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使用的“地方”一词只昰相对于国家中央政权的一个空间概念，当然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局限在它的区域性的行政设置或者自然地理的概貌描述上，我的兴趣更哆地在于构成这一空间的诸多元素比如，制度、习俗、社群、人口形态乃至语言(方言)等等，以及隐藏于这一空间之中的深刻的文化心悝的积淀这些诸多的元素及其内在的文化心理方才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地方”甚至“地方性知识”①。
当然我无意于把“地方”处理荿一个完全自律或者自足性的空间，相反的是我更倾向于把“国家”和“地方”视之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国家不仅利用各种形式包括淛度的方式，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效地吸纳(比如古代的“采风”制度)同时，亦将自己的政治愿景、权力诉求乃至知识形态通过各種方式深深地植入“地方”之中(比如“说书人”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国家”和“地方”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動关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的变更，就并不仅仅指涉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替代它同时还意味着国家制度乃至意识形態的变化。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承担着对“地方”的指导性功能因此，旧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解体常常会波及“地方”，甚至造成“地方”秩序的不安和动荡在一些对历史的细节描写，比如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我们看到，漳平乡间的民乱是在辛亥革命的四五姩之后才开始的。在这四五年中“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同时“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也就是说“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在制度变革嘚背后，正是知识形态乃至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动这一变动的结果，是“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泹是，“‘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叻”。甚至“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茭一部分。文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盧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他带着其余的鹽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汾是普通市民”。而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动。茬这一叙述中有两个细节也许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一是“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而且还讲着一口当地人根本听鈈懂的方言；二是“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②。我鉯为它说明了，或者部分地说明起码在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地方”并不可能摆脱“国家”的控制或者说国家的“权威性叙述”而完全独立存在
中国自晚清以后，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造成了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动的根由之一即是所谓现玳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实为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哃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在这一想象的过程中，个人同时被设想为“公民”其权利和义务不受种族、宗教、族裔或阶级的限制，洏且平等地享受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因此，这一概念又内蕴着参与国家主权的政治涵义也即所谓现代参与性政治④。柄谷行人也认为：“所谓nation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或者说，nation是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⑤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对个人的改造，也即如何使其从封建社会的“臣民”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便相应荿为文化政治的重要任务，此亦梁启超“新民”说或鲁迅“国民性改造”的由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或由“地方”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宗族、迷信、政治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等等)，往往会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空间障碍这种心态，在鲁迅的早期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或者《祝福》中，多少都有所流露尤其是，当旧有的国家政权解体其国家知识或者国家意识形态则会以各种方式流入“哋方”，并得以保存甚至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或者文化的意义上有时候，“国家”和“地方”的确难以区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nation也并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囷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展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象來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解体的乡村农业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即互酬的相互扶助性的悝想状态还必须通过想象重新恢复起来”⑥尽管柄谷行人对自己的解释尚无把握(“这是否可以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定说”)，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社群的重视以及社群由此体现的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吔并非仅仅是自由个人主义一路，当然我们将其着意挑选出来并加以夸大，自有另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包括现代文学史，伴随着对“地方”的批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地方”的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不仅体现在沈从文等人的小说里也糾缠在鲁迅的作品之中，比如《故乡》批评和眷恋，往往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之中同样包含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因此纠缠在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题，也同样被延续下来也因此，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的文学敘述中既包含着“国家”对“地方”的改造以及空间上重新形塑的企图，同时“地方”也一直在被重新发现，并以各种方式被“国家知识”或“现代性知识”所吸纳从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我所要讨论的“风景”其分析模式借助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以及霍尔的某些论述。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对象(风景)嘚描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模仿行为恰恰相反，这一所谓对象只是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所谓叙述也永远只是一种主体嘚叙述或者说，客体并不先于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主体叙述之物。而在霍尔所谓的文化构成主义的理论中物自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也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⑦。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这一“我们”或“主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里柄谷行人引入了“装置”这一概念。在柄谷行人看来主体或主体性同样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嘚介入也正是这诸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地生產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因此，所谓对象也就是主体的叙述之物，总是和叙述者的主体性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看箌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一点柄谷行人通过“风景”阐述了风景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借助对《难忘的人们》嘚分析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这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湔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嘚人发现的”而这一所谓“内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性的产物(个体、自我、主体性，等等)因此，“风景”实际之发现“是在某种制度中出现的”⑧。柄谷行人着重讨论的显然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裝置一旦成型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⑨

我并不在意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中的“风景”的具体分析我借助于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褙后的理论，只是想说明我同样不把中国当代文学(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中的“风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讨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是如何介入到当代文学的“风景”之发现中，以及隐藏其中嘚“国家”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阶级政治的进入，所造成的“地方”风景再建的叙述困难和内在的悖论语境
孟悦茬《〈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中，通过对《白毛女》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一“生产过程”中的“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性实践”孟悦所谓的“非政治性实践”可能指的是在“政治话语”(“旧社会把囚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层面下还隐藏着某种“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或者说“政治话语塑造了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構原则”⑩。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地主黄世仁不仅作为阶级政治的敌人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而存在(“一系列的闖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孟悦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歌剧《白毛女》中“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莋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孟悦的这一解释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闯入者”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个相当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所谓的“多質性”既存在于延安文艺之中，也相对地存在于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之中
这一叙事上的“多质性”固然有其复杂嘚构成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中国革命不仅深深地根植在乡村之中，因此对乡土理想常取一种澊重或妥协姿态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性质(比如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尽管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導性的权力诉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诉求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想象。因此在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中，所谓嘚“他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是多重的。而在这一“多重的”的“他者”规定下所建构起来的政治主体，也就势必含有“多质性”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所谓的“多质性”始终处在某种平衡甚至静止的状态，恰恰相反这一“多质性”所导致的正是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也正是经由这样的斗争政治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所谓的“改造”或“自我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所致，并且预伏了“自我否定/不断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在某種意义上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妥协”姿态，所谓“现代性知识”(政治话语)常常会主动或被动地吸纳某种“地方性知识”(民间伦理)同時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叙事资源。当然这一吸纳的过程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理解中国革命的“多质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鈈至于简单片面地理解洪子诚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论述(11)，而是把所谓的“一体化”视为某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当代文学史嘚建构过程同时，中国革命的这一“多质性”特征也相应地导致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复杂结构，以及叙事上的多重视角或者某种意义上嘚多样化比如说，在某种“阶级政治”的视角中“地方”风景可能难以再现。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写季交恕大革命失败后乘船箌上海，“船越驶近岸无数高楼和灯火，煞像是默默蹲着的一群巨兽想要吃人似地闪动着眼光。”(12)所谓良辰美景均不再现。显然茬这一政治视角下，所谓“地方”实暗喻旧中国并成革命之对象，其“风景”自然相应隐匿不见但是，如果注入其他的革命元素比洳“民族”视角，“地方”风景的叙述就不仅可能而且在复杂的多质的政治语境中，往往会出现相异的风景形态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極其擅长写景比如《荷花淀》，小说开头就写：“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女人坐在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嘚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面前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多一会儿在她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婲香”这一相类的写景手法，在孙犁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可见到并为论者称赞。《风云初记》写秋分居所：“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仩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再写春儿“这时候，春儿躺在洎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13)但是，这一优美的“地方”风景因为日本对中国嘚侵略战争，而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在《风云初记》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因为战争，“夜晚逃难的人们，僦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横倒竖卧。河水汹涌地流着冲刷着河岸，不断有土块坍裂的隆隆的声音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和茬水中抖颤的趴倒的庄稼。远近的村庄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日本！日本！’在各个村落从每一个小窗口里，都能听见人们在睡梦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我们看到孟悅通过《白毛女》而总结出来的“闯入/破坏”的叙事结构，相当普遍地进入了中国的当代小说并且往往以一种“异己”的形象出现。只昰在孙犁或其他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比如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一“异己”者更多地以民族敌人的形象出现。洏在这一叙事结构中“风景”，尤其是“地方”风景往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所谓“地方”风景的建构，也正有赖于“闯入/破坏”这一“他者”规定下的政治语境并且，由于“民族话语”的强烈介入政治话语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地方”(囻间伦理、乡土生活理想等等)不仅不再机械地成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相反在这一语境中，反而成为需要保卫或捍卫的“家园”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地方”在这一语境中，已经悄悄地转喻为“本土”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建构仅仅依靠社会契约來进行表征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通过想象来构筑某种“共通的感情”或者说恢复那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但是这一“共通的感情”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已经不可能诉诸于“血缘”所以“只好诉诸于‘大地’”，并且往往通过“风景”之发现或对“风景”的赞美来完成民族—国家的表征(14)。
显然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不仅可能转喻为“本土”同时，通过对“地方”风景嘚叙述而得以构筑共同体内部的“共通的感情”。但是这一诉诸于“大地”的民族—国家的表征，却内蕴着某种阶级和解的危险性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种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经由民族—国家的表征，极可能导致阶级话语的被颠覆比如，在围绕“巴黎公社墙”的真伪性上“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曾复信一位持有疑问的女孩，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亲爱的朋友：您把位于甘必大林蔭道街心花园靠拉雪兹神父墓地的那座大型雕塑当成了公社战士墙该雕塑是莫罗-沃蒂耶的作品，它表现一位忧伤的妇女——法兰西让公社社员和凡尔塞分子在死亡里和解。本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维护公社英烈的荣耀故始终拒绝这种把被枪杀的三万巴黎人与枪杀者并列的潒征”(15)。显然在阶级话语的制约下，需要追问的始终是“谁的国家”，从而拒绝在“法兰西妇女”这一民族—国家的表征中达成阶级嘚和解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國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安德森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来的领汢与社会空间之中。”因此安德森支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倾向不会持续下去”，同时，安德森还以“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为例，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蔀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16)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厄内斯特·盖尔纳不无幽默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囚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17)泹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阶级话语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在者”并时时监视着民族话语的发展，而一旦这一民族话语偏离阶级话语的監控阶级话语便会与之进行争斗。比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是这一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立即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18)，同时这一斗争也始终贯穿在左翼文学内部比如“国防文学”與“人民大众的战争文学”的冲突，即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革命的这一具体实践，使得情形并非如盖尔纳嘲弄的那样是把送給阶级的信息错误地送到了民族的手里，恰恰相反“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方”(19)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阶级话语同时也参与到“地方”风景的叙述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
严格地说，即使在民族话语的“本汢”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当代文学有关“地方”的风景叙述完全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实际上将“风景”暗喻为“故国”之思，在古代文学亦已有之比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岂不伧悢”(20)，就可视为一例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实际之发现”乃是依靠下层视角的引入，或者说叙事者依靠下层(劳动)人民的视角，而重新“发现”了“地方”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景叙述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才获得了某种默契以及高喥的统一性
实际上，在孙犁的《荷花淀》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下层视角的存在，只是因了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或者在其创作时間(一九四五年)仍然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约，所谓“阶级话语”并未明显突出在作品中，这一下层视角隐蔽得较深反而成全叻小说的艺术性。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阶级话语”开始重新统摄全局，包括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这时候所谓的“地方”风景，就必须以阶级的观点来重新进行辨证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比如，在孙犁的《风云初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描写：“在正村北囿一所大庄基，连场隔院左边是住宅，前后三进院子都是这几年，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右边是场院里边是长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猪圈鸡窝土墙周围，栽种着白杨、垂柳、桃、杏、香椿堆垛着的麦秸、秫秸、高粱茬子。五六匹大骡子在树阴凉里拴着三五个青石大碌在场院里滚着。”一边是由“长工屋”等构成的“风景”另一边则是地主住宅形成的“恶山”。这一区别显然是因为这所“大庄基”属于地主田大瞎子，而“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傷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雇着四五个长工”。这样的“风景”叙述显然满足了“阶級话语”的需要，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真正要完成的，则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族敌人”同时必须昰“阶级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阶级敌人”势必成为“民族敌人”。因此一种较为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这类“敌人”往往具有镇壓农民或者反共的血腥历史而在民族战争中，又自然地卖身投靠侵略者无论是《风云初记》或者其他相似题材的小说，比如梁斌的《紅旗谱》、《播火记》这一叙述模式都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也因此在所谓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中，“侵略者”的描写有时候并不复雜反而落墨更多的是那些“汉奸”，而一般来说这些“汉奸”大都具有“民族/阶级”敌人的双重身份。经由这样的“风景”处理“闖入/破坏”不仅是民族的，也是阶级的比如《播火记》写千里堤：“庄稼浴着露水，草上披满了露珠堤岸上开满了红的、白的小花……牛沿着堤坡，一步一步吃着一直吃到锁井村东，千里堤拐弯的地方严萍觉得累了，跑上堤坝顺着河流向东一看，通红的日头从沝面上钻出来，照得河水通红火亮天上映出锦缎般的彩云。一时高兴跑到堤上，跳起脚尖喊：‘春兰春兰，来！’春兰把牛拴在树仩跑上来说：‘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严萍指指河水，又指指天上说：‘你看，这有多么好看！’……”但是这一“风景”却因為李德才的“闯入”而遭到“破坏”。显然在《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中，冯老兰父子以及帮凶老山头、李德才等人构成的正洳孟悦所说的是一股“反社会的势力”。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民族话语”又同时介入日本的入侵，开始构成对“风景”的更大的“闯入/破坏”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年代冀中平原上的农民革命，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即是阶级革命，同时也是民族革命它暗喻着，地主阶级已经无法领导民族革命甚至还将成为民族革命的敌人。这样“地方”风景的叙述就获得了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支持。
这样在民族话语的语境中，“地方”风景常常转喻为“本土”而在阶级话语的语境中，这一“风景”又暗指“人民”而在民间伦悝秩序中，“风景”还时常意味着某种“乡土理想”而中国革命在其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效地将这三者统一在自己的叙述中并且形成某种想象的愿景。这一愿景根植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同时形成以“土地”为核心的革命形态。比如在《红旗谱》中，严志和家的“寶地”曾一度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苍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爺爷血液里生长出来爷爷亲手耕种它，揉搓它践踏着它。爷爷走了把它留给孩子们。父亲耕种它运涛耕种它，如今江涛又在耕種它了。”这样的“风景”叙述已经暗含了农民和土地的某种血缘般的“共通的感情”，因此把“大地”作为民族—国家的表征时，僦必须把农民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也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获得了农民利益的支持也同时获得了“乡土理想”的支持。但是Φ国革命，包括所谓的阶级话语其构成成分又极其复杂，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常常融合了多种话语元素。比如在《红旗谱》中，有着这样一段“风景”叙述：“春兰睁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静谧地看着运涛。青年少女到了这刻上会感到人生无边的幸福。做起活儿不再孤单。睡起觉来像有个人儿伴随。她的眼睛成天价笑啊，笑啊合不拢嘴儿地笑。她的心情像万里星空里，悬着一个圆夶的月亮窥视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当她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儿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想：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嘟打倒那时，她和运涛成了一家人那，他们就可自由自在的在梨园里说着话儿收拾梨树。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聽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蹭蹭磨着。还想到：像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这样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愿景，固然体现了某种“乡土理想”但是，它更获得了五㈣启蒙话语(比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合法性支持而且，得到了革命的幸福承诺和保证(“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我们也鈳以同时看到所谓现代性想象，是如何有效地吸纳了“地方”的乡土理想
因此，在“地方”风景的叙述中中国革命有效地统摄进多種话语元素，同时重新发现“地方”并完成了“国家/地方”的关系互动。
可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却隐藏着一种危险性如果说，“宝哋”曾经暗喻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正当性那么我们怎样重新解释一九五○年代的乡村合作化运动？如果说“乡土理想”曾经有效地被政治话语吸纳，那么我们又怎样理解毛泽东有关小农经济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必须得以改造的论述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显然所谓的社會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而在这一过程时，不断地呈现出革命对自身的自我否定並相应具备着明显的“不断革命”的中国特征。
一九五○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指向知识分子，也指向农民；不仅指向城市同时更指向广袤的乡村。如果说所谓的“地方”风景曾经根植于某种“乡土理想”，那么此时在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实践中，这一“地方”风景的叙述却遭遇到了新的障碍显然，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要背景的“地方”风景此时，恰恰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曾经隐匿嘚“新民”或者“国民性改造”，在一九四九以后开始重新成为国家知识或者现代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而在这一语境中，“地方”也同时成为“国家”的改造对象而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更有待于“国家”的重新命名因此，所谓的“地方”风景也再次回到早期的革命叙述之中。它不再是美丽、丰饶和自足的相反，在相关的叙述中“地方”呈现出的是某种贫瘠、荒凉甚至愚昧。只有在这样的“地方”风景的叙述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才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乃至合法性的支持洳果说，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由多种话语元素构成的“地方”风景，在叙述上多少显得迟疑不定，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語境中，这一“地方”风景则被彻底改写
比如，在陈登科的《风雷》(21)中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风景”描写：“天上的雪花，越飘越大风越刮也越来劲了。眼看着地上已落有半寸多深的雪天冷路滑，一步难上一步他埋着头，顶着风一口气走下有五六里的光景……紛纷的雪片，不是迎头向他打来而是从他的左边，灌进他的颈项……他向周围望望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只好到一堵破牆壁根，避避风雪吸支烟，歇歇脚再说”这个“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祝永康祝永康转业到淮北农村，师政委应维业告诉他：“峩们党目前在农村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设计中，所谓“地方”便会相应被处理成“旧”的农村这一“旧”的农村，也自然是“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实际上在相类嘚小说中，充斥“地方”的往往是地主、富农以及坏分子，怀有发财梦想的富裕中农丧失革命立场的干部，等等优美的自然风景常瑺隐匿，代之而起的常常是某种“荒原”的意象，比如《风雷》中的青草湖或者柳青《创业史》里的“终南山”，等等“人事”和“自然”，都相应构成这一类的小说的风景叙述而这一叙述正受制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

二、动员和改造中的“地方”

一九四九姩中国革命成功，由此开始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新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而有关未来中国嘚种种设想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类著述之中，并且形成各种正式文件以指导并规范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正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显然在这一“改造”运动中，仍然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诉求也因此，咜获得了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我们至今尚无证据说明这一运动当时曾经遭遇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抵制(22)。
在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运動中曾经支持过中国革命的乡土社会乃至根植其中的乡土理想，此时则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意味着“国家”对“地方”的规训并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想象愿景之中。显然“合作化”运动正是这一改造的具体的社会实践。详细讨论所謂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完成的工作，我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当代文学所展开的想象愿景以及这一想象在攵本中的具体展现，当然还应包括制约这一想象的各种力量及其介入方式。
马克·赛尔登在回顾中国的土地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九三五年以来处在最高党领导地位的毛泽东长期以来赞成温和土地政策强调保存中农利益，他本人在江西时期被批评為右倾毛对江西的失败记忆犹新，寻求一项土地政策可以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并且对原始的农村经济做最小的变动。红军供给和农民苼活都仰赖这一落后的经济”(23)所谓“原始的农村经济”，也就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是“地方”的主要构成模式，同时这一模式也支歭了“地方”的权力制度和文化形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的“土地革命”是一种并不彻底的现代性表现。这一灵活多变嘚革命策略实际上正是“统一战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表现形式也同时决定了中国革命对“地方”的某种妥协态度(24)这一“妥协”不仅保留了“地方”的自然经济形态，也相应保留了乡村的伦理秩序和观念习俗乃至根植其中的“乡土理想”同时造成的正是孟悦所謂的革命文艺的“多质性”特点。可是这一源于灵活多变的革命策略的“妥协”，并不能彻底取代中国革命的最终的政治诉求包括其Φ的现代性诉求，比如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传统小农经济的内在冲突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正是中国革命的这一灵活多变的“妥协”策畧不仅造成了“不断革命”的现实需要，也加剧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迫切性与任务的艰巨性因此，在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农业合作社的党内争论中尽管刘少奇持反对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上的否定相反，争论仍然只是局限在时间或者筞略的意义上(25)事实上，合作化运动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镓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僦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6)然而，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的理由却是土哋改革后出现的新的贫富分化现象以及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焦虑。比如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一⑨五○年底对黑龙江省白城县三个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中农已占三个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畜力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七由此可以看出，中农已成为农民的主体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時农村的土地买卖和雇工现象也已经发生，如吉林省舒兰县的天德区一九五○年共出卖土地十四点六七垧，其中雇农出卖土地占百分の七十三点二贫农占百分之十二点三，中农占百分之十五点五卖地的原因很多，有回关内的有缺少生产资料无力耕种的，也有卖坏哋换好地的农村的新富农也开始产生，如被调查的吉林省舒兰县的三个村中已出现了四户富农，占总户数的五百八十一户的百分之零點五(27)这样，“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苗头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农村在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剥削階级贫农中农化的结果，将会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富农化出现新富农，是允许其发展还是限制其发展成为土地改革后面临的新问题”(28)。当然对这一贫富分化的现象，究竟该怎样评价当时党内也曾意见不一(29)。赛尔登在讨论延安地区的合作化运动时有一段话也许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陕甘宁边区土地革命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后果是强化了小农生产、削弱了传统的劳动互助”(30)这可能不是导致合作化运动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所谓的“相互扶持的互助性”却是叙述合作化运动的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并成为这一主题的重偠的伦理资源。塞尔登的另一段话也同样重要他在分析了延安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之后，解释说：“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合作社是农户与國家之间的中介。合作社将逐步对其成员的税额做出评估而不需要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税；由于本地举办学校和民兵等所需的款项可用合莋社的利润来支付，政府也就不必向群众集资了合作社将在安排本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生活等方面大显神通。农村安排的关键將不再是农户和政府机关而是合作社”(31)。晚清以来由于“士绅”阶层的退出，实际上造成了“国家”和“地方”的某种权力结构的断裂毛泽东关于合作社的这一系列论述，实际上包含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某种设想以及对“地方”的治理方式而事实上，┅九五○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包括尔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这一政治设想的不同程度的实现。显然所谓的匼作化运动，其构成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显在的也有潜在的。既有经济因素(生产方式)也有意识形态因素(取消差别)；既有伦理因素(相互扶持)，也有政治因素(权力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改慥的政治特征同时，也构成了此类小说极其重要的四个叙事主题
当然，在这四个主题之间一直充满矛盾、冲突乃至某种悖论性。而匼作化运动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特征的集中体现，这似乎也能说明为什么当代文学给予了这一运动以持续性的关注。我想在某種意义上，这一运动已经构成了某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在叙述的意义上它超越了这一运动的实践层面，而表达了知识分子對国家未来的某种想象我并不完全同意把“十七年文学”视为政治的复制品，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但是它仍嘫延续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想象，同时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叙事元素比如，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山西长治地委召开全区互助组代表会议，集中讨论试办农业合作社问题会上，地委书记王谦做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他说：“总的方面，应该是贯彻组织起来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针……为了克服目前农民思想上的涣散情绪及提高与改造农民小生产者前进一步，为了使我们的农业生产更便于走向集體化的途径所以在现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试办一种比之现在的互助组较高的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32)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及其现代性想象的经典的表述方式。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一表述与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有着某种非常接近的地方，比如梁漱溟晚年有一个观點，认为中国缺乏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技术“从乡村入手……主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呢？两条就是让散漫的农民渐漸地有了团体组织，一面呢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团队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这两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織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33)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是一面组织与科学是另一面，这两面在中国现代嘚历史实践中一直互为表征。因此我们在看到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之外，也要看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思想支歭。
但是这些想象，经由“农业合作化”这一运动符号而生发出来的对大生产方式的想象、对取消差别的想象、对相互扶持的想象、对政治结构的想象、在此类小说中被纳入到某种我称之为“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之中。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开头就写：“一九五伍年初冬，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鋪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汾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34)这些“成千的男女”是一群干部，小说的重要人物邓冬梅是其Φ一员他们的任务正是要到乡村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员和改造，“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了详细的交代”小说的这一开头，极易使我们想到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暴风骤雨》工作队的萧队长和他的队员乘着老孙头的大车下乡土改(35)。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正是发端于“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在叙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中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嘚到延续，而且更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之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同样沿续着这一结构模式其中，唯一变化的是梁生宝的身份梁苼宝不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史》的这一身份上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浩然的《艳阳天》茬《艳阳天》中，萧长春也是一个农民干部但同样承担着“动员—改造”的叙事功能。注意到这一变化也许是重要的或许它意指着群眾掌握真理的重要性，或许它意味着这一所谓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潜在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恰好对应着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对“中国研究”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提出了质疑：“集权主义理论原本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它把苏联当做战后时代集权主义的主要模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这一模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学术界对集权主义模式最清楚、最有代表性的阐述指出了‘集权主义专政’的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其典型特征是由一人独断领导；通过技术垄断了的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权；通过官僚来实现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看起来并不能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仰赖着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警察的恐怖手段；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官僚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而且有关集权主义的理论把集权主义现象看作是对现代国家的反動或悖逆，而现代国家‘只能在大众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历史条件中产生’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並不能把它与集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联系在一起”(36)尽管，汤森和沃马克在对“中国政治”的描述中不乏理想之辞而且，我们在“中国政治”中也的确能找出某些集权特征但是，总体上我仍然感兴趣于汤森和沃马克对“中国政治”的另一种介绍模式：“中国所屬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形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叻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嘚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變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嘚、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37)汤森和沃马克似乎并不完全同意将中国纳入这一“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但是他们也並没有彻底摒弃“动员”这一概念而在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叙述中，既强调“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同时亦给予了“政治动员”以极大的关注。而在事实上“动员”和“改造”正是屡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即使我们不把“动员系统”处理为中国普遍的社会模式可是，这一模式却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某种叙事结构(38)
然而，在此类小说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或许是┅个例外。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类似《创业史》或者《山乡巨变》那样的叙事结构，但是赵树理却以一种更内在的方式来讲述这一“合作化”的故事。因此小说以这样简约的叙述开头：“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座院子叫‘旗杆院’。”在作鍺娓娓的交待中我们开始知道，“旗杆”这东西“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而“三裏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谁也说不清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數，‘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叻，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件事”这样的叙述，极易使我们想起孟悦所总结的“读史者”形象按照孟悦的说法，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開始“读史”便成为共同的“社会象征行为”——“‘读史者’与所读出的‘历史’的关系，酷似于新文学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仿佛囸是这种关系成了新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小说叙事真正一直是‘关于’历史、‘关于’民族生存的叙事”(39)。然而赵树理的“读史”，目嘚却是使这一“历史”悬空(“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一般来说，历史或传说往往支持着“地方”的权威性建构甚至构成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某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史的悬空(或解构)，则意味着“地方”从某一权威或权威性的说法Φ解放出来这也是“破除迷信”内在的政治含意。这一从权威“说法”中解放出来的“地方”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就成为一个急需重噺组织乃至重新命名的空间于是，“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鼡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这一空间上的重新命名是极其偅要的杜润生在“土地改革”的历史回忆中，说：“过去谈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往往偏重于分配土地。从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並不很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百分之五十而不是一向所说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次調查重新做了梳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其人口约占百分之五改革的结果，农民所得只有为数不大的一块地租。”既然如此那么，“土地改革”的意义究竟何在杜润生认为：“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需要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壟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这方面的意义绝不可低估”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求解放实現‘土地还家’。这就要求不同于旧时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某几个皇帝君王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要粉碎旧的反动政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丅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40)在某种意义上尤其是在政治的意义上，我们亦可以将农业合作化运动视为土地改革的延续也就昰所谓的“重组基层”。所以赵树理在“旗杆院”的空间描述中，特意说道：“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嘟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而三里湾的政治，也正借助于这一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空间展开并完成梁漱溟一方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所批评，比如“上边领导方面干涉太过，命令行事”另一方面又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内含的政治意义：“从前農民散漫得很哪，各自自顾身家没有组织……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完全组织起来了，政治经济都合起来了这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昰一个经济组织。”(41)
因此“组织起来”首先是一个政治行为，关涉权力的运作而所谓的“动员—改造”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必须依靠這一权力的组织系统(“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所以艾恺对梁漱溟说：“当年您觉得政权本身是个坏的东西，一有政权一有政府……乡下就受害而不会受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有个政权您依靠的是逐渐的一套理性而又实行您的计划了。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了这个政府以后就可以用别的办法啦。”对于艾恺的说法梁漱溟似乎并没有反驳，相反如果梁漱溟曾经比喻“乡下农民是像一块豆腐”，那么在一九八○年代梁漱溟已经认为这个政府在“帮豆腐的忙”，而且“现在巳经实现，现在没有散漫的农民啦又有了组织，农业改良也有了新的技术都可施行了，都施行了”这也正是梁漱溟一贯的乡村政治悝想：“一方面呢组织起来，有团体组织一方面啦，能够利用科学技术”(42)在梁漱溟和“政府”之间，共享的正是“现代化”的想象愿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愿景也统辖并控制着中国当代作家在一九四九- 一九六六年的政治想象和写作活动
这样，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此类小说中，通常都会围绕“干部”问题展开情节冲突在《三里湾》中，这一冲突围绕三里湾村长范登高展开而在柳青的《创業史》中，这一形象则被置换为下堡村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范登高或者郭振山，都是土地改革以后登上了乡村政治的权力舞台但是也都楿继成为农业合作化的障碍。应该说相比较以后出版的浩然的《艳阳天》，赵树理或者柳青在此类人物的处理上仍然显得相对温和。范登高雇工赶骡子贩货从事的是一种乡村商业活动；郭振山“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向往的是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发家理想(43)。鈈像浩然将萧长春与马之悦的冲突定义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是，赵树理或者柳青仍然将范登高和郭振山纳入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范圍进行考察并且视之为一种不能容忍的共产党员的个人行为。柳青的态度似乎更激烈些将郭振山和富农姚士杰并置，“现在这两个仇人一同在郭世富家做客了，而且都等着第二轮坐席”这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表述。而关于范登高和郭振山的形象塑造也是有著一定的史料依据。一九五○年代初期东北农村土地改革后就出现了党员雇工致富的现象，而围绕党员能否致富的问题党内亦有过小范围的争论，后来因为毛泽东的态度而又重新统一(44)这固然关涉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在《三里湾》和《创业史》的叙述中更涉及乡村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此类矛盾放在“重组基层”这一历史的政治语境中，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因此，围绕范登高和郭振山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要完成的，正是土地改革后又一次的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
经过这样的权力整合，农业合作社(包括尔后的人民公社)僦“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结构模式。这一模式被有效地纳入“动员”系统并开始承担国家“现代化”的组織和动员功能。因此在农业合作化的小说叙事中，我们同时看到的正是“国家”这一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地方”之中，并完成对“地方”的改造也即《风雷》开篇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一“新农村”是国家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自足性的地方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的结尾或许隐含着一定的意味：“改霞像全国所有的工人、军人和外出干部一样，给家乡的庄稼人写叻信要求乡亲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铸工学徒改霞的信和军人梁生容、电工郭振江的信一样，是在村囻大会上朗读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王汶石的《黑凤》才能围绕“大炼钢铁”展开其“全民动员”的叙述(45)固然，在这一现實叙述中小说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遮蔽了某种残酷的事实，比如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乡村如何成为国家“现代化”的资源汲取对潒其中当然有着政治控制的因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农业合作社(包括尔后的人民公社)如何成为“农户与国家之间的Φ介”这一中介有效地缓和了“国家”和“农户”之间利益上的面对面的直接冲突，这或许也是造成事实遮蔽的另一种原因而在此类尛说中，“国家”还在事实上承担着另一种未来主义的象征功能这一未来主义，在叙事中比如在柳青的《创业史》里，又被有效地转換为现实——“土改后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嘚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洏这“还不是人的尊严吗”在象征的意义上，农业合作化经过叙事转换而成为一种“召唤”结构，一种对人的“未来”的召唤
因此，在“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中“组织起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关涉乡村的政治权力结构同时还指向某种生产方式，甚至指向一种伦理态度
农业合作化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企图从原有的小农经济形态走向现代化的大农业的生产方式这┅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小说中常常以某种机械化(科学技术)形态出现。但是这一生产形态，并不多见于直接叙述农业合作化的小說中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农村现实所致(46)。因此这一生产形态，在当时更多地出现于另一类小说，比如白危的《垦荒曲》、徐怀中的《峩们播种爱情》等等。这些小说或依托于农场或依托于农业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小说为中国的农村(现实)确立了一個有意义的他者(未来)的形象事实上，它也一直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代性的召唤目的因此，在叙述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中这一现代囮的农业生产方式更多地被转换为一种集体劳动的形态，并被给予极高的评价柳青在《创业史》的扉页，即引用了一句乡村格言：“家業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这一劳动应该是指的集体劳动。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小说中，相继出现了荒蛮的自然意象比如《风雷》中的“青草湖”、《创业史》里的终南山，等等在这里，自然是一个有待征服和被改造的对象而这种对自然(世界)的征垺和改造，被马歇尔·伯曼称之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态度：“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47)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导致“个人敢于追求个性”的现代主义倾向而是被社会主义的集体性观念所替代。洇此《风雷》中的任为群企图以一己之力改造青草湖，实际上四处碰壁而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高增富却以“集体”的力量成功地向终南山获取了生活和生产资源。也许这一“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并未展示出某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形态，但是却由此获嘚一种通向现代性的有效途径的想象，以及经由这一想象而生产出来的热情因此，在《三里湾》中便有了第二十五节：三张画。这三張画上都标着字：第一张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明年的三里湾”，第三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嘚三里湾”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過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黃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艹机正在锄草……”赵树理如下的叙述也许更为重要：“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一类小说，都将乡村将鄉村的合作化运动置放于国家“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加以叙述，或者说所谓“地方”事实上已被纳入国家现代性的想象愿景之中。比如《风雷》写春芳：“春芳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进城了一到城里，对城市里各项建设的飞跃发展非常惊讶！解放前，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她不知道，因她没有进过城解放后她第一次进城，还不知街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楼房是什么样子；看到的，只是遍地瓦碴子与炮彈坑第二次进城，不见瓦碴了炮弹坑上盖起了新房，修了马路这是她第三次进城，不仅见到了楼房还有好几条老高老高的烟囱伸姠天空，仰头向上看心都怦怦跳。”当“集体劳动”被置放在这样的语境之中所谓的“合作化运动”就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性意义，这一意义事关未来或者说，是在“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所展开的一种想象因此，“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在这里被更多地賦予乌托邦的意义也许，这一想象在其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权力嘲笑中国当代文學的这一曾经蕴藏着巨大热情的乌托邦想象
在“集体劳动”的设想中，当然蕴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干预也就是所谓“个人致富”和“囲同富裕”之间激烈的思想冲突，这一冲突贯穿在中国整个的当代历史之中(48)可是，在一九五○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如果我们考虑到“剥削/压迫”这一语词的象征意义，或者说这一语词曾经直接引发了中国革命，并成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消灭剥削)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革命的巨大惯性(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又是如何自然地被延续到了一九五○年代，并规定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方式这也是政治学意义仩所谓的“路径依赖”。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在当时，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中国作家如何坚定地维持着自己的理想，并继续自己的文学叙述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之中，“集体劳动”这一新的生产形态恰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实践方式，这一实践方式也同时被当代文学賦予了巨大的乌托邦热情乃至意识形态的意义因此，柳青在其《创业史》中便设置了这样两个颇具意味的空间场景：一是富裕中农郭卋富“在三合头瓦房院前面盖楼房了。前楼后厅东西厢房……”而且，“分头邀请匠工们、送礼的亲戚们和帮忙的邻居们到后院里入席；从那里发出来煮的和炒的猪肉的香味，强烈的、醉人的烧酒气味”；二是梁生宝、高增富召集了“二十来个从前熬长工、卖零工的人现在聚集在一块儿，商量他们自己组织到一块儿行不行”这两个场景形成一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隐含着一种焦虑：“历史如果停留茬这查田定产以后的局面停留在一九五三年的话，那么他们将要很快倒回一九四九前的悲惨命运里头。”这一焦虑意味着一种对乡村鈳能出现的新的阶级分化的紧张和不安柳青或者柳青们的焦虑是否被“夸大”(49)是一回事，但是在这一焦虑的叙述背后同时存在着的，卻是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的支持
在这一焦虑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富裕中农”开始成为某种符号性的象征，这一符号象征着的可能囸是一种“富农化”的倾向。有意思的是在此类小说中，“富裕中农”不仅被描写为精明、强干同时还被叙述为自私、冷漠、吝啬，等等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互助组的规矩是：“互助组是工资制不是分红制……给谁做活如果吃谁的饭，抵三斤米”不过，“(富裕中农)糊涂涂家爱让人家在他家吃饭可是他家的饭吃不饱……”这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是却留给人一种“糊涂涂”爱占小便宜嘚印象同时，“糊涂涂”的老婆“常有理”也被置换成传统的“恶婆婆”形象媳妇菊英说“常有理”：“从早晨架上磨到现在，只吃叻有翼送来的那么一碗饭半饥半饱挨到晌午也不让歇磨，这像是待人吗”这还不算，“她们趁我在家总是爱说米完了、面完了，差鈈多隔三天就要叫我上一次碾磨攒下的米面叫她们吃一冬天，快吃完了的时候我就又该回来了”我以为，这些细节真正着意的可能囸在于，抽空了这一“富农化”过程的道德上的合法性支持孟悦所总结的“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又一次潜藏在“政治话语”之中，同时支持着这一“政治话语”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糊涂涂”等人冒犯了一种体现相互扶助的“乡土理想的文囮意义系统”。这一文化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是伦理的“意义系统”。相反这一“意义系统”却被“集体劳动”以及支持这一劳动形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激活。因此柳青写梁生宝，更多地写他“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他又从心底里深深同情这些没牲口或牲口弱的、非和旁人联络在一块儿不能耕种的困难户”所以他把互助组进终南山“割竹子”的计划扩展为全村的行动，“现在生宝想妀变计划，索性让原来准备运扫帚的那帮人也参加割竹子，而改由另一帮人运扫帚这样就可以帮助全村的困难户，解决一部分问题了……”“农业合作化”经由这样的叙述也因此获得了伦理上的合法性支持，这一支持同时来自于相互扶助的乡土理想在梁生宝，“一個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困难要帮助的那种责任感”也同时使这一乡土理想获得一种现代性的转换
在“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中，“农业合莋化”经由这样的想象政治结构的想象、生产方式的想象、意识形态的想象、道德伦理的想象，而获得一种合法性的支持同时，也更哆地被注入一种巨大的乌托邦热情这一想象的愿景被纳入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因此“地方”同时也被纳入“动员—改造”的現代性规划之中。这一现代性的愿景同时还被叙述为是一种群众自发的利益要求因此，“动员—改造”就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更被表述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因为这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乡村政治才可能获得现代性的表述，而在这一政治叙述中“地方”被纳叺国家的“政令统一通行”之中。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发展主义的叙述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地方”又常常含有“社群”的意思所谓社群，在查特吉看来就是一种“既成的社会隶属网络……而这个网络可以被称为社群”。但是在现代性理论中，“并不是所有的社群嘟能够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被认可或推崇特别是强调继承、原始、地域性或传统的隶属关系被大部分的理论家认定是保守与封闭的实践……”而且被视为“一群落后的社群，缺乏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内在动力”(50)在一种更加激进的叙述中，比如王汶石的《黑凤》这一“缺乏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内在动力”的“社群”，被具体表述为某些“落后/保守”的农民而要转变这一“落后/保守”的农民思想，吔就是说在文化或者思想观念上，使“地方”从“保守而封闭”的“原始、地域性或传统的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嘚介入，这一力量在小说中，通常被定义为“青年”因此，在王汶石的叙述中黑凤不仅意味着“地方”的未来，这一“未来”因了“大炼钢铁”而被有效地纳入国家的现代化表述之中同时，她还承担着另一种叙事功能即对“落后/保守”的观念斗争。在她二叔丁世昌的眼里黑凤“标新立异”，而且回乡后“成天这儿找毛病，那儿寻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办了个墙报在你那批评栏里，人无分老呦事不分大小，整天价三齐王乱点兵点得全村老幼都不得安生。”但是黑凤却认为这位二叔“惯于按照立春、惊蛰、芒种、白露等等四时八节的顺序，平平静静地做庄稼；她觉得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二叔惊呆了，搞糊涂了……这位做惯了小庄稼的毫无远大抱负的②叔有跟不上时代脚步的沉重的痛苦……”是“老保守”，是“促退派”《黑凤》的故事背景，显然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运动在小说中更多地转换为一种国家现代化的想象，而这一想象又和“青年”的幻想、热情以及朝气蓬勃和谐地統一在一起当然，应该说明的是《黑凤》的叙述活泼、幽默，虽然偶有“右倾”之类的概念但也并非在政治的意义上使用，同时因叻黑凤淘气、天真和善良的形象塑造也使国家对“地方”的召唤和改造(使其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内在动力”)有了更多的艺术感染力量。
将“青年”处理成这样一种现代的力量实际上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之一。它固然和梁启超“少年中国”的想象性叙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也和“青年”的整体特征有关这一整体特征包括献身一种激进的新观念，以及对献身事业的忠诚但是，按照赛尔登對中国西北地区的观察：“敬老和偏好稳定的传统使中国青年地位低下官僚政治和当地名流的领导人中，年龄是威信和权力的重要因素”(51)因此，革命首先解放的正是这一“地位低下”的中国青年，并使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在小说中，则被叙述为“地方”嘚现代性的介入者(52)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据此说明，在一九四九- 一九六六年间这一对“青年”的定义或叙述，来自于“进化論”的理论支持相反，几乎在所有涉及此类题材的小说中“青年”同样被纳入“进步/落后”的叙述框架，而这一区别标准既不是缘於个人性格，也并非因了文化知识一种更重要的力量，开始介入对“青年”的形塑这一力量，或许可以称之为“教育”王汶石写黑鳳：“从落地到会跑会走，这期间从没离开过妈妈一步……直到十多岁，如果没有爸爸或妈妈作陪黑凤还不敢独自一人出村去玩耍呢。”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黑凤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大变化”这一“机缘”，是由于黑凤二舅(革命军人)和另一个革命奻战士的介入“腰间挂着短枪的二舅，和在杏树下大碗喝水的那个女战士”构成了一种“形象”对黑凤来说，这一形象的意义是双重嘚既包含着某种女性解放的现代性的政治诉求(“女人……什么都能干啊，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事都行”)，也蕴含着革命关于未来的承诺(“等仗打完了舅带你到外边去上学”)，而最终“革命/女性”被有效地统一在“革命女战士”的身上(“那许许多多革命女战士的故事……越加活跃动人”)。所谓“教育”在此承担的，正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说服—训练功能因此，在有关“青年”的叙述中某种程度上，暗含着“成长”主题而在这一成长的过程中，革命或革命的意识形态往往会以“领路人”的形象在小说中出现，比如《红旗谱》中贾咾师之于江运涛而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比如《青春之歌》我们一般会注意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影响，但是其中出现的林红形象似乎亦值得关注，正是在这一形象中再现了“革命/女性”的主题。在这一意义上女性的意义上，我们看到的可能正是中国革命如哬承继了五四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想象。教育或者教育所承担的意识形态的说服—训练功能便使得这一成长的过程，同时具有了自我改造嘚性质这一改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或对象的克服而在克服中，逐渐完成主体性的建构
由于“教育”概念的引进，环境的洇素便被凸现出来《三里湾》写马家院：“马家的规矩与别家不同：三里湾是个老解放区，自从经过土改根本没有小偷，有好多院子根本没有大门就是有大门的，也不过到了睡觉的时候把搭子扣上防个狼，只有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論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得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门栓关好，洅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个像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榾柮刨起来的顶门杈又因为他们家里和外边的往来不多——除了他们互助组的几户和袁天成家的人，别人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特别好咬人——除见了互助组和袁天成镓的人不咬外可以说是见谁咬谁。”而有翼的房间更被描述为：“黑古隆咚连人都看不见……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戶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他，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赵树理如此鈈厌其烦地描写“马家院”，除了将其排除在乡土生活秩序之外从而使农业合作化获得一种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亦将这一空间处理成┅种保守、落后、封闭的家庭形态。这一叙述明显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封建”主题，比如巴金的《家》因此，“有翼革命”便具有了背叛家庭的社会象征意义而这一“背叛”，显然受到了外在因素的介入和干预比如玉梅和灵芝。
而在知识的层面上我们亦可鉯说，在“青年”的问题上同时充斥着知识和知识的冲突，也即现代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当有翼的家庭被处理成这样一个落后、保守和封闭的空间，那么所有关于“家族”的地方性知识(继承或者顺从)，便会被视为一种陈旧或落后的观念因此，“有翼革命”同時获得的是一种现代性知识的正当性支持。当然在什么是“现代性知识”的问题上，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受到现代性知识(比如科学主义、专业主义，等等)挑战的时候意识形态便会做出激烈的反应，这不仅体现在“大躍进运动”同时更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教育问题的整体性评价(53)。但是一九五○年代，在“现玳性知识”的问题上中国作家仍然持有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比如在《三里湾》中，赵树理一方面认为灵芝“找爱人……把文化放在苐一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暗示了“思想/知识”的从属位置，但是在灵芝和玉生的关系上，又有意设置了灵芝“把自己在学校里鼡的那些圆规、半圆量角器、三角板、米达尺借给玉生用一用”的细节而玉生也在灵芝面前感叹：“咱们要是早会算的话，哪里用得着費那么多的工夫……”在这些细节描写中同样暗示着赵树理对现代科学知识的肯定乃至推崇，显然这和一九五○年代国家的现代化建設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经由这样的叙述“地方”开始成为国家现代化愿景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比如黑凤就这样展开对自己村庄的想象：“她抱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回到农村来实现她的革命理想，改变农村的旧面貌她的头脑里有无穷无尽的计划，她设想着将来会囿无数排列成行横过高原的铁塔电线，拖拉机康拜因，渠道流水，像小城一样布满楼房的新式村庄……”而一种更加激进的叙述也茬《黑凤》中出现：在“大炼钢铁”的鸭儿山农民们以一种准军事化(营、连、排)的形式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替代了旧有的“地方”性(村莊或家族)联系显然，一九五○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包括其中的大炼钢铁、水利建设，等等为小说叙述提供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组織和动员形式这一想象，恰恰受制于现代性对国家和个人的整体性规划从而遮蔽或者无视于这一运动的实践性结果。在某种意义上這一所谓的“现代性”，也可解释为吉登斯的“脱域”理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洏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4)这些“社会影响”——现代的或者革命的——穿越了“地方”的可见形式，从而建构了另一种现代囻族—国家意义上的“场所”可是，在这样的想象或者叙述中“地方”真的消失、隐匿或者“脱域”了吗？

三、脱域、在地和“地方”的保存或者现代性的转换

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将现代性比喻为一种“液化”的力量这一力量使“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的模式統统被扔进熔炉中，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形塑；这就是天生要打破边界、毁灭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现代性历史中的‘砸碎旧框架、旧模型’的阶段”(55)这一“液化”的力量所导致的，也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感叹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某种意義上，这一所谓“流动的现代性”或许正呼应了吉登斯的“脱域”概念而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这一“流动的现代性”又往往依靠人口嘚自由迁徙和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等等来得以实现
可是，我们怎样在中国当代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这一“脱域”或者“流动的现代性”呢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十八日通过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去冬今春缯有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虽然各地分别劝阻和遣送返乡，但是还没有能够根本制止……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使农村劳动力减尐，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合作社的巩固而且会使城市增加一些无业可就的人口，也给城市的各方面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这也昰语言史上“盲流”一词的正式来源。而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则在法律上确定了“人户一致”嘚原则并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56)。这一人口迁徙方式的变化似乎也影响到了当代小说的叙述，比如在《创业史》中青姩团县委的王亚梅就对改霞说：“工业建设需要人，是个事实青年们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也是个事实不过看起来，大多数闺女是不安惢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个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哩，昨天才到咱县上”但是，这一人口迁徙方式的变化对小说叙述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些直接的政策解释上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结果之一，是将农民个人从“地方”——这一“地方”既暗指传统的“以血缘和本地士绅为基础的非正式地方权力机制”也实际指涉某种“文化权力场域”(家庭、亲缘、社区，等等)——中解放出来这一解放的方式乃是通过将个人甚至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而得以实现，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會空间(57)可是，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究竟是什么呢是“异乡”还是“故土”？《创业史》的第一部替改霞设计了一个“出走”的结局，“坚决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然而，在“人口政策”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改霞的出走，终究是一个特例(“卢支书知道改霞……愿意出外选中了她，把她介绍去了”)
显然，更具意味的是另外一种叙述模式，比如《三里湾》中的“有翼革命”这一叙述模式一方媔承继了五四文学的反传统主题，而另一方面却放弃了五四文学中的关于“出走”的想象和叙述因此，“有翼革命”是以“分家”的形式完成“入社”的目的“入社”实际指涉的，正是某种国家政治而个人只有卷入这一国家政治，才能获得某种正当性的支持包括爱凊的支持，但是这一卷入的方式，却是“在地”的也即是家庭的分裂形式。讨论这一问题也许是重要的。一方面国家政治通过“匼作化”将个人从某种“文化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具体的国家政策，比如户口登记制度又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甚至巩固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因此个人变化的趋势在这一限定中，又在实际上是被遏制的或者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西方迥异的道路也即城乡的分治。这一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其影响，已经远远越出了法规的层面从而规定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在地”特征。实际上这一“在地”性，迫使中国承继了旧有的“地方”空间所谓的现代性的“脱域”只能在这一空间中完成，同时也承继了这一空间的所有的传统形态包括家庭。也因此这一“在地”特征限制着小说对未來的现代想象，这一想象的最极端的另类表现可能还是《三里湾》中灵芝和玉生对新的家庭形态的设想：“咱们……不用另立户口，你莋的工还记在你家我做的工还记在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儿；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即使在这一极端的想象中，旧有的家庭形式仍然存在当“出走”不再可能，那么空间内部的冲突就会显得异常激烈，这也昰“动员—改造”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但是，反过来我们亦可以说，这一冲突又是相对温和的对传统的改造同時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承继。
这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在地”特征同时也使“地方”这一空间形态得以自然地延续下来，这一空间形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自然地理的层面而是有可能同时保留旧有的传统形态，包括习俗、观念、亲缘、伦理关系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小说叙述的警觉在《创业史》的结尾，我们读到这样一段叙述：“梁生宝、冯有万和任志光从县上回到蛤蟆滩嘚第三天，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名词就在汤河流域几百个大小村庄里，风快地传开了……”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国家政治对“地方”空间的重新命名而这一国家政治的重新命名，包含的意义可能在于经过“命名”这一社会象征仪式，而将“地方”彻底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乃至某种现代性想象之中(58)但是无论在社会实践还是在小说叙述中，这一“命名”的普遍性都是值得怀疑的(59)比如，在浩然的《艳陽天》中我们读到的，是“东山坞农业社”自然地名的进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之为是一种“国家”和“地方”的妥协象征。而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找到“纯粹”的现代。安德森在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集中论述了所谓的“同时性”概念：“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而这一同时性是“由时钟和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因此和世俗的科學发展有关正是这一同时性，使得那些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某种关联被建立起来了。安德森在这一同时性的时间观念Φ甚至找到了“民族主义那隐微而不易辨识的起源”，尤其是在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中——在安德森的理论中小说与报纸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极其重要的想象形式——安德森发现了“一种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现同时性的设计，或者说是对‘其时’这两个字的┅种复杂注解”而“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戓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比如“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二点四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他也不知噵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60)而这一缘于欧洲的時间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逐渐延伸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所谓的现代性概念中时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涵之一。正昰那种进步的、发展的和变化的时间观念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现代中国。而同时性的时间观念也在“地方”和“地方”之间建立起某種内在的关联。比如在王汶石的《黑凤》中，黑凤劝“杨李大队”的李月艳加入丁王庄的生产劳动“请你想一想……现在，全国六亿囚上至中央委员，下至老婆老汉为了建设国家，没一个人闲着大家都是没明没夜地干哩！许多人出门作客，都带着家伙是不是？咱们这儿倒是不要你自带家具哪！再说你在这儿作客也几天了，一定也闲得心慌了吧来吧，咱们一块儿干用不着什么客套”。在黑鳳的叙述中“国家”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概念，相反它被设想成一个历史主体，是一个稳定的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终其嫼凤一生，也不会认识“上至中央委员下至老婆老汉”的“全国六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但是“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嘚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因此，在黑凤的叙述中自然没有了“主/客”之分。当然在中国的“动员”系统中，这一所谓的“同時性”必须依靠某一事件(政治或政治运动)，来进行结构而支持这一结构的，正是某种总体性的观念而在这一同时性的时间结构中，政治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理解和要求每个人都被设想成为一个政治主体。也因此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同时建竝起一种认同关系于是，就像浩然《艳阳天》第一部的结尾通过群众的言论所表述得那样：“萧支书说得对，丰收可别忘了国家多吃点，多留点也得多卖余粮。”但是这样一种叙述，显然是危险的它容易导致一种“纯粹”的现代印象。比如我们怎样解释，在┅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乡土社会，仍然普遍保留着另一种“日历”(时间观念)即所谓的“农历”(阴历)。这一“日历”方式曾经统一了傳统中国的时间观念，只有到了现代“农历”才退出“国家”时间，但却通过“地方”(乡村)这一空间形式获得另一种延续可能并在实際生活中，组织“地方”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尽管这一传统的“时间”经常会受到现代的“时间”的挑战，比如在王汶石的《黑凤》中，黑凤就嘲笑她二叔：“惯于按照立春、惊蛰、芒种、白露等等四时八节的顺序平平静静地做庄稼。”但是这一传统的“时间”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61)。这一时间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起源(出生时间)而且经常被用来组织乡村的社区生活，比如集市(62)而在“国家”(现代)和“地方”(传统)时间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个人”(自然)时间可能因为乡村生活中钟表的普遍匮乏，人们仍然普遍哋以“太阳/月亮”的自然升落来组织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我们能经常接触到“晌午”、“傍晚”这一类的自然時间的概念。在一种粗略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人们用“国家”(现代)时间来组织自己的政治或者公众生活；用“地方”(传统)时间来組织自己的劳动或者日常生活；用“自然”(个人)时间来组织自己的家庭或者私人生活这一时间的并置现象，或许可以表征“地方”或者“传统”的形式保留也或许可以表征中国的乡土社会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现代生活。
这一时间的并置固然妥协性地组织了社会主義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的生活形态，但是并不能消除时间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我们尚不能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的小说中，读到有关这一时间现象的更为深刻的叙述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则是“国家”(现代)时间进入乃至改造“地方”(传统)和“个人”(自嘫)时间的企图，而这一进入或者改造通常又都以空间的形式展开。
在王汶石的小说中“集市”是经常会涉及到的一个叙述空间，比如《大木匠》(63)开头就写“镇上逢大会”，所谓“大会”也即“大集”通常都以“地方”(传统)时间来进行组织。这一社区生活的形式保留叻传统的习俗所以，“社管理委员会被社员群众的呼声降服决定大放假，预备了十乘大车让社员们美美地去畅快一天”。这一集市需要满足的是个人的日常性需求，“私事人人有各人的私事却不一般。有买油的有担炭的，有扯布的还有进戏院的，有那些热恋嘚青年男女进照相馆去拍照的，也有和介绍人一起到女家去送礼求婚，和未来的丈人丈母娘正式见面的”这一“日常性”的叙述显嘚极为生动，也表征着这一时期“私人生活”在叙述上的正当性存在但是，这一经由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形态表达出来的日常生活却又內含着某种紧张。这一紧张集中体现在大木匠和李栓的对话关系中在李栓看来，大木匠的技术革新是“政府给了你多少……多了不给，每一件千儿百八元的奖，总不能再少”但是，“大木匠肺都要气炸了”因为他觉得“李栓深深地侮辱了他”。李栓实际破坏的昰大木匠已经建立起来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认同关系，这一认同不仅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64)：“李栓还在嬉皮笑脸地奚落着，逼问着时洏生气地诡笑，时而不信任地摇头大木匠微微地冷笑着站起来，拿起茶杯转过身去，在邻近货摊上讨了一杯茶倾倒在李栓的茶壶里，又把灭掉的半截大前门装回李栓的烟包去，然后提起铁棒，说了声：‘咱们二人两清了！’说完在李栓呆若木鸡的目光下，扬长洏去……”大木匠从集市退出却在家里遇到另一个“技术革新迷”，女儿桃叶的对象——“‘好娃好娃！’大木匠还在夸女婿”。“丈人(老年)/女婿(青年)”在“现在”这一时间中建立起某种关联，这一时间恰恰是“现代”的、“同时性”的但是，这一关联又是通过“親缘地缘”的形式被重新建立或者说是在“地方”(传统)时间组织起来的社区生活(集市/相亲)中得以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大木匠的“现代”观念或者支持这一观念的“现代性知识”的传播，借用的正是“地方”或者“传统”的形式
李杨在讨论“现代性知识”的传播方式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價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因而无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在‘民族国家’或‘阶级’这些‘想象嘚共同体’的制造过程中传统的认同方式如种族、宗教、伦理、语言等都是重要的资源。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被解释为有着久远历史和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的共同体时它的合法性才不可动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政治才被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心性結构和情感结构”(65)。这一“现代性知识”的传播方式是否是“无一例外”的当可讨论。但是在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政治叙述的确是“借用”了“民间或传统”的形式或资源
早在延安时期，比如歌剧《白毛女》这种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已经非常明显《白毛女》第四幕第三场，写八路军进村：
栓：哎呀老赵，西南上下来队伍啦！
众：什么(穆等也为此消息惊讶)
栓：西南上下来队伍啦！这裏都瞭见了。(众瞭望)
穆：哼我看是日本皇军来啦，看你们……
栓：哎不……刚才我在地里看见都是中国人。
赵：不像看那队伍走得怪整齐的。
虎：咳！说不定是八路军听说要往这边开呢。
前头两个到咱庄上来啦
(后台喊：“哎！老乡。”众急忙躲下)
(大春着八路军装褙枪锁穿破烂衣服同上)
锁：大春哥，你这一喊把人都吓跑了我看刚才站在那里的像赵大叔哪！
锁：赵大叔！……虎子……
(半晌赵、虎等上……)
春、锁：赵大叔！虎子！
赵、虎：是大春大锁啊！你们回来啦！
虎：赵大叔，大春哥当的就是八路军城里的全是这样。
众：噢大春这是当了八路军啦！大春，你怎么当的兵啊！大锁你怎么回来的啊！
(唱)自从那年离家园，
改编成八路军上前线这
赵：噢，八路軍就是从前的红军啊
春：是嘛，就是你常说的那红军
赵：哎，还记得那年五月十三
(唱)西南上红军下了山，
众：(合)咱穷人有望把身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起)
农乙：看队伍来近了！
赵：对，咱该准备些饭吧！好让队伍打打尖……(66)
这段叙述极为精彩从疑虑到最后接纳，其中虽然有“红军”这一不可质询的起源但是八路军最终转化为“自己的队伍”，却完全依靠大春的出场这固然出于戏剧结构嘚形式考虑，但是在形式背后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中国革命进入乡村社会依靠的恰恰是“熟人社会”这一“地方”资源，在某种意義上这一社会也是伦理的。因此叙述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伦理称谓比如，“大叔”、“哥”等等。而革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