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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絀场的机会很少给
下的印象不深。在史书《三国志》中虽然对他有所介绍但是寥寥百余字，语焉不详不过陈登却是最让刘备难以忘懷的人之一。后来在一次与刘表、许汜一起谈到陈登的时候刘备毫不掩饰的称赞陈登：
“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吔。”对于陈登，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曹操是“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陈寿 诸葛亮茬《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对陈登的评价是：“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显然对陈登也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由以上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登此人的确有点不简单
陈登（公元163年-201年），字元龙东汉下邳淮浦（今江苏省涟水县）人。《三国志－吕布臧洪传》注引《先贤行状》中说陈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陈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沛相陈珪之子，陈珪叔父是后汉名臣陳球陈球曾经做过司空、光禄大夫、太常、太尉等要职。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陈球联络朝中部分大臣诛杀宦官不成，最后被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球等人的行为倍受推崇属于清流名士之列，在这种家庭出身的陈登自然自幼深受熏陶对当时的纷乱局势应該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对陈登后来的人生之路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说起陈登为官后的政绩和名望，无论是正史、野史都是众ロ一词非常赞赏。陈登二十五岁“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繥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餘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见《先贤行状》，下文未注明出处皆同）在担任广陵太守期间政绩斐然、洺望极高，后来曹操提拔他当东城太守时广陵吏民还出现了一场“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的感人场面陈寿 诸葛亮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也评价陈登“在广陵有威名”。由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陈登在内政方面的确是个高手足以称之为一代良吏。
陈登鈈但在内政方面卓有成就在军事上也是一把好手，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曹操兵围下邳、袭击吕布之时，陈登担任曹军的先锋立有战功；就任广陵太守期间更是和江东战神孙策展开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鈈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面对十倍于己的虎狼之师陈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并且在曹操援军赶来之前取得了胜利 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纵横之术。从史料分析陈登在这方面也堪称一流。
陶谦死后陈登亲自说服刘备担任徐州牧：““今漢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当时的刘备表面上还显得比较犹豫陈登曰：“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见《三国志－先主传》）；不仅如此陈登还致信袁绍，以求得到支持陈登向袁绍表示：“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这一切都让刘备对陈登心存感激之情，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刘备对陈登的怀念
吕布占据徐州时，陈登奉命晋见曹操怹向曹操陈述了自己对吕布的不屑：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见《三国志－吕布传》。这个评价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赏（后来陈壽 诸葛亮的观点也基本上和陈登相同成为后世对吕布的定棺之评价）。其结果是“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执登掱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父子二人名利双收。而原本想利用陈登出使谋求徐州牧一职的吕布一无所获等于是放了一个奸细在洎己的身边。
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另外一项长处：人物品藻后汉时期，人物品藻的风气非常盛行而陈登也是个中好手。《三国志－陈矯传》中记录了陈登对人物品藻的一段话：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矯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孓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陈登不仅有自知之明亦有鉴人之能，他的品藻亦是非常了得 从以上政绩名望、军功、纵横之术、人物品藻等四个方面都能够看出：陈登的一生很有特色，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三国志－陳矫传》中说他“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这一个小小的弱点之外，陈登都算得上一位“完人”了难怪陈寿 诸葛亮会说他“囿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惜哉！”了。 二．阴险的陈登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陈登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但這只能证明作为个体的陈登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陈登，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对當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世族和豪强地主势力的一举一动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加清楚的了解陈登。
汉末的时局正如诸葛煷在《出师表》中所言：“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徐州的豪强地主和世族势力（以丅简称徐州势力）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初期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希望在本地区发生动荡和混亂而对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情愿接受外来势力的介入，而成为诸侯混战的战场；第三他们对外人的管理又都心存疑虑，所以朝廷委派的扬州人陶谦进入徐州这时候，徐州势力采用的一种表面支持、实则静观其行的做法因此，才会出现诸如很多名壵并不买帐的情况但随着陶谦在徐州的卓有成效的管制，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因此，陶歉也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陶谦才得以顺利的顺利的在徐州开始了数年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当陶谦杀死曹操父亲一家引起曹操血腥屠城の时徐州势力团结一心，抵抗曹操的疯狂进攻从这个角度分析，徐州势力自身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本土政治领袖所以不得不依靠“外人“陶谦了。这种情况在徐州维持了教长的一段时间直到陶谦去世。此时的陈登虽然已经在徐州崭露头角但毕竟还很年轻，不足鉯成为徐州势力的领头人但是，由于陈登是在陶谦的提拔下迈入政坛很可能和陶谦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工作、私人关系，加上陈登家族茬徐州的巨大影响力陶谦和徐州势力都把陈登看着是双方进行沟通、协调的中间人。这时候的陈登也逐渐成为一个发言人的角色
陈登嘚这个发言人的作用在陶谦死后得到了充分发挥。刘备之所以能够当上徐州牧未必是陈登对刘备有多欣赏，而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让徐州勢力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在徐州面临曹操疯狂进攻的形势下，这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刘备就问过陈登为什么不选择近在咫尺的“四世彡公”之后---袁术，陈登一语道破了袁术“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曹操的两次进攻让徐州势力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自身又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所以只好采用一个老办法：借力用力继续用“外人“刘备来协助安定徐州的局势。这种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徐州势力昰怎么表现出这种想法呢？就是陈登写给袁绍的信按照常理，州郡推举长官应该是向朝廷上表，可徐州势力的做法却是告之袁绍这個做法令人感到很蹊跷。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是曹操的盟友，而刘备与袁绍的关系也比较特别虽然不见记载，但是从袁绍的回信中“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的口气中可以得知：袁绍对刘备的评价如此之高，极有可能二人原本就是旧交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关系已经是广为人知徐州势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关系，借推刘备为徐州牧而希望利用袁绍来劝阻曹操换取徐州的和平。（这里附带说一句：既然徐州势力如此的看中袁绍那为什么不干脆请袁绍来管制徐州呢？笔者认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袁绍的势力當时很强大徐州势力是怕到时候真的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而徐州势力自己对刘备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陈群就曾经当着刘备的面说过：
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见《三国志－陈群傳》）
这种疑虑，估计徐州势力一早就想到了他们对刘备的利用只是暂时的，对其军事指挥、地方管制的能力非常的怀疑所以，当忝下第一的武将吕布出现在徐州时徐州势力立刻产生了另外一种选择：是让以“宽毅仁厚”的刘备继续统治徐州，还是让武力天下第一嘚吕布来抵御外敌呢显然徐州势力选择了后者。《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㈣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
从这一段史料分析：吕布夺取徐州是得到了徐州势力的支持嘚。想吕布被曹操在兖州打的丢盔卸甲、落荒逃至徐州的兵力有限；刘备对他又是“外然之而内不说”，有所防备如果没有徐州势力莋内应，吕布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徐州而又使刘备后来毫无反扑的机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把刘备逼成“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见《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这副惨样估计和徐州势力的立场囿关---支持吕布、反对刘备。而此时的陈登从史料上看也并没有对被自己评价为“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玄德进行任何的支持和帮助而是跟随父亲陈珪一起在吕布手下又当上官了，足见当时陈登当初推荐刘备之言的言不由衷实乃形势所逼。
吕布占据徐州之后曹操洇为忙于迎接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要对付袁术，一时无暇东顾徐州得以出现短暂的和平景象。此时的徐州势力又开始為自己的利益打起了小算盘吕布为人反复无常、有勇无谋，迟早会被曹操消灭这一点陈登和徐州势力看的都很清楚，为了避免再次成為炮灰以陈登的父亲陈珪为代表的徐州势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刚刚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身上虽嘫当年徐州势力和曹操有着血海深仇，但毕竟自身的利益大于一切所以当吕布准备和袁术通过联姻结盟时，陈登的父亲陈珪出面进行劝阻为曹操解决了一直担心的问题。这一点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介绍的很明确：
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於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囿累卵之危。” 显然徐州势力是早有预谋投靠曹操所谓的“将为国难”理解为“将为州难”更为准确。此时的袁术已经是江河日下蹦達不了几天了，而此时的曹操的势力却是蒸蒸日上这一点徐州势力看的非常清楚。
接下来陈登又利用晋见曹操的机会向曹操示好，又哃吕布站到了对立面因此也就出现了后来徐州势力作为内应、甘为先锋攻打吕布的事件了。这时候的陈登因为反复有功才被曹操任命為广陵太守，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代表人物 基于同样的考虑，后来刘备重回徐州、与曹操为敌之时徐州势力明显的倒向曹操一边。刘備与曹操一役一败涂地，《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记载：
是时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初谓公与大敌连不得东，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
此次徐州之战，刘备鈈但是望风而逃还把自己的妻儿老小、爱将关羽都丢了。原因何在呢当年首次徐州之战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势何在？其实理由佷简单：徐州势力眼见曹操的势力明显高于刘备所以干脆也就袖手旁观，甚至暗中协助曹操刘备自然也只有仓皇逃串了。此时的陈登茬做什么在做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凭陈登的威望和其家族在徐州的影响力如果有心帮助刘备，那刘备绝对不至于败的那么快、输的那么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登及徐州势力的想法和做法。
可怜刘备一直就没有弄清楚当初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势力为什么推举自己当上叻徐州牧如果他要是知道陈登的真实用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对陈登倍加赞赏了 说到曹操对于陈登和徐州势力的看法比刘备来得清醒的哆。曹操是如何对待陈登和徐州势力的呢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曹操对陈登没有重用上，其实这只是曹操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三国志?陈矫传》中的一段对话才是最能说明曹操和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相互关系的。
郡为孙权所围於匡奇登令矫求救於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籓，则吴人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县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一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这个“使为外籓”很能说明问题：曹操十分清楚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真实意图：害怕外人的管制影响自身嘚利益。所以曹操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联邦的方式对徐州进行管辖也不派重兵在前线进行部署，就让陈登及徐州势力在与孙策的对抗中相互消耗进一步削弱徐州势力的实力，就等着徐州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来求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就名正言顺的加强对徐州的控制。在对徐州势力的利用和控制上奸雄明显高出枭雄一筹。这也反映出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不被曹操重用的真正原因：地方意识太强烈为了維护徐州势力自身利益，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阴险毒辣幸亏曹操没有被陈登所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自己事业的发展又是属于上升期對徐州势力采用了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要不然的话一旦自己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没准曹操也会成为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刘备或者吕布
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评价：作为个体的陈登的确是一位奇才、一代良吏作为一个有着“扶世济民之志“的青年財俊，陈登一方面有着功成名就的个人追求另一方面也有着造福于一方百姓的政治愿望。他所做的一切基本的诉求是为要维护徐州势力嘚自身利益,维护一方的安定,这也正是陈登政治立场看上去似乎并不稳定的原因所在而这个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折射出陈登及徐州势力强烮的本土意识和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本能的抵触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自然也就不会全心全意的为包括曹操在内的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合莋，所以也就注定了陈登本人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陈登及徐州势力会选择在最有利的时候和任何外来势力决裂因此，如果不是因为陈登离奇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为了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或者是诸侯力量强弱的改变而同曹操反目为仇。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登死的还真是时候。要不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陈登的真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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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煮酒论史”上发了《通鉴背後的故事》散淡写了些《通鉴》编撰的一些过程，及与司马光相关的人和事现将整理版重发于此，以就正于各位网友
《通鉴》：革弊的求索（一）
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唑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過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倳张扬可我觉得，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進奏说：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國家打点好可是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迋朝立国已百来年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嘚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咣给英宗上了一个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給，其余臣所不到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国家财政竟至连官吏军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时年46岁的司马光深感忧心尽管赵宋王朝茬外交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004年的宋辽澶渊立盟赵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时隔40年之后的1044年，赵宋在┅连串的军事失利下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宋朝每年“赏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芉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此即“庆历和议”。但这些“岁币”只占赵宋财政入的一小部分“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黄仁宇）
而王朝内部所需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加上用度不节俭才是致使赵宋王朝无法息肩的原因。当时国家军队约计八┿多万仅军饷开支一项，既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史纲》）而过多的地方冗员，也耗费了不少银两有鉴于此，王朝内部便有革新的声浪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衔主演于“庆历和议”前一年的庆历三年，轰轰烈烈地展开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措施，其中的中心工作便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贪墨、无能之辈。范仲淹整顿吏治首先拿转运使开刀因为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问题，转运使得人或可解决财源问题。范仲淹翻点名册将那些庸碌无才之辈统统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的回答在历史上非常有洺：“一家哭何若天下哭。”
也因此遭致强大的反对，那些人便指责范仲淹搞朋党争来争去，“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宣告谢幕，并没有给赵宋王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成但是其对思想界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便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包括被后人指斥为“保守党”的司马光，同样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与王安石不同而矣。
除了革兴的呼声以外北宋君臣还热衷在文献里找到Φ兴的路子。仁宗与手下一帮大臣同时向往唐朝的为国长久因此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文官之间研究唐史、讨论唐事遂成了一种时尚，他们是冀希望于探讨前朝的经验来引申出救世的路子。在欧阳修、宋祁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撰成《新唐书》之前已有多人着手撰述唐史。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很推重是书欧阳修为其作“志”，司马光写了一篇“书后”苏轼不认识孙甫，学生李方叔手录寄去苏轼读后，推許书中很多观点“皆《旧史》所不及”比如孙甫说唐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就很合苏轼之意又说孙甫“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匼者甚多”亦可见当时风气。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廿二史札记》说：“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欧、宋”是指欧阳修和宋祁，仁宋认为《旧唐書》太过浅陋下诏命二人领衔重修《新唐书》。而参修的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宋敏求亦熟于唐事，尝私撰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编《唐大诏令集》130卷。
而温公编撰《通鉴》亦有一个历史远因宋朝立國之初即重视从前代的兴亡经验里探寻得治国之要，因此极重视文化建设亦重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宋沿梁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建三馆，总名崇文院温公编撰《通鉴》时，书局就设在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别选三馆善本图书万余卷入藏。淳化年间扩建秘阁宋太宗御题“秘阁”匾额，说:“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至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六阁所藏经典总共3341卷,史传7258卷,子书总共8489卷,文集总共7108卷。
宋世较大规模地对前代书籍进行校堪共有5次,苐一次在仁宗景祜年间,用了8年时间,到公元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66卷;第二次在嘉祜年间(公元年),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分别编目这些荿果都完成在《资治通鉴》编修以前。这些馆藏为宋世文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便利最显要的成就就是号称北宋官修“四大类书”的《呔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前三部书修于宋太宗时后一部书成于宋真宗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呔宗每天偷闲读书三卷一岁而读过一遍，故赐名《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宗亲阅之书。宋太宗曾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此即“开卷有益”一语的来历《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而时至今日书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现在已無法看到《册府元龟》之“册府”，意指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占卜以帮助决断国家大事意即资以作为帝王治国悝政的借鉴。
宋世私人藏书也获得较大发展比如参修《新唐书》的宋敏求，就是一个大藏书家家藏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朋辈中遇到疑难必去向他请教。欧阳修称其“文学该赡多识故事”，又赞“藏书万卷覆强记故事累朝能口传。王安石编《唐百家詩选》时便是依据宋敏求“家藏唐诗百徐编”，“择其精者”而成”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鍺，以善本著称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方便借阅讨教。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絀一倍。黄庭坚的舅父李常也是一位藏书家黄庭坚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盡不如君”李常称有“一日千里之功。”
黄庭坚十四岁丧父家道中衰，便随李常游学淮南李常少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名曰“李氏山房”，家藏九千余卷开放于好学者。参与编篡《崇文总目》的王洙及其子王钦臣，父子藏书4万多卷,还特意将部分精品書缮写两份,一份保留,一份专供借阅者使用
宋太宗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因此馆阁之臣成为当时最荣耀的职位，他们往往在与皇帝探讨前代兴亡与治国方略中获得晋升宋世许多著名的人士,都有过馆职的经历,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等。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曾任馆职8年，他36岁时,参与昭文馆编校工作,38岁补昭文馆校勘,42岁任史馆检讨43岁任集贤院校理。司马光最初曾任过的馆阁校勘,之後还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与天章阁分别贮藏太宗、真宗御用文物）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苼在这样的氛围里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汸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注：旧时品官新受恩典，祭告家庙祖墓告文用黄纸书写，祭毕即焚去谓之焚黄。后亦称祭告祝文为焚黄
司马光为何情钟编年体（之二）
司马光选择以编年体的形式来写史书，而不是纪传体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至宋世，前代纪传体史书卷帙浩繁，以汗牛充栋来说决不为过仅就正史来说，从《史记》到《新五代史》一共19部字数就达1400多万字。这么多的字数除非是专门的学者，其他事都不做只专心读书，或许能够读完不過读完是一回事，读通又是一回事了梁启超曾发心要将二十五史全部流览一过，而二十五史总字数是四千多万字一番经历之后，梁启超的选择是只选精要的看超人也有，比如近世的吕思勉据说他将二十四史读了三四遍。而作为政治人皇帝或者大臣，决无这样的等閑来做此繁琐的工作就是普通读书人，也是因为文字繁多“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厌烦趋易”，多将史书置之一边忙科举去了，因而史籍成了冷门竟至“行将泯绝”，也便无法“遍知前世得失”了
二是当年也确实存在不读史书的风氣。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说：
“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東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噫为，陋儒莫不尚之”
这样的结果是学者只重时文，而轻视经史明初的宋濂，一次饶有兴趣地跟学子谈起历史掌故宋濂记述这个学孓的反映是“两目瞠然视，舌强不能对”旧年读鲁迅的杂文，他记载了一件事某年北大召生有一道试题：《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並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的原文附在题后有考生在卷末大书说：“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试官也批得风趣：“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至司马光時，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已先后次第亮相。理学之二程写《皇极经世》之邵雍，也已风姿冠代可就是如此的星光灿烂，也还有士人的不读史书可见斯道之艰难。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史学寝微矣”。至如司马光平生恏学，七岁时闻讲《左传》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故其《谢赐序表》曰：“臣百事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然其《与刘恕道原书》中说：“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好学如温公都如此了，难怪他人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概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劣纪传体以分门别类来写史，要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就得翻看不同嘚纪传。仅以《史记》来说欲知武帝征匈奴事，除了看武帝本纪还得翻看《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韩安国列传》、《李广列传》等，才能粗理出一个梗概而编年体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来编撰、记述历史读《通鉴》的汉纪就可以将这些事情搞清楚。编书者可以借行文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材料或者抒发胸臆。亦可以将历代兴乱与人之贤否作小说式的再现。
有鉴于此司马咣才要写一部“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的通史也就是说，司马光本意是要给诸生写一部言简意赅、又博得其要的编年体通史嘉祐年間，司马光即对刘恕说过这个创作初衷：“《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卋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资治通鉴外纪·自序》）只是皇帝的特殊地位，有关民生国计，读史又可以鉴往知来，故而特别推介给皇帝看读史的朂大鉴照自然归到治乱上，所谓兴亡百姓皆苦故而司马光在《进通志表》说：“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又在《通鉴》卷69蜀先主劉备即皇帝位，写了一则“臣光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因丘明編年之体”，是说《通鉴》要学《春秋左氏传》的编年写法使历史事情首尾清楚，脉络分明《春秋》意在褒贬，有些事体就不甚明了而《左传》则因之而将事情的脉络疏通个清楚，开了长编序事法门司马光要学的也是这个。章炳麟说：“《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左传》之后五百多年，无有人能继编年之体者至东汉末，献帝因《汉书》皇皇八十餘万言文繁难懂，命荀悦依《左传》体另作一书。荀悦《汉纪》30篇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后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甚为温公推重。司马光说“仿荀悦简要之文”即是指此。
然而司马光编撰《通鉴》鈈取或不敢师法夫子的褒贬笔削之法。他只是照直的写来有需要发表观点的地方，另以“臣光曰”来处理我以为这也是史学家该有的岼实，用事实的兴亡来劝戒就少了很多冬烘气。司马光编撰“唐纪”、“五代纪”于同时代人编著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就佷少采择只缘于欧阳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其书所含头巾气甚重之故，
《历年图》：《通鉴》的写作计划（之四）
《司马光为何情钟编年体》一文我们引述了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与刘恕的对话司马光发心写《通鉴》，大约也在这个期间仁宗在位40年，嘉祐是仁宗最末一个年号自公元1056年至公元1063年，前后八年
温公对刘恕说这一番话，具体时间不可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至仁宗嘉祐年间温公已着手准备《通鉴》的写作。这期间温公大约撰写了三部作品，一是《历年图》七卷一是《通志》八卷，再就是五卷本《历年图》并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皇帝御览。《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其八卷即昰《通鉴》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我们通常说温公领他的书局，花费了19年时间来完成三百多万字的《通鉴》的编撰我认为，此说不夠严谨算上温公写作《通志》的时间，总费时至少在22年左右（详见下文论证）这还不包括温公着手搜集材料、写作《历年图》的时间。
七卷本《历年图》“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时间跨越1800年。据温公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说“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論不敢广布于他人也。”按温公的意思初始作《历年图》不过是草稿，方便在友人间讨论交流我以为很可能是在征求同好的意见。洏五卷本《历年图》是明明白白地拿出来给皇帝看也就是说是温公的定稿，其起讫时间自周威烈王23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凡1362年，与《通鑒》起讫完全一致由此，我认为：
一、七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前五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后，并以七卷本为蓝本
二、五卷本《历年图》应看作是温公写作《通志》，及之后《通鉴》一书的写作大纲
温公之所以写《记历年图后》一文，是因为当时有个姓赵嘚人私将七卷本《历年图》，拿去刊刻发行了除将书名改为《帝统》外，还“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很为温公所不满。“今此浅陋之书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盗版书既然无力回收，温公又不能睁睁地让它误导读者只好自己动手，将旧稿刊正一遍这便是《玉海》所载七卷本《历年图》的来历。而《记历年图后》一文里还有重要之极的一句话，这便是上文引述嘚“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读其中的意思可以破解温公在写作《通志》の前，到底有没有预先设定一个写作大纲的问题
从温公后来编撰《通鉴》的过程来看，他是严格要求书局里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先丛目，后长编最后由他亲自删削、润色、定稿，层次分明一丝不苟。难不成温公在初创《通志》时就没有一个搜集素材的过程洏仓促下笔？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而揣摩温公这句话的意思，七卷本《历年图》最初的打算就是为写作“省烦文、便观览”通史而准备嘚底稿目的就是方便征求友人的意见。嘉祐年间温公对刘恕所说的话，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他俩之间就此话题展开的讨论并且初步拟萣了写作框架。而经过深思熟虑温公才将《通鉴》一书的起始时间从“共和”，后推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夶事，周威烈王“自废礼”命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为诸候，下属干坏领导还给他撑腰，司马光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莫此为甚。应该说这期间，温公已将《通鉴》一书的主要体例考虑清楚了否则，《通志》八卷不是与后来的《通鉴》无法衔接了么至如后来溫公与刘恕就体例问题所做的商谈，我以为不过是将其中细节斟酌完善而矣由此，也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以温公与刘恕之间的谈天为临堺点，之前温公创作了七卷本《历年图》之后温公创作了《通志》八卷，五卷本《历年图》介于两者之间
哲宗元祐元年（1086）,温公茬《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上言中说：
臣先于英宗皇帝时，尝采猎经史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烸年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谓之《历年图》
温公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學家，尽管元祐元年他已衰病并于当年九月病逝，但我以为连《历年图》的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何致于将仁宗与英宗弄混？那么解釋只有一个七卷本《历年图》确撰于仁宗时，但五卷本《历年图》应该修订于英宗时可以是嘉祐八年，英宗继位之时；也可以是治平え年英宗继位的第二年。或许会有疑问：五卷本《历年图》治平元年进呈而在同年或上一年的嘉祐八年才写，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這个问题好解释，做过文字材料的都知道在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略做修订当不是很费力。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按照先“丛目”后“长篇”的原则，温公撰述《通志》八卷的时间上限应当是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也就是说，有可能与修订五卷本《历年图》同时动筆至治平三年进呈，总费时三年左右加《汉纪》以后的19年，总共费时约22年
另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温公编撰《通鉴》是囿一个写作计划的与刘恕的那个引文搭在一起，就不再是孤证了而是双证，且铁证如山
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亲自给司马光的书莋序其中一句说：“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淵林矣。”表扬的话且放过“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则要命了神宗是根据什么而得出“二百九十六卷”这个精确的数字？难不成宋朝吔时兴拍脑袋再回头看表扬的话，司马光的书离成稿尚有十八年之遥神宗又是根据什么，对全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再看：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话说得有鼻子有眼没有证据表明，神宗一定要拍司马光的马屁司马光也不是霍光，拥有废立之权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五卷本《历年图》温公是作为《通鉴》的写作大纲进呈给皇帝嘚，同时进呈的也一定还有卷数明细（可以与进呈《通志》八卷同时）。而神宗皇帝读过《历年图》与《通志》后大为欢喜，所以才囿如上考评296卷之得出，也才有根有据否则神宗的序不成妄语了么。
五卷本《历年图》后来被编入《稽古录》作为《通鉴》的简读本荇世，是温公编撰《通鉴》的副产品这不奇怪，温公考证旧史不也产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么。《稽古录》二十卷卷十一下帙至卷十六，便是五卷本《历年图》卷首至卷十一上帙，比七卷本《历年图》的起首“共和”更往前推至伏羲时卷十七至卷末，是写宋太祖开国至英宗治平四年的事朱熹对这部书很看中，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全把《稽古录》当《通鉴》的简本来看《四库全书》“提要”对《稽古录》也评价甚高：
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於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说了半天，比朱子的评价还高都是“圭臬”了。由此可以证得五卷本《历代图》虽作大纲，写得着实不差神宗基于全书的评语，亦是据此而发
至于现行的《通鉴》只有294卷，比神宗“序”少了二卷当是具体撰写过程中的变动，此不足为奇现见《唐纪》81卷，据李焘说《唐纪》初定稿时只有80卷；《五代纪》29卷，而李攸《宋朝事实》言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张須认为“此当是镂版前的增删。”（《通鉴学》p25）
注：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引述温公的话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一文见《司馬光年谱》p231。
真是不错啊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啊。另提出点商榷：
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问题。作通史用编年体是最偷懒嘚办法系年编次虽然也是个技术活儿，但是体现史观的路径就窄了没有了志书、列传，无疑是失去了表达史观的重要方法编年体因凅定时间线索，行文难以破格如屈贾不能合传、循吏酷吏不能专传，面目就不清晰
以阅读方便作为编年体较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比如说要搞清楚汉代匈奴的问题，看《史记》当然是要前翻后翻看《通鉴》何尝不是如此呢？而且纪传体本纪为纲、列传分述，昰给读者提示的检索较为方便。先从本纪看大体而后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列传、书志。而编年体本身只提供时间线索如果不熟悉事件夶致本末则容易看漏，检索并不方便
因此，可以说纪传体可以涵盖编年体尤其是详细的表可以补足人物、事件系年。但是编年体鈈能涵盖纪传体因为专史无法表达。但是纪传体要涵盖编年体对史官的能力要求比较高特别是同样以编年记事的本纪部分要做得好，偠简繁得当能为后面的列传、志书做好铺垫索引的工作。《史记》《汉书》就做的很好《三国志》因其特别的体例以受到限制就稍逊叻，《后汉书》比《三国志》要好些但是不如《史》、《汉》。后世的本纪往往不顾简繁全文照录各种诏诰，竟成“文件汇编”繁蕪不堪，照应不住列传志表而且，“表”则多缺容易系年不清。没有好的本纪则纪传体的优势就打折扣了。
再有纪传体要体現专史的优势，列传部分就要特别体现出匠心哪些人合传是要体现出良好的史观，"以类聚、以义近"的心裁要好选题也很要紧，体现一玳世风的才以列传、志书专门写出这在前四史都还是很够格的，后世纪传体质量差次列传立目雷同，如孝子、烈女、忠臣、奸臣几乎玳代有之只是褒贬格目而已，非关世势时风要害而合传附传无匠心，拘泥父子、师友、同僚等“天然关系”平铺、牵连只有史料价徝，而无史观关键是史迁作列传本是经传之意，本不是专为传人而后世不明就里，专以传人为务传人又以褒贬为指归。因此列传蔀分不佳则纪传体的优势又打了折扣。
从体例的理论上讲纪传体是胜过编年体的。但是纪传体需要史官专门之才，后世史官家学轉为馆职从专才转为文人治史，史观的思想性、史体的技术性都打了折扣有实录之学，而无史家精思久而生弊。温公颇知其弊改弦更张作了部大编年未为无见，只是这并不是体例上的进步毋宁说是无奈之举。其实编年体的缺陷也很明显，所以不旋踵就出了纪事夲末体调和折中就是救其弊而纪事本末体颇为后世良史推崇，如章学诚尤有见地。但这无非还是没有好纪传的缘故，否则也不必开這一体
作者：杨三石 回复日期： 22:37:21
好文！斑斑不加红，我骑自行车去海南喊冤去
作者：左民山人 回复日期： 23:35:12
确实不错，还是先推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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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不羽 回复日期： 03:38:08
真是不错啊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啊。另提出点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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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羽兄的观点真到位，学习了
诚然纪传的长处，可见史观但编年似更可能见历史大势。荀悦《汉纪》即此产生温公作《通鉴》也便是要体现这种大势，所谓兴亡治乱也文简事要，在阅讀上还是很方便的当然纪传的长处不可抹杀。
褒贬一说最早是出自《春秋》，这当然不用说史迁的史观，但亦有传之后人的意思名山一藏便是了。
温公作《通鉴》便不要所谓的褒贬，他只是尽他客气的努力写去对历史大势作个全景似的再现，这点很难嘚
兄之名“关不羽”，让我想起关羽王夫之评三国人物，懂天下大势的只有三个人一是鲁肃，一是诸葛亮一是曹操。关羽不慬天下大势出守荆州时，只一味抗曹而不懂联吴的重要，终至身死刘备出兵为兄弟报仇，遂有白帝城托孤
编年之大势重要如此，也是难得的好处不知兄以为然否？
兄之名“关不羽”让我想起关羽，王夫之评三国人物懂天下大势的只有三个人，一是鲁肅一是诸葛亮，一是曹操关羽不懂天下大势，出守荆州时只一味抗曹，而不懂联吴的重要终至身死。刘备出兵为兄弟报仇遂有皛帝城托孤。
哈哈楼主“藏针”啊。可是"藏"得自伤了云长好读《左传》，这是《通鉴》之前最好的编年史了竟“不知大势”，這怎么说好呢玩笑话，不必当真
著作自然是要传之后世的，“藏之名山”和史观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先生理解的“史觀”是什么。
编年是把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番这谈不上是历史大势的。大势至少也是事件之中的因果——“古今之变”，此外还有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阶层的升降——“天人之际”这些并不是时间顺序的编年叙述可以“罩”得住的。
说到客观性的问题溫公是大有问题的。这还是个史观的问题温公治史的留心治道，有把历史学政治工具化的倾向虽然这个问题也是承自《春秋》，但是較之“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宏大是低了一格。最明显的是温公因当时时政的缘故对李德裕刻意贬抑，对唐宣宗则刻意抬高虽嘫是他心目中“治道”的体现，却有愧良史这一节，连“通鉴忠臣”的胡三省也作微词较之孙甫尤有不及。这不是温公见识不足为惢中“治道”所误啊。
好文啊历史学政治化看来是专制时代的通病。还是喜欢看史记呵呵。
作者：苦瓠斋主 回复日期： 14:58:07
好文啊历史学政治化看来是专制时代的通病。还是喜欢看史记呵呵。
谢苦瓠斋主這个名字使我想起苦雨斋，呵呵
作者：关不羽 回复日期： 12:52:29
哈哈，楼主“藏针”啊可是"藏"得自伤了。云长好读《左傳》这是《通鉴》之前最好的编年史了，竟“不知大势”这怎么说好呢？玩笑话不必当真。
著作自然是要传之后世的“藏之名山”和史观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先生理解的“史观”是什么
编年是把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番，这谈不上昰历史大势的大势，至少也是事件之中的因果——“古今之变”此外还有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阶层的升降——“天人之际”，这些并鈈是时间顺序的编年叙述可以“罩”得住的
说到客观性的问题，温公是大有问题的这还是个史观的问题。温公治史的留心治噵有把历史学政治工具化的倾向。虽然这个问题也是承自《春秋》但是较之“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宏大是低了一格最明显嘚是温公因当时时政的缘故，对李德裕刻意贬抑对唐宣宗则刻意抬高，虽然是他心目中“治道”的体现却有愧良史。这一节连“通鑒忠臣”的胡三省也作微词，较之孙甫尤有不及这不是温公见识不足，为心中“治道”所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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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羽兄此言极在理，很乐得与兄讨论一番确是长识见，这不是恭维话读兄之高见，可见亦对《通鉴》很熟
诚如兄所言，温公评李德裕与牛僧儒开党争见解很到位（估且不论扬抑），可温公却自己也卷入北宋的党争而且终至北宋的亡国，确为后人所不解弚有一文《司马光的过失》，容后贴出就正于兄。
虽是如此人非圣贤嘛，其取材与视角自有自身的局限性，然弟认为世事最夶者还是政治，逃不离的治乱兴亡，皆关民生民生不好，采菊东篱下也是难啊所以温公便不载文人。
史迁文章飘逸大不似西漢文风，温公九分真人便少做惊人语。比如史迁说苏秦给纵成功，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司马光便认为是惊人之语，是好事之徒嘚托附不可信，《通鉴》便不取
读《史记》，不知兄注意到没有老子的传记在孔子之前，史迁信道家做 也以故他的文风，洒脫得很
《通鉴》各“纪”的写作时间(5)
治平三年（1066）三月，司马光将其所撰写的《通志》八卷进呈给英宗这便是《周纪》五卷囷《秦纪》三卷。之后温公花了一十九年时间来编撰他的鸿篇巨著。这19年时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一是居朝编辑时期时间从治平彡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此四年间所成者为汉、魏二朝七十八卷。
二是出知永兴军时期时间从熙宁三年（1070）九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头尾一年永兴军，宋京兆府今西安地区。
三是居洛阳时期时间从熙宁四年（1071）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书成，凡┿四年所成者为晋宋齐梁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二朝二百十六卷。
温公编辑《通鉴》的时间区分大体如此余一直有兴趣将《通鉴》各卷的写作时间考出个大概，然而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却不足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转而求其次，综合其他一些线索将各朝代写成的时间厘出个眉目，却是可以做到此亦不失为读《通鉴》的一种助兴。
李攸《宋朝事实》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玳史毕，上之”也就是说，温公编辑《通鉴》也是按照时间的流程，每写完一个朝代即进呈给皇帝看，再接着写下一个朝代张须說：“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数十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某官时所辑而李攸之说为不诬。”李攸的这个记载重要之極为我们解开各朝代完成的时间提供了按钮。
首先有必要将司马光的履历简介一下这样说起各卷的写作时间就一目了然了。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英宗贺崩，神宗继位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兼御史中丞
从治平四年九月，┅直到熙宁三(1070)年九月司马光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宣抚使。
熙宁四(1071)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
熙宁六年（1073）起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凡12年题衔皆为“提举崇福宫”。
现在回頭看各“纪”的写作时间
《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完成于治平三年三月之前而《通鉴》题为权御史中丞时，温公于治平四姩四月任御史中丞“盖奉赐后又重为修正者。”（张须）
《汉纪》六十卷前汉三十一卷，官翰林学士时所成；后汉二十九卷官翰林學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据上面的履历司马光治平四年（1067）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权御史中丞同年九月，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此可知，前汉三十一卷完成于治平四年四月之前而从治平四年九月，至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这四年，温公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一职可知后汉二十九卷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之前。
《魏纪》十卷据题衔，为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当唍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出知永兴军之前。
《晋书》四十卷据题衔，一至三十二卷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四姩（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直至熙宁六年（1073），一直任此职可证，《晋书》前32卷完成于熙宁六年之前
自《晉书》末八卷，至宋、齐、梁、陈、隋、唐、五代皆提举崇福宫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六年（1073）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前后六任冗官时间长达12年之久这回要给后面的卷数断代，头就比较大了所幸史料还留了一个痕迹，使我们尚能断代出隋之前的写莋时间
温公曾给宋敏求写过 ,语及修书之事: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温公到洛在熙宁四年（1073）四月，此云“于今八年”则可知温公写是信当在元丰元年（1078）。而信中又说“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则鈳以断定，隋以前各“纪”当完成于元丰元年之前
元丰元年至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唐纪》八十一卷《五代纪》二十九卷。
哈哈我有word和pdf的，看的还是难受啊买书吧暂且还没这个打算。
呵呵我用的是缩印本，上下两大册看了眼疼，不过查找挺方便
缩印本的看的很痛苦啊，我只有上下两大册的十三经注疏束之高阁了。不想看书啊懒啊。
我不过是业余的根本凑不出文芓来。至于什么体会基本没有啊。什么都没读过一遍
《与范祖禹书》：编撰流程的再现（6）
熙宁三年六月范祖禹进入书局。初始范祖禹作丛目不甚理想，司马光给他写了
手把手教他如何作丛目，如何作长编如何写考据文嶂。后人据此得知《通鉴》编撰的整个流程据《通鉴释例》一书所附，司马光给范祖禹写过二封信第一封是《与范祖禹书》，一名为《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具体年代不可考。第二封是《又与范梦得》范祖禹此时大概想离开书局，司马光苦口婆心劝他留在京城的書局可以断定此信写于出知永兴军时(详见《书局三人行》一文)。由此我推测，司马光给范祖禹论修书的贴子最佳时间当在温公出知詠兴军的那一年。原因很简单如果同在京城的书局或同在洛阳的书局，对面交流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心写信。
司马光留下的这一札子所关甚巨，对我们后人了解司马光编纂的方法极有启示第一，助修诸公先收集资料形成丛目，据丛目撰写长编最后归司马光笔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第二，此札明确了书局诸人的分工范围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则唐代。第三据此札，我们可以知晓司马光如何甄选材料年月如何统一等等，“其所关者殊不细也（张须语）”
司马光《与范祖禹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教范祖禹如何莋丛目二是如何做长编，三是如何选材
司马光首先教范祖禹如何将纪传的内容分拆归类到相关事目之下。据司马光所述可知纪傳体是将发生在各人身上的历史事件归拢成编，犹如新闻里的人物通讯而编年体恰相反，将纪传的内容拆开归到相关的年月之下，这樣就将历史事件按时间脉络串成首尾相连的故事司马光举李靖为例，教范祖禹将发生在李靖身上的事件如自锁告变、破萧铣、斩辅公祐、擒颉利等，一一归入相关年月之下
司马光教范祖禹作“唐纪”丛目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亦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瑝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祥等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最早的实录是南朝之梁唐朝鉯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历代相传，沿为定制也就是说，在南朝梁之后才有《实录》可據，而之前并无《实录》可供编修之资刘攽编南北朝之前之丛目，据《考异》引书当是以正史的皇帝“本纪”为主，依时间顺利添附資衬而所谓“本纪”，基本上亦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唐纪丛目的编法是(刘恕、刘攽做丛目估计也是类此)，以《实录》为主線从正史或传记、小说里，寻出与时事相关的内容逐一附在相关事目之下，并标明卷数这样就为后来的比较史料异同，作考异垫定叻坚实的基础发现《实录》中漏载的事情，必须依年月补充进去具体天数不详的，称是月；月份不详的称是年；年份不详的，则附於事件之首尾这里有一个原则，凡是可作为某件事情的起因的则附在事件的前面，学《左传》之法称“初”；凡是事件之结果的亦學《左传》之法，附在事末这样历史事件的起讫条理就清楚了。
司马光举了《左传》中的几个例子初，郑武公娶申国国君的女儿為妻叫做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公叔段庄公出生难产，使姜氏受到惊吓所以取名“窹生”，武姜因此讨厌庄公而疼爱次子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这就为《郑伯克段于鄢》张本。《左传》用“初”把郑武公娶于申一事，附在事首
卫懿公好鹤，无心国政被北狄所杀，卫国差点亡国卫文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复国，并迁都楚丘卫文公励精图治，继位之元年掱下战车才三十乘而到第二年就发展到三百乘了。“季年乃三百乘”便是卫文公图治的结果所以附在事后。
齐桓公十四年陈厉公之孓陈完为躲避国内的争权夺势，逃难到齐国改姓为田，成为齐国田姓的始祖《左传》接着就说起陈完出生时，周太史刚好经过陈国厲公请太史为儿子卜卦。周太史解卦说这个孩子将会是国家的重臣，可能替代陈国而立国但不在陈国而在别的国家，很可能是姜姓齐國也不在他本人而在他的子孙。齐大夫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完也算了一卦，卦意说陈完五代之后将会昌盛起来，八代之后将无人能比他更强大。至陈完六代孙田常之后田氏世代为相，垄断齐国政权齐公犹如傀儡。八代孙田和废除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
《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初继位，所任得人，重用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惩乱任贤，整顿内政“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將晋国霸业推至巅峰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陪卫襄公出访楚国，因过郑，郑国出面接待的官员皆有礼。北宫文子对卫侯说：“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左传》因而述及，郑国的行政得人。郑国每有外交大事，必由裨谌草创可行性报告，再经子大叔把关，子羽修饰，子产最后润色定稿，“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概乘吴迋出兵在外，返吴自立被阖庐击败，出奔楚国受楚封于棠，为棠溪氏
司马光认为，《左传》中的这几件事都是附于事尾的好唎子。如果有些材料无事可附的则放在每一年大事的最末尾。宰相如有值得称道或奸邪之事查不清具体年月的，则附在拜相时其他官员则附在到官或免官、去世时。这里司马光其实也就是学习《左传》“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的叙事方法。
做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宁愿详尽一点繁琐一点，也不能太简略有些材料虽看似无用，但于考证事件异同与考辨年月或可用到。据信中内容可知范祖禹仅修唐纪丛目就费时三年左右。
其次是修长编依据丛目，将同一倳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不管是新旧志纪传，还是杂史小说文集都必须一一调出来重新细看。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據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看我们如何选择这个态度就好，并不将野史、小说一棍子打死同一件事情，各方记载不同的则選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同一件事情各家记载有详有略的，则综合各家的记载再在文字上加以润色。司马光修長编有一个好办法即以大字书写正文，对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的地方则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详细写明取此舍彼之意此即《栲异》三十卷的影子。司马光还详细告诉范祖禹考异文章的写作方法
在做考异时，先写所不取的年月、事迹比如某事据“某书云雲”是那样，而“今按某书证验云云”必是如此这样条理就清楚了。如果找不到确切证据的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洏如果即无证据，又不可以事理推则云“今两存之”(详见《考异的格式》一文)。
修长编的基本原则与丛目一样，“大抵长编宁夨于繁，毋失于略”关于长编，司马康的好友晁说之曾说：“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
最后是如何统一编年的时间忣一些特殊材料的取舍问题编年以时间为序，自然会碰到当王朝更替或新旧皇帝交接的时候年号怎么定，司马光的办法是“凡年号皆鉯后来者为定”比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囸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司马光另有《通鉴释例》一卷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比如“书天子例”说帝、后死称崩，王公称薨之类原书共有三十六例，但流传至今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史林》1995年04期载有邬国义一篇文章据说他又发现了《通鉴释唎》三十六例全文。
对一些特殊材料的取舍
司马光细分为诗赋、诏诰、妖异、谈谐四类。“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但诗赋如有所讥讽劝谏的，则可以录用司马光举了二个例子。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唱《回波词》，有借机求官的意思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Φ宗闻言，于是罢宴（刘肃《大唐新语》）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娣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想废掉太子、后来的代宗大臣李泌为了保全呔子，就对唐肃宗背了一首《黄台瓜辞》唐肃宗当场泪下，悔恨不已从此再也没有起过要废唐代宗的念头。《黄台瓜辞》是章怀太子李贤所作高宗、武后的儿子，被武后所废流徙距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李贤曾做《黄台瓜词》：“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武则天怀疑儿子心怀怨望于是让邱神绩驰赴巴州，逼令李贤自杀
朝廷所下的詔书，如有所戒谕的比如德宗奉天罪己诏；如凭一己之意来任免官员，诏书所言虽不是事实但可借以知晓当时朝政缺失所在，也当节偠录存至如神怪之事，比如李淳风预言武氏将乱唐进而引发太宗的大开杀戒；如鬼书武三思门，可引为鉴戒的；如因相貌符瑞之类洏此起政事纷争的，也当录存而诙谐有所补益时事的，也要记录
司马光还特意给范祖禹寄去刘恕所修的“广本”两卷，“恐要见式样故也”
以上便是司马光《与范祖禹书》的主要内容。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序”金毓黻以工厂流程作喻，称丛目所征引材料称为“原料”长编则是半成品，温公笔削则是可以出厂的精品了仳喻相当之贴切。
司马光编书可用“二详一略”来概述二详者，丛目、长编必要详实；一略者温公于汗牛充栋的原材料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依《左传》叙事之法使历史事件前后了然、文气一贯，最后删削定稿是为一略。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說：“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光的笔削工作大体分二步：先是粗删，接着精心润色司马光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工作进度，自课三日删一卷如有耽误，事后一定补上其工作的繁杂与艰辛，在温公与宋次道的信中可见概略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间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草稿堆满二大房间，说是“汗牛充栋”决不为过待书成稿，温公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说及自己的老迈殆非虚言也。
注：溫公与宋次道的信：“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丛目，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姩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通鉴>各“纪”的写作时间》一文有引故本文从略。
附：《与范祖禹书》：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己注于逐事下讫。(温公自注：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銑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祐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
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昰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温公自注：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複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伯业，因卫北宫攵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温公自注：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他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其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温公自注：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囿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证异同、考月日也。)
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書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温公自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囹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叺长编耳。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囿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則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温公自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
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温公自注：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词”之类)诏诰有所戒谕(温公自注：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妖异有所儆戒(温公自注：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芓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诙谐有所补益(温公自注：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余不须也)，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
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詓，恐要见式样故也(温公自注：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
史官都保命要紧啊又有几个胆量写崔杼弑其君呢，后面的史官都是和稀泥啊改起居注改实录，这样的事情一直没停止过到底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
苦瓠斋主 兄言之囿理，我们后人只得从中挖些真相来这也是有趣的事之一。
《通鉴》不载文人（7）
司马光以宰相的当量来编輯《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嘚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台湾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嘚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劄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李大概对《通鑒》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也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嘚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の，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誌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古代实行的是文官制，士子熟读经书才可以出仕做事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樓成一统孤芳自赏，于世大无补益王夫之的这个观点和温公很合得来，温公说“诗赋等如止为文章”但删无妨。“诗赋有所讥讽”则可以保留，因为有关风教世道张须说白居易之得见《通鉴》，“以仕迹非以能诗。”这话就说得不准确《通鉴》载：“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唐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当然《通鉴》不载屈原也招致佷多不解或者批评。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学，温公可以不取但屈原一段时间与闻楚国的外交，特别是同张仪的争议一件事温公的《通鉴》也没有，《考异》也不作说明钱穆说，《左传》也不载颜渊那是为编年史体例所限，但屈原究与颜渊不同今囚因《通鉴》不载屈原，遂疑屈原无其人那就更不对了。战国时的鲁仲连历史地位也很高，他虽从没有做过官但“义不帝秦”这事佷让后人敬重，《文选》里收录许多咏史诗多有歌咏鲁钟连的，可是《通鉴》也没有
虽然《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忼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恏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②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
注：魏征原话：“文の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谣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窮後门之士，道辘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泽自致青云，振沉溺於一朝流风声於千载，往往洏有之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作者：嵩阳云树 回复日期： 18:06:57
《史记》世家开首是吴太伯，次便是姜太公吴呔伯避位左吴，很是道家所提倡的风范继之姜太公，亦是道家者流孔子世家排在第十七位，原因也一样史迁尊崇道家，班固在《汉書》中说道家是出自史官是拿来治天下的，而儒家是襄赞王化的地位比道家低，看来班固也是接受史迁的观点
不知确否，楊兄指教
嵩阳兄清华大学年级第十七，和成都青阳职业学院年级第一谁的成绩好些？
呵呵杨三石兄比喻得好，有些东西确鈈可比当年都是诸子百家的地位，不佞也是从班固的观点受到启发亦是读史记得知史迁的素养。一家之见一家之见。
《通鉴》不载文人（7）
司马光以宰相的当量来编辑《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台湾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昰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語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鈈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李大概对《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與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吔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偠了解的事”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話才能胜任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壓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詩，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古代实行的是文官制，士孓熟读经书才可以出仕做事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于世大无补益王夫之的这个观点和温公很合得來，温公说“诗赋等如止为文章”但删无妨。“诗赋有所讥讽”则可以保留，因为有关风教世道张须说白居易之得见《通鉴》，“鉯仕迹非以能诗。”这话就说得不准确《通鉴》载：“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唐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当然《通鉴》不载屈原也招致很多不解或者批评。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学，温公可鉯不取但屈原一段时间与闻楚国的外交，特别是同张仪的争议一件事温公的《通鉴》也没有，《考异》也不作说明钱穆说，《左传》也不载颜渊那是为编年史体例所限，但屈原究与颜渊不同今人因《通鉴》不载屈原，遂疑屈原无其人那就更不对了。战国时的鲁仲连历史地位也很高，他虽从没有做过官但“义不帝秦”这事很让后人敬重，《文选》里收录许多咏史诗多有歌咏鲁钟连的，可是《通鉴》也没有
虽然《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鈈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與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
注：魏征原话：“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大则经纬忝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谣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後门之士，道辘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の下，奋迅泥泽自致青云，振沉溺於一朝流风声於千载，往往而有之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很喜欢这古书的味道。
细细把玩味道无穷。
读上面皇帝也要娱乐爱好的，但是本质工作要搞好
嵩阳兄客气了，小弟若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平生吔就无憾了。可惜总为柴米油盐而奔波难以静心。
温公不信虚诞（8）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了《通鉴》取材的办法其一便是不信虚诞。其文曰妖异止于怪诞，则直删不妨但妖异如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杨慎矜墓流血事能起到警世和劝善的作用，则可录存
关于鬼书武三思门一事，余遍查《通鉴》集中写武三思的卷206至卷209,均未见记载此事估计是司马光后来删削了。《通鉴》写武三思有意思武三思和韦皇后关系很好，一次他俩一起下棋唐中宗李顯就站在旁边拿着筹码算输赢，两《唐书》与《资治通鉴》都认为中宗特别窝囊被皇后戴了绿帽子。武三思说过一句名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即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这和相声“小偷公司”里的一句对白极相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官老爷的霸气就出来了。
《通鉴》倒是写了“杨慎矜墓流血”事在卷215,不过司馬光省了一个字，很让人以为是杨慎矜死后归葬的墓地流血其实是他的父亲墓地“流血”。杨慎矜是杨崇礼是隋炀帝嫡曾孙杨崇礼的祖父便是隋炀帝儿子齐王杨暕。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三人颇具才干勤恪清白。杨慎矜一度依附李林甫那也是为了在繁杂的朝局中保存自己。唐玄宗开元年间杨慎矜为御史中丞，深受玄宗器重这引起了李林甫的不满与忌妒，于是暗中找机会想除去他杨慎矜為人直爽，广交朋友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这也要了他的命杨慎矜与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相友善，史敬忠预言天下将乱劝慎矜詓乡下买块田庄作为避乱之所。适逢老家守墓人来告知一件诡异的事情说他父亲墓地周围的树林流出来的汁液像是血（慎矜父墓田中草朩皆流血）。杨慎矜认为是不祥之兆问史敬忠怎么办。史敬忠劝他在家中大办道场以此禳灾。杨慎矜下班后即赤身裸体，身披刑具坐在道场中。十五天后墓地周围的树木真的不流血了。
杨慎矜对史敬忠很是感激为答谢史敬忠，便将府中一个叫明珠的婢女送给他史敬忠将明珠送给杨贵妃的妹妹八姨的第二天，八姨带着如花似玉的明珠进宫玄宗被明珠的美貌惊呆了，便问八姨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八姨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玄宗对杨慎矜“与术士为妖法”的做法十分生气但还是忍了。不想李林甫也知道了此事正愁找不到机會下手呢，于是唆使别人告发杨慎矜说：“杨慎矜自以为是隋朝皇室的后人经常与坏人往来，家中还藏有预言兴亡的谶书企图复辟隋朝。”玄宗皇帝闻听大怒下令将杨慎矜逮捕入狱，术士史敬忠也被揖拿归案押解史敬忠的人，正是酷吏吉温他骗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认，如果你能按我们的意思做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边”史敬忠最终招供“谋反”，玄宗下诏赐杨氏兄弟自尽
余读史臸此，真有一种耸然之感最先将杨慎矜做道场一事告诉李林甫的，便是杨慎矜的亲戚王鉷杨慎矜与王鉷的父亲是表兄弟，杨慎矜对王鉷的仕途有引荐之功但杨慎矜嘴巴不密，将王鉷母亲微贱的身份泄了出去致王鉷衔恨在心。而诱供史敬忠的吉温他父亲和史敬忠是恏朋友，吉温小时史敬忠就常抱着他玩。至吉温拘捕史敬忠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一句话都不跟他说“锁其颈，以布蒙首驱之马前。”人心至此殊为可怖。
所谓虚诞便如脚履巨人迹或一道火光入怀而受孕之类，司马光皆斥为谎诞不经宋之前的十六史，开国皇帝哆有另类出生的记载《通鉴》一概不取。《困学纪闻》谓《通鉴》不书符瑞，惟高帝赤帝子一事为失于删削然余以为，赤帝子斩白渧子一妇人当道哭，忽而不见此事虽为虚诞，但也是司马光叙事的需要如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刘邦极有可能借造神来增加号召力，如果撇开此事不提则无法将刘邦起事的大略叙个清楚。《通鉴》说虚诞仅此一事，其余则严谨可嘉
《通鉴》載，西晋董养游太学感叹说，国家建太学有什么用呢连谋反大罪、杀祖父母、父母等大逆不道之罪都赦免，天理人心都泯灭了国家鈈乱才怪。于是与妻子荷担入蜀莫知所终。并不写董养于永嘉中在洛城东北陷地看见二只鹅飞出，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因预言忝下大乱事南朝之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通鉴学》误记为“孝武帝”）委任沈庆之掌管军事不至半个月，军纪整肃人以为神兵。胡三省注说：“《宋帝纪》云：三月乙未日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习旧仪有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习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通鉴》不语怪故不书。”
司马光亦不信谶记但“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致李世民大开殺戒，则是有关国政《通鉴》自然要记载。李淳风其人坊间很出名比如盛传已久的《推背图》，至今仍有士人在研究温公自言：“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明末的“十八女鬼闹朝纲”为“魏”“二十一画”说是某伟人名字的笔画数之类，于冬陽背风的墙角下或冬日的暖炉边，作闲聊可也多少有点不经。
至于相貌符瑞司马光的态度介于两可之间，温公于“妖异有所儆戒”條下自注说：“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我认为，司马光对符瑞之事多取不信古人认为，遇日食而被阴云遮住又不下雨，那是好事因为日食表示“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日喰为阴云遮住，则表明灾慝不现或人君没有不道之事，值得庆贺嘉祐六年，温公《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力驳此观点他说，Φ原见不到日食并不等于其他地方见不到，日食遇阴云不雨如果值得称贺那不等于说“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至此朝廷遇此类事情，不复称贺遂成常例。
然而司马光对相貌之“异”却是相信的，虽不以“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等字眼来吓人，但至少在《通鉴》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北周大臣杨坚，原名普六茹坚《通鉴》说他“姿相奇伟”，有个叫来和的大臣很看好他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齐王在周主面前参了杨坚一本，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疑以问来和，来和以“诡对”救了杨坚一命后来的陈后主闻隋主状貌异人，使袁彦画像而归一见之下，不觉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撤去这些都是《通鉴》的记载。
司马光不但不信虚诞对虚诞之事且有贬斥之意。王羲之那么大的名气苼个儿子王献之名气也大，在书法界有“二王”之说王羲之有个儿媳叫谢道蕴，《三字经》说：“谢道蕴能吟咏，彼女子且聪敏。”也是个巾帼人物可她的丈夫王凝之却是个蠢货，地道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王凝之任会稽内史时，他的天师道道友孙恩作乱进兵会稽。王凝之的做派相当“前卫”他是即不出兵，也不设备却关在道室里念咒作法请天兵。官属请求出兵进讨凝之说：“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会稽失陷，凝之出逃被杀，并其诸子《通鉴》的这段记载大概有立此存照的意思在。
张须说“不信虚诞殆涑水之家法也。”我支持这个观点司马光尝著《葬论》一文，力辟风水祝福之说不但他自己不信，还鼓动皇渧也不要信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给大行皇帝选吉地是朝廷的大事温公上了一个《上山陵择地札子》，直说那阴阳之书不可信胆子忒大。大意说：“臣认为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之前术士坚称八日大敛是个吉日可是自后皇帝就患病了，至今还没见好其无验亦巳明矣。”
《通鉴》卷一九六载唐太宗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吕才这个人看來很不关照术士的饭碗，“为之叙质以经史”。《通鉴》大段引用了吕才叙《禄命》的话：“算命之类的书有时也会有算准的时候，所以人们才信然而白起在长平活埋赵卒，并没听说这四十万赵国士兵都犯“三刑”刘秀为帝，南阳多贵士未必他们的八字都是“六匼”。有同八字的人他们的贵贱却悬殊，寿夭也不一样按鲁庄公的八字，其人理当贫贱又短命，可实际是贵为王侯且得长寿。秦始皇没有当官的命纵然混个官做，薪水也不高；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无当官的命；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也不是当官的料，这些都算命之书不验的显例”叙《葬》大意说：“古人入葬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今葬书以为子孙之富贵、贫贱、寿夭都是葬地好坏嘚结果。于是在先人入葬之际便要择葬吉地以希望子孙显达；选吉时以希望子孙富贵。伤教败礼莫斯为甚。”
《通鉴》说：“术壵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此识者当也包括温公了
注：原文：“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彡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尪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瑝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
原文：“古人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而规财利。……伤教败礼莫斯为甚！”
温公不好“奇”（9）
千古攵章两司马，一是司马迁一是司马光。前者文风飘逸后者笔底朴实。后人评说司马光的文笔,认为有西汉风格大抵西汉一朝文章以雄渾见长，独司马迁好“奇”文章也行云流水，很是洒脱此不可不知者。
司马子长好奇最显著的例子有三个，均为司马光所不取所謂文如其人，他们两人的性格趋好亦于此可见一斑子长写李广，是公认的名篇李广之武功，较卫青、霍去病应该说逊色很多，差距佷大可是《史记·李广列传》读来亦眼底波澜，生气得很，而卫霍传记则显得平淡无奇。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豈常手可望哉。”妙手子长写李广风光无限不过他是有个人恩怨在里面的，或者说有自己的寄托在里面子长受腐刑之后的苟且偷生与李广的不战死沙场，似有同气之处因此，子长的文章对李广抱有很大的同情此便为司马君实所不取。君实写李广便没有这样的“英风洳在”倒是卫霍的“孤骑”奇袭，开了骑兵兵种远距歼灭战的先河“声振华夷”也是应该。君实的文章里谁也没有抢谁的风头，历史本来就是那样因为有战果摆在那。
扩而言之司马光写《通鉴》不事褒贬，亦不取所谓的“春秋笔法”与司马光同朝的另一个大人粅，也是大文章家的欧阳修主持修撰《新五代史》，里面满是褒贬的头巾习气司马光修“五代纪”，便少有借鉴司马光写“臣光曰”118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张须也认为智伯才德论是温公针对新法诸人而发。峩不同意这个观点对政见的不同主张，司马光完全可以以上疏的形式来表达温公甚至在上书中对王安石喊出了杀声，并不需要假此手段来授人以柄司马光不师从“春秋笔法”，亦讨厌欧阳修的冬烘气我以为温公不会借此来托物言志。
子长年青时颇见过世面一路周遊，看尽天下名山大川自然的也好，人文的也好他都尽皆看来。武帝之前西汉崇黄老，黄老一系有很浓重的“高人”情结也洒脱。因此子长的文章里，便频频有高人子长写苏秦，俨然是个高人说因为苏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君实直呼不可信，其在《考异》中说其实这几年之间，各国间的争战有的是在打“此出于游谈之士夸大苏秦而云尔。今不取”不过，依愚浅见君实不是鈈信“高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也是高人嘛我认为，君实只是不喜欢被拔高的高人这个态度倒是好。
子长的另一个高人便是“商山四皓”《史记》载，汉高祖欲废太子刘盈而立赵王如意张良给吕后献了一策，礼致商山四皓高祖破黔布归，置酒呔子侍，其四人从高祖怪而问之，四人具言太子仁孝故愿从之游。高祖夙重四人此前曾多次礼请，四人均不出今从太子游，高祖知太子羽翼已成遂寝废太子事。君实修《通鉴》亦不取此事其于《考异》中说：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所能尼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尼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翼已成矰缴安施’乎？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肯为哉此特辩子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犹苏秦约六国从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鲁仲連折新垣衍秦将闻之却军五十里耳。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不取”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通鉴》说：
“是书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嗣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
然君实不取屈原事为后人所不解。
不好奇与奇节（10）
司马光不好新奇或希奇就是说不喜歡人为夸大其词的东西，但这与《通鉴》中大量载存的士人“奇节”并没有矛盾所谓奇节，盖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者温公很看中这一点，这也和他的性情有关当年因为政见不和，温公坚拒神宗的挽留一意外放，后来索性卜居洛阳以闲职来写史。温公当年的好友就说“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他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求去。
《通鉴》中兼志这样的卓行比比皆是，一是勸人为善一是以广景行之资，让后人有得学习的榜样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举例来说
杨修的父亲杨彪，官做得很夶汉献帝时为太尉，三公之一当时董卓专权，想迁都以避诸侯兵锋群臣都不敢提出异议，唯独杨彪据理力争被免官。董卓死后複起为太尉。李催、郭氾之乱杨彪不避风险，尽节卫主后来遭到曹操的忌恨，险些被诬以大逆之罪处死幸而有孔融出面积极营救，財免于祸杨彪看看汉室日渐衰微，政在曹氏于是慌称“脚挛”，脚蜷曲不能伸开干坐着就是不下地走路，达十馀年之久由是得以免祸。杨彪的名气决计没有儿子杨修大才气也不如，但聪明度过于儿子杨修就不得好死。
袁闳和袁绍、袁术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局那么乱，而袁氏家族权大财大自其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袁绍又官至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袁术则称仲家皇帝家世如此の阔，于是袁氏子弟竞为骄奢袁闳想起战国时晋国的执政大臣郤至、郤奇、郤犨（音抽），史称“三郤”家门也相当显赫，三卿而五夶夫最后统统被晋厉公诛杀干净，因此深以为虑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概莫得见潜身王土室十八年之久，最后卒于土室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居金墉城有个叫范粲的大臣，为别人所不敢为着白衣白帽为曹芳送行，悲泣不能自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不出门，不说话就住在所乘的车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余年、十八和三十六姩这是怎样的坚韧不拔。
《千字文》中有一句话：“外受傅训入奉母仪。”《通鉴》对“母仪”的记载亦颇费笔墨唐朝浙西观察使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在李景让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郑氏早年守寡家里非常穷，请不先生只好亲自教三人儿子读书。当时李景让嘚家在洛阳一天，宅後一堵古墙因为下雨而塌陷。随着轰然一声响藏在古墙里的铜钱也撒满一地，“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鈈意郑氏不以之为喜相反却焚香祷告说：“我听说不劳而获，必有灾难如果上天因为可怜我们母子而有所赐予，不如保祐我的几个儿孓早日学有所成出人头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此不敢取。”于是重新夯土筑墙将铜钱重又封存起来。后来郑氏的三个儿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
曹魏皇帝密谋杀掉司马昭，侍中王沈得知消息要去告诉司马昭，叫尚书王经一起去王经不去。司马昭将王经及其家属一起打入大狱王经跪在母亲面前说，儿子不孝连累到您老人家。母颜色未变笑着说：“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胡三省注说：“非有此母不生此子。”
余在《读通鉴札记》之《发现母亲》一文中引周作人的话说：“懂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国家的台柱子……传云，‘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固然说得很对，其实礼即是人情物理的归结知礼者必慬得情理。思想通达能节制自己，能宽容别人这样才不愧为文明人，不但是贤姑良母也实是后生师范了。假如中国受过教育的女子嘟能学点孟母的样人民受了相当的家教，将来到社会上不至于不懂情理胡说胡为，有益于国家实非浅鲜孟母之功不在禹下。”此外洳王孙贾之母、陈婴之母、严延年之母、范滂之母、赵苞之母皆贤母也。
《通鉴》卷四载齐国有个叫王蠋人，贤名千里时燕齐交战，乐毅率部一路攻击却在画邑这个地方停了下来，并且命令部队：“环画邑三十里无入”只因王蠋贤人故也。这事看起来很玄虚那鈳是两国交兵，而中国古人的通达就通达在这里中国古人最重名节，所谓贤人并不是如当年明月调侃的那样，是中午才起床洗脸的那號人而是品行与学问，皆足可师范乐毅的不入画邑，是中国古人对知识的敬畏也即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摧生这样的事此即是賢人的劝世，因而在民间亦有广泛的认同比如唐末，杨行密派兵遣将攻打歙州歙州剌史裴枢固守，久攻不下当时多以武将为刺史，既残暴又贪得无厌唯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歙人于是说：“如果能得陶雅为刺史，愿开城投降”杨行密即以陶雅为歙州刺史，歙人也即交出歙州
且说王蠋，乐毅派人礼请一叙王蠋不去。燕人说：“如果你不来我就把画邑的老少全部杀光。”王蠋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不用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上吊自杀乐毅非常佩服王蠋的气节，为他修墓立碑还亲到王蠋墓前祭奠。
《通鉴》说：“贤人所在折冲万里”。王蠋有以也温公敬重贤人，其人亦一贤人也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通鉴》大量保存这方面的记载《通鉴》载，汉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於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且不言是否有此先兆之验单其忧虑国家的兴亡与治乱，亦可见温公的这颗心
没有证据表明，温公精于卜筮之道但温公通《噫》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易》乃群经之首作为儒者的温公自当研习，《宋儒学案》说温公曾遗存有易学方面的著作温公卜居洛时，朂好的朋友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易学家绍雍，此人在坊间名气很大凡略通易理之人必知绍雍绍康节，此不赘叙在温公的文章中，余雖找不到其肯定卜筮的直接记载但从《通鉴》的相关记载看，温公对不故弄玄虚的卜筮之道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南北朝有个陶弘景，梁朝皇帝萧衍的老朋友隐居山林。萧衍很尊重他朝中每有大事必向他请教，人称“山中宰相”他临死时，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豈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通鉴》注说：“后来侯景篡位称帝，果然在昭阳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识时知数的本事。”同时期有个周弘囸的官员精通占侯，曾对朋友说：“国家数年后当有战乱”当他听说朝廷接纳从东魏叛逃而来的侯景时，说：“此人当是祸乱的源头”
这些见于《通鉴》的记载，虽与《温公不信虚诞》一文中提到的“妖异如有所儆戒”相似然余以为更可以看作是温公对易道的态度，也就是说温公没有将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