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历史上真实的智取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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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智取华山
1949年5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时，大荔军分区和渭南军分区的地方部队解放了潼关，华县，华阴三个县城。守敌陕西保安第6旅旅长韩子佩率1个警卫营和旅直属队逃上了华山，于是发生了智取华山的著名战斗。韩子佩，陕西神木县人，是个地主武装头子，也是反共专家，和我党周旋半生。十年内战期间，任国民党地主武装骑兵大队长，由于他剿共有功，升任团长。抗战爆发后，他是陕北的一条地头蛇，由于他有同我党长期的斗争经验，国民党委任他为洛川行署专员，命他堵住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他在任上封锁边区，大搞摩擦。他对通过他任职地区进入边区的我方人员，以及从大后方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多次进行搜捕，拘留审讯，收买利诱。洛川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韩子佩就沿着边区和洛川等地的分界处，修筑碉堡，封锁边区，训练特务，并派遣武装特务进入边区进行骚扰。抗战八年，他破坏了八年，做尽了坏事。1948年，解放军收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延安，他随延安的逃敌一起逃往大荔。由于他的历史“功绩“，国民党又委任他为大荔专员。胡宗南用从延安溃退下来的部分残兵败将组建了保安第6旅，任命韩兼任旅长。1949年解放军春季攻势结束后，渭北彻底解放，韩子佩逃过渭河到了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城，企图背靠华山进行抵抗。当解放军解放华阴时，韩子佩本来是可以随军南逃的。但他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胡宗南还可以反攻回来。他认为凭着他大荔三进三出的经验，依靠华山天险和充足给养，再加上有相当的弹药，逃上华山抵抗一时是不成问题的，这样还可以向胡宗南报功。当解放军解放华阴时，韩子佩收集残部----保6旅旅部，1个警卫营和专署一部分伪职员共计400余人，逃上了华山。华山，我国五岳名山之一，位于西安城东200余里华阴县城城南，北依陇海铁路，南接秦岭，以其险峻挺拔而闻名中外。华山有五峰，主峰为南峰，东峰和西峰。南峰分为落雁，朝阳，莲华;东峰和西峰，鼎峙耸立，高插入云，等临其顶，确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之感。除主峰外，还有玉女，五云，天台等峰，人称中峰和北峰。华山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只有华山的北面可以上山，即常言所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条路也是崎岖难攀的小路。凭此险要的地势，一人当关，万夫难开。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奉命回师华阴，任务是休整，剿匪，围困华山。为防止敌人逃跑，解放军增派一连占领了华山东面通往陕南的皇甫峪口。原来一直在围困华山的一营部队仍然驻扎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担任上山道路的警戒任务，同时就地整训，并寻机歼灭山上之敌。总队其余部队驻扎在华阴县城内整训，同时派少量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围困华山的部队安置好后，一方面加强整训，以防不测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当时敌人为了节省粮食，延长他们的抵抗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逐下山，这正好为我军了解敌情创造了有利条件。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总队首长都要找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情况。经过调查得知，韩子佩自己住在西峰，保6旅旅部和伪大荔专署职员驻扎在东峰南峰，敌营长带1个排约30人驻扎在北峰，副营长指挥两个连沿北峰以下道路设防，直至山上的路口。敌人认为华山只有一条路，只要他们守住这个天险，解放军是上不来的，因此他们饱食终日，抽烟打牌，思想麻痹。总队首长还了解到山上的存粮大概够敌人吃1年零4个月。敌情基本搞清楚后，总队党委专门进行了研究。首先认为强攻不利，长期围困也有困难，敌人粮食够吃一年多，不能等待。第一步考虑的是采取和平解决的方式，派保6旅起义的中队长孟俊甫和不愿意逃上山的韩子佩的副官张道远上山劝降。孟，张二人登上北峰后，给韩子佩通了电话说明来意，韩立即下令将二人逮捕就地处决。张道远惨遭杀害，而孟俊甫由于在韩部任职时间长，熟人多，得到友人掩护逃下山来。第一步到此算是失败了。总队首长经过研究，决定继续调查研究，寻找其它上山路线，另辟蹊径歼灭敌人。总队政委王生荣和孟俊甫在一次散步谈心时，提出让孟到群众中调查是否还有其它上山的小路(孟是华山山脚下人)。孟提到，他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华山道观曾经被盗过，道人丢失了金条等贵重财物。但盗贼并没有走上华山的大路，至于怎么上去的，就说不清楚了。孟俊甫的话引起了王生荣的注意。孟俊甫又提到了另一条线索，华山上有中药材，，采药材的人也上去过，但这是极少数人，而且是偷爬上山的，因为山上的道士不许外人来采山上的稀有药材。采药人都是在雨天或是大雾天上去的。王生荣认为这些线索很重要，可能就是解放华山的钥匙。于是，总队党委立刻开会研究，大家认为硬攻不行，劝降也失败了，长期围困又不是办法，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上北峰的路，以小部队偷袭控制北峰，这样就能解放华山。会议决定，乘麦收季节，把部队散开，到群众中开展广泛的调查工作。战士们一边帮老乡收麦，一边调查询问。经调查了解到，过去华山确实被盗过，但是谁也说不清上山的路线。最后，在调查采药人时，获得一个线索。有人说，在猩猩沟居住的王银生的父亲曾经上山采过药，其夫现已故，其母尚在，还有他及他的老婆和一个孩子。这个线索至关重要，总队当即命令侦察参谋刘吉尧带几个侦察员去找刘吉尧。他们从华阴出发，穿越沟梁，找到了王家。三天后，总队收到刘吉尧写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不仅王银生之父上山采过药，而且王银生本人也上去过，但是工作一时做不通，王母认为过去丈夫就是上山采药摔死的，王银生又是独子，因此不肯答应王银生带路上山。总队政委王生荣看过报告后立即赶往猩猩沟。王银生家一贫如洗，住在一块大石板上用木棍支起的一个棚子里，棚子里支一口锅，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他家种的几块地，都是从远处挑来土撒在石板上的薄地，所种的寥寥几棵青苗，不是被大雨冲走，就是被野猪啃光，很难吃得上。实际上，王银生就是以采药为生的。王生荣在猩猩沟的几天里，一直在做王母的工作，他向王母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打华山就是为了解放这里的穷苦大众。同时还在物质上给予王家以帮助，给他家送去了，猪肉，面粉，粉条，并且让他们和部队一起吃饭。当时天降大雨，王家的棚子被风吹垮，战士们冒着风雨连夜抢修。这些生动的事实感动了王母，她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自从王银生的父亲摔死后，全家都依靠王银生度日，她担心万一儿子再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实在无法想象。王生荣告诉王母，请她儿子带路，只是上山侦察，不是让他打仗。但王母还是不放心，最后，王生荣向她承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他把老人接出山，政府来给她养老，这样老人才同意了总队的请求。总队对上山侦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根据上山的需要，购买了麻绳，竹杆，铁钩等物，并准备了3天的干粮。王生容和刘吉尧研究挑选了7个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侦察小分队。他们是刘吉尧，杨建东，路德才，杨党成，崔乾山，孟俊甫，杨自发，这些人大部分是连排干部，作战机智勇猛，王银生自己也有作战经验，他曾经被国民党抓兵在中条山打过日本。小分队由刘吉尧担任队长，他当时只有27岁，有胆略，遇事沉稳老练。当时，总队交给小分队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找到上北峰的路，要求他们上山要小心隐蔽，团结互助，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不许打枪，不许暴露目标，只要踩出一条路，就算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后立即派人下山联系，其余人就地隐蔽，监视敌人。同时，总队派2营营长何信德带领该营4连驻猩猩沟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小分队。6月13日早晨8点钟，小分队从猩猩沟出发了。走了约3华里后，一面20多丈高的绝壁拦住了去路，这是上北峰的第一道难关——天井。天井是光溜溜的陡壁，没有一棵树木，间或有一块块石尖凸出来。王银生凭多年的登山经验和技巧，背好大绳，用竹竿上的铁钩钩住石头，一点店向上爬，他爬上顶壁后，把大绳一头栓牢，一头甩下，随后大家一个一个抓住绳爬了上去。天井过后，小分队步履艰难的向上攀爬，走了大约五六华里后又来到第二个关口——独木桥。这里王银生之父当年上山采药的必经之路。当年那根木头早已腐烂断掉了。沟宽约3丈，深60丈，怎么办?王银生仔细观察，发现对面的石缝中挺立着一棵小松树，他和刘吉尧商量了一下，就脱掉鞋袜，上到和小松树等高处，用竹竿挑着大绳，对准小松树用力一套，绳子一下就套在了树上。王银生紧拽大绳，估计了一下小松树的承受力，然后把绳子捆在自己的腰间，一下就悠了过去。他过去后，甩回大绳，大家也照他的样子一个一个的悠了过去。当最后一个人过去时，小树由于身小根浅，加之多次摇摆，终于自动脱落，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真是万幸。但是小分队返回的道路没有了，这是他们后来决定突袭北峰的原因之一。闯过了两关，小分队来到了第三关——吊石板。吊石板与天井相似，是一块光滑的青石板，只是稍微低一些，约5丈高，仍由王银生赤脚先攀，固定好大绳后，大家再依此爬上来。从这里再向前走约3里便是青龙背，翻过后便是华山天险之最——老虎口。老虎口是华山北峰山腰的一条横槽，长三四丈，高不过三尺，犹如张开的虎嘴，下面的的沟深六七百米。大家学着王银生的样子，面向深沟，背靠着山，弓着腰，右手扶着虎口“上唇“，左手按着“下唇“，象螃蟹横行一样，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过了老虎口，便是二丈山，此山距北峰峰顶，直线距离只有3华里，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小分队都隐蔽在树丛中。下午5时左右，他们吃了些干粮，稍事休息，准备夜间继续前进。路东总队的首长在山下焦急地等待着小分队的消息，可是第一天过去了，杳无音信，使人心急如焚。当时地方部队没有电台和报话机，只能靠人通讯联络。况且，小分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到现在都没人下山送信来，怎么能不让人着急呢?到了第二天凌晨，哨兵突然听到山上传来枪声，王生荣等总队首长都捏了一把汗，他们估计小分队是被敌人发现了，因为小分队的任务是隐蔽侦察，不准开枪，现在传来枪声势必是暴露了，侦察任务恐怕要落空，更重要的是8位同志生死未卜。王生荣他们非常着急，此时即使派部队上山支援也来不及了，既找不到路，小分队又下不来，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踌躇之中。6月14日黄昏，小分队到达北峰脚下。此时大家的任务已经完成，摆在大家面前有三个情况：一是道路已断，返回报信已不可能；二是天亮后，小分队可能回暴露，敌人居高临下，甩下手榴弹，小分队可能会被敌人消灭；三是已经过去两天一夜，小分队的干粮已经所剩不多，很快就会出现断粮的情况。刘吉尧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袭击北峰，北峰只用一个排的敌人，有把握把它打掉，只要占领北峰，小分队就有了立足之地。大家都同意他的方案，开始认真地观察北峰的地形。王银生生长在北峰脚下，对地形十分熟悉，北峰庙、花儿岭、上天峰、三元洞等地的地形他都一清二楚。他们对地形进行了分析后，大家又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智取，8个人编为组徉称4个排。两人为一个排，一个人为一个班，以迷惑敌人。他们的分组顺序是刘吉尧为1排1班，王银生为1排2班，杨建东为2排3班，路德才为2排4班，杨党成为3排5班，杨自发为3排6班，崔乾山为4排7班，孟俊甫为4排8班。大家把自己的排号，班号记牢，并规定每组第一人为排长。编组后小分队向党宣誓，决心完成奇袭任务。夜幕降临了，小分队隐蔽前进。到达北峰庙附近时，遇到一个楞坎，上面盖着一层一米多厚的红头刺，并挂着5颗手榴弹。队长刘吉尧不让大家动，他一个人上前，小心地解开了手榴弹的拉火栓，排除了障碍。小分队继续前进，到达了北峰道观附近，这里对北峰的上，下山路口和道观大门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此，小分队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并尽心了明确分工。由崔乾山封锁上西峰的路，不让西峰之敌下来；孟俊甫卡住老君犁沟，防止敌人沿路往下退；其余六人全部攻进院里。这天晚上，敌人同往常一样，虽是深更半夜了，仍然在抽烟、打牌、说笑、打闹。他们的一言一语，小分队都听得清清楚楚。到了后半夜，敌人全部入睡，门口的哨兵也索性提着枪回到院内。就在着一刹那，小分队乘虚而入，杨党成、杨自发守住大门，刘吉尧、王银生、杨建东、路德才冲进院内，分别隐蔽在东西两边的殿宇门口。原来站岗的敌兵进东殿后，点着灯，准备叫醒睡着的敌兵换岗。刘吉尧趁机用枪刺挑开门帘，敌哨兵看到门帘抖动，便问：“干啥的？”“缴枪不杀！解放军到了！”刘吉尧厉声喝道。敌哨兵刚要抓枪，“砰砰”两枪，敌哨兵被打倒在地，刘吉尧趁机高喊：“1排往上冲，4排打增援，2排打上殿，3排封锁庙门！”与此同时，西殿的杨建东、路德才也开了火。一时间搞得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吓得乱叫：“八爷饶命，我们投降！”刘吉尧命令敌人不准带东西，拍着手出来，违者枪毙。敌人个个赤身裸体，有的拍着手，有的拍着屁股，到院子中间站队。俘虏迅速交由，杨党成，杨自发看押。杨建东、路德才解决了西殿敌人后，又堵住上殿。刘吉尧、王银生收拾了东厢的枪支，也到上殿去支援，上殿的敌人也全部做了俘虏。清点人数时，却不见了敌人的营长和勤务兵。第二天下午，我军全部占领北峰后，敌营长和勤务兵才出来投降。原来敌营长在听到枪声后，带勤务兵从窗户中跳了出去，逃到树林中无路可走，再加上肚子也饿了，才不得不回来投降。驻在西峰的韩子佩听到枪声，打电话给北峰询问情况。刘吉尧拿起电话回答：“北峰被你八爷占了，快下来投降吧！”随即扔下话筒，割断电话线，拆开敌人的红被面，做了一面红旗，插上了峰顶。天亮后，山上深受韩子佩军队之害的道人们纷纷跑来祝贺，他们把小分队比作“天兵天将”“救命恩人”。有些年轻道人还主动提出要帮助小分队看守俘虏。夺取了北峰，取得了解放华山的主动权，但小分队目前的形势仍然很严峻。本来就只有8个人，在战斗中杨党成又受了重伤；两天两夜的艰苦攀登和紧张的战斗使他们都很疲倦；山上山下的敌人还未彻底消灭；还有俘虏要看管，怎么办？无法和山下取得联系，西侧虽然有下山的路，但却被两个连的敌人把守着。，看来只有打开西侧下山的正路，歼灭北峰下面的敌人，才能和山下取得联系。时间不等人，小分队当即研究决定，由杨建东和一个道士看管俘虏，崔乾山、孟俊甫阻击苍龙岭以上的敌人，其他人向北峰下面群仙观约两个排的敌人发起进攻。枪声一响，群仙观、千尺幢的敌人早已吓破了胆，他们在连长耿耀民的带领下，全部缴械投降。同志们押着俘虏，经群仙观、千尺幢到达百尺峡，旋即向青柯坪的敌人打了数枪，敌人仓皇从三皇后、毛女洞逃出。途中经过五里关，被我一营发现，遭到我军八二迫击炮轰击，除被歼者外其余都在皇甫峪向我军3连投降。15日下午，总队政委王生荣突然接到驻玉泉院一营送来的信，信上说北峰以下的敌人已经全部下山投降，北峰已被解放军占领。这时候才知道刚才听到的枪声就是小分队进攻北峰的枪声。看过信后王生荣欣喜万分，一面命令部队队俘虏进行收容安置，一面组织队伍立刻上山接应小分队。总队从二营抽调出一个连，从一营抽调出两个营，由总队政治部主任邓远带队上山，增援北峰。邓远带领队伍到达北峰后，首先代表总队党委向小分队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接着根据当时的情况，将部队展开，把火力点布置在敌人面前，使西峰置于我军的火力控制之下。，同时，派人把总队要求敌人投降的信送到韩子佩手中，要韩立刻答复。韩口头同意投降，实际上却在拖延，一天无任何实际行动。第二天我军派王银生到西峰劝降。王到金锁关时，敌人对他进行了全身搜查，才让他上了西峰。一进西峰大院，只见院中摆着一张方桌，韩子佩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身边两侧分立着20余名士兵。王银生自称是为解放军挑面来到北峰，被解放军派来送信的。韩子佩故作镇静地问王银生，北峰有多少解放军，华阴县城有没有，哪些地方解放了……王银生将解放军的实力告诉了他。其实韩子佩早就知道他除了投降没有其它出路。韩问罢，写了一封信，说第二天中午12点在五云峰缴械投降。王银生回到北峰，汇报了劝降经过，并交上了韩的回信。邓远立即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第二天收枪的部署，每连抽调10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组成突击队，由刘吉尧带领去收枪。同时，在三元洞架设机枪，在情况有变时，以火力进行支援。韩子佩在缴枪地点上多次改口，先说在五云峰，一会儿又说在金锁关，最后又改在上元洞，第二天，小分队和突击队到了上元洞。一名敌副官交出一张武器弹药清单，总计有：步枪40余支，机枪2挺，卡宾枪4支，盒子枪23把，八音、左轮手枪15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大刀13把，无线电台、收音机各一部，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物资。随后，韩子佩率部下百余人到北峰投降。智取华山是一曲军民团结，共同战斗的凯歌。战斗结束后，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带一个电影队慰问部队，并在华山拍摄了我军（原部队）消灭敌军（原部队）的实战纪录片。西北野战军前委授予小分队8名同志全军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中刘吉尧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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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曾任第84师机枪连连长，榆林保安团团长，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1947年任陕西省第8区（大荔）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949年兼任陕西省保安第6旅旅长，同年6月18日在陕西华山投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狱中,韩氏对我党的教育、改造虚予应付,一味做表面文章,暗中却图谋不规,散布反动言论,积极活动并秘密组织狱内反革命罪犯成立反动团伙,数次开会密谋对策,布置行动方案,妄图时机成熟后继续与人民为敌。阴谋活动幸被看守人员查获。日被判处死刑,同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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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跟韩子佩上华山的只有六旅旅部及特务营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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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事件本身就够精彩的了，写的更精彩！看过《智取华山》，内容和这个没多大出入，了不起的一个战斗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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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199453 工分: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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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德国
在第3楼的发言：老电影就是拍的好，久看不厌。是啊现在有些人拍的就是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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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影就是拍的好，久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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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此片老虎口最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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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最精细外科”擦亮申城医疗品牌-神经外科 史玉泉 一颗血 脑血流 华山神外-上海频道-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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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最精细外科”擦亮申城医疗品牌
原标题：“最精细外科”擦亮申城医疗品牌　　每年，大量海内外医生前往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学习。(华山医院供图)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65年前从两名医生、八张病床起步，如今正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力创建国际一流“大脑相关疾病与临床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李雪林　唐闻佳　　■　如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每年手术量达到1.7万例，年门急诊量超过45万人次。这里开展的手术中，肿瘤病例超过60%，神经病理标本累积达8万例。巨大的临床服务数字背后是彻底扭转脑部疾病“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历史　　人脑研究的拓荒路上，一群上海医生已全力出发。就在2017年年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拿到了一张重量级批文―――“上海市脑疾病中心”正式获批成立，“上海脑库”同步启动建设，它们与正在试运行的华山医院西院，共同形成一个剑指“国家级神经科学中心”的科研临床矩阵。　　探寻人脑研究的终极疆界，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实力可窥一斑。无影灯下，这是一群“与大脑直接对话的人”，65年前从两名医生、八张床起步，如今做到每年1.7万的手术量，成为全球临床规模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别人开不了的刀，他们能开；别人能开的刀，他们开得更好!　　相似疾病跨越30多年，一家人见证“华山神外”三代传承　　给大脑动刀，谈何容易!　大脑不大，但涉及全身各种微妙的功能区，“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外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神经外科历来有着崇高的地位，堪称外科里难度、精细度、复杂度最高的手术之一。　　2017年5月，华山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教授毛颖接到100岁的史玉泉教授打来的电话，“有一个病人比较危重，我们得救救她。”史玉泉是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创科元老，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是一位45岁的女患者，小脑部位长了血管母细胞瘤，一种家族性疾病。这是一颗血供丰富的肿瘤，瘤体对生命中枢已有压迫，患者剧烈呕吐、疼痛。一旦瘤体卡压神经，随时会出现呼吸、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赶紧安排手术!毛颖主刀。手术顺利，病灶被切除，患者恢复得很好。　　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这样难度的病例并不少，为何这惊动了老先生？原来，上世纪80年代，女患者的爸爸也是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做的手术，类似的部位，手术正是史玉泉带着科里年轻人做的。　　“这手术现在来说难度不小，在30年前做，难度更大，算是破例，对此，医生没有过多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一切围绕一条单纯的想法―――能不能救人。”毛颖感慨，一家人，相似的疾病，跨越30多年，见证了“华山神外”三代传承，一个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强。　　全国乃至全球患者在这里找到新生的希望　　如今，走进“华山神外”，700张床位，150名医务人员，堪称“神外航母”。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华山神外”已是一块响当当的上海品牌，代表着世界医学的顶尖水平，全国乃至全球患者在这里找到新生的希望。　　都说神经外科是“华山医院皇冠上的明珠”。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金字招牌非一代人能轻松铸就。100岁的史玉泉回忆起，1953年，他调至华山医院，正式创建中国南方最早的神经外科―――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仅有两名医生、八张病床，这个学科就这样起步了。　　在那个CT、MRI远没应用于神经外科的年代，这群“与大脑直接对话的医生”必须发挥最大的激情与创意，手术硬件缺乏，他们就自己造，多台“国内第一”的仪器在这里诞生。　　创业难，守业也难。中国工程院院士、人称“东方神刀”的周良辅扛起了“华山神外”第二代领路人的重任。上世纪80年代，颅底肿瘤是手术禁区，死亡率极高。目睹患者疾苦，周良辅就没日没夜地泡在解剖室，大量的解剖研究结合临床实践让他有了重要发现：颅底硬膜内含一层解剖夹层，通过这道夹层进入，可以避免触碰许多神经和血管，也能保护大脑本身!他就这样创新了手术“入路”，大批患者受益。　　在“华山神外”，不缺名家，更不缺舞台与阳光，一个个拔尖人才在各自亚学科绘就精彩，接力奔跑!毛颖教授、赵曜教授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又相继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他们开展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临床与基础创新，使得原先死亡率50%以上的脑动脉瘤在全球首次通过手术方式得以根治；他们牵头全国40多家医院和科研机构，形成了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的全国手术标准……　　剑指临床研究新目标，使上海处于世界脑研究前列　　如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每年手术量达到1.7万例，年门急诊量超过45万人次。这里开展的手术中，肿瘤病例超过60%，神经病理标本累积达8万例。巨大的临床服务数字背后是彻底扭转脑部疾病“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历史。　　“现在已不是神经外科单兵突进的年代，需要相关学科犹如大脑神经网络般高效协同，开拓进取。”毛颖形象地说，“华山神外”三代传承，环环相扣，“1.0版是做大，2.0版是做强，3.0版就是做融合。”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他们在脑科学领域把科研和临床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治疗技术、标准、理念。　　“华山神外”也始终有自己的新目标。随着“上海市脑疾病中心”“上海脑库”启动建设、上海陈天桥国际脑疾病研究所落地、华山医院西院试运行，今年，华山医院将进一步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脑疾病基础与临床学科优势资源，并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尖端科研团队合作，以机制创新激发科研创新，推进以人脑研究为基础的大脑相关疾病与临床研究，使上海处于中国乃至世界脑研究前列。　　在这里，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颗大脑三磅重，约占人体重的2%至3%，但大脑里密布的上亿神经元何尝不是一个浩瀚宇宙，有太多未解之谜等着我们，有太多的病人等着我们。”听这里的医生谈大脑，你能瞬间理解这里“始终在奔跑”的节奏，你能理解这个学科的“初心”，那就是不论身处什么年代，唯病人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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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最精细外科”擦亮申城医疗品牌
日 04:47 来源:文汇报
原标题：“最精细外科”擦亮申城医疗品牌　　每年，大量海内外医生前往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学习。(华山医院供图)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65年前从两名医生、八张病床起步，如今正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力创建国际一流“大脑相关疾病与临床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李雪林　唐闻佳　　■　如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每年手术量达到1.7万例，年门急诊量超过45万人次。这里开展的手术中，肿瘤病例超过60%，神经病理标本累积达8万例。巨大的临床服务数字背后是彻底扭转脑部疾病“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历史　　人脑研究的拓荒路上，一群上海医生已全力出发。就在2017年年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拿到了一张重量级批文―――“上海市脑疾病中心”正式获批成立，“上海脑库”同步启动建设，它们与正在试运行的华山医院西院，共同形成一个剑指“国家级神经科学中心”的科研临床矩阵。　　探寻人脑研究的终极疆界，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实力可窥一斑。无影灯下，这是一群“与大脑直接对话的人”，65年前从两名医生、八张床起步，如今做到每年1.7万的手术量，成为全球临床规模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别人开不了的刀，他们能开；别人能开的刀，他们开得更好!　　相似疾病跨越30多年，一家人见证“华山神外”三代传承　　给大脑动刀，谈何容易!　大脑不大，但涉及全身各种微妙的功能区，“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外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神经外科历来有着崇高的地位，堪称外科里难度、精细度、复杂度最高的手术之一。　　2017年5月，华山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教授毛颖接到100岁的史玉泉教授打来的电话，“有一个病人比较危重，我们得救救她。”史玉泉是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创科元老，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是一位45岁的女患者，小脑部位长了血管母细胞瘤，一种家族性疾病。这是一颗血供丰富的肿瘤，瘤体对生命中枢已有压迫，患者剧烈呕吐、疼痛。一旦瘤体卡压神经，随时会出现呼吸、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赶紧安排手术!毛颖主刀。手术顺利，病灶被切除，患者恢复得很好。　　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这样难度的病例并不少，为何这惊动了老先生？原来，上世纪80年代，女患者的爸爸也是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做的手术，类似的部位，手术正是史玉泉带着科里年轻人做的。　　“这手术现在来说难度不小，在30年前做，难度更大，算是破例，对此，医生没有过多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一切围绕一条单纯的想法―――能不能救人。”毛颖感慨，一家人，相似的疾病，跨越30多年，见证了“华山神外”三代传承，一个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强。　　全国乃至全球患者在这里找到新生的希望　　如今，走进“华山神外”，700张床位，150名医务人员，堪称“神外航母”。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华山神外”已是一块响当当的上海品牌，代表着世界医学的顶尖水平，全国乃至全球患者在这里找到新生的希望。　　都说神经外科是“华山医院皇冠上的明珠”。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金字招牌非一代人能轻松铸就。100岁的史玉泉回忆起，1953年，他调至华山医院，正式创建中国南方最早的神经外科―――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仅有两名医生、八张病床，这个学科就这样起步了。　　在那个CT、MRI远没应用于神经外科的年代，这群“与大脑直接对话的医生”必须发挥最大的激情与创意，手术硬件缺乏，他们就自己造，多台“国内第一”的仪器在这里诞生。　　创业难，守业也难。中国工程院院士、人称“东方神刀”的周良辅扛起了“华山神外”第二代领路人的重任。上世纪80年代，颅底肿瘤是手术禁区，死亡率极高。目睹患者疾苦，周良辅就没日没夜地泡在解剖室，大量的解剖研究结合临床实践让他有了重要发现：颅底硬膜内含一层解剖夹层，通过这道夹层进入，可以避免触碰许多神经和血管，也能保护大脑本身!他就这样创新了手术“入路”，大批患者受益。　　在“华山神外”，不缺名家，更不缺舞台与阳光，一个个拔尖人才在各自亚学科绘就精彩，接力奔跑!毛颖教授、赵曜教授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又相继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他们开展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临床与基础创新，使得原先死亡率50%以上的脑动脉瘤在全球首次通过手术方式得以根治；他们牵头全国40多家医院和科研机构，形成了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的全国手术标准……　　剑指临床研究新目标，使上海处于世界脑研究前列　　如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每年手术量达到1.7万例，年门急诊量超过45万人次。这里开展的手术中，肿瘤病例超过60%，神经病理标本累积达8万例。巨大的临床服务数字背后是彻底扭转脑部疾病“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历史。　　“现在已不是神经外科单兵突进的年代，需要相关学科犹如大脑神经网络般高效协同，开拓进取。”毛颖形象地说，“华山神外”三代传承，环环相扣，“1.0版是做大，2.0版是做强，3.0版就是做融合。”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他们在脑科学领域把科研和临床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治疗技术、标准、理念。　　“华山神外”也始终有自己的新目标。随着“上海市脑疾病中心”“上海脑库”启动建设、上海陈天桥国际脑疾病研究所落地、华山医院西院试运行，今年，华山医院将进一步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脑疾病基础与临床学科优势资源，并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尖端科研团队合作，以机制创新激发科研创新，推进以人脑研究为基础的大脑相关疾病与临床研究，使上海处于中国乃至世界脑研究前列。　　在这里，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颗大脑三磅重，约占人体重的2%至3%，但大脑里密布的上亿神经元何尝不是一个浩瀚宇宙，有太多未解之谜等着我们，有太多的病人等着我们。”听这里的医生谈大脑，你能瞬间理解这里“始终在奔跑”的节奏，你能理解这个学科的“初心”，那就是不论身处什么年代，唯病人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