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大瘟疫有多可怕？2500万人死亡，威力比核武器还厉害中世纪欧洲大瘟疫有多可怕？2500万人死亡，威力比核武器还厉害米儿侃历史百家号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刻。从年，席卷整个欧罗巴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将近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的杀伤力，当时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广岛和长崎时，死亡人数将近三十万，相当于一百次核爆炸。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这场瘟疫在很多文献中被记作“黑死病”。然而这场黑死病的源头竟然和猫有关，这就让人不可思议了。黑死病其实是一种鼠疫，患者的皮肤会长出许多黑斑，感染者是不可能治愈的，就和癌症一样，是个不治之症。最先是在地中海沿岸爆发，后来在年间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瘟疫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卫生状况极差，还有就是当时的宗教里对猫的仇视，致使大量的猫遭到屠杀，导致老鼠泛滥最终酿成瘟疫。大家都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什么当局就不知道那？看，出事儿了吧。还是大事儿。这场瘟疫的灾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意大利的弗洛伦萨居民死了一半以上，法国马赛死了五万多人，甚至连英法百年战争也因瘟疫停了下来。由于城市人口密度大，多数城市死亡率在50%以上。只有波兰，比利时等少数几个国家死亡较少，欧洲因为这场大瘟疫大伤元气，从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可怕的是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竟然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就有高达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场面极其血腥恐怖，不方便描述，后来又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虽然已经距今五百多年了，但是想起来仍然令人毛骨悚然！小编想说，如果今天再爆发类似这样的大瘟疫，你会怎么做那？欢迎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吧。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米儿侃历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米儿侃历史，走进历史的时间殿堂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世纪欧洲大瘟疫有多可怕_百度知道
中世纪欧洲大瘟疫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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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刻。从年，席卷整个欧罗巴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注: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这场瘟疫在很多文献中被记作&黑死病&。以国家而论，在这次大瘟疫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整体上讲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在惨状前，薄伽邱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与佛罗伦萨相比，在它北面的另一大城市米兰却分外幸运:在黑死病黑云压城般的包抄中,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当然，像米兰、布拉格这样幸运的城市只构成少数的例外。大部分城市都无法幸免于难。欧洲大伤元气，因大瘟疫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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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有多可怕，杀死三分之一的人口
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有多可怕，杀死三分之一的人口
公元1338年左右，在中亚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该地区爆发局部性的瘟疫。不久，这场瘟疫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向外四处传播，而传播的起点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市——加法。?　　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曾有一个叫加法的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城市，它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而附近则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当时，蒙古大军正一路向西进军，这座小城随时面临危险。1345年，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冲突不断升级。稍占下风的穆斯林便向他们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人便借此机会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加法城内。不过由于加法城坚固的城墙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人数占优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就在这时，几年前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的蒙古大军中蔓延，造成了大批士兵的死亡。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很快，加法城内到处堆满了死尸。面对这些已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尸体，意大利人不知所措，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更不了解传说中的瘟疫到底有何威力。几天后，进一步腐烂的尸体污染了这里的空气，毒化了这里水源，而恐怖的瘟疫也随之爆发了。加法城中很快出现了许多被瘟疫感染者，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由于患者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因此人们将这种可怕的瘟疫称为“黑死病”。对这种可怕疾病，加法人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它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内的加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一个个蒙着黑纱，仓皇逃向城外。在城外，蒙古人这时也已悄然撤退。至于撤退的原因，则是他们同样饱受瘟疫的折磨，大量人员死亡，再接着围城已是力不从心。就这样，那些尚没有染病的加法人侥幸逃生。他们赶紧登上几艘帆船，踏上了返回祖国——意大利的路程。却没有想到，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也早已爬上帆船的缆绳，藏进货舱，跟随这些逃生者向欧洲大陆漂泊。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有关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各国都人心惶惶。因此当这支船队回到欧洲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待他们，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就在船队孤零零地漂泊于地中海期间，又有一些水手死去了，他们只能无望地在海上游荡，大部分全船死绝，一片死寂地漂在水上，因此一度被称作“鬼船”。直到1347年10月，只有一艘船幸存下来。当它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时，船上的人用大量财宝买通了当地的总督，并声明他们并没有感染瘟疫，最终被允许靠岸。登岸后，当地人又立即对船只进行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小小的老鼠已顺着缆绳爬到了岸上。就这样，一个可怕的幽灵，悄悄地降临到了欧洲。来自加法的商人登陆墨西拿港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便在整个西西里岛传播开来。紧接着，瘟疫又从西西里向内陆扩散，横扫整个意大利。瘟疫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死亡的人。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而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在1347年的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安慰。在牧师的带领下，他们一起祷告，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任何结果。相反，死者越来越多，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为了阻止瘟疫的扩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它们一步。然而瘟疫却仍如洪水猛兽，又扭头向周围的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那位名叫迈克的修道士开始相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类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于是他便开始绕着西西里岛考察，希望一路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而实际上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勇敢的修道士迈克继续如实记述着这幕悲剧。他写道：“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面对这场可怕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仿佛在见证世界末日的来临，上帝在惩罚地球上的一切罪恶。虔诚的人们在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啊，请求你平息你的怒气，请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毁掉世间所有的人，不要让正义与邪恶一起受到责难”。绝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地狱正在降临人间。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迈克成了少数幸存的牧师之一，还能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已不是单为某一个死者而作，而是面对着成堆的尸体。每次下葬要埋掉几百具尸体，地点是城外的瘟疫填尸坑。随着死难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再也没有空余的地下坑穴进行掩埋，尸体遭到了随意抛掷。迈克哀叹道：“还能说些什么呢？尸体被停放在自己家中无人过问，牧师、死者的儿子、父亲和亲属都不敢走进房间。”实际上，西西里岛并不是黑死病唯一的通道。在意大利北部，瘟疫也已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斯坦丁堡。就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由于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锁港口，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意外的是，恰有这样一艘来自疫区的商船，由于遭到热那亚的拒绝，被迫沿着海岸线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法国的马赛港接受了它。就这样，瘟疫来到了法国。鉴于热那亚和威尼斯已成为瘟疫重灾区，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两地公民入境。据说在1348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第二天早上，那位亲戚又上街去逛了一番。结果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就这样，在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一座座繁华富庶的城市先后遭到瘟疫的袭击。其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在黑死病的袭击之下，意大利陷入一片恐慌。人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惊恐之下，人们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根据当时的各种文献记载：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更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不过情况最常见的是，大批人离弃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那样，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殊不知，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助长了瘟疫的蔓延。很快，整个欧洲都飘荡着黑死病的魅影。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着白手套，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如何疗病，他们深深地相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免於黑死病的感染。欧洲的末日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而威名显赫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在战场上死于瘟疫。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不过到1349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死掉了！3万名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将其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北极圈中的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因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1352年，黑死病又袭击了欧洲最东端的莫斯科公国，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都相继死去。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在法国马赛，有56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成了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1348年底，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扛夫们抬着的往往是整个死去的家庭，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教堂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地方埋葬了事。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公元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它在欧洲所造成的恐怖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巧合的是，《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正是在此期间写成这部巨著的。作为黑死病的亲历者，他在引言中就谈到了当时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1352年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开始迅速减缓。不过在整个14世纪，这种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时常造访。在年、年、年、年间，它又曾多次复发。例如在斯摩棱斯克，1386年时竟只有5人幸存！经过一系列瘟疫的打击，欧洲的人口大量死亡。至于具体死亡数字，当时也缺乏准确的统计，而后世一般估计约为2500万左右，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即使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间，黑死病也一直没有绝迹，其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经过黑死病和战争、饥馑等灾祸的打击，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黑死病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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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一场瘟疫，导致了全球7500万人死亡
欧洲中世纪的一场瘟疫，导致了全球7500万人死亡
瘟疫这个词从古至今都不受欢迎，有些地方甚至在过年的时候还有送瘟疫的习俗，送走瘟疫，祈求一家平平安安。不过在欧洲中世纪有一场瘟疫带走了世界上7500万的人口，光听起来就相当恐怖了。它就是在瘟疫界臭名昭著的黑死病。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起源于亚洲西南部喜马拉雅山区，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对欧洲文明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意大利的编年史记载，瘟疫于1347年在卡法、热那亚、西西里、和亚历山大等多个港口城市爆发，从那里扩散到突尼斯、意大利内陆、和普罗旺斯，并于次年横扫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剑指法、德、瑞、奥等国，并远涉英格兰群岛。 从英国出发的货船又把瘟疫带到斯堪的纳维亚。 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国北部、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1351年攻至波兰北部，并在其后的两年里侵袭俄罗斯，鞭长远及莫斯科，就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巡回路线，像绞索一样捆住整个欧洲。瘟疫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黑死病主要来自于老鼠的传播。是鼠类身上的一种跳蚤（Xenopsylla cheopsis）。许多细菌生活在这些跳蚤的身体中，阻塞跳蚤的胃部并使其变得饥饿。由于无法得到饱足，导致跳蚤不断地叮咬宿主。在叮咬与进食的期间，跳蚤胃里的细菌便经由血液流动到开放的伤口中，使得细菌散布到新的宿主身上。此外，被感染的跳蚤最后会死于饥饿。因此保持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是极其重要的。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书摘：C&沃伦&霍利斯特著《欧洲中世纪史》1300年，欧洲大瘟疫到来的前夜和所有的历史转折点一样，1300年也为考察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视野非常清晰的观察点。公元1227年，托马斯·阿奎奈的很多学说被斥为异端：这正暗示了一场智力危机的到来；公元130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建立起统治：这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新的威胁，并最终于公元1453年攻陷其首都，将这一王朝结束；公元1309年，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ClementⅤ，在位）成为第一个定居阿维尼翁、而非罗马的教皇：这正是教会危机的一个征兆；公元1315年，农业歉收开启了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饥荒：这直接挑明了很多经济问题；公元1337年，英格兰与法国开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年战争”——在这场战争里，法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交战的双方，都将由此而开始无休无止的贵族党派斗争：这也正是政治灾难的明确的征兆。所以说，公元1300年，正是为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拉开了帷幕，因为就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347年，史上最为戏剧化的一场危机降临——这就是那场很快在西欧蔓延开来的大瘟疫。仅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丧生于这场浩劫。从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恐怖事件；从长远来看，这又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转折点。如果单单考虑这场大瘟疫造成的人口锐减的话，公元1350年比1300年更像是一个历史分水岭。但若是按照上述方式划分历史，则会造成这样一种暗示：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其实是由一种外部力量（突发的灾难性疾病）造成的；公元年间的大瘟疫，正是造成中世纪欧洲的苦难的罪魁祸首。
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对此，只要我们看看在这场大瘟疫之前的那些危机四伏的年代，就可以了然了。换句话说，从1300年为我们提供的视角看来，深受大瘟疫之害的欧洲，其实早已为诸多经济、政治、宗教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大多数时期都并不安宁，而其中的14、15世纪则尤为动荡不安。在这方面，可举拜占庭为例。古老的拜占庭王朝，在60余年的“拉丁”（也就是“西方”）统治之后，于公元1261年得以复辟。但这个复辟之后的王朝仅仅是其前身的一个影子。它的财富已经被掠夺一空；它的各个行省已经成长为独立的邦国；而且，这个王朝也没能逃过1347年瘟疫的侵袭。拜占庭的这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在此期间，它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也持续地守护着传承自东罗马帝国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这个王朝只是以君士坦丁堡及其教权为中心、控制力极其有限的一个小国；它只是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庞大势力的残余。当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下于公元1453年沦陷的时候，破灭的其实只是一个幻梦，而非真正的国家。14、15世纪，对于在地中海南岸来来往往的伊斯兰民族来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西欧，最重大的变动发生在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国家格拉纳达陷落——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在位）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在位）攻陷了此国。这并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因为基督教信仰，也紧随着这个由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组成的联合王国的建立，而在这片大体构成今天西班牙版图的土地上确立了起来。就在格拉纳达陷落后三个月，定居在西班牙地区的犹太人被推挤到这样的选择面前：迁离，或者改宗基督教；一部分人接受了洗礼，而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则选择了背井离乡，辗转于葡萄牙、北非、君士坦丁堡，以及欧洲的低地国家之间。在公元1504年，西班牙的穆斯林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迫迁移到北非地区。这些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剧变，以及发生在更大范围的地中海南岸地区的种种事件，与地中海东岸新的稳定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稳定局面是由一个新兴的土耳其王朝带来的——这就是以其创建者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帝国。与先于他们的塞尔柱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推行的策略，也是立足亚洲，面朝西方，步步推进；至14世纪早期，他们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建立起稳固的据点。此后，他们蚕食掉塞尔柱王朝，并把疆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公元1453年，奥斯曼王朝终于实现了之前的伍麦耶王朝持续7个世纪的夙愿：他们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截至16世纪早期，他们控制的地区包括：小亚细亚、整个黑海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大部、中东地区，以及埃及的伊斯兰地区。直到1922年，奥斯曼帝国才终于走到它的尽头。在西方，14、15世纪同样也事端不断，这明显地表现在一点上，即人们对那种支撑着整个中世纪中期文明的价值观的信念已经逐渐地衰弱了。怀疑论和幻灭感取代了经院哲学中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在知识分子当中，曾在13世纪盛极一时的那种欲将物质世界和不灭的精神融合起来的热情已经减退；某些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不再专注于爱与英雄的故事，而是转向幻想、怪诞、魔鬼、死亡等等题材；到处都弥漫着悲观主义与幽闭恐怖的迷雾。
这是一个过分崇尚流行的时代。贵族们的趣味就在于穿着尖头朝天的长筒靴漫步，并让样式古怪的头饰折磨他们的脖子；这还是一个过分虔诚的时代，部分基督教信徒将自己活活饿死，而另有部分则靠狂暴的鞭身折磨自己；这也是一个极度恐慌的时代，充斥着对最后的审判、叛乱的农民、魔鬼以及女巫的恐惧。然而，这个充满了暴力、不安以及极端的时代，却也富有非凡的创造性。它用它的五彩斑斓的成就，在“中世纪欧洲”与“现代欧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4、15世纪中，人们以多种方式发展了中世纪欧洲的生产力。在公元1300年至1450年间，教皇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不过，在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务上，教廷的至高权威也在这时得以重建，达到了教皇格里高历七世（GregoryⅦ，在位）及其以前教皇的高度。西欧的王国大多疲于内外战争，直到15世纪中期，才有部分君主以类似于法国的“尊严王”腓力或英王爱德华一世的方式，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中世纪晚期的贵族阶层被迫适应新式的战争以及土地所有制度，不过，在1500年说来，他们事实上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作为中世纪中期发展核心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大瘟疫的毁灭性打击；不过，在15世纪末，它们又重新发展起来。欧洲举步维艰，经济灾难与人口危机大爆发
14世纪初期，欧洲之前数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剧增终于达到了顶点，面临人口过剩的局面。试举英格兰为例，在公元1300年，定居那里的人口数达到了600万左右，这一数目几乎是公元1066年人口数的三倍，而实际的数字也许比这还大。如此数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当时英格兰所能的负荷，直至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而且还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之后，英格兰才具备了承受如此数量人口的能力。简单地说，在公元1300年，欧洲的人口数量已经使得它的土地和农民不堪重负。就北欧的农业来说，其生产技术还停留在以重犁、三田轮耕制、风磨等早期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水平之上，在当时来说，这种农业已经发展到它的极限了。虽然农民们不断地在开垦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所处的位置，都是在从未被开发过的边缘地带上，都是十分贫瘠的。当时的土地紧缺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于部分农民甚至饥不择食地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到了那种极端贫瘠的土地上，而那种土地，即便是在今天，在被大规模机械和化学肥料武装起来的农民们看来，也是无法耕种的。人口增长，生产力下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地主和国王们却还在雪上加霜。许多庄园主对收入锐减做出的反应，是大幅提高租金水平，以至于让他们的佃户被彻底榨干。国王们的所作所为也大体如此。譬如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国的腓力四世，在他们统治之下，官僚风气和连年战争导致了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正如一个14世纪早期歌手所埋怨的那样“每四个便士中，就有一个是国王的”。老百姓面前是这样的处境：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有更高的地租、有新的赋税、有更稀缺的资源——他们根本就没有出路，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农民的财产一再减少，工资水平一落千丈，食物紧缺不断加剧，每个人都显得筋疲力尽、面黄肌瘦、垂头丧气。
到了此后的1314年秋天，雨也下得反常，这为接下来出场的几个异常湿冷的冬天拉开了序幕。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就是接踵而至的坏收成。由于农民们已经耗竭了他们的土地，掏空了他们的谷仓，所以坏收成也就意味着饥荒。人们赤着脚、摇着铃，加入忏悔者的游行队伍，祈祷上天赐予好的天气。但是饥荒还是来了，并且一直从公元1315年持续到公元1322年。那些老幼穷苦之辈率先死去。城镇居民比农民遭受着更为深重的苦难，因为后者稍多一点寻找食物的便利。因为虚弱的身体更容易遭到疾病的侵袭，又有很多人倒在了疾病而非饥饿的面前。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到它结束的时候，这场大饥荒——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已经造成了至少十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动物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现象。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牛羊牧群中同样有流行疾病蔓延开来。某些家族的牛羊群损失过半，而且这种损失甚至不会留下哪怕一点肉食或皮革作为补偿。人口骤减、国库空虚、土地也不再如以前般富饶——早在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到来之前，欧洲就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大瘟疫来了“黑死病”（BlackDeath）一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毫不陌生的；但它其实是一个直到公元1833年才被使用的现代术语。中世纪的人们把以之为名的那场浩劫称作“大瘟疫”、“大死难”或者“大灾难”。它主要源自三种相关的疾病：（1）淋巴腺鼠疫（bubonicplague），这是一种由老鼠携带，并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开来的疾病；（2）肺鼠疫（pneumonicplague），这种病结合淋巴腺鼠疫和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可以轻易地通过咳嗽和喷嚏传播开；（3）败血性鼠疫（septicemicplague），这种病直接破坏血液循环，它可以跳蚤为媒介在人群中传播。
大瘟疫发源于亚洲，那里的野生啮齿类动物至今仍然携带着大瘟疫的病毒（在今天的美国西部，情况也是一样）。在1347年至1348年间的冬天，淋巴腺鼠疫率先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登陆；它是由商船上的鼠类从克里米亚（Crimea）半岛漂洋过海带来的。这种病毒迅速地在因营养不良而变得孱弱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而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也在短时间内接踵而来。大瘟疫的迅速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城堡、市镇、村舍等为鼠类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而那些活跃在欧洲频繁的粮食贸易中的商船，也在瘟疫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类是无所不在的。在1348年至1349年间，瘟疫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欧。当瘟疫最初在公元1347年末登陆欧洲的时候，它首先攻陷了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科西嘉岛，然后是这几个岛屿北面的地中海岸。其后，瘟疫大举朝内陆蔓延。至1348年夏，它已经推进到巴黎；到了1349年末，整个西欧已经全面陷入瘟疫的掌控。只有极小部分地区没有被瘟疫侵占，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是无法被确知的；但我们知道，欧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此外，修道院也是重灾区之一，大量牧师因照顾垂死的人而染病身亡。相对来说，那些生活在僻静乡村中的人们则要幸运得多。
欧洲人被瘟疫的到来惊呆了，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传染病的成因，14世纪的医生和术士是一无所知的。有些人把瘟疫的爆发归因于星宿的力量；另有一些则归罪于地震和烟雾；还有的人则以为，是犹太人在井水里下了毒（有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也被控以同样的罪名）。虽然有人想到了用迁移与隔离的手段控制瘟疫，却从没有人注意到老鼠。而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大瘟疫造成的恐怖，正是上帝的愤怒的征象。不论是在教皇所在地阿维尼翁还是别的地方，神职人员都组织起了大型的宗教游行队伍：有来自各种地方的约2000人参加了这些游行，男人女人都有，大多赤足，穿着苦行衣或涂着灰。他们面目悲哀，涕泪纵横，披头散发地行走，并残酷地鞭打自己直到血流如注。这次瘟疫中流行的疾病发病迅速、且伴随有令人厌恶的症状；所以由它带来的恐惧，因此也进一步地扩大了。在这场瘟疫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其死状都极其恶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气味也让人难以忍受，更别提为他们提供看护了。当时死亡的人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掩埋。举例来说，就有一位目击者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地中海上一些船只，其上的船员全部死亡，只剩下阴森森的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游。有些时候，恐惧驱使着人们抛弃病患者，而随之一道被抛弃的，还有许多基本的社会责任。锡耶纳城的一位居民就作过如下记载：《随处可见的棺材》。
这幅图为我们展示了在公元1349年的多尼克城掩埋瘟疫死难者的场景。在其他某些地方，还出现了棺材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至于必须将尸体加以大规模的掩埋父弃子，妻抛夫，兄弟相背，只因疾病被认为是在呼吸与目光之间传播的。人们死后也无人肯为他们安葬&&在锡耶纳的很多地方，人们挖出巨大的坑，并把大量尸体堆在里面&&而在这座城市周围，还散落着很多仅被一层薄土覆盖的尸体，常有尸首被野狗挖出并吞食。在这些前所未见的恐怖年月里，大瘟疫破坏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大瘟疫中世纪传说《哈米伦的弄笛者》。在公元1284年的哈米伦城发生了一件事情，由此诞生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就是“哈米伦的弄笛者”，一个简单而悲伤的故事：德意志中北部城镇哈米伦老鼠成灾，该城市长悬重赏请人设法消除鼠患。一个笛手用美妙的乐曲吸引了鼠类，并把这些陶醉在音乐中的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了。可是，市长却在事后食言，不肯兑现他开出的赏金；于是这个笛手就吹起了另一支曲子，把城里的孩子们带到城外，引领着他们走向死亡。借着罗伯特·布朗宁在1842年就这个题材而作的著名诗歌《哈米伦的弄笛者》，这个小故事在英语世界里掀起了一阵热潮。而德国的格林兄弟也曾在19世纪早期深入研究过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在德国的传说中，这名笛手被称作“捕鼠人”，这令他的传奇色彩稍有减弱。这个故事在中世纪时的面貌已经是无法复原了。现存最早的有关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是在15世纪中期，它提到了一个笛手和丢失的孩子们，但却没有老鼠。对这个传说的解释，尤其是对失踪的孩子们的命运的探寻，业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精细分支。关于孩子们的死因，总共有下面几种说法：或是瘟疫，或是泥石流，或是在一艘鬼船上，或是一场战争，或是十字军东征，还有最不可信的一种，说是被UFO里的外星人诱拐。也有可能，孩子们根本没有死掉，而只是离开了哈米伦城，并像中世纪中期的很多德国人一样，向东方迁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应是年轻人，而非小孩）。就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历史的写照，而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映了中世纪晚期那个困难重重的时代，以及造就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焦虑的故事。
那些大瘟疫的幸存者，则为那个曾铺展在他们眼前的恐怖时代留下了证言。在《十日谈》中，伟大的作家乔万尼·薄伽丘搜集了各式各样的故事，并以出色的叙述技巧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在这本书里，先于薄伽丘所搜集的那些故事出场的，正是对大瘟疫时期佛罗伦萨所作的近乎冷峻的描写，置身其中，举目所见皆是鲜血、疽痈、肿胀、速死、群葬。就是在公元1350年之后很久，死亡和衰朽也还是纠缠在很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心头，久久无法排遣，成为他们的主题。有些雕塑家抛弃了传统墓葬建筑中的那种优雅的雕像，将衰朽的形象引入到纪念雕塑中——腐烂的肉体、森森的骸骨，甚至还有被蛆虫噬食的内脏。“死亡之舞”成为某些艺术家偏爱的主题，在他们的画里，常有死神收取牺牲的场面，还不时会有死人与不知不觉的活人混杂狂欢的景象。在14、15世纪的欧洲，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而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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