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开林的《青年文摘博客》博客

央视名嘴柴静的的成功秘诀&选自曹开林的《文摘》博客
柴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主持人,曾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她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她曾经一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2009年离开《新闻调查》,担任新闻频道《24小时》主播,新闻频道《面对面》主持人。2011年担任《看见》周末版主持人。
柴静主持的风格是提问注重细节,有新闻的锐利,可能跟她在新闻调查做出镜记者有关系,新闻调查出镜,更多的不是主持人的角色,是记者的角色,所以她问的问题比较准确、简短犀利。
柴静她就是一个女孩子,一个采访者坐在你前面,很职业地坐在你前面,反而能够让人很放松,能让嘉宾进入角色,不紧张。这恐怕也和她身上的天然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儿有关。
提起柴静,很多人会想到央视的名牌栏目《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但更多的人想到的是《新闻调查》。在非典期间,她曾成功报道“非典”,她本人也因《北京“非典”狙击战》等专题节目,成为著名的“非典前线”女记者。
  柴静刚到央视主持《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时,在没有名校的学历背景、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像蚂蚁一点一点地搬运食物一样,竭尽全力地去学习。自己做策划,观摩同行的节目,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但是即使得了金奖,她也没有摆脱沮丧和不安。柴静当时的遗憾是自己没有在一线当过记者,缺乏在新闻岗位打磨的历练。
  当柴静离开演播室来到《新闻调查》之后,她终于站到了她渴望的新闻现场。来到《新闻调查》报到的第一天,她就参加了《北京“非典”阻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每每面对镜头,神情淡定,声音柔和。她是矜持冷静的吧,似乎并不多话,亦不善身体表达。镜头里,她只用最清简,真实的新闻语言贴近事实。素妆出镜时,清简短发,喜欢系围巾,像个清秀的邻家女孩。时常在现场,她坐在草坪上采访,亦或面对面看着对方。柔和的声音里,每每透着坚持的,不可退让。
这个清瘦的女子,内心似一片深海,铁马冰河,波澜不惊,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面对华南虎事件,面对学术造假,面对上海倒楼,她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良知和正义,剥丝去茧。待一层层伪饰的泡沫退去,冰山一角还一个真相。亦有温情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她去现场。没有对现场抢救的报道,也没有救死扶伤的呼吁。一个叫做“杨柳坪”的受灾村庄中,和灾民一起生活。《杨柳坪的七日》中,灾民说着家中的灾情,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昏暗中,她捧着一截烛头,无话,所有的力量和言语都淌在脸颊了。
  作为一名记者兼主持人,节目当中她是冷静客观的,她有一颗炽热的扶持弱者的心灵。她气质优雅,而又锋芒毕露。“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柴静因其飘逸而明慧的气质,敏锐的让人惊诧,坚定的让人心疼。
柴静说,“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道路,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职业当中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你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我赋予自己人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作为记者,我获得了职业的便利。我绝不把记者仅仅作为谋生手段。浸泡在其中,才能呈现真实的新闻。我一直相信,记者亲身抵达,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才是真正的新闻。”柴静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她以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最终历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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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老板遭工商干部殴打续:因未给干部情人小费
私企老板遭工商干部殴打续:因未给干部情人小费
  本报记者 陈强
  。照卓国珍的说法,是因为他未给工商人员所带的“情人”小费才挨打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驱车赶赴莆田采访,但出乎意料的是,受害人卓国珍不愿露面。他的大儿子在出面接待记者时说,这件事昨天已经调解完毕,“我们是本地人,媒体曝光后各方压力很大,希望记者不要再来打扰”。据透露,昨天当地一家都市报见报后,打人的工商干部李金地迫于舆论压力向受害人卓国珍赔偿了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补偿费共计15万元,卓不再追究李的刑事责任,也不再向媒体披露此事。
  不付“小姐”小费才挨打?
  在此事私了之前,受害人卓国珍给媒体的投诉信是这么描述事件过程的:
  去年12月24日下午,我到莆田市城厢区工商局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在场的该局干部岳雄飞等人要求我请客吃饭。本人不得已在他们指定的壶山蛇餐馆请客。他们安排我在418房间(KTV、吃饭等一条龙服务的包间)吃饭,并拉了一批同事过来,同时带来几个“三陪”小姐相陪。由于我到餐馆时他们早已把菜点好了(单吃一只眼镜蛇就有6斤多重,估计酒菜钱要4000多元)。当时,我所带的现金不足以支付他们的“三陪”小费及酒菜钱,就打算到取款机取钱后再付。没想到,刚走到酒店门口,李金地就追上来猛地抓住我的手,要求我兑现他的“小姐”小费。我说去取钱后马上回来,他却破口大骂,在菜馆门口出手殴打本人……直到深夜,我从昏迷中醒来已是满脸鲜血,门牙被打掉两颗,就躺在地上向110求救,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并经莆田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为“轻伤”。
  工商通报未提打人原因
  莆田市工商局昨天发出的“关于城厢区工商局四位干部违反清正廉洁有关规定情况的通报”称,去年12月24日上午,卓国珍到城厢区工商局龙桥工商所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为了能马上拿到营业执照,卓找到凤凰山工商所所长翁斌星和城厢区工商局商广股干部岳雄飞,两人均向龙桥工商所经办注册官郑荔香打电话要求给予尽快办理,卓所提交的申请登记注册材料合法、齐全,郑即给予马上办理。卓于当天下午领到营业执照后,当晚宴请翁斌星、岳雄飞、张毅敏等三位同志到壶山蛇餐馆用餐,中途李金地也受邀加入。餐后,李金地与卓国珍发生斗殴,致使卓受轻伤。
  城厢区工商局今天给记者的一份“事情经过”是这么写的:“卓国珍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又恰逢圣诞平安夜,当事人以朋友的名义邀请翁斌星、岳雄飞一起吃个便饭。之后,翁斌星、岳雄飞、张毅敏以及当事人卓国珍的另外3个朋友一起到壶山蛇餐馆就餐,吃饭期间他们顺便又邀请我局干部李金地参加……饭局结束后,李金地走到餐馆一楼时因喝酒过度与当事人卓国珍发生争执。”
 打人者说自带的不是“小姐”
  57岁的李金地是城厢区工商局的副主任科员,在该局的干部名单上排在第七。李金地打人一事,由壶山蛇餐馆所辖的凤凰山派出所处理。
  今天下午,在凤凰山派出所门口,记者巧遇在此等人的李金地。记者主动上前和李打招呼,他以为是碰到了熟人,于是在记者未做自我介绍的情况下就聊开来了。李金地说,那天晚上他先在侄儿家喝了些酒,后来翁斌星打电话请他到壶山蛇餐馆继续喝。席间,卓国珍对他说,“你是老同志,应该带头找个小姐来”。李就打电话叫了个40来岁的女子过来。问及和该女子的关系,李说,“是10多年前认识的朋友,叫她过来只是喝酒而已”。至于为何酒后打卓国珍,李叹了口气说:“那天酒喝多了,听到卓国珍说要去取款,我以为他借口跑掉赖账。”记者问他是否因为小姐的小费引发争端,李矢口否认:“她又不是小姐,怎么可能要小费?”
   带“阿长”出去吃饭有面子
  “莆田的风俗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当地一些男人出去吃饭喜欢带个女的,认为这样很有面子。他们把这种女人叫‘阿长’,意思是关系比较长久的女友。”一位从福建省直机关到莆田基层挂职的干部对记者说,不仅仅一些企业主、公务员会这么做,有的村干部甚至有钱的农民也这么显摆。
  莆田新闻界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阿长”在当地被认为是成功男人的附属品,就像身上穿的名牌一样。记者和下榻宾馆的一位男服务生谈起有关“阿长”的话题,他说,“‘阿长’一般是朋友交际时带在身边的,只要老婆不知道就没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莆田企业主称,如果请客吃饭,朋友带“阿长”来,通常请客者是要付“小费”给她们的。
  受害人卓国珍此前向某媒体的记者透露说,他被打的那天晚上,他宴请了4个工商干部,除了李金地外,其他两位也带了“阿长”。而且,另两位“阿长”提前走时,他各付了200元小费给她们。后来因为口袋里现金不够,没及时给李金地的“阿长”付小费才惹怒了李。
  当晚参加宴请的卓国珍的朋友曾某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起初他看到一位工商干部带了个女的,李金地来了之后,打电话叫了个中年妇女过来,坐在李的旁边。李用莆田话介绍这女子是他的“阿长”,随后“俩人一起举杯打通关,席间两个人还当众亲来亲去”。问及卓国珍是否给这些陪酒的女士付小费,曾说,“我提前先走了,没看到。”
  记者来到他们那天用餐的壶山蛇餐馆了解情况。餐馆老板何某说,那天他们消费了2000元出头,其中菜金680元,酒水1400多元,主要喝了葡萄酒、蛇酒和啤酒。账是3天前卓国珍派人来结的。记者问他,那天吃饭时是否有女士在场?他说有男有女,具体多少人记不得了。
  负责处理此案的凤凰山派出所所长郭国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金地当晚请来喝酒的女子是本地人,不是卖淫女,所以警方不予追究。记者问此女子和李的关系,郭所长说:“他们只能说是多年的好朋友”。
  为严肃纪律,1月20日中午,莆田市工商局党组研究决定:李金地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接受监管服务对象宴请且与宴请人斗殴致其轻伤,对李金地立即予以停职检查。翁斌星、岳雄飞、张毅敏等三位同志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接受监管服务对象宴请,违反了清正廉洁相关制度规定,立案调查处理。城厢区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德煌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建忠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规定,为严格责任追究,立案调查处理。
  本报福建莆田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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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百姓甘愿当房价大跌的受害者
我们老百姓甘愿当房价大跌的受害者
  作者:乔志峰
  “房价跌不是挺好的,至少我们能买得起房子了”,“房地产老板赚得够多了,让他们打点折不是挺好的,干嘛要救啊!”……10月13日杭州市出台《关于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面对种种议论,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回应”:“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10月23日 浙江在线)
  “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百姓”,所以政府要救市——市委书记时刻牵挂着老百姓,考虑任何问题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是一位好领导。
  不过,市委书记的说法,似乎跟我们很多老百姓的理解和平时的感受不太一样。他是怎样得出“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百姓”这样的结论的呢?原来,书记认为:“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书记的意思我看明白了:其一,房价跌了,政府就没钱了;其二,政府没钱,老百姓就要跟着受罪。
  房价跌、政府穷——书记说的是大实话。谁都知道,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在依赖“土地财政”,更有不少地方政府跟房产业、房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可是,这不正是当前房地产领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吗?这不正是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最亟需解决的弊端吗?如果因此而救市,岂不是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政府没钱,老百姓就要跟着受罪——这也是大实话。政府消减了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老百姓当然会不方便。可是,对老百姓而言,是有个房子住更重要,还是所谓的城市建设一类的东西重要?安居才能乐业,如果老百姓连个住的地方都买不起,你把城市建设得跟花园似的,又有何用?说句领导不爱听的话,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不也没见有几个地方把“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搞得真正无懈可击吗?
  因此,“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百姓”的说法,看似“逻辑严谨”,却经不住推敲。与其说“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百姓”,倒不如说“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只会卖地的政府”更为贴切。明明是“救自己”,何况要打着“救百姓”的旗号呢?我们老百姓承受不起嘛。
  是保证老百姓最根本、最直接的需求,还是给老百姓画个“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的大饼充饥,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如果非要说“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百姓”,那好吧,我们甘心情愿当这样的“受害者”——就让房价下跌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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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微服私访
聚焦官员上网现象:新时期的微服私访
  无论是日,胡锦涛主席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在线聊天,还是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坦陈自己经常上网了解民意;无论是一些省、市级政府利用网络让网民对本地的发展献计献策,通过网络进行干部评议和政绩评估,还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或实名登录论坛或实名开设博客,诸多频繁成为热点时政新闻的信息显示:互联网不仅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时也开始逐渐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官员上网:新时期的“微服私访”
  曾几何时,“微服私访”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员青睐的一种民间探寻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更容易被民众认为是官员勤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如今,对于俨然有些蔚然成风的官员上网,有人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新时期的“微服私访”。因为信息来源极广、超越了传统时空局限的互联网,不仅使各级政府官员实现了手脚、耳朵等身体器官的功能延伸,也使其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时空限制,从而可以更为自由、深入、真实地了解、把握许多真实的社会情况。互联网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各级官员了解民意、听取民声、汇聚民智、科学决策的重要渠道,正在掀开中国互联网政治新篇章。
  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曾在网上发帖说:离中南海最接近的是网络。诚如斯言!和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不仅具有强大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公共性,也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延伸度和密集度。在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全面、深入推进的今天,在互联网各种内在优势基础上汇集起来的网络民意,不仅可以轻松改变原本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也可以逐渐改善原本相对失衡的强势弱势群体的力量对比格局。
  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不仅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与扩展,同时也对各级政府的执政方式与智慧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因为能不能获得真实、高效的社情民意,能不能积极参与、影响并引导网络民意,并与之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不仅直接关系到政府官员能不能打赢信息战,更是直接考验着一个党与政府的执政能力。正因为如此,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开始日益重视互联网的作用。
  比如,为了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于人们,胡锦涛总书记就曾专门作过指示:要把互联网建设好、管理好、发挥好,让互联网真正为人们所用,造福于人们。比如,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就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明确强调:法院审判要更加注重保障民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民来信来访、申诉再审等诸多方式和环节,建立科学、畅通、有效、简便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时掌握民生需求。
  官员上网不能叶公好龙
  官员上网固然有着诸多可圈可点的积极意义,但其本身也还有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虽然如今中国网民数量正在日益增多,但经常能上网的其实还是少数,很多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依然不能经常上网表达。尤其在一些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别说是普通百姓上网,就是当地政府官员上网也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种网络本身尚没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官员从网上搜集、了解到的民意,其实只能是真实社会民意中的一小部分。对此,各级官员今后在继续畅通、利用网络渠道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继续利用、通畅那些传统民意反映与表达的渠道。
  其次,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一些充斥于网络上的或虚假或夸张或充满情绪化的内容与信息,难免会错误地引导政府官员对某些问题的判断与认识。对网络这个载体,各级政府官员无疑应该有一种相对理性、冷静的态度,有一个相对更为系统、科学与合理的甄别、筛选过程。既不能把网络当作“救命稻草”,也不能想当然地把其视为“洪水猛兽”,听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更不能动不动就对互联网或抵触或惧怕或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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