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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正在初始化报价器房子层高不到两米六,怎么装修MrFain厅室天花四边做局部吊灯，配藏光，室内墙面及地面的颜色要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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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飞天现在的房子一般高度是2.6，有限能够达到3.3.你的这个房子标高有些低，所以建议你不要做吊顶，或者做简单的吊顶也可以，不过不要占用太多的高度空间。地面及墙面的装修，就看你和家人的喜好了，你如果不找设计公司的话，可以上网或者去书店看一些装修类杂志，选定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找装修队伍弄就可以了。其实现在都比较倾向于简约装修，就是说装修上不要做太多的造型，花太多的心思和银子。地面考虑地板或地砖(卫生间及厨房肯定要考虑墙面地面均用瓷砖，颜色花式自选)，墙面做乳胶漆或壁纸均可以，天花用些石膏线条也很美观。可以把精力和银子花在是、装饰上，比方说灯具的选择、家具的选择、点缀物品的选择上。效果同样会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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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正在初始化报价器地热管材价格多少左右yaodaowuqing选地热管材看地暖管材的表面，品质好的地暖管材表面比较光滑不凹凸、气泡、明显的色差跟杂质，而且地暖管材上都表明地暖管材的型号、规格跟品牌。好的地暖管材上面的印字比较清楚而且不易脱落。用手去感到管材是否有沟棱，品质好的管材摸起来感到细腻、光滑，软硬程度适中。地热管材价格是100-150元。
更多回答遗忘HSAC地热管材价格是100~150元，从地暖诞生到现在为止共有以下几种管材作为地暖管的使用。分别是PE-X：交联聚乙烯
1、PAP：铝塑复合管
2、PP-B：耐冲击共聚聚丙烯(韩国曾经称之为PP-C)、PP-R:无规共聚聚丙烯、PB：聚丁烯耐高温、PE-RT:聚乙烯。
热门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风雨人生(二)
——廉润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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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二)
——廉润生回忆录
第二章　似水年华从冰天雪地的松花江畔，来到四季分明碧水青山的鄱阳湖滨，一切都感到陌生，这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一次大迁移，同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转折。此后的几十年，我便在乐平，在赣东北这块红土地上，在绿水青山间摸爬滚打，在湖滨港汊畔尽我职责，与赣东北老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描绘这块百孔千疮的古老的红土地，开始了几十年的公仆生涯。
参加反霸斗争当时的乐平县分为五个区，一区是城区辖乐平镇、二区是临港、三区为菱田、四区为韩家渡至对面李家、五区为湾头。我和刘富章、杨树森、汪德和、王清学、岳宝让、张子祥七人分到三区，刘富章为区委书记，汪德和为副书记，杨树森为副区长，王清学为宣传委员，岳宝让为区中队长，张子祥为工作员，我为组织委员。当时的三区管辖范围较广，上至兰桥、姜家庙，下至与鄱阳交界的寺山、义方。我所在的菱田为中心是一片，分管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为了安全，我们的称呼都叫指导员。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发展生产、支援大西南解放战争。因为当时乐平解放不久，农村中的反动残余势力、反动会道门的气焰仍然很嚣张，也非常活跃，一些国民党残渣余孽蠢蠢欲动。反霸斗争还刚刚开始，这些恶势力伺机向新政权反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9时许，村干部向我们报告，有一个原国民党军副团长整夜纠集一百多不明真相的人，其中有反动地主、富农分子及抗粮不交田赋者，把我们区政府办公地点包围了，他们提出要减免田赋款。得到这一消息，我们马上停止开会，我和张子祥、王清学三人带枪立即去抓捕，其他人包括村干部，共同做不明真相的群众思想工作，劝说他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参与或带头闹事，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坏人坏事是不会手软的，对少数顽固分子是要坚决镇压的，没多久大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陆续回去，这个伪团长也趁机逃跑了。我们三人从村里到村外搜查踪影，追到菱田村外小河，那儿草长水深树林密布，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为防止狗急跳墙，暗遭埋伏，我们当即决定不追，暂停搜查。没过几个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觉悟了的群众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这个伪团长的反动罪行，1951年上半年，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枪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也震慑了反动势力的气焰。1950年上半年，乐平的行政区划又作了一次大的调整，由原来的五区划分为十个区。刘富章、杨树森、张子祥到三区（港口），双田划为五区，汪德和、王清学、岳宝让去了五区，我去了四区接渡。原在菱田的几个人都分开了。当时的接渡区东边辖到浯口汪家，西边管到中店方家。那时，我是四区副书记（排区长前），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建立和巩固政权，减租减息，收缴枪支弹药，开展反霸和镇反斗争，发展生产，收缴田赋，支援前线。抗美援朝开始后，收缴田赋的任务更重，发展生产迫在眉睫，反霸斗争更为突出。在那一段时间，由于斗争形势的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去做选拔、培养干部的工作。也确实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党的组织发展壮大，新生政权日益巩固，干部队伍日益壮大，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乐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成为核心力量，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回顾那一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为人民铲除了祸害，同时也使东北南下的同志经受了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实际考验，而且还锻炼了一大批本地干部，增强了才干，提高了认识，应该说，对乐平后来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赴鄱阳参加土改1950年冬天，我在担任接渡区委副书记时，接到浮梁地委的调令，调我去参加地委土改工作团。按照地委的部署，全区土改工作先从万年新华乡开始，带有试点性质。地委副书记金少英为团长，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土改工作团便开始赴鄱阳，我被分到第七土改工作队（双港）任副书记兼队长，我住在白露乡，支部书记邹华住在小华，副队长邵长河负责寺山乡那一片。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整顿政权，巩固农会。我们进驻时，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农会干部严重不纯，地主反动分子、不法分子、流氓地痞、国民党残渣余孽，想方设法钻井新生的民主政权，乐亭的地主分子还混进了区政府，当上了副区长。我们经过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终于使这个地方分子浮出了水面，当即清除出去，他女儿也钻进了土改工作队，也被清除了。打击了反动势力，纯洁了革命队伍。我记得在进驻之前，我们所在地曾经发生过震惊全省的历士湖事件，当时解放军一个排，护送运粮船队，经过历士湖区，被反动地主武装拦截。解放军人少，缺乏水上作战经验，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牺牲了，地方武装掳走粮船后撤退。有三名解放军战士在交战时伏在水里，粮船截走后，这三名战士上岸问路准备返回饶州，不料被问带路的人还是这帮地主武装份子，他们假装带路，行至偏僻地方，露出真相，将三名战士杀死，抛尸湖中。这一严重反动武装叛乱事件，在51年土改时被查清了，枪决了好几个地方武装头子。乐平去鄱阳参加土改和我起在一起的有南下干部、地方干部、部分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等。我的终生伴侣汪木兰，就是和我一起参加鄱阳土改工作队，从相识到相爱，结为革命夫妻的。我们在鄱阳搞土改，经过近半年时间，1951年春节，我们也没有放假，是在土改工作队里过春节的，当时大家很齐心，没有一个人提出回家过年，工作是相当紧张的，直到土改工作结束。1951年初夏，我从鄱阳参加土改回到乐平。组织上仍然让我回到接渡区，并提拔为书记，原接渡区委书记张殿生调任众埠区委书记。
再挑重担攻难关从1951年上半年开始，到1953年夏天，我的工作调动比较多一点，先后到了十区、六区和塔前中心区，到中心区工作是52年初春，塔前中心区是浮梁地委直接管辖的，中心区似小县委一样，下管涌山、双田和塔前本身三个区，我任区委第二书记、书记是汪德和，中心区干部多，人手多，工作比较好做，我正干得起劲。这时县里发生一件使人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六区区委书记吴永德带着情妇私奔逃回东北去了。六区（涌山）的工作一下子陷入几乎瘫痪状态，县里派了二任书记，都感到工作不好干，一再要求调走。一位呆了不久便调到上饶地区运输局去工作了，县里又派芦步常去任副书记管全局，芦也感到力不从心，要求调走。正在这个时候，奉地委指示，塔前中心区撤消，县委要调我去涌山，担任六区区委书记。当时，我虽没有在涌山工作过，也耳闻那里工作难做，情况复杂，便向县委要求不想去，认为自己身体不好，难以胜任那里工作。这时候，县长王昌宇找我谈话说：“县委很了解你，认为你一定能胜任六区工作，工作一定能搞好”。并承诺，要马就给我一匹马，他也知道我会骑马，不要马就给一辆自行车，当时干部有一辆自行车就和现在干部有一辆小轿车一样，是了不起的，是上级领导器重的干部呢！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同志如高云龙同志是心直口快的，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说：“你要马干什么，干脆要自行车算了，省得天天还要搞草料喂它，自行车这玩意儿新鲜的很，又方便，到那儿都行”，结果我要了自行车。过了几天，我就按组织决定带上怀孕十个月的爱人汪木兰步行去了涌山。当时涌山也叫六区，区长是段宝生、组织委员是汪国瑞、宣传委员是胡琴西、组织干事是汪迪芳、民政助理是聂志和、公安助理是余宜寿、农会主任是盛忠喜、财粮助理是杨定金、妇女主任是汪木兰、团干王水娥，还有程金凯、程炳泉、戴延春、徐思荣等同志，当时涌山区委区政府一帮人是力量很强的，说明县委对涌山工作非常重视，班子成员、干部队伍配得又齐又强，在当时的乐平县其他的地区是比不上的。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区的同事大都成了县里的领导骨干，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县委、县政府对涌山地区的工作是摆在重要位置上的，对我的工作也是给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的。以后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多次得到县委、县政府通报表扬和奖励。那时，我们区的工作重点是查田定产，催交公粮，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这方面任务还是相当重的。我们一班人同心同德，互相鼓励，不管什么任务，我一分配，大家就分头干，有时原定要一个星期完成的任务比如催交公粮，大家劲头来了，一天就完成了。王昌宇县长开会时，总是高兴地说：“小廉，干得很不错，再加劲，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来”。说实话，当时涌山的情况确实很复杂，干部队伍也不纯洁。经查证，我们发现了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区委开会一致认为要清除出去，当时，对这样的事处理也比较简单，由组织干事找他谈话一次，说清楚情况，然后就叫他回去了，也没有什么手续，也不补发工资。当时，涌山地区封建残余势力还是隐藏存在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慑于人民政权的威力，不敢明火执仗和我们对着干，但在背后伺机进行破坏、捣乱。解放前，乐平号称四大金刚的，有的老巢就在涌山，这四大金刚的势力时常波及涌山，破坏生产，抗粮不交，打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事常有发生。我们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立场不够坚定分子，常被各种谣言所吓，不敢放开手脚。我们东北南下的干部受地方反动势力影响小，没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可以大刀阔斧地干工作，局面容易打开。尤其令我们担心的是附近的历居山山高林密，还有土匪出没，经常下山搞破坏，弄得人心惶惶，扬言要打涌山区政府，要暗杀干部和革命群众，不但牵制我们的力量，也使不少人下乡开展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等方面工作遇到阻力，甚至提心吊胆。我是区委书记，必然是土匪暗杀的主要对象，所以我晚上睡觉也是时时警惕的，我房间摆有机枪、弹药、手榴弹，并时刻警惕周边的动向，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群众觉悟的提高，历居山这股土匪一直没有大的动作，我们涌山地区局势也很平静，只是大家心理上紧张，行动上受牵制。到了1954年下半年以后，这股土匪也就解散下山，销声匿迹了，以后也没有发现土匪活动，人们心理上也就渐渐放松了，一心一意搞生产，搞建设了。总而言之，我在涌山区委书记位置上，先后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工作干得还是比较出色的，较好地完成了多项任务，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评价是很好的，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感到舒心。1953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入新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人民政权的建设巩固，一大批地方干部茁壮成长起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干部的综合素质也得到新的提高，党政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理论建设等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党的干部工作日渐加强。1953年秋天，县委、县政府建立了人事科，当年10月，县委决定调我到人事科当科长，当时的人事科只有科长和一个人事干部。负责做干部工作，对我来说，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1954年初，县委抽调我去省委党校学习，这次学习，对我终身起了很大作用，不仅学习了文化，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干部工作知识，为我后来较长时间做党的干部工作奠定了基础。1954年夏，我从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回到乐平后，县委又调我到县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1955年2月，我被调到县委统战部任部长，说实在话，当时，统战工作任务还是比较多的，但工作并不难做，大的事情都是县委直接把握住的，我们统战部只是做一些具体执行工作，在统战部长位置上，我逗留的时间不长。1955年4月至1956年4月，县委调我到乐平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1956年3月，县里召开了党代会，我被选为县委常委，进入了县委班子，并被任命为中共县委纪检书记。1956年10月，县委再次回调我任乐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按照组织规定，检察长一职，规格较高，对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检查和监督，甚至可以对县长的工作、活动、事务进行检查，至于区长、局长、乡镇长随时可以进行检查监督。检察长一职，虽然权力很大，但我总觉得，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能乱用，既要严格执行党政纪律，又要保护干部，对干部政绩的评判，对犯错误干部检察处理，都应实事求是。由于当时情况特殊，干部本身素质过硬，出身条件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工作干劲大。除对个别问题大的坚决惩处以外，都以教育为主，在全县干部队伍中，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有，但比例不大，涉及面也不广，容易调查清楚，处理难度也不大，总而言之，在检察长这个位置上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1958年7月，中共乐平县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被选任为县委书记处书记，孟庆余是县委第一书记，不久，按省委要求，撤销书记处，我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战线工作。
参与领导指挥乐平共产
主义水库建设我担任县委副书记以后，又一次进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后，我回到了乐平，当时，县里正热火朝天地搞水利建设，规划筹建共产主义水库，按规划，共库是江西省18座大型水库之一，蓄水在1亿立方米以上。为什么要建共产主义水库，以孟庆余为首的乐平县委是经过深思熟虑，请专家协助，反复勘察、论证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为乐平人民世代造福，惠荫子孙的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当时的情况是，1958年以前，乐平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为摆脱历史上的水旱灾害威胁，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先后建成一大批中小型水利设施，农业生产获得较快发展，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问题，特别是乐安河以北的涌山、双田、临港、浯口等十多个乡镇还没有水利骨干工程，还有占全县40%的农田经不起十天无雨的考验，属于望天坵，单季改双季无法进行，粮食产量仍然很低。1958年下半年，随着人民公社时代高潮的到来，人民群众生产干劲和干部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要求迅速改变生产条件，大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孟庆余多次找我和其他副书记常委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建设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时机已经到来。经过技术人员勘测在车溪河建一座大型水库的决策是在1958年3月提出来的，当时认为工程浩大，所需人、财、物量大，牵涉面广，不但要动员全县人民协同作战，尤其水库建成后要淹邻县（婺源县）17个村，搬迁人口3631人，拆迁房屋986幢，淹没农田9600计，所以，当时就不敢贸然动工而搁置下来。中共乐平县委经过反复会议磋商论证，统一了思想，孟庆余亲自为这个大型水利工程定名为“共产主义水库”乐平建共库的决策，很快获得省委、上饶地委和省、地水利等部门重视与与支持。乐平县委于日下达588号文件，决定成立“共产主义水库”兴建委员会，由孟庆余同志挂帅任主任，盛景春、王明海、孙翰林、汪国瑞、汪迪芳等30人分别为副主任和委员。开始时，因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没有参加。大约这年秋天，我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没有分配我工作，那里共库的建设班子已经搭好了，孟庆余同志任工程委员会主任，盛景春、蔡琨、王明海等人负责。有一天，庆余同志找我去谈工作，他向我介绍了酝酿、决定建设共产主义水库的事，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和庆余同志是1949年春从东北共一个车南下乐平的，共事已近十年了，对他个性、为人已经很了解。对他才能和驾驭工作的能力是非常佩服的，他的工作最大特点是不轻易作出决定的，他一贯坚持毛泽东同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坚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再召开县委班子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征求大家意见，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作出决定，所以我对县委决定建共产主义水库的事表示完全拥护，分配我干什么，我都会认认真真去干好。我当时和庆余同志说：“建共产主义水库”虽然是一个浩大工程，但对乐平人民后代有利，是改变乐平农业的根本条件的重大举动，一定会得到全县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只要全县干群一条心，就一定有达到目的。这次谈话以后，庆余同志要我休息了几天，没过几天，庆余同志又找我去交待任务，他说：“润生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安排你带公安派出所的所长赵贵同志去共产主义水库工地当普通社员，一边和工地民工一起劳动，一面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我二话没说，第二天便和赵贵同志去了工地，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地上铺些园木头禾草就和民工一起睡地铺，赵贵既当我的助手，又当工作员。我俩过着当社员的生活，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吃饭，晚上一起睡觉，我们还经常给民工讲故事，那才真正叫“三同”，干得很开心。一个多月后，已经到了1958年底，县委又开会作出决定，调整乐平县水利建设班子，下发了（58）乐发总字第187号文件，成立了乐平县兴修水利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孟庆余任总指挥，吕忠阳、盛景春任副总指挥，委员由党政军及各部委负责人29人组成，县委成员三分之二赴水利工地。共产主义水库的建设班子也作了调整，成立了“乐平县共产主义水库工程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洪勇为技术总负责人。王明海管财政开支，程镜树局长负责领导水利技术员工作（后期配套续建改造工程，汪龙水、吴长根先后也任过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这样，庆余同志要抓全县的水利建设和县里的全盘工作，共产主义水库的建设，实际落实到我一个人头上了。当时，共库总指挥下设枢纽、渠道两个分指挥部，都由我总抓，主要任务是大坝加高合龙和涌山石墩木质渡槽，以及开挖马拉山隧洞。这些主要工程各配备了负责人，大坝合龙为孙翰林负责，由临港、港口民工担任。洪考生负责清除大坝两头杂草、树根、合龙时所需大量木头，由接渡民工团担任。夏德旺负责沿沟石头大挖方。涌山渡槽即由汪迪芳负责，马拉山大隧洞即由王一祖负责。当时，我们的工作大困难很多，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吃粮问题，三万八千民工，又是高强度劳动，耗粮数量很大，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八两米，一天五、六万千斤粮食，用汽车拖拉机拉，也没有那么多汽车，再加上下车、搬运库存，工作量大得很。有的主张组织专门的运粮队，但运输工具无法解决，最后决定，由各民工团组织粮食专业队，用土车、拖拉机、人工背驮运粮上工地，民工食用油各公社自己负责运到各自民工团去。有人估算了一下，在共库大兵团作战的三年期间，民工所吃掉的粮食用大谷箩排摆起来，从水库可以到乐平城里，具体数字无法算得清楚了，好在乐平是产粮区，不然的话，这个难题就更加严重了。二是竹簸箕数量大、破损快，挖方高峰期，一天损失一万多担，有的簸箕质量不过硬，上午是新的，下午便残破不能用了，用竹编，苗竹资源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蔑匠，怎么办？我和大家一起商量，有的提出用木板和野藤编，用木板做簸箕要耐用得多，我们经过试验的确不错，工地上便发动民兵上山砍树锯板，取藤条，大家动手自编的簸箕耐用多了，也解决了担土缺簸箕的困难。三是大坝越来越高，新土松软，土车推泥上不去，民工不仅费力而且进度很慢，这又是一个具体难题，用水泥铺路不可能，用石块砌也来不及。于是乎，就用木板铺地当桥梁，土车在木板上来回推，速度还是快的，当时的涌山树木还是比较多的，但也经不住大规模砍伐，三年工程高峰期过后，当时涌山公社一些大队的树林也砍得不少了，用今天的观点来说，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四是大坝阻口合拢难度大。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到1959年3月初，大坝填基工程已达挡水线水平，马上就要阻中拦洪，为了争取时间，保证质量，工地开展了“五比五赛”活动，即比进度、赛质量，比出勤、赛工效，比干劲、赛标准，比团结、赛互助，比安全、赛措施。整个工地出现你追我赶的动人局面。我那时工作是繁忙的，天天组织人员检查质量，除了县里通知我开会，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工地，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工地来回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就要把所在民工团的主要干部和当事人找来，现场解决。那时，我光套鞋就穿破了三双。日，是大坝合拢截流拦洪的时候了，偏偏那几天下大雨、导致洪水上涨很快，水流很急，我们指挥部的县党政领导全部上阵，上万民工通宵达旦，日夜拼搏，装土袋、抛石块，打木桩，试验拦住洪水，没想到，山洪越来越大，水流很急，刚抛下重达几百斤一块的石块、土袋等马上便冲走了，整整战斗子两天两夜还是拦不住，大坝不能合拢，这时候，我和指挥部的同志，心急如火，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坝无法合拢，如何向县委交代，如何向全县人民交差啊！正在这关键时刻，我们首先稳住干部，要冷静、不要急，一急会出岔子，开“诸葛亮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讲述了外地做水库阻口合拢的做法，大家认为可以试一试，于是结合我们实际，想到了一个办法，发动民工上山打了大量柴草，捆成直径一米以上的捆捆，连续不断抛入水中，当时水很凉，我们领导带头喝烧酒和民工一块下水将柴捆拉住，水流缓了，形成了柴捆坝，再放石块下去，石块和柴草捆搁在一起水就冲不走了，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奋战，水流被驯服了，阻口工程高达68米，接着又迅速建起了第一、第二副坝，开挖了简易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阻口成功了，我和干部、民工也喘了一口气，县委领导亲自到工地祝贺。五是涌山渡槽工程量大。当时是汪迪芳同志专门负责涌山渡槽建设。那个时候，建筑材料只有石头、木材和石灰，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渡槽全长1280米。这么大的跨度水槽怎么建设？我们先用石块垒成十米二十米以上高度，象桥墩一样，一个接一个垒去，再在上面用木板建成水槽，经过四个月的施工，渡槽居然建成了，远远望去，象一条长龙，横卧在涌山村对面的两山之间，并及时通了水，当时算是成功的，但木板做的水槽，经不住日晒水泡，时间长了木板也烂了，有的出现裂缝，开始漏水，没几年渡槽又重新兴建，现在改成钢筋水泥渡槽，经久耐用，这是后来干部群众的功劳。涌山渡槽是一座关键渡槽，我们用土办法建成了，又用同样的土办法，先后建成了横山、长流、横圹、翥德等五个木质渡槽，都通了水。六是打通马拉山洞，当年没有机械作业，工程十分艰巨，按照设计，马拉山隧洞全长1480米，刚开始挖时，没有经验，测量不准，开始打歪了，就不知斜到那儿去了，加上这座山土质疏松，象纤维一样，稍不注意便倒下一大块，空空的，象礼堂一样大，开始时，没有注意这样现状，双田民工团的黄仁泉、徐泉水等四位民工被倒塌的泥沙掩埋而牺牲了生命。马拉山的工程不但进展慢，难度也非常之大，因为工作面有限，人力用不上，雨天挖又怕打偏方向，不能贯通，反而劳民伤财，事倍功半。我与马拉山洞工程总指挥王一祖和技术专家洪勇等同志都一时想不到办法，决定向工程技术人员求助。水利工程人员就根据古代打井，开矿的有关办法，往下打，这种深井最深的有30多米，打到一定深度以后，再让民工分别向左右两边挖方，土方从坚井拉出，边挖方边砌砖顶，因为这是在深井底下作业，不但难度大，又相当危险，弄得不好便塌方压倒人，丢了性命，为了鼓舞民工士气，我和王一祖、程镜树、洪勇等人亲自下井去和民工一起作业，先后开挖了13口立井，打一段隧道马上就用木头和砖砌弄成拱形隧道顶。共库的大坝、渡槽、隧道、渠道建设都是同步进行的，那个时候，干部民工干劲大，热情高，说干就干，没有人说三道四的，分配到任务很快就完成。1959年是共库建设的关键年，后期在渠道建设中耆德以上由我指挥，在一百余公里的渠道建设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火通明，爆破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县直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开挖飞机场那段渠道。到1960年初，共产主义水库的大坝，渠道、渡槽、隧道等基本建成，日正式通水。从1960年开始，乐平人民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水库配套，续建工程安全、美化、多种经营的配套建设。如涌山渡槽改建钢筋混凝土工作是由吴长根指挥的。我在“文革”后期，担任上饶地区水电局长期间，也想了许多办法，继续支持乐平水利建设，续建配套设施，让水利工程发挥更大效益，使共产主义水库及其南北两大总干渠和干、支、斗、毛渠连成一体，形成网络，遍布乐平广大乡村。共产主义水库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乐平十年九旱的历史，极大改善了乐平农业生产条件，乐平农业生产获得较快速度的发展，粮食单产和总产逐年增加。共产主义水库为乐平人民带来的福利是任何人也计算不清楚的，它为乐平子孙后代造福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我先后在乐平工作几十年，作为当时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亲自参与领导、指挥、工作、劳动，为共产主义水库建设，花了心血，流了汗水，我自感到非常值得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为此感到自豪和满足。当然，共产主义水库的建成，乐平人民包括婺源县人民以及许多部门和单位是作出重大贡献并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我所做的和他们相比，还是渺小的。共产主义水库基本建成后，我这个工程总指挥也就卸任了，回到县里，继续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政法方面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国家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基本度过去了，国民经济经过贯彻执行周总理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逐步开始好转，农村和农业生产又经过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和23条等方针政策，农民心情安定，生产积极性又空前高涨起来了。庆余同志参加中央的一次大会回乐平以后，组织全县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当时，我是副书记，分管的是党群政法工作，但实际上我的主要精力是抓中心工作。我觉得，当时我们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干部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工作，当组织一号召，就是一呼百应，群众热情就上来了。经过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国民经济又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乐平的人民群众对发展生产，加速国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真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县委、县政府作出发展农业生产的任何一个号召都会立即得到响应，都会形成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我们县委的“老班长”孟庆余同志，乘时顺势，每次在常委会上都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带领群众，身先士卒和群众一起苦干实干。所以，我作为副书记一直长期在农村和群众一起干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