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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阿q正传中的人物有哪些
09-02-13 &匿名提问
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执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o五》）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闰土了。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o序》）。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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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近代就是使人从封建规制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人的尊严的时代。那么，该解放的“人”是什么呢？鲁迅从尼采那儿学来的人，首先是要有自主的“精神”（《文化偏至论》）。但是，还有一种看法，是把近代看做是解放“肉体（欲望）”的时代。鲁迅从尼采那儿看到的“人”，是“个人（个性）”。而不久以前，在中国却是一直把现代看作是“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时代。进而，还有人指出，近代“知性”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以及西方的“主体性个人”等论调造成了公害，还造成了人的癹外。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理解为“生命”的人生观，应该如何置放它的位置呢？置放在哪里呢？作为“生命”的人之解放，不是包含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观点。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二）亚洲近代之初心我曾指出，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跟北村透谷的《内部生命论》有着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他们都发现了作为“生命”的人的尊严②。《内部生命论》虽写于1893年，但据下文将引及的铃木贞美的文章，至1905年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后，才得到社会的重视。那正是鲁迅来日本留学的时候（）。透谷写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内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从造化。”同样的思想，乃是留学期间鲁迅论文的特点之一。其实，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的《伦理学原理》里的批语，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对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也认为，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人的主体性，乃来自于“自由的意志”。鲁迅、透谷、毛泽东，这些亚洲的青年之魂，一开始跟西方相遇时（虽然他们理解的内涵有所不同），恐怕都为西方那种具有发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观所感动。可以说，这是在鲁迅初期论文中所提到的对“人类尊严”之发现。透谷在《内部生命论》里，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这里所说的生命并非指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学艺，乃外物，……非吾所言者。“生命”、“不生命”，此即东西思想之大冲突也。外部文明乃内部文明之反映，故东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异唯在于有无尊重“生命”之宗教。优胜劣败，非此而何？透谷用“生命”之有无，来区别东西文明，认为由此而“优胜劣败”。这一认识，跟后面将论及的、鲁迅所说的、在中国的书上看到的是“死人的乐观”，在西方书上看到的即使是“颓废”也是“活人的颓废”这一认识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把“生命”跟“精神”、“个人”相并列，把它作为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西方近代思想来接受。去年出版的铃木贞美的《用“生命”来读近代日本》③，正如其书名所示，以“生命”为关键词，试图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国，去年也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之近代变革》④一书。作者认为，旧文学把文学视作跟“政教”相联系的“道”的显现，而“五四”新文学则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从这一转换中，可以看到文学观的根本变革。在日中两国，同时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词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看作划分近代与前近代的关键的书，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今日亚洲的共同课题。三、大正的生命主义与鲁迅（一）中泽临川和鲁迅最近读到一位学者的论文⑤，他据上述铃木的书，以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载于《中央公论》1916年1月号的中泽临川的《生命之凯歌》为例，指出鲁迅受到了大正时期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影响。转引中泽的叙述如下：况生命之本性乃乐观。于虚伪、罪恶、皆笑而凌驾于其上。整体之生命，轻蔑死。生命，笑，舞，嬉戏。面对死，构筑，积蓄，于是爱。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场合，均不失望。……艺术、自然之无限，电子与放射能之发现，心灵……，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生命之大道，光芒万丈。为了便于读者对读，这里把众所周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中的有关部分也引录如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对读一下的话，正如那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很可能参考了中泽，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共同的“进化论生命观”。（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创造社。鲁迅兄弟俩也几乎同样，即使回国后，还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文化界的动向，不断购读日本的杂志和书籍。鲁迅能看到《中央公论》上登的中泽的文章，这不足为怪。据铃木贞美说，田边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号）一文中，用“生命主义”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主义”。他说，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变成内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样的“生命主义”，鲁迅也承认。（三）“人要生存”当然，问题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在鲁迅的文章里，看不到中泽的那种把电子、放射能以及心灵透视都列入宇宙生命考虑的“生命主义”。不仅如此，中泽的文章，乐观而明朗，把自己置于生命一侧；而鲁迅的“生命的路”，在他的文章里，可算是一个例外，比较乐观，但不及中泽。在这里，表现出他虽是一位进化论的宣传者，但他自身对未来并不相信。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是相信进化和生命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和进化一侧。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王得后的新作也触及到了鲁迅的“生命本体论”。他认为，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⑥。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我想起了竹内好《鲁迅》一书的开头。他写道：李长之指出“鲁迅的作品都接触到死”，并以此“作为旁证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出人要生存这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念”（例如，《忽然想到六》里，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李长之这一观点“可谓卓见”。其实，生物学是鲁迅的基础教养之一，收录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前半部分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个个生活在黑暗的农村底层的主人公的死。知道了这些，再读一下下面引用的鲁迅的文章，就能明了鲁迅的生命观中有着中泽所没有的切迫感和现实意义。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要这样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里读到的鲁迅的生命观，跟宇宙论了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我们再看一下同年2月他写的《随感录四九》：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这种生命的“新陈代谢”就是当时的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生命是“乐天的”，鲁迅写道，然而我们却感到在他的进化论思想里漂动着悲哀。而且，鲁迅甚至连“进化”之可能也不相信，抗议阻拦“正当开阔的路”的旧思想和老人统治。正因为此，他还写了下面一段有名的文字：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正如历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一边。作为一个熟知“因袭”、属于“黑暗”一边的人，他想牺牲自己，来撑起“黑暗的闸门”，为青年的未来开道。——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这种“进化论生命主义”的，还要算他在《随感录六十三》里，对有岛武郎所提到的“爱”所表达的同感。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者！幼者呵！”接着，鲁迅又写道：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鲁迅对有岛所表达的同感，至今还打动着我们的心。现在，如果论及鲁迅跟大正时期生命主义的关系的话，至少可以说，与其说鲁迅跟中泽，还不如说跟有岛更为接近，这一点是无疑的。
（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创造社。鲁迅兄弟俩也几乎同样，即使回国后，还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文化界的动向，不断购读日本的杂志和书籍。鲁迅能看到《中央公论》上登的中泽的文章，这不足为怪。据铃木贞美说，田边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号）一文中，用“生命主义”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主义”。他说，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变成内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样的“生命主义”，鲁迅也承认。（三）“人要生存”当然，问题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在鲁迅的文章里，看不到中泽的那种把电子、放射能以及心灵透视都列入宇宙生命考虑的“生命主义”。不仅如此，中泽的文章，乐观而明朗，把自己置于生命一侧；而鲁迅的“生命的路”，在他的文章里，可算是一个例外，比较乐观，但不及中泽。在这里，表现出他虽是一位进化论的宣传者，但他自身对未来并不相信。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是相信进化和生命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和进化一侧。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王得后的新作也触及到了鲁迅的“生命本体论”。他认为，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⑥。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我想起了竹内好《鲁迅》一书的开头。他写道：李长之指出“鲁迅的作品都接触到死”，并以此“作为旁证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出人要生存这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念”（例如，《忽然想到六》里，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李长之这一观点“可谓卓见”。其实，生物学是鲁迅的基础教养之一，收录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前半部分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个个生活在黑暗的农村底层的主人公的死。知道了这些，再读一下下面引用的鲁迅的文章，就能明了鲁迅的生命观中有着中泽所没有的切迫感和现实意义。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要这样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里读到的鲁迅的生命观，跟宇宙论了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我们再看一下同年2月他写的《随感录四九》：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这种生命的“新陈代谢”就是当时的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生命是“乐天的”，鲁迅写道，然而我们却感到在他的进化论思想里漂动着悲哀。而且，鲁迅甚至连“进化”之可能也不相信，抗议阻拦“正当开阔的路”的旧思想和老人统治。正因为此，他还写了下面一段有名的文字：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正如历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一边。作为一个熟知“因袭”、属于“黑暗”一边的人，他想牺牲自己，来撑起“黑暗的闸门”，为青年的未来开道。——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这种“进化论生命主义”的，还要算他在《随感录六十三》里，对有岛武郎所提到的“爱”所表达的同感。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者！幼者呵！”接着，鲁迅又写道：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鲁迅对有岛所表达的同感，至今还打动着我们的心。现在，如果论及鲁迅跟大正时期生命主义的关系的话，至少可以说，与其说鲁迅跟中泽，还不如说跟有岛更为接近，这一点是无疑的。
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者！幼者呵！”接着，鲁迅又写道：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鲁迅对有岛所表达的同感，至今还打动着我们的心。现在，如果论及鲁迅跟大正时期生命主义的关系的话，至少可以说，与其说鲁迅跟中泽，还不如说跟有岛更为接近，这一点是无疑的。
“黑暗”一边的人，他想牺牲自己，来撑起“黑暗的闸门”，为青年的未来开道。——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这种“进化论生命主义”的，还要算他在《随感录六十三》里，对有岛武郎所提到的“爱”所表达的同感。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者！幼者呵！”接着，鲁迅又写道：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创造社。鲁迅兄弟俩也几乎同样，即使回国后，还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文化界的动向，不断购读日本的杂志和书籍。鲁迅能看到《中央公论》上登的中泽的文章，这不足为怪。据铃木贞美说，田边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号）一文中，用“生命主义”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主义”。他说，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变成内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样的“生命主义”，鲁迅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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