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当一名内科医生的梦想，张力教授如愿地一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从事肿瘤化疗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及抗癌药物的临床研究。在肺癌和鼻咽癌等实体瘤的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以及晚期癌症的姑息治疗等领域，他有着超高的造诣。

在我国肿瘤临床试验的学术领域，他是开创者和领先者之一，成就硕果累累。他主持（PI）十余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国家级多中心临床研究，参与30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在《柳叶刀》、《柳叶刀肿瘤》、《临床肿瘤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等SCI杂志发表论著达140余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主编及参编肿瘤专业的专著有9本。

图1.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

1986年，张教授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分配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从事肿瘤化疗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及抗癌药物的临床研究，一坚持就是30余年。谈到选科的初衷，张教授坦言，当时肿瘤内科在内科学里面尚属一门新兴学科，不像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等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肿瘤内科在19世纪初才出现，就如茫茫汪洋中的一座小岛，等待着勇者去开拓探索。“我一直想做一名内科医生。当年管忠震教授给我们上肿瘤学大课的时候讲过，肿瘤内科是整个内科学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学科。这启发了我，最年轻的学科，同时很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学科”。在当年很多人都是被分配才会到肿瘤内科工作的时候，张教授却特立独行，面对未知，不畏挑战，有远见地、毅然地、主动地选择了肿瘤内科。“我是主动报名的，管教授也经常拿我举例子，表示肿瘤内科还是有人主动报名来的。”

如今，张力教授已在肿瘤内科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肿瘤学已然成为临床科研最热门的学科之一，每年都会有诸多令人瞩目的新研究、新发现，许多医学生争相恐后地想要进入肿瘤学领域去学习和探索。

2011年6月，张力教授代表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首次将我国肺癌领域临床研究INFORM研究结果亮相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肺癌大会报告上（图2）。“这是一项全球首次采用吉非替尼（EGFR TKIs）进行维持治疗的前瞻性、随机、安慰剂对照的大型III期临床研究。这是在晚期NSCLC患者维持治疗中，患者生存获益最大的临床研究”，这项研究受到了世界的瞩目；“我国肺癌领域临床研究ASCO大会发言第一人”，张教授享誉中国整个医学肿瘤界。然而，在世界医学肿瘤顶级年会拥有一席之地，发出中国之音，非一朝一夕之功，一路上充满了苦与难。“中国临床研究获得基金不容易”，张教授坦言。一开始为了获得厂家支持，张教授团队仅仅飞往伦敦就飞了2次。研究过程令张教授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在最后的数据总结分析阶段，刚好遇上了日本大地震，当时统计专家在日本，日本断电每天只有4个小时可以做数据分析，为了让报告按时递交，张教授团队几乎每天都在斗智斗勇。“乘风破浪会有时”，张教授带领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这项INFORM 研究终于得到了入选ASCO了口头报告。

中国学者问鼎世界之林，离不开团队的通力协作。作为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副主席，张力教授指出，在吴一龙教授、陆舜教授和周彩存教授等国内肺癌领域的专家们的共同带领下，CTONG设计并开展了多个胸部肿瘤特别是肺癌研究领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并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重量级学术论文，已成为国内、外肺癌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CTONG的系列研究结果已经分别在ASCO、ESMO、WCLC等国际重大会议上报告。只要大家团结协作，必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代表中国临床研究水平的成果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学者在ASCO会议上做肺癌研究领域的报告。

2. “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张力教授强调，做临床科研必须立足国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东南亚及华南是鼻咽癌的高发地区，张教授就职的中山大学防治肿瘤中心则为华南肿瘤中心之王。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化疗一直没有标准方案。于是，张力教授毫无犹豫地挑起了民族乃至人类重任，他亲力亲为联合全国22家中心开展了全球第一项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随机对照3期临床研究，十年磨一剑，该研究成果于2016年ASCO年会上作口头报告（图3），并在2016年8月23日以快速通道的形式在线发表于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主刊上。这是晚期鼻咽癌一线化疗的全球首个标准。他如一位充满创造力的前行者，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证明：立足国情，我国肿瘤临床研究也可以跻身于世界前列。张教授也成为了我国临床肿瘤学领域在《柳叶刀》发表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第一和通讯作者）。这项研究也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图4）。

图3. 张力教授在2016 年ASCO年会上汇报全球第一项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随机对照3期临床研究

张教授郑重其事地解释，这项鼻咽癌3期临床研究亮相《柳叶刀》主刊，表明中国学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患者资源优势，自主开展肿瘤学临床研究的结果和质量得到了全球的认可。2011年的INFORM研究也是充分利用了我国最常见的EGFR阳性突变的人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直是我的理念。从关注、分析本国特有的、常见的病例出发，做一些值得深研的课题，大家都做出一点贡献，学术研究才会更趋完美，中国学者才有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和底气。”张教授身上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魂。

图4. 鼻咽癌3期临床研究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医学科技十大新闻”

3. 媲美世界先进水平的药物临床试验

肿瘤中心才开始真正接触临床试验研究（GCP）这个概念的。”回国磨剑20载，潜心专研。如今张教授已经成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研究（GCP）中心主任，已经具有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丰富的经验，主持（PI）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参与30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他同时也担任了多个国际多中心研究的独立数据管理委员会（IDMC）和专家委员会（SC）的一员。这一路，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

回顾自己从事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30多个年华，张教授说他自己亲历并见证了我国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入门阶段，那时的肿瘤学中经验医学是主流，而临床试验以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为主，很少有前瞻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在循证医学大行其道之时，GCP理念逐渐流行，三甲医院如火如荼地开展临床试验，我国的临床试验操作规范，团队建设开始走向成熟。第三阶段，一直到了2010年开始，我们临床试验的质量才基本上可以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媲美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规模作战的时候了，最近这几年国家在筹备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把我们的临床研究做好，最终改善患者治疗效果，我想这对于一名临床医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届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上世界舞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张教授自豪而坚定地说。

4. 癌症姑息治疗的传承与创新

谈到传承与创新，张力教授一直秉承并践行“首先要有传承，才谈得上创新。因为所谓创新，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理念。

在癌症姑息治疗中，孙燕院士、管忠震教授、李同度教授等老一辈肿瘤内科专家们最早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癌症三阶梯止痛法引入到我国。在30年前，三阶梯止痛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癌症病人的疼痛。但在2009年之前，一个推广癌症镇痛的“无痛过年”项目引起了张教授反思：“我们可以每逢过年的一个月里让患者无痛。但是过完年后癌痛患者没人管了吗？该如何让无癌痛常态化，让癌症患者一辈子都不痛？如何在常规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规范管理患者的疼痛？如何消除影响疼痛治疗的障碍？”于是，在2009年，张力教授带领广东的姑息团队率先提出“肿瘤无痛病房”这一概念，也就是所谓的Good Management，并建立广东省首批疼痛规范化示范病房。这一突破性的理念和改革措施被广大患者广泛认可，同时也被搜狐、百度和人民网纷纷报道为“民心工程”，后续更是得到国家卫计委发文支持，由此，癌痛规范化（GPM）示范病房项目在CSCO的领导和萌蒂公司的支持下在全国各肿瘤专业治疗单位轰轰烈烈的开展，这个创建和推广“癌症疼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工作也被评为2012年中国肿瘤学的十大进展之一（图5）。

图5. “癌症疼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工作也被评为2012年中国肿瘤学的十大进展之一

学百家之长，才有自主创新。“刚开始能够把三阶梯止痛做好，才会做到无疼痛规范化治疗，强调个体化、常态化”。数据显示，近年来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人均吗啡消耗量大大增加，其数值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很好地证明了过去对死亡避而不谈的观念正在逐渐改变，我国癌症姑息治疗发展得越来越好。

三、充满人情味的仁心医者

张教授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不要让我们肿瘤内科医生成为患者的呕象（偶像），就是病人见了你就想吐。”在治疗肿瘤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比较积极关注和评估的客观指标如：肿瘤是否变小了，肿瘤标记物是否减少了，但是往往忽略了患者的症状如：疼痛、恶心与呕吐、睡眠状况、饮食与营养、乏力、焦虑和抑郁等。但是肿瘤是长在人身上的，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治疗的主体是我们的病人而不是肿瘤。患者是不是满意治疗效果，如何改善服务，这种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是姑息治疗的一种方式。

“他是一个热心的人，有次得知一位患者家里多口人都是肿瘤患者，他就非常积极地、亲自帮助这位患者的家属们申请治疗基金。还有一次，我们科室里有位师兄的家属患病了，他还会亲自带队去看望。”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婷博士向我们分享。

2. 用同理心温暖家属

“抗肿瘤治疗跟姑息支持治疗要两手抓。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救人。有效和积极的医患沟通真的非常重要。”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张力教授认为，不仅要会做“化疗”，还要懂得“话疗”。我们很多医生往往把“沟通”理解为“告知”，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要知道我们肿瘤内科医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我们所告知内容往往是负面的或者是不幸的消息（所谓“bad news”）。因此，一个好的肿瘤内科医生应该具备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的同理心来和患者沟通。举个例子，在跟患者沟通的时候，跟病人和家属推荐治疗方案的时候，往往我们会给患者推荐几个方案，然后让他们自己做选择。这种告知的方式是比较机械的、缺乏人情味的。但是换个方式，患者接受的程度会不一样，“假设患者是我的家人，我又会选择哪些方法。”张教授经常会用同理心去跟患者和其家属沟通。张教授说：“因为面对晚期癌症，我们肿瘤内科无法彻底治愈肿瘤，只能尽量延长生存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选择冲锋陷阵的方式治病，而是一边保护着患者、温暖着家属，一边潇洒地后退，抵御敌人的攻击”。

除了关注患者的一些情绪、需求，张教授也一直在关注肿瘤科医生的心理问题。张教授透露，他们正在做一个3000多例的中国肿瘤学医生的职业倦怠的全国调研。之所以关注职业倦怠，起源于早些年一位在张教授科室执业了一年的加拿大医生。在她回国前，张教授特意找这位加拿大医生深谈，在张教授问她对科室的建议时，加拿大医生向他袒露了心声，“整个团队职业倦怠的气氛很重，大家会有一种怨气”。张教授紧锁眉头意味深长地分析，“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40岁是一个分水岭，年轻医生跟40岁以上的医生，职业倦怠发生率有明显差别，就是越年轻的医生，职业倦怠越严重。比如说，如果年轻人工作量太大，薪酬还不够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对这个职业的热爱程度就会下降。怎么样处理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师从张教授的杨云鹏博士也提到，“张教授非常重视学生的惰性管理和人文关怀。当中最激励我们的，莫过于新年第一封信。在每年春节上班第一天，张教授都会给我们全科室发一封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开年信。每年收到这封信，我都志气满满，鞭策自己不能偷懒”。

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张教授的治学追求很让我佩服。他不仅可以本身做到随时关注肿瘤前沿，要求我们每周三做读书报告，将我们自己了解到的科研进展分享给大家，他还会对我们的报告进行点评和指导。”周婷博士既感激又钦佩地向我们分享。

“每周学术报告形式是从美国Fox Chase 肿瘤中心学习的。”张教授提到，“整个医院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几代院领导对培养我们的学术氛围都特别关注，在中山肿瘤医院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专家来做学术报告。院里的所有教授，包括查房都在讲学术研究，讲临床试验。”1998年，张教授去美国 Fox Chase 肿瘤中心进修的一年里，他更加意识到了好的学术氛围是成就人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那里，他们每周都有组内的学术报告讨论，我觉得学术报告是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于是张教授“学以致用”，他进修回来后，在科里开展了每周一次的Non-conference学术报告，每个团队将最新的进展分享给全科同道。“已经坚持20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大家一起接受思想的碰撞，理念的更新”。张教授激情澎湃地向我们介绍。

对此，杨云鹏医生也深有同感，“张教授每周必抽出3-4小时向我们每一个人梳理临床科研工作的思路。”

张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医者，师长。在张教授身上，笔者看到了一位学者高超的传承与创新，一位师者的传道受业解惑的坚持。

受惠于前人，教授予后人

AME：您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哪些老师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张教授：我进入肿瘤领域，一直师从管忠震教授，管教授言传身教，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这种思想，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一辈子在学术上的“精益求精”理念，都是管教授带给我的。我年轻的时候，会在很多大型的会议做英语的同声传译。翻译的背后有很多苦的地方，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和临场发挥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现场翻译的时候，“糖尿病”这个词我翻译错了，管教授在现场马上给我指正。我觉得“精益求精”就是这样，一点也不能马虎。现在我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我经常说，我们在讲课传递知识时，如果你讲七七八八，学生学七七八八，那么七七就四十九了，就打了五折了。起码要说到九，你传递了九折，那他接受了九折，毕竟九九才能八十一。精益求精是一点点积累的。

当然在专业方面，其实我也受到了很多我们同道的影响。在肺癌领域，廖美玲教授给我的影响挺大的，虽然她并非我同单位的前辈，但是她不仅在专业方面，还有做人方面，都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意见。我一直觉得廖主任是我的老师，尤其在做人方面给我很大的影响。印象最深刻的是，廖主任常常跟我讲学术交流时要懂得“照顾同道的感受”。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很难得遇到这样的老师，会愿意给你做这样的指点。

AME：从这些恩师身上学到的哪些品质，您会传承给您的学生或者下一代吗？

张教授：首先是学术上精益求精，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第二个，做人要虚怀若谷，人的胸怀要足够大，你才能够融得下人家，这也同样重要。

AME:  您先后赴法国巴黎Institut Gustave Roussy肿瘤中心、美国Fox Chase肿瘤中心、美国M.D.Anderson肿瘤中心进修，您认为欧美的肿瘤中心在临床上、管理上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们分别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国内借鉴？

张教授：客观的讲我个人觉得，他们医疗服务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么高质量，是因为患者数量相对较少，一位医生一天大概只看15个左右的患者，但是在中国我们不太可能，我们国内的门诊一个小时就看15个患者。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能够把病人的量降下来了，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因此，现在的新医改进行病人分流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在门诊资源利用上面国外也有比较好的经验。我记得我在美国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学习期间，看到他们的很多治疗实际上都在门诊做，这是值得借鉴的。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在我自己的团队首先开始实行这种加快周转住院周期的方案，即给患者化疗完就可以马上出院的模式。现在我们整个科室的平均住院时间从原来60天大大压缩到平均2-3天，这主要还是学习了美国的理念。我们很多人认为，化疗就应该在医院里住着，怕病人感染等。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加快周转率的做法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感染。理念的更新非常重要，其次，我们应该在流程上做更好的优化。现在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大肿瘤医院无论复旦肿瘤，还是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还是北京肿瘤医院，现在都在减少平均住院天数。他们的平均住院天数都拿我们做标杆，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国肿瘤医院里面，肿瘤内科平均住院天数最短的。

AME：这个流程最大的优化是什么？

张教授：这需要精细化到每一个工作流程，要让患者的周转快，你的整个流程就需要改变。通俗来说，就是怎么样去预约病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会打电话给病人，说你什么时候应该入院，这样才能衔接得当。我们的护士整个接待病人的流程，都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AME：您对我们年轻人有怎样的希望和寄语？

张教授：我对年轻人的第一个希望是珍惜生活，珍惜健康。很多人都认为健康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观念绝对是错误的。其实肿瘤的发生往往在不经意间。第二个是学会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调整自己的心态。健康的心态是让你的免疫功能抵抗肿瘤的好方法，这几年最热的免疫治疗就是动员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我也经常这样鼓励我的患者，无论是预防癌症，还是治疗癌症，老祖宗给我们人体内留了这套免疫系统，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心态调节好，这都很重要。这已经和哲学领域的概念越来越息息相关了。

AME：可以分享一下您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习惯吗？

张教授：保持好奇心，我其实到现在还是对很多新的事物持有好奇心，所以不断在学习。终身学习确实很重要，我一直觉得无论你读了博士还是有更高的学历，都要不断地学习。

爱因斯坦曾写道：“好奇心是科学工作者产生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一颗丹心一生秉烛献春华。医学之路，张教授精益求精，臻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