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从容的国民心态。焦虑像野火一样，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如何化解从农民到企业主的普遍焦虑？让国民重拾曾经的雍容气度？

　　普遍焦虑的救赎之道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英国人莎士比亚说。

　　肇始于28年前的改革，其原初旨意是通过门户开放，引入市场，盘活经济，给民众以经济实惠来缓解内外压力。然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演化的历程与结果往往是开启者始料所未及。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被强行挟裹和拖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屈辱，过程也是波谲云诡，蜿蜒曲折。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到再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清末新政，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界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他们或以激烈的方式对抗西方，或以谦卑的态度学习西方，而再不见“天朝上国”平和从容的心态了。

　　改革28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从未曾与世界如此接近过。经济发展让让4亿人脱离了每天支出1美元的贫困线；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制造业中心；全球500强企业中超过一半以上把亚太运营中心设在中国，唯恐在“与龙共舞”的大潮中，跟不上“龙”的步伐和节奏；它有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每天有近亿网民上网冲浪；它把载人飞船成功地送上太空；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它筑起了一条通天的铁路……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它还雄心勃勃地计划要把5亿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他们提供工作、住房、培训；它还承诺要给每一个普通人一个富足的“小康”生活。那个操着浓厚四川口音的“世纪老人”，若还健在的话，恐怕也感到惊讶：当年为国人寻找温饱的改革，会诞生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国家！

　　然而，物质上的成功似乎并没有给这个东方国度带来应有的自信与平静，焦虑反而像野火一样，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并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

　　下岗工人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着急；农民在咒骂化肥的涨价；公司白领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地铁里，竞争的压力几乎使其崩溃；政府公务员在抱怨工资太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了让雇主了解自己，有些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拥有财富的私营业主也毫无归属感，因为政策的更改随时可以让他们上演暴富骤穷的故事；一些官员也喜欢在外商银行里开户，并热衷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接受教育，为将来准备好一条退路。

　　“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一位西方评论家感叹地说。

　　当经济增长引发的只是膨胀的物欲，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鸿沟与隔膜的加深，而并没有带来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时，我们或许应该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而社会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充满普遍焦虑的社会，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其本身脆弱不堪的神经，可能随时会因风吹草动而中断中国的转型之路。

　　这一尴尬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吗？是价值观的多元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造就？正本清源，厘清这一问题，或许是这个古老民族摆脱焦虑心态，在经济腾飞中重拾过去的雍容气度的第一步。 

　　公务员周铮：平稳背后的躁动

　　27岁的周铮认真地考虑了几次之后，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没有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为了不惹同事的注目，他跑到单位院子里给这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解释了半天，他终于大致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空洞已经到了需要寄情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m，体重150斤，腰围2尺7，这在中国的北方人群中，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体型，但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却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当周铮回顾自己进入公务员队列的4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对于这份职业，周铮的理解来自于4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北京市人事局下属一个单位里的普通科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干完“规定动作”，既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也不能消极怠工，4年来的工作好像是和昨天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最近一段时间的周末，感觉有些困惑的周铮，经常流连于北京鼓楼大街附近一条名为南锣鼓巷的胡同内，这里是北京“后海”地区的自然延伸，酒吧、餐馆、咖啡店林立，长长的锣鼓巷也成了美国人、法国人的聚居地。但周铮并不是来这里买醉，实际原因是，这里有一家心理诊所。

　　事实上，周铮也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周铮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4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周铮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于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俘虏，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有一段时间，周铮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事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然而，让周铮很快放弃的是，他这样工作的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到了发薪日，周铮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数字。

　　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周铮把自己这种情况总结为和体制节奏有些不搭调，他梦想能有所改变，不论是工作节奏还是收入薪水。

　　周铮对于自己的收入也是不满的。

　　负责任地说，以周铮的收入，如果仅仅是正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买房的情况下。

　　但，周铮必须买房，而且已经买了房。这是他对于女友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一个标尺。”他说。

　　2004年就已经购买了期房的周铮，到今年年底就能拿到自己那个两居室的钥匙了，和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周铮也把房子买在了北京房价较低的四环以外，而这意味着周铮不但要考虑买一辆汽车代步，还要考虑如何忍受上下班时段糟糕的交通以及坚挺的油价。

　　周铮对于买车基本上抱持着一种幻想，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以他目前的收入和储蓄，支撑每个月1800元的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买车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已经还了两年贷款的周铮对自己的收支了如指掌，随口就能够报出自己的大致资金去向：2400多元的月入在还完1800元的贷款之后，作为生活用资金的600元几乎让他每月都捉襟见肘。“如果赶上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需要随礼，我可能还要向父母借钱，而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周围朋友结婚生子几乎是个常态，600块钱可能花不到月中。”

　　对于这样的处境，周铮直白地称自己就是“房奴”，两年来，看着自己的期房从一片野地变成小区，周铮想不通自己从哪来的那么多喜悦，虽然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仍然让他喘不过气，但对他来说，面对着这幢首付几乎耗尽父母所有积蓄的房子，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变化竟然成了他快乐的源泉。

　　其实，对于现实不安且不满的周铮并不是没有想过跳槽，然而他的顾虑几乎同他的渴望一样多。

　　非常稳定的吃皇粮生活对于周铮的诱惑仍然是非常大，至少能够还贷款，至少可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一旦投身于滚滚洪流的社会，这一切就注定将烟消云散。这几乎是周铮不能够承受的。“我不能拿自己和女朋友的将来当儿戏，我需要稳定。”

　　然而，周铮的女朋友却并不这样看，她经常问周铮的一句话就是，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自己觉得值吗？这时的周铮经常是撇撇嘴，不再言语。

　　其实，看着自己女友研究生毕业后每月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周铮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压力，“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候确实别扭得很。”

　　周铮在仕途上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在没有任何借助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在35岁之前晋升到副处级，而如果达不到，今后就不太可能再进一步，但总的来说工资每年都涨，只要不犯错误，至少是安全的。

　　是否应该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周铮头痛的一件事，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对于接近30岁的周铮来说，马上就要面对结婚、生子，而一旦跳槽，这一切就几乎肯定要推迟，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的。

　　跳不跳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周铮1年多，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在和心理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让他给自己一个解决之道，他说，“全中国600万公务员，1993年以来只有3万人辞职，我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个特例，既然大家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有一定原因的，虽然也许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他希望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进城务工者刘亚的生存挣扎

　　最近，刘亚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一些城乡结合部四处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建筑工地，在旁边开一个烟酒小商店。“大的咱干不来，也没有本钱，一个大一点的建筑工地，工人的消费也不低，能挣钱的。”

　　1995年，刘亚20岁。身高1.73米的他，体重还不到55公斤，再加上消瘦的脸型，这使他看上去很单薄。那年秋天，他孤身北上北京，投靠他的一位亲戚。希望靠他的帮助，在北京找一份工作。

　　在安徽蚌埠那破旧的汽车站，刘亚花了85元，买了一张汽车票。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颠簸，汽车在第二日早上抵达北京，亲戚已早早地守在车站接他了。北京宽广的街道、耸立的高楼、公交站旁巨大的广告牌子、衣着鲜艳的市民急匆匆地赶路上班的样子、麦当劳店员清晨在店门口培训时的整齐步伐……这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兴奋又害怕，之前，他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这些画面。

　　刘亚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干一些搬砖头、运送搅拌好的水泥、混凝土等一类的杂活。第一个月，他领到700元，这也是他这辈子挣到的第一笔钱，着实让他兴奋了一阵子。他花了48元，请亲戚在一家小饭馆撮了一顿，花了60元为自己买了一双皮鞋，这也是他今生第一次买皮鞋，其余的钱则被他全部寄回家。

　　眨眼间，刘亚已在北京11年了。在这期间，他做过建筑工人，开过吊车、铲车，干过装修，卖过包子。在露天工地上、高架桥下、装修主人的廊檐下睡过，也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和几百号工人一块挤过。而今，他在海淀区半璧店开了一家商店。

　　说是一家商店，似乎并不恰当。一个不到12平方米的门面房，外面摆了一张货架，凌乱地堆着些香烟、啤酒、瓜子、花生等货物。货价后面是一张铁制的双人床，床对面是水槽、煤气灶和一张破旧的衣柜。四周的墙壁一块黑、一块白，脏兮兮的，让人望而却步。但这的确就是他与妻子做饭和休息的地方。

　　半璧店位于五路库货运站和永定路之间，靠近北京的西四环，原来是一个村。因为靠近机场，噪音较大而一直没能开发。从1996年起，不断有外来务工人员涌进租房居住，至今外来人口已达万人，以建筑工人和性工作者为主。

　　与刘亚约定好的采访时间是在10月的一个夜晚。这也是他一再建议的采访时间，目的是为了让我“见识一下这条街道夜晚的热闹”。果不其然，夜幕降临时，不足六米的街道两边被烤羊肉串的、卖麻辣烫的、铁板烧的、水果的等摊位填满，从永定河往西，大约绵延有500米远。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坐在矮凳上，边吃边聊。空气中弥漫着炭烤羊肉的独特香味和烟味，还混和着“再来一瓶啤酒”的嘈杂吆喝声。这些外来务工者，仿佛在夜晚卸下了白天的辛劳，舒展开来，在此刻融入了这个城市，真正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使得这条乱糟糟、凸凹不平的街道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刘亚的商店是在2004年年初开张的，主要是卖一些香烟、饮料和手机的充值卡。两年多的经营使他摸清了一些规律。“每天的客人分成三波，第一波在上午六点到十点之间，主要是建筑工人下班回家，路过买香烟、瓜子等。第二、第三波在晚上十二点和凌晨两点前后，主要是附近五六家歌厅下班的‘小姐’和‘发廊妹’，多是买一些饮料和充值卡。”

　　在去年之前，刘亚的生意还算不错，每天能赚100多元，扣除掉每月800元的房租，大概一个月能赚2500元左右。与老家的同龄人相比，刘亚对此显得有些自豪。“比他们在外边做苦工强，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天力气活，每个月挣的还不到1000元，而我只要每天守店盯摊，进货也只要一个电话，货主就送货上门。当然，每天要熬夜。”

　　的确，单就收入而言，刘亚是有理由骄傲的。中国现在有9.4亿农村人口，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的工厂、建筑工地、煤矿……这些进城务工者多是中年和青年，他们的月平均工资不到900元。中国年均近9%的增长率和迅速成为“世界工场”的背后，隐藏的是不仅仅是近两亿多农民工工资待遇的低下，还有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期的超时加班和随时可能被辞退的风险。有时年终回家过春节，能否领到工资还是一个疑问。尽管这一群体的问题近年逐渐进入官方和媒体的视野，并不断有一些学者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但离实际解决还有长长的一段路。

　　同时，“农民工”这个词也凸现了这群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既不属体制内得到认可保障的“工人”，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种地的“农民”。城里人能够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权利，他们一概无缘分享。而跟随他们的孩子，要想在城市里正规学校读书，往往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这让他们更多选择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类学校一般设备简陋，老师的教育水平缺乏保障，惟一的好处是学费便宜。

　　刘亚商店的对面是半璧店第二社区居委会，每月月初，都有一些市民到此领取每月31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于这种制度安排下的不平等，刘亚很漠然，也不愿意去思考。“虽然我们享受不到，也没有关系。一个月领了310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谁领谁不领，我才懒得理呢，有时间还是多想想怎么挣钱吧。”

　　眼下刘亚的“生意”正陷入危机。今年年初，距他商店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超市，分流了刘亚的大部分客源。他现在每天只能挣六七十元，除掉房租和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费用，基本上就没有剩余了。而房东也已通知他要涨房租，从每个月800元猛涨到1500元，这使他很着急。最近，刘亚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一些城乡结合部四处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建筑工地，在旁边开一个烟酒小商店。“大的咱干不来，也没有本钱，一个大一点的建筑工地，工人的消费也不低，能挣钱的。”

　　离开刘亚的家，已是凌晨一点了。风吹过来，北京的夜晚已有微微凉意。刘亚坚持把记者送到永定路路口，并一再叮咛，“帮我留意一下适合开小商店的地方”。 

　　餐馆老板王彦：斡旋生涯

　　投资了90万的餐厅即将开业之前的半个月，老板王彦需要首先做一件事才行。她需要先拆掉自己餐厅的屋顶。

　　站在院子外面，看着花费巨资找设计师专门设计，请专业施工队拆除老瓦顶并费尽心机搭建的全透明的玻璃屋顶，被一块一块地凿穿，王彦在想，怎么才能把符合规定的屋顶装回去？

　　王彦承认，这次投入的90万是8年来经营酒吧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而如果这家法国餐厅不能够顺利开始经营的话，那她和她的丈夫就得睡到王府井步行街上去。

　　在北京胡同里经营了8年酒吧餐馆的王彦深知，想生存下去，必须懂得如何斡旋于各种政府机构和政策之间。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商户，如果不懂得这种斡旋，可能没有一家能顺利开张营业，盈利更是奢谈。8年内经营地点辗转换了三次的她，对此深有体会。

　　而现在，她能做的也是必须去做的，就是去斡旋，就像过去的8年里做的一样。

　　70年代中期出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彦在90年代中期弃笔从商，用8年时间在北京后海地区经营起了一家非常知名的酒吧餐馆。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逐渐爬上她额头的担忧。每天早晨醒来，她所焦虑的并不是餐馆酒吧今天的客流量，而是害怕某些“拍脑门”制定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会找上自己。

　　事实证明，总有一些盖着大红印章的政策、条款、细则、意见给王彦这样的私营业者带来重重障碍，让他们每天都烦恼于如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会灰飞烟灭，而经营，往往居于其次。

　　这一次，王彦面临的可能是她经营酒吧餐馆以来最大的一次由政策带来的危机。

　　6月，区政府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由工商局出台新政策：不再允许商住两用建筑继续用于商业经营。这意味着，所有打算在胡同里租赁传统四合院搞特色酒吧餐馆经营的私营业主们最好放弃他们的计划，因为根据这项新规定，营业执照不再向这样的个体发放。

　　不幸的是，为了预备年底就会到期的店面租赁合同，王彦在4月就租下了胡同里的另一个院子进行装修，并重新申请营业执照。然而，新政策出台后，她将不得不因此拿不到执照。

　　几乎在同时，区政府为了统一后海地区古建筑风貌，下文要求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房屋进行整改，而且这个规定还具有追溯力，也就是说，哪怕是这项规定出台之前就已经装修并改变风貌的，也要一刀切地强制改回。

　　更不幸的是，王彦那所刚刚租下并自行设计、装修完毕的院子，就排在需要进行整改的建筑的前列。

　　执照拿不到无法经营，玻璃屋顶还要拆除并恢复原貌，几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王彦面临着90万投资即将打水瓢的尴尬处境。

　　王彦深知，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斡旋，而仅仅一个月后，通过各种手段，王彦初步拿到了她的营业执照，而她身后，数十个和她情况一样的私营业者仍然因为这条政策被卡在区工商所里，他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面临前期投资无法收回的悲惨下场。

　　成立对这一变化缺乏准备，既对市场需求的画作主题与风格缺乏商业敏感，也不愿意向市场做出某种妥协。贫穷似乎是讨厌的影子，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挥之不去。 

　　“双重撕裂”的画家成立

　　宋庄镇位于北京通县北部，夹在潮白河和运河中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典型村镇：宁静、闲适，夏日的夜晚，能听到风掠过玉米地里哗哗的响声。自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评论家栗宪庭1995年在此定居后，没人搭理的乡土环境，宽松的创作氛围以及同行间的便捷交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评论家、画廊主和策划人，他们到此或租或买，建立自己的工作室。迄今为止，该镇已经以小堡、辛店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扇形的近千人的、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家居住群落。

　　画家成立刚到来时，“宋庄上空还很少飘着商业气味”，人们更关心的是创作。但随着近年来方力均、王广义等一批画家的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价位的上涨，宋庄镇开始变得骚动不安，先是高鼻梁的收藏家慕名而来，接着是金发碧眼的姑娘，成群的画商与结队的记者。小堡村的饭馆也从几家变成了46家，仅画廊目前就有六家。

　　与中国市场转型引发的阶层迅速分化一样，在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中，艺术家，这个本来差别不大的群体也不得不接受贫与富的界限。这在宋庄呈现得特别清晰。一个富画家的“大宅门”里养着一条上万元的名贵德国犬，而就在几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穷画家则为了明日的绘画颜料辗转反侧。面对着商业化的冲击，一部分画家抛弃了“艺术与商业是天敌”想法，开始去迎合市场，画一些“潮流”作品。而一些画家显然承受不了这一残酷的分化现实。去年，画家老三和陶陶自杀了。陶陶近年来嘴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假的，假的”。

　　成立对这一变化缺乏准备，既对市场需求的画作主题与风格缺乏商业敏感，也不愿意向市场做出某种妥协。贫穷似乎是讨厌的影子，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挥之不去。在最穷时，成立每个月消费不到150元，吃过院子里所有的野菜。去年，宋庄画家村网站曾做过“宋庄十大贫穷画家”评比，成立位列榜单第九位。

　　他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的情绪和判断中，其作品沿袭的是他多年来关注的“暴力、性、自由表达和个体私权的关系”主题。在成立看来，个体的自由表达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含蓄表达与压抑个性与国家的宏大叙事有关。他提倡一种更赤裸、更直接的表达。为了更清晰地表述主题，他的油画作品往往要在下面附上楷体的中文和英文。在一幅油画中，文字显赫地占了空间的近三分之一。在油画中留字，本是最忌讳的。

　　去年9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在宋庄十年邀请展上，成立做了名为《诗的愤怒》的行为艺术。当天下午2点左右，在音乐声中，四个捆绑手将一头重200斤的活猪捆住，并抬上一块铺着白布的木桌。成立用血酒祭过天和地后，用锋利的刀子划开猪脖子，并用砍刀活生生地将猪头直接砍下。整个过程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暴力感。飞溅的猪血殷红了成立的灰色西装和白色衬衫，但成立的表情却相当平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艺术，但它更像一个人的愤怒发泄。”10月的一个下午，在成立潮湿而充满颜料气味的工作室内，记者直接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成立似乎拒绝这种解读，不愿意就此深入讨论下去，但他承认这是对类似被逼到墙角的处境的一种回击。他一再呢喃，“我这个性格温和得近乎怯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暴力的行为？” 

　　社会焦虑的精神成因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人的内心深处之焦虑和外在生活状态之悲惨并不总是严密吻合，也就是说，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

　　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分析这种关系，也不涉及社会焦虑的物质和其他观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谈谈产生社会焦虑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到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即焦虑者感到，他所遇到并担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为因素，而且这种人为的因素还主要是人们的道德缺失所致。这样他就可能无可逃遁，也无可依赖。他可能感到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趋于瓦解，本来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都开始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他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或有一天也将落到他的身上。而他也预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将不会获得多少同情和帮助，他靠不了别人，靠不了单位或组织，因此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深深的忧虑。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

　　缓解社会焦虑　政府义不容辞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魏洪磊

　　南都周刊：为何目前中国会出现普遍性的焦虑？

　　吴忠民：首先，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很难把握，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也就难免出现焦虑的心理状态。

　　其次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位置的重新洗牌，社会的规则体系也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而新的却尚未建立。

　　南都周刊：这种普遍的焦虑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吴忠民：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第一，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

　　第二，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社会焦虑使得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他会轻视一个社会所应当具有的规则意识和规则体系，进而在行为取向方面更容易选择成本小、见效快的短期行为。

　　第三，容易引发某些有害的聚合行为。当社会焦虑增强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很容易接受某种暗示，产生某些非理性的冲动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聚合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四，加大了人对现有成就的不满足感，并且夸大了自己面对不利的挫折感。处在焦虑中的人，一旦遇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容易把不满堆积，放大困难和挫折感，并迁怒于身边的事物。

　　南都周刊：社会焦虑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吗？

　　吴忠民：当然不是。人无压力轻飘飘，为了应对焦虑状态，改善自身的处境，人们可能被逼开发个人的潜能，激发个人的能量。这也有助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寻找。当然，正面影响是次要的，远远比不上负面的影响。

　　南都周刊：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来缓解社会焦虑？

　　吴忠民：对于政府，首先要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这涉及到人最基本的生存，迫在眉睫。这些对于目前的中国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用于民生的经费投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比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还要低。

　　第二，政府要确立共享社会成果的基本理念，这和第一点有一定关系，但我要拿出来单独谈。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能够给其应有的回报，他就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但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理念还远没在行动中贯彻到位，只重视地方GDP的增长、盯着的是职位升迁，没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另一个缓解社会焦虑的手段是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鼓励各级政府、不同群体和个人树立规则意识。目前的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了，政出多门，相互冲突，各自制定各自的规则，导致整个规则系统的混乱。另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这和规则的执行者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多信奉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哪个规则能带来好处，就支持；反之、则抛弃、躲避，甚至肆意践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