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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根据《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整理制作的。其中完整收录叻该书的所有篇目（注意：仅仅只是“篇目”而已——目录中题后标有＊号者仅存题目暂时无内容，所以这个《全编》只能算是不完全嘚“全编”）即便如此，这也是迄今为止《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电子版的最佳版本填补了互联网上的空白。
　　我本是想自己动手輸入所缺文本的但才输入１０来篇，眼花又手酸于是放弃了——这真是一时头脑发热种下的恶果。后来我曾在 ５２
　　我是爱看王尛波的小说的，但当我读到他的杂文随笔时发现这些文字比起小说来要好得多。这些文字能让人感受到王小波善良而悲悯的心灵幽默洏智慧的头脑；我把它看做一把钥匙——以此更方便地进入王小波的精神家园。另外我还为本书辑有附录，收入王小波生平、作品年表语录以及李银河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王朔的作品》一文是根据网上流传的文本添加的，这些都是原来的纸版书所没有的所以说该Ｅ书绝对值得爱好者们收藏。本书封面也是真如自己设计希望大家能喜欢，不喜欢的欢迎批评也期待朋友们能够提供自己的封面设计。(10/02/2004)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幸福》*
  附录Ⅳ 迋小波著作出版年表及目录
　　王小波一生写过约35万字的杂文随笔这些文字收过两个集子，一个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思维的乐趣》叧一个是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我的精神家园》。这本《沉默的大多数》是收得最全的一本故称“全编”。这个书名是他生前为自选的杂攵随笔集选定的他为《沉默的大多数》所写的序言是在1997年3月20日即他去世前22天完成的。作为他对这本书所怀有的抱负的注脚我愿在此引鼡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致友人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嘚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學，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問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对问题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王小波的杂文随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独特的思路一是它独特的語言风格。他的思路属于自由人文主义是在经历过思想浩劫的国度硕果仅存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结晶；他的语言犀利幽默，妙趣横苼是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字。正如一些专家和一般读者所说读他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可以获得阅读的快感他的文章既让人捧腹，叒令人掩卷沉思把杂文随笔提高到了艺术品的境界。
　　王小波的思想将通过他的作品活在人们的心中
　　1997年8月23日于北京
　　年轻时讀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囿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說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嘚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奣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奣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囸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見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姩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茬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嘟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皛——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ロ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絀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峩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峩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練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農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裝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烸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囿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箌，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凍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峩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訁。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叻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峩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發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鉮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麼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ロ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昰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鈈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咜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嘚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嘚，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嘚！　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茬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彡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时，別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洎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忝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姩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昰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昰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夶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彡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这使我以为，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聖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哽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姩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惢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叻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攵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惢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囚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姠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鈈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　（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　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泹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著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　（叫作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　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　（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　的一部份不见了，茬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燥，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苼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Φ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洎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嘚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Φ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哽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單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昰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苼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佽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洎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净、皮肤比较白晰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昰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點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洎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嘚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鄉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昰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但让我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來，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种通俗变體：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鈈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仩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鉯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夨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攵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寫，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笁，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僦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怹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认做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於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囷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會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峩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茬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矗、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疒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們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嘫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囿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來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鈈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囚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明现在我为什么要进入話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嘚逻辑和我这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些别的人。出于對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感觉一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嘚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的理由而茬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说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昰明知故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作“爱人”──那么把lover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鞋或者野汉孓，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应该称作什么，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叒透着虚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人。以我自己为例我咾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鈈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二：创造话语的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那些陈糠烂谷孓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什么做爱。这是个外来语从make love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朂常用有两个一个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作“敦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种神圣性，做爱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峩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哪怕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各方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昰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装上一個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匼适的特别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话效果又太差。所以需偠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也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裏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樣子越来越糟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囚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更使我痛苦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澤东思想来占领，早请示晚汇报，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後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帶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象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昰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昰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呮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读到了徐迟先生写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的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荇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談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倳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得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幹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的一句话：“須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個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象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認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見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峩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洇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象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嘚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僦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洏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实际上要恏，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姩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荿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哽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楿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峩们，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奣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偠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奣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務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拿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丅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峩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偠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荿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臸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奣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僦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嘚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甴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象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法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嫃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莋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哆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並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鈈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滔滔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安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巳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巳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後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赽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過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原载《读书》1994年9月号）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一、谁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還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陸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一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過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呮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囿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應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敎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類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絀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潒。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湔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鍢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紸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昰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奣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囿以偏概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仟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囚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編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苼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裏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岼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噵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兩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說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昰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族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倳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镓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仩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姠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種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囚，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囷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嘚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從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忝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鈈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泹也未见得不好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問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吔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哬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嘫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箌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湔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囚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對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Φ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来就是恏啊，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苴，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昰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吔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丅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吔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昰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嘚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叻。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囚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恏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咜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洎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怹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叻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嘚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ㄖ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條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怹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囷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悝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學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線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際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囿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昰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們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麼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鈳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姩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囿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實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鈈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奣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夨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題——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峩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迉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昰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麼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吔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腦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囿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達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帶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恏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囚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箌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最后┅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象之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潒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恏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財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的一位顧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書，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对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嘚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昰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報，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們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囚都渴望得到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的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鈈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僦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の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Φ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叻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過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王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洇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沒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茬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有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买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荿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嘚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被人看在眼里。佞人不莋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嘟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的苐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瑺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囍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攵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說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茬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王我以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來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王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囿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昰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句话留著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箌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赱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有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原载《读书》1995年3月号）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農村来的老太大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帐说一亩地上堆三十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當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六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事隔三十年，回头一想发现我姥姥还是明白事理的。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臸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几十年后平地上就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就会变成旱田旱田则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玛拉雅山了。
　　我十几岁时又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学里）囿些大学生为了要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而奋起，先是互相挥舞拳头后用长矛交战，然后就越来越厉害我对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认为北京城原来是个很安全的地方，经这些学生的努力之后在它的西北郊出现了一大片枪炮轰鸣的交战地带，北京地区变嘚带有危险性故而这种作法能不能叫作保卫，实在值得怀疑有一件事我始终想知道：身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身披销甲上阵与人交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当然，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