如同一条河流那样地在小说里游来游去，从而把他经过的一切全都淹没在他那条河流里，不管是人们的生活、城市的历史、还是时间和自然。作家通常会陷入难以自拔的自恋，但能够像乔伊斯这么自恋的，实在是屈指可数。能够自恋到这样的高度，确实也足以成为文学史上的绝响。
虽然我不得不勉力为中文读者翻译了这个段落，但必须指出的是，乔伊斯的语言在骨子里是无法通过翻译转达的。就像读《红楼梦》只能读中文原版一样，读乔伊斯的小说不读英文原作是隔雾看花。能够阅读《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幸运，而能够阅读乔伊斯小说则是英文人口的福份。
正如读福克纳是读其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读普鲁斯特是读其小说中的情调，读乔伊斯乃是读他小说叙事的语言。乔伊斯的叙事语言具有魔鬼般的力量，点铁成金，死的也可以被他说成活的。读着他的叙事语言，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忘记他笔下的人物是多么的平庸，有多么的无聊。就算是读者感觉到了小说中的市民气，也不会联想到乔伊斯身上，而会将这种习气通通归咎于乔伊斯笔下的可怜虫。读者难以想像一个具有如此语言能力的天才，怎么可能同时市民气十足。但乔伊斯就是这样一种天才和庸人的奇妙组合，不管读者是否喜欢，也不管读者是否接受。
因此，无论是阅读《尤里西斯》还是阅读《芬尼根之还魂》，从头到底认真阅读的，最后都会读成乔伊斯笔下的人物，或者读成乔伊斯式的高级小市民。津津乐道于小说里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并且细细地品味小说写得如何有学问，这样的愚蠢会让乔伊斯开心得手舞足蹈。而且，读者读得越认真，就越让乔伊斯暗暗好笑。本来就是给文化人开的一个玩笑，谁叫他们当真了？乔伊斯一面嘲讽着都柏林人，一面不动声色地让所有自以为博学的傻瓜读者读成他笔下的都柏林人。这可能是乔伊斯最了不起的天才之处，令人不得不佩服。
作为一个天才，乔伊斯像所有其他天才一样，对自己所生长的环境和周遭的人物，怀有刻骨铭心的憎恶和鄙夷。正如没有一个凡人经得起推敲和挑剔，没有一个天才不会挑剔他周围的庸众。在天才和庸众这场永恒的敌对当中，乔伊斯几乎就是为了报复庸众，才选择了小说写作这个行当。当年巴尔扎克以伏脱冷的口气宣称，在拿破仑以火与剑征服的地方，他要用笔重新征服一次。乔伊斯没有那么粗鲁。但乔伊斯对他笔下的世界同样的没有爱心，同样的憎恨；并且恨屋及鸟，他对他小说的读者也毫不客气地使用了尽可能无礼的语言；在他们阅读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挖苦和讥笑。就像读里尔克的诗歌，一不小心就会觉得受侮辱；阅读乔伊斯的小说，多多少少要遭受一下作者的蔑视。面对这一类天才，最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向他们的愤世嫉俗表示理解，并且对他们的如此不幸抱以深深的同情。天才过于与庸众纠缠不清，最后也就不知不觉地与庸众混为一体了。
相比之下，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普鲁斯特的叙事，极富诗意。他的小说如同一个纯情少年的喃喃细语，并且具有《红楼梦》中那个天才少女林黛玉的敏感和细腻，也具有林黛玉那样的晶莹和玲珑剔透。有关其如此这般的小说写作，普鲁斯特本人是这么解释的：
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唯一那扇通向目标的门，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却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自动开启。
《追忆似水年华》也确实是无心插柳式的叙说。有关这样的叙说，其实有没有结构并不重要。虽然普鲁斯特很认真地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小说具有教堂般的结构，甚至曾经想过为小说的每一部分选用如同大门、后殿彩画玻璃窗等等的标题；但这番辩护是多余的。这就好比人们在阅读林黛玉的诗歌时，根本不会在意那诗歌是如何结构的。也许普鲁斯特母亲对他的教诲，对于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更有启迪。他母亲教他做会三件事情，烹调某些菜肴、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和殷勤待客。做这三件事情最合适的分寸在于：手法简洁、朴实无华、饶有韵致。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完全做到了这样的分寸。简洁和朴实，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长期闭门谢客的离群索居者来说，其写作就如同美国女诗人爱米丽·迪更生那样，完全是心灵的自得其乐，毫无功名心可言。难得是饶有韵致。但普鲁斯特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
普鲁斯特非但对人类没有憎恶和轻蔑，而且还怀有少女般清纯的挚爱。这种清纯使小说的叙事语言带有孩童的芬芳。且不说其他，仅仅是标题，都像是孩子的喃喃自语，诸如“斯万家那边”，“盖尔芒特家那边”。
这两家的故事，构成整个小说的主线，并且在最后通过两家后代的婚姻，如同教堂的拱顶那样彼此相接到一起。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当中，《追忆似水年华》比《尤里西斯》更为接近《红楼梦》；不仅在结构上，而且还在意境上，还在叙事的风格上，与《红楼梦》异曲同工。整个小说仿佛出自大观园中那个最有灵气的天才少女的手笔，并且还带有潇湘馆式的幽静和凄美。甚至是普鲁斯特的长年生病和蛰居方式，都与潇湘馆的女主人息息相通。其叙事更是如同一缕从大观园里飘出的幽幽清香，在字里行间经久不息地袅袅不断。
这可能是法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长篇巨制，带有法国文学的全部优雅，又没有法国贵族通常染有的虚荣和浮华。这部小说不需要任何小说人物和人物故事以外的学问、传奇或者神话，来加深人们对小说的印象。小说的写作，完全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为基点。但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对叙事者的修养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样的文化教养不是泛泛的，而是精深的，深思熟虑的。有论家如此评说过普鲁斯特在人文教养上的深湛：我们时代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圣西门、塞维尼夫人、圣勃夫、福楼拜、波特莱尔。
还有论家在评论《追忆似水年华》时说道：就象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
说到这一点，普鲁斯特倒是与莫里哀十分相通的。他没有要求读者花一生的时间阅读他的作品，但他却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所呕心沥血的小说写作。
在整个美国小说史上，能够与这两部小说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也就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假如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史诗性的伟大作家的话，那么爱尔兰人应该以乔伊斯为荣，不管他如何憎恶都柏林人；法国人应该以普鲁斯特为骄傲，这位作家终于弥补了巴尔扎克当年留下的种种粗疏和在人物造型上的浮光掠影；而美国人则应该以有个福克纳而感到幸运，不致于被法国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嘲笑没有文化。顺便说一句，都够与这几位大师等量齐观的英国作家，是哈代。
与上述二十世纪鸿篇巨制相呼应的，是寓言式的写作。在小说上，这种写作最富成就的是卡夫卡，其次还可以举出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和阿根廷那个图书馆作家博尔赫斯，在戏剧上则是以贝克特那样的戏剧家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面对末日景观，文学通常诉诸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史诗式的，一种则是寓言式的。虽然有时一部巨制同时具有两种特点，既是史诗的，又是寓言的，但寓言写作者通常对史诗没有兴趣。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卡尔维诺，尤其是博尔赫斯，都对史诗怀有避而远之的冷淡。
与选择异国他乡远离自己故国的乔伊斯相反，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布拉格。对于卡夫卡这样彻悟的作家来说，住在哪里都一样。卡夫卡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基于超凡出众的内心修为。他的目光穿越了当下、穿越了周遭的芸芸众生。他的小说中写得无喜无悲似的，但其实却充满怜悯又极其谦卑，仿佛最可怜的不是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他本人。
卡夫卡一面以写作排遣内心的无可奈何，一面又对自己的写作本身感到无可奈何。中国古人的所谓高处不胜寒、所谓欲说还休，恰好就是卡夫卡的写作心境。从精神的境界上说，卡夫卡相当接近中国的老子；从小说的境界上说，卡夫卡与契诃夫一样的慈悲。卡夫卡没有乔伊斯那样的居高临下，更没有乔伊斯在调侃芸芸众生时的津津乐道。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不仅意味着人是渺小的，而且也暗示着作者承认自己也同样的微不足道。卡夫卡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生命修炼，修到什么地步，唯有他自己最清楚。这可能是他临终前嘱咐朋友将他所有小说付之一炬的原因之一。在人类历史上走过的许多灵修者，大都无意于留下自己的痕迹。无论在东方，在西方，全都一样。
卡夫卡的小说很少提到史诗、神话，也很少提及《圣经》故事。但无论是《城堡》还是《审判》，卡夫卡的小说本身，已经具有了神话的隐喻性和《圣经》故事那样的象征性。假如人们在乔伊斯的小说里不断地读到作者的聪明，那么到了卡夫卡的小说里，所有的聪明都像水汽一般地被蒸发掉了，剩下的唯有如同岩石一般朴实的智慧。乔伊斯的小说带有文明的特点，如同钢骨水泥或者其他建筑材料构筑的现代城市一样，精致而冷漠；卡夫卡的小说则是相当文化的，冷峻背后具有温情的怜悯，朴实的叙事背后蕴含着深深的悲哀，大彻大悟之中不经意地透出令人动容而又相当沉静的慈悲。卡夫卡的小说写到了不写也行的境地上，这会使其他作家隐藏在各自小说中的功名心显得不无可笑。
读普鲁斯特的小说，会被孩童式的语气和诗意盎然的幽静所感动；读卡夫卡的小说，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不是因此而愤愤不平，而是因此而安静下来，闭上眼睛，默默地走入内心深处。相比之下，卡尔维诺的寓言小说，有时美丽得如同童话一般，有时又深邃得仿佛无边的森林。至于博尔赫斯的小说，似乎出自天外来客的手笔，又像是来自火星的信息，或者是来自银河系以外的什么声音。但再仔细一读，其中的书卷气就会如同封面上的灰尘一样，在你眼前纷纷扬扬。读者也许可以顺着博尔赫斯的小说找到羊皮书里的故事，但绝对不会发现真正的羊皮书是怎么回事。博尔赫斯的小说故事，全是纸做的，一转眼就会烟消云散。也许是这样的虚假，这类作家通常茫然于人类的处境，以为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甚至人类本身，全都是纸做的。
同样的写作寓言小说，卡夫卡和博尔赫斯是两个极端，卡尔维诺介于两者之间，有时具有卡夫卡式的智慧，有时像博尔赫斯那样折叠纸做的世界。
当有人认定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中国有句古话可以作为补充，叫做人生识字糊涂始。一个没有书本的世界也许过于荒凉，但在一个充斥着书本的世界里，书本却有了灾难的意味。知识确实可以成为力量，只是知识一旦变成武器的时候，那样的力量就带有了暴力的性质。知识也不等于智慧，尤其是知识像财富一样使人趾高气扬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人推回到没有知识的愚昧里。在一个知识如同洪水一样泛滥的时代，拥有知识就如同拥有财富一样危险，可能会成为存在的负担，不会成为照亮生命的明灯。
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写作来说，知识起的作用是双重的。有时成为桥梁，有时成为负担，但成为明灯的例子似乎没有出现过。二十世纪的作家和诗人，能够抵达卡夫卡式的写作境界的，为数寥寥。他们通常在愤世嫉俗的同时，显示出莫明其妙的居高临下，仿佛一个个成了不拿枪不骑马的拿破仑。在一个文明化的世界里，天才和庸众的对立确实空前尖锐，致使艾略特离开美国，乔伊斯离开都柏林。天才们纷纷认定生活在远方，安宁在他乡，不管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回事。但天才们有时也会糊涂到分不清他们的才份究竟是在非凡的洞察和与众不同的表达能力上，还是在他们拥有知识的多少上。
卡夫卡是难得的清醒者，同样清醒的还有贝克特。贝克特《等待戈多》舞台上的那二个流浪汉，仿佛就是从卡夫卡小说中溜出来的似的。不是那个进不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就是那个在《审判》中从刑场上死里逃生的约瑟夫·K。
贝克特年轻时不仅给乔伊斯做过弟子般的助手，而且还专门研究过普鲁斯特的小说。那二位旷世天才的创作如同阳光一样，哺育了这个荒诞派戏剧的奠基者和首席经典剧作家。贝克特既具备乔伊斯式的洞若观火，又在冷峻的洞察之中掺有普鲁斯特式的诗意，而其戏剧的舞台背景则是艾略特的那片荒原。就他们那代人而言，贝克特可能是最后一个天才。仿佛该说的都让别人说完了，贝克特不过是上前划上一个句号罢了。虽然这个句号本身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戏剧方式，但这在贝克特本人却并不怎么当回事。
贝克特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功，如同卡夫卡一样的低调。事实上也是。在舞台上呈示了那么荒凉和无奈的剧作家，假如因为作品获得诺贝尔奖而欣喜如狂，那么他的戏剧岂不成了儿戏？或者说，成了一个天大的谎言。在伟大的作品和褒奖的荣誉之间，只有作品是真实的，荣誉才可能是儿戏。即便是文学功名心甚重的乔伊斯，也不至于在诺贝尔奖跟前感激涕零。因为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评奖者可以活上三百年，假如乔伊斯对读者的阅读期待真的如他所说、以三百年来计算的话。但贝克特的曾表示此奖应该奖给乔伊斯，也没有说错。无论是从乔伊斯小说的价值上，还是从乔伊斯本人对自己小说的看重上。
《等待戈多》的等待是颇有禅意的，那两个等待者的对话，更是如同在参禅一样。贝克特仿佛预料到随着社会的文明化日益加深，人们尤其是自以为精英的那类人们，会越来越饶舌，并且对自己的口才越来越自信。于是，他让这两个流浪汉以不断地说废话的方式，把人们想说的话通通说到头里。观看过这台戏的人们，也许会因此而回首往事，仔细想一想，在自己说过的那么多废话里，到底能捡得出几句算是有点意思的。
废话的频率，通常是随着文明程度而增长的。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脱口秀肯定是最为发达的。脱口秀节目与其说是解除疲劳，不如说是在期待着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期待，每个人的期待里都有各自的隐私，或者难言的苦衷。人们通常需要借助说话，或者听他人说话，缓解什么，排解什么。也许有人会认为自己等到了什么，但拿到手里一看，根本不是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这就好比斯万好不容易娶了曾苦苦追求的妙人儿奥黛儿，但彼此一结为夫妻，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妻子永远是别人的好，生活永远在远方。弄不清楚这种奥妙的人，只好没完没了地说话。
不要以为贝克特如同乔伊斯一样尖刻，至少贝克特不像乔伊斯那么无情。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表面上冷若冰霜，骨子里却充满善意，充满怜悯。就像卡夫卡的《审判》，当刽子手将屠刀插进无辜的约瑟夫·K的胸口时，读者可以感觉到，那股鲜血却是从作者的胸口中流出来的。
二十世纪的戏剧，从契诃夫演到贝克特，差不多演完了，就像二十世纪的绘画不小心掉进了毕加索时代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几乎就是对契诃夫戏剧的抽象。假如说，在契诃夫戏剧里的诗意是流动的，那么到了《等待戈多》就变成了凝固的；假如说在契诃夫戏剧里的人物是实在的，那么到了《等待戈多》就变成了虚无飘渺的。这种实在和虚空的对比，在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里是正好倒过来的。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从遥远的《山海经》故事里掉出一块石头，以及一个相关的太虚幻境；及至小说进入当下的现实世界，一切虚幻才兑现成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历历在目的人世。假如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放到契诃夫的那几部戏剧前面上演，那么就是《红楼梦》的结构方式；假如把《红楼梦》里的开头变成结尾，那么就成了契诃夫戏剧和贝克特戏剧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事实上，《红楼梦》的结构与《芬尼根之还魂》在开头所暗示的结构方式，是同样的；与《追忆似水年华》的首尾相接方式，也是异曲同工的。至于《尤里西斯》将故事框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又与奥尼尔的《长夜漫漫》将全部戏剧聚焦在一个晚上，具有心照不宣的巧合。贝克特也许看出了这些作品之间的奥秘所在，索性将《等待戈多》扔进了一个没头没尾的过程里。在那样的过程里，从随便什么地方开始都行，在随便什么地方结束都可以。反正时间如同乔伊斯在《芬尼根之还魂》开头中所描写的那道河流一样，是回返的，不是直线的。返者，道之动；回者，水之流。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诸多文学经典，对于下半叶的作家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那些经典作家或者剧作家们，几乎把小说戏剧全部写尽了。这还不算那个年代群星灿烂的诗人之于后来的所谓现代派诗歌。难怪后来的法国作家会走向新小说实验，也难怪后来的美国作家喜欢成群结队地出现。文学就像绘画一样，已经结束了。在美国，后来在文学上成为明星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畅销作家。再后来，畅销小说的地位让位给了公众人物的传记，尤其是政治明星的传记。最后，美国几乎就变成了一个不需要文学存在的国家。不说其他它原因，光是到书店里或者图书馆看看，就应该知道，文学，早已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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