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我们从历史中只得到一点安慰
[导读]我们从历史学什么也没学到，只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现代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所有的研究都不免带有我个人情绪化的色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学泰 郭杨/摄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深刻的研究，如今他对“游民”有所反思，改称为“江湖人”。“公民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回顾人生历程，王学泰自认坎坷，他著有《坎坷半生唯嗜书》。“我1978年平反，从监狱里出来已经36岁了。一算，正是坎坷半生。”他曾在监狱里面待了3年半，后来以《监狱琐记》回忆狱中酸甜苦辣。“我主要是写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荒诞，不愿意写太多的痛苦。监狱里能没痛苦吗？民国初年招的狱卒，其公布的条件是：第一，道德方面得要有好的操守；第二，长得像个样子；第三，要有一定的家业。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看守对于犯人是有‘合法伤害权’的，当时主持狱政的人设想，如果看守的人纯粹是为了谋生，就可以借职务之便以谋取钱财。在监狱生活中我接触到许多底层社会人，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有所了解，这有助于理解《水浒传》，因为这部小说中也写了不少底层社会人。”在《“水浒”识小录》一书中，王学泰以独特的视角读《水浒传》，觉得研究《水浒传》比研究《红楼梦》更重要。他说：“我所有研究的东西都有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鲁迅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读《水浒》和《三国》？因为社会上有‘水浒气’和‘三国气’的缘故。我和何满子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请教他什么是‘水浒气’、‘三国气’。他说是这指整个社会的黑暗面；我认为‘三国气’和‘水浒气’更多的是指痞子气、流氓气和游民气，就是指一切都是暴力说了算。现实生活当中的，我经历过这样一些人，也经历过这些事。”王学泰相信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一提到公民社会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公民社团组织，如非政府组织、私人志愿者组织、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宗教组织、环保组织、专业协会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是否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是由具有基本公民素质的人们组成的。如果民众不具备基本公民素质，就是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社团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也不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素质的基础是公民自觉。公民自觉不只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更多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从中培育公德心，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秩序。从公民社会的组成看来，每个人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从它的规范治理来说，应该是法治社会；从它的组成人员的权利角度来看，应该是个民主社会。我们岁数大了，希望将来子孙生活在一个平静的社会中。中国过去很长时期的社会发展还没走上正轨，所谓‘正轨’就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水浒传》反映的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在皇权专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那时是一治一乱，长治久安只是一个幻想。现代文明社会，人们更应理性，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哪里，政治运作中文明博弈逐渐地会被全社会接受，因此持久的暴力和大动乱也许会避免。但世态是社会合力演变的结果，佛家讲究‘业’，恩格斯讲究‘各种合力’，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个人难以把握的。”“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王学泰著作博杂。他研究中国诗歌，写过《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他还对幽默感兴趣，写过《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如果我有空余时间，明年写一本《中国笑话史》。我对笑话的流传、中国人为什么笑非常有兴趣，因为从笑话中也能探索人性的问题。柏拉图说笑是一种不高尚的感情。笑话人家有小小的倒霉之类，像下大雪老头老太太滑一个跟头，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笑，第二反应才是过去把人家拉起来。没经过大脑的生理反应的肯定就是笑。当然大的灾难不可能笑，因为恐怖控制了一切。对人有小小的不幸可能会笑，因为别人的不幸反衬了自己的优越。笑话许多根源于歧视。中国人的歧视无处不在：官员歧视老百姓，老百姓也歧视官员；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乡下人也歧视城里人；有学问的歧视没学问的，没学问的也笑话有学问的。从笑话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但现在人很难笑起来了。最能点燃中国人笑点的：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近来，王学泰喜欢读日记，现在读《顾颉刚日记》。他有不少发现：“从早期可以看出文人学者的生活，真是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既能搞学问，又能搞社会关系，扩大自己和自己主张学术观点的影响，跟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不同。顾颉刚脑筋特活、文笔特快，收入也特好。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今天在这教书，明天在那教书，三天两头遛弯儿。这儿也请他，那儿也请他。顾颉刚日记中最多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写信，每天要写十几封信，俞平伯、叶圣陶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不说天天有信吧，但是三五天他就要写一封信。另外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天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个饭局，也跟现在一些特红的人似的，这是文人习俗。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就是他和谭惕吾（中国第一名“女右派”）的私人关系。”读史阅世后，王学泰感觉中国就在历史轮回当中。“可能这与我们老读史书有关。福山说‘历史终结’，我们小时候虽然没这词（其实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就是历史的终结，旧社会是“历史”；新社会才是“时间”），但我早就有历史终结的概念。我上初中时就想：这才几年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再几年就实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历史终结了，今后也没有朝代了。以前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短短的序幕而已。”王学泰的新作名为《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他却说：“我们从历史学什么也没学到，只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现代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所有的研究都不免带有我个人情绪化的色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笔下风起云涌，晚年生活则平淡如水。王学泰写过《中国饮食文化史》，有人把他当作美食家。如今他的妻子吃全素，他也跟着吃素。他说：“我吃得特简单，现在还以素食为主，一天就吃一顿饭。早上起来吃了一个花卷，一碗豆腐脑，晚上有可能吃个苹果就睡觉了。我并不是美食家，也更不敢像苏东坡以‘老饕’自居。”宋代统治者看不起“干脏活的人”梁山那些社会边缘人时代周报：你研究《水浒传》中的人物出身，在《“水浒”识小录》对梁山人物的身份有新的思考，推翻了学界的一些传统看法。王学泰：梁山中，一类是游民，另外一类就是社会边缘人。社会边缘人中，有一种是政策上造成的社会边缘人。比如说本来军官应该属于国家的栋梁，但宋代实行的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对于军官，特别是士兵出身的军官，特别歧视。所以说《水浒传》中这种军官特别多，没有高级军官，都是中下级的军官，大的也不过团练、或一个州的兵马提辖。时代周报：另外一种社会边缘人有什么特点？王学泰：另外的一种社会边缘人就是所谓的吏胥。负责文案的叫吏，衙门里头负责跑腿的、捉拿的缉捕人员叫胥，这种吏胥在《水浒传》中特别多，宋江就是负责县政的文案的吏。有人说宋江是宋代小官吏，这不准确，宋代及宋代以后，官与吏是分开的，吏一般转不了官，吏从宋代之后就是吏（元代除外），永远做不了官。中国古代本来是贵族君子才能做官，老百姓是小人，就是民。但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又不是特别死的，周代是身份社会，只有贵族身份的才能做官，但统治者在这个僵硬的制度上开了一个小口，管子说农夫中“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孟子也说“庶人之在官者”就是吏，他们主管官府中的具体事务。这种吏在宋代以前是能做官的，汉代有些宰相就是吏人出身如公孙弘、张汤、倪宽……车载斗量。到了科举制度产生，特别是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之后。科举制度里包含着庶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能够通过考试转化成为士人，于是由吏而官的道路逐渐被堵死了。宋太宗时取消吏人做士，原因是他们心术坏，因为衙门的很多事具体操作者都是吏，干坏事、干脏事。比如向老百姓盘剥、收租之类的。宋太宗认为他们老干那事儿，心术全都坏了，这种人是不能做官的，因为从儒学出发，做官的、特别是决定大政的官员要有仁心。因此古代统治者选官的时候很注重心术，他为什么认为士人才能做官？因为士人脱离了具体的干脏活的场所，尽管没有这些脏活他的统治就维护不下去，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也看不起具体的操作者，跟我们现在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宋代始现游民江湖时代周报：“游民”这个概念你有没有做些修正？王学泰：修正，不断地修正，最近我用“江湖人”比较多。我把“游民”用成“江湖人”。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游民史很长，从先秦就开始有游民，但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我论述游民意识也是从宋代开始的。为什么我认为宋代才形成游民群体，跟政治现实、城市制度变化等一系列的原因有关。我论述游民思想时是着眼于群体化了的游民的思想。而游民的群体化是闯荡江湖完成的，因此宋代以后较为成熟、生存能力特强的不妨称之为“江湖人”。第二，游民所组成的“江湖”也首见于宋代，我所分析的一系列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也是宋代江湖艺人首次展布的。通过江湖艺人中说话人所演播的“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套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价值与思想。江湖人是一种群体、一种社会。宋代游民与其前代游民不同，前代游民旋生旋灭，他们或是流浪到一块尚未开垦土地去做小农，或是在流浪生活丧失生命。如汉代的陈胜、吴广也是游民，他们给人种地干活，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看到他们的家、孩子、父母。当然可能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会儿游民大多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他们一度揭竿而起，担负了反秦首义大任，不久死难。到了宋代之后，城市发达了，游民逐渐以群体方式出现。而且我说游民意识最初通过文字记载能够流传下来就是通俗小说，而这些通俗小说就是江湖艺人创作的。江湖艺人把游民意识、游民思想加以系统化记载下来并书面化了。有时候我也用“底层人”来称呼游民，这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在中国社会沦入底层之后，闯荡江湖是他们首选。我觉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层人也好，用游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上的，都会对这一阶层有所了解、有所理解，关键是用一个什么恰切的概念来指称。有的游民生活非常好，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在底层。时代周报：“江湖”这个词在中国可以溯源到什么时候？王学泰：“江湖”这两字合到一起先秦就有，《庄子》里就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个江湖就指的江河湖海。当然张远山理解《庄子》的时候说，庄子心目中江湖上就有一种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觉得有时候解释过度了，但是起码这个概念出来了。江湖长期是作为文人齐聚的地方，在先秦就有，身在江海，心怀魏阙，说的是江海，实际上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里头还怀念着朝廷，魏阙指的是朝廷，江海也指的是江湖，也就是士大夫隐居的地方。所以很长时期“江湖”就指的是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岳阳楼记》里讲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为什么要居住于江湖？江湖没有朝廷内为名为利的纷争，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比较平和。他们厌倦了朝中的斗争，或者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法实现以后，就回到江湖之上。这是士大夫的江湖。但还有一种江湖，就是游民江湖。《水浒传》中，林冲走到沧州道，想喝点酒，到酒馆去。结果店主都没卖给他，说我们附近有一位叫柴大官人的，犯人来了他都要给点银两。林冲就很奇怪：他是个什么人啊？店主介绍：他就是江湖上称作“小旋风”的柴进。柴进是贵族，他要跟官府、主流社会的人相往来，他写拜帖的时候绝不会写上“小旋风柴进”。他要写上自己的名讳、身份、家族，“小旋风”只是属于江湖上对他的称呼。这就是说江湖有这么一个群体，跟主流社会不同，他们对人有一种称呼、评价，虽然是个绰号，但实际上寄托着这个群体对这个人的理解、评价。武松跟菜园子张青、孙二娘打完了之后，互相谅解了，一块儿吃喝，他们就说起江湖上的事儿。旁边押送武松的两个公差就吓得不得了，武松还安慰这两个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无非是说点江湖上的事儿。《水浒传》中的公差什么坏事不敢干？什么丑恶没见过？但他们听到都感到害怕，这说明江湖有一种更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这种江湖绝不是士大夫的江湖，绝不是安静的、摆脱了争名夺利的是非的江湖，这种江湖是充满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江湖。这种江湖就是游民的江湖，江湖人的江湖，底层人士的江湖。这种江湖非得要“闯”不成，古代“走”指的是疾走、大步快走，也是闯的意思。所以走江湖、闯江湖都说明江湖的性质。梁山人难以适应外界环境时代周报：新派武侠小说你有没有看过？王学泰：上世纪80年代看过，我在从事研究，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时候还看过。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得特别津津有味的武侠小说，就是那种旧的武侠小说，现在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一天也看不了一本，觉得味同嚼蜡。金庸小说，我初看时觉得还行。读金庸的小说，我老看他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他写的几乎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写“反右”、“文革”、“大跃进”的事。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里写红花会，本来应是以天地会为原型写的。但他写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也不是历史上的天地会，他写的是士大夫心目中的天地会。我看过很多清朝官方审讯天地会的档案，一看叫“张破脸狗”，这名字哪像《书剑恩仇录》里那么文质彬彬的名字。破脸狗可能是外号，他姓张，可能没正经名字，反正官员的审讯记录就是“张破脸狗”，张破脸狗在答的时候就说：小子怎么样。《书剑恩仇录》写得红花会有多高雅，陈家洛还跟乾隆谈天说地、谈诗论文，实际上天地会到了乾隆时期，就是一个游民组织。底层人谋求生活，在江湖上行走，总想找到依靠。一个人到了社会上，其感觉就是一粒沙。长期的宗法社会造成人个性萎缩，个人很难形成一种独立、成熟的性格，老想依靠更强大的东西，他们老呼喊一种组织作为自己的依靠。时代周报：这样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王学泰：我的《“水浒”识小录》中写招安，招安到底是什么？梁山上有人“反招安”，为什么要反招安？反招安的梁山好汉并非是与朝廷誓不两立，因为那些人只认梁山这个团体。他是一个游民，进入梁山这个团体了，他感到只有在这个团体中才如鱼得水、才是最幸福的。他不知道到了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中怎么生活，甚至不会生活。事实也是这样，让李逵单独到一个县里头做官，他怎么能做？在梁山上不需要他有文化，他敢杀人、能杀人就就是合格的好汉。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相好相伴的人带着他，他连做一个普通的社会人都不太会。这种具有反社会的特质与能力的人，如果让你碰上，你会怎样对他？如果你没有打算把他当枪使的用心，你会跟他做朋友、互相往来吗？他连基本礼数都不懂，跟原始人似的。当然有的人反对招安的原因是害怕招安之后的不良后果，有的人认为宋江关于招安的思考过于简单化，操作过于草率。像鲁智深这样的老江湖，他知道各种人的性格，不像宋江把人想得那么好。但是有的人对于梁山这个群体的依赖性太强，他不知道换一个社会环境如何生存下去。我的《“水浒”识小录》用了两三万字来写回归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社会底层人，特别是触犯过法律的，或者是触犯过社会的基本规则的人，想回归主流社会真是难。所以，没有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对有一些失过足的人，或者是某种环境下发生问题的，再要走回主流社会就非常困难。我写《水浒识小录》时又想到过去的一些事，解放初的妓女改造也是很艰辛的。有本小说叫《红尘》（霍达著），改编成电影也不错。妓女嫁给一个车夫，本来特别好。但1959年“向党交心”，她突然说自己做过妓女。本来那胡同的人都特羡慕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虽然没孩子，但夫妻生活特别甜蜜。到假期了，他们出去玩，她丈夫蹬着车，她坐着车，招摇过市，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知道她当过妓女，这一下整个完了，从“羡慕”“忌妒”一下子变成“恨”了。后来再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更甭说了。当过妓女的，整倒没整，而是社会没人理她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性，她就希望能融入这个社会，但没人理她。真的是辛酸，你就看到那么一个小人物的无助。其中有个细节令我久久不忘。粉碎“四人帮”之后，逐步落实政策，在每落实一个政策时往往在电视上放与之有点关系的电影。那时电视上演了日本电影《望乡》（写日本妓女悲惨生活的），她很兴奋，感到党要给她们妓女落实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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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批判《三国》和《水浒》
&&& 最近，王学泰和李新宇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一书中提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我们不否认这是阅读经典的一种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大多时候，我们只有了解了文本产生的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本身。
至于中国名著是否有毒、学者能否为其彻底解毒等问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沙龙?正方
让历史和文艺各归其位
与道德对政治的越位一样，中国古典文艺也经常向历史领域越位。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对于历史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进行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演义》之类。这些作品都截取甚至复制整个历史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然后加以一定的艺术虚构、掩盖一些历史真实、捏造一些历史事实，然后按作者的意图加以放大。用一句术语来说，就是这些文艺作品都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编码”，其文本乃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遮蔽”。
它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已经化成了我们的经验。而当我们长大接触真正的历史文本后，我们的经验仍然使我们无法接受历史典籍的记录。刘备的仁义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曾经如此深刻，以致想要我们认为他阴险狡诈，是相当困难的。
文艺对历史的越位不仅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启蒙为一种漫画式的历史叙述方式提供条件，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歪曲。按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童年时期的经验影响到了成年人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成年人的思维结构的建构，并且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的认知以价值判断。所以它阻碍了成年人对历史的忠实。而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通过对历史领域的越位，无形之中使自己变成了历史作品，而其夸张、渲染、虚构的人物及其所携带的精神符号化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图腾。它不再是因“戏说”而显得像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在于审美和娱乐的艺术形象。它无形之中转化成了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从一开始就通过与认识的合谋而植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我们的的某种存在的属性。这是最为可怕的，它妨碍了我们的健全的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建构。
这是一种“毒”。这种毒是应该被解除的。而“解毒”过程则是一次企图从人的灵魂里驱逐它所承载的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尝试。
■沙龙?反方
批判不能离开文本
咱中国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讲国情，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中国特色”才成。所以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样的时期要是发生在德国，绝对是文坛丑事，可是发生在中国，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记得是张志扬在《渎神的节日》里说的，德国的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吴妈一点都不会惊慌，照样纳她的鞋底；可是中国的阿Q对吴妈说了这话，就成了事关贞节的大事了。批判这词儿在德语里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批判”的样子了。
对《水浒》这样讲草莽英雄故事的书和讲阴谋诡计的《三国演义》进行什么批判，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发家的王先生不会是以这种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赵翼那句话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是这里的“数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不就成了历史了吗？现如今流行的可是这样一提到“游民”这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的批判。
说实在的，要我看，现在的批判恐怕还没有超过“文革”那时的水平，也没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据今年《读书》上发表的舒芜先生的文章说，对于名著，就应该这样“谈”，就是要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倒怀疑，如果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把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记录发表出来，真要说“谈”名著，那就去认真地听听老百姓“谈”吧，他们的语言比知识分子们那点可怜的语言要丰富多了，“谈”的方式也开放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网友们评论王朔的文字就够了。
对于《水浒》的当代理解，电视剧《水浒》与王怡写的《水浒》系列评论也许是两个高峰。前一个是文学式的再阐释，后一个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许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理解和批评都是“紧贴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这样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评水浒”运动是一个极致，一时半会儿恐怕还超越不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痛感离开文本批评之弊，于是一致推崇韦勒克的所谓“文本内部研究”，没想到过了二十年，历史还是又转回去了，现在流行的都是社会批评，与“文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文革”中的社会批评时刻得扯上阶级斗争，而如今得时刻扯上杀富济贫。时代变了，主题变了，文本却没变，方法其实也没变。用张鸣评论清宫剧的格式来说就是：“‘文革’走了，其实离我们很近”。
刘小枫说，萨德死后对萨德的重新书写与评价其实是一个现代性伦理事件。《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当代中国人的再阐释何尝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今天的21世纪，处处可见启蒙话语曲曲折折传达的讯息，“批判”亦然。启蒙固无不可，只是启蒙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从背离传统开始？我有些怀疑，这样的启蒙是不是会压抑了传统的某些方面，放过了更重要的问题？
与五四那一代的启蒙者不同，当代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远没有他们的先辈理解得深刻。因此，面对传统和遗产，批判需要慎之又慎的检讨，尤其是检讨自己。
■沙龙?剖析
如何看待《三国》、《水浒》的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思想丰富性固不待言。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王学泰先生所说的，这两本书都是“游民意识及思想情绪的载体”。从《水浒传》的所谓“替天行道”的思想到《三国演义》对刘曹的评价，无不体现着民间正统观念与专制政治思想的合拍，从“聚义堂”的名目到“桃园结义”的记载，无不体现着游民的江湖意识。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李新宇与王学泰对两本书的批判，都把很多的笔墨放在其“忠义”思想上。《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关羽这一形象身上，小说的关羽与历史的关羽无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时在一般普通人的认识中，小说的关羽早已替代了历史的关羽。
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小说的形象减去历史的真实，就等于小说创作时代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在《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中，非常充分地体现着儒家的忠义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社会化之后的真实面目。而《水浒传》的忠义则是游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江湖道义。“忠义”中，“忠”属于君臣一伦，“义”属于朋友一伦，统治者总是宣扬“忠”，江湖人总是宣扬“义”，“忠”是梁山好汉最终接受招安的基础，“义”是梁山泊建立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这样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异化，并且成为胶合社会关系的无形纽带。“忠义”情结在我们的心灵中仍然投下不少影子，从我们对这些通俗小说思想的咏叹，从电视电影中各种皇帝戏、清官戏的极盛，都证明着今天的人们，在内心隐匿的深处，仍然承认那种扭曲的价值，我们的英雄观、审美观，也打上了游民思想的烙印，“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没有在我们心中根除。
■沙龙?导读
解毒剂的由来
王学泰、李新宇在其新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认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学者应该继续五四时提倡的价值重估，把“那些野蛮的、残忍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重新评价所谓名著（李新宇）。王学泰则继续其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水浒传》似的农民起义予以批判。
民间有谚：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大致是说少年人因为血气方刚，读了《水浒》容易激发叛逆精神；老年人饱经世故，读《三国》后会流入阴鸷狡诈一路。显然，对于《水浒》和《三国》的特点和影响，人们并不是一无所知。在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水浒》和《三国》这样的通俗小说及通过文人改编的戏剧、弹词是乡间小民仅有的文化生活。即使是这样的书，也不是每个人都读的。鲁迅《风波》中的赵七爷因为读过《三国演义》而成为当地的学问家，更多的不识字的百姓则是通过戏文、评书了解《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别说系统地了解历史，于是文学中的人物代替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人物的形象符号化、类型化并成为善恶贤愚的评判标准。
建国后，学术范式的转折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文学史也不例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作品也面临着重新评价的问题。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地位被不断抬高。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占据主流的时候，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介入文学作品，惊呼中国文学经典有毒，为了不再使国民的心继续受到这些有毒的名著的污染，就有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解毒剂”。
稿件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