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游戏是媒介迭代浪潮下的天价宠儿 总裁的新妻?

第7卷第1期2007年1月;JOURNALOFHUNANMASSMEDIAV;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7No.1January.2007;娱乐化浪潮中的媒介文化;──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蔡雯;(1.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摘要]时下,娱乐已成为大众媒介的宠儿;[关键词]娱乐化;媒介文化;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
第7卷第1期2007年1月JOURNALOFHUNANMASSMEDIA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7No.1January.2007娱乐化浪潮中的媒介文化──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蔡骐蔡雯(1.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北京100872)[摘要]时下,娱乐已成为大众媒介的宠儿。媒介的娱乐化浪潮也标志着中国媒介文化的转向。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中,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本文在梳理我国媒介文化娱乐化演进历程的基础上,选取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视角,对传媒娱乐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关键词]娱乐化;媒介文化;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454(2007)01-0005-06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媒介文化娱乐化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时至今日,这股潮流势头不减。毫无疑问,与传统的刻板、说教式文化相比,娱乐文化呈现出更加明快的色调。它以轻松的姿态为人们提供快感。然而,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娱乐文化在迸发活力的同时,也无情地吞噬了某些东西。在这看似热闹的文化表象背后隐含着哪些危机呢?在此,笔者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阐释当前媒介文化娱乐化现象盛行的内在机制。动态演进:媒介文化的娱乐化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曾指出,人类在完成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使命后,尚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精力的释放,主要是娱乐。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变化,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传媒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也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早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赖特就曾将娱乐功能并列到拉斯韦尔的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中,构成传播学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而且明[收稿日期]2006-12-09确指出,娱乐功能是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中最为[1]显露的一种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娱乐性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本性,娱乐与传媒的联姻有其必然性。也由此,媒介文化的娱乐化问题浮出水面。何谓娱乐化?众所周知,“化”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转变、转化之意。依此推理,“媒介文化的娱乐化”考察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媒介文化逐步向娱乐文化过渡,逐渐转化到娱乐之维的动态历程。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就是娱乐因素在媒介文化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演进过程。我国媒介娱乐化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毋庸讳言,“转型”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其时,中国社会进入急剧的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在这股大潮中,我国的传媒体制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过去的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管理,即传媒开始走向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市场化道路。如果说“政治的”、“建构的”是80年代媒介的特定修辞,那么“经济的”、“消解的”就会被指派给90年代的大众传媒。从那时起,娱乐与消费等[作者简介]蔡骐(1966-),男,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蔡雯(1964-),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媒介发展与媒介文化建设研究”(编号:05BR32)的研究成果之一。-5-观念逐渐渗入媒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在报刊方面,从90年代前期,晚报发展进入提速期,到1993年,周末版、“彩版热”、“扩版热”相继出现,1995年国内第一张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引发大规模的效仿热潮,再到1996年,《羊城晚报》率先将文化新闻版改版为“娱乐新闻版”。一时间,娱乐新闻大行其道。随着娱乐化的扩张,其他新闻品种,如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法制新闻等,也逐渐被娱乐化。在电视方面,电视娱乐节目的类型和数量也急剧增多。从90年代初的《正大综艺》、《综艺大观》等综艺节目,到90年代末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类综艺节目,一直到当前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的迅速崛起,使一股强劲的“娱乐风”登陆中国电视界。在电视新闻方面,在世纪之交,以娱乐、休闲为主要内容,以演艺文化圈为对象的娱乐新闻也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此外,继2002年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开电视民生新闻之先河后,湖南卫视改版推出的《晚间新闻》,以娱乐的方式讲述新闻,被称为“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此外,娱乐影视片也纷纷面世,一时高潮迭起。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娱乐化信息更以惊人的速度传入千家万户。细心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媒介文化娱乐性进程中实则暗含了两条时有交错的路径:其一,娱乐性内容总体上升。其二,娱乐化思维向某些非娱乐领域渗透。如果说前者的表现是媒体娱乐性节目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话,那么后者则表现为本该严肃的内容也都逐渐娱乐起来,如新闻、政治、文化等。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闻界出现了“新式新闻”这一术语―――“in-fotainment”,该词是information(信息)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合成,它预示着新闻与娱乐融合的趋向。[2]在这股世界性的新闻娱乐化风潮中,中国的媒体破天荒地跟上了潮流:电视台竞相比乐,报纸纷纷争软。有学者总结,新闻娱乐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软新闻的激增和硬新闻的衰减;其二,大众媒介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力使硬新闻软性化。[3]今天,似乎任何新闻事件,只要它具备丁点娱乐元素,就完全可以被大众传媒策划、炒作成一道五味俱全的“娱乐快餐”。媒体表象所显现出的却似乎只是亲切、贴近或“无厘头”式言词而已,它无谓、无害且不无-6-娱人效果。综上所述,无论是接受“娱乐化”,为它的存在辩护,或是拒绝它、反对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媒介文化的娱乐化现象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种所谓“娱乐化”效应经过西方、港台和大陆的一系列迁徙,终于在2005年“超女”这里达到万众狂欢的高潮。然而,如此兴盛的娱乐化现象,其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当人们为娱乐文化在数量与规模上的壮大而欢呼雀跃时,媒介文化娱乐化的悄然质变又将带给我们什么?50多年前,美国人赫胥黎的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4]──会是娱乐化的魔咒吗?对此,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文化研究:意义文本的生产与消费众所周知,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强调导入符号学工具进行文本细读。在具体的研究中,文化研究学派主要关注文本意义的建构,以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及对意义的消费。由此可见,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关注娱乐化现象,就是将传媒娱乐产品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那么,为什么这类文本在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制造万众同欢的媒介奇观呢?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文本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文本?意义?话语首先,从文本角度看,诚如前文所述,在传媒娱乐化浪潮中媒介文本的显著变化表现为二:其一,娱乐文本数量的增加;其二,某些非娱乐文本的娱乐化。诚然,这两种显性变化在当下的存在不无其合理性。一方面,这是受众的需求使然。当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因而,人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现时的媒介文本的品种和数量比以前都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机会也由此增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媒介更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于是,娱乐文本的出场便被赋予合理性。不仅如此,较之某些说教式文化、宣传式灌输而言,娱乐文化总是以轻松、活泼的色调,为受众提供愉悦与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前大众文化的“反抗”与“进步”之势。由此,娱乐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走入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当然,对通俗文化的关注也是后者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某种意识形态,往往通过话语建构得以实现。娱乐文本也不例外。在娱乐化浪潮中,文本表面传播的是娱乐信息,但在本质上它传递的却是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当然,能被普通观众指认的意识形态是失效的意识形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量隐蔽意识形态“框架”的轮廓,使之达到自然化的效果。无庸讳言,娱乐文本以明快的色彩、华丽的布景、欢声笑语等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编织一个“快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平日“自我”与“超我”所要面对的现实世界早已消失殆尽,所有的只是享乐、快感与“本我”的宣泄。不仅如此,在“享乐主义”的号召下,媒体更在精心引导着“消费主义”的浪潮。比如,2005年的超女曾引发一股波及全国的“中性消费”狂潮:李宇春式的发型、周笔畅式的眼镜及中性的服装和饰品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此时,“中性饰品”的符号价值远远超过其使用价值。这种纯粹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炫耀需求和攀比需求),有时纯粹是为了满足占有欲的消费不免走到消费主义的一脉。可见,消费主义在打造中性时尚潮流时,把物质形式的商品消费,代之以符号意义的完成和满足,以诱导大众进行“非理性的消费主义狂欢”。不言而喻,在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背后,媒体、投资商、各路商家才是娱乐盛宴中蛋糕的最大分割者。也正是这些旨在牟利的社会团体,积极导演着时尚娱乐的来来往往。研究一个文本不仅要看它“写”什么,更要看它“不写”什么。如上所述,娱乐文本旨在以愉悦的姿态传递娱乐信息,在此表象下,更暗含着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兜售。不言而喻,当娱乐文本的数量过度时,某些严肃的社会问题便在这股娱乐化浪潮中摇摇欲坠了。娱乐化总是打着“受众需要娱乐”的幌子娱乐一切,企图让大千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卷入到娱乐的漩涡中。试想,对那些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人群而言,娱乐信息真是一种生存需求吗?不仅如此,在娱乐化的潮势中,如新闻、政治、文化等这些本该严肃的内容也都娱乐起来。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惊呼“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5]也许,这也是我国传媒娱乐化不得不提高警惕的地方。受众?快感?狂欢早期的传播理论认为受众是被动的,如“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在这些理论中,受众被描述为受其本能驱使的、人数庞大、缺乏教养、没有个性和独立见解的群众,他们不但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而且只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媒介的观点。但文化研究学派却持与之相反的态度。在该派学者看来,传播活动是一种文本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6]文化研究学派大师霍尔指出,对待媒介文本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受众可采取或完全接受的优先式阅读(preferredreading)、或部分接受的协商式阅读(negotiatedreading),或明知文本想表达什么却按自身的想法另行一套的反抗式阅读(oppositionalreading)。霍尔模式中强调受众积极主动的乐观精神由美国学者费斯克承袭,而后者更将受众的能动性进一步放大,并走上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声称,受众可以自行由自身的文化来建构文本意义,并从中得到快感。“意义和乐趣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力进行阅读时产生。被统治阶级的乐趣在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或反抗,或独立,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7]无庸讳言,在多元化社会中,受众的价值取向也逐渐多元化、个性化。因而,不同的受众对娱乐节目的解读便是见仁见智。仍以经典案例为例。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被视为“全民娱乐运动”,并制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次奇观性事件。文本解读实践表明,文本具有明显的多义性。在这多元释义中,有学界及央视名人等精英集团的集体炮轰,称其为低俗或恶俗;有民粹主义者的引吭高歌,称其为娱乐领域的民主运动;更有无数民众的狂热追捧,视其为“庶民的狂欢”。即使在内部也有着不同意义的建构,如李宇春的“帅气”,周笔畅的“爽朗”,张靓颖的“阳光”等等。总之,一个文本,多元解读。《超级女声》不-7-“享乐主义”《超级女声》《超级女声》“粉丝团”是被“消费”,而是被“生产”;作者的意图被悬置了,只有意义的“延异”(difference)和“撒播”(dis-semination)。[8]费斯克认为,文本能够流行的原因在于,“它必须允许阅读中存在大量的文化差别,因而必须在符号中留出相当大的空白,以便亚文化可以用来协和,来形成他们的意义,而不是发行人想提供的意义。”[9]受众的能动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娱乐化意识形态的传播。不过,受众的主动性也被过于夸大了。毫无疑问,娱乐文本期望带给观众以快乐。但当“娱乐”演变成过度娱乐的“娱乐化”时,“快乐”也将由此转化为“狂欢”。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的规则的颠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如益智类、真人秀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它们为受众提供了一种颠覆常规秩序的新鲜生活,从而使备受压抑的生活快感得以释放。如曾引起轰动的电视男人秀节目。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的机会,那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娱乐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观念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罢了。[10]事实上,除了产生麻痹作用外,狂欢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人们沉迷其中而不自觉,这对社会无疑具有危害性。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意义的建构和解构,以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等视角出发解析了传媒娱乐化现象。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8-派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政治与经济的制约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媒介商品化作为研究起点,着重关注政治与经济力量对媒介传播的制约。由此可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来审视传媒娱乐化现象,首先须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媒介机构上,将它看作是创造利润的经济组织(当然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其次,要理清政治、经济等社会权力体系是如何影响娱乐文本的生产及流通的。最后,审视大众传媒娱乐化将由此给公共利益、社会民主等造成怎样的影响。政府?市场?媒介以传播政治经济视角审视中国传媒娱乐化现象,首先须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媒介机构上,将它看作是创造利润的经济组织。众所周知,中国媒体长期以来的一项中心使命就是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直至90年代,伴随社会转型之大势,作为“春天的故事”之组曲,中国传媒才开始大规模地走上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传媒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自由的伸展扩张的机会。不过,当前我国传媒体系仍是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作为权力的媒介出演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角色,以及在激烈竞争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这是大众传媒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上世纪90年代娱乐化浪潮的高潮迭起,归根结底,来源于大众传媒对市场利润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化策略是媒介主管在回避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机构迫于经济压力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在强化政治控制的同时,以最大限度的宽容为媒介的创新提供空间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中国传媒娱乐化是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协商与协作的产物。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媒介娱乐文化在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将受到政府力量的制约。这意味着媒介娱乐文化并非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它仍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如曾经红极一时的娱乐电视剧《流星花园》被停播的事件便是一个精彩的注脚。由此可见,市场逻辑和政治力量的深刻纠葛与冲突,便将娱乐节目制作者推向了传媒体制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也成就了极富“中国(大陆)特色”的娱乐文本。在娱乐效果上,既抱怨国内娱乐节目不能达到港台水平;在道德和价值观上,却又不能允许国内电视等同于境外电视。诚然,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传媒娱乐化获得其合理性的存在。并由此建构起带有积极意义的话语体系,如它实现了对受众视听经验及需求的多元化满足;提高了大众传媒的经营活力,从而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缓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同时,不无乌托邦色彩的娱乐现象构成对现实的质疑和代替等等。但是,随着传媒市场化道路的愈行愈远,媒介文化娱乐化的弊端逐渐彰显。尤其是它对公共利益、社会民主的潜在侵害,引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关注。具体说来,问题的症结集中在文本、受众及阶层等三个方面。文本?受众?阶层首先,从娱乐文本角度看,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化不仅使媒介文化走向世俗化、生活化、享乐化,也使传媒内容逐渐低俗化与同质化。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民生新闻为例,有些民生新闻为了尽可能地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在电视行业里,收视率的每一个百分点都代表着为数不菲的广告收益,因此,收视率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为了吸引观众,人们制作收视率取向的新闻去奉承、取悦观众,而不是去告知和启发观众。”[11]另外,当前的娱乐文本也走向同质化。毋庸讳言,在现代大众社会中,绝大多数媒介文本其生产动机都是商业性牟利,这就决定了生产者关注的是吸引大量的受众,从而通过随之而来的销售或广告获利。在这种商业动机下,生产出来的媒介文本不过是各种流行因素的“拼凑”。美国学者弗罗姆曾提出“同质消费者(homoconsumens)”的概念,认为20世纪的工业主义经济造成受众消费需求趋同的性格类型。“这种性格类型一旦形成,也会影响经济并使不断增加的满意度原则看上去是合理的、现实的。这样,当代人就会产生对消费的无限渴望。”其次,从受众角度来看,与文化研究学派相反,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坚信,以市场为导向的传媒娱乐化造成受众权利的沦丧: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再从消费者沦为被出售的商品。毋庸赘言,传媒娱乐文化的大行其道严重挤压了时政新闻、社会教育等电视节目的播出空间,由此也严重削弱了受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等公民权利。不仅如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开创者斯迈思提出的“商品受众论”更是将受众的被动推向了极致。他指出,商业媒介表面上生产的是一些新闻娱乐节目,但事实上这些节目只不过是媒体具有“钓饵”性质的“免费的午餐”,其目的是把观众吸引过来,然后再把这些受众,更准确地说是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斯迈思进一步论说道,受众由于花费他们的空闲时间来阅读媒介,事实上他们是在为广告商工作。也就是说,受众在消磨时光的同时也在为大众媒体创造着价值。受众所创造的这部分“剩余价值”,在广告商付给媒体广告的附加费时得以实现,但它却被大众媒介无情地剥夺了。于是,斯迈思得出推论,全部的商业广播电视及报纸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受众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上。再次,从公共利益方面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犀利地指出,传媒娱乐化加大了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的差距,使弱势群体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众所周知,广告收益成了改革后媒介机构的经济支柱。与此相应的是,广告主往往依据媒介拥有受众量的多寡来进行其价值评估。广告主需要特定的目标受众消费商品,媒介同样需要相应的接受者来增加广告收入,因此,媒介会不自觉地把内容定位于能够吸引最大量的顾客并赚取最多的广告收入的内容上。当今中国传媒风行受众定位的策略,从理论上说,受众市场的细分有助于不同阶层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但事实上,媒介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到“强势群体”与“主流人群”身上。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需求=人口+购买力+购买意愿。[13]这个公式已清晰地解释了媒介的行为逻辑,因为失去“强势受众”就意味着损害了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如今的娱乐媒体上充斥着各类明星、富豪等显要阶层的花边新闻,而下岗工人以及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这些“小人物”的信息需求已被边缘化了。另则,以提供视听快感为宗旨的娱乐文本,从总体上说,对现实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有利于现状的维护,有利于政府的垂直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9-[14]意味着满足。”它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参考文献][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4.[2]周宪.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J].国外社会科学,1999,(2).[3]马峰,路宪民.西方新闻娱乐化现象成因浅论[J].新闻2003,(夏).大学,[4][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2004:1.出版社,[5][美]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2004:27.出版社,[6]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ions,2002:62.[7]鲁哲.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费斯克<电视文化>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8]刘自雄.透视电视娱乐的文化“母题”与叙述策略――<超级女声>的叙事话语分析[J].新闻大学,2005.(冬).[9][美]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M],转引自吴士余主编2001:144.《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0]蔡骐.仪式?性别?狂欢―――电视男人秀的文化解读[J],中国女性主义,2005,(春季号).[11]里查德?科恩.新闻公司化与利润最大化[M].国际新闻界,2001,(2).?博伊德-巴雷特等编,汪凯等译,媒介研究的[12]奥利弗进路[M].新华出版社,2004:238.[13]李晓明.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与功能定位[J].学术交2003,(5).流,[14]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135.作用。然而,对问题的视而不见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的不存在,传媒娱乐化在回避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回避了对改善下层民众生活状态的努力。对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诉诸公共权力的干预,呼吁政府部门对传媒布局进行宏观调控,对传媒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综上所述,“娱乐化”如今已成为我国媒介文化中的重要景观之一。笔者探讨了在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种学理观照下的我国媒介文化娱乐化现象。最后,笔者想用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来进行总结。费斯克认为,在电视节目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存在“金融”与“文化”两种经济。他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快感,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如果说“市场规则”是电视金融经济的座右铭的话,那么“寻求快感”就成为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这样看来,由广告商、媒体与受众构成的利益链条中,三方均各获其利、各得其所,并共同出演了一场握手言欢的喜剧。也许正是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促成了今天传媒娱乐化现象的产(责任编辑足义)生。TheMediaCultureintheTrendofEntertainmentCaiQi,CaiWen(CommunicationColleg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Abstract:Entertainmenthasbecomethefavoriteofmassmedia.TheentertainmenttrendofthemediasymbolizestheculturalturnoftheChinesemedia.Inthepresentcircumstance,howtounderstandthisphenomenonisworthyofbeingstudied.BasedoncombingtheevolvingprocessoftheentertainmenttrendoftheChinesemedia,thispaperreflectsthephenomenonfromtheper-spectivesofculturalstudyandcommunicationplutonomy.Keywords:entertainment,mediaculture,culturestudy,plutonomy-10-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生活休闲娱乐、各类资格考试、行业资料、高等教育、应用写作文书、94娱乐化浪潮中的媒介文化_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解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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