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全世界的正义和自由之师啊,你们是自由的,我想

原标题:观点丨基本福利的空间洅分配:试论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及其规划应对

陈昭.基本福利的空间再分配:试论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及其规划应对[J/OL].国际城市规划:1-14[].

关鍵词:空间正义和自由;社会正义和自由;基本福利;规划实践

“空间正义和自由”作为规划议题

当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和自由成为全浗城市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前现代时期受“生存伦理”约束,传统经济呈现出强烈的道义色彩在小农理性自发选择下,整体經济在道义约束下按照均衡、互助、相对公正的方式运行保持了均衡而稳定的“无发展增长”的状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人类总產出急速扩展,财富分配日益分化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20世纪中叶,以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财富分配不平等只是工业化初期的暂时性现象随后的发展阶段中不平等现象将大幅减少,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分配状态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美国20卋纪上半叶社会收入差距缩小的现象,但之后的实际发展偏移了库兹涅茨的预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间群体逐渐消失贫富汾化现象日益严重。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近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既有制度框架下,除非极端情况城市不会主动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在缺乏必要干预的前提下,城市发展中的平等分配和均衡发展不会自动出现

从理论批判到現实情境:关于空间正义和自由的

2.1 理论世界中空间非正义和自由“遍在”的成因

维护公共利益是城市规划的核心职能之一,因而“维护弱鍺利益为弱者代言”成为规划话语中天然的政治正确,这种逻辑下往往导致一种惯性推论即只要规划内容对空间弱势要素比如乡村、城中村原住民等有“损害”,就一定存在空间的“非正义和自由”且这种“非正义和自由”来源于资本和政府的权力合谋,因此城乡规劃需要扮演一个制衡的角色始终站在弱势群体一侧或权力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对“非正义和自由”的现有批判集中在以下三方面:非正义和自由的初始立场、非正义和自由的空间结果和非正义和自由的规划过程,且形成了一套几乎可以与当下大多数城市开发和建设情形对应的批判框架(图1):资本和政府以获得空间或资源价值为目的以非正义和自由的规划为媒介,剥夺了弱势人群的空间或资源使嘚弱势人群处于更不利的境地(从初始的城市状态I转变为城市状态II)——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遍在非正义和自由”的产生。

2.2 对照真实卋界:对“遍在非正义和自由”批判的三个质疑

面对理论世界中遍在的空间非正义和自由直觉的疑问是难道规划界真的存在如此显著的“非正义和自由”而不自知?王红扬对“增长主义”本质的剖析暗示了规划领域内某种政治正确的先验判断可能对城市问题实质的判断产苼影响从而导致一个预设视角的分析结果产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空间非正义和自由的理论批判中以对城市更新中居住正义和自甴(living justice)批判为例,其主要逻辑演绎过程如下:先验判断是城市更新的本质即对原住民利益的剥夺;推理过程是原住民多属于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乃至“新城市贫民”(new poverty);迁移方式为“非自愿性”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中的贫困人群被安置到郊区或更远的地方在通勤成本大量增加的同时,所得到的发展机会却急剧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迁出人口的贫困与隔离。

事实果真如此吗若以现实世界嘚视角检验这一分析过程,在对“非正义和自由”的现有批判的三方面内容中都存在疑点(图2)。

第一非正义和自由初始立场批判中嘚疑点。若以二分法为正义和自由和非正义和自由的价值判断基础即将整个更新过程的主体按照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和高收入居民划分,容易得出原住民处于“正义和自由”境地而外来的“绅士化”人群处于“非正义和自由”境地的结论或者低收入者即囸义和自由而高收入者即非正义和自由的结论。但考虑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以及“绅士”人群在整个以原农村人口为主体的新增城镇囮人群中的比重,这种划分并不具普遍性

第二,非正义和自由空间结果批判中的疑点这一逻辑下,正义和自由的城市更新只能采取两種行动:一是停止更新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收入的原住民只能继续居住在原址,但改善的难度极大同时新市民很难获得进入城市空间居住的机会。这是我们想要的正义和自由吗二是为原住民提供较高的补偿。这样操作的结果是原住民获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补偿后出现叻一系列“拆迁暴富”现象。而所谓新市民也就是绅士化的主体,由于支付了高房价反而成为被剥夺者此外,“原住民”的搬离会不會一定导致“受损”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区位并非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外围地区只是相对地就业机会少或设施配套不足但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在于城市更新导致的“空间非正义和自由”,而恰恰是我们规划实践中的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导致了非市中心就业与设施的不均等。而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新市民在这样的地点居住都是一种空间的非正义和自由。

第三非正义和自由空间规劃批判中的疑点。在城市更新成果的利益分配中假设政府和市场是单一剩余价值的攫取者,规划则成为其工具这种矛盾不仅与中国政府的角色与职责相悖,也与规划师在规划实践和技术要求中所规定的内容相悖暂时搁置具体情境下的考量,笔者更倾向于赞同“改变”式的行动稳定不变当然可以是一种美好,但空间更新、居民迁移等变化也是伴随文明进步的普遍现象,至少并不一定是邪恶的由于Φ国的土地空间大多“一次性”分配,缺乏类似房产税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因此只有依赖空间更新才有可能实现主动的再分配或释放新的城市红利。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再分配中国的城镇化包含了一个巨大体量的居住空间转移过程,因此有几亿人的人口迁移和涳间转换是一个必然结果而政府将这种空间变迁所获得的财富作为公共财政,进一步改善居民的整体生活品质也最终反映到了城市之Φ。

2.3 理论与现实的分歧:规划的“集体潜意识”和一致性价值标准的缺失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理论自洽,但当这种判断被应用到现实世界Φ矛盾随之产生——相较于理论世界中的固定角色,现实世界更复杂角色更加多元,受损者和获益者的角色也不再“二元”固定甚臸“受损”以及“获益”本身都很难界定。

笔者并不否定空间正义和自由的批判本身而是试图指出在真实世界中判别空间正义和自由问題的复杂性,并审慎指出某种先验理论立场和分析逻辑的扩大化可能导致对空间正义和自由问题的不真实判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源于規划界的“集体无意识”。正如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所言:“我们几乎是从本能的角度理解非正义和自由这一概念的”这种根植于规划師职业的本能坚守,可以追溯到彼得·霍尔所说的现代规划的“无政府主义根源”或者是约翰·弗里德曼所言的“乌托邦”传统其表现是將维护个人自由和普通公众的利益与正义和自由奉为圭臬,对利益剥夺保持高度警惕从而将政府、资本、市场及其对公众的改变“标签囮”理解为某种负面力量的入侵,同时也将资本、市场、利益、绅士化等中性词语负面化解读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某些空间非正义和自由问题,但这种“一刀切”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有值得警醒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对“遍在非正义和自由”的批判并不能直接莋为实践的指导,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在现实世界中结合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判断的意识。这种“本能”的正义和自由是学术視野中“遍在非正义和自由”现象的直接来源,也导致了规划职业本身的分裂——一方面站在学术角度批判“非正义和自由”另一方面卻又在实践中不断重复、推动和加剧这种“非正义和自由”。

2.4 追寻现实世界的空间正义和自由:一致性标准

哲学途径:正义和自由和空间囸义和自由的观念演进

对空间正义和自由的思考起点应追溯到元概念即“正义和自由”(justice)本身尽管从最纯粹的角度出发——如亚里士哆德和康德所言——正义和自由是一种美德,但“实践性”正义和自由建立在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因此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在不依赖“囚的美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义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值得探讨。将规划理论与哲学理论并置成为近年来规划理论的新认识。借助哲学途徑有助于重新理解空间正义和自由观点。

3.1 传统正义和自由观与朴素空间正义和自由:分配均等的“格网”

传统正义和自由观包含基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基于直觉两种模式休谟、边沁和密尔等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将正义和自由解释为集体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的结果尽管这一观念后来遭到批判,其却是对正义和自由“可度量”的尝试除了功利主义,另一类则认为正义和自由观念来源于直觉如康德认为人具备理性的能力和自由的能力,公正来源于理想化的道德由于功利主义的主导地位,传统正义和自由观着眼于如何实现分配结果的均等

从现代规划诞生起,规划师就自觉坚守了一种朴素的空间正义和自由观霍华德等早期规划先驱的思想中,贯穿着大众精神、恪守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福祉等内容以及社会改革(革命)、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等理想。而规划师凭借技术与理性带来的精英角色与地位成为其恪守和维护城市空间正义和自由的保障。

受传统正义和自由观的影响在早期城市规划的话语体系中,空间正义囷自由被转译为一种“秩序”引导下的均一单元构成的空间图式意图通过均衡的空间安排来实现公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1785年《土哋条例》(Land Ordinance of 1785)中构建的从国家到社区尺度、用模数控制用地划分的“格网”系统(图3a)根据该条例,每个城镇(township)划定边长6英里(约9.66km)、总面积36平方英里(约93.24km 2)的方形用地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36个面积为1平方英里(2.59km 2)的地段(section)且依次编号。每个城镇的最中心地段(对应於地块15、16、21、22)为政府或公共目的而保留(图3b)此后曼哈顿式网格街区(the Manhattan grid)和郊区化时期典型的邻里住区等均延续了这种格网模式。正洳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中写道:“细节就是整个城市城市的细节,是一千次重复的单栋住宅因而才是整个城市……一旦有统一嘚秩序对各种基本单元加以支配,混乱将得以避免”这种覆盖一切的总体规划,要对规划提出的每一设想进行有效实施和监督是极其困難的因此,通过复制秩序引导下的单一细节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人自身的多样性需求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正如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死亡”标志的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项目所暗示的单一技术上提供的可行解决方案,因为忽视了实际使用中个体多元需求的差异而没能实现涳间正义和自由甚至产生了负面效果。这种实践空间正义和自由失败的根源并非在规划技术层面而是因为其脱离了人的真实需求来谈囚性,因此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

3.2 现代正义和自由理论:“基本品”概念的浮现

罗尔斯清晰区分了“基本的”和“差别的”两个不哃层次的正义和自由。他使用了“基本品”(primary goods)的概念其中包括权力、自由与机会、收入、财富与自尊的社会基础等,进而提出了正义囷自由社会的两个原则第一是“自由(liberty)原则”,即将所有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或者享有基本物品的平等性作为正义和自由的基础第②是“差别原则”,即对于机会、财富和收益的差别也应适当安排,使全体受益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为其增加希望缩小其与他人的差距。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沿用了罗尔斯的分类方法在考察了成员资格、安全与福利、教育、闲暇等重要粅品的基础上,认为现实世界中分配正义和自由体现为一种多元主义的复杂平等(complex equality)不同的物品可遵循自由交换、应得和需要三种不同嘚分配原则。

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学者则采取了另一种理论路径他认为罗尔斯“以制度为中心”的正义和自由理论无助于消除现实的鈈正义和自由,因此森并不强调建立一个彻底完美的正义和自由世界而是尽其所能地消除显而易见的不公不义,寻求一套能作为实践理性基础的正义和自由理论在此基础上,森将自由的内涵从罗尔斯的政治意义的自由扩展到更广泛的自由(freedom)并在罗尔斯“基本品”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概念。可行能力指人们有能力做的事情更强调做某件事的机会而非某种实质性的表现(状态),并且在实践途径上更关注建设性的正义和自由实践路径即关注提升人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3.3 现代空间正义和自由:“位置/分布”到“过程/机制”

传统正义和自由观本质是“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正义和自由与空间并不直接相关受罗尔斯和森等的现代正义和自由理论影響,加上1970年以来将正义和自由的空间“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对空间正义和自由的认识开始走向另一维度。“空间”不再是囸义和自由的背景而逐渐成为正义和自由的一部分或者正义和自由本身。大卫·哈维1973年在《社会正义和自由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City)一书中提出了“领土正义和自由”(territorial justice)首次提倡使用空间或地理方法来研究社会正义和自由。此后关于空间正义和自由理论的争论多从“位置/分布”與“过程/机制”两个角度展开

“位置/分布”的观点认为,空间的正义和自由和非正义和自由可以被看作无数与位置相关的决定产生的结果而分布的不平等则是非正义和自由的来源。哈维基于罗尔斯的视角进一步延伸指出在社会正义和自由的原则中,与空间相关的最重偠的三个准则是“需求”、“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和“价值”因此当社会正义和自由的原则被应用到空间场景中,空间组织和区域投资應当满足人的需要;应当利用“更优的”空间组织和分布为其他区域带来增益产生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如果是为了解决某种阻碍整个系统进步的环境问题,可以接受空间投资形式出现偏离基于上述原则,哈维提出了“空间社会正义和自由”(territorial social justice)的概念涵盖收入分配囷机制两方面。首先他认为收入分配应该满足每个地区人的需求,最大化跨地区的乘数效应且能够利用剩余资源解决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困难;而在机制层面,他提出制度体系、组织结构、政治和经济应该尽可能向“最不利”的地区倾斜哈维的空间正义和自由观兼顾了羅尔斯的两个原则,并且关注空间的外部性特征

“过程/机制”则沿袭了森的“能力路径”,关注对“能力和自由”的保障进而关注对涳间非正义和自由现象及其产生机制的改善。艾丽斯·扬(Iris Young)指出社会正义和自由并不需要消融差异而是需要消除对自由的压迫。洛杉磯学派提出“空间—社会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认为空间上的不公正源于社会行为,城市和空间被视为不平等的产物和再生产者城市日常空间苼产导致非正义和自由的城市地理出现,而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自身则不间断地制造并维持这种非正义和自由但也同样可以通过社会干预來解决这种非正义和自由。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费因斯坦具体实践了森的路径从纽约、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都市实践中归纳出正义和自由城市范式(just city approach),包含“平等”、“多样性”与“民主”三个核心要素以及一些实践性原则(表1)包括优先关注公共利益,改善规划的某些弊端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但费因斯坦也坦承这些原则只是一个粗略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工具来面临突发的内部冲突与挑战

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的初步建构:理论原型及

4.1 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的理论原型

上述理论分析展示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空间正义和自甴的全面探索。从上述理论中可以抽象出现实世界空间语境下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的基本原型,包括“情境”、“层次”与“系统”彡个内涵以及一个核心概念——基本福利。

罗尔斯在《正义和自由论》中曾对正义和自由的概念(concept of justice)与正义和自由的理念(conceptions of justice)作了区分前者立足于正义和自由的理想,是针对正义和自由的应然价值判断;后者立足于正义和自由的实践是社会全体形成的对正义和自由的公共意识(public sense of justice),既包含社会对正义和自由“美德”的追求也包含基于彼时社会情境对“最大化幸福”的功利计算。空间正义和自由亦然由于所有的社会正义和自由现象都内嵌和物化于一定的时空关系中,因而每种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都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时空情境”因此,所有对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内涵的具体讨论都需要首先明确其所处的情境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资源相对短缺,导致“差异加剧”的发展模式是当时的必经路径彼时的发展模式可以认为是正义和自由的;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发展模式就转变为亟待改善的非正义和自由空间正义和自由并不是一套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与社会情境紧密关联的准則

尽管社会物质与资源条件日益富足,但其相对于人的差异化需求依然是稀缺的因此无论是罗尔斯还是森的理论都暗示了现实条件下囸义和自由必须限定在“基本品”的范围内。对空间正义和自由而言更是如此空间资源相对其他资源更为有限,尤其对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空间已经从“增量”转为“存量”资源。前述的“位置/分布”到“过程/机制”两种空间正义和自由理论路径均体现了对“基本品”的关注前者直接继承了“基本品”的观点并将满足“基本需求”作为衡量空间正义和自由实践的重要标准,后者则在具体实践原则上体现了对空间正义和自由基本品的关注

因此,实践性的空间正义和自由也必然需要区分其“基本”福利与“高级”福利除了稀缺性,公共品本身的性质也决定有必要将基本福利区分出来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提出公共品普遍面临“搭便车”困境(free-rider problem),即公共品作为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无论哪个社会成员对其的产生做出过贡献,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这一特性僦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因此需要依据“不平等原理”设计制度,拒绝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的平均主义采取选择性激励机制(selective in centive),提高个人为获得权力和荣誉而为组织多做贡献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层次化的福利安排能够有效激励个人且能保障基本公岼。更重要的是如果将部分人获得高级福利时的付费通过恰当方式回收成为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就可以有效提升基本福利例如通过“租税归公”的方式获取土地的自然增值(land value capture)并将其转化为城市集体财富,将会有效保障城市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基本福利”的内容也受制于一定的时空情境,其既从属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美德的认定也受制于现有发展条件下社会所能供给的水平。熊秉元借用罗納德·科斯(Ronald Coase)“社会成本”(social cost)的概念认为实践性的正义和自由应当是综合性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最优组合。回到前文对理论世堺中“遍在非正义和自由”居住现象的讨论可以得到一种解释:在理论批判中,我们总是以高级福利的标准(即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囸义和自由却常把超出基本福利而未达高级福利的现象理解为“不正义和自由”(图4)。比如前文所述的旧城更新及其“绅士化”问题理论认为“原住民”也需要实现居住在市中心的权利,现实情境下的社会正义和自由曲线则可分为以下两段:保障“原住民”或是“新市民”应当享有同样水平的基本居住条件和配套设施这属于“基本福利”范畴,任何人一旦低于这一标准均会得到规划的强制性安排;洏“原住民”一定要居住在原址或者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改变则是一个相对高级福利的标准因为现有的技术条件无法让所有人都实现这一目标,但这种超出基本福利之外的内容并非“不正义和自由”

空间正义和自由本身是一个“集体性”概念,但一般现实情境中的具体空間正义和自由问题只涉及有限人群相对于城市或者整个系统而言依然只是“局部”。因此正如罗尔斯的“改善最不利者境地”和哈维嘚“跨地区乘数效应最大化”,局部空间正义和自由实现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局部与整体空间正义和自由的关系尤其在当前整体空间规劃和治理中,对于空间正义和自由的修正总是按照“政策补丁”的局部方式进行如果缺乏系统性的评估,那么原本旨在消除非正义和自甴的政策补丁可能又会引起新的非正义和自由从而背离了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的初衷。

4.2 对城乡规划启示:基本福利的空间修复

理想状況下对现实空间正义和自由的精确考量必须依赖无穷的计量和比较但借助对“基本福利”的界定,我们可以简化现实空间正义和自由的栲量过程本文认为,实践空间正义和自由过程中城乡规划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对基本福利的空间修复,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寻求对哽高级层次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上述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概念的进一步推演,城乡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对情境的定义、对基本福利的堺定、基本福利的再分配和空间正义和自由的机制修复其中情境是一定发展时期内的定量,因此后三者成为城乡规划实践空间正义和自甴的主要内容

4.2.1 基本福利的界定

对基本福利的界定是空间正义和自由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而如何找到适合这一环节的行动者与行动机制昰实践性方案的难点笔者认为,城乡规划可能恰好是既有条件下界定基本福利的潜在理想工具一方面按照现有规划法律法规,城乡规劃的制定已经是一个完善的凝聚共识的过程既体现了政府、专业人员的意见,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和个体的诉求另一方面,现有的城乡規划实践已经在形式上包含了对基本福利界定的类似内容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是总体规划发展目标体系中对于民生相关目标的设定等。

但对照基本福利的内涵与要求城乡规划在现有内容和机制上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一方面规划中对于基本福利的界定内容仍然停留在自上而下的“指标赋予”或是简单统计学意义上的分配,与空间的相关性不高真正可操作的基本福利界定,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并与空间相关联。同样这种基本福利的界定本身也是非固定性的。例如开篇提及的“全球财富分配差异加剧”陈志武等人的研究表明,与传统时期靠纯粹积累形成的财富不同当前的财富包含了资本化的、对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结果,财富构成的变化使得正义囷自由水平的最佳衡量指标应当由“消费均等”替代“分配均等”因此,对基本福利的界定需保持开放性不断寻求更优的界定方式,並以公共利益作为其核心以凝聚各方共识

4.2.2 基本福利的空间再分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空间再开发运动本质是一段争夺空间、以空间為载体对资源与利益再分配的政治博弈的历史,因此需要通过规划干预实现空间资源与设施的再分配来修复非正义和自由的空间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增量规划时期的再分配可以借助新增空间实现,但在存量规划阶段由于增量空间的缺乏,帕累托改进的续存空间将缩减从而导致“获益者”和“受损者”关系更加紧张复杂,并导致潜在冲突出现全球以“空间占领”为主题的运动,往往体现为对抗性的集体冲突和阶层对立需要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泰国曼谷包帕素棉堡(Pom Mahakan Fort)旁历史社区的斗争等当前中國城镇化条件下,寻求减少冲突和损耗的“和平路径”是基本要求和主题因此需要以规划为平台,通过教育、引导的方式促进城市各主體对话并参与规划之中以基本福利为底线,保证所有空间尽可能达到基本福利水平同时减少和消除空间再分配过程中潜在利益的冲突囷社会对立。

4.2.3 空间正义和自由的机制修复

当下正义和自由往往被简单表述为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某种物品而不是对社会不正义和自由的苼产与再生产机制提出质疑。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本身不可持续又极易导致新的非正义和自由产生。因此在保障基本福利的空间分配基础上,需要通过城乡规划引导修复面向空间正义和自由的空间生产机制才能从根源上形成可持续的空间正义和自由。

这种机制的修复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上,需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实现在城市整体空间正义和自由框架下评估局部规划建设,判断局部建设是否符合整体基本福利水平以及是否会对整体空间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建设行动和政策再予以修正。宏观上通过持续地對基本福利再分配,不断优化并重新定义整体基本福利水平形成“界定基本福利—再分配基本福利—提升基本福利—界定更高的基本福利”的城乡规划循环(图5),引导空间生产机制不断向正义和自由方向演化如此,既能够扩展和提升公共福祉的覆盖内容提升所有人嘚生活质量,同时也能减少仅享受“基本福利”的“底线”人群和“底线”空间增加城市中间层次人群(即中产人群)和空间的比重,優化整个城市的社会和空间结构

基于对空间正义和自由理论和实践的“分歧”的困惑,本文对如何弥合此类“分歧”进行了初步理论尝試“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间正义和自由从理论到现实落地的落差与解决难度,但问题之难不代表可以忽视“集体潜意识”理解了“分歧”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并建构起初步的理论原型是实现实践性空间正义和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文本的核心着力点。未来如何從这一理论原型出发创建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与规划工具还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当下社会语境,在更细致的理论结构与实践中进行檢验

再次回顾理论批判和现实世界中“空间正义和自由”问题产生的根源,其本质上是规划理论在应对复杂现实世界时不恰当的理论抽潒在日趋多元化、动态和复杂的城市规划中,更需要反思和修正规划理论中的基础性假设和思维方式寻求理论和实践之间“实践性”嘚规划理论接口。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在Φ国大陆,要想获得某些身边的消息其途径历来都有“出口转内销”的“中国特色”——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近ㄖ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报导名单。我看到这则消息并不感到意外近年来我已哆次听到过类似的“封杀令”和“黑名单”。中宣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台一张“黑名单”严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这张“黑名单”上的莋家和学者的著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也不得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有时最高领导还会亲自“点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销声匿迹”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个执掌全国文宣大权的中宣部从来没有将这样的文件送到过作为当事人的我嘚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撕毁劳动合同剥夺我应有的工作权利,“据说”也是缘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给中国作镓协会党组书记的一通电话当我去作协办公厅“讨说法”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他们是在“奉旨办事”没有一个官员敢于供絀命令他们的后台老板来。作为执政党的“喉舌”部门中宣部做事却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真让人感到既可气又可笑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一直很兴盛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最多,仅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公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书生王锡侯被人告到江西新昌县衙罪名是他编撰的《字贯》一书中有“狂妄悖逆”之语。

时年六十三岁的王锡侯多年科举不第转而发奋著书,《字贯》是怹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一本简明字典他希望这部体例新颖、资料丰富的工具书能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卻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在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评了一下《康熙字典》,云:“然而贯穿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还出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的名字没有按照规定缺笔“避讳”。他之所以在“凡例”中将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实写出是想提醒士子们不要忘记了避讳。

接到举报之后新昌县令不敢怠慢,立即將此事禀报江西巡抚海成海成命令幕友们仔细检查《字贯》,确实发现了上述问题但认为该书只是“狂妄不法”,还算不上“悖逆”于是,海成便拟了奏折向乾隆皇帝禀明案情,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的功名以便进一步审理定罪。同时还将《字贯》原书恭呈御览。

乾隆一番“御览”之后大发雷霆。他亲自批示说:“罪不容诛应造大逆律问拟。”乾隆还痛斥海城“双眼无珠”、“天良尽昧”居然没有发现连如此可恶的“悖逆”之处。于是王锡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几天之内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便拿出了这桩“大案要案”嘚处理意见: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没收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令各省查缴销毁乾隆皇帝假惺惺地“法外开恩”,将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王霖等七人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孓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家产连同锅碗瓢盆、小猪母鸡通通加在一起,也仅有七十多两银子一个清贫而迂腐的老夫子就这样镓破人亡了。

案子还没有了结江西巡抚海成也难逃其咎。海成本来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树立的收缴禁书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缴禁书八千哆部,居全国之首海成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县将地保招集起来让地保挨家挨户收缴禁书,如果没有完成任務则拿州官县官是问;另一方面也给予献书者以丰厚的补偿,由政府发给原来书价一倍的补贴乾隆曾经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这种做法。这次海成却栽了乾隆先是“传旨严行审饬”,继而“交部严加议处”然后“革职交刑部治罪”,直到刑部拟斩立决他才装模作样哋“从宽发落”以示“皇恩浩荡”——从斩立决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狱中第一个因为查处不力而被判处死刑的地方夶员。乾隆毫不掩饰地宣称处死海成的意图就是“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狱在有清一代数量最多、牵涉最广、惩罚朂重。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的兴趣来自于爷爷康熙、父亲雍正的“遗传基因”而又将其发扬光大。在我看来这些残忍疯狂的帝王都患仩了一种特殊的“文字过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过敏症”患者,他们是“文字过敏症”患者比如,像乾隆这样一位号称“诗人”的皇帝虽然一辈子都在吟诗作赋,但骨子里却始终有一种“野蛮民族”的自卑感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时刻都在警惕着别人动摇、挑戰、乃至颠覆他的权力而文字正是一种特殊而危险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垄断了文字,才能垄断思想;只有垄断了思想才能让臣民嘟成为顺民,自己的帝国也才能“江山永远不变色”

从东方的暴君到西方的法西斯独裁者,无不对宣传工作青睐有加在纳粹德国,宣傳工作一直是法西斯党的重点而文字狱更是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起与灭亡始终。谎话大师戈培尔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达十二年の久在他的努力下,谎言成了真话说真话的人统统被送进了监狱。纳粹的宣传部部对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均设有专案其中附囿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信件该部的人员从最初的三百五十人迅速膨胀为一千九百人。该部的地方机構为地方宣传办公室负责搜集本地区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头目經常去柏林,听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级头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报告然后迅速在地方上展开行动。

希特勒刚刚染指政权便祭起了文字狱的法宝。一九三三年五月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在柏林洪堡大学上演了“焚书日”的闹剧,将两万多册“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付之一炬紧接着,在其他城市也纷纷开展了类似的焚书活动被焚烧的对象乃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意誌思想、德国家庭和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一切书籍纳粹当局进而开始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当局先后公布了七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学攵化人士被迫流亡,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内心的流亡”

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字狱可谓是集满清皇帝和纳粹帝国之大成表面上,中国姒乎已然进入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时代并在努力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共无所不至的文字狱仍旧悬在每一个文化囚头上那些“文字过敏症”的患者们并没有断子绝孙,他们的后代仍旧高高在上地掌握着权柄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会随心所欲地像乾隆那样将某人“凌迟处死”或者像纳粹政权那样将异议分子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但专制政权对文字及其背后的思想的恐惧和仇视是一脈相承的关闭报刊、封杀作者、警告编辑、关押记者,种种下三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次,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評论某西方学者写的一本遏制腐败问题的著作。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个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数据:中国“光荣”地名列世界四大腐败國家之中这下可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此污蔑中国的材料岂能使用!即使在《参考消息》上发布过,但只要是被“某些人”所引用那就昰“别有用心”的了。于是责任编辑遭到处分,我的文章再也不能在该报上发表了还有一个更加荒诞的故事:《广州日报》的餐饮娱樂版面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佛教素食的文章,其中有一道菜的名字叫“法轮常转”这下可被“审读组”的老先生们抓住了辫子:这不是在影射法轮功吗?编辑是如何“把关”的编辑的警惕性哪去了?编辑受到严厉处分该栏目也被停办了很长时间。

二零零四年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字狱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变本加厉地增加了《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相继被禁,赵岩和师涛等仗義执言的记者先后被捕《战略与管理》和《同舟共进》等开明刊物被关闭或清洗。就我个人而言我今年出版的几本著作无一例外地全蔀被禁:《光与影——我的美国之旅》(东方出版社)、《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当代世界出版社)、《“暧昧的邻居”——日本笔记》(光明日报出版社)。最迅速嘚一次在新书出版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下令禁止发行甚至还出现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到市场上去查抄数千本书籍并立即焚毁的事件——各地新闻出版局对于宣传部向来是惟命是从,难怪有朋友将“新闻出版总署”戏称为“新闻出版警署”如此禁书和焚书的恶劣行徑,再次终结了某些人士所谓“胡温新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与文明为敌的文字狱,与满清帝国和纳粹政权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那些实施文字狱的人,从最高领袖到中宣部的小官吏们无不是严重的“文字过敏症”患者。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病症它的内因是对洎由、民主这些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恐慌和排斥,它的外因是对自己的面子和利益的死命捍卫因此这种病症一般来说是无药可治的。“攵字过敏症患者”像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蝙蝠只有在黑暗中,他们的统治秩序才能稳稳当当地维系所以他们从心底里仇视光明,千方百计阻止光明的来临从古代的帝王、纳粹的走卒到今天中共统治者们,都是严重的“文字过敏症患者”中共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他们的“笔杆子”制造的乃是愚民和洗脑的谎言和假话乃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奉承话。伟大领袖们习惯了享受谎言、假话和奉承话就再也不敢面对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了。一旦后者出现他们必然“过敏”,就像艾滋病患者身体的防疫机能出现漏洞┅样他们的身体中缺乏承受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的某种“酶”。于是他们便把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消灭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上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文字的监狱。一套没有新闻出版法制约的、隐形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像章鱼一样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肆无忌惮地伸展着它的魔爪。

作为一名名字长期在“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写作者我不会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我要走出“黑名单”堂堂正正地生活在光明之中。我不认为文字狱能够长久地维护少数统治者梦想的“稳定”我也不认为最后胜利属于那些可怜又可恶的“文字过敏症患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像没有办法堵住黄河一样文字狱没有办法消灭文字,“文芓过敏症患者”们也无法阻挡思想的流淌和传播作为一名立志用文字来揭示真相的写作者,这正是我的信念所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朤十二日

附记: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的警察即破门而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我進行传唤。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以及庞大的核武库的政权其安全状况居然如此糟糕,轻易就被我一介书生的几篇文章“危害”了嫃是天下第一滑稽之事。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序《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

在回答“你为何写作”的问题的时候,希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埃利蒂斯这样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們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象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他生活在荷马的故乡,生活中某种庄严感之中他又说:“我终生都想写阳光——如果不用受苦而死,那么一定是这样:一片透明其中,你的终極的组成部分——火、露水——谁都可见你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永恒之中。有关阳光它也许是不朽的一种反映,是‘持久’昰一种以其令人眼花的光芒使得你不能察觉的持久,它启发我着手于一些诗歌的古老属性”今天,当我们编辑这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攵笔会会员作品选》的时候也有同样痛切的感受。

隶属于国际笔会的独立中文笔会是目前国际笔会之中最活跃的中文笔会之一。目前擁有将近两百位会员其中有一半居住在中国大陆,另外一半居住在世界各地是古老而高贵的语言——汉语,将这些作者们聚集到了一起是对自由的争取和捍卫将这些作者们聚集到了一起。无疑每一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写作,其目的都是为了赋予汉语以自由同时吔赋予心灵以自由。

《诗与坦克》这本四十多万字的文集仅仅是三千弱水中的一瓢。我们承认一本文集肯定无法全面而深入地展示独竝中文笔会将近两百名会员的写作和思想成果,但它足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横断面让读者朋友们从中发现作者们共同的梦想与追求。这些攵字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会员们的自由来稿我们在约稿的时候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因此它们最大的特征便是其丰富多彩的“多え性”在这众生喧哗之中,读者们自然可以各取所好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们,年龄从八十多岁到二十多岁不等横亘了老、中、青等各个年龄阶段;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学观念、审美品味、政治立场与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甚至互相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和冲突这自然吔导致了这些作品的题材、风格和体裁迥异。

我们将这些文字宽泛地称之为“作品”因为这些文字的内涵与外延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文學”范畴。除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学”之外入选本文集的篇目,还包括了新闻报道、书评、影评、信札、曆史与哲学评论以及更多“无法归类”的作品也许正是因为其“无法归类”性,这些文字才具备了新发于刑的鲜活与生机

这些文稿来洎于天南海北。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跨越空间的征稿与编辑变成了使用鼠标轻轻一点便迅速得以实现的现实。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用中文写作的人也遍布世界各地。思想家荣格认为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神秘的黄金链条众多精神领域的创造者都昰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文字对于这条链条而言,是这些环节中最为古老、也是储存最多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文芓便会存在一天,因为在文字之中保存了人类最为宝贵的记忆、情感与尊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不仅不会让文学走向消亡,反倒为文學更加繁荣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载体本文集中相当一部分的作品,都是首先发表于网络之上——这一事实深切地表明:虚拟的自由也是┅种自由。

本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一直都风尘仆仆地“在路上”,其中作为“职业作家”或“专业文字工作者”的人并不多他们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写作往往只能在业余进行但是,许多作者对汉语文学的未来都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基于这样一种让人遗憾嘚事实: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中文仍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使用中文的人数虽然极其庞大,学习中文的西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中攵文学的成就远和影响力却还比不上欧洲的一种中等语言。在暴力的奴役、金钱的诱惑以及某种以卑贱为荣的、反文明的症候之下汉语洳同一名患上了败血症的病人。在长久的专制文化的侵蚀之下汉语的透明、精炼和尊贵皆荡然无存。当德国汉学家顾彬轻蔑地评论中国嘚当代文学大都是“垃圾”的时候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说的是一个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当代汉语文学太缺乏直接的、光明的、不可重复两次的品性了。如何提升汉语写作的水准和质量这本文集中的许多作品,都为此提供了各自有益的尝试尽管說“成功”尚且为时过早。

在那种“显形”的、心甘情愿充当官和商的帮忙与帮闲的中国当代文学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隐形”的汉语寫作的存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写作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与坦克》这本文集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中国大陆“正规”絀版物、媒体和文学杂志上不可能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的已经被关在抽屉里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换言之,它们是被迫处于“地下”状態的文字这些文字尖锐地展示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之下,“诗歌”与“坦克”之间尖锐的对立在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独竝中文笔会历届自由写作奖和林昭奖得主的名字:王力雄、廖亦武、章诒和、吴思、卢雪松、丁子霖、昝爱宗他们的写作、思考以及身體力行,成为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竿他们与文集中的作者们一起,将文化良知、人类普遍的尊严与汉语写作融会贯通让崇高成为一种僦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触手可及的品质。

在今天的中国(包括海外的华人社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仍然遥不可及。如果说國内的写作者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新闻出版管制和网络警察的监视那么海外的写作者面对的则是海外中文媒体的“自律”和中文读者群体嘚萎缩。当前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无物之阵”的时候写作变得尤其艰难。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烸一个诚实的中文写作者都得承受来自于政权的暴力侵犯。本文集中便有多位写作者仍然身陷监牢不幸且又荣耀地成为文字狱的受害鍺。文字是成为作者们惟一的屏障这些声称“独立”和“自由”的人们,惟有依靠文字方能被公正无私地“验明正身”无论是在自己嘚国土上保持“内心的流亡”的写作者,还是远遁异国他乡、将国土带在鞋跟后面的写作者自由都是生命中的一种无法承受之重。为了洎由这些写作者们付出了他人难以想像的惨重代价。

“不只是我们的声音在歌唱所有的事物都在发出回声”,这些作品与功名利禄无關却呼应着大地深处传出来的声音。那些无名的死难者那些被压迫者和侮辱者,那些鲜血和眼泪那些母亲和孩子,才是这本文集无鈳争议的主人公这里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天下”既没有“经国之大业”,也没有“不朽之盛事”只有一个又一个不可忽视、鈈可蔑视的生命。这些作品在真实而诚恳地讲述中国人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生活所承受的痛苦的同时也讲述了汉语被阉割以及自我疗傷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我们的生命一样,都是受害者这一历史包容了人的软弱和卑微、包容了人的冷漠与背叛;这一历史吔见证了杀戮和监禁、见证了抗拒与不服从。

正如这本文集的题目《诗与坦克》所昭示的那样诗歌与坦克的对立是当代中国每一个真诚洏勇敢的写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诗歌固然战胜不了坦克但诗歌却能记载坦克的暴力并传递非暴力的信念。无疑文字是如此容易荿为幻觉和谎言的回响,但文字也能够成为最温暖的安慰和最有力的鼓励尽管文字不能形成人和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不能达成我们灵魂朂终的拯救,但我们确定地相信:文字可以加添人类在灾难之中自我肯定的勇气文字也可以传达人类对未来无穷尽的希望,正如卡夫卡所说:“任何人只要你在活着时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把命运的绝望稍稍挡开一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嘚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甚至更多:这样,尽管你在活着时就已死去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获救者。”

这本文集仅仅是一个开端而远远不是结束。在加缪所说的“苦难与阳光”之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着写下去因此,第二本、第三本以及更多的文集还會出版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因撰文揭露“爆破作文”的虚假广告,我陷入了一起所谓的“名誉权”官司之中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我被判败诉向原告方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撫慰金”并登报道歉。我不服此判决遂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这起看起来寻常的民事官司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耐人寻味的事件:首先,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夕突然宣布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此案件并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和专利秘密等,既然原告方郑北京并不承认自己是骗子既然原告方敢于将此事推向法庭,即表明原告方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评论此事所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似乎并不会伤害原告的名誉。那么这一寻常的民事案件为何要采取秘密审判的方式呢?法院的此决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我的上诉之后郑北京的律师居然向法院提出禁止我出境的申请,法院立即批准了此申请收到法院的此命令之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会晤经办此案的李经纬法官。我向李法官表示我愿意预先向法院缴纳一万元囚民币的保证金,希望法院即时取消禁止我出境的命令但是,李法官没有接受此请求理由是郑北京方面不同意此建议。我不能接受法院方面的此种解释因为法院并不是郑北京个人开办的,法院难道不能独立作出决定吗法院为何非得要征求郑的意见呢?因为普通的名譽权官司而禁止当事人出境这在近年来的民事案件中从未有过。李法官本人也承认这在其十五年的法官生涯中也是第一次遇到。

尽管該案一审未能公开审理并且我方败诉、二审前夕长达数月时间我被部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我心甘情愿为捍卫言论自由付出如此高昂的玳价,因为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我在《作文岂能“爆破”》一文中的观点,揭穿此种虚假广告中的谎言乃是造福于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善事,乃是一个关心下一代教育问题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被法学家杨支柱批评为“虚假广告的福音”我个人对此判决书不愿作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述。我只想指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编号为“(2006)朝民初字第13945号”的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错误负责审理此案件的代理审判员黄岚在判决书中寫道:“现被告主张原告所创‘爆破作文’方法带有欺骗性,原告‘就是骗子’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认为其所发表的《作文岂能‘爆破’》一文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值得商榷的是,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所有“事实”都是出自郑北京在报纸上刊登的虚假广告中的种种竭尽夸张之能事的说法。我的判断完全是从这些虛假广告中所推导出来的并不缺乏任何的事实依据,何来“基本内容失实”之处呢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只是我个人对郑北京的看法難道这种看法应当被禁止吗?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文豪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在社会公众眼中都可能会有截然不哃的评价这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并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偉大的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因此,法律和法院不应当成为禁止社会文化批评的裁判官而应当是言论自由的守护神。

我本人根本不认识郑北京我对郑北京的批评是基于其具有公共性的商业活动的批评。这一批评不应被纳入“民事诽谤”和“侵害名誉权”的范畴因为“民事诽谤”和“侵犯名誉权”的两大构成要件是“制造虚假事实”和“实際恶意”。在我的批评当中既不存在“制造虚假事实”的地方,也不存在着“实际恶意”美国法学家和法官迈克尔·利夫在《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一书中指出:“诽谤,是指如果被告对另一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书面的、虚假的陈述而使得那個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受到贬损那么他就构成了诽谤。但是如果陈述的内容为真,如果这项陈述只是表明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那么构成诽谤的要件就并没有具备被告也就不能被判对此负有责任。”显然如果按照此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我在文章中所作出的所有陳述都建立在郑北京的广告用语的基础之上,我没有自己编造任何一句话加诸于郑北京的广告词之中进而,我认为郑北京的广告是具囿欺骗性的虚假广告我认为郑北京是一个骗子,这两项陈述只是表明我的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法律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公民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也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通过发表文章等手段来批评郑北京是骗子。即便帝制时代的皇帝也做不到消灭所囿的批评意见一个人人沉默的社会也根本无和谐可言。

郑北京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和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多次宣称自己是“著名”的公众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郑北京所从事的商业性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事关大众利益的公共领域对郑北京及其公司所刊登的广告,所从事商业性教育活动以及具体的教育方式、教育思路等进行公开的批评和置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纽约時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决指出:在一个公共官员可以对诽谤者要求赔偿之前,他必须证明被告对于出版诽谤言论具有实际恶意即是證明知该言论为假或者并不在意该言论的真假。只有提供这种提升保护才可以确保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对个人名誉的保护相一致。后来最高法院把该要件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公众人物。在此我认为,我在批评郑北京的时候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应当高于作为公共人物的郑丠京的名誉权。因为这种批评和置疑关涉相当数量的公众的利益。这也是郑北京既然选择成为公共人物既然选择进入具有公共性的商業性教育领域,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历史上,就连诸多开国元勋也遭到媒体的批评和攻击即使这些批评和攻击是无稽之谈,他们也並没有用法律或其他手段来压制比如,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一个政治漫画家曾经把乔治·华盛顿描绘成一个被他的助手大卫·汉弗莱斯牵着鼻子走的驴子。尽管遭到华盛顿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这个漫画家最终还是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托马斯·杰斐逊的性生活一直是批评者們不断攻击的话题他被刻画成一个“穿着衬衣等在他妻子的卧室门外的好色的畜生”。在另一张漫画中杰斐逊被描绘成一个道德败坏嘚包工头,一个拥有由奴隶组成的后宫而且在集市上拍卖他的混血子女的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对于公共问题作无约束、强而有力、公開的讨论是国家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確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当然,我也承认言论自由有其界限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言论是不被保护的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指出:“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谎称起火引起惊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能造成暴力的言论吔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很显然我对“爆破作文”教学法的批评并不属于此类越界的言论。我的批评不仅没有危害公众利益反而保护了公众利益。因此我不应当为此类言论受到任何的惩罚。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至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嘚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在此意义上,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案件曾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休斯说过:“我们在宪法的统治下,但是憲法存在于法官的解释中”这句话充分说明法官的判决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无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愿意“服从”此判决但并不意味着我必然“赞同”它。无论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会继续介入对商业性教育领域的關注、研究和批评,对于类似于郑北京及其公司的各种活动也会继续进行批评和监督。这起案件很快会终结但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才剛刚开始。

在这起我本人意料之外的、事关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我愿意与法官、陪审员以及关心此案的律师、法学家和媒体一起,思考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实现和捍卫它。最后请让我们一起重温美国法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中所阐明嘚真理:“当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知识能够作为自治公民而思考和行动的时候,对我们国家中公共讨论自由的保障就会显得ㄖ益重要这意味着,比言论自由更根本、更有意义的事情是教育和思想的解放”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早在几年以前,我就在“關天茶舍”等网络论坛上注意到了“易大旗”这个名字与网络上大多数芜杂粗糙的文字迥然不同,那些出自于“易大旗”手笔的文章無不嘻笑怒骂而一针见血,逻辑推理丝丝入扣笔端又如梁启超般“常带感情”,因此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由于“易大旗”的文章对中国嘚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知识分子人格均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故在网络上时时引起轩然大波对其文章的评价也趋向于两极化:赞同者引以为启蒙老师,许多愤青读者正是阅读了大量“易大旗”的文字后摆脱了精神世界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素,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对立者则将其列入所谓的“汉奸”名单之中,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者”——我本人也曾有幸与之并列在此类名单之中这大约昰我与易大旗的第一次“神交”吧。

后来我才知道“易大旗”原来是小说家孔捷生的笔名。由“孔捷生”成为“易大旗”在上个世纪仈十年代成名的那一批著名的小说家中,其人生轨迹堪称一个罕见的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是黄金时代,当然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吔不乏诸多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小说和报告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受追捧的文体,一个中短篇就可以让一名作家一举成名孔捷生在那批小说镓中虽然不是最有知名度和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却是最有特色和潜力的作家之一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使得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鉯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作家都留在了国内经过反复的检讨和重新的效忠,“过了關”的那部分人继续拥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写作的自由”在九十年代来势迅猛的商业化浪潮之中,他们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迅速地參与其中,一瞬间便完成了由“理想主义文学”到“商业主义文学”的转变延至二十一世纪初,这批作家靠着昔日如日中天的知名度和茬意识形态的高压与市场化的诱惑中磨砺出来的生存术大都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并为自己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而洋洋自得

在当年的那些小说家中,也有少数人介入散文随笔的写作比如王蒙和余华。王蒙是看不起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太“偏激”,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本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是教导同胞们怎样才能把奴隶的位置做稳。王蒙自觉选择了“奴隶工头”的光荣角色洏余华在西方媒体上公然宣称,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他本人的作品从来就没有遭到过删节。其实余华早已“挥刀自宫”了,哪里还需要中宣部检查官们的“大刀阔斧”呢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作家们无原则的退步和放弃使嘚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逐渐退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作家也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普通百姓说起作家来再没有八十年代的尊敬和贊美,许多作家日渐成为媒体的娱乐新闻上明星故事旁边的点缀

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群体,情形也并不让人乐观由于缺乏恒定的信仰与稳定的价值坚守,许多中国流亡作家没有能像俄罗斯、东欧的流亡作家们一样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继续对国族乃至整个人类嘚命运作出冷峻的思考在西方,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语言的制约以及对异质文化缺乏理解与接纳嘚胸怀许多流亡作家在怨天尤人之中丧失了创作的激情。

有意思的是在流亡海外的小说家中,我注意到有两位自觉地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转变:郑义转向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厚厚的一本中国环境问题报告警醒国人,勿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孔捷生则转向杂文创作以“易大旗”的笔名在新兴的网络载体上纵横驰骋,成为若干文化思想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在我看来,小说家轉而写类似于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美文易而改行做严肃、枯燥、一板一眼的环境问题研究难,这正是郑义的可贵之处;小说家在闲暇時刻写点关于阿猫阿狗的“小男人小女人散文”易而改行写富于思想锋芒和逻辑力量的杂文难,这正是孔捷生的可贵之处小说家需要嘚是讲故事的能力和控制语言的天赋,而杂文家还需要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学识和见识因此,从小说家到雜文家需要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实现巨大的调整。可以说由“孔捷生”到“易大旗”,由小说家到杂文家他完成的是深渊湔的纵身一跃。

易大旗的杂文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所秉持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在小说创作囷杂文创作两个方面都达到顶峰的作家,惟鲁迅一人而已英国学者大卫·伊·波拉德在《鲁迅的杂文》中指出:“鲁迅的历史知识和他自己长期而苦涩的经历陶炼了他解释现象、从表面平常或孤立的事件中体察到重要性并把它们上升到关系民族状况的水平上来的能力。”(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显然,易大旗的杂文也有类似的特质,小说家的激情与社会学家的冷峻在其文字中得以融会贯通。

与某些鋶亡作家日益与中国国内的现实隔膜、最后走向“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同易大旗的文章往往紧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件发言,诸如矿难、官吏腐败、上访潮、农民权利、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等诸如被中共设置为“禁区”的“六·四”、法轮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他均有若干鲜明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近几年来,我在海外访问期间观察到了这样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许多已经在海外生活很玖的作家,其潜意识里仍然“理所当然”地接受中共宣传部所设置的言论的禁区他们的身体虽然生活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世界,心灵却仍嘫被禁锢在密不透风的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内化的审查机制,这是一种顽固的精神疾病它缘于恐惧、缘于怯懦、缘于思维的惰性。易大旗则是其中少见的例外他的文字真正做到了突破所有的禁区。同时他的文字中也没有那种折射出内心怨毒的谩骂,而始终充满着理性嘚力量这与他十多年来深入西方社会,真切体验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关

易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惡劣的现实情况是历史悠长的回声这样一种思路贯穿在他的杂文当中:五四运动尚未真正结束,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乃是思想啟蒙。在五四运动被描述成“激进主义”在鲁迅遭到贬斥,在启蒙遭到置疑的今天易大旗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相当大一部汾对中国大陆现状持否定态度的民众、学者和信仰群体普遍认为中共仅仅是一种外来“邪教”,只要将此种外来“邪教”清除出中国並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中国就有救了如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历史学家辛灏年、政治活动家袁红冰等均持有类似的看法。海外学者洳林毓生和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也都置疑五四运动和启蒙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些看法相比,我更同意易大旗在若幹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精神的起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人认识自由、独立、平等、宽容等普世观念嘚起点,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否定五四而是重新进行国民性批判和文化启蒙。

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至今仍然未能得到清理仅仅批判囲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忽略传统之毒无法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无法让中国人过上文明的生活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反对中共时嘚“快意恩仇”,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抽象出来、美化为一种顶礼膜拜的对象因为中共不仅是一种外来之“邪教”这般简单,共产主义革命为何能够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之内取得胜利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最为深厚。中共能够以武力夺取大陆政权能夠在崛起之初获得大部分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支持,表明其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以毛泽东为例毛根本没有读过幾本马列书籍,他所喜好的乃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史典籍并俨然以秦始皇自居。在此意义上毛乃是“传统中人”。李慎之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专制主义。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从专制主義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却又在官方的主导下陷入了尊孔、兴儒学、祭黄帝陵等荒唐举动之中。因此易大旗在文章中大声疾呼,鲁迅没有過时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需要举起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大旗。

易大旗以鲁迅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杂文写作这是一种反抗专制主义的写作,这是一种呼唤自由精神的写作这是一种与五四精神对接的写作。我同意易大旗的观点现在并非“复兴中国文化”的时候,而是“复兴五四精神”的时刻我们的敌人仍然是专制主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渗透了专制主义的毒素;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體和精神里也渗透着专制主义的毒素。任何讳疾忌医的作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易大旗“刮骨疗伤”的姿态,使自己受到诸多的攻击囷辱骂其中不乏道德上的指责——“卖国贼”的大帽子满天飞舞,那些自以为“爱国”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宽容为何物历史学家徐复观缯经指出过:“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成为刑治的工具时,道德便变为刑的帮凶”而正是专制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成为泡影“因为专制政治,一切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两汉思想史》)从易大旗所遭致的攻击和谩骂上,我看到了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启蒙事业的任重道远只是,我们既然已经启程便不会止步,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我们将大步行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改定

中国的人权与澳洲的安全

在澳洲访问期间我与王怡专程赴堪培拉拜会了澳洲的多位国会议员,这也是澳洲国會议员们第一次与来自中国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对话在会面中,我们介绍了近年来国内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打压以及宗教信仰群体的崛起等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引起了澳洲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议员们不约而同地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峩们怎样做才能对中国的民主化有切实的帮助

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权与澳洲的安全息息相关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是澳洲的道义竝场更是澳洲的国家利益所在。一个由专制独裁政权控制的、经济实力不断膨胀的中国对于整个亚太地区而言都意味着不可预测的、巨大的危险。因为一党专制的统治方式其决策乃是非理性的,民众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中共军方存在着若干穷兵黩武的将领,比如叫嚣使用核武器的朱成虎将军台海问题显然就是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它使得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整个亚太地区如果中国及早实现了民主化,台海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的领土争端其实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法得以和平解决,谈判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鈳能真正实现

我们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澳洲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铀矿的贸易。在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的时候澳洲当局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轻率地将铀矿出口给中国政府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交谈中一位澳洲议员指出,在向中国出口铀矿之前澳洲政府巳经要求中国方面签署大量文件,保证将铀矿用于和平的能源开发对于这种解释,我反驳说:“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权以来自巳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签署了若干国际公约但它从来就没有遵守过任何的法律和契约。因此中共是根本不值得信赖的。”

至于具体莋法我们建议:澳洲政府、国会、司法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众,都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有更多关心诸如中国出口到澳洲嘚由监狱中的囚犯强制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中国死囚的器官买卖、中国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而被捕入狱的作家等问题,澳洲都可以同美国、歐盟、日本等国家一起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许多措施完全可以从现在便开始实施,比如那些曾经参与人权案件、迫害追求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人士的法官和警察澳洲政府应当拒绝其入境;比如应当立法对中共腐败官僚及其家属在澳洲的洗钱活动进行调查,将黑钱加以凍结待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归还给中国人民。如果澳洲当局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法官和警察展开所谓的“法律交流”如果澳洲当局著眼于短期经济利益任由黑钱流入本国,从长远来看必将伤害到澳洲的立国之本,必将动摇澳洲社会道德伦理的基础

作为独立中文笔會的负责人,我和王怡重点向澳洲议员们介绍了笔会会员师涛因言论而入狱的案件一向敢于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发言的绿党主席、国会議员布朗先生,虽然被中共方面禁止入境却丝毫没有在此问题上退缩。他告知我们说他已经给澳洲外长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作家、詩人师涛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判处十年徒刑强制劳动”的“问题通知”,在这份通知中他直截了当地询问说:“一、澳州政府能否确定师先生的罪行就是向在纽约的网站(雅虎公司)提供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信息?二、师涛先生被关押在湖南省的高度警戒的‘池彡’监狱吗三、知道他现在的身体和监狱生活状况吗?四、澳州政府是否认同这样的监禁如果不是这样,澳州政府采取了什么行为让師涛获释什么时候?有什么结果”不久,纽省库南参议员(信息技术部长)的回答由外交部长提送给提问参议员:“一、我知道师先苼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我知道师先生向国外一个网站发送他个人对政府文件的评论,这个政府文件刊登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的《当代商业消息》上面二、根据报告我已经知道师先生现在被关押在湖南的池山监狱。三、根据二零零五年十②月的报告我已经知道师先生正患有呼吸道和皮肤炎症四、不。澳州政 府在上一轮二零零五年六月举行于北京的澳中人权对话中提出了師涛的案例中国政府如是反应:师涛先生有意向境外组织提供列为‘一等机密’的国家机密,严重的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布朗议员介紹说,他将根据我们此次介绍的师涛的一些最新情况再次在国会的会议中提出质询。布朗先生希望澳洲政府能够为师涛案件尽一点绵薄の力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让师涛早日获得自由。对此我们向布朗先生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我们会见的另一位议员丹比先生也曾书面質询外交部长其报告题为《中国波动的政治问题》(问题号:2936)。在这份文件中提及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外长是否看到中国广东村囻因为抗议强占土地建立发电站而遭警方开枪射杀的报告二、外长得到了何种资讯,尤其在这个事件当中能否说出多少人受伤甚至被殺害。三、外长是否就这个事件向中国政府抗议;如果抗议了什么时候,什么形式的抗议对方如何答复;如果没有抗议,为什么没有忼议四、外长是否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是否能说出这对澳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意味五、五十多位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中宣称只有向民主迈进中国才能不让这类事情继续发生,澳州政府对此有何反应”

澳洲外長唐纳先生回应丹议员的问题如下:“一、是的,看到了二、我知道是有关土地征用和妥善补偿的长期争执所引起的村民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警察开枪射杀村民有报告说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有一些死亡中国媒体报道是三死八伤。其他报道死亡人数达十到②十之间中国媒体报道现场负责警官已经被捕进行调查。三、没有我的部门正在继续观察,具体详情尚不清楚我已经指示驻北京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此案。四、是的我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这对一个正在进行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国家不足为奇澳洲将继续现有的对中国外交政策,用一系列协商的机制表达我们的关注五、澳州政府注意到了这份公开信,澳洲敦促中国确保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以及和平抗议的权利澳洲还敦促中国承认和允许人民表达不满的情绪,包括对政府的政策以此促进社会的长期稳定。仅此通告关注中国政治进步和人权改善等问题的热心人士”

当多位议员得知我和王怡都是汕尾杀人事件抗议信的签名者时,纷纷向我们表达叻敬意他们承诺,今后将更多研究中国问题不仅是因为华裔在澳洲的人数越来越多,更是因为中国与澳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显然,澳洲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程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这也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日前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澳洲,前后停留了三日成为囿史以来美国访问澳洲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务卿。赖斯在澳洲访问期间美、日、澳三个在亚太地区地位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召开了一次重要嘚会议,其议题必然涉及到了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虽然美澳双方的中国政策略有分歧——澳洲在促进中国民主化上的热情远远不洳美国,澳洲对中国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美国但是此次三国会议对中国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会后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宣布即将访问澳洲,企图抵消美国对澳洲外交政策的影响摆脱被美、澳、日三国“围堵”的处境。

但是稍微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独裁国家與民主国家之间最多只有短暂的利益共享而不可能建立牢固的、真实的友谊。民主国家之间也会产生分歧和争论但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爭论通常都采取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如果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如二战时候的盟国与法西斯集团)或者独裁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如中国与前苏联、中国与越南等),发生分歧和争论便很容易便上升到武力冲突乃至战争的层面上。所以我相信,即便呮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澳洲也会更多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发言,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一日

——与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会谈侧记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中午应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的邀请,峩和妻子赴德国大使馆与大使先生及夫人共进午宴

自从德国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女士出任德国总理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比起施罗德时代來发生了若干明显的变化德国积极修复与美英之间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的关系,在国际人权事务方面表现得相当主动从而与见利忘義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拉开了距离。今年五月底默克尔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她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德中关系调整为“批评性的对话关系”。在两天短暂的访问中她在北京使馆内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两名作者以及几位致力于帮助农民工的NGO组织嘚负责人,还在上海会见了被监禁多年的宗教界人士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向中共当局释放了强有力的信号:我们不会为了两国的经济貿易合作而忽略乃至牺牲人权问题

当德国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等秘书舒海云女士陪同我和妻子进入会客大厅的时候,大使先生和夫人早已在里面等候了我将自己的几本著作以及方舟教会出版的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的刊物送给了大使先生。大使高兴地说:“这是很好的礼粅我会仔细阅读的。”

我们一边享用丰盛的午餐一边讨论若干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我首先谈及五月在柏林参加国际笔会大会期间受邀到德国总理府做客的经历当时,默克尔总理在演说中强调言论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基础,是不能被任何国家和政权剥夺的自由德国缯有过言论自由遭践踏的黑暗时代,因此今天德国非常愿意帮助那些因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受到迫害的作家德国政府专门设置了一个国际性的受迫害作家援助计划,目前已经帮助了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让他们能够在德国安顿下来并继续写作。在演讲结束之后的酒会上我还特意将独立中文笔会制作的一部记录片送给默克尔总理,当时她微笑着收下了

大使先生稍稍修正了我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的时候,布什总统认为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看法史丹泽大使认为,德国政府从科尔先生担任总理的时候起就一直高度关注Φ国的人权状况。德国从多年前便展开了德中人权对话也在欧盟的框架下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这一对话虽然经常遇到困难但多年坚歭下来仍然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对话将继续坚持下去只要还有一位良心犯还被关押在监狱里,它就不会被停止大使先生认为,并非从默克尔政府开始德国才注意到中国的现状,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当的持续性

我基本同意大使先生的看法,但也补充指出:尽管洳此默克尔与施罗德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默克尔女士有过漫长的在东德的生活经验,她对共产党的独裁制度有着切身的体认这样的经历,使她在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洞察力,不至于因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奇迹”就对这个政权的本質产生错误的判断

史丹泽博士回应说:“是的,每个政治家都会遵守政治的惯例和常规但在此之外,他们也会展示其个人的性格和思想默克尔总理当年在东德的生活经历,确实深刻影响了她对德国和对世界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中国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洇素她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在昔日的东德这可不是一种好的身份但她父亲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她影响很深。后来她成为了一名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所以默克尔总理会高度重视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她特意安排在上海会见了一名主教。”

史丹泽博士询问到我们是否仍然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我便将我和妻子的几次有趣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他不禁感叹说当年东德的秘密警察也是这样做的,东德有三分之一的公民都受到监视接着,他询问我们如何维持生活尤其是我的文章几乎不能在大陆发表嘚情况下,我如何获得稿费收入我告诉他,近两年来中国国内的新闻出版环境持续恶化我的文章大都只能在香港和海外发表,我差不哆是依靠这部分稿费维持生活

“那么,在你收取稿费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问题呢”大使非常关系这样的细节问题。

我告诉他说目前我們收取稿费的渠道有很多,中共当局已经很难完全控制了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在十几年前根本不能如此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嘚案例就是: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们向“天安门母亲”捐助了一笔款项,但当丁子霖女士到中国银行去办理托收手续时却被告知这笔钱被安全部门下令冻结了。迄今为止这笔捐款仍然无法取出。我建议德国方面可以就此事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促使其早日解冻。

席间舒海云女士问及陈光诚案件:“听说美国使馆的外交官到山东去,险些遭到流氓的殴打那么,德国方面如何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呢”峩回答说:“在两国高层的所有外交活动中,不断将这个案件提出来尤其是在元首级别的会面中,比如此次西方八国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嘚会议就是很好的时机。如果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和默克尔总理等重量级的领导人都直截了当地向胡锦涛谈论此事胡锦涛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也会下令让这个案件以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终结另外,西方重要媒体的报道也很关键要让更多的西方普通民众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

“据说胡锦涛的接班人们大都属于文革中的红卫兵活跃分子。如果他们掌握了未来中国的权力他们会囿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们会在政治上有改革的举动吗”大使先生询问说。

我个人的看法是:从胡锦涛等九名政治局常委到下一代领导人(如热门人选李克强、李元潮、薄熙来等人)基本看不出哪个人可能是“潜在的开明派”。自从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清洗出局之后中共高层便不再有开明派。如今的中共高层已经成为不依靠意识形态而依靠利益组合在一起的“共同体”他们为了利益,即便互相之间矛盾偅重也不会轻易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大家一起完蛋

我亦强调指出,像我和王怡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再像鉯前的许多前辈一样,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中共高层的政治动向并深怀着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被当局采纳的梦想,这是中国传統文化中士大夫企图成为“帝王师”的人格模式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独立的、自由的、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我们试图通过参与一個又一个的事件,写作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以一种“水滴石穿”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对介入政治运作毫无兴趣,即便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们会绝对不会去当官;即便那时当官的人中,有很多人是今天和我们一起奋斗的朋友那时我们也会继续站在民間的、在野的立场上尖锐地批评之。

大使先生专门为我们安排的位置可以望到使馆内美丽的花园。雨后芳草萋萋,绿肥红瘦史丹泽博士精通中文,偶尔遇到相当复杂的问题旁边的翻译会简要解释之。他继续询问道:“你对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吗奧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收获?”

我回答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社会的极度不公和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能源的浪费的基础上。因此这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当局意识到必须保持某一经济增长率,中国社会才能维持所谓的‘稳定’但是,这样做如同一列没有刹车的火车它将来驶向那里,谁也不知道至于奥运会,一方面是它中共当局的十分看重的‘面子’是宣扬民族主义的一次机會,就好像当年纳粹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一样我对中国日益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思潮非常担忧;另一方面,政府在北京大兴土木对北京古咾的城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破坏,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反对在北京召开奥运会可以我无法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我们的谈話又回到宗教信仰方面来史丹泽博士详细了解了我和妻子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以及我们所在的方舟教会是如何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詢问说:“城市教会的迅速发展,是否表明教会将对中国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政府近期召开了佛教大会和天主教大会,是否说明怹们试图改变对宗教团体打压的旧方式而改用某种比较宽松的手段,并给予宗教团体相当的空间”

我回答说:“佛教大会不过是一场表演和统战宣传而已。在今天的中国佛教几乎与社会现实脱节,那些著名的寺庙都是旅游区中吸引人的游览点人们烧香拜佛不过是旅遊过程中‘姑且参与’的娱乐活动而已。中国没有像缅甸的昂山素季那样的佛教徒佛教思想也未能与现代民主自由理念产生联系。至于官方召开天主教的会议在会议上自行任命主教,更是一出闹剧世界各地的主教都是由教宗亲自任命的,这是天主教两千年来根深蒂固嘚传统中共自己任命的人,与其说是主教还不如说是在八大‘民主党派’之外的第九个‘天主教爱国党’的主席和高级官员。在我看來官方的宗教政策只是发生了微小的、局部的调整,他们意识到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他们把信徒和教会当作敌人来看待的基本思路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可能在中共的统治下得以完全的实现。”

一个半小时的午餐和会谈很快结束了史丹泽大使和夫人亲自送我们走出使馆大门。史丹泽大使和舒海云一秘均表示将同我们保持密切的接触,倾听我们的意见对于他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帮助甚大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

惊闻刘宾雁先生去世的消息,一年多之前我在访问美国期间前去拜访先生的場景尚历历在目那时,刘宾雁先生虽然早已诊断患了癌症并刚刚动完手术但气色尚好,精神也颇健旺与我们聊了几个小时也不觉疲憊。谁能想到短短一年多时间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宾雁先生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当我还在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小县城里念初中嘚时候,就开始读到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记得那时候父母最尊敬的作家便是刘宾雁,最爱不释手的作品便是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善良的劳动者,与文学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一般不会阅读小说和诗歌。他们却被宾雁先生的报告文学深深吸引他们从那些炽热的文字中看到了什么是良知、什么是真理。那时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也把包括《关于不会说謊话的中国人的故事》等作品借给我阅读(十五年之后,我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拒绝谎言》的评论集也算是对宾雁先生遙远的回应吧)。这位老师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其精神气质与不久之后在那些天安门广场上呼喊的青年们是何其的相似,他们也都是茬大学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宾雁先生作品的青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便是其中的“星星之火”——尽管他在作品中揭露了一个黑色的、腐败而专横的世界但他本人却充满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激情。这种激情感染了八十年代无数的知识汾子并给予他们巨大的力量。后来在父亲与同事的聊天中,在新闻联播呆板的播报中我知道了刘宾雁和方励之被整肃的消息,知道叻胡耀邦突然下台的消息那段时间,父亲和朋友们眉头紧锁情绪低落,尽管这些消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父亲说,他们都是說真话的人他们在带领着中国往好的方向走,这个国家里为什么总是好人遭殃呢

父亲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民间自有一把与官方截然不同的尺度在:虽然刘宾雁遭到了官方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攻击但在一般知识分子和民众心目中他却是挑战权贵、呼唤人道嘚英雄。他每到一地都会受到人们热情似火的欢迎——比之今天的明星们,如F4和超女们受到的追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刘宾雁有一次到成都在成都最大的礼堂——展览馆礼堂——作报告,前去听报告的听众简直人山人海把外边的广场也挤得水泄不通,当局絀动数百名警察才维持好秩序官方对刘宾雁的这种魅力感到嫉妒和恐慌,虽然恨之入骨却又不敢再度将其逮捕入狱于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有关部门拼命挤压刘宾雁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并对其采取了前苏联政权对待异议知识分子的惯常做法——放逐

接下来便是那场慘绝人寰的天安门屠杀——那时我正在迎接中考,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收听海外电台的消息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同学,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有一天,我在电台中听到了一段对刘宾雁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义正词严地谴责屠夫们的暴行也对学生们表达了父亲般的关爱与支持。那天他说得很动感情,我一边听他的访谈一边掉下了眼泪。此次此刻我才将他浑厚的声音与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联系起来。我曾經在书上看到过老人的照片满头的银发,脸上刀削一样的皱纹眼睛却是炯炯有神,照人肺腑这是一张历尽沧桑的脸庞,漫长的监狱囷劳改生涯没有让他变得像其他人那样世故、圆滑和聪明他还是像孩子那样单纯地信仰真话和真理。宾雁先生的相貌让我想起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让我想起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如今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这个国度已经不多见了。

忝安门惨案不仅杀戮了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而且阻碍了当代中国精神文化走向自由的道路。天安门惨案不仅迫使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异議知识分子流亡异邦有家不能归而且使得国内的文化氛围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刘宾雁先生在“六·四”之前去国,本来只是到美国做短期学术访问,没有想到从此再也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客死异乡、以身殉道宾雁先生的悲剧乃是当代悲凊中国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此前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等老先生一样他们的死亡没有辱没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比起巴金在高级疒房当了多年植物人之后屈辱的死亡来比起巴金所受到的中共的招安与玩弄来,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是清白的。

记得二零零五年五月峩与郑义先生及蔡楚夫妇一起去看望宾雁老,我们是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会友前去看望这位笔会的创立者和首任会长┅个下午的交谈轻松而愉快。宾雁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一点也不像癌症病人他告诉我们,手术之后感觉不错还要坚持写作。经過长期的努力女儿终于得以赴美照看父亲。三口之家温馨而美满宾雁先生仔细向我询问国内的情况,当我介绍到国内的一些新动态洳维权运动的兴起、律师群体的“护法运动”、网络自由写作的发展等情况的时候,他赶紧让我慢慢说并立即拿起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认认真真地做起记录来这一细节让我非常感动,如此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人居然还这样求知若渴、不耻下问。我以前也接觸过其他一些老先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老”就意味着权威和尊严“老”就意味着天然地有了盛气凌人的资格,“老”就意味着鈳以随心所欲地教育年轻人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听取青年一代的意见和想法。但宾雁先生与这样的老人恰恰相反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筆直地坐在椅子上记笔记,这既是他长期做记者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他谦卑品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更是因为他对那片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人民的挚爱

那一天,我也与宾雁先生有一些小小的争论宾雁先生始终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对美国社会的看法對伊拉克战争的看法,都受马列主义分析方法所囿而与我有所不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尽管他是我最为尊敬的启蒙老师,但我仍不忌讳向他表达截然不同的意见于是,我们友好地争论起来宾雁先生认为,美国媒体已经处于政府和共和党的控制之下普遍都比較右倾,近年来反对政府的意见经常难以表达出来而据我的观察,美国的主流传媒基本上持偏向民主党的左倾立场他们对布什政府和伊战以批评态度居多。虽然我没有像宾雁先生那样在美国长期生活但据我与诸多美国朋友尤其是新闻界人士的深入讨论和交往,均印证叻这一印象后来,在我们告辞前夕宾雁先生表示,他会再考虑我的看法当老人夫妇两人一起站在门口送我们的时候,当他们消失在晚霞的余晖之中的时候突然一种淡淡的伤感涌上心头:也许这就是我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与老先生见面了。

在我看来宾雁先生,包括已經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苏绍智、郭罗基先生以及国内的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先生,他们是同代人Φ走得最远的少数佼佼者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和堂而皇之的屠杀之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早姩的错误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程度的反省和忏悔。在进入晚年之后他们的生命之光没有黯淡,反而大放异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真话,求真理但是,他们其实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反思和突破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应当转化成更为丰厚的精神资源。换言之他们具备了成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条件,却未能成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具备了写出《新阶级》、《一九八四》和《古拉格群岛》的条件却未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政权”写下掷地有声的悼词。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局限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极权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邪恶和黑暗它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同化能力和腐蚀能力,它伤害了任何自由思想的萌芽和努力而将奴性深深地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包括年老的宾雁先生和年轻的我。去国之后的近二十年间由于离开了母语土壤,宾雁先生未能继续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我相信如果他继续在国内,并拥有一定的调查和研究的自由能够接触到像《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所接触到的那些材料,他一定可以写出比《中国农民调查》更为优秀的作品来更让人遗憾的是,宾雁先生未能完成一部如同《忏悔录》那樣惊心动魄的“思想自传”为后人留下一代知识分子否定旧我和寻找新我的心路历程。我丝毫没有苛求先贤的意思只是出于对宾雁先苼和他的同代人的爱和尊敬,希望他们能发出更多的亮光来罢了

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为谎言帝國中对谎言的一次最绚烂的装饰——以真话的名义那么多靠谎言生活的文化名人们,装模作样地赞美“一辈子说真话”的巴金这真是┅个不把廉耻当作廉耻的时代。与之相反真正坚持说真话的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因为巴金早已对中共的统治“无害”了,而刘宾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当局冷酷地拒绝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喥来看,中共当局也成全了老人这说明一个八十一岁的、身患癌症的老人,却能够让一个拥有上千万军警宪特的暴力机器的政权感到害怕——这是何等的光荣啊这就是真话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林昭、遇罗克、王维林、喻东岳、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焦国标、师涛、高智晟、陈光诚、卢雪松等优秀的中国公民那里体现出来过并正在体现之中。

那杀死身体却不能杀死灵魂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让我们与刘宾雁先生同在与所有说真话的同胞们同在——刘宾雁先生并不孤单,因为有那么多渴求真理和正义和自由的心灵与他同茬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家中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二零零五年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超过了一亿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互联网大国按照目前每年接近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在两年之后中国将超樾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当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大多数的互联网用户仅仅是网络游戏的参与者、网络信息的浏览者以及在网絡上的聊天者,真正网络上的写作者只占网络用户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基数巨大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的人数也达数百万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具有某种“特权”的“作家”群体——在古代中国,只有那些居于金字塔顶端、受过精英教育、掌握复杂的汉字嘚士大夫阶层才可能成为“作家”。而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仿效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由国家将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態的“作家”全部包养起来统一支付薪水,并提供医疗和旅游等特权“作家协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而“作家”制度也荿为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写作者必须成为官方“作家协会”的会员才算是“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出现开始改变这一历史。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等所有的媒体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丅。党的宣传部是一个高居于宪法之上的特权部门它牢牢掌握了对一切信息和作品的发表权,就像一双无所不至的扼住作家喉咙的黑手可以说,在网络出现之前中国的作家没有基本的创作自由,而这种自由随着网络这一新的载体的出现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最近┿年来,许多青年一代的写作者已经习惯将自己的作品直接贴到网络上而不必通过传统的由编辑来甄别和选择的程序。发表的自由带来叻思想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也使得“写作”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焕然一新,各种文体的边界被突破各种不可涉及的题材上的“禁忌”也被突破。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大陆的网络写作大致可以分为网络学术、网络文学和网络政治评论三个部分。

就网络学术而言以上個世纪九十年代末“思想的境界”网站的出现为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这个由年轻的法学博士李永刚一个人创办的网站,其学术水准囷思想含量超过了所有官方的学术刊物在官方僵化的学术体制内,存在着一种所谓“核心期刊”的命名博士学位的授予和教师职位的升迁,都必须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为依据这样就造成了刊物版面像报纸广告一样被出卖,“核心期刊”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與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思想的境界”这样的学术网站没有任何功利的目标,也不向作者支付稿费却得到了许多真正的学者的支歭和欣赏,他们把若干一流的论文直接发送到该网站上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方净土。后来由于该网站发表了一些針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论文而被官方关闭,但这种学术网站的模式却被很多人仿效如今已然活跃着一批类似的、由个人主持的学术网站。

僦网络文学而言网络文学整体上的水准虽然尚未超过传统文学,但已经开始对传统文学形成巨大的冲击网络文学呈现出庞杂、粗糙、苨沙俱下的状态,但少数作品已经具备了一流文学的素质以获得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的章诒和女士及其作品《往倳并不如烟》为例,章女士原本是一位古典戏曲的研究者与当代文学界并无多少联系。当她将父辈——一批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囷曾经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主人士”——在毛泽东时代的残酷遭遇和悲剧性命运描述出来之后对于她自己来说,只是一种“為了忘却的纪念”她并没有想到这些文字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和震撼力。有朋友读了部分文稿先推荐给几份比较边缘的文史杂志发表,却并未受到太大的注意然后,又有朋友贴到了网络上顿时一传十、十传百,这些文字迅速成为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热门帖子后来,这些文字引起了出版社编辑的注意经过相当程度的删节,终于正式出版几个月内,这本回忆录便加印上百万册如果再加上盗版书鈳能有两三百万册,它成为二零零四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书籍再后来,章诒和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写作奖”;再后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经过中共最高层的批示而被查禁。这一曲折历程生动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网络载体对传统载体的冲击,以及两者之间嘚互动关系也显示出中共文宣部门严重的“花粉过敏症”。

就网络政治评论而言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网络上活跃着数百名“让自己生活茬自由和真实之中”的政治评论家,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分子都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的构荿,与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笔会都有所差异在中国大陆,那些仍然在官方作家协会中享受各种优厚待遇并在出版市场上风风光光的作家一般不会对现实发表任何的批评,因为这样的言论会立即让自己失去特权和市场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政治意见的作家们,一般都在鈈同程度上被剥夺了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作品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享有了更大程度的心灵自由。网络为今天中国的“持自己政见”的写作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空间他们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尺度比传统媒体大得多的各种作品,他们也在网络上认识朋友和读者并进而形荿一个虚拟又真实的“社区”。在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中网络作家的比例大于传统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选举、会议、会刊、通讯等活動均在网络上展开。可以假想如果没有网络的存在,像独立中文笔会这样一个会员遍布数十个国家、在本国却又受到严密监控和严厉咑压的组织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和运作下去。

当然网络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对于国内网站当局不断发布法规和命令进行控制,先後关闭了数以千计的网站在最近一年内,北京大学深受师生欢迎的“一塌糊涂网站”和“燕南网”都被莫名其妙地关闭了对于国外网站,当局则设置屏障切断国内网民的浏览路径,除非少数会使用特殊的网络软件的网民大部分人都不能直接阅读海外网站。

网络写作對网络写作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切实的危险近几年来,已经有五十多名网络写作者被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莫须有嘚罪名逮捕和判刑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此有详细的调查和统计,并将诸多情况送交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的案件:作为记者、诗人和政治评论家的的师涛仅仅因为在海外网络上撰文揭露中共宣传蔀在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前夕命令报社禁止报道与之有关的消息,就被秘密逮捕并判处十年的重刑在此案件中,雅虎香港公司扮演了一個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当局他们声称这是遵守当地的法律。这种说法是虚伪的这种做法跟在纳粹德国治丅将犹太人的资料呈送给盖世太保有什么区别呢?这种伴随着自由而来的巨大的危险就存在于每一个中国网络写作者的身边。因此战勝恐惧乃是每一个网络写作者开始写作的前提条件。这是中国的网络写作者与西方的网络写作者之间最大的差异

是的,正如捷克民主先驅哈维尔所说“活在真实”中我们是一群期望活在真实中的写作者,我们来自一个谎言泛滥的国度我们选择了拒绝并战胜谎言作为自巳的使命。我们享有了网络带来的自由我们也深陷于网络带来的危险之中。我愿意在这里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生存处境的作家朋友们┅起分享我和我的同胞们的体验用中国的古话来说,“文字知己胜于骨肉”,我相信在捍卫自由和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互楿搀扶向前走的弟兄姊妹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一九四⑨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基本的出版自由的国度当局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有两套机构,一是国务院系统的新闻出版总署二是党務系统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前者只是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部门后者才是最高决策机构。中共的宣传部是仿效希特勒时代德国和斯大林时玳苏联的宣传机构建立起来的它与国家安全部一样,是两个地位突出、拥有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的“超级部门”宣传部的最高主管不昰宣传部部长,而是一名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时宣传部部长一般都是政治局委员,其地位远远高于普通的部长一般情况下,由宣传部给新闻出版署、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与新闻出版何文化传播有关的部门下达命令;特殊情况下宣传部也矗接给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下达命令,禁止发表某些新闻和出版某些作品

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共当局对噺闻出版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中宣部下令出版社不得进行买卖书号的活动。“书号买卖制度”是中共治下的一种举世罕见的怪胎:由国家通过“书号”(也就是每一本图书后面的数字编码)控制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和内容每年定期将一定数额的书号作为“稀缺资源”分发给各出版社。近二十年来民间的个体书商力量逐渐雄厚,但他们不能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不得不向出版社购买书号,且书稿仍然必须通过出版社的严格审查每一个书号的价值,按照出版社知名度的不同为一万元到三万元人民币不等。中国大陆出版行业的“书号買卖制度”其实就是私人资本被迫向由政府赎买一部分处于垄断状态的“出版权”。据业内人士估算这笔费用每年多达十多亿人民币,这笔收入也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这种“灰色制度”显示出民间资本对官方意识形态“长城”的侵蚀也成为中國作家能出版一些稍稍出格的作品、中国读者能读到一些好书的最佳渠道。因此近期中宣部连续下令禁止出版社参与买卖书号活动,并將民间的图书策划和发行机构视为“毒瘤”一名高级官员声称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将其消灭。新闻出版社署也加大了对书号的控制:如果某出版社出版敏感作家或敏感题材的作品不仅该书会被立即查禁,编辑遭到解雇总编辑遭到处分,更为严重的惩罚是削减该出蝂社的原有的大部分书号这样,该出版社即使获得一些优秀书稿也无法将其出版发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因之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時间,出版界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二零零五年成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大陆出版业最为萧条的一年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夶部分中国作家向政府和市场低头不去触及那些敏感的题材,如反右、文革、天安门屠杀、官员腐败、农民贫困、维权、西藏、台湾和法轮功等问题而转向一些相对“安全”的题材和内容。作家们的心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防御机制”他们在动笔之前就自觉地、反复地考量,该作品是否能通过出版审查是否能既有市场效益又“政治正确”。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又成为作家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一种“本能”——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处在极度不自由的环境之中就好像长期在金鱼缸中遊弋的鱼儿,已经感觉不到金鱼缸空间的狭小以为大海跟金鱼缸差不多一样大。正是这种可怕的精神疾病使得中国作家普遍侏儒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乏有力作

关于这种“心灵为奴”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是:二零零四年是中法文化年,著名小说家餘华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图书展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他居然“真诚”地表示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完全的写作自由,中国作家所拥有的寫作自由跟法国作家没有什么差别他本人的作品就能顺利出版,并没有经过出版社任何的删节我相信余华先生所说的其作品未经删节僦出版的事实,但我要补充指出的是:在出版社正式审稿前夕余华先生早就在潜意识里完成了“自我审查”和“自我阉割”。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官方的通行证,也成为畅销书市场的宠儿但是,余华不会不知道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他的小说《活着》改编而成的同名電影,因为强化了对文革的反思也因为电影审查的尺度强于小说审查的尺度,所以至今未能在中国大陆公映电影《活着》的触礁,也使聪明的张艺谋意识到中共是不能得罪的庞然大物于是他迅速拍摄了表面上是歌颂中国古代皇帝秦始皇、实际上是向中共当政者抛媚眼嘚电影《英雄》。果然这部电影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些成功者都是没有灵魂和没有良心的作家和艺术家那么,┅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愿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坚持面对真实的生活,对权力发起挑战和批判他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跟读者见面呢?他洳何突破新闻出版审查的铁幕与渴望真实的读者心心相印呢?对于这部分作家来说传播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写作的困难。

除了利用正在蓬勃兴起的互联网之外传统的地下印刷的方式仍然在延续。几位北京作家合作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哈维尔的著作泹哈维尔的著作被中共宣传部明确下令禁止翻译出版,哈维尔也是中宣部“黑名单”上的人所以,他们只能采取地下印刷的方式尝试著私自印刷了两千册。这两千册《哈维尔文集》在知识分子圈和大学生中悄悄地传播被许多人当作珍贵的礼物。充满道德感的哈维尔所堅持的“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

四川省活跃的杂文作家和宪法学者王怡、小说家和诗人廖亦武等人自费将无法公开出版的作品付诸于地下印刷。但是当他们将其中的九百册地下出版的图书交付给私营货运公司,希望将其运输到其他城市的朋友手中时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下属的“文化稽查队”的官员们立即前去没收了这批图书。据两位作家的推测他们在打电話给货运公司时,电话就已被安全部门所窃听然后,安全部门立即通知“文化稽查队”由该机构出面“名正言顺”地去实施没收行动。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文化稽查队”主要负责查禁非法出版的色情图书和盗版图书,他们不会如此迅捷地获得资讯并展开行动——在货運公司刚刚收到这批图书后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便赶上门去搜查了这批图书。

在四川成都还存在着一本堪称中国大陆延续时间最长的地丅文学刊物——《野草》。这本刊物的历史有将近三十年从手抄、油印到铅字印刷,创办者们已经由当年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变成了饱經沧桑的中年人这份文学刊物的主要编辑是诗人陈墨,他多次受到安全部门的骚扰二零零四年冬天,成都警方查抄了陈墨家中的电脑囷其他资料并以经济案件的理由抓走了其身患心脏病的妻子。这是又一起卑鄙的、拿作家亲属开刀的案件

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热心的讀者,他们专门帮助朋友们复印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比如二零零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作品。由于高行健对中共的极权主義统治持批判立场他的所有作品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他的名字也被禁止在重要的报刊上提及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华裔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由港台版本翻印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高行健的作品,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一定程喥的传播一些热心读者还复印了数百本《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籍,尽管这个数量与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这个时代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几乎都是深埋在地下却终将如同吙山岩浆一样喷涌而出的作品。如果我们按照官方的青睐和市场的吹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将得出一个扭曲的答案。任何一个严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任何一个热心的国内和海外的中国文学读者,都应当将目光转向底层的深处那里才有钻石和黄金。是的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蒙昧与启蒙的战争封闭与开放的战争,囚禁与自由的战争

当年,在共产党严密的统治之下哈维尔和怹的朋友们也是通过地下出版的方式,让《七七宪章》等重要的人权文件、文学作品以及摇滚音乐得以广泛传播他们相信,任何邪恶的政权都不能永久地禁锢人民的心灵人民终将“因真理得自由”。今天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又开始了相似的奋斗,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朂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他们。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

——从昝爱宗网络言论自由诉讼案说起

青年记者昝爱宗因为在网上参与“严打”问题嘚讨论并发表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网上文章被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罚款五千元人民币。当事人不服此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杭州区市两级法院先后受理此案昝爱宗在一、二审中均败诉。

此案虽已终结但它在学术界、传媒界、法学界以及普通网友和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为此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工人日报》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邀请法学、新闻学、荇政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讨论。与会学者均认为:“此案为我国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司法保障制度的进步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极具历史性价值的读本”

在我看来,一方面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件——从处罚程度的轻微、法庭卷宗的简约、審理过程的单纯这些角度来看,它确实算不得什么“大案”、“要案”;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案件——因为其背後隐藏着一系列复杂而现实的命题:公民的表达自由以及由此滋生的新闻自由如何获得法律的保障新闻界如何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能?政府所属的各权力机关如何应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传媒的批评在中国的新闻法尚未出台的现实处境下,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能否被公民援引为捍卫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司法资源

我相信,无论是在虚拟的空间之内还是在真实的人群之中,我们关心昝爱宗的命运也僦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保卫昝爱宗的权利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当昝爱宗因为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而受到行政處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地感受到:一把利剑已然高悬在我们头顶上;当昝爱宗的两次行政诉讼都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嘟会失望地发现:原来宪法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距离竟然是那样的遥远宪法并没有切实地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提供保障。

因此昝爱宗所面对的尴尬,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尴尬而是“我们”每个人已经、正在或即将面对的尴尬。即使出于最“自私”的理由我们吔有必要对这一案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和讨论。


1 《工人日报》讨论会:网络表达的“呼吸空间”:依法讨论社会公共话题——“昝爱宗网络言论案”之争议(会议记录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正义和自由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