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主要起着衡量和转移与个别商品相分离的价值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货币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它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文化的底蕴。 首先 ，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 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 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 人 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 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 其次，货币 是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产物，它所体现的价值和价值交换，本质上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 会关系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变迁记载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迁。 在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不仅因 为社会而具有重要性，而且也只有通过社会才获得它的价值。 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作 为一群人的共同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货币进入了社会 的各个细胞，牵动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生存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 尽管货币是整个社会的共同 创造物，但是对于每一个单个人来说，它仍然是不依赖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最 后，货币交换和形态发展的成熟度乃是量度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 货币的存在 并不是货币自身的单纯定在，就货币属人的本性而言，它既作为人的异己对象，又作为人的 活动对象，是属人的存在。 货币与人性、人的自由相联系。 货币被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智力进 化的印记，正是人的智力水平使得一些本不具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对象之间有了对等的关系， 货 币体现了这种社会的抽象理智。 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 资料之间的皮条匠。 ”??〔1〕?正是这个“皮条匠”给人类的个性存在和自由开辟了无 限大的活动空间。 货币反映并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 的对象的实际关系。 ? 开展货币哲学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一，当代急剧发展的成熟的货币经济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生活和活动的焦点、关键和要害，对此问题 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展开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去关注和解答现代人生命被物化的本质奥 秘。 在都市化的生存空间里，人们通过包括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 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同时， 由于人类“现代性”生存状态至今摆脱不了货币经济的 *** 和支配，货币的存在与流动，正 在加速改变着现代人生存交往的理念和方式，人们越来越感到，货币在开拓私人财富和私人 生存空间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 尤其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 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席美尔、卢卡奇曾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 患意识。 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理应包含对货币的哲学批判。 这种批判有助于我们揭示当 代货币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去关注当代人生命的形而上学问题。 ? 其二，我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货币经济 。 当代中国人需要一种成熟的、健康的、适时的货币社会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除了懂得怎 样用钱、怎样理钱、怎样对待钱外，还要深刻地认知货币与人性、货币与自由、货币与人类 交往、货币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真解读货币的手段与目的、货币的真实性与虚 假性、货币的能动性与杀伤性等矛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度推进，在中国人告别了 传统的义利观后，一种新的货币观念，正在国人心理中发育。 货币经济承载和关联着社会的 各个阶层和各种事物，并正在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变化，对国 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变化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象，它已 进入了人的精神领域。 ? 其三，展开货币哲学讨论是国内经济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 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应当从 “什么是经济哲学”的讨论，转入经济哲学重大个案问题的研究。 而货币既是一切经济活动 的润滑剂，又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属人本质，更能揭示出人的生存世界的矛盾及其异化根源 等问题，因此，它有着重大个案问题的代表性。 应当说，历史上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探讨货币 问题的思想家比比皆是。 如，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斯密、马克思和席美尔等。 国外货 币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席美尔的《货币哲学》(1900)，此后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所关涉到的某些哲学问题研究。 如凯恩斯的《货币论》、米尔达尔 的《货币均衡论》、托马斯·梅耶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二是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等领域来研究货币问题。 如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小劳埃德.B.托马斯的《货币、银行与经济活动》、安德 里斯.R.普林多的《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等。 国内有 关货币哲学的讨论似乎尚未开始，只是有一些介绍和评价席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文章，如 刘小枫的《<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席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周年》；还有 学者从社会学或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货币问题，如林继肯的《货币神奇论》(《 东北财经大学 学报》2002)；在某些社会科学著作的章节中也有学者谈到了货币哲学的有关内容， 如李维 森的《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尽管如此，在我国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今天 ，货币思想、货币理念的发育发展应当与货币的发展相一致，我国货币哲学理论研究匮乏的 现状应当改变。 ? 关于货币哲学研究的路径席美尔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念：一是从承载货币之存在的实 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二是从货币对内在世界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 币的观念与结构及对个体生命的情感、个体命运的连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三是从社会生 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四是综合考察货币对 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构起人类理想的生存图景。 总之，哲学对货币的解读，主要 有三个视角：(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 (2)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揭 示交往与货币的互动关系，从而认清货币与交往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 (3)从人 性和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角度来揭示货币的人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重要理念。
? 当前，货币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西方经济学货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 比较。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关于货币的外在运行规律与现象的科学，是经济现象的表层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则是深入到货币内部本质的关于货币的深层本体论。 马 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货币的动力学机制的同时，深入剖析了这个动力学机制内部的深层人 学价值。 其伟大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正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力量的人学来源，以及 通过货币增殖与流通过程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过程，并在此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货币对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 (2)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以及在当今废除金本位以及电子货币出现 之后货币本质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虚拟经济对市场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 理 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具有深刻的人学内涵，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经 济关系的价值表达形式。 在金本位废除之后，货币本质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在表达形式上采 取了虚拟的形式，由此导致货币在市场中的流通方式与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作用发生基 础性变化。 ? (3)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运行机制的理论，以及现代货币流通方式的新特点与新 机制。 《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流通机制，揭示了以货币为交换媒 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显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基本结构与本质特征。 随着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出现，今天的货币流通 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货币关系的深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并对这些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 (4)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货币伦理思想。 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货币伦理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特别是《资 本论》中这些伦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及其各种 变化形态，特别是虚拟经济中的新货币形态，以及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 出现，对人们的伦理观念产生了新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的建设中，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的货币伦理观念，如何建设这些伦理观念，以及如何建立社 会信誉体制等等。 ? 关于货币哲学的研究方法有三：(1)文本的学习与解读。 从马克思经典原著出发进行双向度 的解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链条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从马克思所处的思想环 境和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对货币进行历史哲学、人学 、 社会哲学和伦理学深度透视的智慧和精髓；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思想内涵的历史时空的超越 性，寻找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和实践上的张力，尤其是结合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 问题，从中获取指导性的实践启示。 (2)思想史的梳理与提炼。 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历史，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 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来认真梳理和寻找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的逻辑、方法 和论述的体系，充分体现研究方法上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史料与观点的统一、事实判断与 价值判断的统一，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繁杂和艰巨的。 (3)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展示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的风格和特点。 主要从今天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紧密联系由货币功能所引起的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现象、价值 取向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依据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来诊断当 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回答经济理论和经济行为中的疑难问题；同时，立足于新的实践， 积极吸纳当代人的文明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 ?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原标题：连平：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　　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　　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　　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　　“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　　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邓志超）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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