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邪恶等于消灭代表正义消灭你本身是什么意思？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09-19 15:34 标签： 代表正义消灭你

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是有问题的，以为把农村、农民变成城市和城市人那个样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城镇化。我特别痛恨“旧城改造”这个词，这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一直反对。

多年奋力抢救古村落和民间文化

乡村“守望者”冯骥才：感觉时间来不及了

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民间文艺家

◎城镇化不等于要消灭农村和农民。我们不要认为农耕文明就落后于城市文明。农民更加懂得天人合一，懂得尊重自然。

◎如果你把一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像文化抢救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什么是成功啊？对我而言没有成功，只有失败。

作为作家的冯骥才有个习惯：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录一些片段和随想。这几年，小本子换成了iPad。全国两会这些天，每天要说太多话，累得他暂停了这个习惯。

今年是冯骥才第3 2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是他的第6个本命年。扎上98岁老母亲缝制的红腰带，带着过年期间写好的提案，他再次来到北京。

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青年时期的冯骥才曾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数十年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人们称他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除了作家、画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外，冯骥才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提出与非遗、老城保护相关的提案或建议。这些提案都来自于正在剧烈变化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现场。

32年过去了，冯骥才在全国两会度过的时间加起来已有将近一年。两会时间就像是被他称作人生“四驾马车”的写作、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之外的又一平行空间。

冯骥才特别恋旧。唐山大地震平息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拥有海鸥相机的朋友，背着借来的相机他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他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他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

72岁的冯骥才还保留着母亲月子里给他穿的小衣裳，“那衣裳里还闻得到我小时候的味儿呢”。他从小就对生活留下的痕迹有收藏的嗜好，在巴金那里他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有收集癖的“怪人”。

“一个人应该把他经历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最开始冯骥才收藏票据，照片，甚至妻子搓薄了的搓衣板。

冯骥才说，自己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如果文学是最初对心灵史的回溯、记录和备案，后来对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城老街、乡土中国的抢救和记录则是这种收藏和留存的扩大和延伸。

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城市回到乡村，冯骥才将这种生命的转向和丰富，归因于“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许多不同代际的中国作家在烦恼灵感的消失和市场的诱惑时，冯骥才早已经成为一个痴狂的行动者。朋友们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一起同行。韩美林说，大冯做的事，我相信。

在小说、散文、画作里，冯骥才常常是一个圆满自在的生命体，他喜欢美，也懂得享受热烈的俗世生活。但在提到传统文化保护的时候，他则常常抛“狠话”。

冯骥才说，他最怕“想保护的村落最后还是消失了，要保护的街道最后被改得面目全非，想保护的文化遗产被定位国遗，可还是无人问津。”他烦恼于自己的“力不从心，再年轻10岁多好，能多做很多事情，感觉时间来不及了。”

沉思后，他依旧悲观地把自己视作一个失败者：“如果你把一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像文化抢救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什么是成功啊？对我而言没有成功，只有失败。”

谈城镇化：城镇化不等于消灭农村

南都：今年你带来一个关于古村落保护的提案，你提到在城镇化过程中，要留住乡土中国的乡愁，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冯骥才：城镇化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国家越来越理性了，比如说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要见山见水，留住乡愁。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是有问题的，以为把农村、农民变成城市和城市人那个样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城镇化。

南都：那你所认为的城镇化是怎样的？

冯骥才：城镇化不等于要消灭农村和农民。我们不要认为农耕文明就落后于城市文明。农民更加懂得天人合一，懂得尊重自然。每个村子有村规民俗，做人是有底线的。简单地把他搁在城市里之后，他会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城市文化是高等的。他没有适应城市文明，又丢掉了原来的文明，回不到故乡，他的生活经验全部都用不上。这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在乡村，如果村落没有了，这些文化遗产会全部消失。这还是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是更重要的。少数民族大部分生活在乡村，如果乡村没了，自己的文化没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无所依附了。

谈城市建设：660个城市“千城一面”

南都：刚才我们说的是古村落，在城市中也有很多古城、老城和历史街区。对这些年城市中进行的这些“改造”和更新你怎么看？

冯骥才：我特别痛恨“旧城改造”这个词，这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一直反对。为什么？中国有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是不好的东西。如果叫“古城改造”、“老城改造”，起码你知道应该尊重老城的历史。说“老城修复”、“老城再建”，至少看得出你既尊重这个历史又要发展这个城市。叫“旧城”意味着把它除掉就是合理的，命中注定就应该把它毁掉。

第二个词儿呢，就是“改造”。比如劳动改造啊、知识分子改造啊，都是对不好的东西。这个概念促使很多老城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这个过程基本是房地产商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业建筑，充满了商业化、伪豪华、暴发户式的审美。我们比较大一点的城市一共是660个。这660个城市原本应该是千姿百态的，现在基本上是“千城一面”。

这中间剩下历史街区的城市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来讲都是支离破碎了。好一点儿的遇上开发了。比如成都的宽窄巷，还有苏州南京都有一些老的街区，改造完以后变成一个旅游街道。它就像现代人穿唐装一样，它已经没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岁月感和真实性。最明显的就是丽江，村镇旅游破坏的典型就是凤凰古城。

谈履职：做政协委员还是有点用的

南都：1983年你当上政协委员，今年已经32年了。政协委员说话有用吗？

冯骥才：我是1983年的政协委员，当了7届，老的就剩下韩美林和我了。当政协委员我觉得还是有用的，有些话说了不起作用，下回还可以接着说，我们是参政议政，提供想法，跟当政者想法契合，他们就采用。比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这个提案，我是在政协写的，国家认为重要，后来就起到作用了。还比如传统节日放假，我说过除夕放假这个提案，国家发改委给我来电话说同意，后来除夕就放假了。现在又改回来了，我觉得不好，今年又写了一个提案，还是建议恢复除夕放假。

谈春晚：不要认为吐槽是没意义的

南都：今年春晚你应冯小刚导演邀请担任春晚顾问，春晚以前是万人空巷，现在是万人吐槽，你觉得还有必要办下去？

冯骥才：当然办，你不办老百姓不高兴。吐槽是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一。你不要认为吐槽是没意义的，吐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表扬的方式，甚至是一个娱乐方式。这个方式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代里，有网络才能产生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很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仅是针对春节晚会。至于要不要办下去，你问谁呢，你问八亿老农民。如果你中央电视台发布说我春节联欢晚会不办下去了，首先不同意的就是老百姓。

公元十一世纪的爱尔兰拥有统一的语言、宗教、文化与法律。统治阶级通行中古爱尔兰语，这种盖尔语言吸收了一些来自挪威的诺斯人所操“古西诺斯语（OldWestNorse）”的词汇；教会人士通行拉丁语，但其中多数人也喜爱使用中古爱尔兰语。爱尔兰作家和诗人，早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便开始用爱尔兰语创作了许多诗歌、戏剧、传奇史诗及民间故事。爱尔兰人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民族中，最早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的。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在诺曼人（Normans）入侵爱尔兰后起到了重大的现实作用。

1166年，在爱尔兰内部战争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伦斯特国王逃往不列颠求援。当他从威尔士带来的诺曼人冒险家陆续登上爱尔兰岛，几十人、四百人、上千人……“诺曼人入侵”就此开始了。最高国王为了应对入侵而召集的爱尔兰联军拥有庞大的兵力以及北欧雇佣军的相助，却在6百诺曼骑兵的突袭下被一举击溃。连1千来号诺曼冒险家都打不过，何况对阵于1171年率领4千军队登陆的英王亨利二世（HenryII）呢？

爱尔兰统治阶级选择了暂时归顺，之后数个世纪中的多数英王也正如爱尔兰人在归顺前所预计的那样、基本无暇大张旗鼓介入爱尔兰事务。而无论在军事技术还是军事战术上都远远领先于爱尔兰人的诺曼人殖民者，则在英王“投机性封赠”的刺激下疯狂占据土地。英王或者将某块属于爱尔兰王公贵族的土地赐给殖民者，促使其攻占；或者在殖民者夺取某块爱尔兰人的土地后，予以事后承认。合法化的殖民侵略把爱尔兰带上了封建化轨道。坚持斗争的爱尔兰贵族虽则一时被逼进西部的偏远荒地，时不时的却还是能取得一些军事胜利。

▲爱尔兰文化之都—戈尔韦

更关键的、说法语的诺曼人最终也拜倒在爱尔兰的文化优势之下。音乐和文学作品掳获了诺曼人的心灵，同凯尔特人·诺斯人不断的通婚淡化了诺曼人的血统。随着改说爱尔兰语、穿着爱尔兰服饰、遵循爱尔兰习俗、给后代取爱尔兰风的名字……又一群侵略者逐步被同化·融合，成了爱尔兰人的一份子。

当然，诺曼人殖民者给爱尔兰人造成的苦难亦很大。岛内长期的混乱形势，带来了大面积的饥饿与死亡。英王政府既不满于只能直接统治都柏林一郡之地，又不满于英国殖民者一步步爱尔兰化。于是抓住一切机会向爱尔兰岛内施加影响力：1228年，强制用英国法律和惯例替代爱尔兰法律；1297年，建立了其中半个爱尔兰人都没有的爱尔兰议会；鼓励英格兰化的殖民者进入爱尔兰；不断发出歧视爱尔兰人，以避免殖民者爱尔兰化的法令……以至“杀死一个爱尔兰人等于杀死一条狗”。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都不大，时间似乎站在爱尔兰人一边——不幸的是，这只是一个幻觉。

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HenryVIII）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新的殖民方式。英格兰国教会与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作为新教教徒与爱尔兰人这些天主教徒有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难以被同化·融合。再加上英国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各类差别只会越来越大。亨利八世之后的历代英国统治者借助显著的国力差距进行残酷镇压，加大殖民力度。其中的“集大成”者是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

在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I）与英国国会的冲突中，爱尔兰民众妄图通过支持查理一世来建立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国家。1649年内战结束、保王派失败后，作为虔诚清教徒的克伦威尔旋即带兵征服了爱尔兰。在英军的铁蹄下，短短三年里，约150万人口的爱尔兰岛就由于屠杀·饥荒·疾病·移民而减少了41万。英国国会为了解决军队欠饷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土地要求，更是没收与拍卖了爱尔兰全部2千万英亩耕地中的1千1百万英亩。之后的日子愈发难过：1648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拥有全爱尔兰土地的59%，到了1751年，他们手中只剩下全爱尔兰土地的5%。他们还不能雇佣两名以上的学徒，不能出国留学，不能在大学申请学位和奖学金，不能担任公职、陪审员、律师和教师，不能出席议会，没有选举权，不准购买土地，甚至连个人财产价值都受到限制（譬如不能拥有价值超过5英镑的马匹）。

爱尔兰被禁止向海外输出商品，工业基础（比如曾经发达的毛纺工业）被摧毁，完全沦为农业国。更糟的是，这种农业国地位甚至都是附属的。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供应，英国完全控制了爱尔兰的粮食出口，绝大部分大麦·小麦·燕麦等都必须提供给英国，而爱尔兰农民只能依靠高产而又廉价的马铃薯果腹。这简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政府·地主·工厂主·教区牧师联手竭力把面包从工人餐桌上夺走的情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逼迫劳工改变饮食习惯、以马铃薯为主食，这样就能保证在尽可能压低工资之后、劳工还能活得下去。而“节约”下来的粮食，则可以用来满足英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有足够购买力的）需求，做到利润最大化。

▲处决查理一世时，“围观”的数百新模范军

爱尔兰人并非没有进行反抗。当发现国王靠不住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向较高层次发展。特别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激起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独立·共和·革命”的理念就此形成。虽然历次起义都由于各种因素而失败，但精神的确在一点点传承下去、力量的确在一点点积累起来。英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慌忙采取措施试图解决问题。结果却只是让爱尔兰人进一步认清现实：1801年英爱合并后，英国政府根本无意推动爱尔兰像苏格兰和威尔士那样与英格兰融合。爱尔兰的殖民地地位丝毫没有改变，殖民当局依然将爱尔兰人视作被殖民者来残酷剥削。

▲1789年法国大革命

1817年英爱各自的国库实行合并。由于英国政府强迫爱尔兰将因爱尔兰人举行起义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理应”由爱尔兰提供的军费，作为单方面债务承担下来。爱尔兰的债务竟然从225万英镑飙升至1亿1千3百万英镑。许诺了很久的解放天主教徒法案，到1829年才被英国国会通过。这不仅是一个不完全的解放法案，法案中还将选民的收入要求由原先的40先令大幅提高到10英镑，爱尔兰天主教徒选民的人数因此从23万锐减至1万4千。“英国人永远指望不上。”而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则用无尽的血与泪进一步教育了爱尔兰人民。

▲一伙爱尔兰新教徒志愿骑兵（Yeomanry）正准备绞死一名爱尔兰反抗者。这种私刑在英军镇压1798年5月24日~9月24日的联合爱尔兰人起义（UnitedIrishmenRebellionof1798）中，是常见的

1843年开始，马铃薯晚疫病（PotatoLateBright）在北美与欧洲蔓延，引发了饥荒。当饥荒结束时，情况次糟糕的尼德兰有近1万人因此死亡，情况最糟糕的爱尔兰死亡人数却高达1百万。加上期间逃离爱尔兰的1百万移民，年，850万左右人口的爱尔兰总计失去了2百万人。这绝不是饥荒正常发展的结果，英国难辞其咎。当饥荒爆发时，英国媒体将这场灾难视为上帝对爱尔兰人“奢侈”及“无忧无虑”生活的警告，并直斥马铃薯是一种“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搞得好像爱尔兰民众有面包不吃、自愿吃马铃薯，所以活该受惩罚似的。

▲文森特·梵·高的画作《吃马铃薯的人》。马铃薯代表了底层群众的常见粮食

而英国政府于1845年11月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对饥荒：第一，从美国订购大批玉米到爱尔兰，由政府低价出售——先不提这美国玉米到1847年春天才能运抵、缓不救急……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爱尔兰农民种植的小麦等粮食是用来交地租的，他们平常完全依靠马铃薯过活，在绝收后又不免租、怎么可能还有任何购买力？玉米价格再低他们也买不起呐。第二，对所有输入英国与爱尔兰的粮食免除保护性关税，以降低面包价格——丰年都吃不起面包，现在面包价格降点，爱尔兰农民就吃得起了？第三，在爱尔兰各地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这是唯一有效的措施，但岗位不多、工资低廉，最多时也只能解决不到3百万人（包括劳工及其家属）的口粮。何况资金根本不足以长时期维持，工作时有时无，告别饥荒则遥遥无期。

到了1847年7月，政府只能用（相对比较省钱的）直接发放救济口粮的方式代替以工代赈。政府的拨款相当有限，英国民众的捐款相比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捐款也不算多。许多英国民众却认为爱尔兰人忘恩负义、不思进取，救济爱尔兰人是浪费税金。浑然不顾英国政府于饥荒期间，仍在爱尔兰照常收税不误，光从爱尔兰征收的济贫税和收回的贷款本息就已经超过850万英镑，而英国政府提供的援助总共才810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居然还是作为需要偿还的借款）。对于1847年开始的大规模驱逐浪潮，英国政府也没有进行干涉。

自从爱尔兰的耕地集中到英国殖民者手中去了之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在地主（即与在地地主相对的概念）”群体。这些英国人地主居住在伦敦等大城市，有些甚至一生从未到过爱尔兰。他们往往把土地整块租给身处当地的农场主、抑或遥控指挥代理人经营土地，坐享地租，且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意减免租子。饥荒爆发后，一些中小农场主被地主拒绝减免的地租以及政府强制征收的税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是决定驱逐交不上租子的佃农。然而不少农场主家庭在一个个佃农家庭被驱逐后，也紧接着被地主驱逐了。然而他们不像佃农般一无所有，往往早已攒下一笔去北美安家落户的钱。

驱逐行动由地方官员在警察与军队的帮助下执行，佃农全家被赶出家门，房屋被推倒，胆敢收留他们的邻居往往会在被发现后一起遭驱逐。在债务、抵押等负担，抑或贪婪之下，只有很少一部分地主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实行驱逐，一些地主愿意用一点现金换取被驱逐家庭的顺从，多数地主则表现得无动于衷。

▲遭驱逐的一家爱尔兰佃农，他们的房子已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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