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
这是《百年孤独》第十六章的第一句话。在这句叙述里，马尔克斯向我们展现了他那“发明文学”的能力与惊人的创造性，向我们展现了数字在叙述中的奇异效果。如此漫长的雨，已然超过了《圣经》里的那一场，因而它注定是一场魔幻的雨。可实际上，马尔克斯通过数字的精妙运用，又让它成为了一场现实的雨，“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这个数字的准确程度与确定无疑，足以让我们产生那种必然而又必需的现实感。
所以，凭借简准而又奇特的数字，马尔克斯为我们叙述了一场诡异之极的雨，它既是一场魔幻的雨，又是一场现实的雨。也就是说，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魔幻现实的雨。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也有一个与数字有关的卓绝的叙述。
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沙在十八岁的时候邂逅了同龄的女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并且一见钟情。可由于女主人公的父亲洛伦索·达萨的百般阻挠，由于青春期爱情本身的谜一般的转瞬即逝，男主人公眼看着女主人公成为别人的妻子，成为别人的母亲，成为别人的奶奶，他自己则成了一个痴心的终身未娶的拥有一个游轮公司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女主人公的丈夫因为上树去赶那只鹦鹉，从梯子上摔下来离了世，男主人公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他捧着鲜花再度去找女主人公，并声称自己为她保留着“童男之身”（虽然他有一本记录着与无数妓女交往的笔记本，可对自己内心的那份痴情而言，对女主人公来说，他觉得自己至少是隐喻意义上的童男）。
于是，两个耋耄之年的老人继续谈起了那场中断了半个世纪的恋爱。可在儿孙辈面前实在不好意思公然这么做，那实在太招摇，男主人公就建议把恋爱场所挪到他的游轮上。男主人公命令船长一直在起点码头和终点码头之间没完没了地来回航行，整条游轮上只有他们两个恋人兼游客。最后，那船长终于耐不住性子地喊叫起来：
“妈的，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往往地航行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随着男主人公的回答，小说的叙述来到了结尾。马尔克斯再度启用了数字的魔力：
53年7个月零11天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沙对此早已胸有成竹。
“53年7个月零11天”！爱情的不可磨灭、生命的全部沧桑以及无与伦比的心灵震撼，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个让人惊叹的数字里了。更何况后面还跟着另一个数字“一生一世”。
我一直以为《霍乱时期的爱情》是现代爱情小说中最震撼最卓越的那一部。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堪称奇迹。与魔幻现实的《百年孤独》不同，这几乎是一部经典意义上的杰作。在我的阅读想象中，上帝一样自信的马尔克斯好像对心中的读者说：虽然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无数的爱情小说了，可你们不总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吗，那现在，我来写写看。
马尔克斯的创作既有经典小说的厚重，又有现代小说的轻盈，他几乎吸纳了以往小说的所有叙事技巧与笔法，并把它们融铸为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叙述中有那么多令人击节赞叹的地方，而数字的妙用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
如果说，在古典作家像拉伯雷的笔下，叙述中出现的虚拟而巨大的数字，仅仅是一种喜剧性的夸张（如《巨人传》里高康大一顿吃下“一万三千两百五十一只牛舌”之类），营造的只是一种语言的狂欢效果，那么，到了马尔克斯这样的现代作家手里，数字已然被锻炼成叙述中犀利无比的“独门”利器或杀手锏。
在马尔克斯自己很看重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结尾处，就有一个这样的数字叙述的案例。退役上校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那封他一直期盼的信，没有等到政府的救济金，为了共和国，他可曾经把性命都豁出去了。在绝望的等待中,上校充分体会到“人类的忘恩负义是无止境的”。小说的最后，上校的妻子忧虑地问他：
“告诉我，我们吃什么？”
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一生中一分钟一分钟地度过的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又不可战胜的人，他回答说：
马尔克斯之所以能让原本污秽的“屎”字焕发出如此纯洁如此直率如此令人叫绝的文学表现力，之所以能把大俗铸成大雅(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样的作家开始，生活中平庸粗俗的事物就被高雅地化腐朽为神奇地写进了文学。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结尾用的当然也是这一招：“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前面那个数字的铺垫当然不可或缺功不可没。考虑到“七十五年”这个数字串稍嫌短促孤单，马尔克斯用破折号对这个数字进行了极度的扩展与延长：“一生中一分钟一分钟地度过的七十五年”！
而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创作的长篇《迷宫中的将军》里，马尔克斯则异想天开地让其中一个叫卡雷尼奥的人，说出了夜空中星星的个数：
“七千八百八十二个。”（加上两个数的时候一闪而过的流星）
这是一个让梦幻变得结实、让诗意变得确定的魔术般的数字。凭着这样的绝非只是夸张而已的数字，马尔克斯为我们锚定并捕获了宇宙深处的玄奥。
关于数字以及量词在文学中的绝妙运用，博尔赫斯早就意识到并多次谈论过。
在哈佛大学诺顿系列讲座的《隐喻》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记得这个比喻是从吉卜林一本名为《四海之涯》的不太为人所知的书中引用过的：‘一座如玫瑰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这种话说了也白说，可‘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却给了我们魔幻般的准确度了。”我记得博尔赫斯在另一个地方还提到过海涅的那句诗：“爱你到永远，以及之后”，并与《一千零一夜》这样的书名作了比较，指出了数字所造成的奇幻别致的超越性效果。而在他自己的短篇小说《秘密的奇迹》的最后，博尔赫斯则实现了一次这样的数字叙述或戏仿：“行刑队用四倍的子弹，将他打倒。”没有基数的倍数，其诡异与奇妙，与“时间一半久远”相比，不遑多让。
在那次诺顿系列演讲中，博尔赫斯还谈到一位叫拉斐尔·坎西诺-阿森斯的朋友，博尔赫斯对其有“令人惊艳的回忆”，这位朋友曾夸称自己“可以用十四种语言与星星打招呼。”一般人会说自己喜欢看星星，作家或诗人也许会夸张地说自己可以与星星打招呼，只有阿森斯这样的奇人异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才会说“可以用十四种语言与星星打招呼”。由于多出“十四种语言”这个数字，这句话变得那么空穴来风那么匪议所思，其语言蕴含和意味几乎难以言说，有孤绝，有诗意，有戏谑，有妙趣，有怪诞，有神秘，有超越了同类的灵性与想象力，差不多无奇不有，真格令人迷醉，完全让人绝倒。
当然在中国古代，像庄子这样的大师，早就重视数字在语言表达中的特异作用与奇幻效益。《逍遥游》开头就有这样的数字叙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里的数字运用，营造了一种天马行空如魔似幻的文学效果，体现的正是庄子那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
而在《养生主》里，庄子对数字的运用则显现了精准而确切的另一面。庖丁解牛的境界递升与准确的时间分段恰相对应与吻合。刚开始解牛时，所见无非全牛（一头牛牵过来庖丁看见的就是一头牛，庄子对解牛之道的叙述正是从这样的实诚的“废话”开始的，而不是一上来就神乎其神）；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丁经过充分的实践与感悟，境界已然上出，他看见的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牛，而是一个清晰的结构、一个待解的方程；方今之时（到底又过了多少年了呢，庄子在这里故意埋了个小包袱，留待细心的读者根据后面的交待自己去推算），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的境界已经到了“神”的状态，进乎技而近于道了。再后面，写到庖丁那把解牛的刀，庄子用了一个漫长而又确定的时间数字：“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终于把解牛之道（复也是养生之道）推向游刃有余的极致的状态。学者张文江先生在解读《养生主》时曾指出，这里的数字不是一个实指的数字，而是河图洛书里的象征性的数字，这样理解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我自己倒更愿意把“十九”这个数字就看成数字“十九”，这个数字体现的正是庄子在“指事类情”时的真切可感与精准不虚。
那么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时（即现在）一共已经解了多少年牛？说出十九年这个数字之后，答案便水落石出：三年（那时候庖丁的境界还没那么神），再加上十九年，即，庖丁解牛的时间是大于等于二十二年。
为什么是大于等于（≧）而不是等于（=）呢？我把它作为一道衍生的思考题，留给读者诸君吧。
静读《史记》的时候，也常常会与这样的数字叙述迎面相遇。
比如在《萧相国世家》的开头不久，具体的数字就进入了叙述：“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到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分封天下时，用另外的数字补缀并照应了开头的数字：“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两组数据一对比，说明刘邦真是个算账算得门儿清的人，也彰显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伦理与心愿。司马迁什么都没有说，只用了几个数字，就干净利索地刻画了人物，并道出了亘古而微妙的人情世故。
再比如在《淮阴侯列传》最后，韩信封侯，衣锦还乡，司马迁也是用数字表达了韩信的恩仇皆报的个性与心理：“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想笑，因为与千金相比，百钱实在过于微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完全是对南昌亭长的一种嘲弄与挖苦，这与其说是一种赏赐，倒不如说是一种惩罚。韩信真是一个心如明镜复又睚毗必报的人啊。从千金到百钱，我觉得韩信简直是好玩死了。
而在《留侯世家》中，司马迁则创制了一种结构化的极为有效的数字表达：“其不可一也”、“其不可二也”……“其不可八矣”。这种格式表达到后世遂成规范，常被沿用，如竹林七贤的嵇康就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仿用过一次，那就是关于做官的“七不堪，二不可”。在这样的数字格式与范型之中，显现了某种层层推进的累叠效果，也突显了数字本身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的力道（数字在语言叙述中的确是一种异类，运用得当的话，效果独特而格外有力，常常是文字所不能企及的。比如，“很清楚”肯定没有“一清二楚”更为清楚，相比于说一不二的数字，“很”这个副词显然要糙得多。另外，数字可以方便地渗入不可拆分的词语之中，有极强的语言溶解度与灵活的嵌入性，我们不能说“很清极楚”，却可以说“一清二楚”。类似的成语还有像“一波三折”、“五颜六色”、“七拼八凑”、“百依百顺”、“千奇百怪”、“千真万确”等）。
在后世小说如《水浒传》里，明显有学习太史公的数字叙述法的地方。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写到鲁智深同情那对卖唱的父女，要送钱接济他们，他自己身上只带了五两来银子，就跟史进要：
“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你看看，十两与二两，对鲁智深来说，简直天上地下，人品立判。仅用两个数字，已然写出了鲁达的直性子与率真劲，画出了史进的豪爽与李忠的小家子气。
说到古典文学的数字叙述，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明末清初的张岱，他在《湖心亭看雪》这篇精短妙文中，用了几个只有“书蠹诗魔”的张岱才会使用的数量词。仅凭这几个数量词，我们就足以感受到张岱那卓而不群的文学个性：
“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满篇皆一，仿佛一切归一，张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混沌静寂的太初光景。这时候如果出现的是“人两三个”（所谓文明个体）就大煞风景，所以，张岱天才般地祭出了准确而奇异的量词“人两三粒”（恍若原始生物）。
现代文学中，鲁迅先生也有一个著名的与数字有关的语言例子。散文诗《秋夜》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当然不仅仅是玩了一个数字游戏（我们都知道艺术起源于游戏）那么简单，把两株枣树展延拓朴为“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其实是突出并强调了这两株枣树，因为这两株枣树是作品的核心意象。如果只是通常那样说“两株枣树”，语言效果差不多是泛泛的漫不经心的一瞥；而“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则是特指的独创性表达，其叙述效果则变成了目睹甚至凝视，至少是认真地特意地去看了两眼，印象无疑更强烈更深刻。
我以为鲁迅先生的叙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一加一大于二。
原发《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