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邪恶的手段逃脱生死,税负转嫁的方式包括给别人历史上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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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中走出的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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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出身寒门的学子,却也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蝼蚁,憧憬童话般的爱情的他却惨遭爱的背叛,机缘之下一座道祖古墓的开掘惊现一诀,一经,一丹,学子将何以窥其人生?
男儿处世八要素:九分傲骨,八分自信;七分果敢;六分睿智;五分仁慈;四分杀伐;三分柔骨;二分侠义,谁说蝼蚁不可撼树,且看他如何踩着累累白骨一路篡天改命!
第一卷 古墓传承 [
  坐在花店的长椅上,看着玻璃门外人行道上那一对正闹矛盾的青年情侣,对比那个青年男人宋文无疑自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两情侣中那打扮得漂亮而时尚的女人说话的态度很是刺耳,而那男人却一个劲的自表忠心,并祈求女人的回心转意。<...
第二卷 名动 [
  少女将行李放好,似对宋文隐有防备之心,侧了一半身子在外,却是手机铃声响起,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手机接通道:“恩,老爸,我刚上车,大约晚上八点到星沙火车站。”  宋文倒不是有意窃听少女的谈话,只是如今的他自在古墓伐毛洗髓,且任督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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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025- ,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断想之四十四:扩招,实习/见习,和羊对狼的生死搏弈
这一向,许多阴险的吸血鬼蛀虫又在鼓励我们这一代人生育。
是呀,掐着指头算算,40,50的那一批人都在退休与等待退休中,30,40的在为房子奋斗,房奴做得一丝不苟,不敢有一点逾越,再加上小孩(《蜗居》应当是他们的写照。)80后的大部分却是连房子都不需要看的,因为自己再怎么努力,所挣得的也没有买房的可能,连这个念头都不必转。90后的暂且在父辈的供给下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既然挣扎无果,何必再挣扎?
他们是明智的。
很庆幸社会如此向下一代施加教育,可一代还是比一代更明智,那是生物进化的本能。
同时,世界物价比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力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他国的庄园化机械化,不多的人力照样可以打下充足的口粮,号称粮食大国的反而成了粮食进口大国,就算人民公社的众积极分子鼓足干劲干死,所得的还不是这点?土地,矿产资源是有限的,迟早要卖光,电子信息创新类的产品就凭国人的教育连边都沾不到,手机换壳成“国产”,文学剽窃为己有,也就山寨这点出息了,而且差距还会越拉越远,同样也就越来越卖不出价钱。当年徐匡迪到我们高中演讲了一回,也就讲到一个买卖比例:中国出口的一船二十万台凤凰牌缝纫机,才能买美国一架小飞机(很可能铁矿石什么的原料还是从别国低价收购的),人家还不肯卖,这里头就有技术的价钱。
就像那个有名的推算法——画一条线一美圆,知道在哪里画线9999美圆。
但国人习惯于支付一条线的一美圆,而将9999美圆屏蔽掉,硬是不给人家画线的工程师,人家当然不给你做事了。结果全部跑到国外,去以5000的价钱给别人画线,回头你国家有了需要,还得花一万五的价钱去国外把那条线买回来,支付了原国人工程师5000的价格(相比外国工程师,他也跌价了,再将祖国恨得咬牙切齿,心底里暗骂这个该死的祖国自己不肯用人,逼他做别国的二等公民,还不如没这国籍倒好。),又白支付给外国人额外的一万,让他们的国内产业链兴旺。
这是煞笔做的买卖,而我们伟大的国家正在做,还做得不亦乐乎。
徐某人当时察觉到了危机,但摆出来解决的方案也是本末倒置。
他竟说目前算来,自己研制的费用太高,还是直接向外国购买好,期望青年一代能够聪明到可以造出获得专利的东西。
恩,知识就是金钱这倒是没错,可是青年一代一无历练场所,二就算搞出一点小名堂也无专利版权保障,被一群人分而窃之,没有动力。三连思想都被人为地屏蔽掉大半(互联网出现后稍微好一点。),导致植株营养不良,粪青遍野,反过来围剿智者,哪个能够在被拆了台基后空中造成楼阁的?
另一边,青春时瞎折腾一把,耽误了国家发展,长期专权又耽误了国家幼苗,如今集体步向老迈的利益集团却要急于找下一代接棒,男的出卖劳动力,女的卖身也可,赚了血汗皮肉钱都上交给他们,相互发放养老金,并补足他们挥霍(显示什么大国威望啦,盛世禾谢啦)之后产生的巨大国际差额。
他们确实就是这么看待年轻人的存在的,而且由于儒家尊老的传统,还都心安理得——二十年媳妇才能熬成婆呢,你们现在就是供我们敲骨吸髓用的工具,休得抱怨!
可是,年轻人却从步入社会的几场小经历里就能清晰地判断出自己面对的形势——不对,我们这一代只怕会挂在中途,根本熬不到你们全都挂掉的好时代到来,而且付出惨痛的代价供养你们,会把我们自己有生之年也活得十分凄惨。于是八零后怎么想怎么不划算,节衣缩食,安于家室,连婚姻都纷纷省了,这是由于认清形势产生的绝望。
这一下,吸血鬼们都着急了——没人干活了,他们作为领导,又不干活,谁来为他们支付养老金?
他们除了整人管人,本身一无所长,偏偏又拽得要命,自以为是,死卡着权力不肯放,从来没想过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不肯承认知识创新的工种,主要是不肯付钱。再者,在介绍年轻人做苦役和娼妓的罪业中赚了一票,作为技穷的黔驴,只知上蹿下跳地欺骗年轻人结婚,生育,妄图将他们罪恶的奴役链再继续延续下去。
再者,年轻人不肯生育,原本在80后一代中剩余的大批教师不得不下岗,也就是说,他们再没名目找到食物了。七零后一代的小孩本来就不多。
80这一代不婚的更多,而且因为自身经历,连观念也转变过来了——一窝蜂地追逐某样东西是最愚蠢的行为,最后往往也最吃亏,而且还是自找的。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就吃够了人口的苦头。
由于人多,人本身拥有的一切都不值钱,要靠残酷的竞争来自我挣扎,而挣扎的结果是进一步把自己不值钱化——越活越贱,无限堕落,而口号却是向前的“步入小康,步入共同富裕”之类,因实际的背道而驰,因而它只是口号。
但我们这一代的境遇,我分析来,却是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的遗祸。
开国之初,代号“猫”的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已是目光短浅,也是土匪当政必然的思维,让自己一伙人领取血酬,分土列疆,然后准备红色江山万万年。那时候人口也少,可以有空间任他们胡来,猫用的是集体公社,那其实是把人类倒退回原始社会去了,只是不是打猎采野果,结果乌托邦泡沫一破,热情又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东西,猫又怕人民一蹶不振,自己权力欲望更强大,用屡次运动来振兴士气,打击政敌,最后造成生灵涂炭,举国陷入经济困境,又将青年男女像牲口一样趋赶向农村,它的脑袋里完全没有人权两个字是事实,哀鸿遍野也完全不闻不问,反正“理想”当头,人口完全是工具,佳寒在大学里直称它是“邪教”,又鼓动愚昧群众以到别人家里敲锣打鼓这种骚扰他人生活的形式逼迫知识青年下乡,护拦崩溃,一个个都疼到肉里去。明明是国家强行加诸于人的伤害,到头来却指着他们自身,要他们用各种方式自我救赎,当中更让相关的各级官僚狠狠地得了一把利。
没错,我主要指肮脏的性贿赂以及积极自我奴化的“人情奉献”。
而知青正在乡村朦懵懂懂忍受强加的遭遇,为了回城打拼之时,朝中别的大臣却已经在商量复辟,复辟内容当然也是从自身子女有利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重开高考。
就我所知的信息,第一届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全是苗红根正者的后代(他们逃脱了文歌中杀人打人的罪孽,还能留在城市里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内参文献,做好考试的准备),原本那些文艺理工世家的子弟少说也是富农出身,即使有家学渊源,却受到出身歧视,只能搭上几个边缘的凑凑数,就像周老师,只能考西北矿业大学的一个鸟不生蛋的专业,回城后也只能在初中执教。当中等级可森严着呢,也因为有这层原因,第一届素质最差的工农兵大学生混出来之后,直接待遇就是做领导,还是按后台分的。普通党员居然我们初中某体育老师就是一个,一点花头都没有,作为集团内显示先进性质的点缀搭伙分子,他的用场就是不断地奉献,不问索取,还有什么好处?
平头老百姓知其一不知其二,听闻重开高考,毕业生又出路优厚,忽然间有了希望,不惜花大价钱长年累月供子女读书,似乎自己子女将来也能凭着考大学分他一杯羹,我都要嘲笑他们怀揣的希望——你又凭什么?政治上你有这个起点吗?
秦政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汉。
邓上台后,想着民生凋敝,要休养生息,就算采取周王室的分封制,井田制,包产到户,知青回城顶工人的名额,解燃眉之急。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开了分裂之祸,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计划生育又触礁政治,不敢对利益集团与百姓一视同仁。利益集团感觉手头留给子孙的田产少了,又会对上产生反噬,汉中的八王之乱,明朝饿死的王爷,就是糜烂的利益集团狂生之后的焦虑,或者对上攫取,上层争斗,或者蛋糕越分越小导致自己饿死。
所以孔老儿那梦回周礼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他那一套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不知儒教现在还在表演个啥?
其实当年应该做的不是包产到户,而是继续像大寨那样的集约田地,引进机器耕作,不用几个人,却能打下同量的粮食,养活全国人民,粮食价格确实不能高,也没有理由高,除非加上人力耕作的成本,但是人力其实倒不是必要的。在保证所有人能吃饱饭的情况下(寡头权力也是必要的,计划生育最应该向TZD的人下手,他们子孙繁多对谁都没有好处,与百姓一视同仁最好,这法令不该取消。),剩余的劳动力再增加工种,承认服务业,保障知识产权,扶植学院派(D组织全部滚出去,谁要他们指导?),在生活方便,物质丰富,精神娱乐方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增设的娼妓工种最遭到我的鄙视,年轻美貌的男女因为没有政治经济资本,只好向老货卖淫,不三不四地混着,这是有关于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就这么着,我想着适应的婚姻对象都飞了,每听见一桩这样的事就想吃了个苍蝇,捶胸顿足叹息——损失啊,选择余地又少了多少分之一!这也不是自由择业,而是剥夺了他人生存命脉之后再逼得人去牺牲自己。所以看到有些人鼓吹日本的淫业发达我就火大,似乎有效法之意。别说这是降低了强奸率,而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强奸不强奸的了,国人的面貌也变得非常猥琐无耻。
然而,从“包产”开始,全国走上了另一艘贼船。
要真拜金还好,偏偏又不是。而是统治者眼中牛人的指标摇身一变,成了多金者——他们穷日子也过到难以忍受了,并不是开初自动清廉,而是当时被专政了,也不敢动。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全国舆论大开,天天在喊着车子好房子好没钱的是窝囊废,普通老百姓惟恐落于人后,嘴里也煞笔似的跟着嚷嚷车子房子票子——哎,跟你们搭界伐?又被人玩了,自己把“拜金”的帽子往头上套个不亦乐乎,那么官员也理所当然地不用艰苦朴素了。
然后举国又朝着“挣钱”一个方向猛冲,官员百姓统统下海经商,全无职业道德的意识(职业道德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法制,也即是冲刺过程中的护栏底线,越界则斩,而且必然得斩。),反而有权的以权捞钱,有命的拿命抢劫,小偷小摸不在话下,更是淫毒横流也无人制裁,连应该镇守护栏的人也在冲刺队伍中,任何苍白的道德都约束不住一意冲刺的脚步。所以什么“以德治国”根本是个笑话,笑话中还带着一份含有诓骗意图的阴险,有目共睹。
而冲的过程中,想当然地,个人的生命质量都是很糟糕的,要“吃得苦中苦”,一点也不敢懈怠,更不敢悠闲享受生活,怀着一个欲望美梦变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
冲刺无止境,那冲刺(美其名曰“奋斗”)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打个比方,原来在这一块土地上,猫时代是断绝了水源,隔绝人民纵向(通过篡改史书)横向(闭关锁国)比较,来维持表面上的整体稳定,用火把泥烤成水泥一块,水泥里自然是寸草不生。
然后邓之后又是全民下海,轰轰烈烈地把平地变成一片汪洋,人都活成了水里的藻类,拼命攫取不多的阳光,氧气,生长得盘根错节。在一定时候开始互相绞杀,再到后来就集体腐臭,慢慢地泡烂成酱缸,纵然这样也无法自救,终于生机全无,直面灭顶之灾,犹如太湖蓝藻。
我出生的年代,周围人已经开始了精神发狂的征兆。
人没什么不能用来出卖的,尊严,廉耻,美色统统可以用来交换金钱,交换的结果是叫自己的日子过得极差,亏本买卖做死了也毫无前途,全用来贴补一个完全没必要的形式架子。
王小波的杂文里那句话极有道理,“非如此不可”的形式主义思路就是人发狂的罪魁祸首——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为什么一定要生子呢?明知没有前途为什么一定要饮鸩止渴地“生存”呢?得利的是谁?亏本生意为什么一定要做下去?还要用作恶的方式去做,有什么无奈的?
还有一个罪魁叫从众心理,一点也没有判断力,人云亦云。如今的骗局遍地也可视之为“浮夸风”的变形——你吹了一个月收入5000,我不吹的话,我显得很窝囊,我吹10000,实际工资这种个人隐私本没必要示众,外人问一问就是不礼貌。吹出来之后又没有制裁机构的处理,于是虚假广告满天飞,你骗我骗他也骗,苦果当然一个不落人人有份,就算再聪明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也难免上过几次当。从众心理从一个邪恶的起点出发开始,作成了罪恶狂飙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这一代的存在就是他人取利的工具,此点无须避讳。
成长过程中,快乐是自己找来的,苦难是他人加诸的,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在——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一切为了自己的快乐,将一身成国,与他人都是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与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还不一样(他们一个个都卑鄙地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和敛财工具,“慈祥”的笑容中双眼放出贪婪的“攫取的目光”,嘴里假惺惺地说“为你好”,也许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在为你好,但害人却是事实,无可否认。)我遇到过许多无耻之徒,在揭穿之后,不是死不承认,就是回避证据,反咬说“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看来难看的事是他们可以做得的,难听的真话却是听不得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乖巧得不懂反抗的小羔羊。既向往别国的富庶,但碰到他国人极度重视个人权利,不怕麻烦,不讲人情,热爱投诉,随时随地律师信往来的情况,又要忙不迭地说“坚持中国特色”。而他们所谓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就是忍得踢打,忍得一切不公道的待遇,仍然能够苟延残喘地自己撑下去。叫小孩“时刻准备着”接受突如其来的不公,做一个好挨踢坯子,那谁还会不动脚?
我的同龄人几乎都是老三届的子女。
上一代生的人多,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也少不了,周期规律再加上三代同堂,空间里挤得转不开身,人与人跟乌眼鸡似的,就嫌别人的存在碍自己的事。然后又有狗屁专家惊呼“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实在是不可理喻!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象征。”甚至嫌咱们物质生活太好了,巴不得咱们去吃吃苦头,不过与ZF“建设小康”的口号一列,又是在自打嘴巴——叫咱们越活越回去不成?吃过苦头的那一代人谈起青春都知道自己是牺牲品,我们还去重蹈覆辙,当咱们煞笔?仇恨该满嘴喷粪的鸟专家!
说到我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父母钱包的损失(鸟专家还把嘴巴伸到别人家长的口袋里来了,本来就是多管闲事!他们算哪根葱?有权力上报唧唧歪歪,而且与我们的时代为敌成瘾。咱们看看动漫,他们也会说什么黄色暴力,自己又做不出好的。从那些日子开始,我就自觉地走上了抵制国家正规报刊的道路,只看八卦小报,他们扯得还能让人聊资一笑,没必要花钱买人“教训”。),我们所花费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从父母口袋里掏出来的,而且借着血缘情深,投入与所获往往不成正比,中间养活大量奸商,不称职的从业者以及狗官,还被这些家伙贪天之功为己有,号称“培养”,呸!
最明显的就是教育产业链诞生的过程。
由于文前所提到的“第一届大学生”的分配待遇,中国父母仿佛有了盼头,拼足老本要让儿女上大学。子女读书如苦役,没了童年不算,相互的竞争简直是惨烈。三日一小考,五日一大考,填鸭式地往脑袋里灌些垃圾进去,还不许人置疑,出来也只能是些垃圾。
小学时,已经出现了张某等教工利用小孩子在家长心目中的重要性收受家长额外的好处,否则以孤立小孩,侮辱小孩相胁。连带在各个方面以家长配合督导为名,平空多出一大堆麻烦(好象俞老头为了广播操比赛,勒令全班穿线裤,偏偏那一天被我外婆洗掉了没有干,然后这厮就落里八嗦,点名批评。)。是他们这伙人让小孩子成为家长操心不尽的源头,被小孩子的教育一同裹胁,形同连坐,并三天两头地让孩子带信往家里要钱,什么校服费,报纸费(都是强迫付费,所以校服面料是最次的,款式是最难看的。那些报纸投放到市场上一点竞争力也没有,收的钱还巨贵。),我要到后来自己都感觉自己像一只小吸血鬼,感觉糟糕透了。还有各种补习班,加强班,幸亏我还没有沦落到必须与他们为伍,可是,省钱的前提也就是要强记更多的垃圾信息来摧残自己的脑袋。
初中到高中,“教育产业化”就像个遮遮掩掩的贼,在充分见识到了家长们的懦弱,偷顺了手后,索性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变身强盗索要买路钱。
首先,高中出现了自费生与公费生的区别。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点教育资源,以中考分数为基准,把学生分为公费和自费两拨,学费公费是自费的一半,据说自费生在班级内还得三年都抬不起头来。那也就是说,本来就是这点人上高中,但有了这个区别,学生的分数线被提上去了,划分出一些自费生来,这部分钱款就是学校额外赚的,还有一万两万的择校费。
那好学校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从高中看,是历来高考时考上大学的学生百分比高的学校(好象“一校名成万生抬”),在民间口口相传,以为名校,再被D接收来划了重点,非重点,又变成了家长脑子里的迷信,以为进去读书必能考上大学,因有个读书氛围在,接收的生源本来是成绩最好的,也谈不上教学实力。然后有权有钱者的子女也打起主意来了,你也开后门,我也塞钱,出来一个择校费。所有人都凭了钱权一哄而进了,那学校也就烂掉了。就好象那“工农兵大学生”想要借一个大学名号(他们还知道大学生是精英哦。)分赃,这些人却没有真正大学之学术实力,搞得清华北大也全数烂光,倒成了D棍培养基地,更别想与那些世界知名学府媲美,从方向上就不对路,我师父一群则是出身小资,由于家学(母亲是教师),成分又不算太恶劣,扮演着陪太子读书的角色,也没学校培养的什么事。
我高考的那一届上就爆出了一桩丑闻,由于涉及自身的感知范围,因而细节记得很深。我的分数是上了一本线,却没到我填的那个东华的服装系分数线(估计谁都觉得东华是个软柿子,投机客一多,行情就上涨了),不料交大分数线特别低,还没招满,后来补填志愿到上师大,因为父母不让我去外地读大学,也就罢了。不过一本志愿表里楞是没有看见交大的身影,照理说,未满有缺,起码也得在补填名单上亮一亮。后来过不多久,就有人在网上爆出被在空隙间塞进去的一份名单,名单学号一应俱全,此事影响是恶劣的,到头却是不了了之。又助长了更多歪风。
后来在高校里继续深造(考研,考博)变成了延缓就业危机,兼教育部门持续敛财的手段,故网上戏称那博士后该再增设一个烈士学位。
再后来市场上不断出现假文凭,根子就在高校内部,那还读什么书?完全没必要嘛,买张文凭就完了,反正门路早通好了的,文凭只要招工单位看一看就得了,管你真假。
师父在感叹这年头本科生比读上去的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又比博士生优秀,复旦每年毕业八百博士,不知哪里要这么多博士?
我既讨厌无用的英语和政治,又觉得写作本科文凭就够了,再读上去反而不美,都变成书蠹了,影视创作又没有必要像中文系那样抠着字眼来研究,分明是两条路子,也就适可而止了。
在毕业前夕,我已经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以凭本事挣钱的人。
大学期间,我听闻过一些风声,什么“淫在上师大”,“窑子”(我以此为原型写了“如晦阁”,虽然它采取的的确是窑子的管理模式,参见《中国青楼文化》一本,就会知道两者是多么一致——削夺人身自由,严密的思想禁锢,人人头上插草标,制造红牌对外炫示。所以年老的嫖客们就紧盯着学校处女,三天两头要在各个地方发一回春,对于学校同龄人恋爱做爱反而痛心疾首。然而毕竟是同龄人的恋爱更唯美,“风雨如晦”就是我的态度,在学校和同龄人做了才好,千万别出去便宜那些老货!那样,在你的人生中至少还领教过纯洁的爱情,不是一开始就出来卖的,守身如玉到最后也不过是把初夜卖高价,对自己是从一开头就惨到最后。社会上都是买卖关系,所有人都以为卖是正理,自己选择反而不符合道德,无论挂了什么名头。儒文化就是娼妓文化。)之类的外界传言,据说上外在这方面更加闻名遐迩,对象是老外。也看见过车停在校门口,寝室楼有哪一位出去,我当即被人告知她是当金丝雀的,这些东西我以为和我没什么关系,听闻时观察了一下该女子,又惊诧了一下,回答说:“看不出嘛,我觉得她似乎很正常。”
事实证明,在赚钱无门的情况下,遍地娼妓确实很正常,也都是被人别有用心用各种手段逼出来的,并非都是自甘堕落。
我头疼的只是赚钱问题,学习期间这只是副业,但同样是对钞票天天想,月月想,年年想。
打工从高中就开始了,其实应该这么说——是开始见识到中介公司的恶劣,涤雪找的那一家让她交了服装费,过两天人去楼空(大概是正好租屋到期,顺便骗几个。),气得她那个精明的老妈跳脚。我和卿同学在一家正规报纸的中缝里看到一个广告,似乎是正儿八经地给钱的,跑到思南路去一看,是一个中介公司,那一家据说是交一年半载的会员费,帮你在期间介绍工作。其实你交了钱之后,他们只是让你跑来跑去地面试,结果是没有的,那一百五就扔到水里去了,幸好我还没交整年的二百五,他们就是抓二百五来宰的。
吃了两次亏后,我不无惊诧地发现——市内居然没有一家中介不是骗的!而且就是针对着想要求职的弱势群体来的,不但赚不到钱,还要白贴给他们。就好象那一家拦路招平模的——有没有搞错?我是出脸的,竟然还要我付给你们钱?谁稀罕那个丢人现眼的所谓“成名”?还有招嫖客的嫌疑,对自己也很危险,我只想数钱!
奖学金因为一门计算机(家里那时没计算机,对一些东西没概念)挂科泡汤了,这个学校的奖学金也是少得可怜,居然以百计数。再加上对笔管条直地上课有要求,我不逃课,按部就班来的话,泡汤的就是我的青春。《四世》就是大三抢时间写出来的,事实证明还是它比奖学金还值一点钱,至少是把大学学费给拉平了,但生活费还是自己的。
体力与所得之间,时时要计较清楚,入党申请书是跟着团支书的职务抄一份正规格式来交的,但是我一看那个隔多少时间一份思想小结,还要被公审人缘种种,做人做得跟孙子一样,就马上打起退堂鼓,再也不去经营那份申请书了,后来不做团支书后,也没人问着我这件事,就当它没有了。入了D也没钱可捞,何况见过几个D员,每一个都不喜欢,都是精明世故到恐怖的投机家伙,更没兴趣与他们混一拨打交道。我们班因为阶级斗争剧烈(简直是正邪两帮剑拔弩张地对持状态——我下了,在背后撬我的你也别想上,就这样子。什么对某人弹劾的十大罪状书,原班长王同学拟出来,就拿到辅导员面前去读,证明他们的不满,读得她落荒而逃。文中有两句很经典。),到了大四才有一个人入党,还是个公认不声不响的老好人,不得两边厌恶,偏就让她得利。
勤工助学中心抢破头去做发广告传单的促销员也只能算是贴补,有一票是一票,结果发现这一票也不好捞,做个助学手册还要五块钱,排队争抢得不偿失,累坏了报酬七十块连补药都不够吃,又听说学校从中揩油的钱倒比自己拿的还多,这分明是给封建佃户的待遇,居然出现在高校里,由是,我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心态,这种蠢事做一次就够了。
可是,实习期间,我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不对头。
实习制度本是个免费用工的坏制度,黑心企业借口实习生“要他们教的精力还多过做事”(实际上非编上机一天头,再笨的人也学得会,接下来全是凭个人艺术灵感衔接的了,完全应该付重金。),分文不付,却把重头活计都交给实习生干——这么信任他们做事吗?这与ZF开展培训教育的质量恰好成了对比,那种教育全是水货,浪费惊人——它首先云里雾里地瞎讲,浪费了学生的个人时间,一趟趟跑来跑去,只是繁荣了市内交通,又在教材上赚钱,浪费纸张,明明《国画十种技法与特殊技法》一讲,全都该自己去练习的,它偏偏要具体到一本本《怎样画梅花?》《怎样画小虾?》上头去,入门级上让人白花许多冤枉钱,还框定人思维。有这点钱不如去买精致的欣赏画册来抬升眼界?zf真有诚心,不如直接给学生发钱来贴补家用?还是找个借口设个部门来让大小芝麻官趿钱?
因为要实习单位敲章换毕业证书,为此班级里的同学都只得自己设法(面临的就是两难,一是没实习过没毕业证书,二是毕业证书一拿到就被学校算了就业率,其实只是病急乱投医地挂靠,决无长久。),张斌路同学连营业员都想着要做,我托了师父让我去《东方早报》挂个班,他早声明过那边不留人的,我也就不抱希望,早早打消了坊间流传的那个谣言“好好在那里表现哦,人家看你好,就会让你转正了。”现实是璐璐去的那家台湾人开的广告公司用免费实习生用顺了,不断地跟她说“再多带几个人来哦。”他们当然是多多益善的,这一届毕业了还有下一届。
《东方早报》我一共去过两趟,一次是报到,拿到一些饭票(没用过),另一次是帮助整理了一份录音稿,因为不是自己采访的,光挂了个名衔已经算不错了,心里也平衡,报纸还被拿去夹在档案袋里作为“成果”,这当然算是学校就业率的“成果”了。
《黑暗冶魔》的结构细节很复杂,我在家里研究歧黄之术,再加上各种资料编排,光是准备工作就作了一年半,才动手写了两章,后因为灵感变化,又转写了《十四寒》,耗去了三年,没找工作,家人叨念着是荒废——因为没有名利,我却认为是积累,这才是最值得过的日子!
所谓“见习”的花样精也就是这个时候搞出来的,在金融危机前夕最为兴盛。
我估摸着,三届一过,实习生们也都窝在家里了,失业救济金也不好领,因为申请之后,政府会不厌其烦地到处介绍你去做奴工——工资数额与付出劳动量都不成比例,毕业生当然不会干,然后仿佛就是自己不肯干了,失业金也不必放给那个挑三拣四的人。而ZF又雇了一群吹鼓手,天天在被他们垄断的垃圾报纸上指责大学生“好逸恶劳,眼高手低”,大骂啃老族,妄想用舆论逼着他们出来做亏本买卖,不老吾老,却及人之老。
葛红兵这厮的一篇《大学生,你为什么要父母养活?》才转到先锋上,马上被群起骂得狗血淋头,自己换马甲上来为自己辩驳。不过大学生们毕竟无法掌握纸媒舆论,于是网上的舆论与报纸统计始终是背道而驰,以往则是大学生的真实意见完全失声,只让符合ZF心意的文章上,自然就是一片莺歌燕舞,四方合谢,社会温暖得不得了。
正规平等的劳工合同还是不能与你们签的——那样优厚的条件不是宠坏你们了吗?我ZF从来是把你们当贱货看待的,不能给你们人的待遇,免得你们蹬鼻子上脸,群起效尤,以后就不把权力机关放在眼里了。权力当然是以制造他人的苦难来显示自己存在的,这一点是强权的本来性质决定的,只有先把别人推入悲惨的境地,才能扮演救世主呀。
于是ZF先自己为所谓的“金融危机”进行危机加码(实际字面含义就是“金融”与之相关的行业出现了问题,干创意行业与体力行业鸟事?当然,中国从来也没有创意行业。我学高中到《青年报》办的一个班去学漫画时,听到那些画漫画的行内人说主稿,上网点,分镜都要自己一手来,人家日本却是分工的——人不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天才,再加上精力,还要有相关的杂志投稿,人情又欠上,稿费特别低,又时常不准时来,最怕的是自己生病,因为没有医保。这些鸟杂志这么做事,当然得不到好稿子去吸引受众,也与漫画家一双两毁,过了一阵子全都销声匿迹了。纯属活该!民族产业都是这么些笑话,我丝毫不同情它们!),装出急人所急的“大慈大悲”模样,抛出一个“见习”计划,换个法子再次准备对大学生敲骨吸髓,借口当然还是从ZF“活到老,学到老”(就没有不学的那一天)口号多年铺垫升华上来的“学习”——因为是学习,所以你得到工资是没道理的,相反你应该付我培训费。
这就把“发他人就业难之财”(等同于国难财,一样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为)美化成了一种“另类关怀”。另外,再用各种彼此矛盾的条件咬紧齿轮,保证一条缝也不开给失业大学生们,将网上求职也都变成了一场梦幻泡影的暗示——本来这些工作就只是给你们看看的,找不到工作不要怪ZF,一切要怪自己,你们跑来跑去地求职,又完善了招聘会这一条产业链,招聘会上人山人海的场景更是给你们相互比贱提供了环境暗示效应,一切都是为了麻木你们的价值计算意识,别把自己当回事儿,这就是你们的命!
谎言也和招实习生一样:先做着,等到人家见你表现好了,再和你签合同?
我一向是信奉“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现实分子,非常取笑那些劝别人现实,自己却怀揣着不切实际梦想的无知少女/市井妇人,不知他们脑子里的“现实”是不是一种“生命必须委琐”的信念的代名词,试图用这种“现实”来污染那些怀有瑰丽梦想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当时我一看公共招聘网上的见习钱这么少,立即没了兴致,而且即使工钱数额开出来,我还得防着他们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那一手,时刻准备着某一天,相互间要兵刃相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报复以及将报复付诸实践的决心。而在对方,心里显然是把笑脸都计了价的——我倒宁愿他们不对着我笑,只把钱面上的账算清了就好。
哭笑由人,没有须勉强的前提时,你才会真正知道谁是真心想对你笑,在“感情是由自由选择产生出来”的条件上说,国人没有一个配谈感情!也少来讲什么感情恶心人。
本来“见习”这回事我是与众多骗局一眼扫过去,沾也不会沾的——明知是陷阱,有什么好尝试的?尝试完了还不是被骗?
但惨就惨在我身边有一帮愚昧又容易激情上头的亲戚,他们由于自己的焦虑,会逼迫你往各种陷阱里跳,而你的遭遇能为他们证明的仅仅是“这是个陷阱”,如此而已,然后他们再去寻找下一个“看起来不像陷阱的陷阱”继续跳,毫无自知之明,也没有算计地光去碰运气。
之前未雨绸缪的分析对他们来说全是耳旁风,或是多心,不予采信,连沟通亦是多余。
所以当某亲戚十万火急打电话过来,说“为你找到个好工作”时,我半点兴趣都没有,只是想着——妈的,好端端的一天因为早起又泡汤了。
不过坚持家里蹲的话,他们也不会死心,我就为了亲戚主动闭嘴,才不得不走上一趟。
亲戚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把我带到区作协——怪的是,这地方就在我外婆家附近,我从来没见过它。该亲戚似乎以为这组织是大来头的,有足够的炫耀价值,并引见其中一个姓张的女人,说是该组织里的主任,言谈中夸张万分,吹嘘出来的作家宝号也就是当年我曾听闻的华师大那一支出产的平庸记录员,以拼凑资料为能事,根本谈不上“作家”两字,到某一个时间段,我竟然发现文章写得稍微好一点的都是自由派人士,正是“苗红根正”的完美解读法,教法问题,原本对上海那两支惨淡经营的也是看不上眼的。
曾有一桩逸事,当年张闳老师写了一篇文声讨上海两学阀之一的陈某所办的《上海文学》(当时由于师父回国,上海变成三足鼎立的情况,然而另两支虽然出不了作家,手里却掌握书号,出版权等,靠贩卖书号也能有所收益,赤裸裸的以权谋钱,顺便压制海上文坛的新生力量。我的书是书商买书号夹带的,因为要避过他们的势力,就只能买到边缘书号,且名气一成之后,引起众势力的警觉,想把本人作为他们的灵感策源地,第二本《十四寒》就再也出不来了,同时写作过程中发现被人种木马监视生活地窥视着,坊间也有一鳞半爪,捞到一点是一点再阐发的无数作品面试,引起了我的警觉,就索性把未成形的章节尽可能地发给周围所有的人——你们自己去咬吧!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维护作者的个人版权。第一本也是借着作者无名与武侠题材边缘,才被疏忽地放放过去,所以封面和书号都向俗艳上靠,作为幌子。),结果陈某人急了,组织了一伙人两边舌战,最后实在讲不过了,回避文中所有的要点,居然栽赃张闳“由于想在此杂志上登文章未果,结果火了,才有此文。”
意思是想一相情愿把事件定性成个人恩怨,先锋上我们这一系的人全都怒了,纷纷回帖指责此人真正是小肚鸡肠!因此我也早知作协是什么货色,也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以作协为名号结交上来,所以我也从不知我周围有谁是作协里的。
这回新见到的张某先通过我那亲戚,撺掇我为他们免费写稿,他们自己都是自费的。我倒不在乎写稿的地方发行量如何,只是免费写稿决不能上,稿件内容也不合己意,不能我手写我心的这叫什么写作?坏我名头罢了,敷衍敷衍就算。
那个传说中的“好工作”是工委组织给介绍的,也应着经济大潮改为“工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非官非商,一笔糊涂账。里面做着“将国人当卖猪仔的好事”的那些家伙们相互之间都互称“老师”(“老师”在我眼中早就是一个不值钱的滥俗称呼,所以当时认师父时,他说叫老师就好,我却坚持要认师父——老师无数,师父就一个,显示与众不同。而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应当为此负责,遵从一些原则,不可有奶便是娘地在师门问题上朝三暮四,事实证明这做法对我自己非常有好处——免除其他人一相情愿强拉入门去为它撑场面的后患。后讲的次数多了,自由派横空出世,大概大家都意识到有个帮派互相支撑到底好一些,声势比较大,与人叫板也更有力。)热情得不得了,再转一道手介绍我到某大厦去做前台杂务工(哦,那个工作名字叫“行政事务”)。对方当然也是千满意万满意的,急吼吼地让上班,五一之后再办手续。头一天,中间两次我想打退堂鼓——一是上班时间太早,本来竟想叫我8:15分之前到,后改为8:30,还是太早,我能接受的是下午2:00,便说“譬如上大学了。”不是上班,已经很不高兴。二是工资中一听就有猫腻,推荐的那单位大约是已经付了该人力资源工资钱的,所以谈到给我的钱里出现了“补贴”两个字,再者工委那朱姓女人打电话谈到钱的时候,我亲耳听到她在说:“给她30-50块就够了。”妈的,什么东西!分明是拖后腿!我已经恨上了该女人。而后,我就马上问着那单位工资问题,该经理犹豫一下,先这么说了,我面露不满之色,当即寻借口想退出,他又转口说再商量。因为我亲戚那一头的原因,我纯粹给面子才耗下去,看钱到底能拿到多少,再加工作环境还不算太坏,如果周围有一两声恶言恶语,颐指气使,我立即拂袖。而那两个女人哄骗着我那亲戚,自说自话报出了“两千”左右的工资,让她打电话转告给我(她们一伙人上蹿下跳都十分激情)。我听了并不吭声,原因是“所有空口白话都不可相信”。
上了八天班,五一长假过了,我终于去办那所谓的手续(我也终于体会到他们口中的:“不急不急,这个真不急。”
的真实理由——多蹭一天白工算一天嘛,说不定有煞笔真的签了这东西,又是更加额外地赚到了。),亲自目睹那张极品合同(这也不是以合同名,叫《见习申请书》——又是一个想站在高处噱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明明是卖人劳动力,搞得像申请什么福利一样。)的真面目:
一,既然是申请书,那当然不是合同上甲方(用人单位)乙方(劳动者)再加上一个中介丙方清清楚楚的分钱条约,实际的用人单位蒸发了(没有名字的,怎么去问他家要工资?凭证呢?),实际岗位还挂着,变成了该人力资源公司与“见习申请者”双方的合同,而且也不是面对面签的,再转两手,得自己交申请书与银行卡到延吉路的职介所去,也就意味着,此申请书的原始材料都不会掌握在申请者自己手里,以后投告无门。
二,权责完全不对等。漫长的六个月的见习期(我一看到见习期是从我上班的第一天开始算起,就明白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在没见到该合同之前已经默认对应到“违约,退回补贴”这一条自说自话的地方去了,真是阴毒啊!)不仅不与单位建立劳动合同,而且补贴也不是七百多,而是576元,这点钱连糊口都不够。而且只有它开除你的权力,没有你回绝它的权力,违者还要退回那一丁点儿的500多所谓补贴,所谓劳动完全是白使唤,且不保证劳动者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将可能发生危险的责任都转嫁给子虚乌有的保险公司(四张纸上都没见过该保险公司的宝号?大概连保险也要自己买的,在此忽悠一下,出事就推)。
三,家长制的遗毒到处可见,毫无人权意识。它一个小小的人力资源公司,居然还虚张声势递交申请要家人作保,监督劳动,照理说每一个成年人到了大学毕业都已是独立的个体,用不上监护人制度,但是用童工的话,法律上又过不了关,不知要家长出来干什么?还要写见习小结,供他们给出见习意见——真正怒了!你们算是哪根葱啊?要你们三姑六婆长舌头地对别人乱评价?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对他人构成精神骚扰!政府机关也完全不具有这种权力。
填表格当时,那朱姓女人怕与我对质,早早地闪人了,之前先故意大声讲:“哦,那前台的小姑娘也见习期满,找到工作了吧!”(仿佛暗示是会有前途的?哼,还想骗我?)
然后前台的那个小姑娘就按部就班地教我正规填表,我看到“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一条,便问着她“那我传说中额外的那份一千多的工资问谁要?”。她的神色也很诡异,半晌说:“对呀,我们这里只是一个见习基地啊……”
我心下知道了内情,拿了表格,假意说去职介所交,当下就走了,那个班也不上了——没钱上什么鸟班?那小姑娘又在一个一个电话打,特像虎边之伥:“喂,某某小姐,你明天能来上班吗?某某先生,你明天能来上班吗?……”
我拿出来的那些纸虽然是他们那里出产的,不过上头倒是一点签名都没有,想是做好准备有人拿着去告发之时还能够一口赖掉“这又不是我们给你的见习申请书”,可见心里有鬼,也怕人当真拿着去告,索性给你来个打印纸上全是你自己的手书——做到有你的事没它的事,撇清拉倒。
不过在我而言,只是陈述这件事,在网上广而告之,防止别人上同样的当。至于有人被曝光了,骗不到更多的人,要哇啦哇啦地先嚷出来“名誉中伤”,也是主动对号入座,关我P事?
——我负不上诬告的法律责任,而我绝对保证你的损失会比我大!
此事的后续也是,我当机立断割肉,不去上班了,该张姓女人又是火烧火燎地打电话让我信任她(政F机关)而别信任这张申请表格,又想派我“私自回绝人家,不去上班”的不是,真正不要脸到极点了!她不敢对面讲我坏话,却骚扰我家人,想要通过我家人骚扰到我,那样,我家人就是自作冲头,被我无边的怒火波及也毫不冤枉——谁叫他们这么蠢?
如今形势是,政府已经被人民的容忍宠成了恶狼,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都视之为他们利爪下的口粮。但是人肉大宴它们也是吃不着的,一定要你自己到处折腾,受骗后才会给他们从中取利,而他们的逼迫手段一是舆论,鼓吹上下级伦理,二是饥饿,不过他们掠不到食物也同样饥饿,而且笃定他们比你更急。
而我站在羊群角度,对同龄羊群的建议是:
一,决不要自己贴上去给狼群使用,一动不如一静,宁可少些动作,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既然它们不打算改变吃人的性质,那么大不了同归于尽。
二,就算是签定了双方互利的合同,各种法律程序也没问题,也一定要做好他们单方面违约的准备,备把刀子在手边,而且时刻要向他们晃上一晃,声明——这刀不是摆设,如果你不仁,我不义,我是一定会用的!决不容忍。
这样,敌退我进,公民社会才能够斗争得出来,要把所有落后的势力都干掉,管它现在处在什么有利的高地上。自己不设防,遇事退缩,别人才能够长驱直入,公平底线被容忍成暴戾攫夺,整个社会的不见天日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在契约社会未成形之前,决不做一桩有利于敌人的事,接受,就等于承认他们的吸血鬼契约。
女权主义者在男权的天下也就是通过“不要睡到敌人的阵营!里”来逼得社会更改女子地位的。毕竟,这个社会谁也缺不了谁,也没有哪一方可以先验地充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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