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泥足巨人:日本侵华战争国内补给有多难?_网易新闻
书摘|泥足巨人:日本侵华战争国内补给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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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作者：曹聚仁，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中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一位英国记者尤脱莱氏分析日本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机构，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日本的泥脚》（Japan’s Feet of Clay）。这部书，就像预示日本命运的启示录，它看到了日本帝国的结局。战争发生以后，他又写了《日本在中国的赌博》，瞻望中日两国战争的前途，替“日本的泥脚”这句预言作正确的注解。他说：中国似乎能比日本支持较久，它的抵抗意志并没有现象表示某一党派准备与日本妥协，背叛祖国而接受日本傀儡组织的官职。日本仍然在寻觅一个“佛朗哥将军”。虽然它把北平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虚位以待，可是，没有任何中国的重要人物愿意接受它。日本甚至找不到一个“二等角色”来充任亲日政府中的职位，它企图收买旧军阀如曹锟、吴佩孚等之举已完全失败。日本人所显然失败的地方就是，它自己毁坏了拉拢到中国任何阶级来支助它的可能性，并因而失去了建立一新中国政权为日人的利益来统治被占领区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它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纯以武力来镇压中国人民，自身担负维持其占领地区治安之巨大费用，就是放弃此次战争。当时《亚细亚》杂志曾发表了一篇从华中寄出来的论文，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已经战败”的原因；虽说，他们（指日本人）也许再要好几年才会醒悟过来。文中说：当日本军阀贸贸然毁坏了大上海的买办阶级资本家与江苏、浙江之银行家及地主时，它错过了“获胜此次战争”的唯一机会。（所谓获胜此次战争，就是战争结束而军需之积需并未动用，直接的战略必要条件均能实现，它作为西太平洋最强国之地位并未动摇，并有一中国政府能与之媾和修睦及依照其帝国理想统治自国。）因为毁坏了他们，就是毁坏了日人欲实现和平妥协所必不能缺的分子之经济基础及其在政府中具有左右力量之政治势力。目前中国政治机构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变更。同时，这政权也更为散漫，不复具有实现和平的能力，所以也就失去作为日本统治工具的主要价值。现在，已不再有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中心，足使日本凭之而能获得决定的胜利。只有在上海和江浙省区，日本才有机会有利地结束其冒险。现在它已经无力从中国内地的泥淖中自拔了，它侵入内地愈深，它也陷溺愈深，希望也就愈为微小。根据以上引述，则日本已将争得这些分子支持的可能性摧毁净尽。它对于上海的破坏及加于内地的蹂躏，无异于削弱了可能与它妥协的中国唯一的集中的财团之经济地位，也就是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势力。当日本进攻上海及南京时，它希望对准中国心脏予以打击因而麻痹中国在北方的抵抗。如果它的部队、它的战舰及它的飞机当时能迅速致胜，它也许能实现其直接的目标，但上海一战证明了日军并非无敌，因而加强了全中国的抵抗决心。即使日本控制着长江下游，中国的政治统一也并未被毁。同时，认为只要中国方面不惜任何牺牲，坚持到底，即消耗日本实力的这种信念，随着战事之延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坚强起来了。同样地，日军残杀俘虏的行为，也使我们的士兵，不顾任何艰难，勇往奋战，而已与大军隔断的小部队也绝不肯投降敌人。这些小部队留在敌后，变成了游击队，扰乱日本的交通线及掠夺其给养。他们不让日本获得任何遗留于内地的物资，即使农民仍图耕种土地，也不让日本输出他们的出产。例如日人希望在华北收获百万担棉花，结果只能到手四万担。因为大部分的货物都在交付途中被毁掉或夺去了。即在它控制下的铁道内也不能派遣足够的军队来保护运输线的安全。日人的恐怖行为使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宁愿抛家离井，不顾饥寒和流浪跋涉长途以逃避日人的统治。此种战区中数百万难民的逃亡，已遍入全国。这些弃家出奔的农民，离开学校城市以避敌锋的学生、商人、技术人员，已予我政府以发展大西南后方社会经济作为国防重心的努力以更大的刺激。国际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政治、经济复兴的朕兆。另外一位英国记者，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夏，他在河北、山西敌后地区周历了一大圈。他亲眼看见日本军队恐怖政策所造成的惨酷地狱。他说：“日本经济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些新帝国主义者已被驱使而从事一个最残忍而毒辣的搜刮政策了。他们必须马上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便灭亡；这是现代日本的统治者以国家为孤注一掷的一个大规模的赌博。所以他们的办法，是对于所有的占领区域任何阶级及任何部分的人民，决不随便放过的。不久以前，即使那些目前给予征服者以支持与助力的商贾和地主们，也将明白自己行为的错误。中国民众，诚然知识不够水准，但由于他们惨痛的经验，他们开始明白将来自己的命运。一般体格强健的平民，便几乎每一个都加入了这种游击队。我每天听到他们语言中所表露着的他们对侵略者的痛恨，真是深恶痛绝，一腔真诚。他们明白：‘目前失去最多的人，却是明日获得最多的人。’他们说：‘我们假使能保持国土，我们并不爱惜我们的房屋。’他们为国土而准备战斗的决心，也是非常显著的。对这些因素，下一番考虑，就会看到侵略中国所给予日本大陆帝国的重大危险。在一个井井有条的计划上，或许能有着强化华北，封锁西北，并在最后才进行征服长江流域和华南等程序。但在实际上，这些主要的初步计划，竟一步也没有达到。反之，日本正从事于一件几乎不可能的工作，想给他的敌手以致命的打击；但这敌手从来没有被准确估计过的真正实力，现在正在显露出来了。”那位著名的美国记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也说：“这一场战争的特色，就是：尽管日本人抱着阻挠中国日渐强盛这一个目标来作战，可是相反地，战争的结果，反令中国成为一个空前团结和坚强的战斗单位。日本虽占了广大的土地，但中国的后方，却日渐兴盛起来。日本侵华的结果，与其初衷实在大相违背了。”“拖延的战局使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一）‘时间’对于中国有利，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战事越延长，中国便越有利。理由是日本的生活程度随着战事的进展，而一天一天的坏下去；反之，自给自足的中国却能够吃苦打下去。（二）京沪失陷后，中国军队已重新整顿，力量也增强了许多。（三）防御比进攻所消耗的更少，日本一定要继续争取战略上的胜利，而中国的政策却不必更变。（四）游击战对于日军的交通线和士气予以极严重的打击。日本对军事的控制甚感困难，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条件。中国有如一块大毛毯，日本人只占到了缝线，他们占的是运河、铁路、河流以及各大城市，单单把握着这些缝线是不够的——日本人现在正和那从来未为敌人永远击败的民族作战呢！”（《中日战争的相持》）还有一位苏联的教授摩脱利夫（U. Motylev）分析日本战争中的物资恐慌时说：“日本政府现已违反了它原有的目标，不得不逐渐动用了它的大量军事储备，榨取它所有的经济富源。结果，日本的经济，业已达到一种战时的状态，而日本军人希望掩藏着该国战时经济的弱点，便已继续的显得困难。日本帝国主义者认清了这一次‘大战’发生之时，原料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曾经花费多年工夫，特别积聚了各种不同的原料，以供战时之用。但日本在中国进行这一次所未预期的‘大战’，而战事规模之大，使他们的原料储备，已经消耗得很多了。在战争剧烈化时，日本的原料输入，竟较一九三六年的水准为低，可见日本政府已无力输入它所亟需的原料。鉴于原料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便采取各种手段，减低一切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原料消耗，大部分消费者的商品业已禁止铁的消耗；棉花与皮革，只能用于军事或输出的用途；许多橡皮物品以及石油精和其他原料均已禁止。除此以外，他们想以在华占领区的自然富源，来满足日本的原料需要。但由一九三八年对外贸易的统计上所显示，劫夺中国的原料，并没有改变上述日本输入的衰减，也没有能实际抑制这样衰减的趋势。日本目前从中国所得到的煤和铁，决不比之战前为多。同时，日军对中国占领区内的棉花和羊毛富源虽然加以无情的劫夺，自一九三八年以后，日本这些原料的输出，业已跌至半数，甚或不到半数。即在一九三九年的日圆集团，只有供给了百分之二十对日本的输入，其余五分之四都是从其他各国输入的。至于中国占领区内的许多重要原料，或是完全没有开发，或者虽已开采，为数又非常有限。在这些区域之内，没有橡皮，煤油产量极少，若干除铁以外的五金，完全缺乏。所以要增加在中国所能取得的原料，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在华占领区里的收获，对于日本的严重的原料问题，决不能获得任何实际的解决。”我们又从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勃洛克（Kurt Block）的分析中，明白了“航运困难与劳动力缺乏为日本的两大弱点”。他说：“日本的威力就是海军。由于地理的限制，日本一定要把它的军队和给养远渡重洋地输送到大陆来，这就是它唯一的弱点。日本的军事行动完全要依赖着海上交通。日本越深入大陆，它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就越深，它的海岸根据地越多，那么，它的军队就需要更多的船只来输送给养。因此，日本的航业是含有重要的军事性质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军部所雇用的船只，竟达七十万吨；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竟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吨，差不多达日本商输总吨数四分之一。日本既感到船只缺乏，就不能不租用外国轮船来补救。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雇用外国轮达五十万吨之多。中国军事家看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深入腹地的日本远征军和它本国的联络是要依赖海上交通线来维持的，这正是有被击败可能的一个弱点。日本潜在战斗力的另一弱点，就是人力的缺乏。战争爆发后，劳动力缺乏问题愈来愈严重。有一本日本刊物说得好：‘兵工厂、海军船坞、飞机制造厂以及商办的兵器厂尽量地从农村、店员阶级、各工业部门将那年纪较大的男女吸收过来，叫他们制造军火。’——战争的结果不独使劳动效力减低，而且影响到日本农产品的输出，粮食生产受到很大的打击，蚕茧减收，也影响到航业的收入了。中国的抵抗愈久，日本潜在战斗力的两大弱点所受的影响就愈深。征服东亚这一个奢望，已经使日本感受到相当大的痛苦了。”（日本感到了紧张。）以上编者摘引了若干国际人士的观察，使我们明白日本战败的朕兆，在那时已经显露出来。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敌周年纪念日），蒋委员长告全国军民书，有云：“抗战一年的经过，敌我两方有一很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敌人‘狼奔豕突，百出其技’，而我们的方针和决心，则‘坚定明确，始终如一’。从敌人方面说，军费预算增加了一次又一次，兵员增调了一回，又陆续不断地增调二、三回到无数回。在策略上始而宣称速战速决，继而标榜长期作战，继而又声言变为猛力结束战争。至于政局的转换，经济的动荡，处处可以看得出敌寇的杌陧不安，也处处显出敌寇的不顾一切，而将悍然来逞。至于我们一方面，自始从最危险最恶劣的局面上作彻底的打算，早已定下了始终一贯的决心。”敌陆相坂垣曾于大阪宣传：“中国事件，在最近的将来不能结束。必须以全力提高国民精神，并动员物力以求顺利结束战事。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物力总动员，并非一定指武装国民而言，但系包括调整社会问题在内。日军决定许多办法，这些办法应付诸实施，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应转采‘实采的步骤’。”依总动员法第四条日本政府可以强迫征集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从事公共事业。这样被征集的工人，是在军事机关监督之下，在各军需工厂和各企业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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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东：美国会向中国还债吗？ 11:21:35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作者：黄树东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大量的外汇盈余通过各种方式循环到了美国。美国通过金融体系，通过政府间的默契，通过吸引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虚拟投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带来的“高回报率”将赤字美元大量循环回美国。用资本项目的入超弥补经常项目的出超，美国既获得了货物又回笼了美元。回笼货币是一件难事，在世界范围内回笼货币是一件更难的事。然而，美国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战略。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欠中国数额庞大的美元的债务，其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接近5 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两房的背后是美国政府，两房债券是间接美国政府债券。两者加在一起超过1&#57360;5万亿美元。贫穷的中国是富有的美国的最大债主。美国曾经盛极一时的繁荣后面，有中国贫困群体的影子。中国手上这笔巨大的国民储备，价值多少？债权本身没有价值。债权的价值取决于债务人还债的愿望和能力，还债的方式和实际偿还的数量。基于这些因素，一笔100美元的债券，可能值100美元，也可能只值50美分，也可能一文不值。中国把巨款借给了美国，自然关心自己财产的安全。美国会还债吗？答案很简单，美国没有打算还债。美国的战略是以世界之财力来维持其世界之霸权。那些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由经济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醒悟。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战略，就是因为不愿以黄金还债，就是为了借债不还。借债不还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借债要还，何必要与黄金脱钩！美国1971年以来的全球化战略、金融全球化战略，就是建立在借钱不还的美元基础上的。推行全球化，推行金融全球化，控制IMF、世界银行和WTO，就是为了捍卫这种货币霸权。在国家博弈中，欠债要还的市场原则有时候苍白无力。以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为例。几年以前，由于美国在台海的某些作为，中国有人提出以抛售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当时已经卸任的格林斯潘先生对此曾对投资者喊话：你们不用担心，就算中国要卖，也没有买主。中国的许多人对这句话几乎没有加以注意，但是美国投资者却因此而感到安慰。格林斯潘先生作为卸任官员，也许有更多的讲话自由，他的话可能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可能讲出市场现实。这段话可能有几层含义：（1）美国政府没有从中国手中购回债券的愿望。（2）即使中国打算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美国主要的投行和商业银行将会联合抵制。（3）美国将没有任何交易商会代理这种业务。没有交易商代理，就进不了市场。总之，中国找不到买主，这几千亿美元债券已经沉淀在了中国手中。中国想抛售，到时候是只有卖主，既无价又无市。而且，卖主只是在市场外叫卖。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在卖给中国这些债券时根本就是一次最终买卖，没有打算把它们从中国手中赎回。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曾经指出：他（山姆大叔）用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美元支付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的中国，无偿向富有的山姆大叔提供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真实货物。然后，中国又转过来用这些美元纸钞购买美国国债。这些国债除了支付一定利息以外，更加一文不值。就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国债将永远不能换回现金，或者足值的或部分的赎回，而且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对山姆大叔贬值很多（由于通胀）。不仅美国政府债券，中国拥有的其他美元储备都是美国欠下中国的债务。从历史上看，对这类债务美国从来就是欠债不还。1971年，为了逃避用黄金支付债务的责任，美国让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让美元大规模贬值；20世纪80年代，为了冲掉欠下日本的债务，美国不惜动用国际统一战线，迫使日元升值。美国这种欠债不还的历史记录历历在案。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国要是真心还债有许多方式。例如开放美国产业，让债权国大量购买美国企业。让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用美元收购产业，是一种用有内在价值的资产偿还债务的形式。从市场原则看，由于美国无力还债，以实物（企业）抵债再正常不过。自1973年以来，日本、欧佩克（OPEC）和欧洲都拥有大量的美元。这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试图收购美国主要企业的控制股，让美国以有经济价值的实物资产（企业）抵债。对此美国坚决反对。在美国实施以债务支撑霸权的战略中，美国欠下世界许多国家巨额债务。假如世界上的债权国家能够利用这些债权购买甚至控制美国经济，美国早就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产业被人肢解，经济受人控制。所谓霸权，早就是泥足巨人。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作为赤字战略的配套措施，美国对外国收购美国企业有严格的程序，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坚决拒绝外国投资插足。这种战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市场原则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要坚持，凡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要反对。在国家利益面前，市场原则不是“普世价值”。美国欠债不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从纯经济角度看，以技术或技术产品抵债也是一种还债的方式。美国拒绝用高科技偿还债务。再以中国收购Union Oil为例。美国国会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否决了这个并购案。这个案子是个标志性案件。它表明美国不承认对外欠下的债务，债权人不能用这些债权来购买美国的真实资产，而只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其他证券。以中国主权基金为例。当中国成立中投公司时，美国担心还债的时候到了，担心中国会通过本来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控制美国的实体企业。美国政商学界，尤其是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不能让中国控制美国企业。美国这种激烈的反对，无疑给中投以极大的压力，最后中投的投资策略是进行长期的被动投资。在许多投资案中，对中国提出许多限制条件，甚至迫使中国放弃股东的管理权限、接受很长的非流通期限，等等。这种投资，实际上是用一张纸换另一张纸，一种债权换成另一种债权。这个案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的债务战略：可以用多种方式滚动债务，但是不会还债。中国既不能用巨额的美元储备换回黄金，也不能大规模收购实物资产，只能投资虚拟资产。将这种欠债不还的理论讲得最浅显易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之父弗里德曼。几十年前，美国不断上升的外贸赤字让美国许多人不安，害怕有一天要还债。该先生站出来说，外贸赤字发出去的美元，最后都会流入美国的。他认为许多对贸易赤字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种批评旨在推进一种偏好出口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强调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是不太希望美国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的。他说他相信，只要赤字带来的货币供应能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而流回赤字国（美国），外贸赤字就是无害的。他继续说，“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些货币永远不回流到赤字国（美国）。发出去的美元收不回来，是最坏的情况。然而他又说，这种最坏的情况对赤字国而言恰恰是最好的情况。为什么？他说，赚到美元的国家，永远不把这些钱流回美国，其效果和烧掉这笔外汇是一样的。对美国而言，这种当然是最好的情况。这如同我用白条买了你的东西，然后你把这白条永远藏了起来，永远不来向我兑现，也不进入流通。这相当于你把这些白条烧掉一样。这就是弗里德曼所称的最坏的情况。正如他所明白指出的，对美国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情况。弗里德曼在为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指明了两条道路：要么循环回美国；要么烧掉。没有第三条路，没有欠债还钱的路。金融自由化，就是为了把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就是为了将世界资本循环到美国。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分工的实质、全球化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赤字不断上升，国内外经济学家们不断大惊失色，然而美国既定国策依然不变，赤字依然上升，美国霸权安然如山。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是金融武器吗？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中国提供的巨大廉价资本，使美国政府可以筹措到廉价的债务以支撑其庞大的政府开支，其中包括军事开支；使美国企业得以筹措到廉价的资本，而获取高额利润；使美国消费者得以获得廉价的消费者贷款，而弥补收入不足的部分。从纯经济角度看，有人认为中国掌握了美国经济命脉。一旦中国大量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利率就会急剧上升，美国金融秩序就会大乱，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似乎这3万亿美元握住了美国的要害，是金融武器。按这种看法，中国买单越慷慨，美国越依赖中国。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政府对债务的态度。在平时是这样，在非常时期更是这样。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实现大规模抛售这些债券、打击美国的金融秩序的战略目的。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要成为金融武器，必须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必须有人买。这个前提存在吗？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指令美国金融机构拒不承接中国大规模抛出的债券。从历史传统看，美国的金融机构有两个传统：贪婪和爱国。它们知道，只有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从体制上看，美国银行在关键时刻并不享有国内某些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的自主”和产权的完全“明晰”。国内有人在提倡产权私有化时认为，只要是私有，连国王也进不去，把私有权绝对放在公权力之上。美国银行虽然是私有制，但是政府出于国家利益都可以撤换管理层，中断分红，停止营业，甚至没收。美国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一旦发生这些，股东大会没有任何权力否决政府决定。而且，任何法庭都不能接受股东的上诉。从传统和体制的角度看，只要美国政府禁止这些银行从中国手中买债券，中国手中的外汇储备就无法成为金融武器。所谓金融市场，有卖主、买主和交易商，还要有做市商（market maker）。你要抛售美国债券，必须通过这些交易商把你手中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没有这些交易商，东西连市场都进不了。所以，有一点很明确，假如真想打击性抛售美国债券的话，不仅没有买主，甚至连市场都进不了。国际金融市场是国家利益博弈的场所。只有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市场才有合理性。那些把市场原则看得高于国家安全的人，很难不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最后的输家。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允许中国大量抛售债券，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从纯市场角度讲，由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美国债券的最大债主，拥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旦你抛售它们，这些债券就会应声而跌，结果你将先赔上一个大本。你还没有“破敌一千”就先自损八百。第一波冲击的将是自己的金融体系。中国许多拥有这些美国国债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将由于这类资产（美国国债）大量贬值而资不抵债，甚至破产。中国许多投资美国国债的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所以，扰乱的首先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这种混乱，必然会带来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手中的外汇储备既不能让美国兑现，又不是金融武器。中国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这种债券吗？中国拥有的这些债券的流动性如何？流动性问题是指你是否有能力在市场上买卖资产而不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流动性是有效市场的基本特点。流动性由供需决定。当你过度积累某种商品，以至于已经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来消化你囤积的物品时，你就面临流动性问题——东西要么卖不出，要么必须降价出售。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真是太多太多了。从纯市场角度看，中国手中积累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储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有效市场所能容纳的极限。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有谁能够、有谁愿意从中国手中接下这笔债务？就美国的金融机构而言，就算人家愿意承接，美国金融机构加在一起也难以筹措这笔巨大的额外资金。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既无法赎回，又不能成为金融武器，又有整体流动性问题。它们几乎变成了会计符号，其中的美国政府债务需要通过美国政府的新债务来滚动，相当于永久“沉淀下去了”。高速增长的GDP换来的居然是这些经济价值很难评估的会计符号！时间是美国的朋友。这种美元储备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将通过通货膨胀而变成对美国的通胀税。假如中国不拿出相应对策，时间将通过通胀，把中国的这一部分国民储备销蚀掉。这种追求“虚拟增长”的模式，值得认真反思。原文 如有帮助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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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1814年被欧洲反法联军击败后，东山再起，于1815年组织30万大军向欧洲反法联军发动进攻，结果在滑铁卢遭到惨败。6月22日，拿破仑被迫退位，不久被英国军队押送到遥远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他被监禁的第三个年头，阿美士德垂头丧气地从中国返回。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当阿美士德听说这里正关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仑一世时，很想见一见他，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征得小岛总督同意后，阿美士德见到了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中国专制统治者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当时，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他对于英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提法发表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接着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但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其实从另外一面解读这层意思却是，5000年奴隶封建王朝历史的中国民族如果不提升自己在各方面以及国家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去达到更加高的层次，那就会永远一直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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