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总体思考
对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总体思考
世贸组织的多边和诸边谈判，中美中欧投资协定，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都是当前我国顺应世界大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高国际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出发,认识在历史新起点上扩大开放的重要性，再造新一轮开放红利期，全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第一，顺应世界大势，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新机遇
习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不能把握世界大势，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世界大势？如何顺应世界大势？还需要从多方面破题。总的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大势的主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交流互鉴等，都是世界大势的不同侧面。这些大势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我们应密切跟踪最新动态，在世界大势面前用“放大镜”寻找机遇，用“显微镜”发现风险，用“望远镜”谋划未来，把机遇用活、用足，把风险降到最低、最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战略主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出现新趋势，世界经济格局“南升北降”，国际经济规则面临重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亟需完善。发达国家加快改革调整，再工业化取得进展，试图巩固传统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相互合作更加紧密，金砖国家声音增强。全球价值链深度拓展，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交织，大国间综合较量加剧，都在谋求占据先机和制高点。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日益交汇，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营销和研发中心、我国在海外设孔子学院、足球运动员国际化等现象，都反映了这一变化。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行，折射出全球利益分化和观念分歧。国际谈判就像谈生意，你出6元，他要10元，结果可能是7~8元，这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你死我活与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和共赢。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正在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多边和区域双轮驱动的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从区域最终倒推多边的规则演变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当前驱动全球化的两个轮子“一慢一快”。多哈回合一拖就十三年，发展回合的“发展”主题早产，发达国家不积极支持，加之“一致同意”的议事规则低效，比如今年印度一家阻挠，整个“巴厘一揽子协议”就被搁置。今后如不探索“常委制”或其他决策方式，多边的作用可能削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鉴于世贸组织低效，难以贯彻自己意图，就联合利益相近的国家，绕开多边、另起炉灶，建设标准很高的自贸区。自贸区规则有开放水平高、灵活度大、推进较快等优点，但也有规则碎片化、运行成本高的缺点，今后有可能像80年代谈乌拉圭回合一样，一些区域规则演变成多边规则。
高标准自贸区、投资协定及其他新规则，代表了经济全球化新动向，早布局、早加入就早主动。美国两洋战略实施后，形势更加逼人，一些新规则如“21世纪新议题”一旦谈成，再纳入多边，可能让其他成员陷入被动接受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付出更高昂的发展代价。我国必须与时俱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坚持多边主渠道地位的同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快高标准自贸区建设和投资协定谈判，把握好全球化中的新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世界近代以来有几次产业革命机遇，我国错失了前几次，八十年代那一次抓住了，综合国力就上了一个大台阶。下一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正在来临，无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工业化4.0，都该抓紧、抓牢，不容马虎和错失。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卓越努力，正在从世界经济边缘迈向中心，只要我们紧抓机遇，坚持不懈，就可以深入中心、站稳中心和变成核心。
第二，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增强国际话语权
规则之争是发展权之争，是制度和领导力之争，是一种高端竞争。自贸区等各类谈判中的新规则，从“边境上措施”深入到“边境后措施”，涉及到国内体制和规则主导权之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规则制定既讲谈判技巧，更靠实力说话。二战后美英霸权交接之际，英国计划输给美国计划，智慧高的凯恩斯敌不过底气足的怀特，就是因为美国腰杆硬。当时也想成立国际贸易组织，美国不愿加入，只好搞一个关贸总协定，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成立世贸组织。当前发达国家想在自贸区树起新标杆,
是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综合权衡，既有为自身利益的现实考量，也意在排斥新兴大国，重新主导和引领新一轮规则。
重构规则不单是发达国家的愿望，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也在上升。他们长期在规则制定上当“配角”，与持续上升的经济地位不匹配，谋求在规则制定中更大的话语权，“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的40%、经济占1/5，国际储备占一半以上，但在世界银行投票权中，“金砖五国”只占12%，美国占16%、欧盟占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中，五国才14%，而欧盟占30%，美国超过17%，拥有一票否决权。人民币可能挑战美元霸权，自然也会成为打压对象。尽管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主要由西方主导，但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积极作为，争取正当权益，经过反复博弈，1964年联合国成立了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良心”的贸发会议，世贸组织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也达145条，在气候环境谈判中只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国际规则增添了更多“发展成份”。
国际经济规则处在重构的关口，中国何去何从？现在我国经济贸易规模世界数一数二，是世界花园中的大象，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舞台中央，处在聚光灯下，没办法“把头埋在沙子里”，“置身事外”不如“投入其中”。大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首次进入世贸组织核心决策圈。在新一轮以自贸区、投资协定为代表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如果我们不主动作为，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发展空间受挤压的风险。
对于规则重构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一味追随，这不符合我国经贸大国的身份和立场，没有出息。二是另搞一套，这存在实力、经验、号召力、认可度不足的问题，“一口吃不成大胖子”，国际社会也不会接受，可能招来联合压制，碰得头破血流。三是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从规则的学习者、遵守者再到制定者、引领者，这比较切合实际。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还有较大弹性，经过努力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针对既有规则的缺陷和新立的规则，可主动参与进去修订和完善，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从内部去改进，以建设者姿态，用渐进改良手段，“修庙、建庙但不拆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这也是目前代价最小、可行性最大的路子。当然，必要时也可像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一样，争取更大的规则制定权和部分领域的主导权。
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国际规则，近代以来中国人没有干过，教科书上也没有，需要我们敢于担当，坦然接受挑战，务必赢得这一竞争，在多极世界中站好、站稳一极。在充分了解、遵守和运用规则的基础上，再做建设性的参与者、影响者、完善者和引领者，学着提出中国议题和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声音越来越洪亮，音质越来越纯正，让规则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浓，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发展特色”和“共享特色”。
当然，我国规则制定权的获得是渐进的历史过程，非强求可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需要一点一点来，积小胜为大胜。中华文明要达到上两个世纪英美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虚火过旺，自视过高，盲目求成；也不能妄自菲薄，半途而废，而要顺势而为，为得出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相信再经过几十年努力，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取得成功，制度更加成熟稳定，软硬实力进一步提升，国际吸引力更强，到中国梦实现之日，也是规则主导权全面来临之时，一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现行国际规则为各国认可和接受，既律人，也律已。入世后，我国逐渐适应了这些规则，也被看成是最大受益国，表明有主动权并非一定要有主导权。我国宜继续遵守这些规则，充分运用其回旋空间来发展自己。我们应像当年修订法规迎接入世一样，继续推动国内法规与新立国际规则的合理衔接，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成为国际社会中“守约重信”的一员，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第三，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开放与改革是我国发展的两大动力，是现代化建设的两根支柱，一粗一细不行，一高一低也不行，需要同等坚实，共同支撑。开放也是改革，36年来都是孪生兄弟，分也分不开。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效果不彰；没有开放，改革方向不明、行之不远。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痼疾。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具有“倒逼效应”和“锁定效应”，有推动前进和防止倒退的双重功能。我国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不少难啃的“硬骨头”，“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迫切需要开放这一动力。据对比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任务，大约70%可以通过开放来加以推动。
当前，投资协定和自贸区等领域的新规则，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市场决定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中国、保障公平竞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比如“竞争中立”规则有助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保障公平竞争，政府采购规则有助于增加政府透明度和预防腐败，环境和气候规则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等，与我国改革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这些规则还将增强国民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大力促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以更大勇气和更高智慧，主动推动以自贸区、投资协定、多边诸边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扩大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改革的主动、发展的主动、创新的主动和竞争的主动。认清开放的新形势，如果推迟开放或开放水平过低，就难以参与谈判出价，有可能置身事外。比如，虽然世界各种自贸区250多个，但真正高水平、引领国际规则的不多，主要是近两年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高水平的新规则较多，需要更大决心加入。吸取复关及入世时谈判拖得越久代价越大的经验教训，早做决断早主动，减少代价和成本。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敢于拿出新的、高水平、实质性的开放举措。对内对外开放良性互动，凡对外开放的领域，首先对民间资本开放，防止“灯下黑”。做好上海自贸区和新增的试点，做好压力测试，种好开放试验田。要注重均衡开放，对内与对外、向东与向西、进口与出口、贸易与服务、引进来与走出去等开放都应全面、协调、平衡推进。
开放政策要立足国情，更有针对性，“一把钥匙一把锁”。对于农业，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鉴于资源的硬约束，可以更大规模地利用国外的土地、水等资源，更深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对于制造业，立足于迈向中高端，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让更多产业离开“保育箱”，早点“毕业”，并积极有序“走出去”。对于服务业，针对发展明显滞后、内外开放不够的现实，有序引入更多先进东西，产生“鲶鱼效应”，争取像制造业一样加快发展和提高水平。我国在对外谈判中，不遗余力地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国内投资管理、金融外汇、质检通关等各个环节都应率先跟进，不能“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争取当发展动力，不要成阻力。
开放应讲究战略战术，有大战略、大胸怀，加强开放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布局，争取做到买全球、卖全球、通全球、用全球，推动形成开放公平的全球统一大市场，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战略对头再求战术精准，不拘泥于“一城”、“一地”得失。分清我国优势和劣势，算好总帐大帐，抠好小帐细帐，不能一本烂帐和糊涂帐。区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权衡利弊得失，有取有舍，代价合理，核心利益不让步、重大利益可互让、一般利益可取舍，最大程度地扩大我国发展利益。完善开放的保障机制，建立高层次的开放决策与协调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合力，掌握开放的主动权。
第四，用历史眼光看待开放，坚持走开放式发展道路
历史有取之不尽的智慧，世界有用之不竭的经验。综观世界历史，强国盛世都是开放的国度。古罗马的商队远航三大洲，呈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景象；阿拉伯帝国联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资本主义兴起后，崛起的大国都有扩大开放的历史，荷兰商船可把货物运到欧洲的每个角落，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英国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他国市场，建立“日不落帝国”，俄罗斯、日本排除一切阻挠向西方学习和开放，走向了强盛之途。中国历史昭示，开放出盛世，封闭就衰落。汉朝以“丝绸之路”而名扬天下，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唐朝是一个开放社会，胸襟博大、气度恢宏，陆海丝路更加繁荣，与300多个国家、地区或部族有交往，甚至吸纳外国才俊参加科举、在朝为官，24位宰相和众多名将都是少数民族。但明、清两朝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一步步沦入挨打的境地，不开放不自强的教训十分深刻。
历史、现实与未来是相通的。近代170年来，中国的开放与封闭交替，大致走了一条心电图似的曲线，频繁波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基本稳定下来。36年的开放经过年以试点为特征的探索期，年以政策引导为特征的扩大期，2001年入世后以体制性开放为特征的深化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扩大开放是我们的宝贵经验，我国经济总量、市场规模、500强企业跃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外贸出口、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双向投资和服务贸易居世界前列，这时才有资格谈国际话语权。这说明了中国越开放就越发展，也可以说是小开放小发展，大开放大进步。
我国的开放事业一脉相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战略高远、战术灵活”：第一代在1972年大胆突破意识形态障碍，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为6年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第二代“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推出了四大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第三代强调“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历史的教训（清朝）刻骨铭心啊！”，并推动了加入世贸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第四代强调“中国将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并提出了实施自贸区战略和推动多哈谈判。这些开放精神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现在开放的接力棒到了我们手上，必须勇敢地接下来，一代又一代接力下去。对外开放将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
全面审视国内外大势，当前对外开放又处在十字路口，入世的开放红利基本结束，需要创造新的开放红利期，不开放将没有出路，开放徘徊不前也没有出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居世界第八十多位，国际分工地位不高，自主品牌不多，创新能力不足，软实力和巧实力不强。我国的开放度并不高，大致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服务业开放相对落后，经济以外的领域开放程度参差不齐。要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还异常艰巨，如发展空间受限，资源环境制约增强，经济速度回落；发展外部环境偏紧，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挤压因素增多；发展动力减弱，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制欠缺活力，仍然需要以开放促发展促创新。实践证明，每一轮新的大开放，就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对外开放可以提供我国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有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提供我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倒逼机制刺激新的活力；可以提供开放的思想支柱，让国民心胸广阔，开放包容，主动吸纳世界其他文明的精华。因此，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是被动之举，而是自身的内在要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将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这样看来，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民族复兴之路是开放之路，中国梦实现之路是开放之路。
回顾汉唐盛世，那开放的气度和自信令人向往。中华文明要重回世界之巅，仍然需要这种胸怀和气度，再创中华文明的开放盛世。今后，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既是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170多年来的历史教训，更是36年来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牢记，增强开放的坚定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五，提倡理性爱国，坚定对外开放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一些主张开放者往往被骂为“卖国贼”，历史上屡演不衰。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一部分，赵武灵王不顾“攘夷”声浪，坚定推行“胡服骑射”，大大提高了战斗力，走向了国家强盛，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变鲜卑的风俗、语言、服饰甚至姓氏，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明进步。佛教传入中原后，逐步内化为汉传佛教及禅宗，成为中华文明思想源头之一。36年前对外开放后，我国学习美国的直接金融经验，日德的管理制造经验，以色列的农业经验，新加坡的园区和廉政经验，欧日的高铁经验等，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显著缩小了发展差距。但开放都很不容易，搞开放者容易挨骂，反对者太多，比如清末士大夫尚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有识之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
当时有世界眼光者、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犯忌，贯以“长敌人威风”、“溃夷夏之防”的罪名，违反了正统，违反了大道。魏源的《海国图志》印出后，中国人普遍不接受，但一传到日本，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因此强大，又反过来侵略中国，这真是历史悲剧；徐继畲撰写的《瀛环志略》，首破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但被斥责为“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传入日本也广受欢迎，命运与魏源相似。当开放先驱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被其老乡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另一开放先驱黄遵宪的命运类似，他1877年出使日本开始写《日本国志》，十年后完成，但无法出版，再等8年后甲午战败，著作始见天日，为时已晚。
我们在睁大双眼认清帝国主义和殖民者蛮横霸道的同时，也应睁一只眼看一看内因，清末封闭的辛酸故事很多，闹出的笑话真是黑色幽默：比如严夷夏之大防，要求对方使节下跪，对方不愿意，认为洋人生下来膝盖不能打弯，轻信法国人喜欢烹食婴儿的传言。在两种文明碰撞时，由于清朝人不了解世界，经常鸡对鸭讲，为了天朝面子，拒绝外国使者赴京，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封闭往往与愚昧一体，第一次鸦片战争想用马桶阵破敌人炮舰，二十世纪初还那么多人相信神功附体、刀枪不入。清政府迟迟不愿意成立外交部，怕承认与别国平等，只能承认外国为藩属。当时还排斥科技，1868年请求通电报的奏章呈到朝廷，遭到坚决反对，怕“惊动祖坟”，狄夷的东西不能用；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用了12年。修铁路也差不多，从1872年正式申请到1889年慈禧同意，经过了17年，即使先修了一段，也被迫用骡子拉，害怕主流舆论，因为主张修路者早被骂为“汉奸”。
难道洋人比祖宗还灵？无论是通电报、修铁路还是建外交部，倭仁、翁同龢等清流派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总是用祖宗成法、先贤之言来上纲上线，这种上纲上线到文革时达到高峰，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清流们老是高调，好象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对外国仅视为狄夷或亡我之心不死，对落后原因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抓住机会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甚至起反作用，害国不浅。“通往地狱的道路由善意辅成”，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确实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啊。
这些有趣故事，到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之际，又部分地上演。当时对开放的争论也很大，小平同志在南海边画圈的“春天”已过去数年，直到1984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我国入世时争论更大，担心冲击的舆论很高，不少主张开放的同志被被骂为汉奸国贼，如果不是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发展成就。今天对于引进外资的争论又进入新一轮，对自贸区、投资协定的争议依然存在。有争论总体是好事，不能怕争论，真理可愈辩愈明。哪怕是反对开放的声音，也可发现其合理成份，帮助我们做好应对策略。当然，也需要善加引导，更加成熟、理性地看待开放，让支持开放成为主流，让扩大开放成为共识。
这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起源在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总结的：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如果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脱离实践，“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容易唱高调、反开放。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历史事实往往很吊诡，也会呈现高调者成为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抗战时这种例子不少，“汉奸”张自忠等人反而被证明是抗日英雄。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和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由于高调爱国者往往不择手段、不讲方法，按照这种逻辑，勾践若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过早与吴王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不会有最后胜利的机会。廉颇与强秦决战，以守为主，朝廷不满，换上了赵括，丢了四十万条人命。安史之乱时，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根据敌强我弱态势，以守为主，但被勒令出战，战败后又被赐死，实在太冤。
有人把开放当卖国，其思想基础大致在于“对抗或战争＝爱国”或“讲和、让步或妥协＝卖国”的传统。事实上，战或和既可为爱国手段，亦可为害国之举。如李牧最初不与匈奴大战、廉颇不直接与秦军对垒、高仙芝退守以避敌锋、袁崇焕与清军议和，皆是因时依势而定的最佳战术，这本应是常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与和、攻与守、让与取，以及何时战与何时和，本是可以探讨的战术问题，这些在事后估计人人都懂，但当时放到国家战略、放到大局层面，却常常相反，把硬拼当做“爱国”的最高选择，害国祸国实在不浅。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而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共赢、是正和博弈，比如服务业开放确实需要让点利益，但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服务业可以加快发展并促国民经济转型，国民可以获得更优服务与更大福利。思想就是力量，既可为动力，也可为阻力。我们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既应看到拳头落后，也应看到脑袋及体制滞后，才可开出综合、适中、有效的治国良方。
因此，我们应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避免盲目自大与自我中心，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反外国言行都当作爱国壮举；把主张虚心学习先进、同西方友好相处、善于交换让步妥协之人皆视为汉奸。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把恶劣的人类集团力量当作崇拜的宗教，是悖逆全球化、悖逆文明对话的，是产生悲剧的温床”。我们应善于汲取历史教训，爱国应讲方法、有策略，不能单凭激情。爱国不但有道，还要有术，有时爱国之术还重于道。爱国既要用心灵，更要用大脑，提倡理性爱国和智慧爱国，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从引进负典到引进正典。
理性爱国有一范例是被称为“圣人”的卢作孚先生，他走过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艰难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之一。在中国积贫积弱的二十年代，他创办的民生公司通过正当竞争，把众多强大的外商赶出川江航运，并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但他并不排外仇外，极其重视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并大胆利用外资，心态非常开放。在开放中把爱国落到实处，树立全球思维，维护国家利益与增进世界利益并行，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国民素质。
开放过程中还要把握好“度”，偏左偏右都没关系，都有沟通和讨论的余地，关键是防止两个极端。过右则无定力、离国情，易失根本；过左则无远见、脱实际，易丧机遇。激进的两端本质上一致，都远离真相、现实与国情。极右者不了解西式民主下的众多失败国家，不知为害之痛；极左者不愿了解大跃进、文革的真实和人性，不知为祸之烈。右滑向极端，会滑向附庸和乱局；左走到顶点，会走到民粹和恐怖；都是歪路邪路。
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沉痛告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开放中的极右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言必称希腊”；极左则自视过高，盲目排外仇外，“言必称祖先”，这都需要用中华文明的“中道”智慧来化解，保持定力、打破定势。破定势不可无根，有定力不可无胆。判断对外开放的是非标准,可以看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是否有利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当年协和、同仁、北京等医院都是外国人建的，减轻了病痛，造福了民众，今天我们更要有开放心胸接纳先进的东西。如果医疗、文化、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更大胆有序一些，更快把三中全会的开放部署落地，并做好风险预防，发展会更快更好。
开放者还得有担当，敢作敢为，为而有道。开放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阻力很大，俄国彼得大帝、北魏孝文帝等都费尽了心思，才减少了反对声浪。八十年代面对巨大的开放阻力，如果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胆识和勇气，以“杀开一条血路”的坚定意志，开放恐怕很难破局。面对当前自贸区、投资协定等领域开放中的不同声音，应有面对的勇气，有责任接过先驱者交给的担子，一代又一代接力下去，推动对外开放迈向新台阶、新境界。执行部门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开放的困难究竟在哪里，多为困难想办法，不为问题找借口，不应徘徊和后退，打破对待开放“总体上支持、落实上反对，抽象地赞成、具体地否定”的现象。开放事业成功，需要目标、方法、操作三者统一，“头可以望天，脚必须踏地”，目的再好，路径不对头、落实不到位也等于零。下一步，制定适合国情、阶段、体制的开放目标，采取恰当的方法步骤，善用操作到位的人才，开放事业方可蒸蒸日上。
第六，增强对外开放的自信，善于传播“中国理念”
封闭社会在开放之初，看到巨大差距，容易信心不足，甚至崇洋媚外。但随着开放后经常试水，国力增强，自信心会增加，定力逐步上升。我国现在与改革开放初期和入世时相比，开放的底气更足了：综合国力更强，物质技术丰厚，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大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投资大国、金融大国、外储大国地位巩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自我改革调整能力增强，市场将起决定作用，政府作用将更规范有效，体制将更成熟定型。产业竞争力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明显增强。我国扩大开放的整体条件更加优越，回旋空间更加广大。
我国拥有众多独特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有为政府的代表，是取得成功的经验，是三个自信的源泉，这是制度优势。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具有强大的定力、吸纳力和包容力，长期领先于世界，这是文化优势。我国是大块头，船大掉头难，现代化历程长达170多年；但船大也有好处，重心稳，定力强，不可逆，一旦调头转稳后，就势不过挡，等迈过“历史三峡”，前面就江宽浪平。从经济上讲，我国有市场广阔优势、人力资源丰富优势、制造业配套优势、区域梯次增长优势、整体环境稳定优势、资本力量充足优势、外汇储备优势、勤劳智慧优势、善于经商优势、民生优先优势等。只要这些优势发挥出来，我国还怕别人竞争吗？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害怕同我国竞争，不仅中小发展中国家担心，连一些新兴经济体甚至发达国家也很担心。
对外开放不仅是商品、资金的交易和往来，更有思想、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开放的本质是谦虚与包容，是借鉴与学习，是生机与活力。开放可以降低各种门槛与障碍，让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种特色相互比较，从中发现不同与差距，扬长补短，求同存异，缩小差距，互利共赢。我们搞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选择”，既要“拿来”主义，也要“送去”主义，既要丰富中国的世界观，又要改变世界的中国观，“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并举，让中外文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善于拿来，“三人行，必有我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谦受益，满招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内化成自己的，玄奘取经，佛学化为中华文化一部分。传统文明我们领先世界，现代文明我们落后了，追赶了一百多年。近代以来我国学了西方许多好的东西，科技器物自不必说，典章制度进来后逐步适应中国大地，“化西为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把世界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自己根深定力强，是中国式拿来的成功之处。中华民族综合的思维模式，有利于集成创新，如高铁和微信。即使中国的成功经验，也不可照搬，不必推广和普世，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非洲国家领导人来我国取经，小平同志叫他们结合本国国情，大国小国的对策不一样，“仿我者死、学我者生、超我者荣”。我国还有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要学，在法治社会、规则意识、国民责任、管理经验、产权保护、创新体制、反腐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们既不能以我之长比人之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也不可以人之长比我之短，缺乏自信。最重要的是各自取长补短、提升自己。“大为谦卑之时，便是最接近伟大之日”。
我们还要学会“送去”，商品、资本、技术、人员要出去，思想、文化、价值、文明也要出去。开放有利于把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示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说好中国特色，让世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对我国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毛主席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小平同志解决了“挨饿”问题，今后该解决好“挨骂”问题了。为什么挨骂？因为文明话语权不在我们这一边，在西方中心论的时代我国经常处于被动。守护国家利益的最佳路径，乃是在实力基础上，占据文明制高点。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中心，即使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也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经过近二百年的蜇伏和沧桑，中华文明到了临近再生之时，正在复兴的路上，有信心再回文明高点，正如汤因比所言，中国人可能把中西文化融于一炉，“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预言中华文明可能重回世界之巅。当然，重回之时必然吸纳了更多的西方现代文明与其它优秀文明，应当是中国特色与世界大势的“黄金结合点”。
让中华文明再现辉煌、主动送去中国声音，需要我们不断增强人文素养，在实践中认真探索，比如在应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议中，宣扬我国的中道思想，中正平和、允执厥中、不偏不倚、过犹不及、极高明而道中庸，从西方实际上的“已所欲，施与人”到中国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已所欲，勿施于人”，让“仇必和而解”替代“仇必仇到底”，把握好双方利益结合的“度”；在环保谈判中，宣传我天道、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及发展绿色经济，推广中国地少养人多的经验，替代美国的浪费资本主义，让地球能够永续经营；在调解国际纠纷中，宣扬中和太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天下大同的理念，为西方民族国家思维开启一扇中国天下主义思维之窗，并为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代言，联合它们用王道政治理想修正西方霸道的帝国主义模式，将我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世界文明发展之中，让中国从世界经济的制造工厂走向人类文明的思想工厂，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文明，展现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风采，塑造好整体国家形象。“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找准战略契合点，共商共建共享，把它建成贸易投资之路、互联互通之路、开放共赢之路和文明复兴之路，与几大文明古国一起打造“文明复兴共同体”，促进我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尊重中华文明成果，不是唯我独尊，不能跳出了“西方中心论”，再陷入“中国中心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盘西化与国粹派都要不得。要在实践中探索最优的开放度，寻求中外的最佳结合点。对传统文化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开放。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重农轻商、不重事功、逻辑欠缺、愚民专制等不好的东西也要努力去毒，继续完成叶剑英等老革命家担忧的反封建任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西方价值差异明显，“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我国重综合、西方重分析，我国重集体、西方重个人等，二者可以互鉴补充。对外来文化不可食洋不化，以西非中，既要拿西方标准看中国，也要用中国标准看世界。要有开放的肚量和鉴别能力，注重开放的“排异反应”，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洋为中用，以西鉴中，让西方先进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丰富中华文化，让中华文明在吸纳外来优秀文明后浴火重生，重现辉煌。对于外来批评，哪怕是恶意，如对环境破坏、侵犯知识产权的批评，也要认真倾听，对我们都很有益，可能“知政失者在国外”；对于有的赞扬，哪怕很顺耳，如承担责任、中美共治等，也要多个心眼，防止捧杀，增大开放的正效应，减少负效应。
真正伟大的思想，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明历来是一种天下文化，“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在全球化时代，天下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天下观应随之改变和升级：在视野上，要从东亚、亚欧板块扩大到七大洲、四大洋以至全球；在内涵上，天下观应破除华夷之别和朝贡体系，增添身份平等、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现代内容。
对于如何做好世界性大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弱讲民族主义、强讲世界主义”，应逐步恢复天下情怀，增强世界公民意识,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供与能力适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多予少取”，塑造负责任的文明大国风范，增强中华文明的道义感召力。
国际经贸规则的背后，也体现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硬实力可征服国土，软实力才征服国民”，我们在经济外交实践中，在参与投资协定、自贸区等谈判和解决经贸纠纷过程中，也要善于弘扬和运用中国理念，为国际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国发展更具普惠性、包容性和共享性，我国发展成果的分享，不仅体现在物质与经济上，更体现在精神和文明上。
第七，树立开放的经济安全观，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对外开放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风险与利益同在。开放中要始终坚持两点论，兴利除弊，化危为机。扩大开放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因开放增强实力而更加安全，也因外部影响更大而风险因素增多。但总的来看，开放比封闭更安全。要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经济风险的相互性、系统性和全球性特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防范共同风险、维护共同安全是新的时代潮流。尽管世界各国都担心经济安全，但总体上走向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关起门来谋安全不行。我们要因时顺世，树立开放的经济安全观，在开放中动态地谋求安全，实现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辩证统一。
我们的开放不是“傻大胆”，要提高开放艺术，把握开放的力度、进度和承受度，清醒保持开放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应以国内需要为依归，做好内外统筹，为国民谋取更大福利。开放之前要准备充分，兼听则明，多听听行业企业意见，凝聚更大开放共识，不开放不行，开放小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拟定好开放的上中下三策，“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弃下策、保中策、争上策。扩大开放难免动人“奶酪”，不可能皆大欢喜，不可任由一票否决，因一亩三分地而损失大片良田，因局部而牺牲大局，延迟或反对开放。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开放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各方支持开放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开放中壮大软硬实力，自强自主自律，夯实经济安全的根基。增强风险防范信心，我国入世后与狼共舞，后来也被称为狼甚至厉害得多的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一枝独秀，增长了风险应对经验和能力。
把维护安全作为新常态，既开窗户也装纱窗，构建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要有攻有守，像世界杯比赛一样，光有优秀前锋不行，还得后防强大，才能拿冠军。对优势领域要主动设置议题、提出于我有利的国际规则。对于底线要坚决守住，如我国基本制度、优秀文化保护、网络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是谈判红线，不能当好好先生或拿原则去做交易。在谈判中，我们要增强信心，我国有底线，对方也有底线，我国有意识形态，对方也有意识形态，双方互有攻守，我们不能被动防守，而是攻守兼备，善于对攻，择机亮剑，打好主动仗。
把安全工作前置化与机制化，做到预防为主、应急为辅，“治于未病”，并主动治愈开放的“排异反应”。完善产业安全审查制度，强化摩擦应对机制。采取综合对策，维护好粮食、资源能源、海外资产与人员安全，应对气候、生态、环保、知识产权等非传统安全，把握好金融财政、网络信息等安全要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在扩大开放中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是一项艰巨任务，既靠辛劳，也靠智慧，需要统一谋划和顶层设计。要心态开放，思想解放，热情奔放，培养蓬勃向上的朝气，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汇集支持开放的正能量，“能聚众智、方为大智”。应加强学习，增强战略远见，增长世界见识，培养国际视野，既看中国地图，也看世界地图，善于培养和使用开放型人才，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提高扩大开放的能力。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做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践行者、国际经济规则的参与和制定者、共同发展的促进者以及和谐世界的建设者，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杨正位（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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