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平 宝宝3个月后哪里买衣服便宜_百度知道
临平 宝宝3个月后哪里买衣服便宜
母婴店的衣服一般都很贵的，批发市场便宜，但买的少人家也不卖给你，最好就是网购啦！把宝宝身高 体重都量好，参考网上尺寸就可以啦！我家宝宝1岁5个月了，一半的衣服都是淘宝上淘的，宝妈需要的话，可以为宝妈妈介绍几家便宜点的小店！
其他类似问题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临平妇保附近哪里买到宝宝出生用品_百度知道
临平妇保附近哪里买到宝宝出生用品
临平妇保附近哪里买到宝宝出生用品
我有更好的答案
按默认排序
俺们都是淘宝狂购，提前准备好的~~~去那边买会被狠狠的宰啊~~~请慎重！
我估计最近最近的应该是沃尔玛楼上了吧
不过有点贵的
妈宝乐妇幼
其他类似问题
临平的相关知识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回答者：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反省录之七&调动啊调动
第七章&&&&&&
调动啊调动
我是79年5月19日到外语系公外教研室报到的，昔日的老师成了同事，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说实在，在图书馆的六年，我主要修练的是文学，看的外国文学作品也都是中译本，有不少时间还用来练习写作；英语在西文期刊编目时接触过一点，但无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当年我的外语成绩虽名列前茅，但毕竟是矮子中的长子，正儿八经做起大学英语教师，那点英语是远远不够的。好在77届和78届的大学生，虽然个个优秀，但他们的外语基础也不好，不少人还得从字母学起。我所在的公外教研室，许多英语老师是从俄语改行的：与老大哥的关系弄僵了，俄语教师就全部失业，如果不想离开高校，就只能丢开专长，恶补英语，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面前现炒现卖。教研室的主任韩老师就是从俄语转的。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后，我就用不着太胆怯，但我的第一堂英语课还是上砸了。
报到后的第二周就上了讲台，教的是中文系和政治系两个班的英语。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学员的同代人，非常规的教育制度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如今凭真才实学走进了大学的校门。他们确实是青年的精英，是百里挑一的真人才：4年的休克教育，7年的残疾教育，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11年所积压的认知能量，终于在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喷火口，因时代的荒谬而耽误了前程的优秀青年们，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确实有理由为名正言顺的大学生身份而自豪。给这些学生授课，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大学教师是有压力的：这压力既来自他们先天性的教育缺陷，同时也来自个别傲慢无礼的学生的无理取闹。
我在图书馆时就听说过：留在外语系教专业英语的女同学L上课时就多次被学生刁难过。一位傲慢的学生故意向她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让她下不了台。L为此哭过许多次。她可是我们那一届最优秀的毕学生啊。后来她去了美国，拿了那边的学位，改行做了律师。如果没有那段令人伤心的经历，我相信她至今仍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优秀教师。
上第一堂英语课时，我就有一种卖弄学问的冲动。在图书馆看了那么多书，很想在学生面前炫耀炫耀，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们工农兵学员，也有读书多的，知识面广的。课文中有一首C.G罗塞蒂的诗Who
Has Seen the
Wind，我便借题发挥，大谈她的兄弟D.G罗塞蒂，还从D.G生发开去，谈拉裴尔前派和唯美主义。我发现有个学生总侧着身子坐着，他那游离的目光告诉我他并没有认真听课。下课后，这位学生开始向我发难：他鼓动两位同学跑到外语系向我的顶头上司告状，说我上课东拉西扯，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他要求换教师，要么就允许他们从我教的快班转到慢班。
第二次上课时，公外部的韩主任和文科教学组的组长应老师都坐在了教室里。我知道这是三堂会审，课上得好不好将决定我是否能继续当英语教师，但我没有刻意改变我的风格：我觉得上英语课不应该纯粹传授文法知识，不应拘泥于课文的一字一句，一些东拉西扯的东西，只要你扯得进来，都可以扯进来讲。看见那位告御状的学生我心里就窝火，存心跟他赌气：我想告诉他的是，凭我的水平，我是教得了你这样的学生的，这样的教学风格我也要坚持；你有本事把我轰下讲台，我也就忍了，但我不会改变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韩主任和应老师听完我的课，说我的英语没有问题；至于教学方法，他们提出了改进的意见。我嘴上说好的好的，实际上不怎么放在心上。那位想轰我下讲台的学生，我允许他转入慢班学习。有趣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外部系再派人去了解学生对我的反映时，许多同学都说我上课能做到旁征博引，不仅让他们学到了语言知识，还学到了外国文学。就这样，从“东拉西扯”到“旁征博引”，我也慢慢的获得了学生的信任。
来自学生的压力固然可以通过你的主观努力获得消解，但来自社会的压力就不是个人能左右了。荒唐的教育革命人为地制造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但教育革命这口大黑锅一直是我们工农兵学员背着的：我们既是不合理的招生制度的受益者，又是它的受害者。随着77、78届学生的毕业，过河拆桥的作业开始了：许多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师遭到了清洗。在我们可爱的同胞中，总有那么些做事喜欢赶风头，来点矫枉过正的人。他们口上说实事求是，实际上最不讲实事求是。杭大历史系就做得很极端：凡是工农兵学员，不管你课上得好不好，一概下讲台，改行做行政工作或教辅工作。
在全校普遍开展大清洗的那几年，外语系的领导倒没有像历史系那样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请来外教开办青年教师培训班。工农兵学员出身的青年教师与77、78届毕业的青年教师一起，在培训班里获得了提高、充实的机会。我就先后参加过两期这样的培训班，一期在81年上半年，另一期在83年下半年：81年那期的外教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美国人，叫Robert
Jeske，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83年那期，给我们上过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一课的谢老师也参加了，还做了我们的班长。
回外语系后第二年，我与周英结了婚。周英是我的校友，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于杭州大学物理系。她的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她比我小三岁，毕业后分配在乔司农场职工子弟中学教书。她的父亲是诸暨县某区委的书记，母亲是邮电局的职工，家境比我好许多。79年上半年认识她，80年国庆节结婚，期间没有写过一封情书。那些所谓的情话，以前都说过了，只是听众不是她，而是没有到达爱情终点站的凤和雯。尤其是凤，她最没有资格听那样的话，我却对她说得最多。轮到周英的时候，觉得重复说那些话有些做作，说了也是亵渎感情。原以为这样的态度不会被周英接受，她却一点也不计较。有一次曾抱怨过：“你说有许多话要跟我说的，怎么现在又不说了？”我说我忘了，她也就不再追问。
结婚时我口袋里只有两百元钱。她的父母也不嫌我穷，干脆连几件主要的傢俱也贴上了。婚礼就在周英的诸暨老家举行，办得很体面。看那阵势，人家以为我是倒插门，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倒插门。她的父母也没有那意思。只因我自己的父母没有财力为我操办婚礼，岳父母就全权接管了。在我的一生中，如果说被推荐上大学算得上吃着了天上掉下的第一个馅饼，那么，这第二个馅饼就是娶到周英做我的妻子。在我无聊的时候，我还真相信过小时候测字先生给我解读过的两张灵签：一张是中状元，另一张是贤妻自至。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勉强可算中状元；没有钱也能娶到好老婆，倒是真正的贤妻自至。只是第三张灵签就失灵了，那是说我骑白马做高官的，但我现在都56岁了，连个科长都没当过。教书匠这个职业一干就是三十年。我估计这第三张灵签是指向我的下辈子的：一想到来世还能做高官骑白马，常常梦中都会高兴得笑起来。
乔司农场是个劳改农场，它的职工子弟中学位于农场的东北角，离杭州城有五十华里的路程：从杭州的葵巷有一班车到达翁家埠，四十多华里的路程就在车轮的滚动中完成了，余下的十里地如果不骑自行车，就得凭你的脚力行走。穿出翁家埠村庄，前面就是广阔的田野，那是知青农场的土地。过了知青农场，地上的泥土变得像面粉一样细软的时候，你就踏上劳改农场的地面了。知青农场与劳改农场近挨在一起，是不是意味着知青与劳改犯有些亲缘关系？你千万不可作这样的联想：人家知青是听从党的号召，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他们属于自觉的劳动者；与此相反，劳改犯因为犯罪，到这里来接受劳动改造，是强制性的劳动者。不过，他们都得种棉花、种麦子，而且，种出的棉花也一样的白，麦子碾成面粉，吃起来也一样香。唯一不同的是农作物的长势：知青种的总长得萎萎缩缩的，稀稀拉拉的；劳改犯种的就长得十分的健旺，青棵时是绿油油的一片，成熟时白茫茫的，黄灿灿的，与年画里画的一般。每当我走在那长达十余里的田野上，只要凭庄稼的长势就知道：我已经踏在劳改农场的土地，职工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
在这里我得特别说说那班从葵巷开往临平的“强盗车”，我每次去农场中学去见我的妻子，或她来杭州大学看望我，都乘那班车。强盗车并不是说车上有强盗，那时候大家口袋里都没有多少钱，抢劫一类的事很少发生。我这里说的是抢座位。这班车乘客多，大多数乘客都是进城卖菜的农民，累了一天半天，需要有张凳子歇歇乏。由于是长途车，普通的乘客也需要有个座位。但车上只有20来个座位，可装50多人的大客车有一半多人得站着完成长途旅行。这样，那几个宝贝座位就成了乘客哄抢的目标。
想起抢座位时那疯狂的场面，我至今有些后怕。车子没有进站时，顾客们都安静地等候在马路两侧，许多人还在那里闭目养神：他们都像冲锋陷阵前的战士那样在集聚力量，准备最后的大决战。进站的车子还没有停稳，车门口已像贴药膏那样粘上了一群与车轮移动的速度同步的人。车门一打开，下车的人与上车的人都去挤那个门，挤不进那的门的人就去爬窗口。如果乘车的只有人类这软体动物倒也好了，这时候偏偏还有扁担啊箩筐啊畚箕啊这些硬性物器也来乘坐这班车，你一不小心，脑袋就会被扁担磕碰一下，或脚被什么东西绊住，衣服上的钮扣在磨擦中掉落，口袋里的钢笔也会被折断。
那时候我身手还是敏捷的，但是多读了点书，人就变得迂腐了，总觉得这样挤来踩去不够文明，因此，上车后我一般只能一路站着。后来，妻子怀孕了，得为她保驾护航，这时候就顾不得斯文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抢座位。抢到后还得一屁股坐在那里，等到妻子上来后再让给她：如果站起来招呼，后面上来的人会将你推开，把胜利的果实从你手里夺走。如果跟他理论，双方就得吵架，甚至比试起拳脚。怀孕的前六个月，妻子总不肯坐我为她抢来的座位，总是说：“你晕车，你自己坐吧。”我确实不习惯坐车，头晕恶心时就短了英雄气，只好厚着脸皮赖在座位上。
我们的儿子凡凡81年12月出生，因为难产，接生的场所从她家换到乡医院，又从乡医院用救护车送到县人民医院。送到县城时，我可怜的女人已疼痛了20多个小时。最后医生问我：“保小孩还是保大人。”我说两个都保。剖腹手术还算成功，母子俩安然无恙。但孩子抱出来时不会哭，只睁开一双小眼睛看了我一眼，便又睡着了：他好像不太情愿来到人世间，要么就是嫌10个月的母腹长眠不够长。而后一个星期，我就在医院陪妻子养伤口，连续七、八天没有睡好觉。等她伤口痊愈出院，我自己却因劳累过度，内分泌失调，突发甲状腺囊肿住进了医院。
那是我给周英办好出院手续后的第三天，我在教工宿舍的走廊里发煤饼炉给自己做饭，邻居杨老师也在走廊里做饭。她祝贺我做了爸爸，然后就拿眼睛盯住我的脖子看。
“小陈，你脖子上怎么长了个东西了？”
我伸手一摸，果然在脖胫上摸到鸡蛋大小的一块硬块。
“你自己一直没有发现？”
“没有啊。一定是这两天新长的。”
“快去医院看看。”
我赶紧查阅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得知甲状腺瘤良性居多，但也有恶性。我很担心可怕的ca在我身上寄生了：而后十余天，我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我确实很怕死，总觉得年轻轻就这样死了太冤：人生蓝图还没开始谱写呢，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我哪能甘心啊！住院前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了，我还独自一人绕着图书馆前的那片草坪兜圈子。刚好有个熟人从我身边骑车而过，他一只脚踮地，另一只脚踩住踏脚板，问我这么迟了怎么还在散步。我说今晚的月光很好，我怕这样的月光不会再有，就出来尝月了。他以为我在说胡话，赶紧踩上自行车走了。
浙江中医院的医生为我割去了甲状腺瘤。切片化验的结果出来了：良性囊肿，细胞活跃。凭我外行人的理解，细胞活跃意味着我的那颗囊肿很有发展潜力，很有可能从良性走向恶性。但谢天谢地，由于手术及时，它的发展潜力被扼杀了，这就意味着：死神离我远去了，我的生命之歌还可以唱下去。
随着凡凡的出生，两地分居的弊端日益显现。结婚前我想得很单纯，以为周末相聚的夫妻有更多自由空间，感情生活也多一份新鲜感与浪漫性。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啊，家庭的幸福并不来自感情的激流与旋涡，而来自平淡生活中的温馨与适意。当我懂得这个道理时，早已吃尽分居的生活模式带给我的苦头了。
最实际的问题是儿子的抚养：我爱人周英不是那种要强的女性，她性格温顺，依赖性很强，小时候依赖父母，结婚后依赖丈夫，这在她看来天经地义。两地分居的生活使她陷入极大的困境。一开始是她的外婆去农场中学帮我们带孩子，但她年事已高，不久便力不从心。后来我们只好将孩子寄养在她诸暨老家，我的岳母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提前三年从邮电局退休，专职做了她的外孙的保姆。
解决两地分居所造成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结束两地分居。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哪，尤其对于我和周英这样的普通百姓。从打第一份调动报告到最后如愿以偿将周英调入杭州，实现我与她的历史性大团聚，时间不多不少，正好花了十年，比起抗日战争只多了两年。光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就够写一部小说了。但为了不让自己过多地沉浸在往事的痛苦中，使我完整的人格少蒙受一点屈辱，还是尽可能把调动的过程说得简单些吧。
所谓调动，其实就是户籍的转移。现在人们都不那么在乎户籍了，但在当时，那劳什子可是一个人的命根子哪。像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子弟，因命运之神的眷顾，能将农业户籍转成居民户籍，在别人眼里就是鲤鱼跳龙门。我自己也这样看：如果没有那次推荐上大学，我现在肯定是另外一个人，我的命运一定与我的农民朋友陆秀差不多。户籍的重要性除了它决定你的身份身份和命运，还在于规定着你在什么地域内颐养天年。我与周英都是居民户口，我们已不必担心儿子回我老家种田，但根据当时子女随母的规定，凡凡的户籍得登记在农场中学所在的辖区余杭县。为了不让周英的调动增加难度，我们没有给刚出世的孩子报户口。很长时间内他是一个小黑户，是“袋袋户口”中的中国公民。这一招是人家教我的：我这个书呆子哪懂得这么多啊。人家都说多一人多一份调动的难度，为了让他的母亲早日调入杭州，就只好委屈他做一回小黑户了。
调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周英这边需要从下到上，先打报告给所在的学校，然后将报告交到农场总部，再由场部上报司法局，公安厅，省人事局；我这边呢，得向外语系，校人事处打报告，让他们为你落实单位，疏通关节。整个系统工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毛病，否则就前功尽弃。
一开始我非常相信校人事处，总以为那是一个为全校教职员工解决生活困难的职能部门。碰了几次钉子后我才知道，校人事处负责人事调动不假，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并非普通的教职员工，而是教职员工中有权有势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与他们有交情的那一部分。我不能说杭州大学的人事处历来都是这样一种工作作风，但我所碰到的那个小官僚和主管人事的副书记，确实是让我这个普通教师寒心的那种人。不知他们后来有没有改正这种不良的工作作风，反正我当时是领教了的。
在此我也不怕他们对号入座，那个小官僚Ky当时任人事处的副处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只因专业知识浅薄，做不了教师，才走上了领导岗位。真是坏事变好事啊，各院系对工农兵学员实行过河拆桥那阵子，其中一部分人反而进了学校的管理部门，象模象样地做起领导来了。Ky就这样因祸得福，成了人事处的干部。都是同一棵藤蔓上长出的苦瓜，我原指望他会为我帮上点忙的，谁料想他摆出的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早已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
第一次去找Ky处长时，他还是很客气的。我们还一唱一和说到工农兵学员中的优秀人才，说他们如何为工农兵学员争了光。说到我们的两地分居，他说很同情。这次谈话后，我还打心眼里感激他，把他当朋友看。谁知第二次拜访他时，便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后来才知道是我犯了天条，冒犯了校党委直接分管人事工作的夏副书记。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外语系的程书记出于对我的关心，建议我去找夏副书记，看看能不能在学校的后勤部门为我爱人安排个工作。程书记还授意说：夏副书记为人宽厚，你把话说重点也没有关系的。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小子真的以为夏副书记好说话，便莽莽撞撞走进他的办公室，没轻没重地抱怨起组织上不关心小老百姓。夏副书记有涵养，当时还真的摆出很耐心听取意见的样子，并说他会把我反映的情况转告具体办事的Ky。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次谈话，我已经将夏副书记得罪了。他后来跟Ky说：“那个外语系的小年青是谁啊，怎么说话那么冲呢？”Ky很快领会了夏的意思，从此对我关上组织关怀的大门，作为我不尊重领导的惩罚。
我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来还找过Ky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自讨没趣。我至今忘不了Ky那条二郎腿：每次毕恭毕敬地跟他说话，他总是将二郎腿高高翘起，眼望着天花板回答我的问题。待到第四次见到二郎腿的晃荡时，我才真正死了心，知道组织的关怀已不能奢望：要想将爱人调入杭州，我只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单枪匹马的跟可怕的大风车作战了。
好在社会上好心人还是有的，通过多方打听，四处托情，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周英的单位。那是一个省属大型机械厂的职工技术学校，他们需要一个教物理的老师，对我爱人的情况也基本满意。剩下的问题是尽快想办法让乔司农场放人。我于是尽我平生所学，字斟句酌地帮爱人写调动报告，陪着她一趟趟走访有关部门和领导。生性清高的我这时已吸取以前的教训，学会了如何在掌管生杀大权的阎王爷面前陪小心，装笑脸。一文不值的自尊心被我藏进裤裆，先不管心中是在流血还是流泪，只要是管人事的，我一概向他们脱帽致敬。诚心所至，金石为开：一年以后，农场中学的领导终于同意放人；又过了一年，一直说事情没有商量余地的场部人事处也在申调报告上签了字。
接下去得去活动省司法局。当时已有传闻，省人事局正准备出台一项针对杭州周边地区人事工作的新政策：阎王爷们打算在余杭、萧山的辖区内划出一条红线，并规定该红线范围内的居民户口不得流向杭州城区。这项新政策一旦执行，就意味着调动的大门即刻堵死。我们心里很着急，赶紧去司法局王处长的家，希望他早点签字放行。
王处长是个南下老干部，很和蔼。那天晚上他不在家，他的夫人接待了我们。那女人也很和蔼，跟我们唠家常，说了许多同情的话。当她知道我是个英语教师时，便说她的女儿在读初中，英语成绩一直上不去，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个家庭教师。我听出她话中的意思，赶紧毛遂自荐：
“还找什么呢，我来帮她补课吧。”
“那太麻烦你了。你们大学老师一定很忙吧？”
“不忙不忙，只要你女儿有空就行。”
就这样，我开始免费为王处长的女儿补习英语。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再找不出比她那个胖女儿更笨的人了：十分简单的知识点，我细细致致地刚讲过，五、六分钟后就得重新细细致致地讲。我发现她有点早熟，给她讲解课文时，她总是走神，有时还呆呆地看我。但我不能走神，不能同样呆呆地去看她，更不能从她早熟的体态生发有违师道的遐想。两个多月后，要补的课终于补完了。
最后那次补课时，她对我说：“陈叔叔，我妈让我转告您：阿姨的报告送上去了。”
我连忙问：“你知道什么时候送的吗？”
女孩说：“好像一个月以前┄┄我妈让我补完课再告诉你。”
我没有理由责怪这个智力平平的女孩子，但知道我得赶紧托人去省公安厅人事处查询。办事的人说已经报到省人事局。再赶紧托人去省人事局查询。档案终于找到了。王处长的意见签得很到位：照顾夫妻分居，同意调出。但在王处长的意见下面，省人事局的最终判决也在了：红线范围，不予照顾。
我们后来知道：省人事局关于红线的文件半个月以前才正式下达；王处长也确实赶在红线政策颁布以前将报告转到了公安厅人事处。但偏偏在最关键那几天，我们不知内情，没有托人去催办，结果机会错过，被那条红线拦个正着。
你说这得怪谁呢？
红线政策的出台使我们陷入绝望之中。但这劳什子其实只是约束老百姓的，对于有权有势、或善于巴结权贵的那一部分人，只是一张废纸。据我们所知，那些年照样有人往城里调。你妒忌去吧，眼红去吧，谁让你出身那么贫寒呢？谁让你贫寒了还摆清高的谱，总学不会奴颜婢膝、巴结奉承那一套呢？你嘴上说要吸取教训，在阎王爷面前要陪小心，装笑脸，但你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人家看一眼就知道你骨子里傲慢无礼，天生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
检讨调动失败的原因，我有时会这样责备自己。责备过后便是灰心丧气。但朋友们劝我不要气馁，他们说：调动工作就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你们才刚刚走了几千里呢，就想当逃兵，那就不是坚强的革命战士了。这样的俏皮话也是有道理的。朋友们为我们分析了几个成功突破红线的个案，发现调成功的大多进入市属单位，不是省属单位。市人事局好像没有省人事局那样严格执行红线政策。我们应该找一个市属单位试试。
就这样，在第一轮调动失败后，在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像英雄的斗士那样舐干伤口，抖搂精神，为调动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坚战。
这一次我们找到了杭州电视机厂，那是一个少有名气的市属企业。该厂李厂长是诸暨人，我们通过他的老战友认识他。他的老战友姓蔡，是某空军疗养院后勤处的处长，我们叫他蔡叔：他的爱人原先在诸暨某区委当过妇女主任，当时我岳父是区委书记。毕竟是老乡，又碍着战友的面子，李厂长很快答应接受周英：他说他们厂里有许多职工需要补习电子方面的知识，周英在大学里所学的正好用得上。
接受单位落实了，下面就是重新打报告，得想办法将周英的档案寄给电视机厂人事科。几年时间过去，学校和场部人事处的领导都换了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先做农场中学的工作，然后做场部的工作，再上报司法厅（当时司法局已改为司法厅），最后让市人事局批复。同样的申报流程，得按部就班再做一次。
不说那冗长而乏味的调动过程了，就说说我所获得的一点经验教训吧。尽管在人才自由流动的今天，这经验也是无的放矢，但每个人都要与掌权者打交道，借鉴的意义还是有的。
我所认识的人事干部，按同情心大致可分两类。如果找有同情心的那一类办事，你可以在他面前细细地诉说，他一般会耐心地听你。如果你是个女的，说到伤心处，还可以呜呜地哭，用你女性的泪水去感化他（或她）。对于没有同情心的那一类，你得揣摸他的喜好，反过来去同情他：他们当中有爱财的，那你就得同情他的爱财之心；有好色的，那你就得同情他的好色之心。总之，你得采取相应的措施，让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否则，你的事就很难办成。
我们吃亏就吃在道理虽懂，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去。我的女人性格柔弱，属于善哭的那一种，但要命的是她只会在我面前哭，或者一个人偷偷地哭，那她的泪流了也是白流。碰到贪财贪色的人事干部，我们又满足不了人家的欲望。手上拎着一份可怜巴巴的礼品，人家根本看不上眼，而我自己心里却臊得慌了：在踏进受贡者的家门前，我总要将东西往周英手上塞。我的这种心理状态，你们千万学不得。请记住：廉耻心是成事者的大忌。
虽然我们没有象样的礼品送人，但即便是薄薄的一份礼品，由于需要打通的关节多，对于我们也是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那些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存款：能结余的那一部分都花在为调动所需的人情投资上了。
就这样，我们又花了与第一轮调动一样多的时间和精力，终于使申调材料寄到了市人事局。我们还托了蔡叔叔为我们说情。蔡叔叔是个热心人，确实为我们想过很多办法，还直接找过市人事局的领导。但也许他的来头不够大，市人事局那边只敷衍他，说先放着看看，研究研究。一直等了将近半年，觉得情况不妙，蔡叔便亲自去查档案，才发现市人事局早已在申调材料上签署了最终判决。还是那个紧箍咒：红线范围，不属两地分居。
同一堵墙，我们又撞了一次。那天，在蔡叔家吃饭，蔡婶和他们的女儿蔡芳都在。
“小陈啊，”蔡叔说，“事情没有给你们办好，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说：“蔡叔千万别这样说，您为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了，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
蔡婶插话：“一个在余杭，一个在杭州，怎么还不是两地分居呢？”
蔡叔说：“文件就这样规定，你有什么办法啊。”
蔡芳插话：“红线红线！这红线不就是一根逼人上吊的绳子吗。”
蔡叔呵斥她：“蔡芳！小孩子别插嘴！做作业去！”
蔡芳是个中学生，噘起嘴进屋温习功课去了。蔡叔蔡婶为我们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其实，我们自己也想到了这一点：既然我们不是两地分居，那我们就得先创造一个分居的事实，然后再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解决两地分居。具体的做法就是：先将周英调回诸暨老家，然后再从诸暨往杭州调。国民党统治那些年，提倡过曲线救国，我们这叫曲线救家。
曲线救家的大政方针确立以后，我的岳父母便开始为她的女儿在诸暨寻找接受的单位。岳父这时已调离区委书记的岗位，在县城做了供销社的主任。他所掌握的那份比芝麻官还低一等的权力虽然影响不了杭州市的人事局，但在当地还是管用的。诸暨县司法局并不缺打字员，但他们说可以增加一位，那位置专给周英留着，随便什么时候过去都行。那里的领导也知道周英是借他们的单位作为跳板的，多一个打字员也无所谓。
正当我们准备打报告，请求有关部门调周英的档案给诸暨司法局时，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致使曲线救家的计划暂缓实施。
杭州大学每年都要派教师支援西藏，为了鼓励大家踊跃报名，省教委都给援藏教师以各种优惠。外语系的教师S就因援藏而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不过，S去工作的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西藏高原，而且一干就是三年；后来的所谓援藏，只是去咸阳：那里有所西藏民族学院，援藏教师就去那里教书，为期一年。因此，后来去援藏的人是否也享受优惠的政策，就没有了明确的规定。那一年外语系刚好需要派一位教师去西藏民族学院教书，教研室的韩主任问我想不想去，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如果组织上还想得着我们小民百姓，就在我爱人的调动上帮帮忙吧。韩主任把情况反映到校人事处，他们也真的象模象样地向市人事局写过一份报告。当时周英的申调报告还在市人事局，虽然已作过判决，但没有退回司法厅。
西藏民族学院开学在即，我不能等事情有了结果再去报到。受党的教育多年，我有这觉悟；但后来想想，当时还真应该跟组织上讨价还价一下，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只因我缺心眼，总以为自己已经沐浴在阳光雨露中，伟大的组织已经展开公正无私的双臂，把我搂在她温暖的怀抱中了。谁料想他们为我打了这个报告后，就再没有下文。我的援藏，援了也是白援。
西藏民族学院位于渭水之滨，是一所专门为西藏培养人才的的内地学校。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长得有点像洋人，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性格开朗、率真，但文化基础较差的藏族孩子。曾经的古都，中华文明发祥地，居然被曾经的蛮夷远远抛在身后，真让人惊叹历史变迁的诡异与无情。我们当年住过的那些低矮的平房，如今是否仍寒碜地瑟缩在校园的一隅？校出校门不远处，是否仍有灰头土脸的乡民提着野兔子论个而不是论斤叫卖？多香多美的窝窝头啊，小冬瓜般大的茄子啊，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啊，你们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每逢周末，我和几位来自浙江的援藏教师总要结伴游览八百里秦川的清山秀水，古刹名城。西安的古城墙，华清池的捉蒋亭，无不引发我们谈古论今之幽情。走得最远的一次是去陕北的延安，我们怀着朝圣者的虔诚而去，在宝塔下踯躅良久，中午就在塔山下的一家小餐馆用餐。那里有很多叫化子，一个个向你伸手请求施舍。我当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革命老区的人依然那么贫穷？是革命本身出了差错还是胜利后的人民政权忘记了老区的建设？我真担心，如果再来一次革命，这些新生的无产者会不会再拿起枪杆子。
说来惭愧，我的援藏未能善始善终。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危住了杭州半山医院。那是个肿瘤医院，进去的人一般凶多吉少。我得赶紧向学校请假，乘火车赶回杭州。
我父亲患的是直肠癌晚期。盤安老家的医院一直当他消化不良治疗，直到父亲的肚子小山般高高的隆起，生命垂危时，他们才想到是肠子里生了块硬东西，堵住了排泄物。病人连夜送到杭州，第二天就开刀。当我出现在父亲的病床前时，他那女人怀胎般的肚子已经不见了。医生对我说：你们尽量让病人吃营养丰富的食物，等他养好了身体就开第二刀。原来，前几天开的第一刀只是保命刀：先将堵在肠子里的排泄物取出。接下去开的一刀才是割除肿瘤。
医院里的伙食不好，为了加强病人的营养，我每天都从自己家里捎食物过去。从杭大到半山医院，有三十华里左右。那几天我每天都骑着咯吱咯吱作响的自行车给父亲和在医院里照顾父亲的母亲送食物。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们都说我是个大孝子。然而，不争气的是，我这个孝子连续听了他们一星期的奉承话后便挺不住了，自己也住了院。我得的是病毒性心肌炎。
我发病的原因与上次患甲状腺囊肿一样，又是疲劳过度。从西安到杭州那趟火车，因为买不到座位票，连续一天两夜，都只能在过道里站着，实在睏得难受时，也只能蹲着打个盹。回到杭州后又天天骑自行车送饭。一星期过去，我骑单车时就开始心发慌，胸闷得难受。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每分钟早博18次，要我马上住院治疗。当时周英不在身边，我只好一个人偷偷从住院部跑出，处理好该处理的一切，再带上生活必需品回到浙江中医院的住院部。回到病房时，医生说我不要命了，出了事他们可不负责任。我说我的身体很好，不会出事的。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说我一个大学老师连医学的常识都不懂。
我这次住院的时间比我父亲住院的时间长了近一倍：他养好身体后开了第二刀，割去了肿瘤，然后又养了十多天时间就出院了；我却住了近一个半月还不能将早博完全控制住。心肌炎显然不是一种容易治的病，出院后还得吃药。不过，我的生命力比我父亲顽强许多：他出院后只活了一年多，便因肿瘤扩散，离开了人世。我至今活得好好的：心肌炎只折腾了我一年时间，后来就痊愈了。
你们想知道我父亲的直肠癌是怎么得的吗？我虽不是医生，但我相信他是因多吃了变质的猪肉所致的。就在我与周英结婚那一年，我们在诸暨办完婚礼后回磐安老家。母亲见到儿子带了媳妇回来，一高兴就杀了一头猪。国庆后的天气还不是太凉快，家里又没有冰箱，由于盐制得不及时，那猪肉很快变了质。那毕竟是猪肉啊，谁舍得丢呢!那坏猪肉后来大多被我父亲吃了。我估计他的直肠癌就是这样得的。
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很愧疚，总觉得父亲是被我害死的。我小时候，他不让我读书，说句实话，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他不在了，又觉得他太可怜。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活了一辈子，实际上是受了一辈子的苦。临死时还得受疾病的折磨，在癌细胞扩散所造成的疼痛中给人生画上句号。
由于生病，我没有再回西藏民族学院。病休期间，我思索过很多问题。我反思过爱人调动屡屡失败的原因，反思过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反思过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我开始想到人道主义，总觉得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最好的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我开始否定我以前曾经相信过的许多东西。我好像走到了人生的叉路口，需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大学老师，我还得正视现实，还得赶晋升职称这班车。做小说家的美梦显然不现实了：由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变，我觉得我想表现的那个宏大主题已经毫无意义；我还怀疑起自己的文学才能，检讨起那任性、狂傲背后的浅薄与无知。我需要改变自己，改造自己，以更务实、更沉稳、更成熟的姿态去迎接人生新的挑战。
作为重整旗鼓，脚踏实地做人的第一步，我烧毁了那部凭我的才智永远完成不了，凭我后来形成的价值观已经一文不值的小说练习稿。看着几十万字的手稿在幽幽的火苗中化为灰烬，我既心酸又宽慰。
早博基本控制住后，我回到了教学岗位上。1988年，周英按原计划调回了她诸暨老家，在县司法局做了一名打字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终于跳出了那条红线，创造了回调杭州的基本条件。县司法局那边有岳父打点，用不着我费心。儿子凡凡的黑户口也有了着落。而后几年，到了寒暑假，都是我去诸暨住。岳母知道我爱看书，总为我腾出一间房间，关上房门，让我在里面安静地做我的事。一般有客人来访，她都不让他们打扰我，大有“书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意思。只有饭烧好时，母女俩才叫我出来吃饭。那样的日子，才是真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我觉得这样过下去也很好，差不多把调动的事给忘了。最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候的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冲动，遇事懂得动动脑筋了。我觉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我有一块用来做书镇的钢板，外面严严实实地包了几层彩纸。我把这个书镇重新裱糊了一次，恭恭敬敬地上面写下两个字：“忍”与“韧”。我将前者作为我的处世之道，后者作为我的执业之术。
1991年上半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想编一套中学英语学习画册，他们找我负责编写其中一册的英文文字。这套书的主编是市教委负责中学生英语教学工作的叶先生。闲谈中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便告诉他：我的爱人在诸暨司法局做打字员，原先在乔司农场中学教物理。
叶先生得知我的家庭情况后，显出惊讶的样子，说：“哎呀呀，我的陈大才子，你怎么不把老婆调来杭州呢？是不是有意把她晾在乡下，图自己找情人方便啊？”
我说：“我的大主编，我哪有你风流啊。”话一出口，就知道说漏了嘴：我早就听说叶先生有情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叶先生听我说他风流，不但不生气，反而更热情，更亲和：“要不要我帮你把你那老婆子调过来，免得你想入非非，老想着人家的良家妇女？”
我说：“那你就是救苦求难的活菩萨了。”
叶先生倒说话算话，马上介绍我认识他的老同学，市教委人事处的汪处长。他说汪处长这狗东西要是不给他面子，解决我的问题，他会让他好看的。
我按叶先生的指点去找汪处长。汪处长看了叶先生写给他的条子笑了起来，揉成团丢进了废纸篓。他问了我有关周英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让我回去等消息。后来我又跑了几趟，一切都很顺利。同年八月，周英结束了打字员的工作，来省城一所中学再做她的物理教师。那所中学叫长征中学，与杭州大学只隔了三个街区。
这该死的调动，你说难吧，难得像登天；说容易吧，容易得像叶先生给“狗东西”写条子，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其中的奥妙在哪里？按照宪法，结了婚的男女是可以同居的,早年的户籍制度却人为地制造合法夫妻间的分居，这是不是对人权的漠视或者说侵犯呢，贤明的读者自己去揣摩吧。
1991年秋，即婚后的第11年头，周英终于与我，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