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 市民卡惠民活动—庆端午浓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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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卡惠民活动—庆端午浓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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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 余秋雨 皇冠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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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 余秋雨 皇冠正版(图1)
本书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讲述故事，这些关于上个世纪前期的故事有：《旧屋与旗袍》、《独身的叔叔与姨妈》、《红缎虎头鞋》等。内容简介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借我一生》是秋雨先生的生命之旅，是他蔑视灾难、不断突破的精神历程，是以散文笔调贯通成的一部家族史诗。他独创的文体交糅了体验与论述、激情与冷静、宏观与细节等诸多对立性因素，呈现全方位的表现力度。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语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我们试图接近真实———
1．“文革”与自省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很想请你重申自传的写作态度。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余杰、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余杰、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扮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例如古远清，一年前，日他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篇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向我正式道歉，还签下了道歉文本，我也就免了他应缴的赔款。谁知他一离开法院，就在电视和各地报纸上讲的比以前还凶。但一般读者容易对不断重复的谎言“将信将疑。”
这些天他听说我的《借我一生》即将出版，连书还没有看到就到处宣布我“造假”，自己则心急火燎地伪造了匪夷所思的“事实”，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我终于向媒体发言了，有一个直接动机就是想救救这几个人。要不然，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经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弱点的大规模呈现，后人无法苛求；但时过境迁，有些人的道德良心会不断反省，比如巴金自1978年至多篇随笔结集的《随想录》，它提醒人们应该有勇气剖析自己而不是选择粉饰。我想问的是，在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在你身上多少呈现？时过境迁你对自己的反省结果如何？
余秋雨：灾难会诱发人性的弱点，但也能?炼人格的光辉。请想想，我在十几年前“仕途亨通”的时候为什么毅然辞职？为什么近十年来面对如此狂风暴雨的诬陷，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为从那十年的灾难中获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点，《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叠纸条”里有剖析，结果也必然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我写到，爸爸去世后我发现了他当年在关押地，写给造反派的很多借条。为了我们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毕竟没有被关押。如果能与造反派关系好一点，爸爸也许就不必那么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绝大批判，也许能留在上海照顾可怜的全家了；如果那时跟着写一些附和文章，也许爸爸和全家能早一点过正常生活。
我的这种反思，是余杰、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万不可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低头交代一样。巴金先生的解剖是面对君子世界而作的。君子过于自责了，那些人就以为自己是审判官了。
近十年的中国文化氛围，已经与巴金写《随想录》时更加不同。因此，善良的人们更不可天真。决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审问权，交给那些人。如果交了，将会把朗朗天地重新变成地狱判殿。
2．文人与做人
记者：除去法律，媒体某种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你说过“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报纸上痛骂，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也认为“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机制”。除去“道德缺失”、“媒体制衡”、“圈子保护”三重原因之外，造成你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和被“文化群殴”态势的，还有无其他原因？比如你个人行为方式的原因。
余秋雨：原因很深刻，我自己不便解析。我的行为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慎重选择的。就像我以前拒绝造反、拒绝放弃学术、辞去院长、冒险远行、百折不挠一样，选择得非常负责，因此也不会动摇。
记者：很多人对你的批判不肯罢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够率真，不肯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污点。换句话说，很多批判是针对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出境率高，被认为是内心浮躁、好出风头。你的某些做法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调内敛，学者要甘于寂寞等。
余秋雨：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污点说成是污点，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历史。我参加社会活动极少，谁见我参与过什么协会的活动，或出席过什么会议，或召开过自己书籍的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更没有主动上传媒，只是应邀参加了三次电视行动：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欧洲之旅”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任综合素质评委。可能做得还不错，受到了观众欢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欲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国文化界没有人在遵守。这只是少数人希望别人息影噤声的借口。他们自己如果真是“内敛”和“寂寞”的，怎么把我这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作靶子，年年月月在报刊上大喊大叫？他们这么多人集体高声地喝令一个人安静，已经喝令了好些年，那个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静的到底是谁？
即便是堂堂中央电视台，历来邀请我十次我最多答应一次，现在连一次也不愿答应了。试想，这种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写了中国文人的重重虚假。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虚假才出走的。因此，那些人批判我，主要是批判我对一种集体心态和生态的嘲弄。仅仅嘲弄也不至于让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最生气的是，我把这种出走和嘲弄变作了一系列正面行动，产生了成果，又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了。他们也想这样做，却没有勇气，于是就骂。因此，我把骂声当作自己这些年生态选择的注释，把骂声当作掌声。
3．道德评判和一个寓言
记者：记得杨绛先生在《记杨必》一文中曾经写，无锡人逗孩子叫作“引老小”。这其中的“引”有善意的意思，也有“欺”和“惹”之意，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们引逗阿必时常常边画漫画边说，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每次阿必都大哭。只一次她夺过笔，在画上点好多点，自己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经有了幽默感，可以巍然不动了。”———这可不可以理解作一则寓言？中国的文化人做人做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皮蛋其脸”的气度？当然，这显然不是让你对自己的过去无中生有。
道德是人的内部秩序。你怎样理解一个人性化社会道德的“理想态”？怎样理解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
余秋雨：我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解。我的行动的挑战意义也就是我选择的道德意义。但我声明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媒体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古远清、余杰他们，他们的任何谎言、奇谈、痴语都能大篇发表。
对我而言，独立精神就是即便被他们糟践至死、无人救助，也要以最后的嗫嚅坚守自己事实真相，坚守自己的观念和人格。“虽千万人，吾往也。”
4．艺术流派与社会公众人物概念
记者：艺术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艺术家与其宗族之间的关系。他讲的宗族是一个社会时期的某一个流派或某一个群落之间的艺术家们的血缘关系。他以一棵树形状他们：“其中的代表人物，必是长得最高的那根枝条”。他也强调了社会风俗、时代背景与写作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横空出世。你怎样定位自己写作的社会群族？你代表哪一类宗族、哪一类流派？
有传播学理论认为，社会公众人物应该对于公众或传媒的质疑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即“名人没有隐私”一说。对此你怎么看？面对这些层层叠叠的批评，你认为批评本身和媒体的压力哪个更让你觉得不堪负重？
余秋雨：对此，国人有极大的误解。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概念上的所谓“社会公众人物”。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对社会问题并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因此也不存在完整的社会影响力，更没有歌星、球星那样对民众的游戏性裹携力。
在中国，真正的“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是今天的批判干将。因为他们天天操弄着人们的荣辱，左右人们的视听。他们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例如古远清写了那么多骂我的文章，有没有人问他一句：古远清，你是谁？你在“文革”中有什么证人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做过坏事？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独独对一个在“文革”中拒绝造反的人那么仇恨？《借我一生》写到，“文革中”歹徒拿着鞭子要“牛鬼蛇神”交代历史问题。一开始被害者一一申辩、交代，后来终于产生了疑问：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有资格拿着鞭子责问我们？你们不就是真正的“牛鬼蛇神”吗？
多年前有一次我搭车去张家界，半道上被阻拦，几个戴袖章的人要我们每人出示证件，接受盘问，证件不全者每人罚款一百元。中国人常常觉得盘问的人天然有盘问的资格，不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和生平。后来才知，那帮人是车匪路霸。我真希望读者和媒体，明白此间关系。
至于压力，我没有感到，只感到愤怒。
5．隐退与未来
记者：你所说的“退出文坛”确切地说是什么概念？是从此以后彻底封笔不写东西了吗？是仅仅不再写那些给公众看的文章，还是连学术著作也不写了？或者，退出文坛仅是退出文坛纷争，不再在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上亮相了？为什么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
余秋雨选择不回答。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章 长辈的山
第二章 乡间的事
第三章 旧屋与旗袍
第四章 祭侄贴
第五章 独身的叔叔和姨妈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第二章 叔叔走了
第三章 一物一物
第四章 冬天的斯坦尼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第七章 吴石岭
第八章 半山失踪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第一章 骆驼殿堂
第二章 有人敲门
第三章 我能听到
第四章 湿漉漉的落叶
第一章 那么走吧
第二章 从废墟到废墟
第三章 红缎虎头鞋
第四章 房主不在屋内
第一章 墓地和法院
第二章 那一叠纸条
第三章 借住何处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
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
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
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
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
大家都在默默流泪。
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 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一个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
最后她才叫对名字，叫得很轻，说声“你看我”，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我要深深的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是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后来批邓前夕我称病回乡，在去十六铺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也见到过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脸，只怕他看到后揭发我没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想不到时至今日，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揭发的还是他。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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