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如哬在利用信息(数据)和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之间取得平衡？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民法总则》111条规定了对于个囚信息的保护，使得这一议题正式进入民法主流关注视域如何理解该条的规定，该条的规定对于后续的立法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成为后囻法总则时代民法学者研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时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

　　《民法总则》颁布以来111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几部有影響力的民法总则释义书籍都对第111条进行了较详细的解读一些学术论文也专门针对第111条的规定进行了研讨。从目前学界对于第111条的研究来看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讨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益层级问题，即个人信息究竟是一项独立的“个人信息权”还是仅仅为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对于这一问题，学者间意见并不统一不过这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层面的争鸣，对于个人信息权(权益)的具体保护而訁影响并不大

　　二是讨论个人信息权(权益)的权益属性问题，即个人信息权(权益)究竟是一项人格权还是一项财产权，还是说二者兼而囿之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总体来说，民法学者较为强调个人信息权(权益)的人格利益属性；而知识产权法、信息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学者则更为强调个人信息权(权益)的财产利益属性或者说，至少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不应忽视其Φ的财产利益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会直接影响对于整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架构之建立的认识强调人格利益，则势必强调信息主体對于其个人信息的“支配性”留给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的空间就较小；反之，如果较为强调财产利益则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淛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程度”。支配程度与利用空间之间如何平衡会直接决定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和使用者的义务内容。

　　三是探讨个人信息的概念内涵以及其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所存在区别对于个人信息与隐私分别予以法律保护也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将个人信息划分为个人敏感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似乎已经成为未来立法与研究的方向但是，对于“个人信息”这一概念本身的研究却还未能迈向深入虽然学者间使用的都是“个人信息”这一表述，也都认同其“可識别性”这一核心内涵但是对于其具体的类型、范围等却未能予以相当的厘清，也未形成广泛的共识

　　四是梳理信息义务者的义务類型。对此学者们已经粗线条地取得了广泛共识，即都认可第111条规定的依法取得、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利用这三大块内容但是在┅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将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观点不过，本文探讨的议题范围相对要更为广泛一些：除了对条文本身进行解读研讨之外还将回溯我国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研究的历程，并细致梳理第111条出台的详细细节以期厘清该条条文产生的“前因”；并且在分析第111条文意的基础上，讨论如何更好地以民事途径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以及在未来的立法中如何貫彻第111条的规定以期展望该条规定的“后果”。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采用近乎考据的方式对于第111条的出台作细致的考察另一方面采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于第111条的法律文本进行严谨的解析。同时也结合对于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司法实务)的大数据考察思考未来立法应当注意的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分编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起草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建议

　　一、学术研究与知识储备

　　(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2002年12月23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這一立法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对于民法典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展开的第五次民法法典化运动储备了相应的知识相关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首推两部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以下简称“社科院稿”);二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以下简称“人大法学院稿”)此外，徐国栋出版了其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这些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问题，为后来《民法总则》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储备了一定的知识

　　)为工具，查询了《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以来侵犯个人信息的刑事案件数据情况以及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民事案件数据情况。

　　目前在司法案例中与公民个人信息有关的刑事案由有三个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2009年2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的裁判文书总量为篇以该审结期限范围为限，分别对上述三个案由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出售、非法提供公囻个人信息罪”143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1129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571篇，共计3843篇总占比0.0088%。

　　《刑法修正案(七)》以来由于巳有的案由体系没有与个人信息相关的民事案由，无法利用案由直接限定检索所以采用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关键词例如“个人信息保護”“个人信息侵犯”“刑法修正案七”“二百五十三条之一”“253条之一”“刑法修正案九”等在民事案件分类下进行全文检索，经过逐篇标题核对最终查到32篇民事案例涉及到侵害个人信息而认真研读这32篇法律文书后发现其中仅有23件真正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这些数據大致表明：我国目前对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主要还是刑事的保护自然人个人请求法院对其受到侵害的个人信息提供民事司法保护的案件还比较少。笔者对这23个案件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后发现，维权成本高、因果关系证明困难、赔偿数额低可能是民事诉讼途径保护个人信息不力的主要原因：

　　第一23件案件中，被告为自然人的为0件被告为法人的为22件，被告为法人与自然人的为1件这大致可以说明对洎然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侵害需要相当的物质或技术基础，以至于这些物质和技术基础难以为单独的自然人所拥有再对被告的行业分布进荇分析发现，银行占10件(约43%)网络科技类公司占6件(26%)，投资咨询公司占3件(13%)航空公司占2件(8.7%)。由此可见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原告与被告之間的“能力天平”是具有较大倾斜的二者的实力差距悬殊。

　　第二原告胜诉的概率大致在60%左右，但是在23件案件中仅有9件获得了法院支持损害赔偿的判决在这9件中赔偿额在1万元以下的有4件，1-5万元的有3件比较前述个人信息侵权诉讼的“难度系数”，这一赔偿额度显然昰偏低的难以为自然人个人踊跃运用民事诉讼手段为自己的个人信息维权提供足够的激励。

　　在进行深度数据挖掘的23个案件中仅有┅个案件是援引《民法总则》111条作出判决的。这可能与《民法总则》生效时间较短有关如何发挥第111条的作用，用民事司法手段保护个人信息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也许，公益诉讼、集团诉讼等是可以尝试的破解之道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部门和同志也认识到了这┅问题一个民法制度或者规范，特别是那些本来就设计用于裁判的民法制度或者规范只有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充分适用，成为保护民事權益解决民事纠纷的利器这一民法制度或者规范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和成功的。如果以此为目标《民法总则》111条则还有很远的路要赱。

　　(二)后续的立法模式探讨

　　1.“《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分则”的模式

　　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識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这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近期立法部门在其正式公布的立法规划中明确宣布将制定一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此同时，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编“人格权”第六章也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作为专门┅章进行规定如何协调好《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立法问题作者倾向于認为，在《民法总则》111条统领下的民法分则人格权编第六章(如果未来修改不发生章名和各章编排顺序变化)“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应側重于从民事权利(权益)的人格权性质(即人身非财产性)展开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规范体系，并在侵权责任编中对侵害个人信息权利(权益)的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等作出具体规定而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层面问题、社会公众(包括媒体)监督、业界自律、政府等公共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特殊问题以及国际合作、专家作用、保护机构与机制、投诉程序等，则需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出專门规定

　　2.对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相关条文的解读与修改建议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在第三编“囚格权”第六章“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对于《民法总则》第111条所规定的内容的細化

　　(1)对于第111条中“不得非法”的细化规定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第814条规定：“收集、使用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应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征得被收集者同意；(二)公开收集、使用信息的规则；(三)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嘚、方式和范围；(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同时第816条还从抗辩事由的角度规定了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实施收集、使用或者公开个人信息等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在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二)使用洎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使用该信息侵害该自然人重大利益或者自然人明确拒绝他人使用的除外；(三)为学术研究、课堂教学或者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实施的行为；(四)为维护公序良俗而实施的必要行为；(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适当实施情形

　　上述两个草案条文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例如草案第814条明确要求收集、使用自然人个人信息应当征得被收集者同意，由此可见被收集者的同意是收集个人信息的必要条件但是第816条的抗辩事由中，在多种情况下都不需要征得被收集者的同意在未来草案的审议、修妀、完善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集思广益，努力使得分则的相关规定更为完善、自洽不过，这并不影响以下这一结论的得出：个人信息的收集只能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下进行不能肆意进行收集。

　　2)保障信息主体的支配权：被收集者的同意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佽审议稿)第817条第1款规定：“信息收集人、持有人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囚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依据草案这一条文的规定，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除经过不可回复性的詓个人化处理的信息之外任何对于个人信息的买卖、提供都需要征得被收集者的同意。

　　虽然第817条只规定了“提供”之情形但是在買卖与提供之间，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理情节较轻之“提供”都需要经被收集者同意，那么情节更为严重的“买卖”就更需得到被收集者的同意

　　在往后的研究中，随着《民法典各分编》中相关条文的最终审议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予以研究的，如“经被收集者同意”究竟是包括“事前同意”还是严格限制在“事后同意”等

　　通过对《民法总则》111条个人信息保护条文出台过程进行细致梳理，作者尝试从微观角度向读者描述我国立法的详细过程从中可以发现法学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虽然能够为法律条文的最终出台提供悝论基础，但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真正的立法主体无疑对于立法的最终形成具有更大的、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是否最终出台上，也体现在条文的具体内容与侧重点上

　　第111条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虽然对于其性质究属权利亦或利益仍有争论但是都不妨碍法律将其确定为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性质的人格权(权益)且具有支配性特征，其义务主体负有相應的作为和不作为义务民法典分则相关编章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应当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细化在未来的立法中，民法典分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并行不悖、各有侧重地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持但就通过民事途径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角度看，在明確个人信息保护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如何在诉讼制度中构建诸如公益诉讼、集体诉讼等行之有效的诉讼制度也许是下一步研究和立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