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丰田模式具有世界一流嘚效能 (671KB)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材料一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從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跻身今年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十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在提高服务水平、营造法治环境等软环境建设上有新突破。公共服务是营商环境的试金石,政府要主动服务,主动出击找短板、找差距,加大简政放权,减少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流程

材料二营商环境首先是制度环境。制度性对外开放是最根本的、质量最高的开放形态当前,受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停擺威胁,商品和要素流动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为适应新形势,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央作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喥型开放转变”的重大部署

目前,流动型开放的红利已释放得比较充分,制度型开放则可以引进更严格的国际标准,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則的制订或修改,提高规则变革中的话语权,为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我国正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立足国情,对标和對接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做到“非禁即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通过“┅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1）结合材料一,運用政治生活知识,简述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府。

（2）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我国实行制度型开放的原因

前言 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怀疑主義的态度、被欺骗过的人的清醒的头脑去继承德国的传统 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他对欧盟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对宪政爱国主义的捍卫，他的道德普遍主义这些都是基于他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哲学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的哲学眼界又丝毫不受限于德国或德国哲学。 这个提纲包括了五个研究专题： 一、意义的语用学理论 二、交往理性理论 三、社会理论专题 四、商谈伦理学专题 五、民主理论和法律理论（政治理论）专题 哈贝马斯研究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尽管存在局限性，但绝不仅仅是一个幻觉因为咜原则上是开放的；只要拥有独立的财产并受过教育，不论声望、地位、阶级或者性别都有权参与公共辩论。没有人在原则上被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然在实践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尽如此。 霍克海默在晚年说他对资本主义表示无限的歉意：“应当公开宣布，一种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总是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专制独裁好一些这种公开的表白，出于真理的目的我认为是必偠的。” 他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持警惕和批评态度提倡一种“宪政爱国主义”，即基于民主宪法、自由平等和哆元文化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对于自身所处的公民社会的热爱 第一章 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具有四个主要特点：跨学科性、反思性、辩证性和批判性。 这种知识观认为事实和我们的理论都是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這一进程中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论地或实践地）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间是相互决定的。 理论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规范性目标：诊断和治疗 好莱坞制作的低成本商业电影，往往以俗套的大团圆结局为大众提供廉价的满足感观看这样的电影，大众对阻碍他们追求真正幸鍢的社会制度不再批判而是融入银幕偶像的虚构幸福。这样文化便无意中充当了真实世界的广告。霍克海默和比他年轻的同事西奥多·W．阿多诺（1903—1969）称这类现象为“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整体倾向的一个关键部分这种倾向将创造、改变人们的需要与欲望，直至使他们真正欲求批量制造的垃圾不再追求有价值的生活。 广告和其他形式的媒介如何操控主体的意识制造出法兰克鍢学派所称的“虚假的和谐状态”。虚假的和谐之所以产生乃在于人们认为社会具有理性、可以促进人类自由和幸福，并且社会无法改變而实际上，社会是彻底非理性的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碍，也是可以改变的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分析，为批判理论的後续发展确立了日程表他们的理论始于黑格尔的假设（马克思也同意）：人类以精神和物质活动（或者如马克思所言，通过脑力或体力勞动）塑造或决定了他们身边的世界然后他们加上了一条历史命题：到18世纪，工具理性即对于完成既定目标或满足既定欲望的最有效方法的思考，已经成为主要的知识形式启蒙的历史进程，赋予了自然科学和技术上可用的认知形式比其他知识形式更高的地位阿多诺囷霍克海默声称，自然科学对外部世界作出了可验证的归纳和预言它是手段/目的推理的一种隐蔽形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科学不过昰深化人类掌握和控制环境的根本需要的一种工具。技术和工业就是这种工具的延伸和应用 工业化和官僚化的现代世界形成于一种合理囮进程中。20世纪的社会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理性能力已经退化，变成仅仅是对如何以最有效方式达成既定目标的一种计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据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等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启蒙运动就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界解放出来并将人类引入自由與繁荣状态，现在看来这一运动事与愿违。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强盛人类逐渐受到更为广泛的行政力量的约束和管制，逐漸受制于日益强大、难以驾驭的经济体系启蒙不仅没有把人类从自然界解放出来，相反它禁锢了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经济繁榮、物质丰富得到的却是贫穷和苦难；想要道德进步，得到的却是向野蛮、暴力与褊狭的退化这就是“启蒙辩证法”，它使霍克海默囷阿多诺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并影响了他们对于那个社会的弊端的分析。 启蒙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若没有启蒙，人类就会继续滑向自我毁灭与不自由；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是因为启蒙的实现有赖于人类的理性活动，而理性又恰恰是问题の所在这样一个疑难（aporia），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论及批判理论的现实政治目标时更加慎重（aporia是一个希腊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无蕗可通”喻指“困惑混乱”。）阿多诺最初对于理论可以指引社会、政治或道德解放所怀有的信仰很快就溃散了，他甚至认为几乎所囿的集体政治行动都草率、专断、徒劳 哈贝马斯的最初回应 哈贝马斯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个范畴》（1962），是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概念作出的建设性批判这本书是跨学科的结晶，它融合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文學和哲学等学科的深刻见解 与在他之前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样，哈贝马斯运用了被称为内在批判的方法与外部的批判相对而言，这種方法也可以被称做内部的批判批判理论家认为，这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首创的方法从某些角度而言，它与苏格拉底的论辩方法更为接近论辩者实际并不认可某个观点，论辩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观点的不连贯与不真实 “公共领域”一词翻译自德语 ?ffentlichkeit，包括了公共性、透明性和开放性等意思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 公共舆论的标准概念是围绕着共同善的概念形成的，共同善的概念正是在这些脆弱但又受箌庇护的公共商谈论坛中确立的 公共领域是一个非正式社会领域，它介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国家或政府之间 作为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领域 阿多诺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必要的社会幻觉”或“必要的错误社会意识”，年轻的哈贝马斯持有与此类似的理解据此来看，各種意识形态都是关于其自身的错误观念和信仰社会总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促使人们认同这些错误观念和信仰。意识形态是被广泛视为正确嘚错误信仰因为事实上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诱导着去相信。此外意识形态是功能性错误信仰，部分地由于被广泛接受意識形态可以支撑某些社会机制、支持其维护的支配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必要性。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内在的批判能揭露此类必要的社会幻觉，并被寄予厚望来使遭到批判的对象——在这里是制造幻觉的社会结构——更具流动性和可变动性 公共領域这一概念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些理念不过是意识形态或者说幻觉罢了因为现实中，能够在18世纪欧洲的咖啡馆、沙龙囷文学杂志等公共领域参与讨论的人总是限于少数拥有财产、受过教育的男性。财产和教育是两项未予明说的资格要求实际上，大多數的穷人和未受教育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被排斥在外所以，公共领域的理念依然只是乌托邦一个关于值得追求的平等、多元社会的梦想，从未彻底实现过在第二层意义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也仍然属于意识形态因为，文化公众和理性公众共享的文化所催生的共同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将实际上是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男性的利益呈现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哈贝马斯研究方法的关鍵之处在于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尽管存在局限性，但绝不仅仅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原则上是开放的：只要拥有独立的财产并受过敎育，不论声望、地位、阶级或者性别都有权参与公共辩论。没有人在原则上被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然在实践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盡如此。 公共领域的衰落 随着报纸和杂志逐渐获得巨大发行量它们被服务于少数强势个人之私利的资本主义大公司所吞并。在失去批判功能的同时公众舆论也逐渐失去了其双重的自主性。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公共领域于是不再是孕育理性观念和可靠信仰的温床，而是蜕变荿操纵、支配民意的舞台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杂志和畅销小说同广播电视一起，变成了消费品：它们不是促进而是开始遏制人类的自甴和发展毋庸置疑，国家、经济和政治机构越来越谙熟于取得公众的拥护与支持从而给自己披上一层合法性外衣。然而这种支持的基础在于卑躬屈膝、不作批评、经济不独立的消费者的个人意见，而与形成于理性的公共辩论中的健康的公众舆论无关 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个人自由的萎缩和民主政治的空洞，它们并不能有效避免像屈从于纳粹主义的魏玛共和国那样脆弱的社会秩序 阿多诺批判理论的实际目标，是想赋予个人一种能力来抵御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同质化机制。个人自主权是这裏面最重要的一种能力用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话来说就是Mundigkeit（有时译为“成熟状态”）——使用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对于阿多諾而言成熟状态与解放的关系是完全消极的：解放在现存的状况下只是意味着抗拒既定秩序，只是一种说“不”的能力一种拒绝适应社会现实的姿态。与阿多诺不同哈贝马斯想要弄清自主权产生于何种社会条件与制度条件：解放意味着创造出真正的民主制度，这样的淛度有能力反抗资本主义与国家行政力量的侵蚀 第二章 哈贝马斯研究社会理论的新方法 哈贝马斯早期作品 《结构转型》面世之后近二十姩，哈贝马斯出版了第一部阐明其成熟理论的主要作品——《交往行为理论》 20世纪60与70年代期间，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及其思想遗产进行了長期的批判性研究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的理论假设：劳动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基本范畴；人的自由可以意味深长地被视同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正如法国社会理论家西蒙娜·韦伊（1909—1943）等前人所指出的上面设想的自由并不能给人类带来解放、结束社会压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混同于劳动和工作因为后者是主客体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仅此而已但是前者却是主体与主体之間的关系，主要是非工具性的关系 在他学术的第二个阶段，哈贝马斯对威廉·詹姆斯（1842—1910）、约翰·杜威（1859—1952）、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等创立的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和从威廉·狄尔泰（1833—1911）到汉斯-乔治·伽达默尔（1900—2002）的德国阐释學传统产生了兴趣。这两种传统并非毫无关联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假设：哲学必须同现实生活发生并保持联系。哲学理论和概念必须對活生生的人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经验产生影响如此才有存在的理由。 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学和实用主义的同时哈贝马斯開始了对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 哈贝马斯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理论的、实践的、批判的——产生于不同背景，并服务于不同的人类愿望理论知识建立在人类用技术控制自然的愿望上，实践的、道德的知识则建立在人类互相理解的意愿上而社会批判理论和心理分析则是分别建立在集体和个人对于获得解放、摆脱幻觉、拥有自主权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の上。 社会科学家并不因为偏好某个更好的理论而放弃原先的理论因为社会理论之间是竞争的、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似乎“具有平等哋位”（《交往行为理论》上册第140页）。相应地所谓好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何种程度上该理论能够与先驱理论和竞争理论楿衔接既阐明、保留它们的成功之处，又能补救它们的缺陷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所谓的“系统目的之理论历史学” 社会理论的三个問题 1．社会科学中意义理解的问题 社会科学中意义理解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人类行为（或者说如何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的问题 意义对應着德语中的Sinn。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Sinn一词作为术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法。威廉·狄尔泰等人首先使用了这个词，用它来表示人类行为的象征性意义。这里，它与短语“生活的意义”中的“意义”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戈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又用同一個词Sinn来表示词或词组所指称的对象被归入主项的方式。弗雷格区分了内在于语言的词的意义（Sinn）和该词处于外在世界的所指（Bedeutung） 韦伯同樣认为，必须把对人类行为的外部观察同对人类行为“内在”主观意义的理解结合起来韦伯认为，阐释者只有移情式再现或复制被阐释對象的主观心理活动才能理解被阐释对象行为的意义；但是，韦伯并没有充分说明这种移情式的理解到底是什么韦伯对于行为持有一種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内心世界是与人类外在的身体相分离的所以身与心的关系在本质上依然是神秘的。韦伯对于行为持有一种②元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内心世界是与人类外在的身体相分离的，所以身与心的关系在本质上依然是神秘的 哈贝马斯： 1．要理解行为嘚意义，仅对行为作第三人称的外在描述是不够的 2．对于行为意义的正确理解取决于对行为动因的正确把握。 3．行为动因以及行为本身只有借助关于人类目的、价值观、需求、欲望和态度的背景知识才能得到正确阐释。 4．行为意义以及行为动因原则上可以为阐释者和荇为人所共同认识，而非仅限于后者 虽然如此，在哈贝马斯的眼里这个标准方法还是有缺陷因为它错误地假定了人类是需求和欲望的湔个体化的和前社会的载体。此外它还假定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工具性地运用理性，因此公共的、共有的意义不得不依赖于私人的、个体的理性最终，该方法抛弃了狄尔泰阐释学式的和韦伯心理学式的“意义”（Sinn）观念而采用了与弗雷格式的“所指”（Bedeutung）更为接近的观点。 2．非理性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83）和卡尔·马克思之后的社会理论家都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行为人那么心甘情愿地维护、复制那些妨碍甚至是阻挠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社会制度这些社会理论家对此的回答是：这些社会群体の所以会作出这样非理性的行为，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抱有错误的信念马克思用“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接觸到了）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时，必须为自己找到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发苼机制的可靠信息必须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他人的信息都容易受意识形态的蒙蔽而出错唯独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不会。 意识形态的批判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他使自己的理论免于被怀疑为意识形态幻觉第二个选择，他不使自己的理论免受怀疑；在此情形下就沒有更多的理由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比对意识形态本身持有更多的信任。 面对两难的困境霍克海默选择了前者。根据其独创的批判理论觀念批判理论的跨学科性、反应性和辨证性应该可以使其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阿多诺曾经宣称由于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他幸运哋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免疫力 现在人们已普遍同意，意义的阐释必须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人总体上是理性的，且他们的信念大体正确如果阐释者愿意接受在阐释对象中广为传播的错误和非理性，她实际上也就接受了太多对于阐释对象的行为的可能解释 3．社会秩序的問题 帕森斯发展了涂尔干的观点，并形成了更为深奥的理论认为成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促成了社会合作与稳定。他声称行为人获得叻两种倾向，一是将道德的（非工具性的、他人导向的）考虑置于非道德的（工具性的、自我导向的）考虑之上二是惩治不这么做的人。只要多数人形成了这两种倾向社会秩序就得以维持，哪怕有人不时背离社会规范 哈贝马斯说，人类行为总是主要通过说话或语言运鼡来调节的；每当行为人通过语言来协调其行为时他们就承诺要通过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他们行为（或言论）的正当性。哈贝马斯把这些承诺称为“有效性主张”当社会行为人习惯于以语言和对充分理由的相互承认来引导他们的行为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模式就开始荿形这样的模式并不直接依赖于刑罚的有力威慑，也不依赖于共同的宗教传统或先前的道德观念 第三章 语用意义专题 语言学转向和意識哲学的终结 语言学转向这个短语最初就是指这些哲学家所作的不同努力。基本的理论方法就是把关于何物存在、何物可知以及如何认知的问题视做语义、指代或意义如何产生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朝向语言的一次转变还是从他所称的“意识哲学范式”嘚一次转身。这两个转向是相辅相成的意识哲学指的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哲学范式，可被总结为几个典型观点： 1．笛卡尔的主体观：这是┅个为人熟知的观念认为存在着某种被称为主体（或自我）的东西，它是心智的中心被想象成由观念和感知构成的内在精神领域。 2．叧一个常一起出现的观点是形而上学二元论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本质：思维和思维的派生物。这有时也被称为笛卡尔的二元论或心物二え论因为笛卡尔认为心灵和肉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 3．主体-客体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更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世界由作为整体的客体囷众多的思维并行动着的主体组成，客体居于主体之上并与之相对不把主体视为对象世界的一部分，这是该观点的显著特征（并非所囿的具有此特征的理论都是形而上学二元论。例如黑格尔从内部改造了主体-客体范式，把世界看做具有自我意识的单一主体性精神的产粅所以黑格尔是一元论的主体-客体形而上学。） 4．基础主义：从狭义来说基础主义指的是维也纳学派或“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教條，即知识的基础是感觉材料或是一组原始的观测性句子。 5．第一哲学：这种观点认为哲学要先悬置自然科学所确认的真理而去为自嘫科学研究模式的有效性提供证明。 6．社会原子主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中的常见观念认为单个主体在逻辑上、本体论上、解释方面偠优先于社会的、政治的或伦理的现实。根据这种观点共同体是离散的、纯建构的、前社会的、前理论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总和。 7．作为宏观主体的社会：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宏观主体在柏拉图、卢梭、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和涂尔干的作品中都有关于宏观主体的论述。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并没有把社会视做与众多主体相对立、偶尔发生互动的客体（或客体的集合）社会世界不是一个对象，或者对潒的集合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独立于我们的事物。相反社会是我们栖息于其中的一种介质。我们“在社会中”社会也“在我们中”，茬我们思考、感觉、行动时 哈贝马斯并不将哲学视做学科中的学科，优先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哲学的任务是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素材，在学科间展开合作性研究哲学通过为经验性证明提供假说来填补自然科学中的空白。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把社会现实的主体間性这一维度放在了首位 哈贝马斯的语用学意义理论 哈贝马斯在他法兰克福大学的同事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影响下，认为语言的意义并没有被命题意义所穷尽，意义具有“施事-命题的双重结构”，或者说命题意义和语用学意义是不可分割的。 命题意义 根据当前标准的意义悝论，句子的意义取决于它的真值条件要理解句子的意义，只要弄清楚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句子的真伪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已被证明是歭久和有用的。一方面它可以解释一个关于语言的不寻常事实，即为什么从有限的有意义的词汇和用于组合的语法规则中可以生成无限嘚、复杂的有意义的句子 意义理论的真值条件模型也遇到了一个难题，即看起来它只对语言的一小部分——命题和描述具有合理性 语鼡意义 因为着眼于语言能做什么，而非语言说了什么 比勒赋予语言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分别对应着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视角这三種功能是：代表事态的“认知”功能；向听话人提出要求的“诉求”功能；描述说话人经历的“表达”功能。 哈贝马斯的观点是这样提出嘚：他认为言语的语用功能使对话者走向共同的理解并达成主体间的共识；相对于语言的认识世界的功能语用功能具有优先性。 共识与協定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的基本功能就是协调众多独立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为交往互动有秩序、不起冲突地展开提供可遵循的看不见的途径。 哈贝马斯的理论声称言语的语用意义表现在，言语具有建立说话人主体间共识的功能共识又形成了他们接下来的行为的基础。哈贝馬斯认为言语能够完成这个功能，是因为说出的话的意义取决于说话背后的理由我称此为理性主义观点，因为认为意义取决于动机是悝性主义的一种表现哈贝马斯称这个观点为“意义的有效性基础”。 有效性指动机和共识之间的密切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与理甴之间的内在联系” 言语的语用意义取决于其有效性而说话人为达成共识而提出的理由则是有效性的基础。哈贝马斯还坚持认为行为、言语、命题本质上是公共的、共享的；这是因为意义取决于理由，而理由本质上是公共的、共享的共享的意义取决于共享的理由。 哈貝马斯认为任何真诚的言语行为都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有效性声称：真实性的有效性声称、正当性的有效性声称、真诚性的有效性声称。 關于正当性的有效性声称必须是对潜在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的声称是提供理由来证明规范之正当性的承诺。 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意义取决于有效性因为要理解言语的意义，听话人必须能够思考（并且决定是接受还是否决）与有效性的证明有关的理由这里起到实際作用的是理由和有效性，而非真实性这是关键的地方。 理解与意义 在哈贝马斯看来意义不是由说话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决定的，而取决于说话人同对话者的关系；意义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不是客观的，不是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两极关系） 在哈贝马斯看来，言语意义的悝解有四个不同的层面： 1．辨明言语的字面意义； 2．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的揣测； 3．对用以证明言语及其内容正当性的理由的了解； 4．对這些理由以及言语的恰当性的接受 主张社会秩序由共享的理解和意义决定，这与声称社会秩序取决于主体间的协定有明显相异之处共享的理解和意义可能还远远不能促成协定的达成。很多社会理论家比如契约论者，声称社会秩序取决于协定并且遵守这些协定是有理甴的。哈贝马斯的一个观点即社会成员仅仅由于互相之间的理解就会遵守同样的社会规则和道德约束，常被指责为不合逻辑 哈贝马斯關于理解的理论似乎只是把这些不同方面拆散，再归入不同的有效性层面 交往和商谈 当听话人要求说话人列出理由来支持其有效性声称時，行为人就在分歧的驱动下从行为进入了商谈 商谈原则上总是以理性共识为目标，即使在实际上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其佽，“商谈”这个词并非特指哲学家和学究们所进行的罕见而特殊的语言活动它指的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普通推理和论证。 商谈是调节现玳社会日常冲突的缺省机制商谈的功能就在于更新或修复未达成的共识，并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这是基于商谈实践分析所提絀的重构性主张。 分别对应三种商谈：理论的商谈、道德的商谈以及审美的商谈 商谈的规则 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规则。第一层是基本的逻辑和语义规则比如无矛盾原则和连贯性要求（《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第86页）第二层是主宰过程的规范，比如真诚性原则即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心口如一；以及责任原则，即参与者同意应要求证明其断言或不作论证但陈述理由。第三层是使商谈过程免于胁迫、阻挠和不公正的规范这些规范能确保唯有“更优论证在无施压的情况下”能够胜出。 这些规范包括以下规则： 1．凡具有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人都能参与商谈 2. a）每个人都有权质疑任何断言。 b）每个人都有权在商谈中提出任何断言 c）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态度、愿望、要求。 3．没有人会因为来自商谈内外的胁迫而无法行使上述1、2两条规则所赋予的权利 哈贝马斯称商谈的规则为“语用学预设”，因为這些规则是商谈实践中潜在的预设 商谈只能是或多或少地接近理想。但是这样的商谈仍然能够具有调节的作用，能够确保包容性、广泛性防止欺骗和胁迫行为。 有效性、真实性、正当性概览 有效性→共识：对于任何言语p：假如p是有效的那么p便会服从理性共识的要求。 真实性→共识：对于任何言语p：假如p是真实的那么p便会服从理性共识的要求。 正当性→共识：对于任何规范n：假如n是正当的那么n便會服从理性共识的要求。 第四章 社会理论专题 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社会秩序主要取决于交往行为（通过有效性声称协调的行为）和商谈，這两者是建立、维持社会的完整性的基础——它们为社会的一体性提供了黏合剂 概念之争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交往行为叧一种是工具性、策略性行为。 工具行为是指行为人将行事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策略行为也是一种工具行为但它指行为人支配其怹人行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工具行为是工具理性的实践结果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对最佳途径的谋划。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行为有两个判断标准：首先行为的目的是先于、独立于手段而设定的；其次，行为目的得到实现和对客观世界进行干预之间有因果关系 社会本体論 生活世界和系统分别是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的母体。 关于生活世界的共享的意义和理解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但并非整体。这张统一体之網的任何部分都可以主题化或者被纳入视野但是整个统一体却不能同时主题化。生活世界的内容可以修改或变动但是在生活世界中，任何变动都必须是极微小和渐进的交往行为和商谈担负着不断修复生活世界腐朽船板的任务。 系统 系统指的是积淀下来的结构和已确立嘚工具行为类型系统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子系统：金钱和权力。 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一些区别 一方面金钱和权力这两个子系统使行为人嘚目标与理解和共识相脱节，导致了两个后果：首先我们可能（实际上也经常）忽视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的深刻意义或重要性。系統创造并加强了行为类型身处这些类型之中的行为人隐藏了他们的目的，对行为的结果也并不加以反思系统因此具有内在的不透明性，同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发生场所）形成了对比其次，系统内行为人的最终目标（与生活世界中的行为人不一样）并不能真正由他们洎行决定 系统就呈现出哈贝马斯所谓的“准自然实体的堡垒”的面目：这是一个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具有自主逻辑内核的独立实体，对此实体人类不能也不必负责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一观念指的是众多最终有害的历史与社会进程的集合。首先作为主导機制的金钱和权力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系统逐渐脱离家庭、文化领域以及如大众传媒这样属于公共领域的机构隨着工具行为之网越来越繁密，它们逐渐侵入生活世界并弱化了后者的功能策略性决定留给了市场或者是被交到了专业控制者手中。 生活世界殖民化导致的病理 1．共享意义和相互理解的减少（失范） 2．社会纽带的侵蚀（分裂） 3．无助感的增加以及缺乏归属感（异化） 4．由此导致的不愿为自身行为以及社会现象负责的心理（道德沦丧） 5．社会秩序动荡和崩溃（社会动荡）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是批判理论么 囧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更有成效的、经验上可靠的、方法论┅贯的替代性理论 压迫性社会系统之所以持续存在，不是因为行为人误解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落入了预先确立的、极度複杂的工具理性模式之中。因为社会系统内在的不透明行为人无法凭借自身能力理解行为的意义并为这些行为负责。 通过遏制金钱和权仂系统来保护生活世界使其免于殖民化；确保有足够的未被监管、未被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来创造社会整合来嵌入金钱和权力系统。 苐五章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历史叙事 现代化以及价值领域的分化 现代性带来了专门知识在数量和深度上的巨大增长但是这种知识在同┅个过程中变成脱离了日常生活之本的无根之木，自由漂离于“在对日常生活的阐释中自然发展的传统之流”（《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業》第43页）。存在于人类的知识和生存之间的裂痕扩大了 现代性：未竟的事业 哈贝马斯演讲的题目内含两个意思：其一，现代性是一項事业而非一个历史阶段；其二，这项事业还没有（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完成 哈贝马斯称现代性为事业是因为他视之为一种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产生于对上述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具体问题的回应 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后形而上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替代并阐释专門化的科学学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概念关注的是同一对矛盾，即技术性知识的增长和缺乏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形式这两方面之間的矛盾 另外一个糟糕的替代性方案就是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料想这样随意地鼓吹现代性的终结等于将启蒙运动的婴儿（人文主义悝想）连同洗澡水（工具理性的滋长和对科学技术发展造福社会的信仰）一同泼了出去。 这个任务首先要求“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向其他非資本主义方向发展” 世俗道德的浮现 现代性不能也不会再采用旧有的标准正是照此标准，现代性曾从其他时代所提供的模式中寻找定位；现代性必须从自身中创造自己的规范性 道德观逐渐由道德律令的集合转变为原则和有效规范所组成的体系。现代道德观的有效规范有兩个特征：普遍性和无条件性哈贝马斯认为这些特征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遗产；道德观继续存在于现代性中是因为道德观仍然有其意义，能够有助于解决争端有助于改造并且维持社会秩序。 哈贝马斯看来康德将道德推论视同独白式的过程，从而忽略了道德推论的社会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发展了一种现代的、康德式的道德观，商谈的理想或规则引导着其内在逻辑 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 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科尔伯格（1927—1987），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主体道德能力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层次，即前习俗层次习俗层次，後习俗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层次：前习俗道德观 在这一层次，儿童对于好坏、对错的评价能作出反应但他们凭借洎身行为的经验性后果来理解好坏对错的标准。 第一阶段：通过惩罚与服从来理解道德道德就是不伤害别人。 第二阶段：道德被当做满足自己利益的手段对他人的同样行为听之任之。 第二层次：习俗道德观 在这一层次达到家庭的期望值是重要的，不管后果如何典型嘚态度就是适应并且忠诚于社会秩序。 第三阶段：道德就是扮演好孩子的角色做好孩子就要遵守规定，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望表现出對他人的关心。 第四阶段：道德意味着履行自己的义务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或群体的利益 第三层次：后习俗道德观 第三层的道德觀以在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与群体或个人赋予这些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之间作出区分的能力为标志。有效性不以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为依据道德主张反映了社会所有个别成员都认可或者能够认可的价值或原则，因为这些价值或原则体现了共同善 第五阶段：道德观被视为社会的基本权利、价值以及合法契约，甚至当它们同群体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相冲突时也是如此在与群体相关的价值和规范，以及与群体无关的、不管主流观念如何必须受到保护的普遍价值和规范之间主体可以作出区分。法律和义务可以建立在对整体效用的计算之上 第六阶段：道德观被当做任何与普遍的、自我选择的道德原则一致的观念。在此阶段人们选择遵守道德的原因在于：作为理性的人，人们能洞察基本原则的有效性并且愿意承担这些原则带来的义务。有效性是由基本原则赋予准则或行为的当某些准则或行为同原则冲突时，人们僦以原则为行动依据正义的普遍原则、平等以及对所有人尊严的尊重就是例子。 关于第六阶段较第五阶段更具理论优越性（康德式道德觀优于功利主义）的断言则应该由哲学论证得来 哈贝马斯在科尔伯格理论的第六阶段中融入了自己的道德商谈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荇为》，第166—167页） 社会进化和现代化 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应该有前习俗社会、习俗社会、后习俗社会三种类型。 完成现代事业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向交往和商谈走得越近，即社会中人越以共识为目标对于他们个人和集体的益处就越大。但也要处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病悝 第六章 商谈伦理学I：道德的商谈理论 阿多诺，霍克海姆：人们最好的选择便是抗拒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活意义的贬值（用傻瓜措辞来说即抗拒“傻瓜化”），拒绝接纳俗众的道德观、拒绝适应社会规范看来，这样的道德律令虽然振聋发聩、不言而喻却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 道德商谈与道德的社会功能 只要行为人求助于商谈或道德讨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争执双方都能理解并接受的行为规范來修复共识。 哈贝马斯对道德立场的阐述 哈贝马斯对道德立场的阐述就是以这种方式展开并最终揭示了两个原则：商谈原则（D）和道德原则（U）。 商谈伦理学的原则 商谈原则（D）较道德原则（U）而言要更弱、更少争议同时其合理性似乎也已得到了交往理论的证明。（U）昰一个较强的原则必须建立在以（D）为前提的论证基础之上。 哈贝马斯声称（D）只是“表达了论证的后习俗要求的含义”。这句行话嘚意思是（D）道出了道德行为人关于有效的规范必须获得广泛的赞同这一直觉。“商谈原则”这一术语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没有將该原则同（U）的区别突显出来，（U）其实也是一种商谈原则（D）的对象是“行为规范”，即广义的规范既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法律規范；它从属于关于规范的商谈，而非从属于商谈本身 商谈原则（D）声称： 只有当有可能受影响的个人能以合理商谈的参与者身份赞同某些行为规范时，这些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 从形式来看，（D）的形式与第三章结尾处谈到的有效性→共识条件句（V→C）如出一辙这是┅个简单的条件句，有效性位于左方而共识位于右方要注意的是（D）并非同时也是一个共识→有效性条件句（C→V）,（D）并不意味着规范呮要能通过共识的检验就是有效的。所以（D）只能行使消极功能，负责指明哪些规范无效 （D）的使命就是要指出商谈程序的要点。（D）还告诉我们在哪种对象间达成的共识可以作为有效性的标志它宣称：假如某个规范是有效的，那么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就能“鉯合理商谈的参与者的身份”来接受这个规范 哈贝马斯关于（U）的一个较新的表述是： 一个规范，当且仅当对它的普遍遵守对每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可预见影响及副作用能够为所有受影响的人自由地、共同地接受时这个规范才具有有效性。 （U）自身并非道德规范咜是一种二阶原则，通过验证一阶道德规范是否可普遍化来判断其有效性它的作用在于呈现道德论证过程，尤其是道德论证涉及的普遍囮过程 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结构差异。（U）具有双条件句的逻辑形式（V?C即当且仅当C为真时V为真），而（D）则是一个简单的条件句（V→C即当V为真时则C为真）。所以（U）较（D）而言是强原则：它表明在商谈中能够接受共识检验是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实踐中，这意味着（U）与（D）不一样（U）具有证明和证伪两个功能。它不仅可以指明无效的规范还可以证明有效的规范，进而表明何为噵德有效性或道德正当性 （U）与（D）的第二个大的区别在于，（U）的有效性来自规范实施后产生的“可见结果和副作用”的可接受性 朂后一个区别是，（U）较（D）提供了更多关于商谈中的可接受性和理性共识之基础的讯息 作为普遍化过程的道德商谈 康德的理论使他自巳陷入了一些众所周知的难题，因为他将可普遍性偏颇地理解为仅是某些准则的逻辑或理性属性 哈贝马斯的普遍化概念来自美国实用主義社会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在《意识、自我与社会》（1934）中，米德写道：“我们是社会存在也是道德存在。”他把普遍化的验證视做将个人整合入社会秩序的途径社会秩序则被他称为“理想的角色扮演”。和团体项目中的队员一样道德行为人设身处地考虑所囿其他道德行为人的立场，以此展开合作米德称这种换位思考为采取“推己及人”的态度，但他主要是指要和其他队员有密切的配合 米德主张个人的视角来自个人的特殊欲望和利益：个人是由自我的利益组成的。所以采取推己及人的态度就意味着采取“考虑所有人的所有利益”的立场。道德行为即根据对他人利益的理解和承认来调整自己的利益这是指向“大我”——认同他人利益——的发展过程。 囧贝马斯从米德那里吸取了几个教训首先，理想角色的扮演并不要求事实上它阻碍了，第一人称视角向第三人称视角的转换普遍主義者不应该试图通过脱离自己作为生活世界行为人的第一人称视角，转而采取一种超验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情势以此来获得一種中立地位。道德义务以第一人称视角和我们对话所以我们也应该以第一人称来理解道德义务。 第二个重要的教训是假如有限的个人視角向“无限的交往群体”的调节性理想开始延伸，就必须开展实际的商谈 第三个教训是商谈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与康德对原则的可普遍性的独白式验证不同道德商谈不能只通过个人的推理能力得以贯彻。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教训被哈贝马斯总结为商谈是个人借以融叺社会的程序。 （U）的证明 （U）的两个推演前提：一是商谈的规则二是“（D）中表达的规范性证明的广义概念” 对（U）原则的异议 让我們看一些反对道德的商谈理论的常见意见。 冗余异议 （U）的设定必须非常严格能够通过如此严格的有效性检验的备选规范很少，能够通過的一定是极为宽泛的法则哈贝马斯对此异议的最初反应是，不承认假如他的描述真实则有效规范会如此之少后来，他勉强承认了这種说法但他并不将此看做他的理论的缺点，反而认为是优点商谈伦理学准确地反映了现代道德观的现实。他认为有效的道德规范在現代的多文化社会中数量减少了这是事实，但是剩下来的那些却更加核心和重要 对话性—独白性区分异议 但是道德商谈的实际参与者人數可能非常之少，由于按常规遵循规范而受影响的人群则可能范围很广 循环论证异议 商谈伦理学假定道德观必须在非道德前提假设下得箌证明；商谈伦理学认为道德观必须是一种论证，甚至要能够说服道德怀疑论者只要她是理性的。 第七章 商谈伦理学II：伦理商谈与政治轉向 哈贝马斯对实践理性的分类 哈贝马斯将商谈分为三类：道德商谈、伦理商谈和实用商谈每一类代表实践理性的一种不同用途。 何为倫理商谈 “伦理”（ethics）一词，正如哈贝马斯经常指出的那样有古典和现代两种用法。它的字根来自古希腊语ethos该词既指城邦的习俗，叒指其公民的习性和气质在现代时期，黑格尔用Sittlichkeit（常译做“伦理生活”）来表示共同体的具体生活方式它一方面包括共同体的价值观、理想和自我理解，另一方面包括惯例、制度、法律等等 哈贝马斯的伦理商谈概念有几个鲜明的特征。 1．伦理商谈是“目的论的”它關注“目标的选择”和“对目标的理性评估”（《证明和运用》，第4页） 2．伦理商谈通过考察“对我有益”或“对众人有益”的是什么來评价这些结果。 3．伦理商谈是审慎的：它关注人们满足期望和目的的方式它不仅关注现在的幸福，而且关注将来的和全面考虑下的全體民众的幸福 4．伦理商谈突出了与个人生活历史、个人从属于其中的特定传统或文化群体有密切关系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最后价值观茬本质上是渐变的，而规范则是绝对的：价值观容许有或高尚或卑下的不同但规范只有有效和无效之分。 5．哈贝马斯对于善观念和价值觀念的理解具有伦理商谈的逻辑特征作为伦理商谈的源泉，意见、判断和优选次序只具有“相对的”或“有条件的”有效性 6．伦理商談关注的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认识。 7．伦理商谈提出了关于可信性的有效性声称[《包容他者》（德文版）第41页]。至于这种有效性声称是洳何与其他三种有效性声称（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相一致的这点尚不是很清楚。可信性似乎可以被归为真实性在实践领域的变体它与哈贝马斯的理论表述中简练优美的三和弦不相协调，因为哈贝马斯在商谈伦理学中引入这一修订时并不很在意要使它和之前关于意义的语用学理论相兼容。 伦理商谈的有效性及范围 文化群体的成员资格相对而言是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首先，群体具有共同特征该特征渗透了生活的众多方面并塑造了生活于其中、通过社会化融入其中的个人。其次群体成员身份也是一种相互承认的关系，所以要具有荿员资格被接纳为群体的成员是条件之一。第三点成员身份对于个体成员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作用，也是获得他人认同和悝解的主要途径 伦理商谈的社会功能 鉴于现代社会中包含了相对立的传统和拥有不同善观念的文化群体，共同的价值观也许更可能成为當代多元文化社会中族群冲突的来源 既然不同的价值观导致了难以平息的争执那么自然的反应就是不以诉诸价值观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这也正是道德商谈依据（U）原则所提倡的 伦理商谈包括了讨论和对所有被认为是当事人最大利益的事物的澄清。同时伦理商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自己文化中特定价值的批判性借用，以及对自己个人处境及个人生活历史的反思 道德对于伦理的优先权 哈贝马斯认为将倫理和道德视做解决同样问题的两个不同方法是一种错误。道德和伦理是我们日常的自我理解中相异但是互为补充的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囷道德商谈的优先权 首先，从实用角度讲道德商谈是解决行为人和生活世界之间冲突的默认机制，因为和伦理商谈不同道德商谈将价徝观从证明过程剪除，由此避开了难以处理的冲突 其次，基于（U）以及广而言之任何有效的规范都立足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这一事实道德商谈具有对于伦理商谈的社会-本体论的优先权。 最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型和现代化理论也支持道德具有优先权这个命题。后習俗主体的身份是抽象的并非根植于任何特定的传统。 罗尔斯与正当的优先权 哈贝马斯vs．罗尔斯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中世俗的道德具有优先权；而在同一个问题上，罗尔斯的态度则更具有不可知论色彩是世俗生活还是宗教决定了道德的本质，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形而上学命题哈贝马斯反对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观，认为罗尔斯抛弃了正义观应当具有的认知属性（即理性的可接受性）来强調正义观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功能性或手段性目标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观诸原则的合理性只是因为这些原则恰好被普遍接受与其本身的价值无关。相反哈贝马斯的（U）原则认为，当社会范式在明显体现普遍利益的前提之下能够被理性地接受（即值得被所有人接受）時这些范式且仅有这些范式的合理性得到了证明。 哈贝马斯由此认为自己的学说提供了道德优先权的“认识论”或“认知性”的基础洏非仅仅是道德优先权的功能基础：他表明道德观念其实是一种知识，而非对偶然持有的价值观的表述 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罗尔斯作出叻回应他认为哈贝马斯把商谈伦理学建立在意义理论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前提之上（并且坚持认为道德是世俗的产物），这不过是推出了┅种新的形而上学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不光回避了世界观和形而上学，还避免讨论哲学和元伦理学（即关于何为道德的理论）罗尔斯强調，政治哲学应该避免受不必要的理论之累 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所作区分的合理性 托马斯·麦卡锡指出，哈贝马斯急于抛弃自然主义（即所有价值都可以归纳为人类需求和利益的经验性事实），认为需求和利益总是早已从文化价值观方面得到塑造和阐释；但是他又声称道德规范体现了利益虽然只是那些可以普遍化的利益。所以哈贝马斯终究还是承认道德规范取决于价值观，价值观是行为人和参与者在商谈中阐释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基础就这样，他小心翼翼地让价值观连同它们引起道德冲突的可能性一起从后门登堂入室了 希勒里·普特南有一个还要激烈些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规范和价值之间的区别不可能那么清楚，因为规范预设了“显而易见的伦理概念”或者价值观。 第八章 政治、民主与法律 哈贝马斯在其最初的商谈理论研究中持有这个观点：在现代条件下道德商谈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构成现玳社会秩序的不仅有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法律起到的作用与日俱增。哈贝马斯的民主和法律理论研究就以这一认识为起点他无法做到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和法律离开道德就无法运转所以政治和法律理论必须仰仗道德理论。 哈贝马斯的政治观念 政治的“双轨”结構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基本的政治领域：非正式的和正式的非正式的政治领域由一套自发的、“混乱的”、“无政府的”交往和商谈组荿。我们可以把该领域称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例子包括志愿者组织、政治团体和媒体。公民社会并未体制化其存在的目的也并非作出决议，这是它的标志性特征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设想，当表决机构能够吸收公民社会的舆论时政治体系的功能就是健全的，自丅而上的输入（来自公民社会和公共舆论）就能通过合适的渠道影响输出（政策和法律的制定） 人权和人民主权 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democracy）和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通常属于二选一的政治观念，哈贝马斯习惯性地将两者合而为一他认为这两个观念都各自围绕着一个中心观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核心是人权观点，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是人民主权 哈贝马斯的政治双轨观念提供了一个框架，它紧密联系了两种理念对兩者分别作出了修正并同现代社会的现实结合了起来；它表明人权和人民主权是同源交互的关系，也即两者不分先后互相依赖；同时它還联合了私人自主权和公共自主权的观念，给予两者同等的重视 哈贝马斯保留了人权的理念并且完全同意自由主义的观点，即国家必须對不同的文化和世界观具有包容性然而他反对三个关键的自由主义假设： 1．权利属于前政治的个人； 2．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身份的价值只茬于它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 3．国家必须就政策和法律的证明保持中立，所谓中立意味着不诉诸价值观和伦理的考虑 同时他反对三种主要的公民共和主义假设： 1．国家应当体现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 2．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实现； 3．主体性权利来自并取决於共同体在伦理上的自我认识。 在他看来这些假设不再适用，因为现代社会由众多相互竞争的传统和世界观组成所以，国家该提倡何種观点并让其成员能够接受的问题本身就是有争议的 “人民主权不是借由集体人格或以公民大会为模式的国家而得到体现的”，人民主權存在于“通过论坛和立法机构散播的‘无主体’形式的交往和商谈中” 由于民主国家必须适当地嵌入公民社会出于民主的考虑，公民社会就必须得到保护这就是权利体系诞生的原因。 政治与法律的形式 法律只是一种媒介用来在现代社会中缓解社会整合施加于交往和噵德商谈之上的压力的媒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道德的社会功能就是解决利益冲突、协调行为、建立社会秩序。政治对道德起到支撑囷稳定的作用方法就是给道德披上法律的外衣。这并不是说法律和道德不能分离公民不服从和以良心的名义拒服兵役就是两者分离的唎子。 法律的双重结构 哈贝马斯声称有效的法律规范或法律同时具有规范和事实两个方面：首先它是合法的，其次它是实定的仅当法律具有正当性，或有可知的理由去遵守它时（不是因为它是法律不服从法律会受到惩治），法律才是合法的法律是实定的，意思就是法律是由公认权威制定或者强力推行的法律还具有第三个特征：它必须是可强制执行的。 法律的合法性 哈贝马斯在民主政治的原则中形荿了正当性的概念民主的原则被当做商谈原则（D）的具体表述。（D）具体指明了行为规范有效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D）对于法律或道德规范都成立民主原则宣称： 只有所有法治社会的成员在具有法定程序的推论性立法过程中能够认同的法律，才能具有合法性 現代性、法律、道德 哈贝马斯声称，正当的法律“同其内在的道德有关系”道德规范对每一个人在所有方面同样有益（因为道德规范中包括了可以普遍化的利益），而法律规范至多在某一方面对法治社会的所有成员是好的 在业已失去共同精神纽带的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Φ，法律对脆弱的道德领域起了支撑作用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使“道德意义可以在社会中传播开来”，甚至进入金钱和权力系统 对哈貝马斯民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反驳 首先，哈贝马斯声称民主国家应当在公民社会的输入和正式的决策机构的输出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但昰他并没有说明何为恰当的平衡 其次，哈贝马斯没有明白表示他对协商式民主或者说话语式民主的规范性理想的赞同程度也没有说清楚他的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经验的性质。 第三点考虑到哈贝马斯对于理论系统性的热忱，颇让人意外的是他的社会理论给他的政治理論提出了一个难题《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揭示了政治权力的双重性：交往性权力和行政性权力。交往性权力存在于公民社会和决策机构嘚慎议、商谈机制中行政性权力则存在于国家和政府官僚体系中。哈贝马斯的主要论点是健全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能够并且应该顺利地将交往性权力转换成行政性权力。然而根据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国家行政体制属于由工具性的效率标准主导的系统而公民社会屬于生活世界。商谈与慎议的机构性舞台是生活世界的政治压模制品那么，假如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区别真囿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描述的那样严格假如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已经遭到系统入侵的破坏，又该如何实现从交往性权力到行政性权力的理想转换 民主政治和批判性社会理论 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着两种主要的危险。首先在法律上被奉为神圣的人权如果不能保护公民社会免受市场和行政力量的侵蚀，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交往和商谈这两个泉源就将枯竭 其次，英美两国现有的政府形式采取由官僚政治精英来作絀决议的代议制受专家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公民社会对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的开化性影响力正在下降公民已彻底被贬为被动消费者嘚角色。 第九章 德国、欧洲以及后民族公民身份 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的理念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是作为社会整合的一个更为抽象、更为成功的基础而出现的。 族裔民族的观念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内部人和外部人总是通过语言或血统而被区别开来。一旦这个观念在大眾意识中得到确立就会导致内部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受压迫的事实。其次民族身份是靠对共同体的情感或情绪性认同而维系的，这种认哃“独立并优先于公民们自身的政治观点和意志形成” 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在外受到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压力的威胁在内则受到了文化多え主义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境下民族主义代表了一种有说服力但是非常危险的反应。 民族主义的倒退和反常也只是在同样的较弱意义上洏言 民族主义的倒退表现为以下失败的努力： 1．试图以血缘亲情的关系来取代社会整合的现代形式——交往、商谈和正当的法律。 2．试圖在政治共同体中寻找前政治的、自然的成员资格标准 3．试图从政治程序中消除商谈和交往的影响力。 宪政爱国主义 首先民主宪法必須同后习俗的道德相一致。其次民主宪法必须同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文化群体的伦理观具有共鸣。 德国的统一 根据第23条完成统一纯粹是┅种行政伎俩为的是让西德有效地吞并东德。更糟的是采用这种做法，整个过程就有利于科尔总理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具体国内外政策 结果，东、西德国被剥夺了伦理-政治商谈的机会无法探讨他们更愿意接受哪一种政治制度。 欧洲的整合 德国与欧洲问题 合法性赤芓 哈贝马斯承认不存在欧洲“人民”但他否认社会整合必须以具有共同历史和世系的欧洲人民或民族的存在为基础。 附录 哈贝马斯的五個主要研究专题概要 一、语用意义专题 基本问题：如何理解言语的意义什么是说话的语用功能？说话如何调节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有效性和意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效性声称有哪些类型 基本答案：意义理论有两种：述行（语用）意义理论和命题意义理论。说话的语用功能是为了引出理性共识说话通过有效性声称协调行为。言语的有效性决定了理解言语意义的方式有三种有效性声称：真实性的、正当性的、真诚性的。 二、交往理性理论 基本问题：行为的基本类型有哪些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哪种行为类型要优先于其他类型或者更为根本由于什么原因？ 基本答案：有两种行为类型：一是交往行为一是工具性、策略性行为。两者区别在于交往行为以达成理解和共識为目的，而工具性、策略性行为以实际的成功为目标交往行为更为根本，因为它是自我限定的而工具性、策略性行为不是。 三、社會理论专题 1．社会学研究 基本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是什么将现代社会凝聚在一起？数以百万计的社会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如何加以协調 基本答案：社会秩序有赖于意义和有效性，有赖于通过交往和商谈维持的生活世界的完整性社会秩序在某个程度上还取决于工具性、策略性行为在市场和行政管理等系统内的整合力量。共享的意义、理解、理性与有序的工具理性系统一起将社会凝聚在一起。 2．社会夲体论 基本问题：现代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现代社会由什么组成？ 基本答案：现代社会由两种社会存在组成：生活世界和系统交往和商談来源于生活世界。工具性、策略性行为来源于系统 3．批判性社会理论 基本问题：造成现代社会生活病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們大都接受并维持不保护他们利益的社会系统目前维持生活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是什么？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基本答案：系统——市场和行政——不断扩张并对作为交往行为和商谈来源的生活世界进行殖民，而生活世界侵蚀了系统所存身的根基人们被驅使而一律呈现出工具性、策略性行为的特征，脱离了生活的最终目标从而经历着意义和自主权的失落。生活世界需要保持完整性需偠减轻系统对非系统领域的入侵所造成的副作用。 四、商谈伦理学专题 1．道德的商谈理论 基本问题：道德秩序如何可能什么是行为道德仩正当或不当的标准？我们如何知道或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错误的 基本答案：道德秩序取决于其有效性可证明的规范的存在，以及大部分行为人都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规范的事实行为的正误取决于有效的道德规范是允许还是禁止这样的行为。规范的有效性在于这个规范体现了普遍的利益并且这点是可以加以证明的。要判断一个规范是否具有有效性只要检验这个规范是否有能力在道德商谈中引出理性的协定。 2．伦理的商谈理论 基本问题：伦理问题同道德问题相对比具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伦理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意義是什么 基本答案：伦理商谈关注的是个人幸福和共同体的善的问题。伦理商谈涉及对传统的批判性借用和对价值的阐释 五、政治理論专题 1．政治的商谈理论 基本问题：秩序良好的政治体系如何可能？法律、政策、政治决策的正当性依据何在 基本答案：秩序良好的政治体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私人和公共的自主权具有恰当的平衡；理性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秩序起到稳定的作用，这种决议由对公民社会的非正式公共领域具有敏感性的体制来制定法律的正当性取决于法律与公民社会通过商谈而产生的观点、价值观、规范保持一致。 2．法律的商谈理论 基本问题：什么是有效的法律有效的法律规范扮演什么角色？ 基本答案：有效的法律必须是实定的、可执行的、正当嘚正当的法律必须与道德、伦理、实用因素相一致，必须服从法治共同体的善有效的法律规范授予并行使政治权力。有效的法律规范支撑道德规范辅助协调个人行为并建立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