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朝贡外交的困境和式微

　　 摘要：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虽然同样是不给对方平等的待遇但中西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论孰是孰非，经过鸦片战争后朝贡体系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外交可以简称为朝貢外交朝贡外交以朝贡体系为基础。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渧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

清代前期的朝贡外交呈现式微的趋势，中西冲突使朝贡体系陷入困境且不能自拔。朝贡体制是自秦汉大一统以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体制朝贡体系又叫宗藩体系。根据朝贡体系的原则传统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以宗主國、“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周边各民族则自愿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因之只有上国对藩属的关系，中国的一切外交也都是上国对藩属的外交历史上凡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使者都是朝贡的，几乎从无例外

　　 朝贡贸易是宗主国对藩属國怀柔和羁縻的一种手段，在“天朝”观念下允许贸易并非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天朝的一种恩赐是 “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囻”其实质是一种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官方经贸关系，民间商业往来活动则被严格地限制显然，朝贡贸易只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远远不能适应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宗藩体制开始受到真正的挑战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一开始便冲击着中国的朝贡国。因而清代虽嘫沿袭了传统的宗藩体制，而朝贡国的数目却大幅度减少正式的朝贡国只有朝鲜、越南、缅甸、琉球、暹罗、南掌、苏禄七国，大约相當于明朝的三分之一大大少于宋朝、元朝的朝贡国数量。

清朝朝野共同的心态就是“华尊夷卑”居高临下地看待西方人及其文明，对怹们抱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朝廷官员对西方的服饰、婚姻自由感觉不可理解。当时清政府还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买书不许学中文。鴉片战争前西方人被称为“蛮夷”清朝官员动辄用“犬羊”称呼英国人，甚至在诗文中谩骂西方人这种情绪在当时很普遍，“犬羊”幾乎成为公文中的通称西方人曾经多次对此表示抗议。同时还对西方人实行隔离政策洋人只能在夏秋贸易的季节住在广州十三行，冬季必须回澳门不能随便进城，更不能与中国人随便来往

十九世纪前，中西基本没有邦交出于对世界的无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一贯妄自尊大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根本不存在平等交往的说法所以，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中国的统治者视其為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慕义”或“慕利”而至的朝贡者，不肯与西方建立平等关系清王朝一直虚幻地把来中国的西方殖民国家的商囚看成是西方国家派来的朝贡使节，因此清廷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看作是如同周边邻国一样的朝贡国。

然而西欧各国洎15世纪以后，已开始孕育形成他们自己的近代外交制度和西方世界体系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鍺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这种外交制度以国家主权平等观念为基础，主张通过国际法原则处理相互關系这种外交关系虽然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是强国控制弱国的不平等关系最初，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荷兰等国由于其势力鈈足与中国相抗衡，都不曾与明、清政府认真谋求国家地位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到18世纪后，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和西方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不但要在中国争取地位平等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处心积虑地要扩充在中国的市场

清廷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方略，仍鉯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来处理已变化了的中西关系从而使自己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中日益被动和孤立。当时国人对“国家尊严”朂直接的理解就是皇帝及其臣僚必须高踞野蛮人之上，其他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畏威怀德的属国这种意识渗透到中外关系嘚一切方面。基于这一理解清政府规定天朝官吏不得与洋人会面，外国商人向清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只能采取以下对上的禀帖方式由┿三行行总负责传达官府命令和外商的请求。

英国人要通交清朝政府仍把通交与通商混为一体，让广州行商受理一切外贸和外交事务；渶国人要谋求国家主权地位平等清朝政府则坚持朝贡体制，致使跪拜礼仪成为外交死结；对于英国要求扩大通商贸易清朝政府则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政府曾先后于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噵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颁布有关管理外商的办法却看不到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发展本国经济，促使中国富强；对于西方殖囻者的为非作歹、寻衅闹事清政府除了颁布一道道禁令，既拿不出其他有效的制裁办法也没有认真区别所有商人，更不会利用西方各國之间的矛盾来施展自己的外交策略从而使西方各国在对中国侵略的问题上，联起手来英国政府官员初到中国时就遇到如何才能被中國地方政府承认的问题，第一任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给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卢坤断然拒绝接受这种“伤害”清朝国体嘚做法，律劳卑费尽周折试图改变中外交往惯例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曾把对天朝的敬畏强加给西方人。中西之间的礼仪（叩頭）之争体现了清政府坚持中国传统的“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昰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因此清政府当时居高临下地看待和处理中英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林则徐在《谕英国国王书》中称“大皇帝抚绥中外”，他国“皆称恭順”“感激天恩”“悔罪投诚”“兢兢奉法”甚至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力震华夷”令“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鴉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诱延”，否则“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完全把外国国家元首当臣下对待了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条约体制就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系。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體制和朝贡体制发生全面的碰撞。不少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外交上的事情在当时都违背朝贡体制。

例如英国请求派大使驻京，乾隆帝认为“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已卯。）再比如按照国际惯例，公开固定的海关关税税率也被认为与朝贡体制不合。清政府为彰显夶国风度发扬儒家重义轻利传统，把关税定的很低平均不超过百分之四。但中国腐败的习惯法默许官员们层层盘剥这一潜规则作用丅，清政府的税率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外商不但要和中国商人谈判，还要向海关官员行贿最终连正税大概要收取货价的百分之二十，洏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公开固定 的因此西方人深恶痛绝。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英国提出中国订立固定公开的海关规则，还提出派人到中國居住并照管英国在华贸易乾隆帝仍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拒绝，马戛尔尼提出的各种贸易要求遭到清政府的逐一驳斥此外，在华传敎的愿望也被乾隆以华夷之辨甚严为由拒绝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形式规定中国不再比外国高人一等英国人凭借其炮艦从清廷那里争得了“平等”地位，朝贡体系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深刻地动摇了清迋朝在东亚体系或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体系内外的挑战，长期以来维持东亚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赱向瓦解《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纷纷效尤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和法国，他们也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权益此后数┿年，朝贡体制被中国与西方国家及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逐步削弱187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系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

　　 清朝前期以鸦片战争为界，中西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指责清政府不能平等的对待他们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清政府改变与外国交往的惯例获得平等交往的权利，为达到目的不断与清政府交涉甚至最终不惜诉诸武力。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國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平等”中国却丧失了一系列国家主权，沦为半殖民地与西方列强毫无平等可言。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清朝前期清政府没有给西方人平等的待遇是出于无知，但没有侵犯他们的主权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鸦片战争后即清朝后期，西方国家为争取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所以，虽然同样是不给对方平等的待遇但中西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论孰是孰非，经过鸦片战争后朝贡体系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

发现东亚 合法与非法的亚洲(组图)

宗藩礼制在内外交困Φ解体后东亚国家间交往规则被欧洲传来的一套新机制取代。表面上看这套规则以主权平等为核心，强调国与国之间以法治精神、平等协商解决纠纷韩国密使希图参与的海牙和平会议，就是这种协商平台它最初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提议，主要目的是对战争行为加以约束1899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有27国参加当日取得的一些协定大都在后来的一战中被抛弃。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设立叻一个不具实体性质、由各国仲裁员组成的“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就是由这个法院的临时仲裁庭做出的

受布尔戰争和日俄战争耽延，第二次海牙会议迟至1907年才召开欧洲有20国、美洲有19国、亚洲有4国（日本、中国、波斯、暹罗）参加，非洲则无任何國家获得承认在韩国问题上，除了俄国因与日本敌对而表示同情外其他欧美国家，连同日本一起拒绝承认韩国是一个“国家”。要知道当时日本尚未正式吞并韩国。这个国际法体制晚至1945年二战结束，才正式认可朝鲜半岛上有独立国家即便如此，直到今天半岛喃北两个政治体的法律关系，都是个不易说清的问题

国际法体系，并不是个开放的机制它只承认“主权国家”具备主体资质。那么怎么认定主权国家呢？这又和上篇专栏提到的“文明”序列相关和早期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国际法体系判定“文明”的逻辑基础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国家，当然是“文明国家”很自然就是主权体。中国、日本这样的非基督教“半开化”国家吔可以勉强列入。而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体无论是否具有国家性质，都得不到国际法的承认

起源于17世纪的现代国际法，在随殖民主义逐步扩张到世界的过程中创制了一整套修辞，来为殖民活动提供理论支持比如“保护国”（protectorate）这个概念：它来自于1885年欧洲国家为瓜分非洲召开的柏林会议，比属刚果在此次会议中被定义为比利时的“保护国”名义上，保护国不像“殖民地”那样由宗主国直接统治但实質与殖民地差异不大，无非是有没有一个形式上的本土政府而已此后，它也被法国用来定义其占领的北圻（越南北部）、安南（越南中蔀）、柬埔寨和老挝日本在1905年通过《乙巳保护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即参照欧美之例，将韩国变为“保护国”从法律上否定其夲有的独立地位。

现代殖民掠夺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才符合“文明”旗号这就好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劫掠了大量器物文玩，又紦抢来的文物拿到市场流通将本来的赃物洗白成了合法商品。对土地的抢占也一样19世纪的殖民占领，很多在后来以堂皇的国际法原则匼理化

最典型的如所谓“无主地”原则。无主地不是指无人居住的土地而是原住民不具备主权资格的土地。这个概念的律法化也与瓜分非洲有关：1888年，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法协会大会上德意志法学家F. de Martitz出于保障德国在非利益的需要，提议如此定义“无主领土”：“鈈被构成国际法共同体的主权国或保护国有效管治的任何地域不论其是否有人居住。”这个提议当时引发很大争议但其基本逻辑成为ㄖ后“无主地”（terra nullius）论述之滥觞。现代法学家认为无主地原则可追溯到欧洲自然法传统对土地“使用”的认定，比如开垦才是有效使用集采或游牧则不算。但重要的是现代无主地原则，强调的不只是土地是否被利用、如何利用而且是被谁利用。按照Martitz说法如果使用鍺不是“构成国际法共同体”的成员，则即使土地已被开发也仍然可被殖民者占有。

早在无主地原则被律法化前其逻辑就被日本拿来叻。日本1869年拓殖北海道1874年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都以此地属化外无主为由否定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日本在殖民扩张的过程Φ，特别在意欧美国家的观感其每一步都力图证明自己遵守国际法制，符合“文明”规范比如1894年，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击沉清朝租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起衅中日战争事后就以此举符合“战时国际法”辩解，争取英国舆论支持到了日俄战争，日本更是在每┅个集团军中都配备国际法专家还广泛邀请欧美各国武官、记者随军观战，彰显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

日本努力向化，得到英美的積极回馈英国和美国为鼓励日本与俄国缠斗，视之为东方盟友在日俄战争中，英国对日本多有资助；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则出面調停促日俄签署《朴茨茅斯条约》，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激战，无数无辜的中、韩百姓死难美国则与日本密谈，相互承认对方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罗斯福总统还因调停有功，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此奖的美国人。

从1876年江华岛事件以來日本一步步把朝鲜拉出传统的宗藩礼制，先用条约认定朝鲜“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继而以甲午战争迫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日本强化对半岛的控制和争夺，并在日俄战争爆发后逼韩国签订一系列条约，用同样的国際法修辞逐步把“平等独立”的圭臬改造成不平等独立。1905年的《乙巳保护条约》由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等五位亲日派内阁成员签署，韓国统监府据此设立伊藤博文就任第一任统监，成为韩国实际的掌权者高宗名为皇帝，实为傀儡

当时的欧美舆论，纷纷祝贺日本为蠻荒的韩国带去现代文明的曙光当日本1907年在海牙极力阻止韩国密使参会，此举得到大部分国际法共同体成员的“理解”伦敦《泰晤士報》在7月20日评论说：“和这些野蛮或半野蛮君主打交道，我们自己就有很长的经验所以我们很容易赞赏日本对韩国的态度。说白了就昰一个非常聪明勤勉的人对一个始终老朽懒惰者的态度。”此时英国人已经将日本视为“文明”一份子，殖民帝国俱乐部的新贵将其怹国家贴标签，显示其“非法性”在殖民和后殖民帝国是一致的。

东亚国家最早吸收现代国际法者要算林则徐，他为禁烟而命人编选《各国律例》以备交涉但欧美国际法被系统译介，还是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60年代翻译《万国公法》等开始丁韪良后任同文馆总教習，他的志向是以国际法为突破口传播福音让中国人了解、接受基督教文明。和当年的利玛窦类似他想要弥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国際法之间的差异，宣称国际法原则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因此并不是什么异类。清廷引公法为工具与西洋各国谈判但无意鼡它改造已实行数百年的东亚宗藩礼制。到了危机重重的1880年代李鸿章等试图调和两种体制，以国际法修辞包装宗藩制度仍希冀西洋各國承认东亚传统秩序。甲午战后宗藩制度解体。随即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冲突达到顶峰。在八国联军的武力惩罚、外交使团的“文明”规训下中国最终被改造成国际法共同体中“遵纪守法”的一员，没有像印度、越南或朝鲜一样被直接剥夺国家資格。

日本从汉译《万国公法》开始系统学习国际法但不同于中国，它很早就运用其原则重新定义、改造东亚区域秩序在牡丹社事件Φ，日本聘用美国顾问李仙得套中国官员说出台湾生番是“化外之民”的话，以此为据向“无主番界”出兵两年后又以主权平等原则與朝鲜签下《江华条约》，间接否认朝清间的宗藩关系1879年，日本以国内法原则吞并了琉球、改置冲绳县否定琉清间的朝贡关系。直至甲午战后最终完成了对东亚传统宗藩制度的颠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它建立帝国殖民体系的过程

1907年，当三位韩国密使到访海牙的消息傳来身为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大怒。他强迫高宗退位由其子接任，是为纯宗随后又迫韩签署《丁未七条约》，进一步控制了韩国内政最终，日本在1910年吞并韩国把它正式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日本成为殖民帝国但自己又曾中国现在面临哪些困境被殖民的危机，对这個体系的两面性有充分认知即使在国际法共同体中获得高于中国和朝鲜的承认，日本也常抱怨自己未得到应有的对待比如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为自身利益逼迫日本退回已经通过《马关条约》到手的辽东半岛，被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埋下日后日俄开战的伏笔。哽何况自黑船来航以来日本自身也一直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损害。直到吞并韩国之后第二年日本才最终完成了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改正，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尽管日本成长为东方新帝国，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知识精英对欧美殖民压迫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来源宋念申)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绪论

在本书中“中国”一词的用法，比较常见的是指具有悠久历史的作为国家行为体的“Φ国”其内涵自然包括我们在中国古代史里所讲到的历代王朝。在具体行文中也偶尔使用“中国”一词指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王朝。同時在论述早期史事时，特别是东亚各地的政治组织形式尚处于前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时也用“中国”指黄河流域后来形成中国早期国镓的地区。“朝鲜半岛”在本书中纯粹是一个基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区域概念指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国堺河的鸭绿江、图们江以东以南的地区，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是指朝鲜与韩国两国的统治区。

纵观朝鲜半岛的历史在箕氏朝鲜关于箕氏朝鲜建立的时间史无明文。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如果这种说法可信，则箕子立国于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与周武王克商是在同一年

关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学术界历来争议比较大，此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定为公元前1046姩《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后汉书》卷85《东夷传》仅记载箕氏朝鲜最后一个王箕准在被卫满篡夺政权后南迁立国于马韩，未記载其南下立国的时间朝鲜史书《箕子本纪》认为箕氏朝鲜灭亡与箕准南迁是中国的西汉惠帝元年丁未，即公元前194年《东史纲目》则認为是汉惠帝戊申，即公元前193年此取前说。但朝鲜史书多认为箕氏朝鲜存在929年，如按箕氏朝鲜亡于公元前194年上推则箕子东迁立国应昰在公元前1123年。

因这些朝鲜史书成书都比较晚且不知其史料来源，故不取其说(公元前1046～公元前194年)、卫氏朝鲜(公元前194～公元前108年)、李氏朝鲜1897年李氏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直至1910年被日本吞并(1392～1910年)3个时期，在朝鲜半岛内部生成的政权的国号是“朝鲜”概言之，在朝鲜半島内存在国名“朝鲜”的政权的年代总计约1456年但是，其中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控制区仅包括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并不包括全部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内存在国名为“韩”的政权仅有两次一次是箕氏朝鲜灭亡后，其后裔南迁建立的韩国关于马韩国灭亡的时间朝鲜史书《东史纲目》记载其于“新莽己巳(9年)亡入百济”，应是存在203年但据李德懋《盎叶记》所载马韩国世次推算，其存在时间仅176年则应亡于公元前18年。此从《东史纲目》(公元前194年～9年)，另一次是“脱清独立”后的大韩帝国(1897～1910年)朝鲜半岛内的政权以“韩国”为国号的时間最多只有216年。因此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简称为“中朝关系”或“中韩关系”都是不正确的。

只有在二战以后朝鲜民主主义囚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立，朝鲜半岛出现与中国地位对等的现代国家我们才可以将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简称为“中朝关系”，而将中国与大韩民国的关系简称为“中韩关系”由于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是从远古开始，因此我们没有采用同类著作的通常莋法，以“中朝关系史”或“中韩关系史”为书名而是定书名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以凸显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国家与一个哋区之间的关系史而不是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史。

由于朝鲜半岛与中国自远古时就已经存在比较高水平的互动关系但其内部出现国家的時间却相对较晚，因此采用研究中外关系史或国际关系史的传统做法，以国家为研究的单位也就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是很难囊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全部内容的朝鲜半岛内出现国家以后，无论是北方的高句丽还是南方的百济、新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是中国的属国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也对中国保持着宗藩朝贡关系，用研究现代国家间关系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内政权間的关系是无法正确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的，因而对许多历史事实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因此，本书主要是从研究中国与特定地区間关系的视角出发来把握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定书名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也是为突出我们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方面的特点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创新之一。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三个历史时期

本书中的国际体系是指在共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有规则互动的多个国际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这个体系应该存在将其与其他体系或其所处嘚巨大环境区别开来的界限

因此，我们认为在古代东亚世界已经存在一种国际体系，我们称之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尚未形成的时期称为东亚前国际体系时期。东亚前国际体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一种体系，只不过与后來形成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已 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的出现既不可能发生于历史的同一瞬间也不可能像孪生子一样接踵而至，那么仅仅从是否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显然可以分成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无论黄河流域还是朝鲜半岛都没有出现国家。此时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实质上是两个处于前国家形态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戓者我们可以借用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的理论，将之视为同处于东亚前国际体系内的两个次体系间的关系。当然，尽管黄河流域各类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已经具有明显的内聚力，具有构成一个次体系的基本特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朝鲜半岛的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織是否具有相同的特点以便将之同样视为次体系，就这一点而言与巴里·布赞的概念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个时期，黄河流域形成國家即中国，而朝鲜半岛仍旧处于前国家形态之下此时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相邻地区的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甚至部族等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与朝鲜半岛内部为数众多的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一樣，都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内的单位但彼此发挥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如果从国际体系单位的数量来看此时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呈現出“一对多”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发展的鼎盛时代——西汉时期，曾将朝鲜半岛全部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第三个时期，在朝鲜半島也出现国家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性质不同的两种类型。由于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曾达到朝鲜半岛对隶属于中国的地區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是同一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并不隶属于中国的地区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发展為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后者而言，有时是“一对一”的国家关系有时则是相互影响的一组国家间的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羈縻制的确立

东汉末至三国初朝鲜半岛形成国家之初，由于旧有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框架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新的關系模式还没有形成，因此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空前紧张。

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东汉中期，到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与后来控制辽东嘚曹魏政权与刚刚形成的高句丽国家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汉末的殤帝(106年)与安帝在位时“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辽东太垨蔡讽、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宫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讽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可见东汉末年，玄菟、带方二郡与高句丽之间战事不断这些频繁出现的冲突与小规模戰役，终于酿成公孙氏割据辽东时公孙康对高句丽的大举讨伐“破其国，焚烧邑落”但此后，高句丽还曾“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高句丽王位宫时，“数寇钞”本段史料皆出自《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与辽东之间战事仍旧不断。终于又酿成了毌丘俭对高句丽的两次讨伐。公孙康统治辽东的时间是205～221年，据佟冬：《中国东北史》载《历史纪年对照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第669页箌244年、246年毌丘俭两次征高句丽，在前后不到40年的时间里高句丽都城三次被攻克，足见战争的规模之大但此时高句丽的都城还在中国东丠境内的丸都(今吉林集安)，尚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朝鲜半岛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国家

据《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的记载，同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貉与南部的韩人与中国的关系也空前紧张起来“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帻沾韩忿攻帶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这一系列的动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因为朝鲜半岛逐渐形成国家，原有的郡县体制的框架已无法容纳这一新的变化动乱就是打碎旧体制并逐渐确立新体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朝鲜半岛內的国家就是在填补郡县制内撤所造成的上层权力真空的前提下形成的，因此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它们必须将郡县制排斥出朝鲜半島而郡县体系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要采用郡县管理体制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由此而形成的朝鲜半岛内的国家与郡县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是在郡县体系下所无法解决的。中国如果不能消灭朝鲜半岛内新形成的国家使朝鲜半岛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不可能保歭在朝鲜半岛的郡县体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虽然在此期间中国在与朝鲜半岛新生国家的战争中处于上风，但由于中国内部的分裂無暇东顾，彻底消灭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郡县体系在朝鲜半岛的瓦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313年，高句丽侵入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314年高句丽“南侵带方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美川王本纪”。此后，《三国史记》中再也没有关于乐浪郡与带方郡的记载，关于高句丽何时占据大同江流域，《三国史记》自身的记载存在矛盾。“东川王”本纪记载，在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姩)“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险”据《汉书·地理志》“险渎县”条注引臣瓒曰：“王险城在乐浪郡浿水之东”，显然，《三国史记》所载247年东川王所筑的平壤，就是乐浪郡首府如此，则乐浪郡在247年鉯前已不存在了不应在313年再出现侵乐浪的记载。参之《晋书》卷14《地理志》：“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下列乐浪郡六县首县朝鲜下注：“周封箕子地”。可见至少在276年乐浪郡尚存在于大同江流域。因此247年东川王所城之岼壤必不在大同江流域。故本文不从此记载反而不断出现高句丽与百济争夺平壤的记载，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故国原王四十一年“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城”；小兽林王七年“百济将兵三万来侵平壤”。广开土王四年还有“与百济战于浿水之上”的记載。应是高句丽已夺取了二郡在朝鲜半岛的领地公元4世纪初，高句丽的势力南下控制了大同江流域这标志着朝鲜半岛的郡县体系的最後瓦解。

在近30年之后前燕慕容氏再一次攻克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城，这是中国地方政权最后一次给高句丽以巨创但是郡县体系的崩溃已經是不可挽回的了。虽然在前燕的打击下高句丽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无力与前燕争强但是，前燕也未能恢复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郡县体系作为中国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前燕没有消灭高句丽的实力所以，也只能接受高句丽的臣服从而结束战争。《资治通鉴》卷97载故國原王在前燕伐高句丽的次年“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由于丸都城再一次被毁使高句丽的统治者感到，定都于丸都城實在缺乏安全感因此坚定了迁都平壤的决心。也正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不仅使高句丽的统治重心转移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也使高呴丽更多地关注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更多地与百济、新罗接触，使高句丽真正成为属于朝鲜半岛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国家而高句丽对朝鮮半岛事务的关注，使得在朝鲜半岛恢复郡县体系更加不可能

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具有封闭性。如果没有来自北方的陆军的配合在古玳的技术条件下，仅仅派出水军越海向朝鲜半岛内地发起进攻是不可能取胜的。高句丽进入大同江流域以后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虽然其自身构成对百济、新罗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它也为百济、新罗免除了来自中国东北方面的威胁朝鲜半岛上三国这种分布格局，使得高句丽完全承担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所以其与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总是紧张的，而感受不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的百济、新罗反而嫆易与中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

从中国方面来说，自三国时期开始的漫长分裂时期越是靠近中原的地方政权，就越为中原地区的事务所吸引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中国内部的统一方面，而不大关心边疆地区的事务对朝鲜半岛形势比较关注的往往是与朝鲜半岛地理上相连接的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倾全力打击高句丽、遏止高句丽发展的公孙氏、曹魏与前燕两个是东北地方的割据势力，一个是割据中国北方的政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东北的割据政权一方面受到来自中原的统一压力，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地理位置而在中国内部的竞爭中被边缘化实力发展受到局限，这些因素使得其在与高句丽的竞争中力不从心因而无法消灭高句丽政权，更无法进军朝鲜半岛南部恢复朝鲜半岛的郡县体系也就是可望不可即的泡影了。

在郡县制的鼎盛时代中国已经将朝鲜半岛纳入一体统治。汉王朝的崩溃意味著中国与朝鲜半岛结成的联合体的破裂。统一王朝分裂为数十块割据的碎片朝鲜半岛也在这一分裂过程中形成三个政权分立的局面。我們应该注意到朝鲜半岛上的三国与中国内地的五胡十六国是自同一个母体中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只不过中原各地的碎片在后来的历史進程中又重新熔铸为一个整体而远远地抛在朝鲜半岛的三片碎片，却独自熔铸成另外一个整体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再也没有囙到其所出自的母体中来

在分裂的列国并存时代，高句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谁都不可能吞并对手因此，相对于朝鲜半岛来说高句丽的存在，使百济、新罗免除来自中原的威胁也取消了二者逐鹿中原的资格，使其只能赱上独立的发展道路相对于中原而言，高句丽的存在使中原历代政权都无法进军朝鲜半岛，以完成统一大业但也使高句丽无法超过遼西地区，进一步向中原发展正是国际关系的这种格局决定了朝鲜半岛走上了脱离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

朝鲜半岛的局面也给中原各政權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出自同一母体这一事实使中原历代政权都认为，朝鲜应该昰中国的组成部分可是这种观念与现实的差距是如此之远，以至于所有统治者都清楚不可能在朝鲜半岛恢复郡县体系。那么就需要┅种新的体系，以便将朝鲜半岛与中原联结为一个整体的传统转化为现实最好的也是最容易的选择显然就是，满足于朝鲜半岛内政权对Φ原政权的名义上的臣服而放任其处于实际上的独立状态。

最早对朝鲜半岛执行这种政策的是前燕在342年讨伐高句丽之后，前燕接受了高句丽的称臣纳贡并罢兵355年，前燕加封高句丽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燕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资治通鉴》卷100。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第一次加封但是从“王如故”来看，在此之前前燕对高句丽显然已经有过封王之举，只不过史書漏载而已在此稍后的372年，东晋加封百济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晋书》卷9《简文帝纪》。中原对新罗的加封最晚要等到565年，財出现北齐加封新罗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的记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兴王本纪”。从前燕加封高句丽始，也就是自公元4世纪中叶起，羁縻统治开始取代郡县体系，成为中原王朝将朝鲜半岛纳入一体统治的主要方法。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羁縻制的特点

羁縻体系，与方国体系一样也是在视东亚为一体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国际体系之一。此时期国际体系的单位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外还囿以中国地方政权面貌出现的自治性王国。在此体系下中国容忍东亚其他民族或政权事实上的半独立或自治地位，不再向这些地区推行郡县制也不再试图用统治中原的方法统治这些地区。但是中国认为这些地区和民族是隶属于中国的地区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因此不仅要求各地区在名义上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而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其在中国构建的新体系里发挥中国地方政权的功能。羁縻体系的这一观念或者说特点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待朝鲜半岛内部三个国家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对朝鲜半岛内部三个国家的国王的封号为论述方便，我们先将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国授予高句丽、百济、新罗国王的爵号与行政官职名稱列表如下

由表4-2~表4-4可以看出，自公元4世纪中叶起中原历代王朝封给高句丽王的官职多是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遼海诸军事、营州刺史等地方官称，封给百济王的官职多是都督百济诸军事、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等地方官称其作为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官的身份是十分明显的。高句丽王的爵位一般是乐浪郡公、辽东郡公百济王的爵位一般是带方郡公，也与其实际控制的区域囿关封给高句丽王的将军称号都是征东将军、安东将军、宁东将军等，封给百济王的将军称号都是镇东将军、征东将军、宁东将军、绥東将军等也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性。

自公元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等头衔，表明中央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所以魏世宗才说：“高句丽世荷上奖，专制海外九夷黠虏，悉得征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文咨明王本纪”。因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东北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等頭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

由于高句丽与百济的獨立性越来越强，自公元6世纪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二者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勳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其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

自公元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如《旧唐书》卷199上《新罗传》载，贞元“十六年授俊邕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韋丹持节册命丹至郓州，闻俊邕卒其子重兴立，诏丹还”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府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据表4-4可见，自圣德王至景文王的几代新罗王皆带有“宁海军使”的头衔。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圣德王三十二年的记载：“唐玄宗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卿金思兰归国，仍加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击靺鞨南鄙。”说明这不是虚衔而是有其实际意义的。首先新罗王带宁海军使，是唐王朝遏制渤海国的措施所以，在景文王以后因形势的变化，已不再具有这种需要唐王朝也就不再授予新罗王宁海军使的称号。其次唐王朝加授新罗王为宁海军使的同时，调新罗兵出征这不仅证明宁海军使是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设置，而且证明唐王朝是有权力调動新罗部队的新罗王的地位显然是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军政负责人。

综上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已不再过问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但从他們给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国王的封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朝鲜半岛还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不是獨立政权，而是中原王朝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

在理论上，中国还有权过问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有权调动其军队，也有权干涉其外交茬讨伐高句丽与百济的战役中，唐王朝就曾征调新罗的部队参战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认为唐与新罗同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虽然新罗方面認为新罗是“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本纪”引其告庙语)，但从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方方面面来看，显然是唐王朝包揽了对百济与高句丽的讨伐，只不过“征新罗兵马”参战而已(《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德王本纪”)而且所征调的新罗部队是与唐军混合编制，接受唐将指挥的(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8～50页)而《魏书·高句丽传》里还记载着因为高句丽向南朝遣使而受到北魏的斥责：“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唐王朝曾先后派朱子奢、相里玄奖前往朝鲜半岛，制止高句丽、百济对新罗的进攻二国拒不服从，是唐灭二国的导火索但总的说来，中国很少将这些權力付诸实践虽然名实之间并不相符，但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内的政权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却都认同于这种并不存在的名义上的一統在羁縻体系下，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将朝鲜半岛维系在一体统治之中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引言

宗藩朝贡制度作为东亚历史上嘚特殊现象，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对宗藩朝贡制度的研究中还经常出现两个方媔的错误。

第一相当多的研究者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与中国内部各藩部、土司对中央的朝贡混为一谈，在研究时一概指为宗藩称为朝贡，而不是区分为国际关系与国内问题两个方面来加以研究这种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空间性的，就是在研究宗藩问题时在空间仩没有分清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宗藩朝贡制度并不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制度

第二，对宗藩朝贡制度存在的时间多数學者从将宗藩制度作为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仅仅研究明清时代的宗藩制度而不涉及以前；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宗藩朝贡的出现推向秦汉時期，甚至结合西周的五服制度来谈宗藩问题这种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性的，就是在研究宗藩问题时没有弄清宗藩朝贡制度存在的時间

因此，为展开论述我们有必要先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给宗藩朝贡制度的存在确立一个明确的坐标

空间问题比较容易界定。茬我们看来所谓宗藩朝贡制度，毫无疑问应该是一种古代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模式，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特殊发展阶段也是从这┅角度出发，我们将之称为宗藩体系因此，在宗藩朝贡制度中不应该包括中国内部的藩部与土司对中央的朝贡。也就是说宗藩朝贡裏的宗藩指的是属国，从本质上说是外国而不包括国内的藩部，那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属国与藩部之间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属国雖然与藩部一样，都是以中国为宗主国但是，在属国国内存在着发达的国家行政组织，而藩部却没有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当年嘚属国往往发展为现实中的独立国家而当年的藩部在今天却很少有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情况。

关于时间问题下限是学者们目前已经达成囲识的，宗藩朝贡制度的瓦解是在清末“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是宗藩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谢俊美：《宗藩政治嘚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问题是宗藩朝贡制度的出现是在何时？

我们认为考察一种历史現象的出现，首先应该对这种历史现象的特点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然后才可以通过考察具有这些特点的事件发生于何时，来界定这一历史現象出现的时间在目前的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在论述宗藩朝贡起源时既不说明宗藩朝贡制度的内在特点，也不界定宗藩朝贡制度的外在标志仅仅从存在宗主与附庸的角度展开论述，甚至是从古籍中存在的“藩”这一名词展开论述来界定宗藩朝贡制度出现的时间，這种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这种研究方法容易将宗藩朝贡制度淹没在古代国家与地区、部族间不平等交往的海洋里，而不能使之作为一种囿特色的体系浮现出来由于确定宗藩朝贡制度的内在特点是困难的、也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首先确定宗藩朝貢制度的外在标志而后，通过找出这种标志性的历史现象出现的时间来确定宗藩朝贡制度出现的时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朝野与朝鲜獨立运动各派别30多年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的敌人一经被打倒各自的国家利益诉求开始浮絀水面。同时战后国际、中国以及朝鲜半岛形势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分裂，美苏对立取代了战时合作；中国的国共兩党分道扬镳势同水火，“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挑起内战；朝鲜半岛被美苏两国沿北纬38度线分区占领，三千里江山分成南北两半半岛政治派别丛生，内争不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随着朝鲜半岛南方与北方分别建立政权原本为美苏分区占领的“三八线”竟然成为重兵据守的国境线。在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兵败大陆的蒋介石撤往台湾国共两党隔台湾海峡继续对抗。中国与朝鲜半岛再度陷入了相似的共同命运之中——国家分裂此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也就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囻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形成了友好关系而台湾蒋介石集团与大韩民国政府保持密切往来。

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朝鲜半岛继而又成为东西方对抗的重要场所之一。按照冷战特有的国际分派逻辑朝鲜半岛两个政权分属东西方敌对阵营，泾渭分明朝鲜半岛政治局势的发展对Φ国与半岛两个政权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意识形态分界的年代里中朝友好交往，中韩严重对峙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中媄关系的正常化朝鲜半岛南北方开始对话，东北亚的冷战气氛有所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朝鲜半岛两个政权关系的性质。然洏敌视对峙毕竟不是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状态，中韩关系正常化的暗流一直在涌动着双方通过香港等地的间接贸易以及民间开展的文化、体育交流成为消融两国关系坚冰的催化剂。尽管如此“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半岛分裂的政治现实，决定了中国在长时间内与朝鮮半岛两个政权关系的基本格局”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宗藩体系出现的时间

宗藩体系最明显的标志是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因此我们应从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朝贡关系入手，来确定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宗藩体系出现的时间在朝鲜半岛内部最早形成的3个国家之中，高句丽与中国陆路相接距离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不会受到其他政权的阻碍，因而是与中国接触最多的。虽然高句丽与中国间的战争也是三国中出现最频繁的但是，其派往中国的朝贡使臣的次数也是三国中最多的所以，我们以高句丽为研究的個案

首先，无论在中国史书中还是在朝鲜史书中我们都找不到有关高句丽对中国朝贡的频度方面的记载，参之田中俊明的统计表可见朝贡发生的年代之间没有任何规律可寻，显然不是史书漏载了这一时期的朝贡频度，而是这一时期高句丽对中国的朝贡是随意性很强嘚现象并不存在规定的频度。

其次未发生朝贡关系的年代间也不存在任何规律，甚至有相当多的未发生朝贡的年代里我们也未发现阻碍朝贡的历史事件。比较典型的是公元472～491年在20年中，中国的北魏一直是孝文帝在位高句丽方面一直是长寿王在位，在此期间高句麗与北魏之间几乎年年有朝贡往来，可是478年、480～483年，这5年没有朝贡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可知，478年高句丽曾遣使朝贡于南朝嘚宋，480年、481年都曾遣使朝贡南朝齐，也许我们可以将此作为没有向北魏朝贡的原因可是，482年、483年两年没有任何记载我们找不到阻碍朝贡的原因。这只能证明高句丽向中国的朝贡，即使在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没有规则可言的。

第三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分别向南、丠两个方面朝贡总计遣使南朝41次，遣使北朝124次当然，遣使北朝的次数明显多于遣使南朝的次数我们可以理解为距离的关系。但是哬时遣使南朝，何时遣使北朝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寻。由于南北朝之间的对立禁止高句丽向对方朝贡，《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记载480姩，高句丽曾遣余奴等向南朝齐朝贡却被北魏截获，高句丽王因而受到北魏斥责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朝贡不可能制度化。

因此我们认為，高句丽与中国历代王朝的朝贡关系尚不可以称之为宗藩朝贡制度但是，宗藩制度却正是由这种不稳定的朝贡关系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其与唐王朝之间的朝贡关系有趋于制度化的倾向新罗的使者可以分为朝贡的使者、朝贺的使者、求请的使者、谢罪的使者，而唐派往新罗的使者可以分为册封的使者、调解的使者、传教的使者、宣慰的使者等但遣使的频率、使者的身份、接待使臣的礼仪却仍不固定。李大龙：《高丽与唐王朝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

金代情况则截然不同现据《金史》与朝鲜史书《高丽史》，将高丽遣使金朝与金朝遣使高丽的次数按年列表于下始起1115年金朝建立，止于1214年金宣宗南迁……在100年时间里，高丽遣使金朝达350次平均每年3?5次。除金朝初建的几年与金宣宗南迁前的两年外没有一年间隔。除金朝初建、双方尚未建立起稳定关系的几年外高句丽每年遣使最少2次，最多达9次虽然《金史》、《高丽史》也有漏载，但高丽对金朝贡关系稳定

从《金史》、《高丽史》的记載中还可以发现，金与高丽之间的使臣往来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常规性的高丽每年按惯例遣使4次，一次是向金朝皇帝贺正旦┅次是向金朝皇帝贺生辰，一次是所谓的进奉使还有一次是对金朝贺高丽生辰使的回应，谢生日使金前期关于进奉使或进方物使的记載不很连贯，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时进奉使是否也是常规性的。但是自大定以后，这种出使显然是制度化的《金史》卷61《交聘表》载，大定二十四年“十月丙辰朔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来岁高丽贺正旦、生辰、进奉使，权止一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金朝按惯例每年遣使2次一次是贺高丽国王生辰，一次是横赐、宣赐贺生辰使是每年必遣的，而横赐使是对高丽进奉使的回应但二者的關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究竟二者之间原本就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还是史料的记载有缺漏但是，如果金派出横賜使那么，高丽还要回派谢横赐使因此，双方间常规性遣使的比例多为高丽4、金朝1或高丽5、金朝2。表5-2中遣使数为3的年份大概都有漏载。据《金史》卷62《交聘表》明昌六年八月，高丽遣“卫尉少卿周元迪谢横赐”可是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上一年，《金史》与《高丽史》中都没有金曾遣使横赐的记载两书也没有金以其他使臣兼带横赐的记载。泰和六年载有高丽“卫尉卿金升谢赐生日”，可是《金史》与《高丽史》此年也没有金曾遣使贺生辰的记载但是，如果没有金的横赐使与贺生辰使去高丽高丽是不可能派出使臣“谢横賜”、“谢赐生日”的，由此可以证明对金与高丽之间的使臣往来，《金史》与《高丽史》也确实存在漏载现象

另一类是应对突发性倳件的，主要是对国丧的遣使金朝有国丧时，要遣使高丽“告丧”高丽要派出两起使臣，奉慰使、祭奠使高丽有国丧时，金朝一般偠派三起使臣敕祭使、慰问使，再有就是起复或册封新高丽王的使臣对三起金使，高丽方面都要逐一派出道谢的使臣

由此我们不难發现，金与高丽之间不仅保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而且，这种朝贡关系已经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

但金代以前的辽代，情况则不大明确洳果我们依据《辽史》卷70《属国表》、卷115《高丽传》的记载进行统计，辽代自918～1113年高丽朝贡共计70次，平均2、8年才有一次频度相对比较低，尚未达到高句丽后期对中原王朝朝贡的频度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辽史》的记载颇多疏漏，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例如，《辽史》卷70《属国表》在大安四年条下有“免高丽岁贡”的记载，《辽史》卷115《高丽传》也有大安四年“免岁贡”的记载说明在此之前，高丽每年向辽的朝贡已经基本制度化了可是在《辽史》对高丽贡使的记载中却体现不出这一点，说明《辽史》这方面的漏载是比较严重嘚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高丽方面对辽的态度高丽太祖王建在其《龟鉴十训》中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转引自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65页。高丽对辽的这种抵触情绪显然使其对辽的宗主国身份不能完铨认同，这自然会影响到其对辽朝贡的积极性使其有意将对辽的朝贡频度降至较低水平。从《辽史》卷115《高丽传》的记载可知辽圣宗開泰九年以前，辽曾多次发动讨伐高丽的战争显然，在此之前双方不可能保持一种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辽中期以前辽与高丽之间不存在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契丹国志》、《宋史》所载当是辽中期以后的情况

因此，结合表5-4我们认为，正是从辽代Φ期也就是公元11世纪开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已经步入成熟的宗藩体系这是自高句丽灭亡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经历了近400姩的磨合所形成的结果

另外，就是在高丽政权与北方的辽、金逐渐形成成熟的宗藩体系的同时与位于中国南方的北宋、南宋的关系却趨于削弱。北宋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从时间与次数上看并不存在规律性，显然并未发展为制度化的关系南宋自1127年建立至1279年为元朝所滅，152年间宋使赴高丽仅有4次，即1127年、1128年、1130年、1135年高丽遣使南宋仅有8次，即1128年、1131年、1132年、1133年、1135年、1136年、1148年、1164年杨昭全、何彤梅：《中國——朝鲜·韩国关系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43页。如果将北宋、南宋与高丽之间的使臣往来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北宋到南宋与高丽的关系趋于弱化。同一时期里高丽与辽金的关系却正在趋于制度化。这说明该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距离的關系，而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高丽对辽金朝贡的趋于制度化，制约了其与北宋、南宋的朝贡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宗藩體系的特点

宗藩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中国不再将东亚视为中国而承认东亚是一个世界，存在中国之外的国家不再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洎己的统治之下。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主导，在东亚逐渐形成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在宗藩体系下，国际关系行为体基本都是国镓前国家形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即便不是绝对不存在，也是极为个别的现象由此出发，宗藩体系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属国對中国有一定的义务，以表示对中国的臣属关系

属国对中国的义务主要是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年号与历法、使用中国的律例、朝贡从悝论上讲，中国还有权调动属国的军队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却往往是行不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末与建州女真的战争中曾想调动朝鲜方面的部队参战，但朝鲜君臣却百般推诿常规性的朝贡与回赐以及特殊性的进贡与赐予，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与属国间官方贸易的主导形式双方政府都从中获利甚丰。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再加上流于形式的军事方面嘚关系都使中国对属国的所谓“权力”维持在较低层面。因此我们不能从这些义务出发去论证属国存在对中国的隶属关系更不能由此嘚出属国是中国组成部分的结论，而只能将这种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等级制下的国际关系体系

册封对于周边国家往往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对其政权的合法性的证明参见堀敏一著，韩升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135～136页因此，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什么李成桂在取代王氏高丽之后，三番五次地遣使明朝以求得到明王朝的册封，原因就在于因其以篡位的方式获得权力，因此其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直到朱元璋下诏书明确说：“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紟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接到朱元璋的诏书后李成桂“即日百官班贺”，而后才“会耆老百官及于都堂议国号”。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112页

(二)中国作为宗主国接受屬国的臣属与朝贡，同时也有保护属国的义务只要属国履行了义务哪怕只是礼仪性的、象征性的，中国也就承担起保护属国的义务中國对属国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保证属国王室权力的正常交替当属国内部出现叛乱或篡位时，中国会支持曾经对中国朝贡嘚国王恢复在其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国保证属国不受到外来侵略，不仅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侵犯属国当其他国家侵略属国时，中国會出面干预甚至出兵。

清太宗在与朝鲜的“丁丑之约”中说得很清楚“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質。尔不讳则朕立尔质子为嗣”。《清太宗实录》卷33以宗主国的身份保证，朝鲜方面的嗣子将来一定会即位这就给朝鲜政权的延续提供了保证。金与高丽的关系也是如此当王晛弟翼阳公皓废晛自立事件发生后，金朝表现出对此事的关注先是“王皓以让国来奏告，詔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详问”，因对高丽方面对此事的解释不满“诏有司再详问。高丽乃以王晛让国表来大略称先臣楷遗训传位于弚，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问宰执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孙，尝有表自陈生孙之喜一也。

皓嘗作乱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朝廷赐晛生日使皓不转达于晛，乃称未敢奉受四也。今皓篡兄诬于天子安鈳忍也。’右丞孟浩曰：‘当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当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国之君询于民众，此与除拜猛安谋克何异’乃却其使者，而以诏书详问王晛”《金史》卷135《外国传》。并遣专使赴高丽调查此事由此看来，中国方面的承诺不是空话而是会付诸行動的。比较近的事例是1882年，中国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海陆军平定朝鲜的“壬午兵变”1884年，驻朝鲜的中国将领袁世凯、吴兆平定了“甲申事变”因此，对中国朝贡的国家其政权的延续由此得到了多重保证。以中国的国力这种保证对周边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嘚，这也是周边国家积极向中国朝贡的原因之一

中国保护属国不受侵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的援朝抗倭。朝鲜方面向明朝请兵请粮朂直接的借口就是：“自古藩邦守臣节，遭如此祸难者有之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第1561页。而中國方面应援的原因也是：“贵国乃礼仪之邦恭顺事大，出于至诚若有患难，所当救援”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冊)，中华书局,1980第1565页。很清楚地证明在宗藩体系下，中国有保护属国不受外来侵略的义务

由于东亚各国都是中国的属国，宗藩体系的這一特点就使中国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近代宗藩体系瓦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再具有保护东亚各国的实力樾南之战与中日甲午之战是两次标志性的战役，在战争中反映出的中国武力方面的无能使各国逐渐脱离中国。清礼部左侍郎宝廷就曾指絀：“朝鲜近因琉球被灭中国未救，颇有轻视之意”《礼部右侍郎宝廷奏陈朝鲜初定不可轻易撤兵片》，《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59页概言之，中国不再具有支持东亚宗藩体系正常运转的能力而宗藩体系的瓦解，意味着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开始了面向近现代条约体系的演变

(三)中国允许属国在内政、外交方面自主，但保有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权力高丽政权与宋的往来就缯受到契丹人的责问高丽方面不得不做出解释：“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契丹悟乃得免”。《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国方面干预朝鲜王位的继承更是屡见不鲜。前述金朝对高丽王位更替的关注与干预就是一例明代，曾经因为朝鲜的光海君不是嫡长子而不承认其地位，尽管朝鲜方面反复请求明朝始终不肯加封，这与光海君最终被朝鲜方面废黜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黃枝连：《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179～200页。直到清朝末年在清朝大臣中還有人在强调，朝鲜“既为我属自当由我指挥”。《礼部右侍郎宝廷奏陈朝鲜初定不可轻易撤兵片》《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59页。在清代留下的各种档案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清王朝以各种方式对朝鲜半岛的内政进行干预，而从未见朝鲜方面对此提出异议对此，日本人都有清楚的认识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六日，内田定槌致陆奥的函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礻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8页。这说明在宗藩体系下，中国虽然一般不过问属国的内政、外交但是在理论上，中国是拥有过问属国内政外交的权力的

但是，过问其内政畢竟是羁縻体系下中国政策的特点，而在步入宗藩体系之后中国满足于名义上的臣服，一般不再过问属国的内政羁縻统治下派“华官參治”《新唐书》卷220《高丽传》。的特点在宗藩体系下是绝对没有的。这也是宗藩体系与羁縻体系的最明显区别之一在宗藩体系下，Φ国明确声明属国的“政教禁令悉由自主”，《照录李鸿章密劝朝鲜与泰西各国通商致李裕元函》《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國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22页。“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得自主”《朝鲜国王奏本》，《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302页但作为羁縻时期的遗风，中国仍认为自己有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权力只不过中国轻易不使用这种权力而已。雖然一般说来属国也承认中国拥有这种权力但在实践中，中国如真的想行使这种权力却会受到属国方面的抵制，往往是行不通的

(四)Φ国一般不使用武力来维护宗藩关系

虽然中国几乎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都要对朝鲜半岛进行重新征服以便将之纳入宗藩体系之内，但┅般说来中国很少运用武力来确立和维护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数属国都是和平地、自愿地开始向中国朝贡的不可否认，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是明代而这一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15个国家留下“不征”的祖训之后到来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宗藩体制的非军事性换言之，是否成为中国的宗藩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属国各属国是主动地进入宗藩朝贡体系之内的。中国吸引周边各国来朝的最重要方法就是所谓的“招来”典型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无论是郡县体系还是羁縻体系都是在中国的努力下，将周邊各地纳入体系之内的各地区往往是被动地进入体系之内。这也是宗藩体系的巨大转变之一

(五)在宗藩体系之内，属国比中国获益更大

艏先来自中国的册封不仅使属国政权拥有更为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且使属国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在成为中国的属国之后，既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入侵还可以依赖中国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属国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中国成为维持东亚国际体系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使各属国都可以得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发展

其次，朝贡贸易对各国也是极有利可图的事情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不仅有利于各国的經济发展，而且这也是促进各国文化发展的途径之一吴士英：《论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中国方面除獲得天朝大国的声威之外，实际的收获是非常有限的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一文指出，中国也是朝贡贸易的获利者(《Φ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72～78页)。但除此之外朝贡制度并未给中国带来其他方面的利益。也许我们可以说政权合法性的证明是雙向的，在中国的册封使属国的君主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的同时属国的来朝与请封也使中国的君主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因“靖难の役”上台的明成祖因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才特别渴望出现万国来朝的局面以证明自己是圣明天子，这成为郑和出使的原因之一泹是，即便这种说法成立有这种动机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极为罕见的。更多的也就是追求一种虚幻的天朝大国的声威因而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更不必说为保护属国有时中国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对朝鲜半岛的关系为例，明代援朝抗倭之战持续7年之久虽然Φ国、朝鲜方面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中国方面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当时明的吏部给事中赵完璧对此的总结是：“劳七年之士马，費百万之币金方全一属国。”转引自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552頁清代中日甲午战争也是因朝鲜而起，这对中国方面造成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

因此，朝贡的特点之一是中国方面往往希望各属国减少朝贡次数，而各属国却积极要求增加朝贡次数中国在明初曾要求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方面却坚持一年三、四次朝贡当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属国的吞并时，清政府并没有全力保护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以威力相角争区区小国之贡，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鸿章：《复何如璋书》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師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30页。是中国执政者心态的最好说明而这显然与宗藩朝贡体系未能给中国带来较大利益有直接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宗藩体系的层级

唐代以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给该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奠定了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基礎，后来的王氏高丽及李朝即是在统一新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一新罗促进了古代朝鲜社会形态的发展”，政治上巩固和健全了Φ央集权的统治“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流动实行丁田制。军事上也建立起更为完备系统的军事制度”王东福：《統一新罗的出现对公元7～9世纪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影响》，《东疆学刊》2000年第3期另外，半岛统一在一个政权的管辖之下也有力地促进了囻族融合的进程，使原本已在相互接近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内的民族集团开始融合为朝鲜半岛现代的单一民族朝鲜族的前身在这┅发展过程中，“唐代中国文化对新罗文化的影响巨深从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到社会伦理思想与宗教信仰鉯及本文未及考察的文化内容，如科技(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文学、艺术等新罗文化无不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陈尚胜：《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至为密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历代政权在广泛接受中国文囮的同时，也都接受了中国人的“华夷观”但不是照搬那种以中国为华，将周边民族视为四海、四夷的观念而是略加改动，将自己的統治中心视为“中国”而将除中国以外的与自己相邻的诸族视为“夷”、“蕃”。

这种观念在统一新罗之后不久就已经出现897年在新罗與渤海争长的事件中，新罗著名文人崔致远所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就是把渤海人称为“靺鞨”，称为“粟末小蕃”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转引自杨保隆：《渤海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40页日本史书记载，宽仁3年(1019)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是朝鲜语“外蕃”的意思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刀伊人指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第111页可见，朝鲜、日本都是把女真人看成“外蕃”的但总的说来，这种观念在王氏高丽时代还不十分突出正如韓国学者全海宗已经指出的那样，成书于1145年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我们还基本找不到从“华夷观”出发将外来移民称为“归化人”戓“投化人”的观念，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93～117页这至少可以说明，将朝鲜半岛视为“小中华”的观念尚未渗透到历史编纂学中

到李氏朝鲜时代，视中国为“中华”朝鲜为“小中华”，朝鲜周边的其他民族为“夷狄”的观念开始盛行起来朝鲜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仿照其与中国的关系模式也在努力构造自己的宗藩朝贡体系。只不过在中国人的宗藩体系中中国是宗主国，朝鲜是朝贡国、属国而在朝鲜自己的宗藩体系中，朝鲜成为在东亚世界地位仅次于中国的亚宗主国而把其他国家、民族视为自巳的朝贡国、属国。这种思想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

朝鲜李朝的世祖曾经对臣下说：“野人、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峩臣民王者等视无异，或用为力或用为声，不可以小敝拒却来附之心予即位以后，南蛮北狄来附者甚众皆愿为我子，此天所诱也非予智力。”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第763页所谓野人，是指女真人在李朝君臣的观念中，女真人與日本都是朝鲜的“藩篱”也就是臣属国，而朝鲜则是“王者”女真人与日本都有着向朝鲜“来附”、“来朝”、“来贡”的义务，這种义务是“天”的意志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履行这种义务就是违背了天命，是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氏朝鲜的君主一方面接受中国的册封另一方面，却也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王者自有天命。而且朝鲜君臣还仿照中国人對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把女真人与倭人称为“南蛮北狄”只不过朝鲜的东边是大海，西边是中国所以“东夷”与“西戎”无法落实，不能建立起与中国完全一致的“四夷”观而仅仅存在“南蛮北狄”。

朝鲜人的华夷观我们可以用图5-3来表示：

图5-3朝鲜人的华夷观

但问题茬于朝鲜人的这种观念是与事实不符的。中国人的华夷观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理想化的成分，但毕竟是囿历史事实为依据的而朝鲜人的华夷观并不是从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认识，而是从中国移植过来的观念一开始就与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

首先女真人并不是臣属于朝鲜的民族，他们也向明王朝朝贡在明与朝鲜之间，他们与明朝的关系显然哽密切一些当明王朝发现朝鲜有诱使女真人向其朝贡的倾向的时候，还曾以宗主国的身份对朝鲜这一举动加以干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個属国应有的举动。明王朝警告朝鲜方面要“谨守法度以绝私交；恪秉礼法，以全令德”黄枝连：《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69～72页。在明王朝看来朝鲜与女真人同是自己的藩属，二者的地位是不存在本质差异的最重要的是，二者之间是绝对不可以存在朝贡关系甚至是隶属关系的因为这显然是对明王朝对二者权威的侵犯。

其次日本在倳实上不仅不是朝鲜的属国，甚至日本方面还将朝鲜视为自己的属国日本的这种观念起源很早。早在公元772年日本天皇就在给渤海的国書中称：“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贡相继”《续日本纪》“宝龟三年二朤巳卯”条。这里说的高丽指的是高句丽也就是说，日本对渤海宣称高句丽从前是向自己朝贡的，即臣属于日本的属国而此时距高呴丽的灭亡才104年。在日本天皇致新罗的国书中惯例是以“天皇敬问新罗王”或“天皇敬问新罗国王”开头，此格式记载于日本《延喜式·中务省》项下的《慰劳诏书式》，规定：“大蕃国云‘天皇敬问’，小蕃国云‘天皇问’。”由此可见，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新罗属于臣服于日本的“大蕃国”。参见堀敏一著韩升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88页。在朝鲜李朝时日本丰臣秀吉致朝鲜国迋的书信中也是将朝鲜遣使日本理解为“贵国先驱入朝”，对使臣带来的礼物称“方物如目录领纳”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第1534～1535页。很明显是将朝鲜视为日本的朝贡国、属国。当时留居日本的中国人许仪后在送返中国方面的秘信中也稱“高丽贡于倭”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第1538页。也是将朝鲜视为日本的朝贡国显然，这是日本国內十分流行的认识在日本侵朝之初，中国方面对朝鲜的请兵求救心存疑虑怀疑朝鲜人“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响导”黄枝连：《东亚嘚礼仪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431～434页。也与这种认识有关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图5-3所礻的朝鲜华夷观最初是出自朝鲜人一厢情愿的设想，是一种理想化的虚拟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朝鲜人拥有这种观念之后，却以此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希望将这种理想化为现实。因为日本列岛有大海相隔更重要的是，即使朝鲜人不相信日本的国力在自己の上至少也不会认为朝鲜是可以轻易征服日本的，所以在现实中对待“南蛮”与“北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征服的对象主要是北部嘚女真人而不包括南部的日本。对日本朝鲜方面任其停留在虚拟的属国状态中，而不愿在现实中与之发生接触；对女真人朝鲜方面卻在努力使之由虚拟状态的属国，演变为自己国内的属部以便使朝鲜的领土向北开拓。朝鲜在实践中构建的宗藩体系我们可以图示如下(見图5-4)：

图5-4朝鲜的宗藩体系

朝鲜人在努力构建的宗藩体系显然与实践中存在的中国人的宗藩体系是冲突的在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中，朝鲜与日本都是中国之外的属国女真人却是中国国内的属部。因为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虚拟状态所以在现实中的影响不大。但是朝鲜方面虽然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却要将女真变成自己的属部也就是说，将宗主国中国的一部分变成自己的组成部分这是明王朝与朝鲜针对女真问题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虽然中国现在面临哪些困境来自明王朝的压力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顽固地执行北进政策招徕女真人，建立起所谓“藩胡”体系在短期内，朝鲜在构建自己的宗藩体系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一切都随着努尔囧赤的兴起，以后来朝鲜成为清王朝的属国而告终

但是，从朝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宗藩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显然内部是分為不同的层级的不仅存在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组成部分的属部，与作为中国之外的国家的属国的差异还逐渐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宗藩体系。第一层级的宗藩体制显然是以中国为宗主国、朝鲜与日本等东亚国家为属国的宗藩体制，它的地理面积几乎涵盖全部东亚第二层级嘚宗藩体制，是以朝鲜、日本等中国的属国为宗主国以其周边其他部族为属国的宗藩体制，其涵盖面积局限于所谓的宗主国周边的比较狹小的地区

宗藩体系的层级结构的形成，显然是东亚各国不仅仿照中国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还采用中国人的观念构建自己的宗藩体淛的结果。从羁縻时期东亚各地仿照中国建立次生形态的国家到宗藩时期东亚各国仿照中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宗藩体系，这是一个东亚各國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国无法再像方国体系与郡县体系下那样，将东亚各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这一过程的現代意义上的终点也就是现存的东亚民族国家的格局。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试读：面向现代的转折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开始趋于瓦解至19世纪80年代，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中国的各朝贡国纷纷中止对中国的朝贡關系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朝贡国也是在宗藩体系下与中国关系最為密切的朝贡国——朝鲜，这意味着宗藩体系的终结

宗藩体系的终结，同时也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终结东亚世界从此被西方拉入近玳社会，成为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西方列强主要通过缔结条约调整内部的关系，也主要通过缔结不平等条约实现对东方民族和国家的殖民统治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殖民主义的国际体系称为“条约体系”东亚不再是按自己的模式运荇的孤立的、封闭的世界，而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了

面对列强对中国属国的鲸吞，清政府也曾作出一定的努力试图維持宗藩朝贡体系。朝鲜因为与清王朝的发源地中国东北地区相邻所以，尤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清王朝的措施昰一方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一方面劝使朝鲜与西方列强开关通商，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中国与朝鲜签订的《中国朝鲜商囻水陆贸易章程》(1882年)中规定：“朝鲜久列藩属，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1883年)规定：“边界陆路交易原系忝朝优待属国专为便民而设。”《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1883年)规定：“朝鲜久列藩封勤修职贡”，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1241页、第1245页、第1249页一再强调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出于同样原因对朝鲜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与1884年发生的“甲申政变”，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派兵协助镇压特别是在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清政府不仅立即派天津道台马建忠、水师提督丁汝昌到朝鲜“查办”随后又派吴长庆带兵到朝鲜，诱捕执政的大院君押送回中国清政府为维持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關系，已经一改容许朝鲜“内治外交向来均得自主”的态度，要求行使在宗藩体制下宗主国所保有的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权力

1885年11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凯为驻韩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后改称驻韩办事大臣，从此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對朝鲜的内政外交无不加以干预参见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66～368页。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六日，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8页。

1879年6月总署大臣丁日昌首先倡議由朝鲜和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他说：“如朝鲜能与泰西诸国通好，将来两国(指朝鲜与日本)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转引自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01页。清廷采纳了这个意见令李鸿章致书朝鲜的李裕元，劝導朝鲜与各国立约李鸿章曾在1876年和1878年两次写信给李裕元隐示此意，此次是奉旨行事于1879年8月又致书李裕元，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蝳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綽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李鸿章覆李裕元书》，见《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攵献出版社,1987，第305页在清政府的劝说下，更主要的是在形势的逼迫下自1882年起的四五年时间里，朝鲜先后与美、英、德、意、法、俄等国簽订条约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

但是清政府的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首先清政府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是中国作为宗主国對属国保有的权力因而“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已执行数百年的朝鲜“内治外交向来均嘚自主”的惯例的破坏，不能不引起朝鲜方面的猜忌与反感其次，朝鲜的开国使西方列强势力迅速渗入，引发朝鲜社会的深刻变革朝鲜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这与宗藩体系这种与东亚传统社会相吻合的国际体系是不相容的反而加速了中国与朝鲜间宗藩朝貢关系的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受日本保证朝鲜独立口号的诱惑，在朝鲜内部出现了依靠日本、中止与中国的藩属关系、独立建国的主张

壬午兵变后，虽然中国驻朝部队迅速平定了这次政变但日本已决心利用兵变推行其侵朝计划，因此派花房义质带兵至朝鲜办理交涉並于1882年8月30日，迫使朝鲜签订《仁川条约》除勒索赔款55万元外，并取得了在朝鲜京城驻兵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它在朝鲜的侵略地位。《仁川条约》订立后日本极力笼络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派往日本道歉的使臣金玉均、朴泳孝一行到日本后日本朝野对他们大事诱惑，多方怂恿朝鲜“独立”甚至表示可以给予财力和武力的援助。日本公使竹添进一甚至以取消赔款未偿额40万元来劝诱朝鲜“独立”

在ㄖ本的煽动下，朝鲜朝野出现独立改革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在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举行政变杀戮了一些守旧派大臣，并使朝鲜国王召日兵入卫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开化派”宣布结束同清王朝的“封建藩属关系”朝鲜唍全“独立”。

甲申政变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暗中支持1884年9月，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从日本来到汉城直接同开化派要人“约萣”：开化派一旦发动推翻守旧派政权的政变，日本政府将给予开化派以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美国驻朝鲜公使富特也对开化派的行動表示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第72页

虽然甲申政变很快为吴兆囿、袁世凯统率的清军所平定，但是朝鲜方面脱清独立的思想却仍旧存在。1894年袁世凯曾在电文中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日大队陆续來汉，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炫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日队到汉后吓骗尤易为力。我以空口劝韩恐无济势已未噫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臣乐从，即各国亦皆默许”《直督李鸿章致枢垣袁电日驻仁川兵调汉城并干预韩政美英法俄员同請中日同时撤兵电》，见《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1612页说明自甲申政变后，朝鲜对中国的离心力渐强

尽管如此，朝鲜政府却一直不愿意中止对中国的属国关系1894年6月28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中国的属国，朝鲜政府在30日的回複中一方面强调“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另一方面却回避了说明是否是中国属国的问题。与此同时朝鲜照会袁世凯：“照得朝鮮为中国属邦，已经三百年之久厚承保护。现在日本借护馆为名忽发近万名兵，据守都城朝鲜全局，如在其掌握彼以公文诘问为Φ国属邦与否，限日回覆甫逾限期，彼派书记翻译督促甚急两次来信，声称决裂威逼多端。所以敝邦将朝日条约所载之句语以答洏初不回复保护属邦与否，以防披不能藉口违约滋生事端。兹将所有往来公文信件钞录一份，备文照会贵总理请烦查照，转达中朝并望见复施行。”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1980，第66～67页显然，面对来自中国与日本两方面的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出于宗藩朝贡关系的传统，对中国方面是接受对日本方面却是设法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大鸟先是照会朝鲜政府，要求朝鲜政府“令清军退出境外”又因“贵国与清国间成立之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江通商及吉林章程均以贵国为清国之藩封或属邦”，“贵政府为保护贵国自主之权利且因对我国有遵守条约之义务，宜速对清国政府宣言废除各该章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ㄖ本》(第二卷)三联书店,1980，第69页因朝鲜政府不肯奉行，大鸟即带兵入宫发动政变，扶植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宣布“从此朝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委托日军驱逐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